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二册（2） [复制链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二册（2）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二章  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二节  批判刘少奇的错误路线，制订“十六条”

    本节资料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在校内贴出大字报：
    《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那里？这里有鬼。请看最近的事实吧！　　事情发生在５月８日发表了何明、高炬的文章 ，全国掀起了声讨“三家村”的斗争高潮之后，5月１４日陆平（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急急忙忙的传达了宋硕（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在市委大学部紧急会议上的“指示”，宋硕说：现在运动“急切需要加强领导，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方法上怎样便于驳倒就怎样作。要领导好学习文件，开小组讨论会，写小字报，写批判文章 ，总之，这场严肃的斗争，要做的很细致，很深入，彻底打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所能解决的。”“如果群众激愤要求开大会，不要压制，要引导开小组会，学习文件，写小字报。”　　陆平和彭佩云（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完全用同一腔调布置北大的运动，他们说：“我校文化革命形势很好”，“５月８日以前写了一百多篇文章 ，运动是健康的……运动深入了要积极引导。”“现在急切需要领导，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积极加强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北大不宜贴大字报”，“大字报不去引导，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要作的细致”。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是理论问题吗？仅仅是什么言论吗？你们要把我们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还要“引导”到那里去呢？邓拓和他的指使者对抗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手法，不就是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讨论上去吗？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干？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领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要积极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什么是“正确的方向”？什么是“正常的发展”？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不久前，你们不是亲自“指导”法律系同志查了１５００卷书，１４００万字的资料来研究一个海瑞“平冤狱”的问题，并大肆推广是什么“方向正确，方法对头”，要大家学习“好经验”吗？实际上这是你们和邓拓一 伙黑帮一手制造的“好经验”，这也就是你们所谓“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实质。党中央毛主席早已给我们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确道路、正确方向，你们闭口不谈，另搞一套所谓“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向”，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　　“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能解决的”。“北大不宜贴大字报”，“要引导开小组会，写小字报”。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大字报？害怕开声讨大会？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你们“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这不是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吗？我们绝对不答应！　　你们大喊，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就暴露了你们的马脚。在革命群众轰轰烈烈起来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时候，你们大喊：“加强领导，坚守岗位”。你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为谁坚守“岗位”，你们是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作梦！　　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泽东思想！　　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哲学系　聂元梓　宋一秀　夏剑豸　　　　　　　　　　杨克明　赵正义　高云鹏　　　　　　　　　　李醒尘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晚，李雪峰在北京大学的讲话：
    我们惊动你们，但你们也惊动了我们。你们贴出了大字报。大字报是最好的形式，是武器，是好事。北大是有革命传统的，在全国、全世界都有影响。搞好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要按中央指示进行。中央和国务院指示，不要把内部和外部的大字报都贴在一起。要把这场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彻底肃清修正主义影响是长期的事情。
    文化领域包括思想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是要进行一个长时间的要5年到10年时间。主席说：我这一辈子不行了，你们再接着来。我们要进行一场尖锐复杂但也是很细致的阶级斗争，这要有坚强的领导。最高司令就是毛主席，最高司令就是党中央。因为这场革命涉及面很广，所以要一步一步来。要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的打，打歼灭战。现在只是第一个战役刚刚发动。目标就是三家村黑店，别的还没有准备好。
    全国北京都展开了斗争。这场斗争涉及到若干方面，报刊有点名的，还有没有点名、没有拿出来的。究竟要发多少炮弹都是有计划的，都要纵深发展。下一步如何发展将来就会知道了。北京的群众都动起来了，听说北大也动起来了。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必须领导好，指挥好。报上点名的是有个计划的。现在已经发表了几篇号召。就按这个行动将来还会发展。机关、工厂、学校都要有计划的进行。北大也要组织好，炮火猛烈打中要害。但要有组织。北大党委要把这运动领导好。斗争要有组织有纪律，不要弄得乱七八糟，要有秩序，有纪律。
    这不是束缚大家手脚。报上登出来了嘛，还束缚什么？哪些地方搞得不好可以提出批评，可向上级党组织反映报告。（华北局，党中央，毛主席都可以）人家动的笔杆子，是思想文化的斗争。现在解放军还用不上。要在这方面组织领导。最近北京市中学生热情很高。到北京日报社去提抗议，这是好事，但太多了也不好，不要太多了。主席说：群众来了就提提，但不要太多了，有人开大会声讨，外地还发通电，拥护党中央、毛主席，这是好事。但是给外国人看，好象党中央摇摇欲坠。开大会声讨向主席请示一下。主席说“这个形式不是最好的形式。”
我们要动员群众，通过开座谈会，分析批判，写大字报小字报等形式，到北京日报社去抗议不要太多。大会声讨但要组织好，不要出洋相，也可以适当延期，说明不开就不开，这些会要开就开，但开会声讨不是最好的形式。敌人（帝修反）会抓住我们的小辫子。我们不怕，我们辫子粗，抓也不要抓。但最好小辫子也不让他们抓。周总理对大字报有指示。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党员要有民主权力，大小字报内外要分开，国内外党内外要分开。外部的外国人可以看，内部的外国人不许看。党内问题，涉及到党和国家机密的，不要在外面张贴。如果讲不通可以贴。你们有意见可以向华北局，党中央，毛主席提。有些人说通了可以撕下来，有些人不撕可以贴上新的盖起来。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北京市委决定中共新改组的北京市委作出两项决定，全文如下：
    中共北京市委决定
    （一）撤销《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原来的编委会；撤销范瑾的社长职务。
    （二）成立新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编委会，领导《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的工作。新的编委会由翟向东、吴象、林青等七同志组成，翟向东任总编辑，吴象、林青任副总编辑。
    （三）撤销《前线》编委会，《前线》暂时停刊，进行整顿。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七日，《解放军报》刊登《剥“权威”画皮向“权威”开火》的编者按语：    今天我们转载了《文汇报》刊登的周信礼同志的文章《剥“权威”画皮，向“权威”开火》，并在第二版上发表了黄丑和等同志批判资产阶级“权威”的文章。这些文章，充满了对毛主席著作无比浓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以令人信服的事实，严正地驳斥了那些资产阶级“权威”反对工农兵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种种谬论。《文汇报》的编者说得很对：“凡是一切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谬论，不管他是多大的‘权威’，我们都要有勇气批判它，打倒它。”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国人民团结和革命的共同思想基础，是战胜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资产阶级牛鬼蛇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对待毛泽东思想采取什么态度，是承认还是抵制，是拥护还是反对，是热爱还是敌视，这是真革命和假革命，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
    我军是在党和毛主席直接领导和亲手抚育下，在战胜国内外强大敌人的长期革命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们无限热爱和永远忠实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无限热爱和永远忠实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什么牛鬼蛇神，都不在我们话下。任何资产阶级“权威”，都不在我们眼里。他们越是拚命地反对我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就越是证明我们学得对，做得对。他们越是无耻地污蔑我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庸俗化”、“简单化”、“实用主义”，就越是证明我们学得好，用得好。我们抓住突出政治不放，抓住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放，是革命的需要，是形势的需要，是反对美帝侵略、搞好战备的需要，是防止和反对修正主义的需要，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那些坏家伙攻击我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只不过是更加暴露了它们反革命的丑恶面目罢了。
    我们一定要遵照军委和林彪同志的指示，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们要和全国广大工农群众和革命干部一起，满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推向新的高峰。我们一定要更好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个威力无比的强大武器，向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戳穿资产阶级“权威”的画皮。谁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和它斗到底，拼到底！

    一九六六年五月三十一日，邓小平对《人民日报》等中央新闻单位负责人的谈话
    常委决定，找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及其它各报的人，来开个会。讲什么事？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撑不起来了。党中央和国家的机关报、通讯社、广播电台近两个月不像样子了，读者意见很多，报社内部意见很多。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也在揣测出了什么事。人民日报在文化革命方面没领起头，实际上是解放军报，某种意义上，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在领导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人民日报上，文化革命兴无灭资不是一点儿没有，可是没有把旗帜打起来。
    过去在文化战线宣传上，人民日报常受主席批评，“门市”东西多，人来人往，红白喜事登得多，文化革命方面东西少。国内其它方面也有缺点，还是有成绩的。书记处对报纸也没多管。康老管国际宣传方面，成绩很大。（康老：我管得也很少，只是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一些反修文章）。主席对人民日报还是寄以希望的。
    文化大革命很多问题出来后，人民日报并不是不知消息，本应领导起来搞，找全国能写的写，谁不给写？主要看采取什么态度。转载姚文元文章不及时，转载解放军报社论，又把重要的东西勾掉，现在，版面撑不起来，靠东凑西凑。有的东西必须转载，大量的不一定要转载，为什么不可以自己编些，人民群众中来的稿件也多得很嘛。要有些特色，有些自己的东西嘛。大量的都是这样那样转载的东西，并不必要。
    人民日报的版面上，在文化革命方面，一被动下来，始终未取得主动。四月就该转变。从你们大字报看，四月十五日以前，比其它报早知道“二月提纲”有错误，你们四月就可有争取主动的机会却没有争取主动。四月初彭真的性质已经明朗了，四月十六日北京日报发了三个版材料后，中央通知不要转发，四月下半月，有了中央的通知，人民日报应争取主动。这机会丧失了。到五月上、中旬，十号左右还可争取主动。出现了什么局面，中央机关报不带头，而解放军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带头。群众对人民日报意见那么多，报纸这个环节没抓好，通讯社发稿，电台播音稿也发生了困难。
    一天出六大版，抄别人的，自己东西有一点。中央党报，国际时事这么多……。
至少应说，被动、挨打是自己招来的。怎么办？主席早说了，五月十二日在电话上告诉的：“内攻外帮”。主席考虑，人民日报不在报上作公开的自我批评，因为世界人民不理解。要帮人民日报改变现状。早先两次机会失去了，这次还来得及。如果人民日报的同志这时转变过来，也比较好。可是，又半个多月了，还是转变不过来。看到群众来信批评，上边……大字报，就不行了。初步认识了错误、责任，可是不能挺起腰杆来。
    不了解这不是几个人的问题，是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变成这个现状，人民看不顺眼，国际上也有反映。北京日报出了问题，根子在那里？好回答，可以告诉读者在北京市委，写“过去市委”就交待了。人民日报呢？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这样子，是不是中央出了问题？人民日报同志未觉悟到这一点，未觉悟到处在什么地位。
    自己惶惶无主，考虑个人得失，感到某些刺激，就不顾工作了，新华社、广播电台也是一样。
    过去几个关，能争取主动，未争，自己不认识自己报纸的性质不同于其它报，是代表中央发言的，要意识到这个。出了问题，反映出国家政策、中央领导有了问题。
    首先人民日报改变了不了局面，争不得主动，中央同志也着急，总理讲得很气愤。北京日报出问题在于市委。人民日报，把自己放在同北京日报一样的地位了。看版面吧，和北京日报一样，哪里出了问题？中央出了问题？彭真四月初就没管事了。过去他插过手，这两月账算不到彭真身上吧？
    这样拖下去不行了。常委决定：还是帮，由伯达同志为首的工作组到人民日报，改变现状，改变版面。使它真正成为中央机关报，应指导和宣传文化大革命，国际国内的政治生活，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方面，改变群众观感，在于改变版面、内容。
    北京、上海各报，要帮人民日报，这也是党性问题。不要抢东西，将好东西让人民（日报）先发，自己转，红旗也要让人民（日报）。
    在文化革命，学习毛主席著作方面宣传不力。
    国际、国内经济生活，在原班人马可以搞好，主要是领导人精神恍惚、瘫痪，挺起腰杆来，有错误就改嘛！工作组来了，不是更没主动，而是更要争取主动。
常委指出：第一改变报纸面貌；第二检查错误。瘫痪、半瘫痪、四分之一瘫痪都不好，新华社一样，广播台一样。对你们三个单位交待清楚，第三做好工作，被动挨打的局面要改变过来，靠三个机关的同志自己努力，又是个机会，改正错误的机会。也会有人不安心，大字报要贴，让他贴，但不要到处贴，乱轰轰的，可以贴在一个房子里。
    多数同志第一抓业务，业务转过来以后，检查思想来得及的。各有各的账，错误性质不同于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同志不要自己解除武装，自己能写也不写了，怎么能成？笔杆子一大堆，主要看编委会抱什么态度，对待工作组的领导，如何争取主动，批评自我批评，也可以做，实在不成，放一放也可以。
    第一要把工作做好，多数同志转到工作上；第二进行必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系统检查检查，等报纸面貌改观了再说。大字报还可以继续贴，系统的检查下一步搞。
    大家帮，顶多一个星期就可以改变过来了。中央也要象个中央嘛！这状态不能继续下去了。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台都是中央的，大家都要理解自己应做什么工作，以后永远要理解到。其它报刊不要抢。这是党性问题。要从党性、全国、国际反帝反修的利益出发，要把报社台撑起来搞好。开工！
好机会，挺起腰杆子！
    第一抓业务！大字报可以继续出，精神状态要改变！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授意、修改和审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我国，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国解放十六年以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一直是十分激烈的。目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正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发展。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根本对立的，是不能和平共处的。无产阶级革命，是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是要逐步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最彻底的革命，这不能不遇到剥削阶级最顽强的反抗。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剥削阶级的枪杆子被缴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夺过来了，但是，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还存在着。我们推翻了他们的统治，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并不等于没收了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剥削阶级统治了劳动人民几千年，他们垄断了由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反过来用以欺骗、愚弄、麻醉劳动人民，巩固他们的反动政权。几千年来，他们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在社会上不能不有广泛的影响。他们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以后，他们是不死心的，总是企图利用他们过去这类的影响，为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复辟进行舆论准备。解放十六年来思想文化战线上的连续不断的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也是首先从意识形态上进行准备，搞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是由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尚且要经过多次反复，经过多少次的革命、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资产阶级革命从思想准备到夺取政权，在欧洲的许多国家，都进行了几百年之久。无产阶级革命是彻底结束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更不能幻想剥削阶级会乖乖地听任无产阶级剥夺他们的一切特权，而不想恢复他们的统治。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必然要象列宁所说的那样，以十倍的疯狂，来企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篡党，篡军，篡政，这个事实，对全世界无产阶级说来，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教训。目前中国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学者权威”，他们所做的，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梦。他们的政治统治被推翻了，但是他们还是要拼命维持所谓学术“权威”，制造复辟舆论，同我们争夺群众，争夺年青一代和将来一代。
    资产阶级进行反封建的文化革命，到夺得政权的时候就结束了。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反对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这种文化革命的性质，同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截然不同的。这种文化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取得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先决条件，才能为这种文化革命开辟最广阔的道路。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对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切遗产、风俗、习惯，都必须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加以透彻的批判。在人民生活中清除旧社会的恶习，是需要时间的。但是，解放以来的经验证明，如果充分发动了群众，走群众路线，使移风易俗成为真正广大的群众运动，那末，见效就可能快起来。
    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为少数新剥削阶级服务的，它只能由少数人参加。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和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它能吸引和团结广大劳动人民参加。资产阶级启蒙人物，总是卑视群众，把群众当作愚民，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当然支配者。无产阶级思想革命家同他们根本相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目的是在唤起人民群众的自觉，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
    资产阶级的卑鄙的自私自利，抑制不住自己对于人民群众的仇恨心。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会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它。”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也还是这样。
    目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模和声势，在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它的威力之大、来势之猛，在运动中所迸发出的劳动人民无限的智慧，远远超出了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想象。事实雄辩地证明，毛泽东思想一旦掌握了群众，就成为威力无穷的精神原子弹。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正在大大推动中国人民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也必将对世界的现在和未来，发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我国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引起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惊慌和混乱。他们一会儿想入非非，说什么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表明了中国下一代“和平演变”已经有了希望呀；他们一会儿又悲观失望，说什么一切消息表明，共产党的统治还是十分巩固呀；他们一会儿又表现出无限迷茫，说什么要对中国所发生的事情随时作出准确判断的真正的“中国通”是永远不可能有的呀。亲爱的先生们，你们的胡思乱想总是同历史的发展背道而驰的。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和胜利，敲响了中国土地上残存的资本主义势力的丧钟，也敲响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丧钟。你们的日子不会长久了。
