彻底批判魏巍支持萧衍庆炮制的反动小说《双水峪》 [复制链接]

        正文:

        评萧衍庆的反动小说《双水峪》

     吴 承 思

     放在我们面前的这部百万字上下卷小说，叫《双水峪》，是《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现任会长萧衍庆用了25年时间精心写成并于2000年12月出版的自传体小说。
     大约在2002年，此书刚出版不久，我就得到了一套；当时顺手翻了翻，感觉此书象个万花筒，既有对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衷心拥护，又有对毛泽东革命路线的某些肯定，既表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拥护，又有对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怒气冲天的刻骨仇恨。在阶级社会里，任何文艺作品都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在阶级斗争日益激烈炽热化的今天，作者到底是在歌颂什么、批判什么呢？真是令人一头雾水。资本主义复辟后几十年来，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以各种形式、各种手法地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漫骂、造谣、诋毁、攻击、歪曲，铺天盖地、汗牛充栋，早已经司空见惯了，所以对这么个万花筒小东东，实在没兴趣去看里面的西洋景，没有给予特别的注意，就塞到一边去了。

      我对这本书的重新注意，是因为该书作者萧衍庆这些年成了打着“毛泽东旗帜”的“三中全会派”圈子里特别活跃的人物，这些年他用“澄宇”等一系列网名发表了大量文章，向他们原来笼络的那一伙人发号召、下指令，让人感到在京城好象成立了个萧氏万花筒广告公司，象他的《双水峪》一样，在被统治阶级边缘化的小小所谓“左派”摊子上彩旗飘飘了。

     萧衍庆所以能在京城所谓“左派”小摊子上闹哄得沸沸扬扬，是直接得到当今大名鼎鼎的被一些人吹为“当代鲁迅”、“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无产阶级大文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毛泽东继续革命的伟大战士”、“无产阶级左派领袖人物”、“伟大的革命导师”、“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魏巍的鼎力抬举。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从萧衍庆在许多资料里透露的，长期以来，魏巍一直对他耳提面命地培养和提携，他也一直把魏巍作为“恩师”和“登梯”而仰仗。据萧衍庆表明，他这部2000年12月出版的《双水峪》便是在魏巍指导下写出的，并且最后出版时魏巍还给他题词推介。萧衍庆则知恩图报，在自己的几乎所有文章里，包括在《双水峪》里，都要饱蘸笔墨深情地对自己的“登梯”歌颂吹嘘一番，按照魏巍对他的“教导”来作文章，在文章里宣传魏巍的“教导”和“思想”。他笔下的“革命老人”几乎成了对魏巍的专用名词，有时候甚至吹到了令人肉麻的地步。在萧衍庆的文章里，哪个是魏，哪个是萧，几乎到了魏萧不分的地步。他在这本书里塑造的“路武”部长，便有魏巍的许多形象和观点。魏巍经过长期培养和考验，认定了萧衍庆对自己的无比忠诚，便在晚年把自己担任了几十年的《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会长直接传给了萧衍庆，并且指导他写出了《毛泽东的“珠峰”》，该书出版时，又把魏巍褒奖此书的信放在前面。特别是《一位革命老人对未来革命的几点思考》，人们几乎分不清到底是萧衍庆的还是魏巍的，萧衍庆俨然成了魏巍的代言人和政治继承人。

      那么，这个萧衍庆和他的“恩师”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到底是在宣传什么呢？

     由于萧衍庆和他的“恩师”魏巍等人，都是一些老写手，都精通“编剧”，也都善于“演出”，要把他们的真实思想和立场显露出来，要把他们的真正底细探清，还真需要一番清洗和分析的工夫。于是，我就不得不把塞到一边的这本《双水峪》重新拿出来端详一番。虽然知道这会是一颗奇酸无比的青梅果，我也不得不用几颗残缺的老牙，再来啃一啃。

     有道是，有比较，才有鉴别；不读不知道，读了惊一跳。
     萧衍庆在此书后记里说：“文学家叫：‘不能宽容那段历史。’我当然不是宽容，而是想沙里澄金。”（见1235页）魏巍在为此书的题词中说此书“这是一部富有启示意味的小说。作者的亲身经历和世界观都是可贵的。”（见扉页）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萧衍庆在他的“恩师”“毛泽东继续革命的伟大战士”指导下写出的此书是怎么样“不宽容”那段历史，他是怎样“澄金”，他的“经历”和“世界观”到底启示了什么吧！

      一  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是在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进行长期、激烈、复杂阶级斗争的结果，是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在更广阔的领域特别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更加深刻、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开始。和在夺取政权过程中一样，这种斗争同样必然会在共产党内反映出来。作为这种反映，从1956年后，在中国共产党内就开始形成了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在民主革命时期混入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等各种阶级异己分子和资产阶级民主派为主要成分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与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相对抗，千方百计阻挠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行。毛泽东主席在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开展这场激烈复杂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功地开展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特别是建国后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部历史，尤其是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完全可以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与从1956年就开始形成的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路线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历时最长、最为激烈、最为严重的一场斗争。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党内资产阶级，是混进中国共产党内为害最烈、为害时间最长、势力最大、造成的后果最严重的最凶恶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所以如此，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资产阶级司令利用党在建国前后面临的夺取和巩固政权的一系列迫切重大历史任务，利用了党领导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在党内经营的时间最长，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思想和组织体系。正是这个体系，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文革前十七年中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重大战略任务，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当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冲垮后，他们又大都装死躺下、等待时机、以求一逞。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他们曾妄图借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后的机会卷土重来，大刮右倾翻案风，否定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主席逝世后，由于中国共产党失去了她成熟的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核心，这个党内资产阶级便煽动策划反革命政变，马上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打翻在地，进行以改革开放为名义的资本主义复辟，从而把中国演变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最反动最腐朽的一部分。

     在中国已经完全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几十年后，萧衍庆在《双水峪》中口口声声“社会主义命运问题萦绕在我的心中”（见1235页），要总结文化大革命（见1223页），但在精雕细刻了25年的这本洋洋百万言专门描写文化大革命的小说中，对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体系对中国革命极为严重的破坏，对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领导下对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进行的斗争，竟然一字不提！！

     那么他在全书中描写了文化大革命的什么呢？
    《双水峪》从1971年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批判开始，到邓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结尾，以北京市门头沟郊区双水峪生产大队为主背景，从这个生产大队一直写到北京市委甚至一直到中央，描写这个时期和范围的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场激烈复杂的斗争。他怀着“愤怒”在这部小说里刻画的反面批判对象，完全是以聚集在所谓林彪反党集团路线下的从中央的江青、张春桥一直到双水峪的造反派，围绕着这些人从“造反起家”一直到邓小平重新上台后的被镇压肃清而展开描写。他把这些人描写为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者、阶级敌人和错误路线，把这个过程描写为文化大革命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全部。而对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路线呢？一字不提。

     萧衍庆虽然一字不提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反动路线，但他的阶级和路线观念又是十分鲜明的。在他的描写下，从文革前的旧北京市委的老市委书记到文革中后期又官复原职的“郑书记”、市委的部长路武，到公社书记梁国栋、副书记史天宇、到双水峪基层的书记杜春山、大队团支部书记佟丽枝、一直到文革初期的“铁杆保皇派”齐卫东，都是高大全的共产党的“好干部”。既然这些领导干部都是那么的好，就根本没有必要搞文化大革命，根本不必要发动群众起来革命造反，是“造反无理”，造反的当然也就是要翻他们的“共产党”的天，当然就是“反革命”了。另一方面，他把那些向这些人造反的相对立的所谓革命造反派，从杨有智到从市里下放到公社的造反派头头李步林，在文革前期都是执行所谓林彪路线，在林彪垮台后又执行他多次直接点名提到的“新左派”人物、“中央首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路线的。他所要鞭鞑的敌人就清清楚楚了。从小说的这条主线，我们就可以看出萧衍庆的用心了，他是在为混进中国共产党内为害最烈、为害最长、势力最大、造成的后果最严重的最凶恶的刘少奇、邓小平这一小撮党内资产阶级翻案。

     这一点，还可以从书中描写的其他一系列事实中做证明。
     文革前的旧北京市委，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长期经营的最顽固、最重要的堡垒，也是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文化大革命中首当其冲批判摧毁的敌人阵地，作为在这个旧市委工作多年的机关干部，萧衍庆当然十分熟悉，但是，对于这个堡垒推行的路线和罪行，他一字不提。
     在萧衍庆的描写下，从旧北京市委到双水峪的各级领导干部，从旧市委的市委书记到公社书记、大队书记，从部门干部到一般工作人员甚至基层团支部书记，个个都是十分完美的共产党员的高大形象，都没有执行过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和旧北京市委的资产阶级路线。
与之完全相反，从北京市区里一直到双水峪大队里，从文革初期涌现出来的与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反动路线坚决揭露斗争的革命造反派人物，在萧衍庆的描写下，个个都是头顶长疮、脚底流脓、满肚子坏水、其坏无比的阶级异己分子、野心家、流氓、政客，其攻击手法无所不用其极。

     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四年的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在革命和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他也一字不提，而是描写为坏人当道、好人受气的“黑暗”、生产受到破坏“减产”而进行控诉和彻底否定。

     最能直接表现萧衍庆上述政治态度、鲜明地显露他妄图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的用心，还可以从书中另两处描写得到确凿的证明。
他在《双水峪》中有这样一段话：杨立伦（这是萧衍庆在《双水峪》中描写的自己的形象——本文作者注）说：“这可是一位老同志，五十多岁，头上也添了白发，原是一位首长的政治秘书。首长被首当其冲打倒了，他也跟着吃了不少苦。但他很坚强，读的马列有几箱子，摞起来也比我高。在干校，活那么累，他也没有放下书，每天坚持看三个小时。”（见100页——101页）
     萧衍庆在这里指的那个“被首当其冲打倒”的“首长”是谁呢？这个“首长”的“政治秘书”又是谁呢？请看曾长期任刘少奇政治秘书的邓力群在他的自述《十二个春秋》里叙述的自己在五七干校的经历：“除了挨批斗以外，我总是抓紧时间读一点书。书有限，就反复读。主要读哲学书籍。我在干校五年，每天晚上大体上争取读三个小时书。五年下来，确实读了我过去想读而没有读的许多书。我去干校时带了五大箱书，比谁带的书都多。”（见《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
     联系萧衍庆一贯紧跟并吹捧、死保邓力群的经历，完全可以肯定，他这里为之鸣怨叫屈的“被首当其冲打倒”的“首长”和他的“政治秘书”，就是指的刘少奇和他的政治秘书邓力群。这不是露在大马路上的一只狐狸尾巴吗？

     请再看，在书的结尾部第1227页，他对邓小平重新上台的消息是这样描写的：
     他（路武——本文作者注）说：“毛主席关于接班人，最近有了新的考虑。你猜是谁？”
     梁国栋（公社书记——本文作者注）一楞：“不是那几个‘新左派’（指江青、张春桥等——本文作者注）？”
     路武厌恶地说：“毛主席不会给他们的。”
    “那能是谁呢？”梁国栋像小孩找答案，双眼巴眨着。
     路武一字一顿，说出：
    “邓——小——平！”
     这三个字像开心的钥匙，像石破天惊的轰响，惊喜得梁国栋双手一合，拍个脆响。他走到窗前，看雨后的蓝天，阳光明媚，云采飞扬，万里晴空，百鸟齐鸣。

     这本书作者是2000年4月16日杀青的，此时，邓小平带领他的原来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体系的老班底，以总设计师、总指挥的身份，以改革开放为名义的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已经23个年头了，邓小平在他的老帮伙叶剑英策动华国锋发动反革命政变后重新夺回失去的权力而变本加厉地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早就大白于天下几十年了，萧衍庆仍然掩盖不住他当年对邓小平上台喜出望外的渴盼之情和希望。这是什么之情？这是什么希望？联系他在书中别有用心的编造和蛊惑人心的描写，他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妄图翻案的司马昭之心，还要多用一个字来揭露吗？他在这场已经23年的资本主义复辟中的角色不就十分清楚了吗？

          二  编造谎言恶毒污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革命造反派

     毛泽东总结了国内外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于1962年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种危险主要来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1964年底，他第一次明确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在与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实践中，一直在探索“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在1966年，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由于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体系和路线经过长期经营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势力，由于当时这种阶级斗争形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需要，必须依靠当时共产党员中和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中比较理解毛泽东继续革命路线的先进分子，重新组织起来，向新形势下的最危险的阶级敌人发起进攻。这是贯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路线的组织保证。于是，适应这个新形势下革命新任务的需要，在当时共产党员和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中涌现出一大批勇敢地带头“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揭露批判斗争的先进分子——革命造反派。

