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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的革命经验总结及文革继承 [复制链接]

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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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01-30 20:41 |只看楼主

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的革命经验主要有如下几条：
      1）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2）公社应当成为根除阶级的存在所赖以维持、从而阶级统治的存在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的工具。
      3）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
      4）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监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一向作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它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
      5）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属于国家的全部创议权都已转归公社。
      6）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任何一个工厂主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一样。
      7）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精神的。
      8）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


          第一部分、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节选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371页-380页）

      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被“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呼声惊醒了。公社，这个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呢？
　　中央委员会在它的3月18日宣言中写道：“巴黎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失职和叛卖行为，已经了解到：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已经了解到：夺取政府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无可推卸的职责和绝对权利。”[注：马克思引自1871年3月21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80号。]

　　 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连同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但是，封建领主的特权、地方的特权、城市和行会的专利以及各省的法规等这一切中世纪的垃圾阻碍了它的发展。十八世纪法国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的垃圾都扫除干净，从而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这座大厦是在第一帝国时期建立起来的，而第一帝国本身则是由老朽的半封建的欧洲反对近代法国的几次同盟战争产生的。在以后的各个统治时代，政府都被置于服从议会监督，即服从有产阶级直接监督的地位。一方面，它变成了巨额国债和苛捐重税的温床；由于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它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和冒险家们彼此争夺的对象。另一方面，它的政治性质也随着社会的经济变化而发生了变化。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国家政权也就随着愈益具有资本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的性质，具有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编者注：在1871年德文版中，这句话的末尾稍微有改动：“国家政权就愈具有压迫劳动的社会权力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在每次标志着阶级斗争的一定进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纯粹压迫性质就愈益公开地显露出来。1830年的革命把政权从地主手里夺来交给了资本家，也就是从离工人阶级较远的敌人手里夺来转交给了工人阶级的更为直接的敌人。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以二月革命的名义夺取了国家政权，并且利用这个政权进行了六月屠杀，他们用这次屠杀向工人阶级证明，所谓“社会”共和国不外是用共和国来对他们实行社会奴役；同时又向资产阶级的大批保皇派和土地所有者阶级证明，他们可以安心让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去担负管理方面的操心事务和享受管理方面的金钱实惠。但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在建树了他们唯一的六月勋业以后，不得不从秩序党的前列退居后列；而秩序党是一个现在已经和生产者阶级公开对抗的占有者阶级中所有一切相互倾轧的党派组成的联盟。他们共同管理的最适当形式，原来是由路易•波拿巴任总统的议会制共和国。这是一种公开实行阶级恐怖和有意侮辱“贱民”的政体。据梯也尔说，议会制共和国“使他们〈统治阶级的各个派别〉最少分裂”，可是它在这个人数很少的阶级和这个阶级以外的整个社会机体之间却挖成了一道鸿沟。在以往各个政府下面，统治阶级内部的纷争还使国家政权受到相当限制，而现在由于这个阶级的联合，这种制约已经消失了。由于存在无产阶级起来起义的威胁，联合起来的统治阶级已在残酷而无耻地利用国家政权作为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但是，统治阶级对生产者大众不断进行的十字军讨伐，使它一方面不得不赋予行政机关以愈来愈大的权力来镇压反抗，另一方面不得不逐渐剥夺它自己的议会制堡垒（国民议会）用以防范行政机关的一切手段。于是代表这个行政机关的路易•波拿巴统治阶级的代表们驱散了。第二帝国原是“秩序党”共和国的自然产物。