    让我们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这一场文化革命的胜利，必将进一步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我们在各个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保证我们将由社会主义胜利地过渡到伟大的共产主义！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揭穿了“三家村”黑帮分子的一个大阴谋！
    “三家村”黑店的掌柜邓拓被揭露出来了，但是这个反党集团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仍然负隅顽抗，用“三家村”反党集团分子宋硕的话来说，叫作“加强领导，坚守岗位”。
    他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他们“坚守”的是他们多年来一直盘踞的反动堡垒。他们加强的是什么“领导”？就是指挥他们的伙计作垂死挣扎、力图保持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
    宋硕的“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是一个信号。它反映了在这场摧枯拉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切牛鬼蛇神们的动态。他们是一步不让的，寸土必争的，不斗不倒的。
    “三家村”黑帮是诡计多端的。在前一个时候，他们采取“牺牲车马，保存主帅”的战术。现在“主帅”垮台了，他们就采取能保存多少车马就保存多少车马的手法。他们妄图保存实力，待机而动。
    为陆平、彭佩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已经到了五月十四日，陆平还传达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的所谓紧急指示，并手忙脚乱地进行部署，欺骗、蒙蔽和压制广大青年学生和革命干部、革命教师，不许他们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革命。彭佩云是一个神秘人物，上窜下跳，拉线搭桥。在这个事件中，她转入地下活动，来往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住地十三陵和宋硕、陆平之间，出谋划策，秘密指挥。
    这一切，都说明“三家村”黑店的分号，“三家村”黑帮的“车马”们，还是有指挥、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顽抗。
    陆平以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的身份，以“组织”的名义，对起来革命的学生和干部，进行威吓，说什么不听从他们这一撮人的指挥就是违犯纪律，就是反党。这是“三家村”黑帮反党分子们惯用的伎俩。请问陆平，你们所说的党是什么党？你们的组织是什么组织？你们的纪律是什么纪律？事实使我们不能不做出这样的回答，你们的“党”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
    陆平们这一套是骗不了人的。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关于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兴无灭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是我们必须坚决遵循的。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妄图阻挡这个潮流的小丑们，他们是难逃灭顶之灾的。
    工农兵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以排山倒海之势，正在一个一个地夺取反革命的文化阵地，摧毁反革命的文化堡垒。那些什么“三家村”、“四家村”，不过是纸老虎，他们的“将帅”保不住，他们的“车马”也同样是保不住的。
    北京大学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能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一定能够更加有力地团结群众进行战斗。一时还看不清楚的人们，一定会迅速地提高自己的觉悟。参加到战斗的行列中来。北京大学广大师生的反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革命斗争，一定能够胜利。一个欣欣向荣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新北大，一定会很快地出现在人民的首都。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今天我国正处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伟大变革的新时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日益深入的新形势下，处于触到人们灵魂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激流之中。
    社会主义革命一步一步地深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步一步地深入，必然会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问题突出出来。你是真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假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在怎样对待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这是触到人们灵魂的问题，也就是触到人们的世界观的问题，触到人们脑子里是无产阶级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问题。这是两个敌对的世界观的斗争。
    两个敌对的世界观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敌对世界观的斗争，正如两军对战，总是一胜一败。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党和毛主席教导我们，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武装起来，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学者权威”却硬要把我们拉到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泥坑里去，挖我们的社会主义墙脚。大敌当前，我们必须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团结起来，坚决向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学者权威”展开坚决的毫不留情的斗争。只有坚决同他们斗争，把资产阶级的妖风彻底压倒下去，才能使大家从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传统习惯势力的影响下解放出来，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大关，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大道上阔步前进。
    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这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不符合辩证法的。那里会没有矛盾呢？一千年，一万年，一亿年以后仍然有矛盾。地球毁灭了，太阳熄灭了，宇宙还会有矛盾。任何事物都是处在矛盾中间，斗争中间，变化中间，这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看法。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它的基本点是要批判，要斗争，要革命。这样才能不断推动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毛主席经常引用“树欲静而风不止”这句话告诉我们，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资产阶级天天企图影响我们，腐蚀我们。当前这场斗争，完全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挑起的，而且他们是准备、并进行多年了。我们想避免也避免不了。斗争就是生活。你不斗它，它就斗你。你不打它，它就打你。你不消灭它，它就消灭你。这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搏斗，在这样一场搏斗中，丧失警惕是危险的。
    毛主席说：“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我国还有很大的力量，很大的影响。在意识形态方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我们要抓意识形态，抓上层建筑，搞理论，搞学术，搞文艺等等，巩固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仍然也还在抓意识形态，抓上层建筑，搞理论，搞学术，搞文艺等等，在文化战线上搞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宣传，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
    不要认为打笔墨官司，无关大局。匈牙利事件就是裴多菲俱乐部一批修正主义文人扮演了打先锋的角色。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是他们妄图进行反革命复辟的前奏。
    因此，当前我们在思想文化战线上进行的这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就是从思想上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阴谋的斗争，是从思想上挖修正主义根子的斗争，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是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斗争。这场斗争只能胜利，一定要胜利，也一定能胜利。
    我们应该重视思想的作用，重视无产阶级思想的作用，重视社会主义思想的作用，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作用，重视毛泽东思想的作用。对我们共产党人说来，不重视思想的作用，是庸俗的唯物论，机械的唯物论。我们必须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的正义事业，激发人民的热情，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我国人民要摆脱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传统和习惯势力的影响，摆脱帝国主义的影响，从这一切影响下解放出来，这就将发生强大的力量，发生强大的作用。我们一定要加强共产主义的自觉性，有意识地发展共产主义思想，要作彻底的革命派，不当动摇派，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张贴第一张大字报：
    党中央，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吹响冲锋号，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后代，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毛泽东思想。对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怀着刻骨的仇恨。在大革命中，我们一定要树立起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一脚踢开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所谓“权威”，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我们就坚决照办，坚决执行，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有多么高的地位，统统都要砸得稀烂！
    文化大革命，是两个阶级，两种世界观的决战。我们一定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大搞人的思想革命化，大搞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不准资产阶级在任何领域中负隅顽抗！
    资产阶级的老爷们，你们既然挑起了这一场斗争，那么，好吧！我们来者不拒，坚决奉陪到底，不拔掉黑旗，不打垮黑帮，不砸烂黑店，不取缔黑市，决不收兵！
    同志们，革命战友们：
    誓死跟着党中央，誓死跟着毛主席，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万岁！
             红卫兵 1966年6月2日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灿烂春光──祝第七届"上海之春"胜利闭幕》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的积极参加下，正进入一个波澜壮阔的高潮。在这个文化大革命高潮中举行的第七届“上海之春”音乐会，胜利闭幕了。这一届“上海之春”，充分地显示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伟大力量，体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磅礴气势，发挥了工农兵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
    第七届“上海之春”的最大特点，就是它高高地举起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这届音乐会演出的二百多个节目，洋溢着昂扬的革命精神，充满了无产阶级的战斗气息。在全部节目里，都贯穿着伟大毛泽东思想的红线：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热情歌颂毛泽东思想，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它是伟大毛泽东思想的产物，又是伟大毛泽东思想的颂歌。
    “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参加第七届“上海之春”演出的工农兵群众和革命文艺工作者，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同文艺界的牛鬼蛇神大唱“对台戏”。牛鬼蛇神疯狂地攻击共产党和毛主席，“上海之春”则尽情地歌颂共产党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牛鬼蛇神竭力诽谤社会主义，“上海之春”则热烈赞美社会主义；牛鬼蛇神用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艺术舞台，排斥工农兵英雄形象，“上海之春”则尽情地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牛鬼蛇神宣扬什么“离经叛道”，“上海之春”则热情地宣传和歌颂毛泽东思想之“经”、人民革命战争之“道”。“上海之春”的演出者们说得好：我们的每一句歌声，每一个舞步，都是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开火的子弹！第七届“上海之春”的举行，是革命人民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的一次大反攻。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这一届“上海之春”，正是遵循毛主席这一教导而举行的。人们可以看到，工农兵群众登上了音乐舞蹈的艺术舞台，参加了创作、演出和评论等一系列活动。在开幕演出的节目中，大部分是工农兵群众自己创作的作品。许多节目，从内容到形式，都体现了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向资产阶级音乐舞蹈“权威”、“专家”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这个事实，决不止是说明工农兵会唱几首歌，会跳几个舞，而是说明一个有深远意义的问题：广大工农兵拿起了音乐舞蹈这一有力的武器，投入了文化领域的一场兴无灭资的战斗，扩大了社会主义的文化阵地。这标志着工农兵群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强大主力军，是文化的主人。与此同时，上海的音乐舞蹈工作者，同工农兵群众一道积极参加了这届“上海之春”，他们演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歌颂工农兵英雄，为工农兵所喜闻乐见的节目；并且把节目送到工厂、农村、部队中去演出，受到工农兵热烈欢迎。这是他们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深入工农兵以后取得的成果。他们的经验证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只有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方向，努力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真正把立足点转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才能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出有益的贡献。
    上海是一个拥有百万产业工人的城市，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上海的革命人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全国起了先锋的作用。他们的革命精神是得全国各地学习的。
    第七届“上海之春”，不仅放射出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灿烂春光，而且生动地反映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蓬勃的革命形势。目前，全国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正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牛鬼蛇神。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南京大学大学贴出大字报批判校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
    六月一日以前，南京大学广大师生响应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积极投入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斗争。
    六月一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七位同志的一张大字报的消息后，进一步激起了南京大学广大师生的革命热情。
    有一位工人写信给南大党委，对该校编著的《左联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提出批评，指出这本书竭力吹捧“三十年代”文艺传统，抵制毛泽东文艺思想。
    南大溧阳分校政治处印发了这封信，由匡亚明亲自写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按语”。这个按语，有意混淆了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性质，要学生“投入学术大批判运动”，根本不提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按语特别强调“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通过运动要“初步拟定今后教学计划，为下半年教学作好准备”，企图把文化大革命运动引到邪路上去。按语故意把水搞浑，要“在全校开展一次群众性‘兴无灭资’的自我教育运动”，转移斗争目标，打击左派。这个按语还左一个“无意识”，右一个“客观上”，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打掩护。
    二日下午，正在进行劳动建校的南京大学溧阳分校的革命师生，贴出大字报。他们一致声援北大革命师生的正义斗争，同时对匡亚明领导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态度，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分校学生周冠华、陈云绮、郑立业、王钟元、吴相乔等写出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对分校政治处提出责问：是否愿意彻底革命？
    接着，二年级学生蔡琼、潘玉玲、李为华、施锐琴、王秀英、鲍玉花、周慧和苏寿祁等八人，联名写了一张《十问匡校长》的大字报，义正词严，向匡亚明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言行提出了责问。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下午和晚上，匡亚明在分校连续召开党总支扩大会和全体党员大会，挟持党组织，欺骗党员，先把自己说成是“绝对正确”，然后别有用心地诬蔑批评他的人是“不怀好意”，布置立即组织“反击”，煽动大家“不能手软”，对革命师生进行恶毒的诬蔑、谩骂和恐吓，把革命师生贴出的大字报说成是“毒箭”。
    六月三日，匡亚明继续在上午他召集的党总支扩大会上，命令进一步“跟踪追击”，用大大小小的所谓“讨论会”（按：即斗争会）进行反扑，打击革命派。为了做出样子，匡亚明亲自出马，赤膊上阵，参加所谓“讨论会”，破口大骂革命师生。在外语系，他诬蔑写大字报的学生是“反动派”，他甚至谩骂有的学生连“反动派”都不如。并且一再在群众面前，给那些革命积极分子戴上各种无中生有的“帽子”，强迫他们“检讨”，还下命令要一律取消那些写大字报的预备党员的资格。这些暴行，完全暴露了匡亚明这个资产阶级保皇派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刻骨仇恨。
    在匡亚明的策划和组织下，从二日到五日为止的短短四天内，在溧阳分校的五百多师生员工中，被斗的共达七十人，包括学生六十四人，教师四人，工人二人。其中党员九人，团员二十二人。他们大部分是劳动人民的子弟，其中有一些是革命烈士的子女。四个团总支书记，除一个不在家外，三个全被斗了；四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突出政治的标兵，也被斗了。有的被反诬是“小三家村”，有的被说成是“黑帮”，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有的甚至遭受到人身侮辱。三日下午匡亚明回到南京后，竟然趾高气扬，叫嚷“反击”形势大好，命令溧阳分校对被斗的师生要“扭住不放”，并立即召开党委常委会，大肆吹嘘他在溧阳分校的“经验”，颠倒黑白地说是“粉碎了一次六小时的政变”。匡亚明为了压制常委会内部的不同意见，还强调“加强领导”，“统一认识”，“分清敌我”，妄图继续打击革命师生，破坏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李雪峰在市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北京市文化革命的形势、方针：
    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党中央指导下，发展很快。首先是北京市党员、团员、大专学生彻底揭露“三家村”，党团员很快投入战斗。各个学校开批判会、贴大字报、到北京日报社示威，轰轰烈烈发展很好。最近有一个新的发展，除“三家村”继续批判外，又开辟了新的方面。六月一日中央电台广播了北大的大字报，大专学生首先响应。“一二·九”是在北京搞的，北京青年具有革命传统，形势发展很迅速。公布以后，其它大专学校予以声援，写了大字报，送了信，派了很多人去，很快的起来了。中小学也起来了。五十所大专院校，几百个中学的学生，坚决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工厂写大字报、写信，有的工厂停了工进行声讨。发电厂几百个人也在酝酿停工，搞大革命进行声讨。拥护党中央、毛主席。发电厂一停工我们就开不成会了，我们自己乱了，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我们不能乱，我们要革敌人的命。因此，我们要作解释，组织工作组，派人到有些工厂，宣传解释，帮助工作。我们的形势表现的很好。学生要认真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作毛主席的好学生。广大群众一下子起来了，至于方式方法不当，领导来不及作报告，方式方法不当，这也不算什么，还没来得及讲，一声令下，千军万马，一下子起来了，原来北京市委掌握着印把子，我们不能听他的了。这证明我们对党中央的拥护，对毛主席的热爱。市委决定要打破常规，站到运动前面领导运动，口号是：一切为着前线。市委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积极领导群众运动。市委如此，各级领导也如此，北京市委领导出了问题，北京市一定会埋伏一小撮人，总会有的，文化大革命要进行揭露。在革命中，反革命也在活动，运动中也发现了反革命破坏的迹象，他们混水摸鱼，打着“红旗”反红旗，实际上是反动，但只是一小撮很少数。我们要打胜仗，不能因为他们人数少而麻痹，必须和他们斗，他们动笔我们也动笔，他们动枪我们也动枪。各级党组织绝大部分是好的，我们要相信，很多干部都是经党多年教育，在群众中锻炼成长起来的。革命的左派，不要束手束脚，东张西望，更不能躺倒，要站起来，站到前面。团是助手，当然也要站在前面。有错误的怎么办？而且也许是黑帮，绝大多数是好的。就是有很多错误，同志们也要站出来革命，起来和自己的错误决裂。他们盗窃领导权，发出指示性文件，要各单位执行，过去没有被揭露，所以一直都是哑巴吃黄连，不能往上追。现在能讲明白了，责任属于他们。第二条自己有错误各人认各人的账，你检讨得好就会信任你，自己也要敢起来讲，和黑帮有关系的，要起义立功。如果不揭露，就不能划清界限。那伙黑帮，要他检查，他是不干的，宋硕就是这样。聂元梓揭露，确实有这个问题，他不但不改，继续活动。有人现在还活动。我在北大讲一次，话虽不多，有人造谣，这就是阶级斗争。说我讲的和宋硕一样，给我贴了许多大字报。反面的东西贴它一年，对大家是个教育。有人受了蒙蔽，听风就是雨。这些人是可以原谅，还有一种糊涂虫、或是坏分子。今天以前还有人活动，今天再宣布一次，要停止活动。有错也可以站出来，你们要好好检讨，可以减轻错误。有问题如果来不及，先讲几条，现在我们首先要革命，过几天再讲，要站在运动前面领导，发动群众，还要很好掌握政策，也得划几个杠杠，不算什么框框，正确掌握党的政策，一杆子插到底，政策和群众见面。今天以前，群众还在抗议市委，今天四点钟一宣布新的北京市委，马上就在操场欢呼，拥护北京市委的改组。一个革命者怕群众那还得了，一下子人家不了解你，把你包围了，受点委屈，也没有什么，有一个学校，对我们派去的工作组也不信任，工作组一去就被包围了，问，什么人？答：市委来的。问：哪个市委？新市委，旧市委？答：新的！问：有介绍信吗？答：没有，我们去拿。质问：你想逃跑。后来打电话给华北局，证明是新市委工作组的，马上鼓掌，拥护他们，把他们拥上台讲话，不打不相识嘛！打了才知道是一家人，委屈了一天，饭也没吃上，受了委屈，为革命嘛，没什么，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不要束手束脚。政策赶快给群众见面。你不领导有人领导，革命者不领导，右派就要领导，我们也派了一些工作队下去，但不能下去那么很多，主要还是靠党委领导。我们才带来几个人，几个秘书，几个做饭的，几个司机，五个书记，加到一块也就那么几个人嘛。所有的同志要站到自己的岗位上，也可以说叫坚守岗位，蒋介石也坚守岗位，我们也坚守岗位。革命也讲，反革命也讲，要保护群众积极性，不要在群众中批评，不要泼冷水。北大的万人大会，我说不开，你们要开，那就开嘛！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字报内外有别嘛！中央有指示，只是换个地方，你要贴在饭厅门口，我说你贴到里面，如果你硬要贴，也可以，不过外国人知道了，照两张照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照两张照片，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垮不了台。已经贴了的，自己愿意揭掉，我们欢迎，或者，再另写一张贴在上面。有的同志在下面做坏事进行造谣，好样的站出来，辩嘛！没有真理才造谣，既要放手发动群众，又要掌握政策，划清界限！
