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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战争”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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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战争”
前文说到六七年地春天是造反派的天下,特别是北京红卫兵的代表——五大学生领袖,俨然是中国最风光的政治新星。但是这些新星其实还不懂得什么是政治,以至于他们很快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随即退出历史舞台。由红卫兵的大串联鼓动起来的工人、农民的造反派在学生红卫兵退出政治舞台后成为新的最活跃、激进的的群众组织,并且与于其后产生的“保守派”进行了数年的“全面内战”,对文革造成了极大对负面影响,严重地阻碍了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实现。
到六七年的秋天刘少奇问题已经处理完毕,刘邓官僚集团已经被摧毁,整个官僚体系已经支离破碎,按说此时重建新的更加体现人民民主的权力机构的时机已经到来;但是,当时的政治阵线却依然混乱,各种政治力量的冲突仍然激烈,根本无法进行重建政治体系的工作。
林彪一方面开始构建自己的政治集团,一方面要借文革之机清除军内潜在的政敌;以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为首的文革领导小组则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因军队没有公开支持他们所支持的造反派而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军队的高级将领;那些造反的“司令”们面对着新崛起的“保守派”的挑战正在积极备战;总之,从林彪、陈伯达、江青到群众组织的小头头,出于不同目的而不愿意就此进入文革的重建阶段。他们还要继续“革命”——追求各自的目标,而不是毛主席的目标——重建新的权力机构,恢复社会的正常秩序的目标。
企图浑水摸鱼的大有人在,中国社会这潭水不仅未能逐渐澄清,反而更加混浊。在这些搅混水的人中就有红卫兵造反派,他们也是因此而最先退出政治舞台的人。
首先瞎搅的是北京的红卫兵造反派,也就是分裂为“天派”与“地派”的那些人。他们本来都是从造工作组的反,造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起家的,是同一战线的战友,因为在对运动中一些事件的认识有分歧,又因为他们背后还有不同“山头”的野心家在鼓动,于是反目成仇,大打出手,把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抛在一边,以至于很快就被淘汰出局。
导致他们分歧的最重要事件之一是所谓“二月逆流” 的事件。
六七年初全国进入夺权阶段时,造反派与各地政府的严重冲突必然涉及军队的态度。毋庸讳言,军队当时大多数是不支持造反派夺权的。注意,我这里是说不支持,而不是阻止。军队没有阻止造反派夺权,只是采取了旁观的态度。这种“消极态度”是造反派和中央文革所不满意的,更兼一些逃避造反派批斗的党政干部利用个人关系逃到军区去寻求庇护,这就引起了中央文革和造反派的强烈抗议。造反派与中央文革对军队的不满给林彪借机清除军内的潜在对手提供了机会,林彪抓住了这个机会,伙同中央文革鼓动造反派把批斗的矛头指向了军队中的一些高级将领,提出了“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几位高级将领因此遭到批斗,甚至抄家。
由于《十六条》中清清楚楚地写着:“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中央文革根本无权支持群众组织跑到军队中去抓人,更何况所抓的还是高级将领!是陈伯达、江青等人做得过火了,江青、陈伯达在在批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时竟然说:“解放军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句话太过分了!这是对整个人民解放军的指责。当这句话汇报到林彪处时,林彪勃然大怒,立即召江青来训斥,要她一同到毛主席处评理。江青面对副主席的震怒,赶忙道歉。
此事汇报到毛主席处,毛主席召开了军委会议,听取了将领们的抱怨后,要求军队支持左派群众。随后毛主席又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严辞批评了陈伯达、江青,并要中央文革检讨这次错误。中央文革搞了个“关门检讨”,没有邀请将帅们参加。将帅们对此很不满意。于是发生了在周恩来召开的“碰头会”上,将帅们对陈伯达、江青发起了猛烈的抨击。个别人言辞之间透露出一些对毛主席发动文革的不满,这就反被陈伯达、江青抓住了把柄。
陈伯达、江青干扰军队工作是错误的,反对文革则是更加错误的。尽管将帅们可能并非反对文革,只是表示一些疑虑,可是那个时候,怀疑文革的正确性就是路线错误,所以这次将帅们对陈伯达、江青的批评反而被视为一股“逆流”——“二月逆流”,也受到毛主席的批评。
