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无产阶级政党组织路线的简单思考 [复制链接]

新时期无产阶级政党组织路线的简单思考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社会环境与俄国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党的成立的社会环境基本相似。当时的俄国和中国，都是工业化程度比较低，工人阶级队伍不够强大。封建的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农民阶级占主体。中国情况比俄国还糟糕，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
中国的共产党要完成中国的革命，其政治路线首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由代表工人、农民阶级利益的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完成资产阶级的新民主革命。共产党的组织路线必然是由精英知识分子主导、大量基层党员共同参与的组织路线，即我们常说的民主集中制，这种组织方式无疑对中国新民主革命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该阶段是快速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培养庞大的新生的工人阶级，逐步消灭小农经济，不断壮大工人阶级的队伍，提高无产阶级的文化教育水平，充实党内工人阶级队伍，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两个阶级、两个路线、两条道路斗争异常激烈。由于中国共产党党内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较多，必然出现精英思想，组织路线强调集中，强调命令。党内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盛行，毛主席带领人民，用了很大精力整党，效果不佳，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化革命中，主席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就是“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路线的革命开辟了道路，党的组织要充分发挥基层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造反精神和反潮流精神，形势需要时，要向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进攻。
当今的中国，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彻底完成，工人阶级队伍逐步壮大，逐步成熟。中国的无产阶级又经过文化革命的洗礼和改开资本主义的复辟，无产阶级觉悟空前很高，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也更加深刻，列宁所主张的一些无产阶级政党的精英组织模式必然要扬弃。
传统的组织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而文化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党中央出修正主义，基层党员要造反，党内出修正主义，人民群众要造反，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
这里，我大胆提出，新时期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路线是：“少数服从多数，上级听取下级，全党服从党员代表大会决议，充分发挥基层党员的首创精神。党内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基层党员要造反，保护独立意见的少数”。欢迎大家拍砖。

以下材料，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组织路线建设提供参考。



罗莎•卢森堡党内民主思想的多重语境
作者:王进芬 李东明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

【摘要】　罗莎•卢森堡围绕着党内民主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思想主张，但她的这些思想主张并非处于真空之中，而是有着特定的语境：一是出于批评列宁的建党组织原则，捍卫她所认知的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的需要；二是她的党内民主思想深受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三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内部日益滋生的官僚主义的思考与回应。卢森堡的党内民主思想在多重语境中，有着不同的内涵刻画与价值彰显。

罗莎•卢森堡（文中简称卢森堡）是第二国际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和国际共运史上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她围绕党内民主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思想主张。国内学术界对罗莎•卢森堡党内民主思想的研究并不少，但大多是研究她关于党内民主的精辟论述以及她同列宁在党的组织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对其党内民主思想的多重语境很少提及。本文试图回归卢森堡党内民主思想的相关语境，对其思想进行客观评析和思考，力求更全面考察她的党内民主思想。