    二、 中央几条指示：
    1． 大字报可以出，可以贴
    主席向来主张要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很好的武器，学校可以出。（1）不要往街上贴，我们大字报是同志们看的嘛！贴到街上，北京是首都，外国人很多，帝、修、反去照象。（2）有外国留学生的学校要内外有别。留学生中帝、修、反都有，放在屋子里就是不让他们看，就这么一点，没有别的限制。（3）内容原则上不限制，不同的意见可以讨论，也可以辩论，揭露批判有一些可以劝说，政治斗争可以写，私生活（男女关系）不要写上去，容易引上邪路，影响团结。
    2．各种会议可以开：（1）座谈会、讨论会、批判会、声讨会、代表会都可以开。（2）班、系、团员大会都可以开，只要地方允许就可以。最好在校内开，分散开，不要在街上开，不要在有外国人的地方开。
    3．不要上街，不要包围住宅。我们上街队伍浩浩荡荡，帝、修、反就会造谣，他们写个报导，说我们反对政府，当然也会照象啦。这样有些坏人，三个游鱼，脸上也没刻字，混进去就更危险。这场运动是党中央、毛主席号召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三家村”黑店，错误性质是严重的，但人数只有那么一小撮，而我们的人上街他们就会说共产党的统治摇摇摇欲坠了。我们是革命的，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我们，我们应听毛主席的话。现在还不需要上街，如果需要党委会出来领导的，需要了还有民兵嘛！还有解放军嘛！这不怪同学，我们没讲清。现在美、法、苏修及东欧其他修正主义国家大使馆，整天在我们国家搞情报。也不要包围什么人，有人到吴晗家，上了房了，一共三起，也有一些无组织的群众，他们把吴晗拉到胡同里斗起来，打死了就麻烦了。昨天晚上又包围了陆平的房子，结果给弄了出来，推了一阵，斗了一顿，我们主要是政治上把他们斗臭、斗倒，最后还是要改做新人。“五四”时，打卖国贼，因那时我们还没有政权。
    4．声援北大，最好写大字报、写信，硬是要去是否派几个人就可以了。昨天去的人很多，客人上去就干，主人也不好开展工作，如果这样下去，北大的工作就要搞乱了。从主观愿望上来看是好的，但客观效果不好。
    5．国内国外要区分。
    6．要提高警惕，防止坏人破坏，大家都提高，不是怕他们，万一出现了，有点破坏也没啥了不起，也不要过分紧张，“三家村”黑帮想要混水摸鱼，我们现在要瓮中捉鳖。
    7．斗争靠群众，大字报、开会都是讲道理，不要一听是讲道理，就又回到了课堂。不准打人，不准侮辱人，在四清中对农民讲清不准打人，他们也会认清的，打错了道歉；但不好，一个阶级内就不要打架，这样容易被坏人利用。
    8．防止把斗争引到邪路上去。这场斗争是严肃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是要害、是政权，有人要夺取政权搞政变，要搞赫鲁晓夫没搞成。吴晗的罢官就是替庐山会议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翻案，“海瑞上疏”特意安排了金殿骂皇帝一场，这是历史上根本没有的，这些是他们趁我们三年困难向我们进攻。现在我们经济好转，老子可以稳稳当当地瓮中捉鳖，防止转移目标，走到邪路上去。
    下面着重补充一点：《北京日报》挨打挨了几个月，问题主要出在《北京晚报》和《前线》，而《北京日报》后期起了包庇作用。《北京日报》已改组了，新的编委由《河北日报》总编辑翟向东和《山西日报》总编辑组成，这两家报是办得比较好的，是我们的机关报了。他们的责任我们不负。我们要清算（原文如此）他们，大家不要再追了，再追就追到我们头上了。新的市委欢迎批评，包括今天的讲话，有意见可以讨论，可以批评，不过我今天是宣布中央指示，按这个精神办是不会错的。有人递个纸条问：有些人象右派一样向党进攻，怎么办？我们要采取什么态度，答：你可以把他揭出来，他暴露了，这是好事，和老虎在一起睡觉是可怕的，但你知道你身边是老虎就用不着怕了。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猛烈地冲击着意识形态各个领域里的反动堡垒，也猛烈地冲击着史学界的反动堡垒。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史学当作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他们歪曲历史，借古讽今，欺骗群众，为资本主义复辟进行舆论准备。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正在运用唯物史观这个战斗的武器，揭露历史的本来面目，解剖现实的阶级动向，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同反动的史学观点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革命的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和反动的唯心史观，即历史唯心主义，是根本敌对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的历史是劳动人民的历史。历史唯心主义认为，人类的历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革命能改变一切。历史唯心主义认为，帝王将相的恩赐决定一切。这两个根本敌对的历史观，是绝对不能和平共处的。
    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士，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武装自己的头脑，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世界、改造世界。一切反动派，都是历史唯心主义者，他们总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妄图把历史车轮拉向倒转。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死抱着历史唯心主义不放的人，不可避免地会一批一批地堕落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盘踞一些史学阵地的资产阶级“权威”和支持这些“权威”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是这样地把自己摆在同人民敌对的地位。这些“权威”，有的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的堕落到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边缘。
    毛泽东同志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毛泽东同志又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毛泽东同志还作了这样的概括：“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史学界的资产阶级“权威”，正是反对毛泽东同志的这些科学论断的。他们顽固地否认几千年的文明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们用所谓“历史主义”即唯心史观，来反对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们顽固地否认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尽情污蔑劳动人民和农民战争。他们叫嚷反动统治阶级的所谓“让步政策”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把劳动人民和农民战争的伟大作用一笔抹煞。他们歌颂的，只是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帝王将相。他们是史学界里的“保皇党”。
    这些史学界的“保皇堂”，自己不革命，也不准别人革命。革命的史学工作者，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南，重新改写全部历史。这一场伟大的史学革命，引起了史学界“保皇党”的无比仇恨，使他们感到自己的末日来临。他们竭力抗拒和破坏这个革命。
    史学界里的资产阶级“权威”，进行种种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活动，是适应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反抗社会主义的需要的。这些“保皇党”，就是保护旧制度，保护守旧派，保护旧思想，也就是保护为资本主义复辟作准备的思想阵地。有一批人，还借历史上的僵尸，直接地恶毒攻击伟大的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史学界里的两军对战，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规律决定的。
    在我们这个伟大变革的新时代，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了最新最高的发展。他系统地全面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必须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为纲，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
    在我们党和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这样，在史学领域里当然也是这样。无数的事实证明，在史学领域里是充满着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史学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一放松，就被资产阶级占领。在这里，不是用唯物史观解释历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服务，就是用唯心史观解释历史，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在史学中，和在其他科学中一样，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是绝对不能和平共处的。这只能是谁战胜谁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史学界里的资产阶级“权威”们，口口声声否认阶级斗争，其实他们一系列的反动谬论和活动，就是明目张胆地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
    毛泽东同志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这条定律，对于国内的阶级敌人，是完全适用的。地、富、反、坏、右，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三家村”之流的黑帮，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史学界里的反共知识分子，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史学是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阵地。在这里，一场兴无灭资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正在进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必须把被资产阶级“权威”霸占的阵地，一个一个地夺取过来。
    霸占一些史学阵地的资产阶级“权威”，在某些部门里实行了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利用职权，大放毒草，压制无产阶级左派的反击。他们对革命的史学工作者，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加以打击。他们象奸商一样垄断资料，甚至在“三家村”反党集团的急先锋吴晗已经被揭穿之后，还隐瞒关于吴晗的史料，包庇这个反共老手。他们简直是史学界里的“东霸天”、“西霸天”。
    这些“权威”们，把史学领域当作他们独霸的地盘。别人发表文章批评他们，他们竟然公开叫嚷，这是“侵略历史”。我们告诉这班老爷们，对于你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史学阵地，我们就是要去占领。在你们看来叫“侵略”，在我们看来叫“夺权”。我们就是要把被你们篡夺了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重新夺回来，在你们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地盘上，重新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把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史学阵地，彻底摧毁，一定要把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的、反革命的唯心主义史学体系，彻底打垮。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战士，手里有了为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的当代最新最高的、战斗的历史唯物主义，一定能取得伟大的新胜利，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牢牢地插在史学阵地上。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本报今天发表了两条重要消息。一条是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新市委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兼任第一书记，吴德同志任第二书记。一条是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决定撤销陆平、彭佩云的一切职务，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出了工作组，到该校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并代行党委职权。
    这两条消息，在昨天下午四时广播以后，立即得到了北京市广大工人农民群众和各机关、院校、群众团体和驻军的热烈拥护。广大群众欢欣鼓舞，一致认为，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新改组的北京市委的决定，是非常英明、非常正确的。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前北京市委的领导，贯穿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
    前北京市委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修正主义者。
    在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揭露了“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集团。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根子，就是前北京市委。
    《前线》、《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了反革命集团散布修正主义毒素、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它们的根子，就是前北京市委。
    北京市的党、政机关许多部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是执行党中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路线，而是执行修正主义的路线；不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它们的根子，就是前北京市委。
    前北京市委，在教育方面，也是推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路线。北京大学就是它们控制下的一个最顽固的堡垒。正如北京大学广大学生所揭发的，他们的教育方针，不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是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
    北京市的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对前北京市委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他们坚决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做了很多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北京市地区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都是拥护毛主席的，拥护党中央的。一时受了蒙蔽的人，一旦了解了事实的真相，就立即行动起来，投入反对前北京市委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战斗。
    现在，北京大学已经出现了一个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打响了第一炮。这张大字报在电台上一广播，在报纸上一发表，全校人心激动，一片欢腾。无产阶级革命派扬眉吐气，左派队伍迅速扩大。千万张大字报，象排炮一样，打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头上。首都各院校的积极支持，大壮无产阶级的革命声威。“保皇党”吓破了胆，他们已经陷于完全孤立的地位。北京大学的广大学生、职工、教员，在新市委派出的工作组的领导下，正在对陆平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进行坚决的清算和斗争。
    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集团，看样子很凶。在他们的控制和封锁下，水也泼不进，针也插不进。但是，当毛主席和党中央发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号召，群众起来之后，他们的反革命面目就很快被揭穿了。他们和一切反动派一样，也不过是纸老虎。
    我们的国家是一片大好形势。全国人民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无限热爱，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谁要反对毛主席，谁要反对毛泽东思想，谁要反对党中央，谁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谁要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职位多么高，资格多么老，都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他们得到的结果，只能是身败名裂。
    我们坚信，在新改组的北京市委的领导下，前北京市委的错误路线和它的影响，一定能够被彻底肃清。北京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取得伟大胜利。北京市的各项工作，一定能够做好。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
    当前，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展开了猛烈的反击。这是一场严重的、尖锐的、复杂的政治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争，革命同反革命之争，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之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搏斗。这个斗争绝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将来面貌的头等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头等大事。
    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全面地、系统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阶级矛盾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贯穿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思想和文化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关于不仅要进行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要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正是我们在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必须遵循的正确路线和指导方针。
    混进我们党内的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别有用心地掩盖这场斗争的阶级实质，把严重的政治斗争，硬说成是什么“纯学术的问题”，是什么“不同意见的讨论”，打出了一面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黑旗，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路线相对抗。他们疯狂地叫嚷什么要“让各种不同意见（包括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都充分地放出来”，叫嚷什么“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叫嚷什么对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的斗争要“谨慎”，要“慎重”，不要“揪住不放”等等，等等。他们的险恶用心就是要欺骗群众，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就是要长资产阶级右派的志气，灭无产阶级左派的威风，包庇资产阶级右派，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就是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搞修正主义那一套，妄图把无产阶级的天下搞乱，以便时机一到，夺取无产阶级的政权，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资产阶级的“权威”老爷们，你们这些家伙是犯错误的专家。你们对形势的估计完全错了。你们对工农兵的觉悟和力量的估计完全错了。你们对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的估计也完全错了。你们妄想用“自由、平等、博爱”的破旗，来掩护你们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是办不到的。你们妄想用“自由、平等、博爱”的破旗，作为保护伞，来掩护你们退却，也是办不到的。你们妄想要我们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同你们这一伙牛鬼蛇神讲自由，讲平等，讲博爱，让你们来专我们的政，更是绝对办不到的。你们这些家伙，表面是人，暗中是鬼。你们这些狼不要以为一披上羊皮，就可以迷惑什么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眼睛雪亮。我们已经把你们的反革命黑幕揭开了，把你们的魔爪抓住了。我们一定要把你们的伪装层层剥光，把你们的丑恶嘴脸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资产阶级的“权威”老爷们，你们口口声声要“自由”，强调所谓“放”，实际上是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党的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你们的“放”，是适应你们本阶级的需要，搞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毛泽东思想的。
