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全华：毛泽东—没能超越历史，没能超越苏式体制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3060584917.html一、神秘莫测的“继续革命”目标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明确而具体。但反修防修、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这场“革命”的消极目标。其积极目标是甚么呢？即这场“革命”要“立”甚么、实现甚么社会目标呢？毛泽东后来为“文革”的必要性辩护，说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只是一种事不成后的说法，是为他最初心高气盛的大目标打掩护的。因为巩固一个政权是无须革命的，清除、压制、镇压反革命属于专政范畴，不能称为革命。革命意味推翻旧政权或旧政治体制，建立新政权或新政治体制。
境内外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文革”只是毛、刘之间的权力斗争，权力的归属才是毛泽东的真正目标。这不仅看低了毛泽东，也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首先，看“文革”前的历史，刘少奇的权力从来没有超过毛泽东，毛泽东也从来没失去过权力。即使在大跃进失败后的低谷时期，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也不曾掌握主动权。当年秋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导会议是显而易见的，他轻易就让全党认可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新的基本路线。其次，从此后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领域的大规模批判运动，到“文革”的一系列紧锣密鼓的策划（包括党内高层一系列人事清洗──彭、罗、陆、杨等），可看到刘少奇被撇在一边，被架空而无所作为。再次，“文革”开始后两个月多点，刘少奇就被免去中央副主席之职并停止本、兼一切工作，实际已经下台。从这三个阶段看，刘少奇难以构成权力斗争的一方。刘少奇失去权力后，“文革”运动才发展到冲击党政机关，第二年才全面夺权，这已经不是向刘少奇的夺权，他无权可夺。是如同当时所说的向“刘少奇代理人”夺权吗？非也，刘少奇不仅没有代理人，连个人关系稍微密切的当政者也没有。无论彭、罗、陆、杨，还是“刘、邓、陶”连语中的邓、陶，更不用说军中和各省的实力派，没有一人同刘少奇有特殊关系。之所以把这些人称为“刘少奇代理人”，只是给他们安上一个罪名，便于尽快打倒。另外一个目的，是为了虚构一个并不存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以论证“继续革命”的必要性。刘少奇1966年下台，1969年去世，“文革”却足足批刘十年，显得过于重视，无形中夸大了刘少奇生前死后的势力。而这一切，其实是另有深层原因的，也即后面要论述的“文革”真正的目标流产，刘少奇就成为这流产目标的替代目标了。而今天一些研究者，把一个掩盖真正目标的替代目标，作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是上当了。
还有一种权威的说法，认为“文革”的目标，即是文革前夕毛泽东发出的《五七指示》。《五七指示》是毛泽东不满于斯大林官僚体制而勾勒的一种社会模式。以抗日各根据地仅实行于党政机关和军队的供给制军事共产主义为蓝本，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行各业办成限制社会分工，限制商品交换，亦劳亦学，亦文亦武，自给自足，平均分配，小而全、封闭式的“大学校”1。这种“大学校”模式，正如毛泽东所说：“已经不是甚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至于军队，已经做样做了几十年。”的确，自1958年以来，是不断向社会普及这种“大学校”模式的。毛泽东也明知这套模式不足以取代斯大林工业化模式，而只是对斯大林官僚体制的等级分化加以校正。这种“大学校”模式可以补充而不致于冲击斯大林体制，不会给社会带来混乱，全党无人反对，完全可以在不发动“文革”的条件下实施之，况且已经早就在实施著。