     革命造反派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他们一出现，就得到了毛泽东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支持。毛泽东在1966年8月1日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信表示“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表示了对革命造反派的坚决支持。他在五天后1966年8月5日又亲自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亲自带领向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造反。完全可以说，毛泽东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总司令。广大革命造反派与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路线、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们是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结合起来能够贯彻执行的组织保障。正因为如此，这个新生力量一诞生，就成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国内外资产阶级的眼中钉、肉中刺。

     让我们看看革命造反派在十年文革中惊心动魄的血与火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经历吧。在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烈火刚开始点燃时就遭到镇压，在半年后一月革命风暴刚取得初步胜利后的“二月逆流”里又遭到镇压，在1967年夏天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的洪流受到腥风血雨般的打击，在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后的清理阶级队伍时很多地区的深挖五一六，到文革后期由靠欺骗重新上台的邓小平导演的右倾翻案风，一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马上发生的反革命政变和党内资产阶级正式上台、全国全面资本主义复辟的改革开放，在几十年里不断受到的斩草除根般的轮番打击。那些顽固反对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党内资产阶级，时时刻刻都在利用各种可能利用的一切机会，把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造反派镇压下去，随时都妄图置于死地而彻底消灭掉。在时刻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眼里，革命造反派成了洪水猛兽，成了他们的心腹大患。这毫不奇怪，先进阶级开展改造社会的革命斗争，一个是靠正确路线、一个是靠组织起来贯彻这条路线的人，两者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就是这样两者结合起来的产物。完全可以说，对待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继续进行革命的革命造反派的态度，始终是十年文革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焦点，是是否真正拥护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试金石。

     那么，打着拥护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萧衍庆，是怎样看待革命造反派的呢？
     萧衍庆在他的《双水峪》里描写的革命造反派，不论是骨干还是一般群众，就几乎全是反面角色。他怀着对革命造反派的满腔的阶级仇恨，用他从北京大学中文系学来的描写反面人物的本领，把革命造反派描写成在所谓林彪篡党夺权路线下的一个个头顶长疮、脚底流脓、满肚子坏水、其坏无比的阶级异己分子、权欲熏心的野心家、阴谋家、罪恶累累丧尽天良的杀人犯、下流成性的流氓、两面三刀的政客、极端个人主义分子、恶霸、官迷、色鬼、好吃懒做，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凡是一般人民群众痛恨的应该贬击的丑行，都被他用来描写这些人了。一句话，萧衍庆把革命造反派描写成了中华民族的丑类。

     让我们来看看萧衍庆是怎样描写的吧。
     萧衍庆在书中努力着墨刻画的双水峪村主要造反派人物叫杨有智，是一个年少时就有过通敌行为、文革中妄图为他在解放前有过变节行为后在‘四清’中下台的父亲翻案的下放干部，是一个以大队革委秘书身份操控双水峪的“比造反派还造反派”（见148页）的其坏无比的坏人、阴谋家、杀人犯、阶级异己分子。双水峪村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望台湾，盼蒋贼”的地主分子蔡廷哲“把变天的希望寄托在杨有智”身上，蔡廷哲“活着的时候，像一根皮管子插进他（指杨有智——见765页）的后脑勺，向他灌输这些古玩艺儿，使他成为封建势力的代言人”。杨有智一方面听命于地主分子蔡廷哲，另方面又以市里造反派头头李步林为直接后台，在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张春桥这些所谓“新左派”势力下，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双水峪干尽了坏事，发生的所有坏事几乎都是此人策划所为，是一个完完全全的集丑恶之大成的反派人物。
为了衬托革命造反派的“坏”，萧衍庆又着力刻画了双水峪文革开始被批判打倒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杜春山，把杜春山描写成一个始终听毛主席的话、对党忠心耿耿、大公无私、作风正派、密切联系群众、热爱劳动、很有工作能力的人，从文革开始被打倒一直到1971年整整四年靠边站，受到杨有智的造反和迫害。但是由于萧衍庆心里有鬼，对于杜春山在文革前和文革初期到底有没有执行旧北京市委推行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这条路线是拥护还是反对，一字不提。他刻画的这样好的领导干部在现实中是根本不存在的，他是利用刻画杜春山来为党内走资派喊冤，为恶毒攻击革命造反派服务。

     约略统计了一下，萧衍庆在这样一本书中，赤裸裸地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革命造反派、为走资派歌功颂德鸣冤叫屈，竟不下200多处，充满全书，俯拾皆是，其语言的激烈，反映了他仇恨的激烈。

     除了前面已经引述的外，让我们再随手挑出几处萧衍庆的描写，来看看他对文化大革命和革命造反派的不满和仇恨。
对文化大革命，他是这样描写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一九六六年的十二月，几个回乡的知识青年给大队党支部书记杜春山贴了一张大字报，批判他在工作中“推行了前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老实说，写大字报的人并不明白什么是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只是照猫画虎，依葫芦画瓢，看见报上这也放火，那也开炮，又见这个村一张大字报打倒了村支书，那个队一张大字报就能勒令队长靠边站，他们一回到双水峪，就照着样子折腾起来了。（见22——23页）

     他借佟丽枝在1971年的话说：“文化大革命这几年真是一潭浑水，好人成坏人，坏人成好人”。（见94页）“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炮打，那炮打，各村的一把手全都打倒了。……一夜之间，他们都变成了敌人。现在看，全都打错了。”（见126页）

     他妄图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就必须为刘少奇叛徒集团翻案，攻击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抓叛徒的革命行动，他借公社党委书记梁国栋的话说：“文化大革命以来，抓叛徒成风。我就疑心，我们这样一个好的党，怎么一下子出了这么多叛徒？林彪的面目一暴露，清楚了。原来是真叛徒想借群众的手，搞真正的革命者”。（见356页）

     借杜春山叙述文化大革命前四年：“四年了，……面临过那么多的黑暗……当一把手的，全都如此……特别是他看到党中央那么多的老革命都被风暴席卷着”。（见281页）
     对于他所最为痛恨的造反派，他是这样描写的：（在杨有智和杨立伦谈话后）这种教训人的面孔、语言，好象天上的冰雹，城里、山村一个样。从机关造反派那里，从工宣队、军宣队那里，他都领教过。（见49页）

     借李步林回顾文革初期他们北京市的一个造反司令“占山为王，急着弄几个女人鬼混”（见219页）

     借佟丽枝的话：“挨批的人不一定都就恨文化大革命，不挨批的人也不一定就都拥护文化大革命。挨批不挨批，不是区分好人坏人的办法。有些人像是拥护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借文化大革命实现个人野心。”（见19页）

     借生产队社员群众的话说造反派“实际上是歪嘴和尚念经。说穿了，根本不是替社员着想，老想着他们造反有功。他们的功越大，社员们吃的亏就越多。”（见42页）

     借官复原职后的公社党委书记梁国栋的话说“一些人借着文化大革命，私欲膨胀，权欲熏心，明里暗里干起违反群众利益的坏事。”（见404页）

     借市里造反派头头李步林的媳妇的话说李步林：“爱说大话不脸红，野心勃勃往上爬，没得梯子也敢上。“（见757页）

     借一位老太太的话说公社里另一个造反派头头陈闻月：“是个官迷，顾名不顾家”（见1023页），还描写这个陈闻月“滥用群众专政威力”为私利逼人“在自家房梁上悬梁自尽”（见975页）。

     借双水峪有威信的基本群众韩巨山的话说：“依我看，这号人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家伙。他成天价说别人‘走资’，兴许他就在‘走资’呢！”（见59页）
     即使对于北京市区居民群众里的造反派，萧衍庆也不放过，他直接描写：“再看看造反妈，一付势利眼，小市民派头。”（见904页）

     借旧北京市委印刷厂排字工人刘珍的话说：“混进革委会的坏蛋，利用工人的造反情绪，把矛头指向你们，我们就是不相信。……有些人就是想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好象只有不顾事实，把别人打成反革命，才能证明他是革命的。这种人，我看都是官迷，跳得高，栽得重，没有好下场。”（见903页）

     萧衍庆这样直接评价他所刻画的两个主要造反派人物杨有智、李步林：“他们看起来是‘拜把兄弟’，实际上已经深深地打上了新的阶级烙印。这就是利用文化大革命，培植个人的野心。不同的是，杨有智带有强烈的阶级复仇色彩，而李步林则是新生的。”（见759页 ）

     借李林山的话说：“过去的敌人是地主老财，现在的敌人是戴红帽子的家伙。”（见1056页）萧衍庆在《双水峪》里刻画的“戴红帽子的家伙”全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参加过造反的人，他这句话就等于是说：过去的敌人是地主老财，现在的敌人就是那些起来造反的人。

     在萧衍庆的这部小说里，有一个唯一支持造反派的基层干部、双水峪大队原支部副书记韩守秋，他是这样描写的：“敢干错事、坏事”，刚土改完就与地主女儿“眉来眼去”，“多吃多占，化公为私”，包庇“贪污盗窃”，对给他提意见的人，“敢打击报复，腊月寒天，让人跑在雪地上的炉灰渣上，直到淌出鲜血”，“为他捧场的人，他视为心腹，变着法儿授之以利。文化大革命，他又拉队伍造反，全面夺取了双水峪的党政领导大权。”（见221页）。借被韩守秋逼得上吊自杀的小舅子陈老栓说：“你韩守秋就是双水峪的新地主、新资本家，就是林彪一类人物，是劳动人民的死对头”（见1189页）；借官复原职的公社党委书记梁国栋的话说韩守秋：你“对党不满，借着文化大革命，树起了造反的旗号，你造谁的反？林彪一伙散布的反动思潮，浸透了你的灵魂。”（见407页）

     对于造反派的基本群众，有一个叫“黑蛋”的，被萧衍庆描写成了一个十足的流氓、无赖、心狠手毒、坏事做绝的打手（见1136-1137页），是个能“一气之下拿被褥”把自己的亲生的父亲“捂死”的“丧尽天良的人”（见970页）。

     为了把造反派描写成“新走资派”，萧衍庆秉承他的“恩师”直接传给他的创作手法“要有最大的不老实”，用凭空编造的手法把刘少奇、邓小平早先和复辟后鼓吹的著名谬论都戴在造反派头上了。例如：“杨有智说了，要吃小亏占大便宜。”（见1068页，这是刘少奇的名言，在文革中被革命造反派曾彻底批判——本文作者注）杨有智寻思“要变双水峪，先要变人心，把集体的观念打散，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户，经营几年，有了富户，土地往富户名下集中，多数人变成富户的雇工。”（见1182页，分田到户搞单干是刘少奇、邓小平在文革前的老主张，也是在文革中被革命造反派批判过的，在改革开放资本主义复辟后被邓小平彻底实现——本文作者注）借杨有智的话，把在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一伙别有用心鼓吹亚洲四小龙的话都加在了造反派头头身上：“听步林说，香港、台湾都比大陆搞得好，南朝鲜也比北朝鲜搞得好。”（见1183页）他还甚至把造反派描写成孔孟之道的信徒。（见470页）

     在萧衍庆塑造描写的众多人物中，勉勉强强能算得上参加过一点点所谓“造反”行动而作为正面人物描写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文革前双水峪大队党支部书记杜春山的爱人、当时的大队团支部书记佟丽枝，这个人文革初期顺着潮流勉强参加了批判他丈夫的行动，但是她一直对批判她的丈夫十分不满和仇恨，她是采取把自己的真实政治态度隐藏了起来的两面派手法，有“大丈夫能伸能屈”的“气量”， “可眼下，人家看透了形势，来势有多猛，人家就是不乱方寸，也不和他们硬顶。有话咽到肚里，不到时候不说（见1164页）。为此，她用“假分居”的手法作为“救春山的一个长计”（见28页），暗地里给她挨批判、靠边站的丈夫撑腰打气，与文化大革命相对抗。她在参加革命造反派的活动中，对革命造反派的行动能阻挠者就阻挠，不能阻挠者就搅合进自己的私货，不能阻挠不能搅合者则顺着，等待时机，渴盼着她丈夫的东山再起。她吐露自己的心迹说：“我现在是在心里修水库，酸甜苦辣辛，我都往肚里咽，将水库装的满满的，待势而放。一旦形势来了，看我给他们放水”。（见1208页）另一个就是当时村里的青年李林山，此人在文革初期跟着“造反以后，当了革委”，但很快就“转了立场，不再折腾杜春山”（见88——89页）“保护过杜春山”（见816页 ），拜在佟丽枝的旗下，完全听命和服务于佟丽枝和杜春山。