　　这个以政变为出生证书，以普选为批准手续，而以宝剑为权杖的第二帝国，声称它倚靠农民阶级，即倚靠没有直接卷入劳资斗争的广大生产者群众。它声称它以破坏议会制度，从而破坏政府对有产阶级的公开屈从状况而拯救了工人阶级。它声称它以支持有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经济统治而拯救了有产阶级。末了，它还声称它已经把一切阶级团结到复活了的国家荣誉的幻想周围。事实上，帝国是在资产阶级已经丧失治国能力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时唯一可能的统治形式。全世界都欢迎这个帝国，认为它是社会救主。在它的统治下，资产阶级社会免除了各种政治牵挂，得到了甚至它自己也梦想不到的高度发展。工商业扩展到极大的规模；金融诈骗庆祝了自己纵横世界的欢乐；民众的贫困，在卑鄙无耻的骄奢淫逸的景象对照下，显得格外刺目。看来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的莫大耻辱，是一切龌龊事物的温床。普鲁士本来渴望把这种统治制度的重心从巴黎移到柏林去，而它的刺刀却把这个国家政权的以及由这个政权拯救了的社会的全部腐朽性尽行揭穿了。帝国制度是那个由新兴资产阶级社会为摆脱封建制度的工具建立起来，而后又由已经充分发展的资产阶级变成了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的国家政权的最淫贱的最后形式。

　　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巴黎无产阶级用以欢迎二月革命的“社会共和国”口号，不过是表示希望建立一种不仅应该消灭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应该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的模糊意向。公社正是这个共和国的一定的形式。

　　原是旧政府权力的驻在地和中心，同时又是法国工人阶级社会活动中心的巴黎，手执武器奋起反对了梯也尔及其“地主议会”要恢复和巩固帝国遗传下来的这个旧政府权力的企图。巴黎所以能够反抗，只是由于被围困使它摆脱了军队，建立了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必须使这件事实成为确定的制度，所以，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监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一向作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它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属于国家的全部创议权都已转归公社。

      公社在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种旧政府物质权力的工具以后，立刻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势力”。方法是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教士们应当重新过私人的清修生活，象他们的前辈即使徒们那样靠信徒的施舍过活。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费开放，完全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这样，不但学校教育人人都能享受，而且科学也摆脱了阶级成见和政府权力的桎梏。

　　法官已失去表面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只是他们用来掩盖自己向历届政府卑鄙谄媚的假面具，而他们对于那些政府是依次宣誓尽忠，然后又依次背叛的。也如社会其它一切公务人员一样，他们今后应该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

　　巴黎公社自然应当作为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的榜样。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和各个次要的各中心城市确立起来，旧的集权政府就得也在外省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机关。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常备军在农村地区也应该由服役期限极短的国民军来代替。设在专区首府里的代表会议，应当主管本专区所有一切农村公社的公共事务，而这些专区的代表会议则应派代表参加巴黎的全国代表会议；代表必须严格遵守选民的mandat imperative(确切训令)，并且随时可以撤换。那时还会留给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则不应该象有人故意捏造的那样予以废除，而应该交给公社的勤务员，即交给那些严格负责的勤务员。民族的统一不是应该破坏，相反地应该借助于公社制度组织起来，应该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凌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企图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任何一个工厂主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一样。大家知道，企业正像个人一样，在实际业务活动中总是能够把适当的人放到适当的位置上去，即使有时会犯错误，也总能很快纠正过来。另一方面，用等级授职制[注：授职制是指中世纪封建主给藩属授予封地或授予神职的制度。其特点是等级低的人完全听任等级高的世俗封建主和教会封建主的摆布]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精神的。