那么，是甚么宏伟目标，促使毛泽东要发动这么一场“政治大革命”呢？不少同行已论述过，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的过程中，认识上发生了一次飞跃，认为官僚主义已经由一种作风发展为一种体制，在中国已经形成“官僚特权阶层”。这个经济的“官僚阶层”，在政治上执行修正主义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由此酝酿出“继续革命”的命题。他要发动一场“政治大革命”，按马克思说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但是对于他在这场“革命”过后所要建立的“崭新国家”是甚么样子，却未正面说过一个字。这也就是众多研究者对“文革”动因、“文革”目标，众说纷纭的一个原因。毛泽东为甚么神秘其事、天机莫测？当然，这恐也是他对付党内反对者的一种策略。但是，他始终缄口不言，即使在“一月革命”夺权的胜利时刻。其中隐情，恐怕只能作一些猜测了。笔者猜度，1958年大跃进轰轰烈烈公布的许多政治的目标，经济的指标，后来都没有实现，在国人面前和世界面前蒙受了耻辱，这给毛泽东留下了心理创伤。此后再不见毛泽东轻言具体社会目标，他信守“做到了再说”。“文革”的目标，可能也属此类。发动这么大一场运动，是不可能没有轰轰烈烈目标的。可是他不说，这就难怪大批大批党的高级干部“紧跟不上”、“摸不透意图”、“很不理解”了。即连文革小组的一帮人，也没得到交底，他们也全靠揣摸毛泽东的意图行事。
二、“文革”目标刚浮出水面却突然隐去
但是，毛泽东的片言只语，还是透出了他心目中的宏图，只是当时人们和后来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罢了。早在1966年6月1日，毛泽东见到北京大学“导乱”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意味深长地称赞为：“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这张大字报只是攻击校级、市级领导压制运动，仅此而已，没有任何理论发挥。毛泽东却读出了──不如说是赋予了大字报作者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丰富内涵──中国即将发生的北京造反和造反中必将诞生的新政权“北京人民公社”，将具有十九世纪70年代巴黎公社起义及巴黎公社诞生一样的历史意义。其后，8月8日经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规定设置一种领导运动的权力机构──文化革命小组或文化革命委员会。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这个权力机关的产生方式，不象过去领导运动的机构那样由上级委派，而是第一次打出了巴黎公社的旗帜：“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这又是一个重要信息。以产生巴黎公社的普选方式产生“文革”权力机构，这分明就是未来崭新的国家权力机构──“北京公社”及全国所有“公社”的雏型。
1967年“一月革命”展开全国全面大夺权。1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彻底打碎旧的剥削制度、修正主义制度、官僚主义机构”，“建立崭新的无产阶级新秩序”。这种语句，正是模仿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评述。2月3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善于猜度毛泽东意图的陈伯达，在文中第一次给“文化大革命”的目标破题。社论说：“去年六月一日，毛主席就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这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新的形式”。社论说首先要“彻底打碎”旧官僚机构，“不能把它现成地接受过来”。接著，由群众组织负责人、驻军负责人和革命领导干部协商，建立临时权力机构。然后，“经过一个过渡，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智慧，创建更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崭新的政权组织形式”。“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大胆地采取在群众运动中涌现的具有生命力的新形式”。
同样善于揣摸毛泽东意图的张春桥，也认定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标是要重建一个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崭新的权力形式。当他2月初与陈伯达电商上海新政权名称时，从陈伯达口中获知毛泽东正在考虑建立“北京人民公社”的名单，确证了他的猜度，便马上召集群众组织负责人会议，把新政权定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并于2月5日抢先宣告成立。这样，第一个“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地方权力机关以“公社”的崭新名称出现了。但它暂时还没有实现巴黎公社原则。