      萧衍庆编造大量谎言攻击了从北京市里一直到郊区基层生产大队的革命造反派，还不解他对革命造反派之恨，他还把攻击矛头直接对准了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里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力量。如果说他塑造描写的基层革命造反派形象和文化大革命过程完全不符合当时的基本历史事实的话，那么，他对江青等人的攻击就是完完全全的造谣了。请看：
      他这样直接点名造谣攻击江青的：“恶语中伤孙中山，下令要封闭他的陵堂”，“看见一个售货员慢待了她，就勒令支部书记要查这个人的出身、历史”“乱施淫威，胡作非为”。（见655页）“最近竟然在主席那里闹，伸手向主席要稿费，加重主席病情”（见657页）
“‘九一三’事件以后，江青一直处在惊魂不定之中。她和林彪反党集团的关系太密切了，就在林彪摔死的前几天，她还为他精心照了一张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登在《人民日报》上，欺世盗名；林彪一死，这个罪证使她‘像吃了苍蝇一样’，欲吐吐不出，想咽咽不下。至于在住所里和林彪反党集团暗来暗往的事，身边的服务员那个不看在眼里。她想杀一儆百，封住这些人的口，以使她的尾巴不至于过早地露出来。”（于是萧衍庆就无中生有地编造了一个江青无端陷害迫害一个中央机关服务员而被毛主席、周恩来、汪东兴制止的故事——本文作者注，见867页）
     “这位首长在文化大革命中，随着个人地位的升迁，个人野心也在膨胀。她看林彪是指定接班人，就频频暗送秋波，林彪倒台以后，她则以取而代之的姿态出现。相反，对毛主席的家庭感情也发生了变化。她心胸狭窄，爱树敌手。毛主席说她‘马列的书不读，我的书不读’，她竟然热衷于古代女皇的阅历中。”（见1210页）
     他为了把他所描写的双水峪大队与黄山公社里坏人破坏夺权是直接受到江青等人支持的，他编造说造反派头头李步林任黄山公社副书记是“根据中央首长批示”，（见1171页 ）
     为了把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联系起来，他说：“什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些语言只要换上林彪，不难看出他们的一致性。”（见660页）
     他借用双水峪基本群众任成龙老人的话说：“我就非常奇怪，批了林彪，我们还有一些领导，咋就喜欢这些往上爬的人。这些人当了政，还有老实人的活路吗？”（见1205页）
     他直接插叙道：新左派的几个代表人物挑起林彪路线“左”右实质的争论，以“反回潮”为名，想从总理手里夺去领导权。杜春山充当典型的背景就是如此。（见1193页）

     他还编造谎言攻击文革中的新生事物。他借双水峪青年韩小康到北京大学去看望哥哥，说“文化大革命中流行一句话：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哥哥上大学半年就变成这个样。”（见936页）“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是文化大革命前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下对青年的毒害而产生的普遍现象，文化大革命中对此进行了猛烈地批判。文化大革命中的工农兵上大学和教育革命正是培养与工农兵心连心、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青年知识分子，但他却用这个卑劣的编造污蔑工农兵上大学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

     萧衍庆口口声声拥护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可是他的“拥护”在哪里呢？他对于广大革命造反派群众在毛主席带领下以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与党内走资派的顽强斗争，对他们为革命和建设做出的杰出贡献和巨大成绩，对社会主义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一个字不提，却编造了那么多的谎言、用充满刻骨仇恨的语言，对文化大革命和革命造反派进行恶毒攻击。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他的所谓“拥护”是完全的赝品，是彻头彻尾的两面派欺骗！他所有的全是对文化大革命和革命造反派的刻骨仇恨啊！

     一般说来，由于社会阶级斗争的存在，由于第一次甚至几次文化大革命并不能消灭阶级和阶级斗争，在革命造反派队伍里，也必然会有反映，也必然会有坏人混进来，在形势发生变化和掌权后也会出现一些人的退化变质现象。从整个国际共运史来看，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这有普遍性。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毛泽东正确路线的指引下，由于在大民主中广大革命群众思想觉悟的迅速提高，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个革命造反派队伍就开始大浪淘沙，不断地淘汰掉一些不良分子和落伍分子，其中包括一些各类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坏人，但在当时，这是少量的个别的情况。历史事实表明，从整个革命造反派队伍来讲，在整整十年中，他们的基本队伍和基本方向是好的、比较好的。如前所述，在与党内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在萧衍庆的笔下，他对从双水峪到北京市一直到中央革命造反派队伍的描写，完全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造谣，是站在资产阶级复辟派立场上对革命造反派充满刻骨阶级仇恨的污蔑和攻击。

     由于革命人民对邓小平资本主义复辟和三中全会派帮凶势力的揭露批判，萧衍庆这些为资本主义复辟效尽犬马之力的变色龙，为了对抗对他们的批判，调整他们的策略，在2005年抛出来《毛泽东的“珠峰”》。他们在此文里突然改变了他们过去大肆宣扬的对文化大革命和对革命造反派的仇恨，也改变了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翻案，重复文革中和网络上早就大量公布的所谓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斗争，洋洋洒洒地堆砌了很多从网上摘录和道听途说的真真假假的资料，但绕来绕去还是要为他们的黑后台陈云、邓力群之流涂脂抹粉，还要通过他的“革命老人”污蔑江青等无产阶级革命先锋战士“顶多不过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魏巍甚至在临死前还没忘了咬着牙的骂一声“‘否定一切’的‘四人帮’”。说江青“顶多不过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看来，过了几十年了，“革命老人”对江青的评价还是很客气很宽松的啦。那么，你们这些所谓的号称一贯“拥护毛泽东”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老人”在文革中文革后又是怎样进行革命的呢？你们在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后是怎样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你们一直跟着刘邓路线，在资本主义复辟后的二十多年里你们帮助复辟势力做尽欺骗人民的表演，从资产阶级那里捞了名和利，捞不到了，又想从再从革命领袖和人民那里捞，你们是什么阶级什么家？你们是占便宜占得了，你们是说假话空话习惯了，你们不仅需要欺骗别人，也要欺骗自己，为了继续欺骗下去，一方面不得不把两三年前在《双水峪》里还在歌颂死保的黑主子抛出来批判，另一方面还要继续污蔑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把他们坚持了几十年和在《双水峪》里暴露出来的反动思想，全面地联系起来看，这决不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认识一般分歧问题，也决不是他们的所谓“进步”不彻底的问题，而且这也并不只是对江青等几位革命家的污蔑。这充分暴露了他们在骨子里依然在顽固坚持着对文化大革命和革命造反派的仇恨，依然在坚持着他们的反动立场。这才是他们抛出所谓《毛泽东的“珠峰”》新牌号万花筒后面的本质。

     关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这些在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新生力量，从毛主席出于爱护、培养对他们的多次批评以及他们在反革命政变中的被动局面来看，可以肯定他们是有着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与接下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班的任务来比，有一些不足够成熟的的地方。但是，综合他们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可以说，他们是紧跟毛主席继续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先进分子的优秀代表，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骨干，是冲锋陷阵的革命旗手。就目前我们所知，毛主席对他们的批评不是路线和方向问题，而是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问题，是对他们的爱护和帮助。他们的缺点和错误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缺点和错误，而不是路线错误，更不是所谓反革命问题。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泾渭分明的大界限。他们是资产阶级复辟派的眼中钉、肉中刺。正因为这样，他们受到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首当其冲的进攻和几十年无以复加的漫骂污蔑。这些都早已真相大白。暴露人的真实政治观点和立场常常不要长篇大论，关键处的一个画龙点睛就足够了。就象他的百万字的《双水峪》一样，虽然一步退一步地不敢象过去那样咒骂了，但都不过是掩盖他们真实立场的表演。绕来绕去，变来变去，从《双水峪》到《毛泽东的“珠峰”》，飘荡着的还是邓小平一伙炮制的《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污蔑文化大革命的阴魂。

         三  萧衍庆是在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吗?

         萧衍庆在全书中用了大量篇幅和内容批判林彪反党集团。他描写双水峪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谓革命造反派的胡作非为，所谓对生产的破坏，所谓夺权斗争，所谓迫害老干部，所谓抓叛徒，所谓军宣队、工宣队，都说成是林彪反党集团路线的结果，彻底否定文化革命前四年的斗争，并把这四年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完全当作是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这是对历史的别有用心的歪曲和蓄意编造。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期，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曾经进行了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林彪及其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曾长期在毛泽东主席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工作，在文革初期也曾经参加和支持粉碎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但是，他们在革命队伍里几十年的生涯中，由于世界观一直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私心变野心，极度膨胀，对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出现的错误和教训，拒绝接受毛主席的批评教育，拒绝总结和记取；在文化大革命获得初步胜利后，他们便要匆匆到站下车，不想再革命了，于是，从党的九大前后开始处心积虑地公开与毛泽东主席的正确路线相对抗，妄图重新推行刘邓的唯生产力论，反对继续进行革命，反对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最后发展到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跳出来向党发动突然袭击和反革命政变，在被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后，继续拒绝接受教育，顽抗到底，终于在1971年再次妄图发动政变不成而叛国叛党投敌、自取灭亡。

     从已经公布的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要推行的路线，和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毛主席尖锐地揭露林彪反党集团的本质是“极右”。这也说明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妄图复辟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共性。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始终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广大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始终是在毛主席的带领下战斗的。在革命造反派组织里发生的一些错误倾向，包括曾经十分激烈严重的资产阶级派性和派别斗争，其原因，一是党内走资派的挑动，二是社会广泛存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和影响。这种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教育下，对党内走资派和各种错误影响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斗争中，提高了广大革命造反派和干部群众的觉悟，发展和巩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但是，萧衍庆明明知道毛泽东主席在文革中批林时就已结论林彪反党集团“极右”的本质，但他在《双水峪》中蓄意对抗毛主席的这个科学结论，极力回避林彪反党集团的要害，公然否定林彪反党集团“极右”的本质。他借所谓老工人老劳模李云山的口，把林彪反党集团歪曲为“极左” （见531页），并且公然造谣说是“新左派的几个代表人物挑起林彪路线‘左’右实质的争论，以‘反回潮’为名，想从总理手里夺去领导权。”（见1193页）他借公社党委书记梁国栋的话说：“文化大革命以来，抓叛徒成风。我就疑心，我们这样一个好的党，怎么一下子出了这么多叛徒？林彪的面目一暴露，清楚了。原来是真叛徒想借群众的手，搞真正的革命者”。（见356页）他污蔑文化大革命初期曾经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为推动运动开展建立功劳的大学文化革命，把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批判，甚至把党内走资派煽动的派性说成是“林彪一类骗子……在学校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群众斗教师，派仗打了一年多，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大学，糟蹋得不成样子”（见939页）。他甚至不惜编造江青与林彪反党集团勾结的反革命谣言。他的目的是把林彪反党集团歪曲成革命造反派和所谓“迫害老干部”的后台，把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广大革命群众的造反都是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煽动的。这就说明，他的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是别有用心的。他是为了借批林彪反党集团批文化大革命和革命造反派，是为了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张目。

     萧衍庆为了所谓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大写特写他所在原来旧北京市委机关的清理阶级队伍的军宣队的错误，以此为证据来说明林彪反党集团的错误路线。可是，他却掩盖了这样一个确凿的历史事实，那就是，由于旧北京市委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最重要的顽固据点，对旧北京市委的揭发、批判和处理，始终都是在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是毛主席亲自制定批准的，当时派出的军宣队、工宣队领导一些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斗批改，也是毛主席的决策，是直接在中央文革领导下的。他借路武的话说：“军宣队一进机关，屁股坐在一派一边，搞干部比派性还厉害。”（见469页）既把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三支两军工作说成一团黑，又把对旧北京市委的批判斗争污蔑为派性，“搞干部”三个字，也表达了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贯仇恨。可是，当他为旧北京市委喊冤时，当他为自己的错误受到批判而刻骨仇恨时，他把矛头对着了谁，不是一清二楚了吗？他借批林彪反党集团批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为了批革命造反派，为了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张目，同时，把仇恨的矛头对准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并且直接对准了他们表面上极力拥护的中国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难道事实不是这样清清楚楚吗？