    “党的方针不是要‘放’吗？”这是那些资产阶级的“权威”老爷们打出的一个幌子。是的，我们坚定不移的采取放的方针。毛主席说：“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又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毛主席在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还特别指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我们的放，是无产阶级坚定的阶级政策，是有无产阶级的政治标准的。你们的所谓“放”，是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只许你们这些资产阶级“权威”、“专家”、“学者”放毒，不许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进行反击。一句话，你们是借“放”之名，行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实。（⑴⑵）
    事实不正是这样吗？多年来，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的“权威”老爷们，放手让牛鬼蛇神出笼，配合国际上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华大合唱，一直在大肆放毒，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你们的毒草，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什么人批准。可是，当我们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展开反击战的时候，你们对工农兵群众，对无产阶级左派，采取的又是什么态度呢？凡是批判毒草的东西，你们都扣下来，有的一压好几年。你们左一条清规，右一条戒律，装腔作势，故弄玄虚，吓唬工农兵。你们吹捧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权威”，仇视和压制代表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新生力量，不准工农兵起来打倒资产阶级“权威”，不准工农兵起来闹革命。
    可见，你们所要的“自由”，不是别的，你们要的是开设“三家村”黑店的自由。是散布“燕山黑话”的自由。是大演《谢瑶环》、《李慧娘》、《海瑞罢官》、《兵临城下》等黑戏黑电影的自由。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叫屈，鼓励他们卷土重来的自由。是对广大工农兵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泼冷水、打棍子的自由。是大肆宣扬腐朽没落的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的自由。你们要的“自由”，就是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自由，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的自由，向毛泽东思想进攻的自由。一句话，就是要反革命的自由。
    毛主席说过：“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没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你们要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就决不能给你们这种自由。如果允许你们有反党的自由，反社会主义的自由，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
    资产阶级的“权威”老爷们，你们口口声声要“平等”，说什么“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的口号，是一个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极其反动的口号。
    你们果真是讲平等吗？不，完全不是这样。当你们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时候，你们是何等猖狂，何等霸道。你们对那些资产阶级“专家”、“学者”的东西，奉若神明，视为至宝，大登特登，大讲特讲，大演特演，大捧特捧。你们对工农兵的东西，甚至象那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好文章，却看得一钱不值，公然污蔑为“庸俗化”、“简单化”、“实用主义”的典型，一棒子打入冷宫。这难道算是平等吗？你们放了那么多毒，我们刚一反击，你们又叫嚷什么“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你们竟然给无产阶级左派戴上一顶“学阀”的帽子，污蔑我们的反击是什么“武断”，什么“以势压人”。我们要问，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资产阶级？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你们这样做，实际上是要负隅顽抗，拒绝批判，打击无产阶级左派，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这难道也算是平等吗？
    你们果真是讲真理吗？不。你们是在打着“真理”的幌子搞阴谋。你们采取挖心战术，从根本上抽掉了真理的阶级性。难道你们不知道，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只有阶级的真理，绝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真理吗？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真理和谬论，香花和毒草，不同的阶级从来就有不同的看法。你们所吹捧的“香花”，正是我们所要铲除的毒草。你们所坚持的“真理”，正是我们所要反对的资产阶级谬论。真理是客观的。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只有最先进、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才能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掌握真理。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人民强大的思想武器，是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真理。毛泽东思想是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是符合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真理，是符合无产阶级革命需要的真理。我们把毛泽东思想当作最高指示和最高领导，就是热爱真理，拥护真理，坚持真理。你们叫嚷什么“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说穿了，就是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是要以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代替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这是你们的一个大阴谋！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资产阶级的“权威”老爷们，在你们这帮牛鬼蛇神招摇过市的黑旗上，还标着“博爱”的字样。你们“博”什么“爱”？你们是对资产阶级充满着爱，对无产阶级充满着恨。这就是你们资产阶级的博爱观。
    让我们看看，这些充满“博爱”精神的慈善家们，究竟“爱”的是什么吧！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向党猖狂进攻，要推翻党的领导，对我们党要恶狠狠地“当头一棒”、“狗血淋头”的时候，你们这些后台老板大开绿灯，大敲战鼓，呼风唤雨，推波助澜，得意忘形，拍手叫好，以为你们的好日子就要到来了。可是，好景不长，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幕很快就被揭穿了。当你们丢盔卸甲、狼狈逃窜的时候，你们又慌慌张张地扯起什么“博爱”的破旗，摆出一副不偏不倚、貌似公正的伪善脸孔，叫嚷什么对那些“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要容许他们“保留意见”，不要“不准革命”，不要“揪住不放”，等等。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们对你们这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是多么休贴入微，爱护备至啊！可是，你们对坚定的无产阶级左派，却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要“整”他们的“风”，要“清理”他们，恨不得把他们一口吃掉。你们的资产阶级立场是多么坚定啊！你们的爱憎是多么分明啊！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资产阶级的“权威”老爷们，你们这些家伙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同国内的地、富、反、坏、右，是一丘之貉，是一路货。我们同你们之间是势不两立的，我们同你们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你们从来也没有“爱”过我们，我们也永远不会爱你们。你们对我们无产阶级的伟大的党，对人民群众，是那么咬牙切齿，恨之入骨，无所不用其极，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难道我们对你们还能够讲什么“爱”吗？对待革命的敌人，我们决不搞温情主义。对你们的温情，就是对无产阶级的残忍，对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残忍。我们决不能把豺狼当绵羊，把砒霜当蜜饯。我们决不上你们这些笑面虎的当。我们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必须给你们以毁灭性的打击，把你们彻底搞臭，彻底斗垮，彻底打倒，把一切“害人虫”统统扫除干净！
    “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腐朽的世界观。这个口号，从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提出到现在，已经两个世纪了。它在当时法国资产阶级领导革命的时候，虽然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但是，它是一个资产阶级用来维护他们阶级私利的虚伪口号。当资产阶级进行民主革命的时候，他们用这个口号来欺骗劳动人民，向封建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资产阶级的专政。当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以后，他们继续用这个口号麻痹劳动人民，来掩饰他们的血腥统治，巩固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不过是要求有剥削雇佣劳动的自由，有掠夺殖民地的自由；而在另一方面来说，就是劳动者只有被剥削的自由，就是殖民地人民只有被掠夺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所谓平等，不过是要求他们有剥削雇佣劳动的平等；而在劳动人民来说，只有在被剥削这一点上是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所谓博爱，不过是要更多更多的人受他们的剥削，受他们的奴役；而对于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来说，则是要求他们向资产阶级的剥削感恩戴德。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劳动力的榨取者，在还有一块筋肉，一根脉管，一滴血可以榨取的限度内，是决不会放手的。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这个口号的反动实质。
    当资产阶级政权被无产阶级革命推翻以后，他们总是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总是千方百计地进行各种阴谋破坏活动，并且通过他们混在革命队伍中的代理人，利用“自由、平等、博爱”这个反动口号，欺骗和麻痹劳动人民，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梦想恢复他们已经失去了的“天堂”。老社会民主党人，为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扛起过“自由、平等、博爱”的黑旗。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倒退，为了反对和破坏世界人民革命，也扛起了这面反动的黑旗，并且把它载入了臭名昭著的苏共纲领。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也是利用这面黑旗，煽惑群众，进行反革命叛乱的。在我国，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曾经打起这面黑旗，疯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在庐山会议上被罢了官的那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曾经大肆宣扬这个反动的口号，用来对抗党中央，反对党的正确路线，反对毛泽东思想。现在，你们些资产阶级的“权威”老爷们，又从历史垃圾堆里拣起这个破烂货，改头换面，加以伪装，作为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帅旗，作为你们同毛泽东思想相对抗的行动纲领，作为你们阻挠和破坏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法宝。你们继承了古今中外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衣钵，结党营私，招摇撞骗，来和无产阶级较量，妄图搞垮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你们这是枉费心机，白日作梦！你们的下场决不会比你们那些老祖宗和弟兄们更美妙一些！
    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建立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的。地主资产阶级被打倒了，但是没有完全消灭。我们没收了剥削阶级的物质，但是不能没收他们的反动思想。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他们总是想复辟的。他们在整个人口比例上占很少数，但是他们的反抗力量比他们的人口比例大得多。城乡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不断地生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工人队伍在增长和扩大中也掺进了一些复杂成份。党和国家机关中，也会有些人蜕化变质。加上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总是千方百计地想整我们。这些都使得我国有产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我们决不能忽视这种危险。对国外的敌人，我们要百倍警惕，对国内的敌人，我们也不能麻痹大意。我们要重视拿枪的敌人，也不要小看不拿枪的敌人。披着羊皮的狼比普通的狼厉害，比一大群狼还厉害。打红旗的敌人比打白旗的敌人更危险。糖衣炮弹会打死人。笑面虎会吃人。我们千万不要在千头万绪、日理万机的情况下，顾了业务，忘了政治。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阶级斗争，就是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那就是马大哈，那就是糊涂人。我们一定要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它的基本点就是要批判、要斗争、要革命。对资产阶级的东西，修正主义的东西，决不能采取改良主义的方法，只能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对待革命的敌人，不能靠劝说，而要靠斗争。你不斗它，它就斗你。你不打它，它就打你。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资产阶级的“权威”老爷们，你们说我们是“爆破手”，是“棍子”。你们说对了。我们就是要当无产阶级的“爆破手”，把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村黑店炸个粉碎。我们就是要当无产阶级的“金棍子”，把一切牛鬼蛇神打个落花流水。谁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谁要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谁要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要打倒谁。不管他是哪一号的“权威”，不管他有多高的地位，都要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
    目前，我们面临着一片大好形势。世界是大好形势，中国是大好形势。我们的党是毛主席领导下几十年革命的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党，是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和光荣的革命传统的党，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经住了各种风浪考验的党，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党。任何牛鬼蛇神，任何阴谋家和野心家，想要从内部来夺取我们的堡垒，在中国重演赫鲁晓夫篡党篡军篡政的丑剧，都一定要碰得头破血流，都一定要身败名裂，都一定要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我们要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用伟大的共产主义正义事业，来激发我国劳动人民的革命热情，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我们全国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要紧紧地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粉碎资产阶级黑帮的猖狂进攻，坚决拔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黑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伟大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这篇社论不指名地公开批判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北京日报》新编委会公告
    在中共中央英明地改组了北京市委之后，新的北京市委立即作出决定，成立《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编委会。我们怀着无限兴奋的心情宣告：《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生了！这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个新胜利。
    《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过去堕落成为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成为“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集团的工具。这三个报刊曾经散布大量的毒素，疯狂地攻击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包庇资产阶级右派，打击无产阶级左派；蒙蔽人民群众，压制广大读者的批评。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明目张胆地抗拒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和方针，妄图把这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纳入修正主义的轨道。当他们的阴谋败露之后，又在四月十六日，制造了一个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舍车保帅”的大骗局、大阴谋。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群众和其他革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对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家伙的阴谋诡计，本来早有觉察和抵制。自五月八日起，当我们党和人民群众，公开揭露了他们的阴谋之后，全国各兄弟报刊，各地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以及本报大多数愿意革命的职工，以雷霆万钧之力，高屋建瓴之势，展开猛烈进攻，到处口诛笔伐，愤怒声讨，很快地就把这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近两三天，在文化革命大好形势鼓舞下，北京市呈现一片欢腾景象。许多工厂、郊区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商店，纷纷集会，庆祝胜利。这就大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大大灭了资产阶级以及一切牛鬼蛇神的威风。事实再次证明，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面前，不管什么人，如敢反党反社会主义，必将碰得头破血流。
    当新生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今天和读者见面的时候，我们郑重宣告：
    我们一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也当作办报的最高指示，坚决把这两个报纸办成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报，永远为宣传毛泽东思想、捍卫毛泽东思想而斗争，推动工农兵群众和广大人民，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一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同全市和全国人民紧紧站在一起，和全国各兄弟报刊紧紧站在一起，积极参加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彻底揭露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彻底粉碎资产阶级黑帮的进攻，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激发劳动人民的革命热情，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一定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指示的全党办报的方针，依靠广大工农兵群众和一切革命干部、革命的知识分子，坚决面向工农兵，全心全意地为工农兵服务，把《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办好，使它充满工农兵群众的战斗声音，永远生气勃勃。
    亲爱的读者们，本市和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已经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取得了新的胜利。但是，这还只是我们在斗争中迈出的第一步。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充分认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尖锐性、复杂性，坚决乘胜前进，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们面前的斗争任务，仍然是光荣的艰巨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们满怀信心地认为，有伟大的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有全市人民和全国人民对我们的监督和热情支持，我们一定能够站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前列，坚决地冲锋陷阵！
    让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地、永远地飘扬在《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这个阵地上！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毛泽东由周恩来陪同在杭州同胡志明的谈话
    自古以来，总是没有经验的人民打胜有经验的军队；没有枪的打胜有枪的；很少的人打胜很多的人。
    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我们工人、农民有几千万人，组织在工会、农民协会里。农民有农民自卫队，工人有纠察队。可是没有准备敌人杀人。到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四个月工夫，一扫而光。跟印尼现在的情况差不多。五万党员剩下一万不到，十个人中只剩下两个。另外的四万那里去了？一批被杀了；一批投降了；一大批不干了，吓破了胆，不敢活动，离开了党。只有八、九千人继续干。我这个人是逼上梁山的。以前我没有准备打仗，是教小学的。就在那年被逼上梁山。七搞八搞，搞了十年，打了一部分败仗，多数是打胜仗。军队发展到三十万，包括脱离生产的游击队。但是，在十年中遇到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一次是瞿秋白；第二次是李立三、向忠发；第三次是王明。结果呢，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当时，我们这些人被赶出军队。我是一次被“开除”党；三次被赶出军队。其实是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有谣言说被开除出党，成为民主人士。我是井冈山的书记、地区的特委书记，支部也不能参加了。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整我，后来又说师长可以当。就是这样，当了半年多的民主人士。后来搞清了，没有开除出党，又当起党代表，当起政治委员了。那是一九二八年。他们说，我犯的错误，第一是烧房子烧得少了；第二是杀人杀得少了；第三是话讲错了，我为什么说“枪杆子里出政权”。他们到处发通知，说我是“左”倾机会主义，什么枪杆子里还能出政权。后头又有几次，遭到内部同志们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在福建。那时，林彪同志同我一道，赞成我。他是在朱德领导下的队伍里，他的队伍拥护我。我自己的秋收暴动的队伍，却撤换了我。同我有长久关系的撤换了我，同我不大认识的拥护我。你看，怪不怪呢。