《上海人民公社宣言》说：目前由各造反组织协商推举群众代表，与驻军负责人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临时的过渡性的权力机构，行使公社的领导权力”。要到以后才“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上海人民公社的一切工作人员，都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绝没有做官当老爷的权利。谁要脱离群众，包办代替，甚至压制群众，专断独行，就必须随时撤换清洗”。
应该说“上海人民公社”《宣言》阐述的“崭新权力形式”的构想，是符合毛泽东反官僚主义、追求政治平等、恢复巴黎公社伟大理想的“文革”目标的。巴黎公社最得马克思激赏、最给毛泽东启示的，就是它的普选、直选、随时罢免的直接民主和公职低薪的平等主义，最彻底地反对官僚特权，最可靠地防止“公仆变主人”。激动60年代投入“文革”大民主的中国民众的心的，也正是毛泽东多次暗示过的巴黎公社直接民主和平等主义。“他们大多数似乎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公社的观念和理想依然抱著执著而真诚的信念，他们真诚地相信自己的‘革命’行动正在影响著全中国，震撼著全世界，他们在作为社会的主人创造著历史。他们宁可忍受‘革命’的巨大代价和痛苦，也不想把自己心中的理想打碎。所以，在‘一切权力属于公社’的鼓噪声中，他们感到自己成了马克思曾经高度赞扬过的‘公社战士’，他们成了改变世界、创造历史的巴黎公社战士式的英雄”2。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宏伟目标，终于浮出了水面，他偶然透露胸怀而令人不知所云的“二十世纪60年代北京人民公社（中国的巴黎公社）”，终于出现在东海之滨的最大工业城市──工人阶级集中的上海。
但是，毛泽东极端谨慎。1958年他兴高采烈然而未经深思熟虑地说了一句“人民公社好”，结果人民公社在全国遍地开花，出了向共产主义冒进的大失误。他事后抱怨记者把他偶然说的一句话“捅出去了”。当时如果不说此话，就会主动得多。这一次，他没有表态，更谈不上像“一月革命”夺权那样发去贺电，也不让人民日报登消息。他还要观望一段时间。顿时，上海流言四起。“毛主席不同意叫人民公社”，“‘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的口号是错误的”，“上海人民公社是少数人搞的，是张春桥搞的”。……“文革”的宏伟目标才露出水面，又隐去了，重又归于神秘。难道，巴黎公社不能在中国的贫瘠土地落户？巴黎公社只是一个遥远的梦？的的确确，直接民主对于现代民族国家来说，确是一个美丽的乌托邦。
三、从巴黎公社目标的悄悄撤退
“一月革命”全面夺权的形势之严峻，只有毛泽东最为忧虑，这是关系“文化大革命”成败的。如果夺权只是由一帮新人去取代旧人，那就不是革命，那是用罢官免官和选官任官的合法任免程式就可达到的。革命是“打碎旧官僚机器，建立崭新的政权形式。”如果不搞马克思赞扬过的巴黎公社，夺权后的国家机器就仍是旧的，这就势必否定了这场“革命”。但是在这么激烈的决战时刻，根本不具备巴黎公社直选的条件。现在已经天下大乱，如果再在乱中搞一个巴黎公社式的浪漫选举，那是乱上加乱，将导致国家的崩溃。毛泽东从六月的热切坠入一月的冷峻，冷峻的理性压倒了热切的浪漫。“一月革命”的大混乱不能任其持续过久，现在急需秩序和权威而不是理想化的民主，远不到打出巴黎公社旗帜的时候。毛泽东盼望尽快建立各地的临时权力机关，止乱返治。
从1月22日到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前，中央认可了青岛市、山西省、贵州省和黑龙江省的地方新政权。青岛市的新政权名为“革命造反委员会”。山西省新政权的名字虽不见于人民日报，但是它首先贡献了“三结合”的政权建设经验。黑龙江省的新政权名叫“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2月2日社论指导性地提出：由“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毛泽东现在最需要的是马上可以顶用的临时权力机构，而不是符合他理想的巴黎公社。所以他对上海公社不发一言。不到时间就会公布战略目标，会干扰目前的战机。
“革命”的一月过去了，“复辟”的二月来临了。形势大好变成大糟。造反派无法“大联合”，军队、领导干部也无法同造反派“三结合”，各省的临时权力机构再也建立不起来。已建立临时权力机构的几个省市，“大联合”又分裂了，造反派打开了内战。毛泽东不希望看到的乱后之乱出现了，而他所心仪的巴黎公社目标正在远离这一场“政治大革命”而去。也就在这“文革”大目标受挫而不敢公开的时节，一场反对“文革”的风暴，在高层会议上爆发了。
2月13日下午的怀仁堂会议上，叶剑英质问“文革”小组的人：“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甚么！”他指向陈伯达：“请你解释一下，甚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
2月16日下午的会议，还没开会，就质问张春桥，又是一场更加激烈的斗争。
