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萧衍庆的“斗私批修”和“改造世界观”是什么货色?
萧衍庆在《双水峪》用了很多篇幅喋喋不休大讲特讲所谓“斗私批修”和“改造世界观”。那么,他要斗的什么“私”、批的什么“修”?他要改造的是什么世界观?他要怎样改造世界观?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所指的“传统观念”就是以私有观念(或者叫做私心、私字、个人主义)为核心的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他们在这里明确指出了,共产主义革命要“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个共产主义革命的“发展过程”,就是无产阶级为争取建立自己的阶级专政和巩固这个专政的过程。这就是说,要彻底斗掉、克服、消灭私有观念,必须在共产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在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过程中,才能进行和实现。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斗私批修”,就言简意赅地反映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存在决定意识。人的各种思想,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人们的思想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思想形成后,又会反作用于社会。因此,表面上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一定会通过他的社会实践、通过他的行动、通过他对客观世界的态度表现出来,首先是通过他对社会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政治态度表现出来,其次还要在他的思想、工作、生活作风中表现出来。前者被称为“大节”,后者被称为“小节”。“大节”和“小节”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要看到它们之间的不同,又要看到他们之间的联系和转化。但是,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在进行各种社会斗争时,政治必须占首位。因此,无产阶级对整个社会的改造,对人们世界观的改造,对以私有观念为核心的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改造,必须在无产阶级政治的统帅下,也就是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统帅下,才能得以进行,才能坚持正确的方向。毛主席说:“批评要注意政治。”“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否则,如果拘泥于小的与政治和组织的任务没有直接联系的小的错误,就会“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而且这种批评一发展,党内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点方面,人人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就会忘记党的政治任务,这是很大的危险。”《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因此,斗私必须紧密地结合于批修,必须紧密地结合于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在革命队伍里,公而忘私、大公无私、先公后私的精神与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高度的路线觉悟有着必然的联系,私字当头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作风与立场和执行错误路线有着必然的联系。因此,离开了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斗争,离开了这种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所谓的“斗私”,就迷失了方向,就和宗教的道德说教没什么根本区别,就会被剥削压迫阶级所利用,作为对被压迫被剥削的的奴隶的精神控制手段,就是精神鸦片。
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道理,萧衍庆不敢公开反对,却通过他所刻画的“阶级敌人”表达出来。原话是这样的:
杨有智问杨立伦:“思想改造能离开两条路线斗争吗?”杨立伦对付着说:“不能,也不应当。”(见49页)
在这里,萧衍庆以他一贯的两面派行为掩盖了他真实的思想观点,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既十分不满,又不能公开反对,就通过他描写的“阶级敌人”之口说出来,然后给予“对付”。但是,假的就是假的,伪装是不能长久的,总要在社会实践中被人识破、被揭露出来的。
萧衍庆在《双水峪》里塑造的一批“高大完美”的“革命干部”形象中,没有一个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老老实实承认的。唯一有一点“自我批评”、唯一承认“大批判”有点“结果”的描写,是在书中984页,他描写杜春山“推心置腹”地说:“现在认真一想,自己身上的缺点、弱点、毛病,还真是人家‘梳’出来的。要说现在工作谨慎一点,小心一点,多用脑子,还真是这一次大批判的结果。”就这样一处,羞羞答答,极为勉强,还只不过是通过杜春山承认了点“自己身上的缺点、弱点、毛病”,也只是使他在以后的工作中“谨慎一点,小心一点,多用脑子”,根本不承认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全回避了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的错误问题。萧衍庆这个仇恨革命大批判而善于诡辩的老写手在这里加写这么一笔,不过是为了给他在这本书里反动宣传打点掩护,留个以后欺骗和诡辩的“托词”。