“二月逆流”事件反映了军队高层与中央文革在对文革认识上的严重的冲突。尽管“改开”年代的事实证明当时军队高层对文革的认识很不够,但是可以用对付刘邓集团的办法来对付军队的将帅们吗?这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军队是国家的柱石,军队是党的卫士。中央文革那些文人们竟然企图凭借自己指导文革的权力来压倒那些将帅们,他们太幼稚了!毛主席可以毫不犹豫地打倒刘少奇,可是他绝对不会打倒那些高级将帅们。因为那些将帅们是他最可靠的两股政治力量之一,另一股力量是人民群众。与这两股力量相比,中央文革那些文人是靠不住的。直接证据就是中央文革的组长陈伯达和王、关、戚野心的暴露与倒台,更重要的证据是中央文革屡屡以极左的面目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使得毛主席多次陷入被动,陷入困境,使文化大革命本身错误百出,成为邓小平否定文革的炮弹。一旦那些文人取得了刘邓当初所取得的权力与地位,谁又能保证他们不会成为“刘邓二世”呢?
文革最重要,最艰难的任务是改造人的思想,特别是改造领导阶层的人的思想。看看以陈伯达、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在文革中的极左表现吧,在他们眼里几乎绝大多数元老们都是刘邓的同伙,总是想打倒这个,打倒那个,从来不愿意象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时那样教育、帮助、团结认识上有错误的那些老同志,难道他们果真是马克思主义者吗?他们当真比那些出生入死十几年的“老军头”们更忠实于人民吗?
反对陈伯达、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的极左观点与做法的群众大有人在,那就是在“一月夺权”之后逐渐产生并壮大的“保守派”。“保守派”是中央文革给反对他们的极左路线的群众组织所戴的歧视性帽子。
“保守派”果真是保守的吗?他们与造反派的分歧在哪里?
“保守派”与造反派的最重要分歧在于对大多数干部究竟应当打倒,还是应当支持他们继续工作。“保守派”认为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与比较好的,应当支持他们继续工作;而造反派认为大多数干部都是追随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应当打倒。谁的观点是正确的呢?
《十六条》中关于干部的情况部分说:“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所谓的“保守派”是正确的,而造反派是错误的。
为什么两派群众会有如此的差别呢?我们来看看两派群众的人员构成有什么差别。
学生中的造反派多数是在批判工作组时兴起的,他们通常是在工作组时期受到打击,或受到歧视的那部分人。工农造反派则是在学生大串联点“造反”之火时兴起的,他们通常是对解放后十七年里政府和领导的官僚主义和错误政策的感受特别强烈的那部分人。
什么样的学生在工作组时期受打击,受歧视呢?一般而言,非干部子弟,非工农子弟受打击,受歧视的比率要高一些。实际上学生中的造反派中非干部子弟,非工农子弟所占的比率也确实高一些。
什么样的工人、农民在解放后的十七年里对官僚主义、特权主义和错误政策的感受特别强烈呢?就工人而论,街道、社区开办的中小工厂中的工人比大型国营企业的工人对官僚主义和错误政策的感受更强烈。大型国营企业的工人绝大部分是真正的“产业工人”——最纯正的工人阶级,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地位比较高,因此他们对社会的满意度比较高,而对官僚主义、特权主义和错误政策的感受不明显。
相比之下街道、社区开办的中小工厂吸收了比较多的“给出路”政策的对象。那些 “旧政府遗留人员”、那些被专政的“五类分子”,以及这些人的子女,经常被安排在街道、社区开办的中小工厂中工作。还有一些“社会闲散人员”也被街道、社区开办的中小工厂吸收。而国营大型企业招收工人时,要贯彻阶级路线,优先招收干部与工农子弟;于是街道、社区开办的中小工厂成员比较复杂就是难免的了。
在贯彻阶级路线的十七年里,街道、社区开办的中小工厂中那些“旧政府遗留人员”、 “五类分子”、“社会闲散人员” ,以及这些人的子弟的政治地位自然要低一些,在政治运动中很容易受到打击与歧视。正是由于他们的政治地位较低,受到较多的歧视,所以他们对官僚主义、特权主义更加敏感,更加痛恨。
当学生红卫兵冲破官僚体系,号召造反时,谁的造反愿望最强烈呢?自然是这些社会地位比较低,经常受歧视的人们。当然,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五类分子”及其子女是不敢造反的。积极响应学生的号召起来造反的人中包含来较多的“旧政府遗留人员”、“社会闲散人员”,以及这他们的子弟则是不争的事实。造反派成员中的“长期受歧视者”对官僚阶层的愤怒转化为文革第二次大迫害——对广大干部的人格侮辱与人身伤害。不要以为我把“五七干校”、“牛棚”当作迫害,“五七干校”相当于临时干部学校,“牛棚”相当于临时拘留所,都还不是迫害。我说的是用铁丝挂几十斤的铁牌子连续搞几小时“喷气式”,是皮带、棍棒在旁边“伺候”,是抄家与“扫地出门”等等。这一次迫害的广度与残酷程度一点也不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对“五类分子”及其子女的迫害之下,成为文革的第二幕悲剧、丑剧。
