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摘录的《红旗》杂志文章《巴黎公社的全面选举制》发表于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即将进入夺权阶段前夕,其意义十分重大。文章揭示出一个重要的问题:无产阶级夺权后,建立什么样政权?这篇文章给当时的造反派一个重要的提示。
《巴黎公社的全面选举制》这篇文章与文革十六条中的第九条对应起来,就能够看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新的政权给予什么样的希望。
第九条是这样写的: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文化大革命期间,无产阶级第一个夺取地方政权的地区是上海,新的政权机构叫“上海公社”,由上海32个造反派夺权后组建的“上海公社”宣言明确地写道:“它的领导成员,在上海自下而上的全面大夺权取得胜利后,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在目前,则由各革命造反组织协商推举组成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它是革命群众组织,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负责人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的临时过渡性的权力机构,行使公社的领导权力。”
然而此时的北京及其他地区发生着剧烈的斗争,一方面,周恩来抢先在“黑龙江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中掺沙子,把几个老龟名掺入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中,令人扼腕痛惜的是刚刚夺权的黑龙江造反派对周周恩来的掺沙子行为言听计从。瞬间让黑龙江红色造反派发布一号公告(实行全面选举制)变为废纸,另一方面,手握军权的老龟命大闹中南海怀仁堂,凶猛地刮起起了“二月逆流”的黑旋风。 最终结果,文化大革命与建立“巴黎公社”式的革命政权擦肩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