萧衍庆在《双水峪》里还着力描写了一个青年人“改造世界观”的“典型”,即双水峪知青队队长、高干子弟石速平。在萧衍庆的笔下,石速平是又一个完美的要“担大任”的“有理想的青年”,是“毛主席”的“知音”(见709、1001、1009页)。但是,石速平一直对“把广大干部推到批判席上”的文化大革命持“怀疑”态度和对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造反派持不满的态度(见701——702页),他把孟子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作为信条(见690页),最后离双水峪出走去所谓重走当年红军长征路“锤炼自己”、做“毛主席殷殷期望的接班人”(见999页)。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号召革命青年“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号召他们对资产阶级造反,要他们在阶级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在群众革命运动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革命的接班人。石速平参加了革命群众的造反和批判了吗?没有。相反,他是一直持“怀疑”和不满。他重走红军长征路就能锻炼自己成革命接班人吗?任何时期的革命斗争都有自己特殊的具体的环境、条件、内容和形式。当年红军长征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极其激烈卓绝的阶级斗争条件下为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而做出的伟大战略决策。脱离当时当地现实的阶级斗争的环境、条件,拒绝参加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践,只是模仿历史上的某些形式,是教条主义的,不是做革命事业,而是违背革命事业的的行为,并不能经受真正的革命锻炼和改造。在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我们看到的资产阶级复辟派就常常采用这些形式主义的做法来欺骗麻痹革命人民群众。石速平拒绝接受当时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即使重走一遍当年红军长征路,也只能是一条脱离实际斗争之路。这个口口声声“继承毛主席事业”“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萧衍庆设计的“石速平”道路,与毛主席指引的革命道路没有丝毫共同之处。这是一条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设计的一条脱离群众、脱离斗争实际、把青年引向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邪路、黑路!
萧衍庆在《双水峪》还着力刻画的表现了自己经历和形象的杨立伦,来“现身说法”,大谈所谓“斗私批修”和“改造世界观”。那么他是怎么进行自我改造的呢?
他在这本自传体小说中,在其他许多文章中,许多次耿耿于怀的大谈他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批判,被错“打成反革命”,每每提起,满腹仇恨。那么,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是什么批判呢?
他在《双水峪》后记里说:“文革开始,我因在北京市委工作,又在工厂搞四清,我们这些年轻干部就成为‘旧市委的打手’、‘黑苗子’,被工人揪回工厂批斗。后来,市委机关围绕‘夺权’斗争,分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我因为没有书箱,日记、笔记都在办公桌内,对立派一查抄,我就成了批斗对象。”(见1236页)可是,他在这里却蓄意隐瞒了其中的关键问题。难道仅仅因为“在北京市委工作,又在工厂搞四清”、仅仅因为“没有书箱,日记、笔记都在办公桌内,对立派一查抄”,如果没有政治路线和思想问题就要被批斗吗?他的“成为”“旧市委的打手”、“黑苗子”,是子乌虚有的冤案吗?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对旧北京市委的斗争中,他到底是什么态度呢?是“革”的呢还是“保”的呢?他虽然刻意隐瞒这些,但从他在其他叙述中还是流露出来了。他在《脑不离阳光,足不离血迹》文章透露了他在文革前是被旧北京市委培养的“接班人”,在文革初期曾因在当时“四清”中执行错误路线受到“工人群众的批判”,后来在一月革命夺权时又被造反派作为“当时北京市委最年轻的‘黑帮’”而受到批判。他在《双水峪》903页是这样说的:“杨立伦的左臂是在机关两派辩论中,被对立派的一些人武斗扭伤的。当时扭他的就是那个混进市革委的机关造反派头头。”再从他大量的对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仇恨和攻击,从他自己经常炫耀的与旧北京市委“郑书记”以及复辟后北京市委领导干部的一贯密切关系来看,可以判断,他在当时是站在革命造反派对立面的,是属于保旧北京市委势力的。对这样一个重大历史关节问题,如果他后来对文化大革命是真的拥护了,他思想上怎么可能对过去的错误和思想根源没有一个基本认识的呢?当时他是出于大公无私之心来对抗向旧北京市委造反的革命造反派的吗?他当时是“受蒙蔽”的吗?他现在如果是真的拥护文化大革命了,几十年过去了,历史的风早已把党内资产阶级对革命造反派的污蔑撕碎了,真相早已大白了,还能是继续“受蒙蔽”吗?