“改开”之初,知识分子在控述文革的罪行时大书特书自己所受的迫害,可是在与“五类分子”与干部所受的迫害相比中,他们只能排在第三位。
如今的一些左派不承认文革中存在对干部阶层的迫害,不愿意承认文革中有明显的、重大的错误,甚至不愿意承认“四人帮”在文革中犯有严重的错误,这是不好的,是不能赢得绝大多数人民支持的。尊重事实,全面地接受经验与教训,这才是正确地对待文革的态度。
尽管造反派的队伍中有较多的非“基本群众”(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是共产党赖以生存的基本群众。),并且制造了对广大干部的大迫害,可是造反派的功绩也是不能否认的。造反派的功绩主要在于“夺权”,夺权彻底打掉了官僚主义,特权主义的威风,为寻求一种更能够体现人民民主的新政治体制开辟了道路。这就是说,造反派有两面性。既有积极响应造反的号召,为打垮官僚体制做出了贡献的一面,又有队伍成分复杂,借造反之机行阶级报复之事的劣迹。
反之,工农、工农子弟、干部子弟对官僚主义、特权主义的感受不深,对学生造反的号召反应冷漠。不仅在对刘邓集团的攻坚战中他们是旁观者,而且在打破官僚特权的夺权运动中他们也没用出力。他们一般认为修正主义、党内的资产阶级是党内高层的事,一般干部只是认识问题,是作风问题,可以批判,不应当打倒,更不应当对广大干部进行人格侮辱和人身伤害。当造反派夺取了各级政府机关、各企事业单位的领导权时,他们认为造反派的“革命委员会”不能代表他们的政治观点与立场,因而不能接受。于是他们也迅速组织起来,反对造反派把持的“革委会”的统治。
这就是说,“保守派”也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是造反派“打倒一切”和“造反派的天下”的反对派;另一方面他们对造反派冲垮旧的官僚体系的意义认识不足,因而不懂得团结造反派共同创建新的政治体制的必要性。
造反派与“保守派”都有两面性,但是,在中央文革极左路线横行的当时, “保守派”起到了抑制其造成更大破坏的作用。反之,造反派对身受十七年社会政策性歧视的不满一般都转化为“全面打倒”的要求,正好与中央文革坚持“统统打倒”,彻底淘汰十七年建立起来的干部体系,重建他们自己的干部体系的目标不谋而合。就是这个原因,中央文革才坚决要支持造反派,反对“保守派”,而不肯服从毛主席“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应当联合起来的指示。
中央文革对抗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要联合起来的指示,支持含有较多非“基本群众”的“造反派”,打击、压制主要由大型国有企业中的产业工人构成的“保守派”,这已经是一种阶级路线性质的严重错误了;更严重的是他们对抗十六条中明确的规定的,毛主席反复强调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竟然鼓励造反派“文攻武卫”,引发了遍及全国武斗,不仅是棍棒,甚至是机枪、手榴弹,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不仅被国外媒体,而且被毛主席批评为“全面内战”。
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内战严重地破坏了毛主席地战略部署,使得重建新体制,重建新的政府机构的工作完全搁置,使得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干扰,使得国家的一些重要机关安全失去保障。面对如此乱局,毛主席不得不动用解放军出来收拾这个乱局。幸好毛主席还有一个“一切行动听指挥”的人民军队,否则那内战不知到还要造成怎样的损失!
直接打内战的是造反派与“保守派”的群众,真正的罪魁祸首则是中央文革的那些“文化人”。因为他们是负责指导文革的直接权力机关,如果没有他们“坚定地支持造反派”的口号,没有他们的“文攻武卫”的号召,没有他们对武斗的放纵,哪里会有遍及全国的大规模的武斗?
可能有人会说他们并没有放纵武斗,这不是事实。在文革中造反派与“保守派”互有攻守,都有错误与伤亡。每当造反派受到攻击时,中央文革总是高喊“严惩凶手”,而“保守派”受到攻击时,他们就装聋作哑,甚至直接叫好!如果现在能够把当初他们对造反派的那些讲话找出来,这种“拉偏架”的讲话多得不计其数。
“在人民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主席的这两项教导不仅是搞好文革所必须遵从的,也是今后恢复人民的天下所必须遵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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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先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阶级及其阶级路线搞清楚,再谈保皇派和造反派的问题