　　新的历史创举通常遭到的命运就是被误认为是对旧的、甚至已经过时的社会生活形式的抄袭，只要它们稍微与这些形式有点相似。于是这个摧毁现代国家政权的新公社，就被误认为是在这个国家政权产生以前存在过并且后来构成这个国家政权基础的中世纪公社的复活。公社体制被误认为是企图用孟德斯鸠和吉伦特派[注：吉伦特派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在革命时期产生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党。该党的许多领导人在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中代表吉伦特省，因而得名。吉伦特派借口保卫各省实行自治和成立联邦的权利，反对雅各宾政府以及拥护政府的革命群众]所梦想的那种许多小邦的联盟，去代替在各个巨大民族那里虽然最初是用政治强力所造成的，可是目前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强大因素的统一。公社与国家政权间的对抗状态被误认为是反对过分集权的古老斗争的扩大形式。特殊的历史条件可能阻碍象在法国出现过的那种资产阶级政权形式的典型发展，而造成例如英国那样的状态，即主要的中央国家机关由贪污腐败的教区委员会，钻营私利的市参议会员，城市里凶狠的济贫所监督和郡里事实上世袭的治安法官加以补充。公社制度将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仅仅这一点就会把法国的复兴向前推进了。法国外省城市的资产阶级以为公社是企图恢复它在路易－菲利浦时代曾经享有过、而在路易－拿破仑时代被乡村对城市的虚假统治所排除了的对乡村的统治。其实，公社制度会使农村生产者在精神上受各省主要城市的领导，保证他们能够得到城市工人做他们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公社的存在自然而然会带来地方自治，但这种地方自治已经不是用来对抗现在已被废弃的国家政权的东西了。只有俾斯麦那种除了策划铁血阴谋之外，经常喜欢从事最适合于他的智力的旧业即给《喧声》[注：《喧声》(Kladderadatsch)是带有插图的、讽刺性周刊，从1848年起在柏林出版。]杂志（柏林的《笨拙》[注：《笨拙》（《Punch》）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幽默周刊《笨拙，或伦敦喧声》的简称，1841年起在伦敦出版。]杂志）撰稿的人，才会异想天开，以为巴黎公社要仿效那种作为对1791年法国旧城市制度的拙劣模仿品的普鲁士城市制度。要仿效那种把城市管理机关贬为普鲁士国家警察机构附属轮子的城市制度。

　　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项目，即常备军[编者注：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是:“军队”]和官吏。公社的存在本身就是对那至少在欧洲是阶级统治的通常赘瘤和必要伪装的君主制度的否定。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但是，无论廉价政府或“真正共和国”，都不是它的终极目的，而只是伴随它出现的一些现象。

　　人们对公社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以及公社代表各种不同的利益，证明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都在本质上都是压迫性的。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制度就没有实现的可能，而是一个骗局。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永久不变的社会奴隶地位并存。因此，公社应当成为根除阶级的存在所赖以维持、从而阶级统治的存在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的工具。劳动一被解放，大家都会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某一种阶级的属性了。

　　说也奇怪，虽然近六十年来写过和讲过不少关于工人解放的话，可是只要工人在什么地方断然当家作主，那些替两极即资本和雇佣劳动（土地私有者现在只是资本家的驯顺伙伴）对立的现代社会辩护的人，立刻就弹起辩护的调子来反对他们。仿佛资本主义社会还处在童贞和白璧无瑕的状态！仿佛它的对立现象还没有发展，它的自欺欺人的妄想还没有被揭穿，它的淫乱的实况还没有尽行暴露！他们叫喊说，公社想要消灭构成全部文明的基础的所有权！是的，诸位先生，公社曾想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权。它曾想剥夺剥夺者。它曾想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工具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以实现个人所有权。但这是共产主义、“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啊！然而，统治阶级中那些颇为聪明而能领悟到现存制度不能长存下去的人们（这种人并不少），已在令人厌恶地、大声疾呼地鼓吹合作制生产。如果合作制生产不是作为一句空话或一种骗局，如果它要排除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共同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那么，请问诸位先生，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吗？

　　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并没有想靠人民的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的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工人阶级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满怀着完成这种使命的英勇决心，所以他们能用鄙视的微笑回答奴才报人的粗野谩骂，回答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空谈家的训诫，这些资产阶级空谈家用先知者万无一失的口吻宣讲其不学无术的滥调和宗派主义的臆造。

　　当巴黎公社亲自领导起革命的时候，当普通工人第一次敢于侵犯自己的“天然尊长”[编者注: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加有:“即有产阶级”。]的管理特权，在空前艰难的条件下虚心、诚恳而卓有成效地执行了这个工作，并且他们所得报酬最高额，据科学界一位权威[编者注:在德文版中加有:“(赫胥黎教授)”。]说，还不及伦敦国民教育局一个秘书所得最低薪额的五分之一的时候——旧世界看见象征劳动共和国的红旗在市政厅上空飘扬，简直气得发疯了。