     其实，萧衍庆这样借批林彪反党集团来批文化大革命，批革命造反派，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并不是他的发明。邓小平一手操纵炮制的《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这样做的，这个反革命复辟的决议就是通过造谣和歪曲的手法，把文化大革命描绘成在林彪集团和四人帮所谓利用下“反革命”破坏的“内乱”。萧衍庆不过是在按照资本主义复辟的总设计师的意旨继续摇旗呐喊罢了。

     但是萧衍庆在继续宣传这个早已被实践撕得粉碎的反革命决议的同时，又插花描云一般涂上一层能继续欺骗下去的亮丽颜色，那就是对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给予了肯定。这是因为，中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复辟的残酷迫害下有了新觉醒，文化大革命正在敌人的诽谤诋毁中闪露出他的光辉。而曾经为资本主义复辟改革开放摇旗呐喊的萧衍庆，既要坚持他过去的反动立场，又要蒙骗觉悟的人民，而进行新的政治投机，因此，他就设计制造了自己的这么一个欺世盗名的万花筒，但他这个万花筒的基本结构依然是用直接否定毛泽东、彻底否定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材料做成的，只不过是加了一点儿修饰。

     萧衍庆在他这部小说发表三年后的2005年发表的《毛泽东的“珠峰”》是这样介绍的：“长篇小说《双水峪》最初构思时，作者只是看到‘四人帮’被抓捕后有一股反文革的思潮，而且怀疑到领军人物是邓小平，就想用‘红烧鲤鱼，我吃中段’的办法，抓住粉碎林彪反党集团这个不容翻案的事件，来描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请注意他这句话：“抓住粉碎林彪反党集团这个不容翻案的事件，来描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林彪反党集团不容翻案，难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路线就是能够翻案或是不能确定的吗？他心里有鬼，一句话就露出了他的马脚。

     那么萧衍庆是吃的“中段”吗？如前所揭露的，他借佟丽枝的口在1971年的话说：“文化大革命这几年真是一潭浑水，好人成坏人，坏人成好人”（见94页），“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炮打，那炮打，各村的一把手全都打倒了。……一夜之间，他们都变成了敌人。现在看，全都打错了”（见126页），借杜春山叙述文化大革命前四年“四年了，……面临过那么多的黑暗……当一把手的，全都如此……特别是他看到党中央那么多的老革命都被风暴席卷着”（见281页）。请看，在萧衍庆的笔下，在1971年以前的“这几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面临过那么多黑暗”的“四年”，等等，这是描写的文化大革命的“中段”吗？他心里有鬼，他总想千方百计藏住那个鬼，结果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在“补丁”上面加“补丁”，满嘴谎言，欲盖弥彰。

     看了萧衍庆这个自相矛盾的表白，我们还要问：你既然已经在小说发表前的二十多年前就怀疑到当时否定反文革思潮的领军人物是邓小平，而且经过二十多年的复辟，真相早已大白了，为什么还在2000年底发表这部小说时肉麻的吹捧邓小平？你既然是从肯定文化大革命立场来写这部小说，为什么对文化大革命最主要的成果粉碎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斗争一字不提，不仅不提还用“首长被首当其冲打倒了，他也跟着吃了不少苦”这样的描写来表达自己对刘少奇“首长”的同情？粉碎林彪反党集团能代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部吗？你既然要通过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来描写文化大革命，为什么编造了那么多谎言把在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采取的重大部署、策略都要作为林彪反党集团散布的“思潮”？

     根据已经揭露的大量资料，众所周知，口头上极为拥护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林彪反党集团，而实际上是反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伟大实践的，其有两个确凿的基本事实，一个就是妄图把唯生产力论的修正主义黑货塞进九大政治报告，另一个就是他们极为仇恨真正拥护毛主席并受到毛主席亲自培养和信任的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例如，林彪在他制造的一九七零年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反革命政变中从诬陷攻击张春桥首先开刀。而口口声声拥护毛泽东、口口声声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萧衍庆，却把林彪反党集团的这两个衣钵都继承过来了。萧衍庆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新生力量的仇恨，已在前面用大量事实揭露了，萧衍庆在他制作的反革命大杂烩《双水峪》也用了大量笔墨鼓吹唯生产力论。例如，他通过他塑造的“优秀基本群众”任成山说：“我老想，人间这些不平事，还不都是穷造成的。”（见1014页），通过他塑造的另一个所谓“优秀基本群众”李秀英的话攻击革命大批判“光会写批判稿，哇哇叫，就会和秋蝉一样，夏天数它叫得欢，冬天数它死得惨”；“不光要学会抓革命，还要实现农业机械化”，“要树雄心，立壮志，学文化，学技术”（见85——86页），通过他塑造的高大完美的杜春山比邓小平还要早地制定他们复辟的“规划”：“对勤于学习、钻研技术、并有贡献的人，要舍得奖励”（见1019页）并且还通过这个李秀英的话表达对改革开放的憧憬和盼望：“我想，再过八年，就是一九七九年，咱双水峪会变成个啥样？那时，我们也许……”（见85——86页）为什么要特别提到一九七九年？因为，这一年，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改革开放开始了。看看吧，他是在学着他的祖师爷邓小平依葫芦画瓢，他是在跟着林彪反党集团形影相随呀！萧衍庆所谓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真实意图，他和他的师兄师弟一伙骨髓里是什么东西，不就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

         四  萧衍庆到底是拥护还是反对毛泽东？

     萧衍庆在《双水峪》全书中表面上对毛泽东主席充满了毕恭毕敬的拥护，这也是他几乎所有文章的特点，从表面上看，没有一个不字。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在前面几个问题的揭露中，已经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由于萧衍庆和他的“恩师”把“拥护毛泽东”吆喝得特别高，我们还要继续通过他的《双水峪》来看一看其中的真相。

     萧衍庆一开篇就描写双水峪正在上演的由杜春山写的一个《剖心》哑剧，揭露一个穿着“红得令人眼热”的一层又一层红衣的红衣人，最后，被“剥光了衣服，露出一颗心，黑煞煞的！”（见4页）他把这个作为了《双水峪》全书的主题。他通过全书的描写，“揭露”林彪反党集团，还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直到基层的造反派人物李步林、杨有智、韩守秋、陈闻月、黑蛋，等等，都是这样的“红衣人”。他描写的这些人的特点，就是穿着红衣裳，戴着红帽子，但内心是“黑煞煞的”“红衣人”政治骗子。

     如前所述，众所周知，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就是要粉碎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反动路线，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取得的最主要的伟大成就之一。在粉碎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过程中，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首先解决旧北京市委这个顽固的资产阶级独立王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广大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成了带领广大革命群众进行这场大革命的生力军，他们为文化大革命建立了卓越功勋。由于贯彻了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国生产和建设各项事业都取得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成就。

     这也是萧衍庆多次写文章承认了的。他在《双水峪》和其他许多文章，写对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继续革命理论的拥护，引用了毛泽东的许多语录，表演了很多歌颂的说唱，装模作样的大谈“旗帜”问题，装作是在复辟后最“高举毛泽东旗帜”的。这总算是他也是穿的“红衣服”吧。他不仅穿着“红衣服”，而且通过书中“杨立伦”的形象，把自己写成了一个不管在多么委屈、困难、挫折、坎坷的情况下，都无限忠于毛泽东和他的路线的人，他的“心”也算是“红”的吧。他把自己描写成了一个从“心”到“衣服”都红透了的人。当然，他塑造的那些从旧市委“郑书记”一直到基层党支部书记杜春山，也都是这样的“红透”了的人。

     事实是这样的吗？

     可是，已如前面列举的确凿证据，萧衍庆在《双水峪》中，公然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和北京旧市委鸣冤叫屈和翻案，编造大量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谎言，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攻击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新生力量，把毛泽东亲自领导下的革命造反派描写成一群十恶不赦的坏人，把毛主席领导的取得了辉煌成就的文化大革命描写成好坏与是非“颠倒”的一片“黑暗”！这是不是在政治上完全站在毛泽东的对立面？这都是在什么样的“心”指导下的行为呢？难道是他的行为从来都与他的思想没有关联的或都是相反的吗？在这样巨大的矛盾反差下面，我们要问，萧衍庆给自己穿上了鲜艳的“红衣服”，可他的“红衣服”里面的“心”，是红的还是黑的呢？

     在此书后记里，他还言不由衷地透露出了他这个老政治投机分子在邓小平上台后为其推行的反革命复辟的改革开放忠实效劳的行径。他说：“我把改革开放的政策和新经济政策相类比，用新经济政策的理论说服基层同志接受党的路线的转变。”“我在编辑、记者工作之余，为万元户、乡镇企业家立传。”肉麻地吹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好领袖”，（见1243页、1238页）等等。他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错误？他这是“红心”、“红衣服”吗？当他忽然变为“拥护文化大革命”“反对改革开放”时，他却连一个字的检讨交代都没有。总之，他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是“拥护毛泽东”，他攻击文化大革命和革命造反派也是“拥护毛泽东”，他拥护了把毛泽东开创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完全葬送了的改革开放也是“拥护毛泽东”，他的“拥护毛泽东”到底是什么货色，不就清清楚楚了吗？

     这个可能一辈子都是理论与实际完全相脱离、一辈子都不懂得实践、实际、实事求是为何物、一辈子只学会舞文弄墨用“最大的不老实”为自己制作装扮衣服的人，就通过他自己的描写，把自己的两面人的面目惟妙惟肖地刻画出来了。贼喊捉贼，固然是他这个北京大学高材生想得出来的一条逃路绝招，可是他在大喊捉贼时，却还背着携着一包又一包的赃物。他用了那么多的篇幅来“批判”所谓林彪反党集团，用了那么多的篇幅来表白他对毛泽东的拥护，可是林彪反党集团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他这种典型的口头上抽象肯定而实际上具体否定的自相矛盾的两面派欺骗行为和林彪反党集团有什么两样？他描写的“红衣人”一类的政治骗子，不就是萧衍庆自己和他一伙的自画像吗？

     萧衍庆不仅在《双水峪》中编造谎言攻击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革命实践，而且到处歪曲阉割毛泽东思想。下面试举几例：

     他用了许多篇幅宣传他的“恩师”路武的谬论。在467—468页，他大段复述路武所谓使人“如雷贯耳”“顿开茅塞”“如拨云雾睹青天”的“三通大志”，胡说什么“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做到三通。一通毛泽东思想。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积数千年对人类最可宝贵的伟大贡献。……自有马列主义以来,还没有人象毛主席这样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民族革命的伟大实践结合得这么好。二通中国历史文化。……不了解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就很难消化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在延安时就讲过,要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方法求得问题的解决与深入。三通天下穷苦人心。……我以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若能如此，方不愧为毛泽东时代的战士。”他这里的“一通毛泽东思想”就对毛泽东思想做了阉割，说什么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民族革命”结合的产物，联系到他们经常宣传毛泽东是“民族英雄”，他们是想抹煞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性质，抹煞毛泽东是中国与世界无产阶级伟大领袖的本质。抹煞了这一点，他们也就从根本上阉割了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阶级实质。“二通中国历史文化”，要人们用“挤”“钻”的办法去读古书，并且说只有这样才能“消化毛泽东思想”。“中国历史文化”是什么文化？是“铁屋文化”，是“酱缸文化”，是剥削压迫阶级的文化，这个文化和其他旧文化一样，是必须经过彻底批判才可能吸取其中某些精华成分为创建无产阶级新文化服务的。不提对它们的批判，笼统地的说“通中国历史文化”，要人们用“挤”“钻”的办法去读“中国历史文化”，是别有用心的掩盖毛泽东思想对旧的“中国历史文化“的革命的对立关系，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极大歪曲。他们还说什么只有这样才能“消化毛泽东思想”。消化就是消解。这个到处自我吹嘘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高才生”要在这里“消化毛泽东思想”到底是什么用意？如果他这里指的是“理解弄懂”，也是极为错误的，广大工农劳动群众，还有外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他们并不怎么精通和了解中国历史文化，难道他们就不能理解弄懂毛泽东思想吗？难道只有他们这些深谙孔孟之道的腐儒文痞才能垄断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解释权吗？至于什么“三通天下穷苦人心”，则是做做样子的，怎么才能做到“通天下穷苦人心”，一个字没有。不参加革命造反的阶级斗争实践，哪来的“穷苦人心”？他们早就站在了与“穷苦人”完全对立的阶级立场上，脱离实际，自我膨胀，高官厚禄，深宅大院，支持把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打翻在地重做牛马奴隶的改革开放，几十年过去了，连一字自责惭愧都没有，却还高唱什么“通天下穷苦人心”，简直是无耻透顶！这个路武还大言不惭地最后说：“我以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若能如此，方不愧为毛泽东时代的战士。”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时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期，当时中国正面临巩固文革胜利成果的激烈斗争。为此，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正在开展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斗争。这个时候的中国共产党员，如果不积极参加当时这些继续革命的阶级斗争实践，不在实践中带领广大革命群众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这样的党员在当时就是一个修字号的党员，根本与毛泽东时代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不搭边。路武这一派言论完全是一派彻头彻尾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言论！其要害仍然是否定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否定共产党员应该积极参加继续革命的实践活动，否定“实践第一”的革命唯物主义观点，是一派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马列毛主义阉割歪曲的胡说八道！