这个自以为有知识而会玩弄文字游戏的老写手,这个经历了解放后几乎所有运动的“老运动员”,既然喋喋不休讲了那么多的“改造世界观”,为了让他的欺骗能够博得读者的相信,在书中也不得不假惺惺地透露一些“心迹”。例如,他说自己一九五七年“踏进大学校门,升起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下可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见833页),“开始是想当一名作家,后来又想当一名大官”(见835页),也曾被“‘读书做官’的旧思想影响了他”,“立足点仍然没有完全转移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来”(见340页), “容易骄傲”“听不进工人的意见”(见647页),文化大革命中“看到毛主席说,现在的大学生,他们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有的人根本接受不了。杨立伦自己虽然没有反对,但仍处于不理解。”(见856页)他透露的这些思想,在当时文化大革命前旧学校培养的知识分子中,是极为普遍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斗私批修思想教育中,许许多多知识分子也都亮出来了,萧衍庆在这里不过是复述,并不是新鲜货。也正因为他们这些人,如毛主席所正确判断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所以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可能经受得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考验,必然地要在实际斗争中顽固地表现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而出了许多洋相。
据他在书中74页透露,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他在受到审查时,因自己编造自己的反动思想“交代”而被打成反革命。如果这是真的,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做这样的假交代,是对文化大革命、对党组织的欺骗行为,这本身就是应该深刻检查反省的。根据他自己的介绍,当时并没有给他戴“反革命帽子”,是属于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从他自己多次提到的,也正说明当时军宣队和革命造反派是严格执行了毛主席制定的政策,没有轻信他的“交代”,为了团结改造他,很快给他恢复组织生活和工作。但由于他的不老实的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彻底转变,处处隐瞒了自己的真实思想,在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中采用的是“顺从着”(见65——66页)“经历了‘袴下之辱’”(见910页)的欺骗态度,把他的反动世界观和对文化大革命与革命造反派的仇恨隐藏起来,他就根本不可能真正触及灵魂和得到真正改造。他在书中多次提到,“这次下放,和社员生活在一起,思想感情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见891页),表明他的世界观彻底转变了。这是可能的吗?
参加生产劳动是联系实际、联系工农、进行思想改造的一个必经的途径和形式,但必须在和工农一起参加生产劳动的同时,也参加工农群众的批判资产阶级和建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并且以这个斗争为统帅,虚心接受工农基本群众的教育和帮助,开展积极的思想交流和斗争,并在这个长期过程中,才可能触及灵魂,才可能使世界观逐步发生根本的转变。他仅仅是在双水峪那里不过是好象“老老实实”劳动了一年多时间,给社员群众做了些针灸,但他在同时却还带着在文革初期因被批判而强烈的“屈辱”和“愤怒”,在双水峪很快就和那里也因受批判而顽抗的或采用韬晦策略等待复辟反攻之机的走资派沆瀣一气地搅合在一起,和那些受党内走资派蒙蔽还没有提高觉悟的落后群众搅合在一起,对那里的革命造反派和群众充满了敌视,这样他就能“思想感情”和“世界观”发生“根本的转变”吗?他的世界观发生根本转变的表现是什么?是他在《双水峪》里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路线的鸣冤叫屈和翻案吗?是他对文化大革命和革命造反派的仇恨吗?是他后来对改革开放资本主义复辟的拥护吗?是他在复辟后爬上了北京日报的高级编辑和北京同心出版社的社长吗?他都是用他“根本的转变”后树立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公心”去做这些事的吗?这是萧衍庆玩弄的又一个极为卑劣的欺骗!