    许多次是把我打倒。有一次是在江西，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打胜了，却说我犯了错误，一贯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没有丝毫的马列主义。有丝毫也好，丝毫都没有。他们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路线。说我打仗也是机会主义。他们说应该打大城市，我不打。你打，人家一攻，又得退出。
    以前我们也打过很多次。一些小城打进去了，可以收集很多资料，有敌人的报纸、图书馆；也可以扩大兵源，几天内扩大几千人。如象我们打过江西的吉安。我们有三万人，敌人只有一个旅，几千人。我们住了十天，就扩大了一、两万军队。以后，我们还打过福建的漳州。是我同林彪去的。歼灭敌人一个师，得了许多武器、弹药；还得了陈嘉庚的许多胶鞋，他是新加坡华侨大资本家，做橡胶生意的；也得了一批马列主义的书。国民党为什么会有马列主义的书呢？他们的图书馆里也有，是为了研究我们用的。如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还有世界经济地理、社会发展史、德波林的历史哲学等。
    德波林这个人我很熟悉。斯大林批评他是孟塞维克。他不同意斯大林，也不同意列宁开创了哲学的新阶段。当他八十岁以后，赫鲁晓夫发给他勋章。这一两年才死去的。以前批评德波林的人，现在又成了修正主义者，如米定、尤金、罗森塔尔等人。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你不是问，以前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是知道的。彭真犯过一系列的错误，早几年我已经要撤他。北京市是个独立王国，谁也不能过问。比你们的河内坏。我不能过问，刘少奇同志不能过问，周恩来同志不能过问，邓小平同志不能过问。罗瑞卿的问题，一九五九年整彭德怀时，有人提议他当总参谋长，我们有些人不赞成。后来，提他当总长的同志就挨他整，一共整了六年时间。提他的人是他的上级，现在反过来挨他整。我劝你，你们的人不是都忠诚于你的。忠诚的可能是大多数，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头上叫你“万岁”，实际上是希望你早死。他叫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这是很自然的规律。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The division of one into two）。这不是我发明的，是列宁发明的。什么是我的发明呢？明明是列宁在《哲学笔记》里说的。列宁不讲辩证法的三个原则。“对立统一”、“ 质量互变” 、“否定之否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抄黑格尔的，主要是恩格斯抄的，列宁就不抄。他说，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但要解释和发挥。他没有来得及解释和发挥。我们是遵守列宁的原则，不搞三个原则。斯大林违反了列宁的原则，搞了个四个原则，叫做“联系”、“质量互变"，“发展”、“对立统一”。我们也不听斯大林说的；我们相信列宁。我不过是遵守他的指示加以解释和发挥。按照这条规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列宁虽料到会出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反对派，但他的办法是不杀人。从一九一七到一九二四年，掌握政权不到八年的时间，列宁死了。在这段时间中，他主要搞理论去了。工会工作做了一点，不多。农民工作根本没有做，农民运动的纲领都没有搞。十月革命时，临时用民粹派的纲领作为布尔塞维克的纲领。在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开会时，列宁说，对这个纲领不要讨论太多。民粹派对自己的纲领是不能执行的，提出“到民间去”，也走不通。以后民粹派成了富农的代言人。
    你们出了《人文》、《佳品》。《人文》、《佳品》不过就是《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陈独秀，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共七年的时间；后来他跑了，跑到托派那里去了。第二朝瞿秋白，他是“左”的，只搞了三，四个月。我刚才说的把我赶出政治局，有人造谣说我被开除出党，当了民主人士，也是这个时候。笫三朝，李立三、向忠发，搞了几个月，“左”得很，要打大城市。第四朝是王明，他的时间最长，统治了四年之久。他没有到根据地去过，但他的人马去了。五个根据地都有他派去的人；国民党统治区也有他的人；彭真就是执行王明路线的。第五朝是张闻天。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是国民党的人。
    在第一次大革命国共合作时期，那个不算。我也参加过，是党要我们参加的。对他们，还没有确实的证据，只是一种怀疑。他们都有一个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
    彭真被国民党抓过，怎么出来的，我们不清楚。为什么他们混进党内这么久没有看出来呢？他们的错误我们发觉过，如彭真在延安办党校就犯过错误。在晋察冀时也犯过错误，现在才揭发出来，过去不知道。聂荣臻知道，他是晋察冀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成武也是晋察冀的。彭真到晋察冀不到两年时间，执行王明路线。这个时候的王明路线同十年内战时不同，十年内战时王明路线是“左”的，主张打大城市；抗日战争时期，王明路线是右的，是投降主义。后来，王明也跑了，去莫斯科，是我们送去的。他现在还用假名字写文章骂我们。此外，跑了的还有张国焘，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现在香港当美国特务。在井冈山时的总政治部主任、接替我的政委，后勤部长，也都叛了党，跑到国民党方面去了。你看，几朝都是叛变。陈独秀叛变了，瞿秋白被捕后写了自首书。向忠发（实际上是李立三路线）被捕之后，给敌人带路抓人；敌人把人抓完后，把他也杀了，相当蠢。王明被捕后也成了叛徒。他被捕了几次，怎样放出来的我们都不知道。在东北，他被日本人抓过；在上海，被蒋介石抓过，然后放出来。饶漱石在新四军时被抓过，怎么放出来的不清楚。彭德怀是国民党的团长，同我们打过仗，后来投机；历来都犯路线性的错误。罗瑞卿是同彭德怀合作过的。彭德怀、罗瑞卿、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他们都是一伙，为什么这么久才揭露？我们是要看一看？他们还里通外国。
    就是危险得很。但不到一定的机会，他们不自己暴露，我们不整他们。如彭德怀，历次犯错误，我们只是批评批评，但他记仇。抗美援朝时，他当了司令员，回国后又当了七年国防部长。他拉走了几个将军呀？将军、文官被他拉走的不到十个人。我们党这五朝，领袖都不好，革命失败了嘛。两次大失败：一九二七年陈独秀领导时革命大失败；一九三四年长征，三十万军队变成两万五千人，还不是失败吗？但党并没有消灭，军队还有两万五千人，经过了八年抗日战争，又变成了一百万人。这时，我们有了经验了。经过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瞿秋白、李立三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我们有了经验，使我们能够作出总结了。所以，要感谢这些人教育了我们。首先要感谢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第二要感谢右倾机会主义者、“左”倾机会主义者和叛徒。否则。单单靠马克思主义是教育不了我们的。
    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十—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最初， 姚文元发难。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等问题。你不是赞成清官吗？你说世界上有清官，我就没有见过。无官不贪，只有多少之别，没有真正的清官。……
    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贪官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搞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哲学界、史学界、出版界、新闻界。文艺界又分好多界，有戏剧界、电影界、音乐界、美术界、雕刻界；戏剧界又分京戏和几百种地方戏。
    庐山会议时，我没有睡觉，讲了话之后，去游水，回来又讲，是整彭德怀。现在，主要是看大字报；报纸上也很热闹。大字报厉害得很，有群众性，轰轰烈烈。这是发动群众整反动分子的一个好办法。
    一九五七年时大字报，没有这一次深入、广泛。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因为当时我们没有人，把国民党的教员都接受下来了。大、中、小学教员，办报的，唱戏的，写小说的，画画的，搞电影的，我们很少，把国民党的都包下来。这些人都钻到我们党内来了。这样一说，你就知道文化大革命的道理。
    党内的人也是来自五湖四海，各种人都有。我们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入党的。他们没有经过什么风浪，没有经过斗争，其中好的也有，坏的也有。
    有矛盾，我同很多人有矛盾。斗争很复杂，但党并没有灭亡。
    一方面要担忧，一方面要乐观。党不会灭亡，天塌不下来，山上的树木照样长，水里的鱼照样游，女人照样生孩子。若不信，你看看嘛。难道出了赫鲁晓夫，天就会塌下来，山上的树木就不长，水里的鱼就不游，女人就不生孩子了吗？
    我就不信。事物的发展不断地转向它的反面。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的接班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死后还有斯大林一代。斯大林没有料到，他死了之后，赫鲁晓夫反对他，而且反得那样不近情理。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北京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六，一0事件”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金融系十名青年教师和系里的一部分学生组织群众集会，揭发院系领导的问题，并把矛头指向了商业部派来的工作组。院党委陈如龙和工作组把该事件打成“向党猖狂进攻”的反革命事件，十名青年教师被打成反革命。工作组召集金融系的教师干部在下午和晚上连续两次组织斗争会，实行逼供信，强迫造反师生承认是“反党”、“反革命”，交代“反党纲领”。宣布对他们“实行专政”，“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据当事人的控诉，在工作组和校当局的煽动蒙蔽下，“不明真相的群众不分昼夜到我们宿舍围攻、声讨、斗争、示威，在楼道走廊，宿舍内外，床上桌子上，书上图片上，抽屉里以至烟盒火柴盒上，到处贴满了‘打倒ＸＸＸ’，‘反革命’，‘反党分子’，‘混蛋’等标语、口号，甚至把标语、漫画贴在我们背上，对我们实行体罚和人身污辱。”“晚上一点钟以後，还有人每过一会来敲打一次门，不叫我们睡觉。他们还让同学昼夜站岗放哨看守我们，甚至拿着木枪、木棍看着我们，对我们实行隔离，限制我们的自由，不准我们找人谈话，不准我们出外买纸烟，监视我们的一切行动。当我们向他们提出了强烈抗议后，他们还说什么这是‘群众运动嘛’，‘是可以理解的’”。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三日南京新华日报事件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一日，中共江苏省委作出撤消匡亚明一切职务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二日，南京大学开大会批判校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三日，南京《新华日报》对南京大学事件作了肯定地报道。
    六月十三日《新华日报》登出了一篇《坚决支持南京大学师生的革命行动》。  
    南京的大中学生对这篇文章有很多批评和责问。认为文章把揪出匡亚明的功劳加在省委头上，说是省委及时发现的，从而给省委定下不容怀疑的调子。
    六月十三日中午，南京农学院两位同学给《新华日报》贴了第一张大字报，题目是《这里有鬼》。
    不到两小时，报社内外贴满了大字报。报社部分工作人员虽然手拉手筑成好几道人墙，也阻挡不住到报社内贴大字报进行辩论的群众。于是，公安局的人员来了，开头来了几十人，后来增加到二三百人，他们同报社的工作人员一起，把到报社内贴大字报和进行辩论的群众赶了出去，然后关上铁门，惟恐进来一个学生。“门内外严阵以待，如临大敌，把革命群众当成洪水猛兽。”
    本来到报社去贴大字报和辩论的群众比报社工作人员和公安人员多得多。后来，报社的铁门关上了，门内是有组织的“保卫党报”的公安人员、报社的编辑和记者、印刷厂的工人、半工半读的学生，外边的公安人员不时从外边拉进一些学生和青年工人，一进门，便被团团围住。这样多数变少数，各个击破。
    六月十三日晚上，宁海中学一个干部子弟被拉进报社，报社一大群人与他辩论，逼他承认错误，他不承认，报社领导就让工人们斗争这个“反党”学生，拍桌子打板凳地骂了一个多小时，骂后还不让回校。事件延续到第二天，
    六月十四日，逸仙桥小学一位少先队辅导员因爬墙贴大字报，被公安人员拉了下来，衣服都被撕破了，拉进报社后要他承认错误，许多人与他轮番辩论，他不承认错误就把他关在报社的乒乓球室里，最後用吉普车把他押到公安局。
    和这位辅导员同时被拉进报社、遭到围攻、被扣上“反党”帽子的人很多，其中大多数是青年学生。这些人被拉进报社，公安人员便强迫他们拿出证件，之后向其所在单位党委或居民委员会通电话，调查被扣人的政治情况，然后威胁说：“你的底细我们全知道了！”
    有些学生在报社门口多停留一会，或多去过几次，或者与报社人员发生过争执，于是公安人员便把他们的单位、姓名记下来，准备顺藤摸瓜。
    在第二天，报社印刷厂三个工人在街上贴了一张揭发报社问题的大字报，“这下子可翻了天啦”，报社当权派便组织工人开小组会批判他们，说他们被坏人利用了，要他们承认错误。凡是贴出和送进的大字报，不管内容、作者，报社都组织人整理了，贴在街上的大字报全部拍了照，照片洗出后，用放大镜一张张把内容整理下来。“这是自觉地运用五七年反右斗争的‘经验’来对待群众”。
    “六．一三”事件被省委和报社打成“少数坏人闹事”的事件。怀疑过《新华日报》的群众被搞得人人自危，有的还被迫亲自到报社编辑前检讨、认错。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五日，新华社发表通讯：革命师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闹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南京大学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匡亚明，江苏省委决定撤销匡亚明一切职务，受到热烈拥护
    最近，在江苏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南京大学革命师生揭发了该校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匡亚明的反动罪行。匡亚明以卑鄙毒辣的阴谋手段，镇压校内的革命群众运动，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道路。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撤销匡亚明的一切职务。
    中共江苏省委及时发现了这一严重事件，立即派人进行检查，发动南京大学党组织中的革命派和广大革命师生，彻底揭发了匡亚明的反革命罪行。现在，南京大学广大革命师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揭发和批判匡亚明的反革命罪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新华社南京十五日电  南京大学举行万人大会，广大革命师生员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愤怒揭发和声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匡亚明的罪行，一致表示要坚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十二日下午，南京大学举行全体师生大会，动员进一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声讨匡亚明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南京各大专院校推派大批代表参加了大会。在会上，首先宣布了中共江苏省委关于撤销中共南京大学委员会第一书记匡亚明的一切职务的决定。这一决定宣布以后，全场热烈欢腾，长时间地热烈鼓掌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在十二日的大会上，刚从溧阳分校赶回来的几百名师生，受到了校本部师生的热烈欢迎。分校学生胡才基、朱英才、孙家正、王晓中和教师苏寿祁，在台上以极其愤怒的心情，揭发了匡亚明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他们热烈拥护省委撤销匡亚明一切职务的决定，说：我们有伟大的党的领导，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作武器，有广大群众的支持，一定能够把匡亚明和其他一切牛鬼蛇神全部揭发出来。我们不斗倒他们，决不罢休。校本部学生陈季平在大会上发言，对遭到匡亚明打击的师生表示亲切的慰问。他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谁反对毛泽东思想，谁就是我们的死对头。不管他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我们一定要同他斗争到底。”分校学生唐力行、王世泰、杨家玉、张秋良等纷纷表示：省委撤销匡亚明一切职务的决定，是对南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撑腰。我们无限地热爱毛主席，无限地热爱党，我们要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干一辈子革命，永远捍卫毛泽东思想，永远和一切牛鬼蛇神斗争到底。
    广大师生员工通过对匡亚明的揭发和声讨，擦亮了眼睛，进一步认识到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尖锐性和复杂性。一致表示：匡亚明虽然被揭发出来了，但匡亚明在学校散布的毒素还远远没有肃清，其他一切牛鬼蛇神还没有被揭发出来，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彻底打倒！
    十二日的大会是由中共南京大学委员会第二书记胡畏同志主持的，他在会上讲了话。
    参加大会的各大专院校师生热烈拥护中共江苏省委的决定，坚决支持南京大学革命师生的斗争。南京师范学院广大师生上午听说南大要开大会，当时就写了声援南大革命师生的大字报，下午，他们派出了二百多名代表，带着大字报和声援信参加大会。南京工学院、南京林学院、华东工程学院等院校师生代表，都当场写信，一致表示拥护省委的决定，支持南大革命师生的斗争。南京师范学院的代表在信里说：“我们坚决和南大的革命师生员工站在一起，并肩战斗，坚决向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斗争，把一切抗拒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保皇派，把一切牛鬼蛇神斗倒斗臭，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大会结束以后，各高等院校师生还纷纷写大字报、写信、打电话到南京大学和新华日报社，表示热烈拥护中共江苏省委的决定，支持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
    南京大学革命学生、职工和教师，揪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匡亚明，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改组共青团北京市委，罢了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官，夺了他们的权，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最近以来，广大工农兵，广大革命干部，广大革命知识分子，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大闹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向一切资产阶级顽固堡垒，冲锋陷阵，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匡亚明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事件，告诉我们什么呢？
    它告诉我们，匡亚明这些牛鬼蛇神，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黑帮，是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是决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的。他们必然要负隅顽抗，必然要作垂死的挣扎，必然要采取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来镇压革命的群众运动，来维持他们摇摇欲坠的反革命统治。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盗窃党的名义，把自己所控制的许多部门，当作进行反党活动的阵地。他们利用一整套专政的工具，来对付革命的群众和无产阶级左派。他们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同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相对抗。运动刚刚开始，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他们就刮阴风，造谣言，制造混乱，转移目标，设下重重障碍，束缚群众手脚。无产阶级左派刚一说话，贴上几张大字报，他们就暴跳如雷，歇斯底里大发作，对左派组织围攻，谩骂恐吓，横加罪名，进行政治陷害。这些家伙们有个奇怪的逻辑，谁要揭露他们，谁要反对他们这伙黑帮，就说谁是“反党”、“反中央”。他们这样干的结果，恰恰和他们的愿望相反，完全暴露了他们这些保皇党、反革命党的真面目，也就为他们的彻底垮台敲响了丧钟。
    这场文化大革命，对于那些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了领导权的部门和单位来说，是一个夺权的斗争，是一个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这个斗争，决不能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决不能搞“和平过渡”，决不能搞“合二而一”，而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
    要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对群众运动采取什么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这是区别革命和反革命的一个极重要的标志。我们应当满腔热情地、全心全意地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积极地投身到这个运动中去，正确地指导这个运动。我们一定要坚定地依靠无产阶级左派，以工农兵为革命的主力军，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集中火力，集中目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开火，向资产阶级顽固堡垒开火，向一切牛鬼蛇神开火。
    革命的大字报，是揭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是放手发动群众向敌人猛烈冲击的最有效的办法。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都最害怕大字报。一切革命群众，都最喜欢大字报，都把大字报当作揭露和战胜敌人的最强有力的新式武器。你贴一张，我贴一张，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都可以揭发出来，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都可以揪出来，叫他躲也躲不了，藏也藏不住。我们就是要大搞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大长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群众的志气，大灭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一切牛鬼蛇神的威风。
    对那些资产阶级顽固堡垒，一定要群起而攻之。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继续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就要在报纸上点他们的名，撤他们的职，罢他们的官，夺他们的权，坚决进行改组。像坚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前中共北京市委，不改组怎么行呢！像作为前中共北京市委的帮凶、疯狂毒害青少年的前共青团北京市委，不改组怎么行呢！像这些反革命顽固堡垒的头头们，不罢他们的官怎么行呢！
    我们一定要放手发动群众，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黑帮统统打倒，把他们盘踞的一切阵地统统夺回来，牢牢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
    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七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六，一七事件”