      这终究是工人阶级被公认为能够发挥社会首倡作用的唯一阶级的第一次革命；这是除了富有的资本家以外的巴黎中等阶级的广大阶层----小贩、手工业者和商人也都一致公认的。公社英明地解决了一向是中等阶级内部纷争起因的债权和债务问题，因而拯救了这个阶级。[注：指1871年4月16日巴黎公社颁布的关于一切债务延期三年偿付并且取消利息的法令。这个法令缓和了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处境，而不利于放债的大资本家。]中等阶级的这一部分人在1848年曾参加镇压六月工人起义，可是随后制宪议会立即就毫不客气地把他们交给债主们去任意宰割了。[注:马克思是指1848年8月22日制宪议会否决了关于“友好合同”的法案，该法案规定凡能证明是因革命造成的业务停滞而沦于破产的债务人可延期偿债。于是很大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彻底破产，只好受大资产阶级债主们的宰割。]可是，他们现在靠拢工人，还不只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感觉到他们必得在公社和不管打着什么招牌的帝国之间决定取舍。帝国大量盗窃社会财富，庇护大规模的金融诈骗，人为地加速资本的集中并因而使一大部分中等阶级遭受剥夺，使他们在经济上遭受破产。帝国在政治上压迫了他们，用狂欢纵饮从道义上激怒了他们；帝国把教育他们子弟的事情交给无知兄弟会[注:无知兄弟会是1860年产生于兰斯的一个宗教团体的绰号，这个团体的成员承担了献身教育穷人子弟的义务；在这个团体所办的学校中，学生主要是受宗教教育，得不到什么其他方面的知识。马克思以此暗指资产阶级法国的初等教育水平很低，而且具有教权主义性质。]，从而侮辱了他们的伏尔泰思想；帝国激怒了他们的法兰西人的民族感情，因为它把他们骤然推入这次造成许多灾难而结果只落得帝国颠覆的战争。真的，在波拿巴派高官显贵和资本家那帮流氓从巴黎逃跑以后，以共和联盟[注：外省共和联盟是一个由旅居巴黎的外省小资产阶级人士组成的政治组织。它号召各省支持巴黎公社，反对凡尔赛政府和保皇派的国民议会。]名义出面的中等阶级真正的秩序党，就站到了公社的旗帜下，并且反驳梯也尔的污蔑，保卫公社。至于这一大部分中等阶级的感激心情能否经得住目前的严峻考验，将来自会知道。



         第二部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第九条节选
          （1966年8月8日通过）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第三部分、红旗杂志文章《巴黎公社的全面选举制》
                   作者：刘慧明
                   一九六六年第十一期
       九十五年以前，法国工人阶级以冲天的革命精神，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创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巴黎公社。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创举。

　　巴黎公社是对以往一切国家政权的根本否定，是以往一切国家政权的真正对立物。以往的一切政权都是剥削阶级压迫人民的工具。巴黎公社则使国家由社会主宰者成为社会公仆。巴黎公社不是议会式的机关，而是同时兼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关。

　　为了保证自己的无产阶级性质，保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巴黎公社创造和实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全面选举制。

　　巴黎公社的全面选举制，同资产阶级虚伪民主的选举制截然相反。

　　巴黎公社宣布，一切领导者都由人民选举产生。这是全面选举制最根本的原则。当时出版的《公社报》第3号说：“选举制应该适用于一切社会职务。这个原则是民主的灵魂”。“行政和立法当局都由选举产生”。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发布的公告说：“人民有权选举自己的一切领导者”。

　　巴黎公社对被选举人提出严格的要求。它要求被选举出来担任公职的人员，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而不是压迫人民的资产阶级式的官僚政客。在公社委员选举前，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发布文告向人民群众号召：“只有从你们自己中间选出来的，与你们同艰苦共患难的人，才能最好地为你们服务。不要相信那些沽名钓誉的人和爱出风头的人”，“不要相信那些不能办事的空谈家……。请你们选举那些坚定不移的人，选举人民中间那些有毅力、有才干、坦率并以诚实著称的人。”