那么,他抗拒世界观改造的真实思想是什么呢?下面两个例子才可以让我们看出他们比较接近真实一些的内心世界。
萧衍庆许多次自我炫耀他在1953年就入了党,在《双水峪》里通过杨立伦爱人李佩的叙述说:他们夫妇“五十年代……一块念高小、读中学。一九五七年,杨立伦考上大学……在中学,在大学,他们都是团的干部。这样一个经历,怎么能和反革命联在一起呢?“(见905页)
无独有偶,在2006年为抵消民间对文革的怀念,在统治当局导演的又一轮对文革否定的宣传中,魏巍夫妇发表人物传记,回忆他们在文革中受批判时的思想:“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魏巍作为“文艺黑线人物周扬的人”被揪了出来,……猛然间跌进“政治深渊”的魏巍,心里痛苦至极。 1966年11月下旬……“魏巍正在接受审查。”……其间, 有几个“红卫兵”跑到魏巍家里, 动员刘秋华“跟黑线人物魏巍划清界线, 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 。刘秋华对来人轻蔑地说:“魏巍1937年参加革命,为党奋斗了几十年,你们现在却硬说他反党,真是可笑、荒唐! 能写出《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人会是坏人? ( 据《老人世界》杂志2006年第10期 )
两个例子,一个心声。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师徒二人对文革中受批判而十分仇视的真实思想状态是十分清楚的,也是十分一致的。他们就是凭着过去那么一点所谓革命经历,象魏巍那样,只不过是“1937年参加革命”、“奋斗了几十年”,写了一篇报告文学使他成了名;而萧衍庆也就是在建国后上了小学、中学、大学,入了党,当过“团干部”,就那么一点在当时数以千百万计的共产党员和干部中并不很突出的经历,他们就都要进入永久牌的红色保险箱,就要无产阶级把他们供奉起来吃一辈子,他们就永远是革命的了,就不会有任何反对革命路线的错误了,他们就是当然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就不允许任何人批评一个字了。这符合他们的历史事实吗?魏巍文革前作为一个全国性文艺杂志的负责人是忠实执行了文化革命路线而没有任何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错误吗?萧衍庆在文革初期没有执行旧北京市委的反动路线的错误吗?毛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口头上拥护毛泽东,而实际上顽固执行与毛泽东的革命路线相反的路线,就是实际上反对毛泽东!
不要说萧衍庆和他的“恩师”师徒二人就那么一点并不很突出的经历,就是对中国革命有着比他们大得多得多的有着所谓许多辉煌功勋的老革命家,就象林彪那样的,如果在后来的革命历程中不再继续革命而对抗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路线,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都是要进行坚决的批评和斗争的。在革命群众运动中,不要说受到革命群众的正确批判,即使发生了一些偏差或错误,受到了不正确的对待,也不能与发动起来批判资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群众相对立而向革命造反群众出气和报复。这是一个在革命群众运动中站在哪一边的阶级立场问题!
还要看到,对萧衍庆他们“师徒”二人在文革中受到的批判,由于他们所在单位的特殊性,当时都是在当时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他们不是信誓旦旦的自诩为一贯忠于毛泽东的吗?当时受了些批判,几十年后还在耿耿于怀,还在控诉和发泄,这是忠诚于毛泽东开创的革命事业,还是一贯地“忠诚于”自己个人主义?