一、批评列宁的建党组织原则，捍卫她所认知的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
卢森堡对党内民主的卓越阐述和理论思考，在很大程度上与列宁主张的建党原则，即“集中制”有关。１８９９年，列宁在《我们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明确指出“必须成立统一的因而也是集中制的党。”这是列宁首次提出“集中制”这个概念。１９０３年，列宁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提交的《党组织章程草案》是其“集中制”思想完整的体现。１９０４年２月，列宁发表了《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一书，对“集中制”原则做了深刻的论述，反复强调在党内必须实行由铁的纪律维护的“集中制”。即，为了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必须有组织上的统一，必须有正式规定的党章，必须坚持少数服从多数，部分服从整体，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列宁的主张遭到了卢森堡的强烈反对。１９０４年７月，她撰写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批评列宁主张的“集中制”是“无情的集中主义”、“极端的集中主义”，指出这种“集中制”是根据以下两个基本原则建立起来的：“第一，使党的一切组织及其活动，甚至在最微小的细节上，都盲目服从中央机关，这个中央机关单独地为大家思考问题，制定计划和决定事情；第二，把党的有组织的核心同它周围的革命环境严格地隔离起来。”卢森堡认为这种“集中制”充斥的不是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精神，而是一种毫无生气的看守精神，所关切的是对党的活动的控制而不是使它“开花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卢森堡并不一般地反对党内实行集中制原则。鉴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建立之初处于组织松散、软弱和秘密状态的特殊条件下，她也认为“必须在俄国建立一个统一的紧密团结的工人政党”，但她同时又指出“关于集中程度的大小和集中化的更准确的性质，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就是说，卢森堡只是在实行什么样的集中制、集中到什么程度方面和列宁有不同意见。她认为列宁主张的“集中制”是 “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的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之上”“中央委员会成了党的真正积极的核心，而其他一切组织只不过是它的执行工具而已”。这样做的结果只会使普通党员丧失其主体性，扼杀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吞噬党内民主，形成“官僚集中制”和少数人的独裁。
在反对列宁“极端集中制”的基础上，卢森堡提出了“自我集中制”，要求尊重党员群众的首创精神，切实保障普通党员的民主权利。她认为，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应该是“工人阶级中有觉悟的和正在进行斗争的先锋队（与它的各个集团和各个成员相对而言）的意志的强制性综合，这也可以说是无产阶级领导阶层的‘自我集中制”，是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党组织内部的大多数人的统治。”国内理论界对卢森堡“自我集中制”的含义进行了多层次的归纳，说法不尽一致，但其中一点是十分明确的，即卢森堡主张在党内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保障大多数人的民主权利，实行“大多数人的统治”，执行大多数人的意志，发挥广大党员的首创精神。
当然，卢森堡之所以强烈反对列宁在党内实行严格的集中制，也是为了坚持和捍卫她所认知的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反对在工人阶级的工会和政党内实行绝对的集中制，主张按民主原则建党。马克思在致约•巴•施韦泽的信中曾经明确指出：“集中制的组织不管对秘密团体和宗派运动多么有用，但是同工会的本质相矛盾。”恩格斯总结说道“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后来由马克思、恩格斯实际领导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无不遵循这些规定。作为第二国际时期德国党的重要领导人，卢森堡对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政党确立的党内民主的基本原则自然是熟知的。她批评列宁所谓的集中制“就是把布朗基秘谋集团的运动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运动中来”，强调社会民主工党所要建立的组织形式应该“完全不同于先前的社会主义运动例如雅各宾和布朗基运动的组织形式”，“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同布朗基主义的集中制在性质上必须有本质的区别。”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卢森堡提出了“自我集中制”，强调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党组织内部应该实行“大多数人的统治”，而不是让组织里的普通成员成为“在自己的活动范围以外执行预定的意志的纯粹的执行机器，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工具。”