　　巴黎公社要求当选的公社委员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资产阶级的国会议员在当选后的任期内，不受自己选民的约束，窃踞着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权力。与此相反，公社委员必须在人民群众中工作，亲自执行通过的法律，亲自检查在实际生活中执行的结果，与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向人民报告工作，并进行自我批评。当时巴黎公社的许多领导人，都是具有这种当人民勤务员的精神的。马克思称赞说：“这些勤务员经常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他们“公开地、老老实实地办事，……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活动，不自命为绝对正确，没有文牍主义的敷衍拖拉作风，不耻于承认和改正错误。”[注：《法兰西内战初稿》。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90页；译文有改动。]
　　巴黎公社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资产阶级的国家官吏，人民是根本无权撤换的；巴黎公社则充分保证选民行使罢免的权力。《公社报》第3号写道：“罢免的原则给选民提供纠正错误的手段”，“罢免权在任何时候都不可剥夺”。恩格斯在总结公社的经验时指出：“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应当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注：《『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27页。]

　　巴黎公社还规定，当选的公社委员同一切公务人员一样，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取消资产阶级国家议员和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恩格斯说：这样就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注：《『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28页。]

　　巴黎公社的全面选举制，充分地表达了广大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全面选举制的实行，人民群众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举自己最信赖的人担任公职，代表他们的利益，为他们服务。

　　巴黎公社的全面选举制，得到了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持。

　　巴黎公社的选举，极其庄严而隆重。在选举的那一天，工人区的选民们显得特别高兴。他们带着翻身的喜悦，成群结队，高举着红旗，把选票插在帽子上，经过巴士底狱广场，来到投票大厅。这是劳动人民第一次公开投票选举自己的真正代表。选举大厅的门口没有警察，没有资产阶级那一套肮脏的竞选活动，选举是自由的，民主的。

　　当时巴黎公社的委员，是按巴黎二十个区居民人数的比例进行选举的。一般是二万人左右选一名，全部名额是九十名。工人阶级参加选举特别踊跃。结果，八十六人当选为巴黎公社的委员，大批新型的公职人员担任了公社的重要工作，其中大多数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

　　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它给国际无产阶级留下了许多用鲜血换来的极其珍贵的经验。全面选举制就是巴黎公社的重要经验之一。

　　巴黎公社的全面选举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将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而更加充实和完善。



          第四部分、1967年"一月风暴"成立的“上海公社”宣言节选

      “它[编者注：“它”指“上海公社”]的领导成员，在上海自下而上的全面大夺权取得胜利后，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在目前，则由各革命造反组织协商推举组成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它是革命群众组织，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负责人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的临时过渡性的权力机构，行使公社的领导权力。”
　
最后编辑锤子 最后编辑于 2016-01-31 00: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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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01-30 21:55 |只看楼主

上面摘录的《红旗》杂志文章《巴黎公社的全面选举制》发表于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即将进入夺权阶段前夕，其意义十分重大。文章揭示出一个重要的问题：无产阶级夺权后，建立什么样政权？这篇文章给当时的造反派一个重要的提示。
      《巴黎公社的全面选举制》这篇文章与文革十六条中的第九条对应起来，就能够看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新的政权给予什么样的希望。
      第九条是这样写的：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文化大革命期间，无产阶级第一个夺取地方政权的地区是上海，新的政权机构叫“上海公社”，由上海32个造反派夺权后组建的“上海公社”宣言明确地写道：“它的领导成员，在上海自下而上的全面大夺权取得胜利后，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在目前，则由各革命造反组织协商推举组成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它是革命群众组织，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负责人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的临时过渡性的权力机构，行使公社的领导权力。”
       然而此时的北京及其他地区发生着剧烈的斗争，一方面，周恩来抢先在“黑龙江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中掺沙子，把几个老龟名掺入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中，令人扼腕痛惜的是刚刚夺权的黑龙江造反派对周周恩来的掺沙子行为言听计从。瞬间让黑龙江红色造反派发布一号公告（实行全面选举制）变为废纸，另一方面，手握军权的老龟命大闹中南海怀仁堂，凶猛地刮起起了“二月逆流”的黑旋风。 最终结果，文化大革命与建立“巴黎公社”式的革命政权擦肩而过。
最后编辑锤子 最后编辑于 2016-02-15 10: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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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02-01 12:45 |只看该用户