在《双水峪》49页,萧衍庆别有用心地把“思想改造能离开两条路线斗争吗?”这句闪耀着真理光辉的话通过他精心刻画的“阶级敌人”杨立伦说出来,他当时也对付着说:“不能,也不应当。”(见49页)他的这些自我描写,恰恰说明四十多年来,他对文化大革命精髓思想,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路线斗争中改造世界观,是一直反对和抗拒的,一直到现在,从没有转变过。这也正是文革中犯了路线错误一直不认帐、抗拒改造终于在复辟后堕落为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许多“老干部”的普遍心态。他们参加了革命有了那么一点“一招鲜”的经历,就作为了利用社会主义条件下尚存的资产阶级法权向上爬的资本,文化大革命来了,革命要深入了,他们这种膨胀发展了的个人主义立场被党内资产阶级利用而诱导,他们最后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贼船,一直还没有下来。这就是许多所谓“老干部”在复辟后跟着资产阶级堕落下去的共同思想根源。萧衍庆和他的“恩师”魏巍就是当时这个势力中的一员。从他们在复辟后一度受到的重用和提拔来看,而且是比较突出的一员。
他们一直到现在写小说做文章,总是对文革中所谓“剪头发、挂牌子、游街”“坐喷气式”等等“极不文明”“侮辱人格的举动”(见梅俏《毛泽东的“珠峰”》),对革命群众运动中的某些激烈现象耿耿于怀,但是,对于党内走资派对革命群众和革命造反派的无中生有的更加大量的诬陷和残酷镇压迫害,对于这些更严重的“极不文明”和“侮辱人格的举动”,你们何曾反复进行过揭露控诉和批判?萧衍庆在百万言《双水峪》可有一个字的描写?毛主席早就说过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对于革命群众运动中的激烈或某些过火现象,不仅过去,就是将来也不可能避免,关键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用什么态度对待和加以引导的问题。反抗的激烈是压迫的残酷造成的。萧衍庆说什么“虽然事后很多吃过这种苦头、受过这种侮辱的同志都不计较”,这完全是一派假话。如前所述,他在《双水峪》里就反复进行过控诉,以此来表达他们难堪至极的“苦楚”,和他的“革命老人”反复表达他们的痛恨。不管他们后来多么“顺从”,但他们的自供说明了他们从来也没有从立场上和感情上解决,到了某些时机他们要发泄“放水”,到了某些时机他们要掩盖粉饰。他们用两面派行为掩盖了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仇视,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惯技。
通观《双水峪》全书,萧衍庆从来没有对他在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所犯的错误认一点帐。所有的就是对自己受到批判一直充满了刻骨铭心的仇恨。他描写自己对受到的“批判”,“仍然心情难平……文化大革命初期……羞愧地上过工人愤怒的批判会;后来,又愤怒而又痛苦地上过机关派性斗争的批判会;接着就是毁灭政治生命、令人不寒而栗、毛骨悚然的“清队”批判会;此后就是“反扑”、“翻案”、“阶级斗争新动向”等等名目的批判会。”但对这些革命群众的批判,他从来都没有触及自己的灵魂,而是以敌对的态度,学得了阴谋家不约而同共有的“韬晦”之计,“颇有一点经验”,“还是顺从着好”(见65——66页),“不得不‘低三下四’”、“经历了‘袴下之辱’”(见910页),而把自己对革命人民的极端仇恨隐藏在自己心里,就象他精心描写歌颂的书中的两面派人物佟丽枝那样“在心里修水库”,“酸甜苦辣辛,我都往肚里咽,将水库装的满满的,待势而放。一旦形势来了,看我给他们放水”(见1208页),什么“形势来了”?就是一旦复辟时机来了,他们就要放出充满了阶级仇恨的“滔天洪水”,把革命人民淹它个赤野千里!所以他在《双水峪》结尾部分,对他们所保的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人物邓小平复出时所有的那种象“天晴翻身”的无比欢欣喜悦的“阶级感情”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这就是1976年反革命政变发生后,看到“形势来了”,萧衍庆就怀着对“翻身”无比欢欣鼓舞、对文化大革命和革命造反派无比愤怒仇恨之心情、开始写作这本《双水峪》的背景和原因。
他们一直以天然革命家自居,他们一直拒绝思想改造和彻底决裂,他们一直自我膨胀,一直恶性膨胀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膨胀到跟着并帮助复辟当局散布大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欺骗舆论,把整个中国和13亿人民都葬送在资本主义复辟的残酷统治之下在他们拥护下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彻底资本主义复辟了,把毛泽东的事业完全彻底地葬送了,他们仍不愿做任何丝毫的自我批评,他们还竟然靠着几声廉价的哼哼吆喝摇身一变成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的“拥护者”,成了什么“当代鲁迅”、“无产阶级左派领袖人物”、“伟大的革命导师”、“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继续革命的伟大战士”,等等,等等。要想见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怎样混到革命队伍里捞取个人名利的吗?要想知道“恬不知耻”这一类成语的含义吗?看一看萧衍庆和他的“恩师”的表演就清楚了。然而,他们这些表演还不只是低级、庸俗的自我吹捧和互相吹捧,其实质是在对批判三中全会派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顽抗和反扑。