毛泽东受到了来自秩序派的压力。另一方面他又受到极左造反派的压力。上海市委机关造反总部居然向国务院发通令，通令取消一切“长”字型大小，说“带长的历来骑在党和人民头上”。他不愿意“文革”就这样被否定了，他更不愿意半个世纪浴血奋战换来的政权遭受毁灭的风险。他要向两方同时开战。他只能选择实用的革命委员会，而悄悄从“文革”的最初目标撤退。1967年2月，毛泽东作出了最终、最艰难的政治妥协──放弃了巴黎公社模式。这也就意味著：这一场“政治大革命”失去了必要性、合理性、正当性。发动“文革”的目标流产，实质上就是宣告“文革”的失败。一般认为1971年9月林彪的叛逃宣告了“文革”的失败，其实1967年2月巴黎公社目标的放弃，“文革”就褪弃了理想主义的光环。后来的还持续了多年“革命”，只是收拾大民主大动乱的残局而已。
2月12日毛泽东召张春桥、姚文元去北京，正式对上海公社名称表态。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导问题的通知》。正式规定：一、各省建立权力机构要报中央批准。二、除上海另有指示外，各地政权组织不用“人民公社”名称。2月23日，公开宣布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海公社只存在十八天。其实，按照巴黎公社选举原则来看，上海公社一天也没有存在过。但上海公社的《宣言》毕竟许诺过：群、军、干三方协商产生的临时权力机构，将来过渡到“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的公社委员会。也就是说，名义的上海公社其将来必定是实质的上海公社。但是上海公社的名义也仅仅存在十八天，它没有将来，上海公社的实质已被放弃。由于毛泽东始终就不曾宣传过“文化大革命”的这一个伟大目标，所以也就没有人想到要追究：为甚么如此轰轰烈烈、史无前例、代价巨大的“文化大革命”，难以产出东方的巴黎公社？毛泽东只好回到苏维埃体制的老路。1958年他曾经向公社共产主义突破，结果还是回到苏维埃体制。这一次他向巴黎公社方向突破，仍然要返回苏维埃体制。教条式的向原典突破，将永远走不出苏维埃体制的宿命。这是“文化大革命”用十年浩劫的代价换来的启示。
毛泽东在“一月革命”胜利的高潮中，亲自于1月13日约会了刘少奇，表示了和解。在此前后还多次表示要把刘少奇选进九届中央委员会。可是遭受了“二月失败”之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态度大变了。3月底作出公开批判刘少奇的决定。刘少奇以前只是运动初期打击的物件之一，毛泽东早在1966年10月工作会议上就保过他。现在，重新被选定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足足批判十年之久。这不是毛泽东对刘少奇出尔反尔。他与刘少奇的小小的个人恩怨，应该在10月工作会议就了断了。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巴黎公社模式的放弃，使毛泽东失去了发动“文革”的目标和理由，他需要为“文革”再找一个目标和理由。难怪所有的中国人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文化革命就是为了打倒刘少奇”。选定刘少奇来伪装“文革”的目标，是成本最小的战略退却，是最易于为中国老百姓所理解的说法，也是契合于中国政治文化的聪明回答。
毛泽东在向张春桥、姚文元解释为甚么要放弃“公社”的名义，讲了本来是完全不必要的一大篇理由。他其实是在向全国作非正式解释，以掩饰他从巴黎公社目标的撤退。其要点如下。
一、“公社”只是新政权名字，没有实质意义。实质不在名称、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比如列宁发明的苏维埃，资产阶级也可以用，现在的苏维埃就是资产阶级的。巴黎公社也同样，如果它存在到现在，也蜕化成资产阶级公社了。英国有国王，但它是资产阶级。柬埔寨是王国，比总统制的南越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字也可以被资产阶级所用。实质不在名字。所以不必改名字。（按：政权名称当然与政权实质无必然联系，但是政权形式与政权实质有很大关系。这儿放弃的并不是毛泽东所说的“公社”名字，而是“公社”形式即政体。而“公社”形式是与实质即巴黎公社原则相联系的）。
二、采用“公社”名字，涉及改变国家政体，改变国号，这就发生一个外国承认的问题。（按：主旨仍然是要放弃“公社”形式的政体，改变国号和外交问题，只是次要的技术性问题）。
三、公社与党的关系怎么摆？党是核心，公社不能代替党。（按：巴黎公社没有党，这确是一个问题。看来毛泽东对苏维埃体制的党政关系，并无新的构想，这里透露出回到旧体制的重要信息）。
四、结论：新政权不要叫公社，叫革命委员会好，因为《十六条》上就规定了设置“文化革命委员会”。（按：革命委员会的产生原则，是在“大联合”、“三结合”的基础上由上级批准，与过去的任命制没有区别，而与巴黎公社的普选原则就相差万里了。所以不是无实质意义的名字问题，而是有重大实质意义的政体形式问题。之所以选用“革命委员会”名字，是考虑到合法性问题，因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有此名字，以这样的方式来变动政体，就可以绕开合法会议的讨论批准程式，免去许多麻烦）。