“这个以政变为出生证书，以普选为批准手续，而以宝剑为权杖的第二帝国，声称它倚靠农民阶级，即倚靠没有直接卷入劳资斗争的广大生产者群众。它声称它以破坏议会制度，从而破坏政府对有产阶级的公开屈从状况而拯救了工人阶级。它声称它以支持有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经济统治而拯救了有产阶级。末了，它还声称它已经把一切阶级团结到复活了的国家荣誉的幻想周围。”

看了这句话，我就与中国现实对照了起来：

“这个以政变为出生证书，以普选为批准手续，而以宝剑为权杖的第二帝国“----76年10月政变,以宝剑为权杖。此处略去了”普选为批准手续“。
“声称它倚靠农民阶级“----“分田到户”，倚靠中国的“农民”阶级。
“它声称它以破坏议会制度，从而破坏政府对有产阶级的公开屈从状况而拯救了工人阶级”---80年代“简政放权，搞活经济，实行厂长承包制，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工人工资和奖金上涨”。
“它声称它以支持有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经济统治而拯救了有产阶级”----“三个代表”，民营企业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民营企业家可入党，进政协两会。
“末了，它还声称它已经把一切阶级团结到复活了的国家荣誉的幻想周围”----不用多说，这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呀！

历史原来如此惊人相似！
最后编辑学生工 最后编辑于 2016-02-01 12:4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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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05-16 18:06 |只看该用户

今天是文化革命发动50周年，我想这篇文章就是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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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20 09:38 |只看楼主

由于存在无产阶级起来起义的威胁，联合起来的统治阶级已在残酷而无耻地利用国家政权作为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但是，统治阶级对生产者大众不断进行的十字军讨伐，使它一方面不得不赋予行政机关以愈来愈大的权力来镇压反抗，另一方面不得不逐渐剥夺它自己的议会制堡垒（国民议会）用以防范行政机关的一切手段。

帝国制度是那个由新兴资产阶级社会为摆脱封建制度的工具建立起来，而后又由已经充分发展的资产阶级变成了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的国家政权的最淫贱的最后形式。


似乎是对当前“梦”政府的活写真。
最后编辑锤子 最后编辑于 2016-10-20 09: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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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20 09:59 |只看楼主

人们对公社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以及公社代表各种不同的利益，证明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都在本质上都是压迫性的。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文化革命前，占有者阶级就是官僚者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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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20 10:10 |只看楼主

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永久不变的社会奴隶地位并存。因此，公社应当成为根除阶级的存在所赖以维持、从而阶级统治的存在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的工具。劳动一被解放，大家都会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某一种阶级的属性了。

注意，马克思在这里说的：”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永久不变的社会奴隶地位并存“，与马克思早前说的“无产阶级与政治统治毫无共同之处”一致。
无产阶级不“根除阶级的存在所赖以维持、从而阶级统治的存在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那么政治统治者将成为新的占有者阶级，生产者阶级的解放就泡汤了。
最后编辑锤子 最后编辑于 2016-10-20 10: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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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20 10:27 |只看楼主

它曾想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工具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以实现个人所有权。

注意：马克思是如何看待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是社会中劳动者们自由和联合劳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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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05-21 08:59 |只看楼主

因此，这次革命不是一次反对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国家政权形式的革命。它是反对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的怪胎的革命，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它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个集团而进行的革命，他是为了粉碎这个统治的凶恶机器本身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72年版，4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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