二、卢森堡的党内民主思想深受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
卢森堡之所以对列宁的建党原则会如此的不信任，并提出了“自我集中制”，强调尊重党员群众的首创精神和民主权利，与她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也是分不开的。
一方面，卢森堡对列宁所主张的“集中制”的批评和她长期置身于德国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有关。众所周知，卢森堡出生于波兰，她是由于在波兰参加社会主义政治活动被沙皇政府通缉被迫流亡到德国，并于１８９８年加入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与俄国社会民主党是在沙皇专制统治下活动不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大部分时期都是处于公开的、合法的状态。这样一种相对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对当时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活动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有这些势必会深深地影响到他们在党的组织问题上所持的基本观念，即他们在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问题上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民主的传统、民主的意识和民主的精神。完全可以说，卢森堡对列宁“集中制”的批判，也是当时第二国际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绝大多数人的心声。就该时期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而言，无论他们之间存在着怎样的政治分歧，他们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反对列宁所主张的高度集中的建党原则。如第二国际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卡尔.考茨基就声称，如果他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他一定投票赞成马尔托夫而反对列宁。只不过，卢森堡把自己的意愿表达的更详尽具体、更充分有力、更言辞激烈而已。她批评列宁“所设想的那种几乎拥有无限的干涉和监督权力的、大权在握的中央机关显然是十分荒谬的”，认为“工人群众还没有做到的对党的机关的活动和行为的公开监督反而可以由中央委员会对革命工人阶级的活动实行的监督来代替，那就是错误的”等等。
另一方面，卢森堡对列宁“集中制”的批判也和她对波兰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主观主义的态度有直接联系。１９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波兰境内出现了第一批社会主义小组，但小组的成员与民粹派分子有着紧密的联系，深受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当中的很多人甚至包括党的个别领导人都认为历史是少数杰出个人主观活动的结果，主张建立少数革命家组成的秘密组织进行暗杀、恐怖活动。这种做法的错误在于从主观感情、愿望、意志出发，从狭隘的个人经验或本本出发而忽视了广大党员群众的首创精神，陷入了主观主义。深谙波兰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的卢森堡自然会意识到，这种错误思潮不仅是发展党内民主的桎梏，也是实现人民民主的障碍，因而极其反对波兰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主观主义。关于这一点，正如前苏联研究卢森堡的专家罗•叶夫泽罗夫、英•亚日鲍罗夫斯卡娅所说：“罗莎•卢森堡一贯反对波兰工人运动中的主意论观念。”正出于对波兰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主观主义的深刻印象和强烈反对，当列宁主张“把所有秘密的职能集中在数量尽量少的职业革命家手里”时，她立刻站出来批评列宁的主张不利于党员群众的政治积极性、主动性的发挥，不利于充满希望的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是一种一再跟俄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开玩笑的主观主义”。对此，研究卢森堡的苏联专家罗•叶夫泽罗夫、英•亚日鲍罗夫斯卡娅也评论指出，卢森堡认为，“在她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实际上是她臆想出来的——克服布尔什维克的似乎是一种主观主义者的布朗基主义路线问题。”

三、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内部日益滋生的官僚主义的思考与回应
卢森堡的党内民主思想也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内部日益滋生的官僚主义的思考与回应。在卢森堡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时，该党在组织和机构上已经相当成熟，与此同时，党的官僚化也在日益加强。特别是党内以右派为代表占据多数优势并牢固掌握党的决策的领导层，由于长期身居高位，逐渐脱离党员群众。其突出表现就是，他们总是按照自己的意图对党员群众实行监护和教育，经常限制党员群众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发挥，听不进党员群众的不同意见。这种情况在１９１０年以后变得越来越严重。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证，即１９１１年８月８日党的执行委员会给党的报刊编辑部发了一封秘密通知，禁止它们讨论德国印刷工人联合会中的意见分歧和对工会领导机构的措施提出任何批评。与党内右派长期居于高位不同，以卢森堡为代表的左派长期处在受排挤、被冷落的地位。政治上的弱势使得卢森堡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有着更清醒的认识，同时对党内民主表现出了更多的渴望与向往。在卢森堡看来，党的领导机构与工作人员的官僚化，实际上堵塞了在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渠道，扼杀了党内民主。１９１１年，在《再论群众与领袖》这篇文章里，她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身上的官僚主义说道：“在我们队伍中可以经常听到对我们党的最高领导的官僚主义的抱怨，说这种官僚主义扼杀了生气勃勃的政治活动力。”卢森堡还进一步指出了发挥党员主动性、实现充分的党内民主对克服党内官僚主义的积极作用。在她看来，党内批评自由的缺失，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得不到发挥或发挥得不够，是官僚主义得以滋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她说：“如果批评的思想、党员群众自己的首创精神发挥不出来，那么，最理想的党执行委员会也会一事无成，并将不由自主地陷入官僚主义的拖拉作风。” “要是党员群众自身干劲不足，独立的精神生活不够活跃，那么他们的中央领导机构就十分自然地不仅会产生官僚主义僵化的倾向，而且也喜欢非常错误地认为自己对于党拥有官方的权威和权力地位。”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卢森堡特别强调要把唤起广大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作为克服党内官僚主义的主要手段。在卢森堡看来，“只有全党生机勃勃的政治积极性才是对这种弊病的一种真正的补救。”“除了广大党员群众自身的首创精神、自身的思想工作和自身的朝气蓬勃的政治生活外，再没有其他手段。”不仅如此，卢森堡还特别强调了发挥党员主动性、实现充分的党内民主对党内健康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她说：“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发展的关键，即社会民主党生死攸关的问题在于，党员群众的政治思想和意愿要始终保持生动活泼的状态，它们能够日益使党发挥主动性。”
某种程度上，正是出于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官僚主义现象及其危害作用的深切感受，卢森堡对列宁的“集中制”建党原则表现出强烈的反对和高度的警惕，对发挥党员群众自身积极性和主动性的积极意义给予格外的肯定。卢森堡认为，列宁主张的“集中制”实质上是“力图使充满希望的、生气勃勃的工人运动通过无所不知和无所不在的中央委员会的托管来防止失策”，而“真正革命的工人运动所犯的错误，同一个最好的‘中央委员会’不犯错误相比，在历史上要有成果得多和有价值得多。”瑐瑧