五、上海人民喜欢“公社”这个名字，不改名可以保护人民的革命热情。但是中央不能承认，因为全国要学，就会涉及政体、国号、外交承认等问题。如不想改，就等一个时候，可以晚一点改。（按：毛泽东对上海的态度是爱护的。说明上海的激进是符合毛泽东初衷的。他要上海撤退，完全是劝导式的，也考虑到撤退可能招致“伤害人民的革命热情”）。
四、到革命委员会的蜕变
毛泽东以上海公社改名、以刘少奇为批判目标，而悄悄完成了从原定“文革”目标的撤退，接下来他用了两倍半于“文革”大民主的时间来止乱返治、恢复秩序。从1966年6月大民主的发动，到1967年“一月革命”的全面大夺权，总计八个月。从1967年2月“反逆流”到“全面内战”，再到1968年9月1日“全国山河一片红”，总计二十个月。这二十个月的治乱之难在于：本欲结束“文革”而又不得不肯定“文革”，而肯定“文革”又难以结束“文革”。重建权威（革命委员会）的两大难题是“大联合”与“三结合”。“大联合”之难在于：肯定造反组织却又要取消造反组织。为了肯定“文革”就要肯定各造反组织，为了结束文革就要取消各派群众组织。各派群众组织为了自己的生存，不服从同时取消各组织的“大联合”，更不服从被人吞并的“大联合”，而希望是吞并别人的“大联合”，或同时保留各组织的“大凑合”。最后是在中央权力高压之下，以隔离组织头头办班、“斗私”释“兵权”的方式，勉强完成了“大联合”（保留了群众组织的名义而停止了组织活动，或驯服了造反组织，将“民办”转为“官办”，如建立“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来取代各造反组织）。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毛泽东放弃直接民主的巴黎公社模式而设计的企图有别于“旧官僚体制”的“联合政府”。“三结合”权力的“新”，在于吸收了代表“文革”大民主的造反派代表，他们象征“新”权力的革命色彩、大民主色彩和“文革”的合法性、必要性。组织系统和革命法统未受“文革”损害的军队，代表秩序和权威，他们才代表权力的真正功能与价值。被解放的领导干部只是提供执政经验，不能有所作为，不敢“复辟”。“三结合”之难在于：代表秩序与革命老法统的军队，同代表动乱与“文革”新法统的造反派，难以扭在一起，两方是斗争多于调协。最后是军代表压倒了造反派，“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最终成为军事管制委员会或半军事管制委员会。
这不是毛泽东的意愿，但毛泽东的个人权威不足以恢复秩序，他只能疏远造反派而信赖军队的力量。从1967年3月15日起，中央陆续决定对广东、青海、安徽、内蒙古、四川、甘肃、湖南、江西、广西等省实行军事管制。1967年5月31日，决定将建立地级以下政权的审批大权，完全交给各大军区或省军区。军代表在新建立的革命委员会中占支配性地位，造反派与领导干部成为陪衬。在全国二十九省、市、区革命委员会中，军代表任主任的计二十名，占69%。其余省的革命委员会主任也大都兼任军职。军代表任县以上革命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的，计5193人。所占比例，据六省市统计，均89%。军代表带进大批军队干部担任政权机关工作人员。中共九大的近1500名代表，军人超过半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军队代表占45%。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中，军队代表占47.5%。各地恢复党委后，党委班子的构成基本同于革命委员会的构成，军代表比例高，担任主要职务。这些党、政主要领导仍兼军职，必须接受军队领导。这样就形成军队控制党、政的不正常现象。毛泽东必须再度解决“枪指挥党”的困境。
“文革”以大民主开始，以巴黎公社直接民主为目标，却以“军事专政”为结果，这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社会的高度政治化，发展为政治的高度军事化，这是一个危险的政治后果。九大以后，毛泽东著手清除政治军事化的后果，林彪事件的引发充分暴露了这种危险性。
林彪事件以后，加快了清除政治军事化的步伐。1972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一、由地方党委对当地党、政、军、民实行一元化领导。二、省军区、军分区、县武装部同时是同级地方党委的军事工作部，受同级地方党委领导，野战军在与地方有关的各项工作上，也必须接受驻地省、市、区党委领导。三、实行军管的地区或单位，党委建立后，军管撤销，军管人员返回部队。四、各级党委建立后，军队支左机构即行撤销。