    邓小平曾亲自指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胡当时负责北京市西城区的中学文化大革命）把师大女附中当作运动重点，并搞成“典型”。而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也在该校上学，邓小平通过邓榕了解该校的运动情况，做出指示。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团中央派出了中学的第一个工作组进入师大女附中，并公开宣称“教师都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按法律应该坐班房，应该判处死刑”、“教师是四清对象”、“学生都是修正主义苗子”。工作组进校后对教师进行排队、整理材料，挑起了群众之间、师生之间的对立，有的学生在教研组门上贴上“鬼斋”、在教师宿舍区贴上“狼狗窝”。
    一些师生对工作组进校以后把矛头指向群众非常不满，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七日，高三（四）班李黎黎等十三人贴出了题为《工作组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字报，问工作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
    在工作组的策划下，当晚全校召开大会，就这张大字报展开了“大辩论”，在工作组的煽动下，不少学生跳上台去大叫在学生中也有5％，也有右派，现在牛鬼蛇神在表演，反工作组就是反党等等。另一方面，梁二同等学生上台支持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组织的对少数学生的围攻直到深夜十二点，而后又叫各班回去继续和贴大字报及支持大字报的学生进行“辩论”。会后邓榕赶回家向邓小平汇报，问他反工作组对不对，邓说：“反工作组不对，这符合了社会上反工作组的逆流。”邓小平这样一句话，导致了许多的学生被打成“反革命”。
    为了镇压反工作组的学生，工作组搞了“全面开花”，叫各班按着工作组树立的“样板”抓右派。当时高二（二）一个班就斗争了十二个被斥为“右派”的同学，其中张ＸＸ、朱ＸＸ被定为“反革命”。张ＸＸ被斗了两天一夜，朱ＸＸ只许在“牛鬼蛇神圈”里活动，剥夺了她们的一切政治权利，并被监视起来。有的同学被逼出了神经分裂症。
    女附中反工作组的事件导致了邓小平本人对该校的直接干预。下面是胡启立对有关事实的回忆：“六月二十日，胡克实（当时的团中央书记）突然通知我说，要我同他一起去见邓小平。我吓了一跳，不知象邓这样的人为什么突然叫我？去了以后，邓……具体指示我说：‘那十三个人并非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不同情那十三个人’。又说：‘中学生也有反革命，最近枪毙的杨国庆就是中学生，只有十九岁。对这种人就是要反击。’又说：‘反动的学生会暴露出来，暴露出来先摆一下。’
    邓这几句话就给那十三位批评工作组的同学定了性质。
    我回来后，就赶快通知工作组，那十三位同学不是积极分子，要坚决依靠支持工作组的大多数。这样必然造成工作组拉一批打一批，更加挑动了群众斗争群众。”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梁二同等十八人又贴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继续反对工作组。对此邓小平十分恼火，让卓琳打电话给刘志坚，要刘了解梁二同父亲的情况，“企图进行政治迫害”。
    邓小平进一步下达指示，要求运用“群众运动”的形式来打击反工作组的少数学生。胡启立回忆：
    “六月二十日，胡克实指示我，应象师大一附中那样在学生中组织辩论会，辩论和孤立那些反对工作组的同学，当时我有些犹疑。胡克实要我向邓办公室打电话请示。
    六月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邓小平通过他在师大女附中读书的女儿向工作组传达邓的指示说，对少数反对派中的顽固分子不管不好，这样会使他们越来越往那边跑。工作组可以和他们展开辩论。辩论也要有些力量。让那些争取过来的人也参加辩论。
    一九六六年七月五日，邓亲自找我和工作组组长张世栋及两位学生代表到中南海开会。他又一次当面指示要组织辩论。当时一位同学代表说反对工作组的人都不愿意参加辩论了，怎么办？邓竟指示说：‘她们不来，缺席辩论也可以嘛！’”
    根据邓小平在十天内连下的三道指示，不顾工作组同志的反对，七月七日到七月九日接连召开了三天的辩论会，围攻反工作组的学生，制造白色恐怖。
    除了带头反工作组的学生外，其他很多学生也没有幸免于被打击迫害。
    邓榕后来对师大女附中的五十天回忆到：“邓小平多次和我说：要不断地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选准打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革命群众，这成了我的指导思想。在我做大队工作的时候，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让各班辅导员首先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实际上就是排‘黑名单’，找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有的班共分七、八类之多，开几次辅导员会也都说各班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当时，一些班里的领导小组成员出身不怎么好，由于受反动血统论之毒害，我极端的唯出身论，满脑子想得都是‘夺权’，在排黑名单之后，就大搞夺权斗争，想把各班都换上我们信任的人，热衷于调查家庭问题，今天你是领导小组的，明天一调查出你家有问题，就换掉。为了开一个改选会，商量半天，估计各种情况。恶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学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愤，然后再改选、换掉，完全是运动群众。”
    五十天内，女附中的干部统统“靠边站”，六个校一级领导干部五个被斗，六个教研组长也有五个被揪斗，37个班主任有32个被围攻斗争，教师被围攻、斗争的占50％以上。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学“6.18反革命事件”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学化学、生物、东语、西语、中文无线电等系发生批斗校系干部、教师四十余人，出现了抹黑脸、戴高帽、罚跪、打人的所谓“六.一八”事件。
    工作组发现后立即制止。当晚，张承先在全校大会上说：乱打乱斗的做法是有害于革命的行为，这种做法会被而且已经被坏人利用。今天事件的发生本身就是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
    当天，北大大工作组发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
    今天（十八日）上午九时至十一时，全体工作队员正在开会的时候，在化学系、生物系、东语系、西语系、中文系、无线电系等单位，先后发生一些乱斗的现象。据我们初步了解的情况，斗了四十多人。在这些被斗的人当中，有重点人，也有些有问题的党团干部和教师，还有两个反动学生。斗争时，发生了在脸上抹黑、戴高帽子、罚跪、少数人被扭打的现象。当时情况比较混乱。
    事情发生后，工作组领导小组同志和各系工作组同志，立即赶赴现场，张承先同志在两个斗争地方讲了话，当即得到绝大多数群众支持。十一点以后，情况已缓和下来。
    今天发生的问题，同北大革命运动刚开始时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性质根本不同。据初步掌握的材料分析，带头给被斗人戴高帽子、动手打人的主要是坏人有意捣乱，还很有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据房产科有个工人反映，十七日晚上，历史系有个学生（姓名待查）给校外打电话说：“明天上午工作组开会（会议是十七日晚十时左右才决定的），是个好机会。工作组不来，我们斗我们的，工作组来了我们就把他们撵出去。”同时，在斗争时出现一些可疑的现象，据工人王焕同志反映，在三十斋有七个未带校徽，来历不明的人，用电话到处联络，说已斗争过什么人了，现在正斗谁，到十点钟到校办公楼集合等话。还发现有十几个骑自行车的人，到处搜索他们想斗的人，并且把这些被斗的人拉到同一个场合，在一个所谓“斗鬼台”，几个不明身份的人在群众中煽风点火。
    从几个在乱斗中起主导作用的人物，也可以看出这一事件的本质：
    东语系二年级学生陈应复（团员，家庭出身旧职员），有流氓习气，有人称他“小阿飞”。运动中不学习，不参加讨论，到处乱窜，今天上午他是“斗鬼台”上的主角，专门把斗争对象拉上台，给被斗人脸上抹黑，戴高帽子，扭打。他自认打了八人，学生反映他打了十几个，还夸耀自己是打鬼英雄，并且耍流氓，摸妇女的乳房，打屁股。
    庶务科一赶车工人刘佳宾，国民党员，兵痞，当过国民党上尉连长，被俘后，隐蔽反革命身份，混入革命队伍，因贪污判过徒刑，后来到北大。上次社教就表现很坏，到处煽动打击党员，这次运动中打人最凶。几次打人他都带头先下手。
    无线电系六年级学生夏林翰（党员），今天在斗争一个女干部时，撕破她的裤子，摸她的乳房和阴部。另外还在人群中乱摸两个女同学的下身。散会后已由同学把他扭送到校卫队，此人过去就有严重流氓习气，在王府井曾乱摸女人，偷东西，被逮住过，正在留察期间（已宣布立即开除党籍）。
    还有个名叫修治才的人，是个被开除的北大附中学生，今天拿一个一九六○年的出入证，混入校内，到处起哄。在张承先同志讲话之后，他还在人群中高喊：“不行，我们就是要这样的斗法！”
    除了这些坏人以外，参加乱斗的还有两种人。一种是本身有问题的人，怕火烧在自己身上，趁机表现自己，假装积极，抓替死鬼，乱斗乱打。政治系二年级学生（调干生）杨文良，在围攻聂元梓等大字报时是个急先锋，今天捣乱又最厉害，很多同志讲应该说理斗争不要打人，他则大喊“要坚决地打，非打不行”。另一种人还是单纯从个人出气出发，不听工作组的劝告，不顾党的政策，不顾文化大革命的整体利益。
    针对上述情况，领导小组立即采取了以下紧急措施：
    （一）下午一时召开各系工作组长紧急会议。分析了上午的形势，指出这次事件与运动初期所出现的问题根本不同，坏人搞了我们一下，但坏人也暴露出来了。因此决定抓住这件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旗，教育群众，把问题交给群众讨论，辨明是非，擦亮眼睛，提高觉悟、增强革命警惕性。
    （二）以系为单位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揭露今天事件的阶级斗争的本质，号召大家引起警惕，严防坏人破坏，会后即分组讨论。同时还强调工作队要高举革命旗帜，坚决支持革命群众把北大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三）今晚十时又召开了全体师生员工大会，由张承先同志讲话，主要表示工作组要坚定地支持真正左派的革命行动。同时，明确指出避开工作组乱打乱斗的做法是有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并指出这种作法会被而且已被坏人利用，指出今天事件的发生本身就是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号召大家务必擦亮眼镜，不要上敌人的当。并组织全体讨论。
    （四）还作了一些具体规定：依靠革命的左派，组织起来，维护无产阶级革命的秩序，斗争人要经过工作组批准。还宣布：地、富、反、坏、右分子，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如果乱说乱动，按现行反革命论处。
    通过以上措施，绝大多数群众热烈拥护工作组的主张，纷纷揭露并谴责了坏人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如工人张鼎如说：“工作组支持我们革命派，领导我们革命。但是有一小撮坏蛋却企图给工作组抹黑，把运动搞乱。我们决不答应，一定要把它顶回去。要和工作组一起，把这次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好。”化学系二年级许多学生，在讨论中揭发了几个假左派的活动情况。有些同学说：“坏人企图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水搅浑，转移斗争目标。我们今天就是混战了一场，上了坏人的当。”许多系的广大师生在会上就高喊口号：“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听党中央的话”，“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把北大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聂元梓认为6月18日出现了乱批乱斗的混乱局面，然后，工作组出面，把“6.18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在校园里对参加了当天的批斗活动的学生和职工进行清查和批判。参加“6.18”事件的学生和职工们的自发行动肯定是偏激、过火的，但是，为此把他们打成“反革命”，准备进行严厉的处理，那就更是以错对错了。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刘少奇批转北大工作组处理这一事件的简报，指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打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重庆大学“六．一八”事件
    以张种玉为首的重庆市委工作组6月8日进校之后，肯定校党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委”，不准贴校党委和党总支的大字报，发生了压制群众运动的现象。
    6月18日下午，张海亭代表工作组给全校党员和团干部作了一个报告，认为“共青团员要坚信市委，坚信党中央，对于上级组织的决定，即使是错误的，也必须坚决执行”。被同学们认为是划框框、定调子、泼冷水的报告。
    6月18日晚上，无线电系召开团员大会，（有部分青年同学参加），传达下午张海亭的报告，在传达过程中，同学纷纷递上字条，对报告的许多观点提出疑问，并要求发言对其进行批判。
    大会之后，在校内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就在同学们的自发会议进行的同时，市委宣传部长何正清就在党委礼堂，宣称：无线电系集会是反革命事件。
    当时何正清和张种玉研究了两项措施：第一调军队来，如果学生上街游行就镇压，第二立即把机械系的工人集合起来，拿上工具去“保卫”一大楼（无线电系集会所在地）。
    “六·一八”集会的消息马上传到市委大楼里面，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和其他几位书记通宵未眠，共同策划对策。工作组亲自布置对无线电系师生进行围攻，指定两个同学各写一篇稿子，声讨无线电系“反革命事件”。
    6月19日凌晨起，无线电系的学生在宿舍、在路上到处受到围攻，校园内贴满了“愤怒声讨无线电系一小撮人非法集会的反革命罪行”等巨幅标语和“声讨”大字报。
    晚上，工作组和校党委组织了斗争会，对“六．一八”集会的参加者和支持者实行绑架和斗争。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了。我们要站在运动的前面，积极领导这个运动。
    要放手发动群众，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让群众把意见充分地讲出来，把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统统揭出来，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揭出来，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堡垒一个个地砸得粉碎。
    毛主席说：“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
    革命的大字报好得很！
    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你一张，我一张，从各个方面，一下子就让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露出了真面貌。
    革命的大字报，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揭露各种各样的矛盾。我们就是要从各种不同的意见中，从各种矛盾中，去了解情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革命的大字报，把大是大非的问题摆出来，让大家来议论，大家来鉴别，大家来批判。这对于教育群众，特别是提高青年一代的无产阶级觉悟，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
    革命的大字报，大长无产阶级的志气，大长工农兵群众的志气；大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切反动派的威风，大灭资产阶级“权威”老爷们的威风。
    对待革命的大字报采取什么态度，是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区分真革命和假革命，区分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保皇派的一个重要标志。
    你是革命派么？你就必然欢迎大字报，拥护大字报，带头写大字报，放手让群众写大字报，放手让群众揭露问题。
    你是保皇派么？你就必然对大字报怕得要死。见了大字报，脸色发黄，浑身出汗，千方百计地压制群众的大字报。
    害怕大字报，就是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害怕人民民主，害怕无产阶级专政。
    有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的脑袋是花岗岩做的。他们不准群众革命，不准群众写大字报。群众写起来了，他们就利用他们的职权，假借种种名义，组织保皇派搞反革命的大字报，企图围攻革命的大字报，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他们这种做法，我们并不怕。他们跳出来当反面教员，正好提高广大群众的警惕，有利于辨别大是大非，这岂不是一件大大的好事吗！
    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正因为这样，正因为我们充分信任群众，完全相信毛主席领导下的光荣、伟大、正确的党在群众中享有极大的、不可动摇的威信，所以我们提倡群众写大字报，以利于我们对敌斗争，以利于我们改进工作，以利于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更健康地、大踏步地前进。
    放手发动群众，放手让群众写大字报，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北京地质学院“六．二○”事件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院党委常委李贵和部分干部、教员一起上书党中央、国务院，揭发工作组的错误，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广大学生的支持，师生团结起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矛头指向邹家尤工作组。当时的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陶鲁笳、地质部副部长兼党委书记何长工断言地院有‘地下司令部’，并指示工作队抓李贵。薄一波后来在地院工作组整李贵的黑材料上批道：‘看来李贵至少是个右派，可能还是个反革命头子。’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一日，何长工、胥光义、李人林到地院讲话，批评少数人闹事，围攻工作组，说：工作组是革命的。
    地质部的领导人还调来一批机关工作人员，为邹家尤工作组呐喊助威，并组织家属、小孩搞游行，作为反击。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薄一波给地质学院反工作组的学生写信说：工作组是上级党委派来的，它是代表组织工作的。如果院党委有问题，派工作组去行使职权，这就等于夺回了党的领导权。如果有人非赶走工作组不可，那势必夺工作组之权，亦即夺党之权，那谁来掌权呢？工作组有缺点错误，可以改进，但不可以随便组工作组扣什么保皇党之名称。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北京师范大学的“六．二○”事件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高树奎等十七位学生贴出了《孙友渔要把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一些师生纷纷支持。上午十时，工作组组长孙友渔急忙作“广播讲话”，认为大字报“别有用心”，“他们的命运与牛鬼蛇神联系在一起”，是“有计划、有组织的预谋活动”，“要赶工作组下台”。于是，以“横扫外围”、“反干扰”、“抓游鱼”名义的围攻开始了。大字报的作者没有屈服，中午又贴出了《孙友渔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报。当晚，围攻和批斗的现象愈演愈烈，写大字报的人被整了黑材料，戴上“右派”、“反党”“反革命”等帽子，被限制人身自由，甚至不许吃饭。廿二日谭厚兰等同志贴出大字报要求重新估价高树奎等人的大字报，但立即受到孙友渔指使的围攻，甚至发展到打骂，监视，扣押，被迫写检讨。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北京林学院“六．二○”事件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清晨，林学院学生蒋书铭、曾宪均五人根据访问新市委接待站大学组许克敏后所得记录，整理成大字报《与新市委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也称《二十二个问题》）。这份大字报回答了当时运动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深受群众欢迎，广为传抄，不胫而走，到六月底，就贴遍了哈尔滨、呼和浩特、上海、广州、武汉、重庆、西安、长沙等三十四座大中城市。
    这份大字报，被薄一波和北京市新市委打成“反革命黑纲领”、“大毒草”，声言要“消除流毒，肃清影响”。大字报的作者、林学院的五位学生被打成“反党小集团”，遭受长期的残酷斗争。据此，薄一波把林院定为“反干扰”的重点学院之一。
    七月九日，工作组召集十二个院校四千余人参加的“批判反动的二十二个问题大会”，斗争蒋书铭等人达八小时之久，并宣布“取消蒋书铭等的预备党员资格”。
    同一时候，清华工作组把清华大学转抄这份大字报的三个人打成“小三家村”、“反革命”，教师史ＸＸ因翻印《谈话纪要》被打成反革命，忿忿服毒含冤而死。
    据不完全统计，四千余人因传抄这张大字报而被打成‘反革命’，四人被逼自杀身死，二人吐血，二个人被逼死。
    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前后几天时间里，北京市有三十九所大学发生工作组被群众轰赶、工作组反过来打击群众的事件。在“反干扰”时期，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北师大一附中“六·二0事件”
    一九六六年六月九日，曾有第一批工作组进师大一附中。这期间“揪出”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
    六月十七日以勾德元为首的新工作组进校，这个新的工作组和刘少奇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新工作组进校不到十小时，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我们已经掌握了你校反革命集团‘三家村’的全部资料，师大一附中，四类学校，党支部是黑党支部！”
    两天后，由刘少奇亲自向工作组下达命令，定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说：敌人占百分之五是指全国，具体到你们学校和党支部，那就不行了！”
    于是，该校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百分之七十七的班主任被斗争、被围攻。这些干部、教师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权利，甚至被迫进行非法的长期的“劳改”，以至受毒刑拷打。工作组制造了师生之间的对立，以至互相斗争，互相残杀。
    工作组的作法引起了一些师生的不满，
    六月二十日，一附中的学生陈永康、何方方（均是革干出身、中共预备党员）起来造反了，贴出题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    6月7日，我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开盖子以后，到6月9日仅仅两天，广大革命师生被揭破了XX反革命集团颠复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阴谋，把XX、XXX、XXX等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揪了出来，把这些披着人皮的豺狼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但是自6月9日工作组来了以后，我校斗争形势急转直下。无产阶级左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倍受压抑。XX之流的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现在斗争几乎处于停滞状态。6月17日以勾XX为首的新工作组的到来，非但没有改变这种不能容忍的现象，反而变本加厉，充分地暴露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狰狞面目。勾XX之流是我们革命左派和革命群众不共戴天的阶级敌人，是披着人皮的豺狼！他们盗窃党的名义，利用工作组的职权，进行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运动刚刚开始，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勾XX之流就刮阴风、造谣言、煽风点火、挑拨分裂，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群众。
    在勾XX这些反党黑帮操纵之下，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和革命群众倍受打击，XX之流却在工作组的百般庇护之下得意忘形，趾高气扬。他们根本不是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坚定的依靠革命左派，围绕一切革命群众，集中目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开火，而是千方百计地制造纠纷，煽动、挑拨，好像对待敌人一样“审问”、“斗争”革命同志，转移群众的斗争视线。
    他们根本不是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选对斗争目标，放手发动群众，而是在他们制造的内部纠纷达 到高潮的时候，突如其来地胡说什么“对象已经选对，群众基本发动，问题已经揭露”，勒令要在两天之内斗争XX，三次斗争会便作定案，然后，将运动的中心引到清除革命同志的“修正主义影响”。他们的斗争对象是谁？是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群众！
    群众是已经发动起来了吗？绝对不是！
    问题已经揭透了吗？根本没有！