     他借老工人劳模李云山的话说：“想用一场动乱锤炼一代人，免得百年以后再动乱。”（见261页）这句话完全是对毛泽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无耻的污蔑和歪曲。第一，这句话“想用一场动乱”，是想表明这场动乱是毛泽东故意制造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开展的一场阶级斗争，这既是主动仗，也是反击仗。在这场斗争中，是发生了严重的动乱，但是这样一场动乱是当时阶级斗争的必然现象，绝不是毛泽东故意制造的。因为，在文革前，在中国上层建筑领域和经济领域，在党内，就已经存在着与过去十分不同的新特点的阶级斗争，就是党内走资派的孳生和他们纠合其他反动分子的复辟活动。和他们做斗争，当然会遇到他们的激烈反抗，就必然会出现动乱。“动乱”不是用不用的问题，也不是想不想避免的问题，而是一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避免的必然要发生的激烈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萧衍庆在书中写成是毛泽东“用动乱”，就是对这场必然要发生的阶级斗争的实质和毛泽东思想的歪曲。第二，毛泽东对革命从来也没有一劳永逸的思想。他总结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形势和规律，比较激烈的斗争，总是七八年来一次。在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后，他还反复提醒大家，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是随时可能的。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他还指出，不能怕乱，人类社会就是在大风大浪中发展的。乱和治是辨证的统一。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依然会存在着斗争，只不过不再是阶级斗争的对抗形式。可是，萧衍庆却在这里对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加以形而上学的歪曲。

     他又借杜春山的话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也是要老让少，锻炼年轻人。”（见273页）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什么时候表示过“老让少”的思想？对老，对少，毛泽东总是用阶级斗争观点和路线斗争的观点来对待，多次要求老同志要正确对待新同志，新同志要正确对待老同志。毛主席要求的新同志和老同志的互相正确对待，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前提下、在分清阶级和路线思想是非的基础上的互相正确对待，而在组织领导班子上要“老中青三结合”。萧衍庆这里的“老让少”是掩盖矛盾，抹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给“老干部”出谋划策以韬晦之计对待革命造反派。
     萧衍庆不仅对毛泽东思想进行全面的歪曲和阉割，更为恶劣的是，萧衍庆在书中多次无中生有地编造关于毛主席的虚假情节和指示，来为他的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和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与革命造反派的目的服务。再请看几例：
     在1212页，书中表述：“杨立伦写的关于杜春山案情的调查报告，经市委呈报中央，党中央主席毛泽东亲自作了批示，一次精心预谋策划的所谓‘批回潮风’的风潮被制止了！”书中描写的这个时间大约是在1974年，在毛主席的带领下，全党、全国正在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评论水浒，反击党内走资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阴谋，萧衍庆完全无中生有杜撰出来这个情节，是要利用毛泽东的崇高威望，来为他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服务。萧衍庆不是口口声声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吗？这完全是林彪集团的“用B—52威力打击B—52的力量”的手法。

     在这本书中，他为了适应歪曲毛泽东思想的需要，还编造了许多关于毛主席的情节和言论。甚至还有什么“毛主席说的人体科学，气功应该包括在内”（见707页）等一些。据所知，高度重视自然科学技术发展的毛泽东从来也没有说过这些话。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和发展者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客观规律的科学总结和阐述，是无产阶级按照共产主义的理论改造世界的指南。语言是思想表达的工具，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都是语言工夫深厚的大师。他的著述和观点，都是在特定环境条件下的，都是有的放矢的，都是有鲜明深刻而普遍的实际意义的。

     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密切相结合取得的伟大胜利，使的无产阶级的敌人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他们陷于灭顶之灾的死敌。当它开始传播时，他们千方百计地封锁和阻挠，当封锁阻挠不住时，他们就要打着拥护的旗号采用种种技俩加以篡改和歪曲。因此，为了防止敌人的篡改和歪曲而造成思想混乱，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他们的经典作家，都极为慎重、严谨，特别是在文艺作品中，一般不用塑造故事情节特别是与历史事实不符合的故事情节直接描写他们的言论和形象。

      在中国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由于毛泽东在中国和世界人民中的崇高威望和巨大影响，由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资产阶级复辟派为了消解他们，一方面采用政治高压和组织纪律手段，把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彻底完全地否定和禁锢，另一方面就是利用各种文艺形式大量编造毛泽东的一般形象和言论，对毛泽东思想加以篡改和歪曲。他们这样做，一是欺骗人民，让人民误以为他们还是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二是在欺骗中逐步消除毛泽东思想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他们这个思想消解过程与资本主义复辟行动同步进行，又总是把思想消解先行一步。三十多年来，资产阶级复辟派向中国人民打了一场心理战。萧衍庆在小说《双水峪》中，口口声声拥护毛泽东思想，而实际上做的和资产阶级复辟派做的，亦步亦趋，惟妙惟肖，所不同的是，萧衍庆在拥护毛泽东的旗号中多了一面文化大革命的彩旗，所以要增加这面彩旗，是因为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复辟派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在理论上已经完全破产，人们正在纷纷觉悟，继续否定文革就必然会遭到正在兴起的新革命队伍的抨击。于是，为了另有所图地混到这个队伍里来，萧衍庆在为邓小平改革开放资本主义复辟效尽犬马之力之后，就忙不迭的连换装的新衣服都没来得及穿好就又开始表演了。

        五  萧衍庆的“斗私批修”和“改造世界观”是什么货色？

     萧衍庆在《双水峪》用了很多篇幅喋喋不休大讲特讲所谓“斗私批修”和“改造世界观”。那么，他要斗的什么“私”、批的什么“修”？他要改造的是什么世界观？他要怎样改造世界观？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所指的“传统观念”就是以私有观念（或者叫做私心、私字、个人主义）为核心的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他们在这里明确指出了，共产主义革命要“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个共产主义革命的“发展过程”，就是无产阶级为争取建立自己的阶级专政和巩固这个专政的过程。这就是说，要彻底斗掉、克服、消灭私有观念，必须在共产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在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过程中，才能进行和实现。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斗私批修”，就言简意赅地反映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存在决定意识。人的各种思想，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人们的思想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思想形成后，又会反作用于社会。因此，表面上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一定会通过他的社会实践、通过他的行动、通过他对客观世界的态度表现出来，首先是通过他对社会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政治态度表现出来，其次还要在他的思想、工作、生活作风中表现出来。前者被称为“大节”，后者被称为“小节”。“大节”和“小节”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要看到它们之间的不同，又要看到他们之间的联系和转化。但是，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在进行各种社会斗争时，政治必须占首位。因此，无产阶级对整个社会的改造，对人们世界观的改造，对以私有观念为核心的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改造，必须在无产阶级政治的统帅下，也就是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统帅下，才能得以进行，才能坚持正确的方向。毛主席说：“批评要注意政治。”“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否则，如果拘泥于小的与政治和组织的任务没有直接联系的小的错误，就会“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而且这种批评一发展，党内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点方面，人人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就会忘记党的政治任务，这是很大的危险。”《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因此，斗私必须紧密地结合于批修，必须紧密地结合于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在革命队伍里，公而忘私、大公无私、先公后私的精神与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高度的路线觉悟有着必然的联系，私字当头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作风与立场和执行错误路线有着必然的联系。因此，离开了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斗争，离开了这种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所谓的“斗私”，就迷失了方向，就和宗教的道德说教没什么根本区别，就会被剥削压迫阶级所利用，作为对被压迫被剥削的的奴隶的精神控制手段，就是精神鸦片。

     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道理，萧衍庆不敢公开反对，却通过他所刻画的“阶级敌人”表达出来。原话是这样的：
     杨有智问杨立伦：“思想改造能离开两条路线斗争吗？”杨立伦对付着说：“不能，也不应当。”（见49页）
     在这里，萧衍庆以他一贯的两面派行为掩盖了他真实的思想观点，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既十分不满，又不能公开反对，就通过他描写的“阶级敌人”之口说出来，然后给予“对付”。但是，假的就是假的，伪装是不能长久的，总要在社会实践中被人识破、被揭露出来的。

     萧衍庆在《双水峪》里塑造的一批“高大完美”的“革命干部”形象中，没有一个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老老实实承认的。唯一有一点“自我批评”、唯一承认“大批判”有点“结果”的描写，是在书中984页，他描写杜春山“推心置腹”地说：“现在认真一想，自己身上的缺点、弱点、毛病，还真是人家‘梳’出来的。要说现在工作谨慎一点，小心一点，多用脑子，还真是这一次大批判的结果。”就这样一处，羞羞答答，极为勉强，还只不过是通过杜春山承认了点“自己身上的缺点、弱点、毛病”，也只是使他在以后的工作中“谨慎一点，小心一点，多用脑子”，根本不承认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全回避了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的错误问题。萧衍庆这个仇恨革命大批判而善于诡辩的老写手在这里加写这么一笔，不过是为了给他在这本书里反动宣传打点掩护，留个以后欺骗和诡辩的“托词”。

     萧衍庆在《双水峪》里还着力描写了一个青年人“改造世界观”的“典型”，即双水峪知青队队长、高干子弟石速平。在萧衍庆的笔下，石速平是又一个完美的要“担大任”的“有理想的青年”，是“毛主席”的“知音”（见709、1001、1009页）。但是，石速平一直对“把广大干部推到批判席上”的文化大革命持“怀疑”态度和对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造反派持不满的态度（见701——702页），他把孟子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作为信条（见690页），最后离双水峪出走去所谓重走当年红军长征路“锤炼自己”、做“毛主席殷殷期望的接班人”（见999页）。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号召革命青年“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号召他们对资产阶级造反，要他们在阶级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在群众革命运动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革命的接班人。石速平参加了革命群众的造反和批判了吗？没有。相反，他是一直持“怀疑”和不满。他重走红军长征路就能锻炼自己成革命接班人吗？任何时期的革命斗争都有自己特殊的具体的环境、条件、内容和形式。当年红军长征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极其激烈卓绝的阶级斗争条件下为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而做出的伟大战略决策。脱离当时当地现实的阶级斗争的环境、条件，拒绝参加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践，只是模仿历史上的某些形式，是教条主义的，不是做革命事业，而是违背革命事业的的行为，并不能经受真正的革命锻炼和改造。在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我们看到的资产阶级复辟派就常常采用这些形式主义的做法来欺骗麻痹革命人民群众。石速平拒绝接受当时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即使重走一遍当年红军长征路，也只能是一条脱离实际斗争之路。这个口口声声“继承毛主席事业”“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萧衍庆设计的“石速平”道路，与毛主席指引的革命道路没有丝毫共同之处。这是一条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设计的一条脱离群众、脱离斗争实际、把青年引向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邪路、黑路！

     萧衍庆在《双水峪》还着力刻画的表现了自己经历和形象的杨立伦，来“现身说法”，大谈所谓“斗私批修”和“改造世界观”。那么他是怎么进行自我改造的呢？

     他在这本自传体小说中，在其他许多文章中，许多次耿耿于怀的大谈他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批判，被错“打成反革命”，每每提起，满腹仇恨。那么，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是什么批判呢？