四、卢森堡党内民主思想之再认识与思考
通过分析卢森堡党内民主思想的原初话语情景，不难发现，在多重背景和多重语境中，卢森堡的党内民主思想有着多维意蕴，因此有必要对卢森堡１８的党内民主思想进行再认识与再思考。
第一，从抽象意义上讲，卢森堡的党内民主思想是与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一致的。卢森堡党内民主思想的基本点分为三个方面，即尊重党员群众的首创精神，切实保障普通党员的民主权利；加强党内民主交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党内民主监督，反对党内官僚主义。这些基本主张都是与马克思、恩格斯所确立的建党组织原则毫无二致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从她对“自我集中制”的阐释中可以看出，她的党内民主思想并不是毫无原则的民主，而是包含了集中的成分，这一点也是和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民主制一致的。
第二，客观地讲，卢森堡的党内民主思想对列宁的党内民主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启发。针对卢森堡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中的批评，列宁写了《进一步，退两步（尼•列宁给罗莎•卢森堡的答复）》进行了反驳，认为卢森堡歪曲了自己的思想。但不可否认，卢森堡的党内民主思想对列宁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这表现在，列宁于１９０５年适时地指出 “确 认 民 主 （的）集 中 制 原 则 是 不 容 争 论的”。有学者认为列宁把民主的因素纳入集中制从而提出“民主（的）集中制”是对卢森堡“自我集中制”的肯定和发展，或者认为卢森堡的“自我集中制”就是“集中制”与“民主集中制”之间的过渡和桥梁，这些观点都是有着一定道理的。另外，对列宁有所研究的学者都不难发现，列宁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从来都是非常谨慎的，他在其《政治家札记》一文中指出了卢森堡的五个错误，但并没有把卢森堡对“集中制”的批评列入其中，由此也可以看出列宁对卢森堡的党内民主思想的尊重和间接肯定。
第三，卢森堡的党内民主思想有着理想化的成分。由于卢森堡从事革命实践活动的主要地域是在德国，这就使得她更多的是基于德国工人运动的政治经验看问题。就是说她关于党内民主的一些认识实际上是脱离了俄国特殊的历史条件，陷入了理想主义。与德国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任务不同，列宁亟须在沙皇专制统治下的俄国建立一个真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所以必须统一认识，必须反对盲目地崇拜自发性。列宁在《怎么办？》这个小册子中指出：“德国人坚持现有的东西，拒绝改变，而我们却要求改变现有的东西，反对崇拜这个现有的东西，反对同它调和。”而就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情况看，卢森堡在那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唤起广大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克服这股在党内占上风的官僚主义。就此而言，卢森堡的党内民主思想虽然从一般意义上是无可非议的，但如果用在刚刚建立、组织还十分涣散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身上，它的意义就另当别论了。由此可见，党内民主的实现程度是和党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以及党自身的状况分不开的。
第四，卢森堡关于党内民主的阐述与思考，对于我们当前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党内民主被中国共产党赋予越来越高的战略意义，从十六大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到十七大强调“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再到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集中统一是党的力量保证”足以显示出党对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视。虽然我党所处的地位和面临的问题已经与卢森堡所处的情形大不相同，但她关于发展党内民主的一系列重要主张，诸如要尊重党员的首创精神与民主权利、在党内要允许不同思想的自由交锋、要加强党内监督等，对于我们贯彻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