“至此，革命委员会的历史使命实际上已告结束。因为，作为‘三结合’中居支配地位的政治力量──人民解放军已从革命委员会中撤离；作为‘文化大革命’重要合法依据的群众组织──所谓的‘红卫兵代表大会’、‘工人代表大会’、‘农民代表大会’，已经为逐渐恢复的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共青团、工会和妇联等所取代；作为‘三结合’中的‘革命干部’的代表，尽管有一些是在‘突击纳新’和‘突击提干’中提拔上来的代表并主要是维护‘文化大革命’利益的造反派头头，但随著老干部的东山再起，‘革命干部’中老干部占了绝对的优势。也就是说，‘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已成了老干部占支配地位的权力机构。”随著党委的恢复，革命委员会的权力又转移到党委。党的一元化领导得到恢复和重建。
这样，“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就名存实亡了。“革命委员会”的名称，就象1961年改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实即恢复合作社）后的“人民公社”一样，只剩一个空名。传统的党一元化领导及政府体制，全面恢复了。毛泽东没有摆脱、而是又一次回归到苏联模式。
“一个无法回避的尖锐问题出现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用他那激动人心的革命理想和豪情，唤起了几亿中国人的真诚的革命精神，去向党和国家的传统领导体制发起了毁灭性的冲击，去向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进行‘全面夺权’，运动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运动的结果，却是重新建立和恢复了曾经竭力予以摧毁的传统领导体制。”
“由‘文化大革命’初期不惜一切代价打碎旧的政权机构和政治体制，而准备建立直接民主的宏伟理想和宏大实验，结果导致了全面失控全面内战的危险事态；为避免整个国家政治秩序的彻底崩溃，随即放弃了普选的公社模式的幻想而不惜一切代价成立军管性质的革命委员会，结果又先后导致了国家权力机构的军事化和党的领导机构的军事化的危险政治结果；为清除政治军事化的危险，最后又无可奈何地回复到了‘文化大革命’要极力打破的政治体制。至此，中国社会在历经了十多年惊天动地的‘革命’后，一切似乎转了一个怪圈，又回到了‘革命’前的起点上。这场殊惊世界的‘大民主’社会实验工程，最终不仅没有得到任何意义上的民主之果，不仅没有解决党和国家旧的领导体制中有碍实现人民民主的弊端，而且把这种弊端发展到了淋漓尽致的境地，而且走向了民主的反面。壮志未酬的人民领袖毛泽东，也在这种无力回天的政治轮回中，度过了自己极其孤独、悲凉的英雄暮年”。
“毛泽东由‘文化大革命’前雄心勃勃的直接民主设想最后转向军事管制性质的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与1957年由全党整风运动最后转向反右派斗争的过程，有惊人的类似之处。而最后所导致的反民主后果又都恰恰是最初发动‘文化大革命’和发动整风的中共想极力避免的。”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没有突破苏联集权体制，因而“任何貌似惊天动地的社会变革都只能最终陷入传统体制的恶性循环……革命委员会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是在打破了传统的政治体制以后所建立起来的新型的政权组织形式，事实上无论从哪个角度哪个方面来说，革命委员会都完全属于传统政治体制的范畴，都与传统政治体制有著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它像一个巨大的展示台，将我国政治体制及其体制中早已存在的种种痼疾，经过‘文化大革命’极端放大以后，赤裸裸地、淋漓尽致一应俱全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文化大革命’后期革命委员会的衰落、消亡及传统政治体制的重新恢复，并不是证明了传统政治体制的胜利和其生命力的强大，相反，恰恰证明了传统政治体制已陷入难以自拔的恶性循环，其恶疾已发展到不进行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或革命，便根本无法医治的严重关头”。
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思考，一直想以主动人为的治乱循环、运动循环来跳出黄炎培所归纳的客观“周期率”的兴亡循环、历史循环。然而他没能超越历史，没能超越苏式体制。
注释：
1 王禄林：《五•七指示初探》，《党史研究》，1987年2期。
2 张志明：《从民主新路到依法治国》，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页233－234。本文观点多处得益于此书。
3 以下两节文字参阅了张志明：《从民主新路到依法治国》。
4 关于“二月逆流”，《解放军报》1979年2月26日。
5 同注2，页253－254。
6 同注2，页254－255。
7 同注2，页2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