2)还有,我建议作者一个城市或一个单位来分析,文革中,那个是“保”字派,哪个是‘造反派’,人家都自称是造反派,你不做阶级分析,不做路线分析。你怎么分?

3)任何一个人都是社会的动物,他(她)无不带上了阶级烙印,在作者眼里军人就是天然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军队就不做阶级分析了?老帅们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那你给我解释一下赵永夫怎么回事?

4)文化革命中出现混乱,也不是什么怪事,它只是说明阶级斗争是曲折和复杂的,主席在67年后也是这样认识的。
最后编辑锤子 最后编辑于 2013-06-02 18: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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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2楼锤子的帖子

请具体指出楼文中不正确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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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不了解文革的全过程,完全是歪曲、污蔑文革,恶毒攻击江青同志,纯属一派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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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意在全面否定文革,否定文革是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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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意在全面否定文革,否定文革是阶级斗争。
东极老翁 发表于 2013/6/2 22:31:00

同意此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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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篇文章,我首先要说,我很高兴,高兴的是水陆洲老师的代言人回来了。我相信,这是水陆洲老师愿意和我们进行推心置腹的交流的决定的体现。问题搁置不是个好办法,通过争论在更高的层次上获得共识才是明智的办法,也是一个决心献身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的人应有的处理问题的素养。我们不能犯马克思所指出过的那种错误,以为转过身去,背对着哲学嘟囔几句陈腐的话,就以为把哲学给否定掉了.更不能发生认为扣顶帽子就驳倒论敌了那种错觉.还是虔诚地同水陆洲老师说几句贴心的话好.
是的,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不管是造反派,还是四人帮,说他们身上没有错误的东西,甚至是破坏性的东西,是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即便是毛泽东,你说也存在某种错误的东西,甚至存在某种破坏性的东西,理论上也是成立的,只不过在铺天盖地否定毛泽东的语境里,不得不针锋相对地行否认这种错误的存在,等将来语境良好了再去探讨也不迟。当然,我们那个时候是为了站在巨人的肩上更上一层楼的需要,总结前人的失误,找到进步的突破点的需要,而不是骑到巨人头上去拉屎,用否定前人的卑劣手段以衬托自己的伟大。
如果非要我说说文章的问题在哪里,那我要说,作者混淆了真理和为了真理人们能够做到的革命压限之间的区别。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历史环境里,革命者能够把革命推进到什么程度,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力图突破革命压限的举动就是错误的,但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而奋斗,这是个真理性的问题,不以那个压限而改变。我们在革命的进程中目标毫无疑问是永恒的,而能够暨时把工作做到什么阶段则是变动的,不同的历史环境,许可的进度是不同的。我们要的是准确滴把革命推进到准确的上限,但是必须明白这是不得已的妥协,不是终点。对于发生了超出压限的行为,我们要的是批评,而不是否定。

作者还有个问题没有解决,如文中时刻体现的“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毛泽东有战略部署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那个部署是否绝对正确是值得磋商的。我们否定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却肯定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完美无缺,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更加重要的是,到底是阶级力量的搏杀决定历史,还是救世主的战略部署驾驭历史?肯定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完美无缺,就是认可了在此战略部署下发生的一切错误都和战略部署有直接关系。文化大革命是7亿人搞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不是毛泽东呼风唤雨,撒豆成兵进行的一场游戏,其中任何的正确与错误,应由全体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的7亿人享受光荣和承担罪责。
记得水陆洲老师讲湖南道县事件的讲座之后,我转弯抹角地表达了反对的意见。当时我是这样说的:一场7亿人参与的革命,难免有这样那样的不完美。总结这种经验教训是清醒的,控诉就走到不知所终的路上去了.即便是渲染这种错误,都是立场动摇的表现.法国大革命杀了40万人。这40万人里不乏冤枉致死的人,甚至还有对革命有巨大贡献的豪杰。但是,那是无法避免的损失。如果按照法国大革命的杀人规模,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杀人是微不足道的。法国当时包括居住在国外的人口总计才2000万,那么杀人比例就是5%,文革要完成这个任务就要杀3500万人!但是,法国大革命把资本主义推进到了整个欧洲,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造反精神传播到了全世界。是非功过是显而易见的,得失比例也是再明白不过的。要革命完美无缺,那还是请黑格尔回来吧。
最后编辑粤齐 最后编辑于 2013-06-03 14: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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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篇文章,我首先要说,我很高兴,高兴的是水陆洲老师的代言人回来了。我相信,这是水陆洲老师愿意和我们进行推心置腹的交流的决定的体现。问题搁置不是个好办法,通过争论在更高的层次上获得共识才是明智的办法,也是一个决心献身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的人应有的处理问题的素养。我们不能犯马克思所指出过的那种错误,以为转过身去,背对着哲学嘟囔几句陈腐的话,就以为把哲学给否定掉了.更不能发生认为扣顶帽子就驳倒论敌了
粤齐 发表于 2013/6/3 13:17:00