萧衍庆利用自己的那点文字涂抹工夫,对人民群众欺骗长久了,自以为得计,然而,只要我们把他的全部经历和全部言论都掌握起来,从其中的矛盾中,就可以识破他精心编造的假象。他那些新花样,统统不过是维护三中全会派反革命修正主义事业的欺世盗名的作秀。只是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不在对他们《双水峪》以外的毒草文章进行一一揭露分析批判。但他们的那些丑恶表演,是一定要被揭露出来的。
萧衍庆喋喋不休地大谈“斗私批修”和“改造世界观”,他用尽了中国最高级别的吹捧手段把他的“革命老人”、“革命老干部”,从北京旧市委里的书记、部长到公社书记、副书记、从“铁杆保皇派”公社政治组长,大队书记、团支部书记、一直到拥护他们跟他们跑的老党员、老模范和基本群众,都没有私心表现,都是十分完美的高大形象,不仅都没有路线错误,还从工作与生活作风的点点滴滴小事上都闪耀着他们公而忘私的光辉。在他的笔下,这些人当然都是应该学习的榜样,甚至连佟丽枝那样的刻意隐瞒自己政治观点、时刻都在渴盼自己丈夫东山再起两面派行为也都成为高超斗争策略的优点了,他们当然也就没有什么私可斗、什么修可批,至少在小说描写的那个条件下没有改造世界观的必要或不是重点。那么,他到底是要改造什么人的世界观呢?
再如前已原文列举的,他描写江青是“个人野心膨胀”、“乱施淫威,胡作非为”;北京市里的造反司令一造反就“占山为王,急着弄几个女人鬼混”; 混进市革委会的头头则是“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从市里下放的造反派头头李步林是个“爱说大话不脸红,野心勃勃往上爬,没得梯子也敢上”的野心家、“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另一个头头陈闻月是个“顾名不顾家的官迷”;至于他浓墨刻画描写的杨有智则是一个坏透了阶级敌人,更是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本性的人格化的化身;等等。在他的描写下,那些造“老干部”反的造反派人物,个个都是私心野心恶劣膨胀的“权欲狂”, 是“借文化大革命实现个人野心”,都是“私心”被阶级敌人利用,甚至就是“新生的”阶级敌人,是阶级敌人的阶级报复,是一些道德败坏、无恶不作的人,这些人“成天价说别人‘走资’,兴许他就在‘走资’呢!”。在他的描写下,那些执行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路线相对立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都是没有“私心”的“大公无私”的人,而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而斗争的革命造反派都是充满“私心”的人,既然如此,很显然,在他的眼里,这些“造反的人”理所当然应该是“斗私批修”的对象了,改造世界观,当然也就是要改造这些人。这样,萧衍庆的“私”和“修”的所指,也就清楚了。他要斗的“私”,就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他要批的“修”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这样,通过他的描写,就把革命对象和革命力量完全翻了个180度,他的“司马昭之心”也就大路朝天了。
其实,把革命造反派的造反精神污蔑为“私心”“权欲”,并不是萧衍庆的发明。南宋时期,面对多次农民革命对腐朽的封建统治制度的猛烈冲击,在当时阶级斗争空前激烈的时期,为了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孔孟儒家的传人朱熹就发展了孔孟之道,把一切违背封建统治秩序、反抗封建剥削压迫的言行,都说成是“万恶”的“人欲”,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只有灭尽“人欲”,才能完全恢复“天理”。明朝中期,残酷镇压了许多次此起彼伏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王守仁则总结了镇压农民起义的一条经验,叫做“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于是他提出了要灭“心中贼”,所谓“心中贼”就是劳动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造反思想。当前,随着整个极端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的空前危机,全世界的反动统治阶级都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造反思想充满了恐惧和仇恨。中国在彻底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实现了复辟的新资产阶级统治者更是如此。萧衍庆的对“斗私批修”的歪曲,对革命造反派的仇恨,对革命造反精神的丑化,就是适应资产阶级复辟和巩固统治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