    勾XX之流是反革命黑帮庇护者，阴谋避开武装颠复、对工人阶级实行专政这些根本的政治问题，急急忙 忙给作出定论，让XX轻而易举地溜之大吉，和他们主子一样玩弄一场假批判真包庇，假斗争真掩护的大阴谋。这绝对办不到！纸里是包不住火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立场坚定，眼睛雪亮。当我们认清了这个大阴谋之后，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无比惊恐，无比仇恨，他们给我们扣上“保皇派”、“右派”、“牛鬼蛇神”、“反革命”等大帽子，咬牙切齿地声称：要开全校大会，审问我们，斗争我们。
    好一个“革命的工作组”！你们对XX之流温柔亲切，那样百般庇护，那样爱护倍至。可是斗争起革 命左派和革命群众，面孔却板得这样凶，调门却喊得这样高，牙齿却露得这样长。你们和谁穿一条裤子，难道不是再清楚不过了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先生们，你们的美梦做得太早了，你们妄想偷天换日，瞒天过海，难道骗得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吗？XX反革命集团的家伙们，你们也不要高兴的太早，你们妄想利用勾XX之流的掩护，溜之大吉，重整纪纲，这完全是白日作梦，痴心妄想！我们把勾XX之流钻进我们肝脏的毒蛇彻底砸烂，正是为了把你们这些牛鬼蛇神统统斗倒、斗垮、斗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好汉们，你们一个也跑不了！
    全校的无产阶级左派和一切革命的同志赶快擦亮眼睛，辨明真假，把勾XX这些钻进我们肝脏的毒蛇揪出来，砸个稀巴烂！
    毛主席教导我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唯一准则，谁要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不管他是什么人，他的后台有多大，他的魔爪有多长，他的伪装多隐蔽，我们都要把他揪出来，砸个粉身碎骨。不把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连根铲除，誓不罢休！
    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我们一定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旗帜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刘少奇接见了北师大附一中的工作组组长勾德元等四人，刘少奇说；
    现在左派在争取群众，右派也在争取群众，中间派摇摆于两派之间。因此左派如何争取群众争取多数是个大问题。斗争的中心问题是争取多数群众。没有多数，就不能战斗，少数人作战就不能胜利，少数人战斗一定要失败的。
    现在不能斗刘超（党支部书记、校长），内部不一致嘛，不一致就斗，中间是要出事的。
    高一、高二的同学不能骄傲。高一高二参加工作组的人多（注：高一三人，高二两人），现在高三没有人，现在你们受到信任人家不服气，不服气是有道理的。他们比你们高，被高一领导有意见，怕丢面子，要理解人家的心理状态。如果你们是高三，他们是高一，他们领导你们，你们也不服气嘛。高一、高二的人不要骄傲，不骄傲才能使他们服气。工作队可以跟他们讲清楚，为什么没有高三的人？因为你们当时选不出来人嘛，等以后选出来人再抽调。
    刘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可以肯定的了。你们开一千多人大会，有把握没有？要充分分析学校的形势。到底是什么形势，以后怎么办？要研究这个问题。
    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了，出现了你是黑帮的大字报。说你是黑帮（工作组长），给你贴了十几张大字报，不要紧。大字报出来，证明内部意见不一致嘛，证明他们对运动不满，学生之间不团结嘛。你去了三天，和他们无缘无故，怎么知道是好人坏人呢？这是他们的态度。要贴还让他们贴。为什么要斗你呢？是因为你靠近左派，要好好看一看，现在多数不同意他们了。
    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群众内部还不一致，所以斗争刘超是不是太早了。斗争刘超这是阶级斗争。他是阶级代表人物嘛。权已经夺了。工作组来了，文化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他还有什么权，问题是如何斗倒斗臭。斗这些人，是阶级斗争。你们没有参加过，如何斗法不知道，只是要斗，但不知道怎么斗。和我们革命初期是一样的。
    阶级斗争怎么斗法？和打仗一样，要有战略战术。
    打仗就要组织队伍，队伍组织好了没有？现在中间派，可以跟你们走，也可以跟他们走。中间派很容易被右派争取去，不是紧紧围绕在左派的周围。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争取中间派，戴高帽子，中间派不是也去了吗？队伍没组织好，打仗没队伍怎么行？打仗没队伍不行，队伍要组织好。一个团就是一个团，一个营就是一个营，说冲锋就会冲锋。现在你们是两个司令部，往前冲往后冲你们没有把握。这样的队伍能不能打仗，能不能打胜仗呢？队伍要有训练，没有训练，往左往右冲锋陷阵都不晓得，那也不能打胜仗。其次，队伍组织好了，绝大多数跟着左派走了，队伍训练好了，队伍要有枪。没有枪，棍子也要拿一根。（棍子）枪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二十三条”，就是《人民日报》社论。子弹就是材料，要掌握材料。
    队伍组织好了，也训练了，武器有了，子弹也有了，再开始作战，就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争取胜仗打得多。只要胜仗打得多，打三仗胜两仗，领导就可以站得住。打三仗两次败一次胜领导就要站不住了。打败仗是不可避免的，但总要胜仗打得多，打胜仗多士气就越来越高。打仗不胜不败相持一下，相持一下怎么办？准备工作本身就是斗争。
    可以讨论这张大字报（注：给工作组长贴的）开班会，工作组派人听，各班派代表，讨论这张大字报对不对，你们赞成不赞成，什么性质。这本身是组织队伍，统一学生思想的，这张大字报一煽起来队伍就不太整齐，这是组织队伍统一组织。这会有人跟他走的。讨论就有斗争，这就是组织队伍。
    这张大字报和善意的批评不一样。你是组长，你是核心人物，这张大字报就是不要你来领导。
    开讨论会他不来。你不开会，工作组决定一定让它开，我们召集嘛。看你来不来，不来更好，不来就分化了。不来，就作一个一个人的工作。来一半人开会，那七个人不到也可以。这样一搞，全班不会一致，他们就孤立了。七个人可以分化，一分化就弄清谁是积极搞的。要开几次会，直到讨论清楚为止。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要作七个人的工作。把讨论大字报这一仗打好，队伍才放心，先打好这一仗。
    各班讨论，这张大字报内容是对的，是错的，是部分对的，还是部分错的，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
    如何入手？一方面作斗争，一方面学习在斗争中学会如何搞阶级斗争。首先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有关战略战术，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二十三条”上工作方法都有，也讲了这一条。
    武器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文化革命的五篇文章，《人民日报》 社论，“二十三条”这一些都是武器。学习的时候，不要抠一字一字的，要体会精神，我们的队伍一定要掌握武器。
    当前，主要问题，是不知道怎么搞，我们也是第一次，不知怎么搞，我们和你们大家一起搞，一起学嘛，大家讨论走群众路线，先跟左派，积极分子商量，再跟群众商量商量之后再斗。
    先斗刘超还是早了，先攻敌人的弱点，再攻敌人的中坚，先打最容易打的仗，要孤立主要敌人，那几个都是受到刘超指挥的，要争取几个人起义。首先要争取学生，教员也要争取。我们和他们有矛盾，要对他们有压力，有压力就可以分化，找他们谈话。不要压得太厉害，要跟他们讲：不要另组织一套，要跟我们合作，指出你们高三知道情况多，你们要真革命，可以领导我们，不要自己走第三条道路，你们跟着我们走，还是跟着刘超走？还是组织第三派？指出你们好了，可以参加领导。你们态度不明朗不行。先争取和刘超合作的学生，这是子弹。学生揭发刘超没有特大力量，教师知道内幕，他们起来揭发，力量大。先找少数人个别谈话，再争取一部分人。大部分就可以争取过来。那四个重点人物，也要去争取，也要争取他们起义，他们起义最有力，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要争取陶书寅起义，她不起义就批判，让她自己批判、揭露，刘超，前市委，让陶书寅揭发。让她自己说。不要怕她捣乱，越捣乱越好。除了刘超以外，都让他们起义，孤立刘超。先背靠背的揭。揭的材料掌握到工作队的手里。陶书寅不检讨再斗也来得及。如果她揭得好，可开检讨会，从宽处理。如果揭得不好，我们也做到仁至义尽。假起义也要嘛，要弄假成真。但要说不够，进一步交代。如果不这样做就不策略，不好。希望你们在斗争中学习。
    要斗刘超，现在不斗。不是不斗，积极准备斗，不是停下来，是积极准备。起义也要欢迎，找他们谈话，就是训练队伍，开会让他揭露，起义也要欢迎。对检讨要有分析，不要把真检讨当作假的。指出你们检讨得不够，要指出不交代就孤立。对学生采取团结批评团结。
    旧市委领导嘛，旧市委有错误，没揭刘超之前，跟他走不算犯错误，只要坦白就可以赦免。他是书记是校长嘛。以为听他的话就是听党的话。现在是工作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你再跟他走就是保皇党了。把这些人搞过来使他们不再跟他走了，这样就有了多数。反对文化革命的人要建立司令部，要分化那七个人，工作组到校以前，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前，有问题要交代不算犯错误，不咎既往，交代就完了，不过来就可以压他，把主要的孤立了。不然自己队伍没有组织好，打最强的敌人，如果他不低头，说我没有错误，学生就要打他，你们就不叫打，你们又成了保护他的人，学生就会不满，这样就会抵消了力量。那七个人现在不是刘超的了，至少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他们向你们进攻，你们没有消灭他们，不能斗争刘超。对这七个人的大字报要讨论，一讨论必然有赞成他们的，他们就表明态度了。赞成他们的人有些是好的，有的是不好的。这七个人不一定是敌人，必然要分化，他们的后盾是地下的，你们不清楚，你们的一举一动他们清楚。你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现在发现情况，说明刘超的人组织了一个司令部要反对你，首先组织进攻。出大字报是好事，蛇出洞了，首先就要把敌人搞清楚。敌人进攻了，你不打他还行！所以一定要分化高三（3），高三（2），主力部队不是他们，主力部队没上来。高三同学要站起来。高三（2），高三（3）一定要分化，要集中力量作他们的工作。一定要把高三（2），高三（3）同学的工作做好。这就是战斗，争取教员也是斗争。本来阻力是他们，他们不站起来，现在还不是你们的队伍，就是跟敌人勾结，刘超并没有真正的孤立。
    愿意革命的是绝大多数，一时没有站起来，是暂时的，左派靠不稳，领导权不巩固，不要因为群众已经团结在你们周围了，敌人首先进攻你们的。就是要把群众团结起来，教员工人也讨论，很好的讲讲斗争策略让他进攻。争取高三（3），高三（2）才能作战，争取的原则是团结批评团结，要有点压力，压力不要太大，太大就要使他们到对立的那面去了。不要伤感情。他们的错误是可以改的。要宽大，这样大多数队伍是可以过来的。条件成熟了，先找薄弱点，不要一下子打攻坚战。攻坚败了就会打人，一打人就上当了，这样不能斗倒斗臭。
    现在是准备斗争。要争取初三同学不要听他们的话。不好的教员开会压他一下，少数人跟他谈，工作组，学生跟他谈，叫他交代，指出你不是黑帮。既往不咎。人家攻来了，要在班上讨论，正好包围他，要马上讨论这张大字报。要宣布既往不咎。不要斗得太厉害，要压他一下，争过来。死顽固的不过来不要紧，讨论大字报也是斗争，斗争有准备，力争开好，几种可能性都要估计到。开坏了不要紧，总结经验嘛，再战斗嘛。你们热情高，能领导好。要注意坏人利用你们的热情，你们不是没有工作，这也是一种学习。
    面对面斗不好怎么办？文斗还是武斗，要正面提，叫大家讨论，和大家商量，要走群众路线，吃透两头。要挑一些有关语录，学习“二十三条”，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了解情况，把坏事变好事，这样几个月学习等于多少年的学习，重点搞一二个班讨论好，其他各班就可以照样子，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自己没有搞过不要紧，搞不好取得反面经验，叫他不再这样搞，具体到一个班蹲点，没有办法和大家商量，我们是革命的，要和左派商量，要叫学生做老师的工作。
    刘少奇在这个讲话中具体策划如何镇压北师大的革命学生和教师：
    他说：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了，出现了你是黑帮的大字报。说你是黑帮（工作组长），给你贴了十几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和善意的批评不一样。你是组长，你是核心人物，这张大字报就是不要你来领导。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要作七个人的工作。把讨论大字报这一仗打好，队伍才放心，先打好这一仗。
    他说：反对文化革命的人要建立司令部，要分化那七个人；那七个人现在不是刘超的了，至少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他们向你们进攻，你们没有消灭他们，不能斗争刘超。现在发现情况，说明刘超的人组织了一个司令部要反对你，首先组织进攻。出大字报是好事，蛇出洞了，首先就要把敌人搞清楚。敌人进攻了，你不打他还行！
    他把反对工作组的学生和教师都看作是敌人，是蛇出洞了，布置要首先进行打击。
    从六月二十四日到三十日，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一附中工作组有计划地组织了对陈永康、何方方等学生的三次大规模的斗争会，每次都有几百人参加，仅第一次斗争会就开了八小时。当时负责向中央汇报中学文化革命情况的北京市文革主任石琪，宣布“陈永康、何方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斗争会还引发了工作组赞许下的武斗：
    工作组七月十一日向刘少奇汇报说：“陈、何等人经过我们三次大辩论，已打下了他们的气焰，现在还在学校检查。第二次辩论会有一个左派学生打陈一个嘴巴。牛ＸＸ（另一名反工作组的学生）这个学生，害怕辩论，吓得跑回家了，三天没来学校，还扬言要绝食、要以死来威胁我们。”
    三次斗争会后，全校一千名师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有一百五十名之多。有一个班还被打成了“右派班”，该班“只有一个左派，一个中间偏左，其余全是右派。”被斗的学生在学校遭到极端的歧视，一天到晚谁也不和他们说话，何方方蹲在教室里的一个角落里，弯着身体学毛选，一蹲就是半天。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一日，陶铸在卫生部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今天是卫生部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要我讲话。我到北京不久，面对这样多同志讲话还是第一次，有点胆怯。对这么多同志讲话没有把握。但不要紧，反正是个人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我讲文化革命问题，共讲四个问题：
    一、这场文化革命的重要意义。
    这场斗争的意义很严重，为什么这么说呢？毛主席说：这场斗争是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你死我活还不尖锐吗？如果我们能彻底搞好这场斗争，这场斗争彻底胜利，就打下了最后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基础。共产主义是为了最后消灭一切剥削。我们共产主义经常这样讲。这是我们最伟大的目的，也是我们最高尚的理想。
    解放十六年来，我们取得了民主革命胜利，政权掌握在我们手中，人民的政权建立起来了。人民公社在巩固发展着。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改造中，名义上是公私合营，实际上是全民所有制。经济上的问题也不大。但在思想意识中问题很严重。斗争是长期的，不可能通过这次运动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希望消灭资产阶级思想，但不可能一次解决。希望通过这次斗争打下兴无灭资的基础，以继续搞两条道路的斗争，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兴无灭资，确保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进军。但在我们敌人方面：资产阶级也要拚死挣扎的，政权不在他们手中，经济上还拿定息，还有小商小贩，这还是资本主义因素。但是总的来讲也是基本解决了，军权也不在他们手中。现在严重的是在思想领域里没有解决；是无产阶级思想战胜资产阶级思想，还是资产阶级思想继续统治？资产阶级思想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要和我们做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最后在思想领域里把资产阶级思想彻底粉碎，把无产阶级思想彻底确立，那么资本主义复辟东山再起，就永远不可能了。如果我们不把这次运动搞彻底，政权就不能最后巩固，不能在这次运动中把政权夺过来。现在不能讲资本主义是最后失败了，斗争的严重性就在这里。如果这次运动搞得好，搞得彻底，最后消灭一切剥削，就有保证，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复辟，意义十分重大。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在小范围内，特别是文化教育方面是夺权斗争。全国解放了，政权在我们手里，但是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领导权并不完全在共产党手里。一方面解放了，是搞反帝、搞民主革命过来的，有些人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不愿搞社会主义。有些人是不革命的，混进来的，在我们内部取得了领导权。这样在内部有了斗争。不要认为通过流血斗争取得的政权就万事大吉了。这场文化革命在某些地区、小单位还要夺权斗争。通过大民主，把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代理人揪出来，搞臭，这是马列主义的重大发现，是毛泽东思想──当代马列主义顶峰的一部分。这就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我们过去通常认为用枪杆子打倒就成了，过去认为用武装夺取政权就够了，但现在看起来不够。还要搞文化革命，还要把不在手里的领导权夺过来。不用枪杆子还要搞，只用枪杆子是不完全的，不巩固的，所以文化革命在很大意义上是夺权斗争，夺取领导权。那些领导权不在共产党手里的，只有武器是不可能的，还要有文化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通过这样的斗争，把一部分不在手里的领导权夺回来。这场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夺权的斗争，是马列主义的重大发现，没有这一条，我们国家，我们的党不变颜色，不出修正主义是不可能的，苏联就是这样。列宁的故乡，十月革命的地方变成了修正主义。过去我们总想能变过来，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只有第二次革命才成。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彻底在思想文化上夺权，没有进行文化革命。苏联是我们很沉痛的教训，应该接受教训。
    我国无产阶级领导权是确立了，确立了无产阶级思想，但是不是在所有部门。通过这场革命要确立，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不然就无法搞革命。如果这场革命搞得好，彻底消灭封建思想、剥削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确立无产阶级思想，保证我们国家不变颜色，中国革命就不会失败。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要消灭我们，阻止我们，封锁我们，感到不可能了。我们国家是如此伟大，在共产党领导下如此伟大，不可能被消灭。他们最大希望是从内部慢慢腐蚀我们，在内部慢慢发展起来。帝国主义要用军舰、飞机、原子弹，不可能打败我们，唯一的希望是从内部来。如果我们把运动搞彻底，帝国主义就要永远失败。如果我们搞好运动，使和平演变不可能，就可以保证我们的国家向共产主义过渡。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三大差别，最大地发展生产，消灭一切剥削，压迫。这难道靠资产阶级来消灭资产阶级吗？不可能！只有坚持的无产阶级思想，才能消灭资产阶级思想。
    全世界只要中国在，能建成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前进，全世界革命就有希望，全世界的共产主义就不困难。我们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果四分之一人口站立不动，如果我们国家一天天向前发展，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兴旺，共产主义因素越来越多，能够对世界没有影响吗？大家感到中国很对，要走中国之路，运用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毛泽东思想为斗争方针。苏联滑过去了，回到资本主义。（如果我们也滑过去了）当然马列主义是真理，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世界革命一定会实现的，因为95％的人是一定要革命的，问题不解决，一定要爆发的。但是如果中国革命失败了，要使历史倒退几百年。如果我们站立不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因素越来越多，将是多么大的鼓舞和希望！毛主席开始领导苏区，不过几百万人口，加上……不过几千万人口，不到全国人口百分之十，但影响那么大。如果不是实行王明错误路线，我们不会搞得那么惨。教条主义使我们受到很大损失，被迫撤离苏区而长征。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抗日战争胜利时，我们不过四分之一人口，四分之一地区，三年就取得了全国胜利。世界革命只要我们强大，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们这四分之一人口向共产主义前进，那么四分之三人口是会跟着来的。不要看帝国主义那么强大，虚张声势，修正主义庞然大物，到时候他们会像冰雪见太阳一样，统统瓦解消融的。
    这场斗争对国内意义重大，对世界革命意义也重大，我们要努力投入运动，把运动搞好、搞深、搞透，取得彻底胜利。
    二、这场斗争要达到的目的。
    对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地区、每一个部门来讲，就是要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集团，通过运动统统揪出来，彻底打倒。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更高。对全国来讲，是共产主义早日到来。对一个单位来讲，是把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集团统统揪出来，彻底打倒。因为要使我们的国家巩固，每一个单位就要确保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要让我们的领导全是忠于共产主义的，而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领导的。当然我们不要先提个数字，哪个单位一定要揪出多少来。各单位有多有少，有严重，有不严重，哪个单位是百分之百的反毛泽东思想领导的呀！有，但是不多。解放十六年来，我们不断搞阶级斗争，例如三反、五反，但没有这个运动搞不透。另一方面阶级斗争要反映到党内来，帝修反用武力消灭我们困难，就用影响来侵蚀我们。有一段我们对毛泽东思想认识领会不够，抓阶级斗争不够，所以有些单位内部不纯，要通过这次斗争把反党分子揪出来。那个单位有多少，就靠群众揭发分析，要发动群众，有多少就是多少，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总的来看，相当多是不纯的，有些是严重不纯，就是领导权不在或基本不在我们手中。
    通过一个月运动来看，领导的好是可以搞好运动的。解放十六年了，广大的党员、干部、群众觉悟是高的，只要大家擦亮眼睛，这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也就是大民主，一定可以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集团揪出来。过去那些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有些不清，但是做坏事很难让人家不知道，不可能躲过群众的眼睛。大家来写大字报，你一张，我一张，合起来问题就清楚了。过去认为问题不多的，大家写大字报揭一揭可能就问题很大，这样可以达到目的，把内部揭纯，把这些人揭出来，使领导权确实掌握在革命派手中，掌握在党的手中。
    现在我来讲什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和黑线。要我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不可能，提出来供大家参考。现在的大字报我看了一些，反右斗争是没有提过，现在起来大革命很好，但有些问题，互相讲是黑帮，这个说“我是左派，你是黑帮”，那个说“我是左派，你是黑帮”，据我看，哪个是黑帮要大家讨论，黑帮黑线要有一定内容，不是什么人全是黑帮黑线。毛主席要我们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黑帮黑线是不能团结的，要打倒的，是敌我矛盾，现在大字报是黑帮的多得很，这不可能。一方面你可以这样写，有权利，但是做为政策，黑帮黑线、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少数。从全国来讲（不包括农村，包括农村绝对数就大了）主要是国家干部、大学生以上的。农村四清也是搞资产阶级当权派，文化革命的重点是在文教单位、党的机关、工交、财贸部门。工厂农村还是搞四清，工厂的文化革命运动应加强，对四清是有很大的好处的，就拿北京市来讲也是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黑帮黑线只不过占百分之一、二、三、四、五，每个单位可以不同，可以是百分之二，百分之二多，百分之五或百分之五多一些，但就全国来讲是百分之一至五。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这是毛主席根据多年阶级斗争的经验和阶级分析得来的。
    黑帮黑线有，有的相当严重，但总的来讲是少数。第一条是少数，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否则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就落空了。怎么看呢？根据其言论、行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反毛泽东思想。因为没有毛泽东思想，党就成了修正主义的党。中心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是拥护、赞成、坚决执行，还是抵制，这是决定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只在肚子里反，要有言论、行动。决定是否黑帮，主要拿这一条来看对毛泽东思想的表现。