     他在《双水峪》后记里说：“文革开始，我因在北京市委工作，又在工厂搞四清，我们这些年轻干部就成为‘旧市委的打手’、‘黑苗子’，被工人揪回工厂批斗。后来，市委机关围绕‘夺权’斗争，分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我因为没有书箱，日记、笔记都在办公桌内，对立派一查抄，我就成了批斗对象。”（见1236页）可是，他在这里却蓄意隐瞒了其中的关键问题。难道仅仅因为“在北京市委工作，又在工厂搞四清”、仅仅因为“没有书箱，日记、笔记都在办公桌内，对立派一查抄”，如果没有政治路线和思想问题就要被批斗吗？他的“成为”“旧市委的打手”、“黑苗子”，是子乌虚有的冤案吗？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对旧北京市委的斗争中，他到底是什么态度呢？是“革”的呢还是“保”的呢？他虽然刻意隐瞒这些，但从他在其他叙述中还是流露出来了。他在《脑不离阳光，足不离血迹》文章透露了他在文革前是被旧北京市委培养的“接班人”，在文革初期曾因在当时“四清”中执行错误路线受到“工人群众的批判”，后来在一月革命夺权时又被造反派作为“当时北京市委最年轻的‘黑帮’”而受到批判。他在《双水峪》903页是这样说的：“杨立伦的左臂是在机关两派辩论中，被对立派的一些人武斗扭伤的。当时扭他的就是那个混进市革委的机关造反派头头。”再从他大量的对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仇恨和攻击，从他自己经常炫耀的与旧北京市委“郑书记”以及复辟后北京市委领导干部的一贯密切关系来看，可以判断，他在当时是站在革命造反派对立面的，是属于保旧北京市委势力的。对这样一个重大历史关节问题，如果他后来对文化大革命是真的拥护了，他思想上怎么可能对过去的错误和思想根源没有一个基本认识的呢？当时他是出于大公无私之心来对抗向旧北京市委造反的革命造反派的吗？他当时是“受蒙蔽”的吗？他现在如果是真的拥护文化大革命了，几十年过去了，历史的风早已把党内资产阶级对革命造反派的污蔑撕碎了，真相早已大白了，还能是继续“受蒙蔽”吗？

     这个自以为有知识而会玩弄文字游戏的老写手，这个经历了解放后几乎所有运动的“老运动员”，既然喋喋不休讲了那么多的“改造世界观”，为了让他的欺骗能够博得读者的相信，在书中也不得不假惺惺地透露一些“心迹”。例如，他说自己一九五七年“踏进大学校门，升起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下可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见833页），“开始是想当一名作家，后来又想当一名大官”（见835页），也曾被“‘读书做官’的旧思想影响了他”，“立足点仍然没有完全转移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来”（见340页）， “容易骄傲”“听不进工人的意见”（见647页），文化大革命中“看到毛主席说，现在的大学生，他们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有的人根本接受不了。杨立伦自己虽然没有反对，但仍处于不理解。”（见856页）他透露的这些思想，在当时文化大革命前旧学校培养的知识分子中，是极为普遍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斗私批修思想教育中，许许多多知识分子也都亮出来了，萧衍庆在这里不过是复述，并不是新鲜货。也正因为他们这些人，如毛主席所正确判断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所以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可能经受得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考验，必然地要在实际斗争中顽固地表现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而出了许多洋相。

     据他在书中74页透露，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他在受到审查时，因自己编造自己的反动思想“交代”而被打成反革命。如果这是真的，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做这样的假交代，是对文化大革命、对党组织的欺骗行为，这本身就是应该深刻检查反省的。根据他自己的介绍，当时并没有给他戴“反革命帽子”，是属于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从他自己多次提到的，也正说明当时军宣队和革命造反派是严格执行了毛主席制定的政策，没有轻信他的“交代”，为了团结改造他，很快给他恢复组织生活和工作。但由于他的不老实的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彻底转变，处处隐瞒了自己的真实思想，在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中采用的是“顺从着”（见65——66页）“经历了‘袴下之辱’”（见910页）的欺骗态度，把他的反动世界观和对文化大革命与革命造反派的仇恨隐藏起来，他就根本不可能真正触及灵魂和得到真正改造。他在书中多次提到，“这次下放，和社员生活在一起，思想感情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见891页），表明他的世界观彻底转变了。这是可能的吗？

     参加生产劳动是联系实际、联系工农、进行思想改造的一个必经的途径和形式，但必须在和工农一起参加生产劳动的同时，也参加工农群众的批判资产阶级和建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并且以这个斗争为统帅，虚心接受工农基本群众的教育和帮助，开展积极的思想交流和斗争，并在这个长期过程中，才可能触及灵魂，才可能使世界观逐步发生根本的转变。他仅仅是在双水峪那里不过是好象“老老实实”劳动了一年多时间，给社员群众做了些针灸，但他在同时却还带着在文革初期因被批判而强烈的“屈辱”和“愤怒”，在双水峪很快就和那里也因受批判而顽抗的或采用韬晦策略等待复辟反攻之机的走资派沆瀣一气地搅合在一起，和那些受党内走资派蒙蔽还没有提高觉悟的落后群众搅合在一起，对那里的革命造反派和群众充满了敌视，这样他就能“思想感情”和“世界观”发生“根本的转变”吗？他的世界观发生根本转变的表现是什么？是他在《双水峪》里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路线的鸣冤叫屈和翻案吗？是他对文化大革命和革命造反派的仇恨吗？是他后来对改革开放资本主义复辟的拥护吗？是他在复辟后爬上了北京日报的高级编辑和北京同心出版社的社长吗？他都是用他“根本的转变”后树立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公心”去做这些事的吗？这是萧衍庆玩弄的又一个极为卑劣的欺骗！

     那么，他抗拒世界观改造的真实思想是什么呢？下面两个例子才可以让我们看出他们比较接近真实一些的内心世界。

     萧衍庆许多次自我炫耀他在1953年就入了党，在《双水峪》里通过杨立伦爱人李佩的叙述说：他们夫妇“五十年代……一块念高小、读中学。一九五七年，杨立伦考上大学……在中学，在大学，他们都是团的干部。这样一个经历，怎么能和反革命联在一起呢？“（见905页）

    无独有偶，在2006年为抵消民间对文革的怀念，在统治当局导演的又一轮对文革否定的宣传中，魏巍夫妇发表人物传记，回忆他们在文革中受批判时的思想：“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魏巍作为“文艺黑线人物周扬的人”被揪了出来，……猛然间跌进“政治深渊”的魏巍，心里痛苦至极。 1966年11月下旬……“魏巍正在接受审查。”……其间, 有几个“红卫兵”跑到魏巍家里, 动员刘秋华“跟黑线人物魏巍划清界线, 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 。刘秋华对来人轻蔑地说：“魏巍1937年参加革命，为党奋斗了几十年，你们现在却硬说他反党，真是可笑、荒唐! 能写出《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人会是坏人? ( 据《老人世界》杂志2006年第10期 )

        两个例子，一个心声。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师徒二人对文革中受批判而十分仇视的真实思想状态是十分清楚的，也是十分一致的。他们就是凭着过去那么一点所谓革命经历，象魏巍那样，只不过是“1937年参加革命”、“奋斗了几十年”，写了一篇报告文学使他成了名；而萧衍庆也就是在建国后上了小学、中学、大学，入了党，当过“团干部”，就那么一点在当时数以千百万计的共产党员和干部中并不很突出的经历，他们就都要进入永久牌的红色保险箱，就要无产阶级把他们供奉起来吃一辈子，他们就永远是革命的了，就不会有任何反对革命路线的错误了，他们就是当然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就不允许任何人批评一个字了。这符合他们的历史事实吗？魏巍文革前作为一个全国性文艺杂志的负责人是忠实执行了文化革命路线而没有任何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错误吗？萧衍庆在文革初期没有执行旧北京市委的反动路线的错误吗？毛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口头上拥护毛泽东，而实际上顽固执行与毛泽东的革命路线相反的路线，就是实际上反对毛泽东！

     不要说萧衍庆和他的“恩师”师徒二人就那么一点并不很突出的经历，就是对中国革命有着比他们大得多得多的有着所谓许多辉煌功勋的老革命家，就象林彪那样的，如果在后来的革命历程中不再继续革命而对抗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路线，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都是要进行坚决的批评和斗争的。在革命群众运动中，不要说受到革命群众的正确批判，即使发生了一些偏差或错误，受到了不正确的对待，也不能与发动起来批判资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群众相对立而向革命造反群众出气和报复。这是一个在革命群众运动中站在哪一边的阶级立场问题！

     还要看到，对萧衍庆他们“师徒”二人在文革中受到的批判，由于他们所在单位的特殊性，当时都是在当时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他们不是信誓旦旦的自诩为一贯忠于毛泽东的吗？当时受了些批判，几十年后还在耿耿于怀，还在控诉和发泄，这是忠诚于毛泽东开创的革命事业，还是一贯地“忠诚于”自己个人主义？

     在《双水峪》49页，萧衍庆别有用心地把“思想改造能离开两条路线斗争吗？”这句闪耀着真理光辉的话通过他精心刻画的“阶级敌人”杨立伦说出来，他当时也对付着说：“不能，也不应当。”（见49页）他的这些自我描写，恰恰说明四十多年来，他对文化大革命精髓思想，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路线斗争中改造世界观，是一直反对和抗拒的，一直到现在，从没有转变过。这也正是文革中犯了路线错误一直不认帐、抗拒改造终于在复辟后堕落为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许多“老干部”的普遍心态。他们参加了革命有了那么一点“一招鲜”的经历，就作为了利用社会主义条件下尚存的资产阶级法权向上爬的资本，文化大革命来了，革命要深入了，他们这种膨胀发展了的个人主义立场被党内资产阶级利用而诱导，他们最后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贼船，一直还没有下来。这就是许多所谓“老干部”在复辟后跟着资产阶级堕落下去的共同思想根源。萧衍庆和他的“恩师”魏巍就是当时这个势力中的一员。从他们在复辟后一度受到的重用和提拔来看，而且是比较突出的一员。

     他们一直到现在写小说做文章，总是对文革中所谓“剪头发、挂牌子、游街”“坐喷气式”等等“极不文明”“侮辱人格的举动”（见梅俏《毛泽东的“珠峰”》），对革命群众运动中的某些激烈现象耿耿于怀，但是，对于党内走资派对革命群众和革命造反派的无中生有的更加大量的诬陷和残酷镇压迫害，对于这些更严重的“极不文明”和“侮辱人格的举动”，你们何曾反复进行过揭露控诉和批判？萧衍庆在百万言《双水峪》可有一个字的描写？毛主席早就说过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对于革命群众运动中的激烈或某些过火现象，不仅过去，就是将来也不可能避免，关键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用什么态度对待和加以引导的问题。反抗的激烈是压迫的残酷造成的。萧衍庆说什么“虽然事后很多吃过这种苦头、受过这种侮辱的同志都不计较”，这完全是一派假话。如前所述，他在《双水峪》里就反复进行过控诉，以此来表达他们难堪至极的“苦楚”，和他的“革命老人”反复表达他们的痛恨。不管他们后来多么“顺从”，但他们的自供说明了他们从来也没有从立场上和感情上解决，到了某些时机他们要发泄“放水”，到了某些时机他们要掩盖粉饰。他们用两面派行为掩盖了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仇视，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惯技。

     通观《双水峪》全书，萧衍庆从来没有对他在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所犯的错误认一点帐。所有的就是对自己受到批判一直充满了刻骨铭心的仇恨。他描写自己对受到的“批判”，“仍然心情难平……文化大革命初期……羞愧地上过工人愤怒的批判会；后来，又愤怒而又痛苦地上过机关派性斗争的批判会；接着就是毁灭政治生命、令人不寒而栗、毛骨悚然的“清队”批判会；此后就是“反扑”、“翻案”、“阶级斗争新动向”等等名目的批判会。”但对这些革命群众的批判，他从来都没有触及自己的灵魂，而是以敌对的态度，学得了阴谋家不约而同共有的“韬晦”之计，“颇有一点经验”，“还是顺从着好”（见65——66页），“不得不‘低三下四’”、“经历了‘袴下之辱’”（见910页），而把自己对革命人民的极端仇恨隐藏在自己心里，就象他精心描写歌颂的书中的两面派人物佟丽枝那样“在心里修水库”，“酸甜苦辣辛，我都往肚里咽，将水库装的满满的，待势而放。一旦形势来了，看我给他们放水”（见1208页），什么“形势来了”？就是一旦复辟时机来了，他们就要放出充满了阶级仇恨的“滔天洪水”，把革命人民淹它个赤野千里！所以他在《双水峪》结尾部分，对他们所保的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人物邓小平复出时所有的那种象“天晴翻身”的无比欢欣喜悦的“阶级感情”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这就是1976年反革命政变发生后，看到“形势来了”，萧衍庆就怀着对“翻身”无比欢欣鼓舞、对文化大革命和革命造反派无比愤怒仇恨之心情、开始写作这本《双水峪》的背景和原因。