粤齐同志说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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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7楼粤齐的帖子

非常赞同!  要革命的同志就应该这样心胸坦荡地敞开来谈,  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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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需要为江青、张春桥等人正名时,在需要为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实践——文化大革命正名时,三中全会派的走卒们却打着总结历史经验的旗帜大批江青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以革命的面孔继续坚持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和〈建国以来党内若干问题的决议〉中的反动观点;另一方面,却不遗余力地反对揭露魏巍、马宾、李成瑞等走资派的拥趸、现在还标榜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各种机会主义观点和谬论。这就是他们所谓的革命策略!

这种现象的用心实质上还是为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中跟着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迅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群众批判,在华政变中欣喜若狂、在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过程又立了大功,现在又标榜马克思主义者如魏巍、马宾、李成瑞等人正名。

这种人有一个特点,经常用资产阶级的道德和法统分析看待一切问题,从来不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分析历史事件和某些历史事件中的当事人,因此他们看不到革命前进的方向,得出来的结论就只能是保守的、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是符合资产阶级需要的。这才是他们遭到革命者批判的根本原因。

这种人的另一特点就是,他们总在拖历史的后腿。当人们批判他们的错误时,他们就对批判他们的人恨得咬牙切齿,他们对批判他们的人的仇恨比对资产阶级还强烈几十倍。等历史证明他们确实错了,就前进一步,然后把批判他们错误的人的思想观点当成自己的发明,转身继续把批判他们错误的人当敌人,抱着革命后腿继续往后拖。当人们再批判他们的错误时,他们依然对批判他们错误的人恨得咬牙切齿,当历史再次证明他们错误时,再朝前跨一步,继续把批判他们的人当敌人,拖着革命的后腿用尽吃奶的力气向后拉。。。。这样循环往复,直到目前。。。。

这些人之所以不能成为革命的火车头,之所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历史远远地抛地后面,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不肯放弃比广大群众知识面广、地位比广大群众高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和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世界观。

他们所谓的辩证法,实质上是形而上学的一种特殊形式——折衷主义。例如,他们一方面抽象肯定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具体否定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践——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不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从来不讲人的阶级性,用抽象的人代替一定阶级地位的人,把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武斗、抄家附会到文化大革命本身,表面上承认阶级斗争,实际上否定或者调和阶级斗争等等。谁能从学与思这个帖子中看到两个政治派别——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斗争在文化大革命中分别代表两个阶级在博杀?就像现在特色党的文化宣传机构排演的一系解放战争题材的电影电视,只看到两个政党和两个政党领导的军队在相互博杀,丝毫看不到国民党与共产党分别代表两个阶级在博杀一样。甚至连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电视中,国民党与共产党都成了同仇敌忾的革命同志而没有丝毫的阶级性。

正因为如此,这些人经常悲天悯人,激进的时候,比任何人都革命。悲观的时候,比任何人都保守甚至比资产阶级还反动。这是由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动摇性所决定的。
最后编辑紫竹林 最后编辑于 2013-06-04 09:5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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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上面的回帖,就再发一小节——《清理阶级队伍与造反派退出政治舞台》……这些文章都是《说文革》一文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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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读了《清理阶级队伍与造反派退出政治舞台》一文,并且留下回帖,其回帖要点如下:

第一,毛主席对文革时期干部的状况的认识是错误的,而造反派是正确的;
第二,清理阶级队伍是毛主席向走资派“全面妥协”,注意,何谓“全面妥协”?不就是投降吗?!

由此看出“天道”是一个地道的反毛分子!由此也可以帮助网友们认识他这样类型的人的真正政治立场。
最后编辑学与思 最后编辑于 2013-06-04 21:4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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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各位何不都去看看,同时表明一下你们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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