      他们一直以天然革命家自居，他们一直拒绝思想改造和彻底决裂，他们一直自我膨胀，一直恶性膨胀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膨胀到跟着并帮助复辟当局散布大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欺骗舆论，把整个中国和13亿人民都葬送在资本主义复辟的残酷统治之下在他们拥护下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彻底资本主义复辟了，把毛泽东的事业完全彻底地葬送了，他们仍不愿做任何丝毫的自我批评，他们还竟然靠着几声廉价的哼哼吆喝摇身一变成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的“拥护者”，成了什么“当代鲁迅”、“无产阶级左派领袖人物”、“伟大的革命导师”、“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继续革命的伟大战士”，等等，等等。要想见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怎样混到革命队伍里捞取个人名利的吗？要想知道“恬不知耻”这一类成语的含义吗？看一看萧衍庆和他的“恩师”的表演就清楚了。然而，他们这些表演还不只是低级、庸俗的自我吹捧和互相吹捧，其实质是在对批判三中全会派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顽抗和反扑。

      萧衍庆利用自己的那点文字涂抹工夫，对人民群众欺骗长久了，自以为得计，然而，只要我们把他的全部经历和全部言论都掌握起来，从其中的矛盾中，就可以识破他精心编造的假象。他那些新花样，统统不过是维护三中全会派反革命修正主义事业的欺世盗名的作秀。只是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不在对他们《双水峪》以外的毒草文章进行一一揭露分析批判。但他们的那些丑恶表演，是一定要被揭露出来的。

      萧衍庆喋喋不休地大谈“斗私批修”和“改造世界观”，他用尽了中国最高级别的吹捧手段把他的“革命老人”、“革命老干部”，从北京旧市委里的书记、部长到公社书记、副书记、从“铁杆保皇派”公社政治组长，大队书记、团支部书记、一直到拥护他们跟他们跑的老党员、老模范和基本群众，都没有私心表现，都是十分完美的高大形象，不仅都没有路线错误，还从工作与生活作风的点点滴滴小事上都闪耀着他们公而忘私的光辉。在他的笔下，这些人当然都是应该学习的榜样，甚至连佟丽枝那样的刻意隐瞒自己政治观点、时刻都在渴盼自己丈夫东山再起两面派行为也都成为高超斗争策略的优点了，他们当然也就没有什么私可斗、什么修可批，至少在小说描写的那个条件下没有改造世界观的必要或不是重点。那么，他到底是要改造什么人的世界观呢？

     再如前已原文列举的，他描写江青是“个人野心膨胀”、“乱施淫威，胡作非为”；北京市里的造反司令一造反就“占山为王，急着弄几个女人鬼混”； 混进市革委会的头头则是“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从市里下放的造反派头头李步林是个“爱说大话不脸红，野心勃勃往上爬，没得梯子也敢上”的野心家、“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另一个头头陈闻月是个“顾名不顾家的官迷”；至于他浓墨刻画描写的杨有智则是一个坏透了阶级敌人，更是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本性的人格化的化身；等等。在他的描写下，那些造“老干部”反的造反派人物，个个都是私心野心恶劣膨胀的“权欲狂”， 是“借文化大革命实现个人野心”，都是“私心”被阶级敌人利用，甚至就是“新生的”阶级敌人，是阶级敌人的阶级报复，是一些道德败坏、无恶不作的人，这些人“成天价说别人‘走资’，兴许他就在‘走资’呢！”。在他的描写下，那些执行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路线相对立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都是没有“私心”的“大公无私”的人，而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而斗争的革命造反派都是充满“私心”的人，既然如此，很显然，在他的眼里，这些“造反的人”理所当然应该是“斗私批修”的对象了，改造世界观，当然也就是要改造这些人。这样，萧衍庆的“私”和“修”的所指，也就清楚了。他要斗的“私”，就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他要批的“修”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这样，通过他的描写，就把革命对象和革命力量完全翻了个180度，他的“司马昭之心”也就大路朝天了。

     其实，把革命造反派的造反精神污蔑为“私心”“权欲”，并不是萧衍庆的发明。南宋时期，面对多次农民革命对腐朽的封建统治制度的猛烈冲击，在当时阶级斗争空前激烈的时期，为了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孔孟儒家的传人朱熹就发展了孔孟之道，把一切违背封建统治秩序、反抗封建剥削压迫的言行，都说成是“万恶”的“人欲”，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只有灭尽“人欲”，才能完全恢复“天理”。明朝中期，残酷镇压了许多次此起彼伏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王守仁则总结了镇压农民起义的一条经验，叫做“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于是他提出了要灭“心中贼”，所谓“心中贼”就是劳动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造反思想。当前，随着整个极端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的空前危机，全世界的反动统治阶级都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造反思想充满了恐惧和仇恨。中国在彻底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实现了复辟的新资产阶级统治者更是如此。萧衍庆的对“斗私批修”的歪曲，对革命造反派的仇恨，对革命造反精神的丑化，就是适应资产阶级复辟和巩固统治的需要。

         六  在对待文化大革命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新表现

     在该书1223页，萧衍庆传达他的“恩师”路武的话说：“毛主席在思考、总结这场运动。他毕竟高龄了，力不从心了。但他的思考，都是久远的。他想到了百年以后，对于文化大革命，他曾明确地对那几个‘新左派’说，你们总结不了。他想要受过冲击的人来总结。你我都是属于这类人，毛主席的深意你我都会明白。”

     根据我们迄今已经知道的毛主席在文革中所有指示和言论，从来没有这方面的内容。这是别有用心的捏造。这种卑劣的捏造，一方面继续表明了萧衍庆和他的“恩师”竟然自我膨胀、狂妄自大到竟敢把中国革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冒充为他们这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政治投机的旗号；另一方面继续表明了他们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的一贯的轻蔑和仇视。

     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在文革中有大量的指示和言论，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进行高度理论概括和总结，既有阶段性的总结，也有整体性的总结。这些科学理论总结完整地表达了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光辉思想。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代的最新发展，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最先进的极为丰富的思想理论宝库。在向资产阶级进行的新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一定会从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伟大宝库中找到强大的思想武器，总结和发掘出对他们的事业有指导意义的经验教训。

     然而，如本文在前面通过对《双水峪》的揭露，我们看到，这些本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曾经受到革命群众的批判而一直心怀不满和仇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对文化大革命开始感兴趣了呢？

     这要从中国面临的阶级斗争形势和这些人的阶级地位和特点去分析。

     虽然中国极端腐朽反动的党内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及其依靠的阶级力量采取法西斯主义镇压，但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锻炼而空前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的中国人民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反抗一直连绵不断。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势力为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推行改革开放所精心策划的欺骗已经一个个被残酷的社会现实所戳穿。他们已经在理论上彻底破产。中国社会现实中的阶级斗争空前激化。资产阶级复辟派一直都惶惶不可终日的处在革命人民反抗的火山口上。

     在国际上，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国从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而开始的资本主义复辟和由此造成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空前低潮已经二十多年。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影响下的世界革命人民的“毛泽东主义运动”一直在坚持开展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反对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和本国反动统治阶级。虽然从中国和前苏联阵营的资本主义复辟注射了一针强力“强心剂”，但早就已经彻底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是无可挽救的继续濒临死亡。1992年从日本开始到1997年的亚洲的经济危机，在当时实际上已经扩及到全世界范围。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就是对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直接打击。这种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开始新的觉醒。

     前苏联资本主义复辟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猛烈冲击被发生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力的粉碎，而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被否定却导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更加严重的打击而陷于150年来的最低潮。中国人民在怀念文化大革命，国际无产阶级和进步力量在宣传文化大革命。这种强烈的反差和变化告诉人们，继承和发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精神，是重新复兴共产主义运动的钥匙，是推进共产主义事业继续前进的必由之路。

    春江水暖鸭先知。在社会发生危机时，在有新的革命时机可能出现时，革命人民要反抗资产阶级的压迫，受到反动统治阶级排挤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想要参加近来。正是在国内外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势这个外因条件下，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在中国产生了一个既拥护改革开放又所谓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三中全会派”。这个政治派别产生的内因是，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在中国共产党内一直存在一支以刘邓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势力。在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后，这个曾受到致命打击的势力基本全部复活。可是，由于在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由于新生的资产阶级的内部争夺，并不可能使这个势力中的所有分子都能爬到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因此有很大一部分便被从统治集团中无情地摔了出来，其中一部分被摔进了小资产阶级队伍。这一部分势力，又和在资本主义复辟后新形成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结合起来。这就是被国内外的人们称为“老左派”“新左派”的那个势力。

     这个三中全会派势力，在文革前及文革后，相当一部分人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已经发生了资产阶级的变化。其中一些人甚至在建国前后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就是带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目的，并且一直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在他们为党内资产阶级蛹变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忠实服务的“蜜月”时期，以及以后他们的“老东家”不忘旧情继续施舍给他们一点残饭剩羹时，他们已经在资本主义复辟对劳动人民的重新残酷压榨剥削中谋取了自己的一份经济和政治利益。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个小资产阶级势力，“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32页）正因为如此，他们由于受到大资产阶级的排挤和压迫而爬不上去，所以他们就要打起反资本主义复辟的旗号，可是，他们还要维持他们已经既得的那份可怜巴巴的利益，所以，他们还要维护资本主义复辟的改革开放。他们的经济政治地位决定了他们的这个矛盾状态。只要他们不和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彻底决裂，他们也决不会和大资产阶级彻底决裂。

     这个基本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成的三中全会派势力，和国内外历史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有很多的共同之处。他们一般都具有十分鲜明的小资产阶级在经济地位、政治地位以及思想特点。他们都有顽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虽然他们很会隐藏，但总是会在关节时刻露出尾巴；由于他们所受的资产阶级的教育和训练，他们一般都有脱离实际的恶习；他们口头上大都同情劳动人民，但在实际思想和行动上都和劳动人民格格不入；他们都有某些知识，这使他们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他们大都能写会道，能做巧言令色的包装性宣传影响人们的思想。在原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做尽了表演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又有一些新的特点，例如，他们大都是些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的原来的一部分各级干部和党员、团员和知识分子，他们学过一些马列毛主义的知识，懂得一些“革命的样子”，在拿革命旗号打掩护上大都驾轻就熟，等等。

      由于原社会主义国家一般都拥有强大的革命和建设的遗产，党内资产阶级在搞资本主义复辟时，一方面要利用这个遗产，另一方面还要消解这个遗产，利用的目的是为了消解，是为了重新恢复和建立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样，他们必须要在一个时期打着共产党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欺骗旗号来搞资本主义。他们很清楚，这个反差极为强烈，欺骗难度特别大。在这种阶级斗争的特殊需要下，那些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有上述那些特点，他们便得到党内资产阶级的赏识，便有了发挥他们在宣传方面的特长和本领的用武之地了。由于他们获得比劳动人民优越地位的企图长期受到压抑而特别饥渴，给他们一点小油水，他们就特别感激涕零、特别卖力。于是，这帮子得了点小油水的后来的所谓三中全会派的那些人，他们一方面努力做出宣传马列毛的样子，另一方面发挥概念演绎和偷换的本领，行歪曲阉割之实。他们往往很会打旗号，很会做样子，很会煽动，他们总是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修订他们的说辞。当他们得到党内资产阶级的赏识和有油水可捞的时候，他们是特别卖力的，但当看到他们竞争不过党内资产阶级，没有多少油水可捞了，而且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他们的帮助下羽翼逐渐丰满，不太需要他们的帮助了，就渐渐冷落他们了。但是，他们怎么可能舍得放弃他们的既得利益而和统治阶级彻底决裂呢，他们就落入了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的“半吊子”境地。由于他们和社会实际结合不起来，他们的思想逻辑就产生了极大的混乱，他们的言论和行动是分离的，他们的观点是自相矛盾的，他们过去的错误总是遮遮掩掩的，他们的观点和主张就总是机会主义的。例如，他们过去都拥护76反革命政变，都欢呼他们的“救星”邓小平的上台和改革开放，当邓小平的资本主义复辟已经图穷匕首见，中国已经彻底资本主义复辟了，他们还是散布种种幻想，鼓吹“左转论”，当他们的面目被揭露、谬论被批判而面临破产时，由于阶级立场所驱使，他们不肯认识检讨过去的错误，于是就玩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老权术，把他们过去曾经和党内资产阶级一起狼狈为奸彻底否定过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新的投机，进行新的欺骗。他们的言行和朝秦暮楚、纵横捭阖的资产阶级政客没什么区别。由于他们心里有鬼，他们已经在政变和改革开放后背叛了中国革命，他们跟着复辟派跑了几十年却还又想要混到重新革命的队伍里来，他们那套资产阶级的恶习不改，就怎么也装不象。于是就在这些年上演了一幕幕如《双水峪》之类的闹剧。大量确凿事实表明，他们是投革命之机的变色龙。这是当前在对待文化大革命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新表现。他们的目的是继续扼杀文化大革命的精神，阻挠无产阶级的新觉醒，破坏无产阶级先锋队伍的形成和重建，继续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

     路武把自己和萧衍庆一类用了“受过冲击的人”来自称，既想掩盖他们的真面目，也想掩盖他们“总结”文革的真实动机。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谓“受冲击的人”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因为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旧文化而受到党内走资派势力的打击，一类是因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有其他错误而受到革命人民的揭发批判。从《双水峪》以及其他文章里的自我暴露来看，他们属于后者。他们想极力掩盖所谓“受冲击”的这一个截然不同的阶级的划分呢？就是因为他们根本不认曾经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帐，他们一直认为象他们这样的人以及所有在文革中因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到批判的人是中国革命的当然的“宝贝”。他们恶毒攻击揭露批判他们的人是“唯我独左，唯我独革”，而实际上他们才是真正的货真价实的这一套货色，只不过是他们的“左”和“革”是完全装扮的。那些靠彻底否定文革已经爬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人早已经彻底“告别革命”，不屑于再来投机革命；另有一些被摔进小资产阶级地位的人，还有点廉耻之心，自己也已经自得其所，不愿意革命也不愿意再提过去那些并不光彩的一页了，因此对文革缄口；还有一类就是萧衍庆和他的“恩师”之类，他们既不肯认帐承认过去的错误，又想到革命队伍里来继续投机，于是就要重新“总结”文革，其目的是为他们的新投机服务。

     萧衍庆和他的“恩师”这些人，有一个很耀眼的特点，就是好象一贯非常拥护毛主席。这是因为，毛泽东主席，作为中国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由于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伟大贡献，他的丰功伟绩和历史地位，已经铸进中国和世界历史中。这一点，连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毛泽东思想对劳动人民的影响和教育，是资产阶级进行复辟开历史倒车的最大障碍。反动的统治阶级早就发现，对先进思想，打着表面拥护它的旗号对它进行消解，往往比正面污蔑和进攻还要好。他们利用这个旗号的程度，以毛泽东思想对人民的影响的大小为前提。在中国当代的现实中，任何代表复辟势力利益的统治者，都不会口头上完全放弃毛泽东和他的思想的旗号。

     毛主席说过，他一生就做了两件事，一是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另一件事就是发动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坚持过去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立场，把毛主席做的两件大事中的一件否定了，怎么“攀龙附凤”呢？如前所述，在资产阶级复辟势力否定毛泽东和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反动理论已经被历史的发展所粉碎，已经彻底破产，在这种形势下，为了能继续用毛泽东的旗号掩盖他们自己，以便继续投机，于是，他们不得不放弃过去曾经拥护过的《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部分反动观点，转而开始赞同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他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如前面已经通过确凿的证据揭露过的，他们的拥护毛泽东和拥护文化大革命是虚假的，他们是通过口头上的拥护，行实际上的歪曲和阉割之实。他们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用口头上的拥护来掩盖他们早已上了的资本主义复辟贼船和对毛泽东事业的背叛。萧衍庆和他的“恩师”的一个拥护者胡说什么“只要拥毛，大资小资都可资”，就暴露了他们口口声声吆喝的特别高的“毛泽东旗帜”，实际上是把毛泽东变成一个脱离了实际阶级斗争的、搞阶级调和的抽象的偶像，就是把毛主席这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刀子“无害化”。

     萧衍庆和他的“恩师”这些以嗜好名利为突出特点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他们已经从资产阶级那里分得一份残饭剩羹而没有更多油水后，便又想从革命人民的领袖那里“攀龙附凤”继续骗取名利。可是，毛主席的这个光辉理论及其伟大实践是有极其丰富而鲜明的阶级内涵的。毛泽东主席和他的光辉思想，和马列主义的科学真理一脉相承，是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中产生的，是与中国和世界革命的必然的继续进行过程中，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不断延续其巨大生命力，而不是抽象的偶像。萧衍庆的“师徒”们这些脱离了中国社会实际、顽固坚持个人主义立场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怎么可能真正理解毛泽东和他思想呢？怎么可能继承和实践呢？内容和形式是必然要统一的。所以，他们那些所谓拥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不过是耍弄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权术，不过是些供追随他们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玩耍的万花筒而已。由于他们阶级本性所决定，他们就总是在打毛泽东旗号时露出他们狐狸尾巴。

     他们公然造谣假托毛主席的意旨，要“总结”文化大革命，很有些“舍我其谁”的气派。这些年，萧衍庆和他的“恩师”魏巍发表了一些文章，并自我吹嘘为所谓“鸿篇巨著”。可是，他们怎么“总结”的呢？本文对《双水峪》的分析批判就揭露了他们的“总结”的实质，初步揭穿了他们玩弄的欺骗的一些假象。近几年来，他们又变了一些新花样，有些文章彩旗飘飘，有些文章阴风阳气，有些文章凶相毕露，但只要看一下他们幕后的“化妆室”，看一看他们的“底线”，看一看他们和他们的政治后台的关系，他们的真面目就昭然若揭了。他们先是舍车保帅的“批江泽民不批邓小平”，后来又舍帅保车的“批邓小平保邓力群和陈云”。他们变来变去，万变不离其宗。他们一直坚持着的是对所谓“四人帮”的仇视，是对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污蔑，是对无产阶级大民主的诋毁。他们不断的调整说词，是为了能在政治上稳住他们笼络的那个三中全会派势力，否则，他们的投机生意就做不下去了。一句话，他们一直坚持的是他们资产阶级反动立场，而他们的反动立场一定会在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在政治思想理论上表现出来的。《双水峪》就是三中全会派这些形形色色万花筒式的赝品的代表作。

     由于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直接导致了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空前低潮，因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就自然成为了当代中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反动的统治阶级持续了三十来年一直到今天仍然进行的污蔑和诽谤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危机及其对人类社会造成的空前的生存危机，也必然地会反映在人们的思想上。他们想扼杀和控制人类的思想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代表的客观真理的光芒，正如日中天般撕破资产阶级反动复辟倒退势力扯起的黑幕，但是，这必须通过革命的思想理论的斗争。彻底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先进分子必将奋起开展更加深刻和广泛的斗争，觉悟的人们会越来越多，斗争也将更加激烈和复杂。因为，那里代表了一个阶级的彻底灭亡和另一个阶级的彻底胜利。我们和三中全会派在正确认识评价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就是这样的斗争。

     毛主席曾经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1968年4月10日《人民日报》）我们今天进行的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和三中全会派进行的斗争，依然是文化大革命中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不同时期的阶级斗争都有紧密的连续性。由于不同时期的阶级斗争的新形势，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由于在思想理论上的破产和政治上的失败，他们在与无产阶级斗争时，总会不断变换内容和形式。其中最常用的一个变换是，对革命思想理论从原来的激烈反对变为拥护，用脱离现实和偷换歪曲概念的手法，把革命思想理论及其代表人物偶像化无害化，然后把他们作为在新的阶级斗争中向无产阶级进攻武器的新包装。反动小说《双水峪》所表明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变换手法。近几年萧衍庆们的表演也是这样因应形势的不断变换。今后随着社会危机的不断加深和人民觉悟的不断提高，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还会不断采用这种手法来欺骗。然而，他们越来越难以掩盖客观事物的本质，他们的表演越来越蹩脚了。

      由于自己的阶级立场使然，他们必然还会继续在文化大革命认识上表演。他们这些年，利用网络工具的兴起，利用他们笼络和影响的一部分人，用他们的阶级偏见作了充分的表演，用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进行他们的所谓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散布了大量的歪曲、阉割文化大革命光辉思想的谬论，制造各种形形色色的维护资本主义复辟的骗局，继续阻挠人们的觉悟。对资产阶级统治当局散布的攻击文化大革命的谣言谬论必须继续揭露批判；对三中全会派打着拥护的旗号攻击和歪曲文化大革命的新花样也必须及时揭露和批判。在正在重新觉醒的革命人民中，对后者的批判更具重要性。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反动的东西，没有一个是可以不经过批判和斗争而能自动推出历史舞台的。这是一场不可避免的尖锐的阶级对立和斗争。只有在不断深入的斗争中，才能不断提高阶级和路线觉悟，才能不断成熟起来。每一个觉悟了的愿意为无产阶级利益奋斗的人，必须拿起马列毛主义的武器，继续揭露批判这些假马列毛主义的骗子，驱散他们遮蔽文化大革命光辉的烟幕。

      初稿于2008年3月18日    修订于2008年12月31日    

魏巍为这部反动小说所写的序言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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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部富有哲理示意味的小说。作者的亲身经历和世界观都是可贵的。
      为《双水峪》题

                                                    　　魏巍

                                                 　　2000年5月

仔细阅读这篇评萧衍庆反动小说“双水峪”的文章, 终于了解了魏巍和萧衍庆的底细。在网上查了查, 这部反动小说是2001年正式出版的，一直到2004年还在发行着。这本小说“双水峪”写了20多年, 吹捧刘少奇和邓小平并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袖的萧衍庆, 突然于2005年开始写文章又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了, 这变化也太快了吧?

从网上搜索到的文章来看, 萧衍庆这些年一面写文章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却又多次吹嘘他的双水峪，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这只能说明他的这些年的批刘邓是假的，说明他善于耍两面派的投机，除此以外还能说明什么呢？可是，这样一个善于耍两面派的投机分子，很多人还以为他革命转化了呢。

还有个问题,  很多人为什么不去用心观察辨别呢?  即使信任某人也要保持独立思考的, 不能人云亦云,  对吧?  不然被人骗了跟着上当还帮着叫好,  岂不傻瓜蠢蛋一个?

受益匪浅！

大彻大悟！

萧衍庆（笔名梅俏）2006年的作品《毛泽东的珠峰》还在批判文化大革命。还在批判所谓的“四人帮”。那时候魏巍还没有死，不知魏巍这个忠于毛主席的战士怎么教导他这个得意弟子的？
三中全会派在批判文革时经常调侃所谓的“五人帮”，即在原有“四人帮”的基础上加上毛泽东就是“五人帮”。可见“四人帮”是没有错的，不然怎么它们把毛泽东同“四人帮”捆在一起？
萧衍庆到底是机会主义呢？还是其它难言之隐？魏巍默许萧衍庆反毛反文革这是铁的事实。魏巍真的有那么伟大？被一些拉大旗扯虎皮的宵小奉若神明？其替官僚资产阶级效力的狼子野心不是昭然若揭吗？

萧衍庆必须对这篇文章揭露的问题作出交代。如果是一时认识问题，是可以原谅的。如果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还以左派自居，这左派也太廉价了吧。

萧衍庆（笔名梅俏）2006年的作品《毛泽东的珠峰》和萧衍庆炮制的反动小说《双水峪》，怎么在网上搜索不到啊？
是毁灭证据了还是怎么地了？

萧衍庆（笔名梅俏）2006年的作品《毛泽东的珠峰》和萧衍庆炮制的反动小说《双水峪》，怎么在网上搜索不到啊？ 是毁灭证据了还是怎么地了？ 眼看宇宙和世界 发表于 2012-3-7 19:29:00

供批判用:

《毛泽东的珠峰》.rar (, 下载次数:532)

《双水峪》.rar (, 下载次数: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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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好文章。

先收藏，待认真仔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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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几十年如一日地搞投机但总是被历史强奸的无产阶级歌名家，至今还在为这个早就化为一缕青烟的反革命两面派涂抹革命色彩，其目的就是为这个为邓氏党中心服务了十几年有人漂白罪恶，为自己再度投机追加几分胜算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