    一方面要看对文化革命运动的态度，这是很重要的标志，但不是唯一的。要革命的对这次运动是坚决拥护是支持的。另一方面要看历史。特别是58年以后的历史，因为59年60年是一个阶级斗争的大反复。遇到天灾，修正主义背信弃义，遇到困难，要看在困难的时候表现的如何。疾风知劲草，春天的时候草全是绿的，到了冬天、冷天，有的草就枯了，有的更加挺拔翠绿。要看对大跃进，尤其是大跃进以后的态度，如果过去是好的，58年拥护大跃进，59年以后不反对大跃进，只是在运动中有所顾虑、犹豫，我们要批评他，帮助他，让他积极参加运动。所以一方面看运动，一方面看历史表现，特别是58年以后的历史。不可能设想，58年反大跃进，59年反党、骂党、讲怪话，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左派，很坚强，这我不相信。当然也有这种情况，他搞秘密活动，一定会有人知道的，有反革命思想总是要反映出来，表现出来的，要行动的，不可能放到肚子里。因此反党黑帮要看言论、行动、运动表现、历史表现。
    过去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运动中讲了一、二句错话是可能的，不能算黑帮。但是只要讲到“打倒共产党”这一句就够了，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过去也讲过错话，也不能讲我是反革命思想。我把高级知识分子估计过高了一些，事实证实错了，经过一、二年也就解决了。反党反社会主义要有行动、思想、立场。行动是破坏党，有些人是用讽刺，例如“三家村”、“燕山夜话”，但是味道可以嗅出来。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一个，是分子；一群是黑帮，要分析。陆定一是一个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分子，但是他的秘书、科长向他汇报，和他一起开会，和他一起吃饭，也都是黑帮吗？如果和他一起干黑帮事，就是。如是一般正常关系，正常的汇报是要向他汇报的，不知道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呀！我们共产党员是有组织观念的。什么叫黑帮？就是长年来参加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活动，搞秘密活动，联系一次也是，关系正常，经常联系也不是。要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集团揪出来，要有材料，有分析。大字报是最好的方法，你一张，我一张，从现象到本质，一方面放手发动群众，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讲黑帮不要紧，真正是，一定要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事实，最后要落实，要有言论行动。
    什么是保皇派？现在保皇派很多，你讲他是，我讲你是。比如北大，陆平，特别陆平是校长，党委书记，四清开始搞得是对的，以后又讲不对，保过了关。广大学生不知道。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一出，她的大字报写得很好。有一千余学生要保卫陆平，保卫基层党组织，这是错误的，但其中都是保皇派吗？其中少数是，多数是盲目的。当时陆平还没有撤职嘛！还是要服从的。学生们只知道陆平是校长，党委书记、是党派来的。斗聂元梓多数是受骗，广大学生对校长党委还是要服从的嘛！多数不是坏人，保的不是反党分子，保的是共产党校长。
    明知是坏的，还自觉的用各种办法去保他，是保皇派，不明真相，大多数经帮助教育，认识了，不能算保皇派，不然就会全是黑帮，全是保皇派了，一个好人也没有了，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嘛！对！有黑帮，有些还相当严重，总的是少数。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就有保皇派，怕事实真相出来，打掩护，掩盖，但是要分析，要实际调查分析，才能下结论。
    三、这场斗争能否胜利，关键在于能否发动群众。
    这场斗争有这么严重意义，这些人埋得很深，不充分放手发动群众，就不可能把这些人全部揪出来，不可能达到目的。如果讲我们每一个运动都是伟大的群众运动，这次就是更伟大更深更广的群众革命运动。我是搞地方工作的，搞群众工作的，但是经验不多。就我们见到的，对我们党来讲，这场运动是空前的。前几天人民日报社论上讲是史无前例的。六年来我们取得了胜利，我们有了毛泽东思想教育影响，社会主义有了空前发展，有了以前群众革命历史，才能搞这场运动。我们先烈流了这么多血，我们社会主义如此优越，有人想搞它，怎么能答应呢？非把他搞出来不可！如果没有群众觉悟，没有毛泽东思想在群众中开花结果，怎么能把这些人揪出来呢？他们埋得很深。
    北大一张大字报一出，全国开始了空前的革命运动。大家出来作主，这是关系我们党，我们国家命运的大事情。这场运动是空前的，广度上，深度上，党性上都是空前的，好极了！一个月以来，运动发展是健康的，但有些不平衡现象。总的来讲，运动刚刚开始，要继续放手发动群众，把运动提到更高的高度。只有如此，才能保证文化革命达到目的，形成大规模群众运动。
    要放手发动群众，必须听毛主席的话，扩大民主。什么是大民主呢？就是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是右派提出来的（应改为大民主是右派提出来的），今天为我们革命派利用。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拿在我们党手里，放手发动群众，用于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成为十分重要武器，放手发动群众干什么呢？就是大家擦亮眼睛，看看周围事物有什么怀疑。你一张我一张大字报，揭发问题，这种大民主，反革命是不能的。只有革命派才能搞，当然反动派可以利用了。
    大字报可以把长期以来不能发现的，经过调查研究到处找材料，通过这次运动解决把问题搞清，要相信群众是有觉悟的，是勇于斗争的，是能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他们相信共产主义，相信社会主义，领导要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民主。
    领导要坚决站出来，放手扩大民主，如果领导不站在前头，拖着尾巴还成哪！领导不站在前头，运动很难搞好，毛主席党中央要求所有地区、部门、单位各级领导站在前头。可以看出问题不多的，可以站在前头，因为他的问题不多嘛！是革命派，可以领导运动。问题多的就不敢站在前头，不搞大民主，就不敢把他揪出来，也是一个暴露。领导不站出来，不在前面领导是不对的，是错可以改正，检查，这样欢迎，你越是掩盖越遭到反对。有些问题本来不大，但是不领导运动，就是间接破坏运动，本来没有多少问题，阻碍运动，罪名就不小了。要站在前头，每个领导自己的错误首先要引火烧身。领导人不交待，怎么能搞大民主呢？领导要站在前列，不要慌乱，不要观望，打破框框，相信群众，相信党、团员，相信革命群众是有觉悟的，不要像对三岁小孩那样这也管，那也管。群众起来要相信，不要到处搞框框，搞清规戒律，要坚持放手发动群众。但一定要坚持党的总方针，没有这条不成，要发动群众，要坚持党的方针政策，要有党的领导，没有这一条，搞到什么方向去了！总的就是依靠左派，组织强大的革命阶级队伍，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彻底孤立、分化、打倒敌人。不依靠左派成吗？不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成吗？否则还叫什么群众运动？不要框框，但党的方针政策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坚持相信党中央，就是要组织革命队伍，去打倒敌人，不然就是乌合之众。不依靠左派，不组织革命队伍，不团结百分之九十五，怎么能把反党分子揪出来？孤立打倒就不可能。发动群众的总方针必须遵守，不能不要，要听毛主席的话，党的政策就是这个，连这个也不要就抽象了，连这个政策也不要，就无法搞下去了，党的政策就是根据广大群众利益提出来的，根据革命利益提出来的。
    什么是革命左派？现在有的地方不清楚，他讲我是左派，他讲他是左派。左派是可以分清的，假装左派不成，自己讲左派也不成，是左派是客观的，就好像错误不能讲成真理，真理就是真理。
    什么是左派？第一最听党的话，最听毛主席的话，不然就是假左派。左派是搞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不听党的话，不听毛主席的人是什么左派？假的。因为他最听党的话，最听毛主席的话，所以他是最坚决搞阶级斗争的，斗争最勇敢。因为他有真理，他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不听毛主席的话，就不可能斗争最坚决。个人主义、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是不可能革命最坚决的。只有听毛主席的话的人，不求名、不求利，不怕死，不怕苦，一切为人民，一切为革命，这种人是最坚决、最勇敢革命的。第二，同时也是最能团结人的。你是左派，你高明，你觉悟，不能团结人，不能把人家带起来提高觉悟，怎么能团结多数呢？革命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要团结多数。如果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是黑帮，那个是保皇派，只有我一个是马克思，这怎么成？第三、行动最模范。什么叫行动最模范呢？为革命，为社会主义，没有杂念，个人思想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这样的左派一定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才能把运动搞彻底。左派最重要，左派是党的依靠。但左派一定要符合以上条件。
    犯了错误怎么办？过去我们觉悟不高，我们从旧社会来，生活在资本主义包围中，我国资产阶级势力很浓厚，我们每个人头脑中或多或少反映剥削阶级思想。我是讲我们这些人和我，我们是坚决听党的话，有些认识错误，讲错了话，做错了事，认识问题只要承认改正，就可以团结，但一定要改正错误，承认交待。革命人越多越好嘛！我们能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才能打垮蒋介石。蒋介石没有拥护他吗？至少有一个宋美龄嘛，不然干什么跟他到台湾去呀！没有多数革命怎么能成功呢？毛主席领导我们革命开始，只有几百万人口，打起了红旗，但是红旗能打多久？有的标语写“打倒资本家”，可是“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资本家在上海、武汉、南京怎么打倒？毛主席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好像一大堆干柴，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有错误只要是人民内部的，思想意识的，本质是要革命的，愿意跟党走，愿搞社会主义，就要帮助他，运用主席团结──批评──团结公式，不然讲话不就是空的吗？
    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集团也要区别对待，有些表现好，不顽抗，确实愿改正，态度好的，可以轻处理、宽大。可是有些人是花岗岩脑袋，留下来做反面教员，留下几个反面教员也好，看看他，开会请他讲讲他是如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们看到他反党反社会主义没有死心，可以不忘记阶级斗争。愿当反面教员你可以当，如你愿意真脱胎换骨，愿跟党搞革命，搞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大公无私，愿意改正，允许你革命，革命的人越多越好嘛！
    四、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这场运动是共产党发起的，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运动。运动没有党的领导是不可能搞好的，是不可能胜利的。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斗争，没有党的领导或放弃领导，有党委不领导，都不可能把运动搞好。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你不领导谁领导？这是一场伟大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为什么不要党的领导呢？不要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不管口号喊多高，面孔多好看，也是假左派真右派。
    有些地方，有些单位，有些人，不要党的领导。反右斗争时，右派就不要党的领导，文化革命一定要彻底置于党的领导下，要不要党的领导，这是区别假左派、真左派的重要标志。我们拥护党中央、毛主席这不是空的，党是由人组成的。我们的党是光荣、正确、伟大的党，是无数先烈流血取得的，不要党的领导是错误的。党的领导不是个别，哪个人随便讲，指挥你，指挥他。党的领导是一个集体，他坚决执行党的指示，中心是执行毛泽东思想。党的领导就是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政策。这次运动总方针是：依靠左派，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强大的革命队伍，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揪出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黑帮，打倒他们。坚决执行的，就要坚决拥护，不这样就反对。说党的领导不是一个人，而是这样一个党的领导，他如果这样做了，这是好的领导。工作队如是坏的，就撵；如果是好的，就拥护。一个地方原党委是坏的，由工作队代权；如是好的，就要在它的领导下工作，党委不领导，工作队不领导怎么办呢？如果党委、工作队确实不能领导运动，可以提意见，经调查确实，可以撵，确实是大多数群众反对，可以重派，但不能随便讲这是黑帮，那也赶走，不成！
    卫生部党委到现在为止，我说的是到现在为止，以后你们还可以揭发，到现在为止，以后有很多材料再讲。我代表中央和国务院宣布卫生部党委不是黑帮。有错误没有呢？有，有严重错误，认识不够，应当检查，工作上有缺点，有的还要搞。我可能是黑帮保黑帮。至于医大八年制，是陆定一搞的，陆定一是黑帮，钱信忠就一定是黑帮？那时候还不是部长呢！我新来不久，根据事实讲话，现在还没有材料证明是黑帮，不能预先说他是黑帮，要根据现有的材料。
    党委不能领导运动，可以有权让工作队领导；要党、团组织进行领导。依靠党委，依靠党团组织进行领导。党组织就是我们基层组织，团是先进青年的组织。我们党团员大多数是好人，少数不好的，可以揭发，内部清理，可以解决。个别完全烂掉了的是少数，大多数是好的，少数有问题，党团组织你能不信任？党团员大多数应是左派，少数坏的应清除。
    我们党是光荣、伟大的，包括我们所有……（不清）……，要加强党团教育，让他们参加运动，少数不好可以清理，不能因一颗老鼠屎，一锅汤全不要了。党的领导要坚决，坚决掌握政权、机密、武器、资料、贵重东西，不能交出去。党团组织不能包括了全部左派，左派有的在党外，应组织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只能领导文化革命运动，政权要由原党委掌握。我们有的部门发生了问题，夺权！这个三天，那个三天，又要赶下去，把机密东西搞掉了怎么办？同志们！不一定每一个都是十月革命，也有是二月革命。夺权，夺的是文化革命的权、领导权，委员会要群众选举，不好的可以换，不要紧，这些东西拿来拿去危险的很啊！革命委员会有权领导文化革命，不掌握政权，政权要由原来组织掌握，如果烂了，上级来接管。
    下面我讲讲医院，因为是卫生部分嘛！医院的运动要有所不同，首先要搞深搞透运动，这点没区别。除了不在中国，不在共产党领导下，这没有区别，只是方法上有所区别。学校彻底关门，停学半年搞运动，但医院一天也不能关，不能病人来了，我们搞运动，你半年以后再来。医院不能关门，工作要正常进行，不能中断医疗工作，方法可以多样，可以写大字报，搞一个固定的地方贴起来。也可以搞小型座谈会，揭发、批判，对医疗事故的大字报，不要乱贴，搞一个房子，给领导同志、医生、护士同志看看就成了，内部看了，总结经验，改正态度，责任事故要改正，政治事故是另外一回事了。那样依法处理，责任事故不要给病人看见。没有责任事故是不可能的，但要减少，当一辈子医生一点不发生责任事故是不可能的。自己内部看看，总结改进，不要走廊里贴大字报，讲某某医师杀死了人等等。会把所有病人统统激怒起来，这样的大字报不要到处贴，这是中央的指示，卫生部要坚决按这个执行。我今天讲的就是这些事情。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一日东北人大（即吉林大学）的 “红旗事件”
    在吉林省长春市的东北人大（即吉林大学），发生了所谓“红旗事件”。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三日起，东北人大师生的大字报开始贴出揭发党委第二书记陈静波与原东北人大校长兼第一书记匡亚明的关系的大字报（六月十三日，江苏《新华日报》刊登了南京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匡亚明被揪出的消息）。
    六月十四日，省委召开紧急会议，派市委书记处书记李一平为首的工作队到东北人大灭火。工作组进校后，工作组和给党委提意见的群众发生了各种冲突。
    六月二十一日，“在一片‘李一平’滚蛋的声浪中”，市委工作队召开东北人大全校党员大会。会上李一平号召党员表态支持工作队。市委第一书记宋洁涵对工作队员讲：“往外赶工作队，说明有坏人捣乱。要准备斗争。”会上决定，晚上开群众大会，把市委工作队扩大为省市委工作队，仍由李一平任队长。
    全校党员大会的消息传出后，很多群众义愤填膺。当晚，群众从四面八方向校大礼堂聚拢，打破了工作队“凭票入场对号入座”的规定。群众进入礼堂后，发现台上无国旗，仅有主席象，还歪挂在那里。同学们上前与工作队交涉。要求把主席象摆正，挂上国旗。工作队的副队长说：“得请示省市委。”这一下激怒了师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三、四百革命小将自己动手摆正了主席象，又登台扛起国旗。”
    十一点钟，省市委从郊区公安分局调来两汽车公安人员，帮助“维持秩序”，后又由各工厂、机关、学校临时抽调二百七十多名四清干部，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韩容鲁为首组成工作队。“全体队员强行登台向革命群众示威”，这就是轰动全城的“红旗事件”。
    “红旗事件”被省市委定性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事件、“右派捣乱”事件。事后，宋洁涵指示工作队要详细调查“红旗事件”的参与者，整理黑材料。省市委工作队对学生进行排队，把全校数名敢于造反的学生打成“反革命”。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武汉墨水湖中学“反革命暴乱的典型”
    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发生在武汉墨水湖中学。
    一九六六年六月初，该校师生萧维业等人写大字报揭发学校当权派压制学生革命的行为，遭到学校当权派的威胁、恫吓，后来工作组进校，冲突进一步发展，由王任重亲自出马，把师生的行动看作是“反革命阶级报复”、“反革命暴乱的典型”，要中南局批发文件到基层，并上报中央（后来没有批准）。
    六月二十一日，学校工作组接到市委的指示，第二天就把这些起来造反的群众打成“反革命”，分别看押起来，组织群众斗争。
    七月十一日，公安局逮捕了他们，关进武汉监狱，先后审讯了六次，威吓他们说：“你们有两条路，如果不承认，等着你们的就是棺材、监狱、判无期徒刑，承认了你们是反革命，你们就有活路。”
    不久，他们就被分别判刑，其中有的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最小的三个十六岁的学生，也被判刑五年或三年。
    同时，工作组根据王任重的指示，举办了“武汉墨水湖中学现行反革命罪行展览”，把造反群众说成是“假左派、真右派”、“法西斯暴徒”等等。这个展览会展出了两个星期，在武汉市造成很大影响。王任重还亲自指示，要为这件事写社论和报道，武汉市长亲自审稿，市委机关刊物《支部生活》已排了版，《公安报》抢先登载，还计划八月五日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开公审大会。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李雪峰在北京市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形势：
    当前运动特点：战线很宽，规模很大，声势很壮。群众来势很猛，把北京市许多部门都冲垮了，面对这样形势是好得很，不是糟得很。一切革命的人讲好得很！，讲糟得很的肯定是修正主义分子，我们坚定地认为是大好事，好得很！广大学生和职工，对“三家村”的声讨，对《北京日报》的质问都是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的，相信党中央，拥护毛主席，一声号召，风起云涌，对一张大字报热烈欢呼，奔走相告，对新市委，团市委的改组，祝贺的人群川流不息。我们开始怕上街，现在不也上街了吗？对上街应当有所分析，对革命的上街应当支持。接着党中央公布了改革教育制度的决定，又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可见，群众十分热爱党中央，热爱毛主席。十字街口没人指挥，自动让路，守纪律，群众对毛主席爱戴，这是文化大革命主力。另一方面，也有些问题，我们不要被大好形势所陶醉，在群众大斗黑帮同时，也有复杂的情况，资产阶级积极活动，客观上是总动员，各种反动观点反动活动都出现了，贴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至打人，捣乱，其性质有：
    （1）黑帮分子的预谋，尽管我们对黑帮分子批判斗争，撤了职，但仍然活动，有的电话指导，有的开会指导。我们前一阶段的布置，他们是知道的，当然知道也没关系，运动开始，擒贼先擒王。他们积极撤退，搞复辟活动，一个学校垮了，保存一个系，一个集团垮了，保存一个分子，有的学校革委会，一天改组几次，与我们夺权，他们利用历史的关系，影响搞反击，搞复辟。
    （2）资产阶级权威及其拥护者，在积极反抗，他们知道这次大革命，不会等着挨整，这些人表面上检讨，实际上暗中活动，他们都有一批拥护者，有的是临时组合起来的，有的是客观上联合起来。
    （3）右派学生，以大学生为主，这些学生带着阶级的仇恨，阶级偏见，报复的心理，进行猖狂的活动，象过去的反动活动一样，组织不大，但名堂很多，只要有阶级存在，就有自发的反革命产生。这些学生中有地富反坏的子弟，有右派子弟，资产阶级人物子弟，再加上前北京市委片面强调重在表现，模糊了阶级界限，产生了很坏的效果，这次教育制度从根本上一改从报上把他们这一套拔掉，他们必然起来反抗，这是阶级斗争规律。
    （4）有组织的反革命活动，他们这种活动有矛盾也有联合，各有各的算盘，有的打着红旗反红旗，借反黑帮反党，他们在利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反党，有的把黑帮打死，保存自己，林彪同志讲“在任何大好形势下都有阴暗的一面，不注意这一点就要犯错误。”毛主席讲“出不出修正主义，关键在于出”。大好形势下，要看到有人在浑水摸鱼，制造混乱，企图掀起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反毛泽东思想的风波。他们把群众愤恨黑帮的情绪来反党，这一点要和左派讲清楚。比如煽动打人，如打了有民愤的干部，把党的威信搞臭，还有利用打倒一切的口号，制造混乱，除了毛主席谁也不可信了，企图把斗争引向新市委，新市委刚成立就贴了十几张反对新市委的大字报，改组市委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目前拥护新市委还是反对新市委是拥护党中央和反对党中央的标志。
    有的地方叫嚷党员团员全烂了，这不是反党是什么？有的地方借口接管民兵枪枝，查看档案，接管机要地方，这不是夺权是什么？所有搞政变的总是先抓这些他们也是抓一文一武。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极大多数同志是好的，坚守岗位，绝对不让，也有的同志丧失了立场让了。
    赶工作组，有几种情况：一种是不能胜任工作，工作队中有保皇派，应该赶；另一种是右派起来赶工作队，工作队有缺点可以要求他们改进，改进作风。如果那里的党委烂了，工作队就代表党。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要站出来，共产党员不站出来，纳吉（匈牙利）就要上台。
    总之，形势是很好的，也是很复杂的。一方面革命形势风起云涌，声势很好，另一方面出现了反复的夺权斗争。我们夺过来了，不注意就会被夺回去。革命委员会叫右派掌握了就会变颜色。在学校里，右派学生反对贫下中农，工人，革命干部子弟，谁表现好就说是黑帮，有的左派学生就是顶住了，有的挨了打，挨了打就成长了，有的打了人，把女同学衣服剥了，这不是右派是什么？有的与黑帮孩子一刀两断，经过这场斗争，他是什么人就很清楚了，还有一个特点。一方面出现大字报，批判会，大字报大部分是好的，也有不好的，你说大字报是照妖镜，他说是“照党镜”，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侮辱打击干部党员，破坏有多大还很难讲。
    有些地方出现压制民主，或一筹莫展，不会领导，放任自流，或工作队不纯。
    总之，范围很广，变得很快，变化多，这就是运动特点。多数党委垮了，少数还在顽抗，有的还是好的，在这种情况下群众需要加强党的领导，有的工作组担任夺权任务。
    二、出现前面情况原因和估计：
    大好形势出现，由于党的威信，毛主席至高无上的威信，出现反复，由于在党内长期修正主义影响，有阴谋活动，党外资产阶级势力在抵抗，他们不甘心死亡，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 前市委长期不突出政治。
    三、办法：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华南工学院“北京来信”事件
    在广州发生的一起轰动一时的事件，是由一封北京来信引发的。
    六月间，华南工学院学生高翔收到其妹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信，介绍北京文化革命的情况，
    高翔等学生在六月二十四日贴出了“北京来信”，并写了《告全院学生党员书》的大字报。“北京来信”中有这样的话：“除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各级党组织领导都可以怀疑。”顿时，学生奔走相告，争相传抄。
    当晚，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主持召开会议，把“北京来信”定为反革命信件，决定派出专案组进行侦察。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凌晨一点，在工作队和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张进策划下，一些工农和革干子弟举行紧急会议，连夜写出批判文章、大字报，指责“北京来信”是“反革命暴动的宣言书”，是“裴多菲俱乐部反革命纲领的翻版”，是“匈牙利暴乱的前奏”。
    工作队还布置对有关学生进行监视、跟踪。因“北京来信”受到镇压，五名学生赴北京反映情况，被省委拦截和控制。华南工学院萧玉祥等十八名学生写了一篇“各兄弟院校联合起来”的信件，提倡串连，也被定为反动信件进行追查。
    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出版的第七期《中南文化革命简讯》（当时中共中南局的一份内部刊物）报道了这一事件，并把这一事件形容为“华南工学院就一封反动信件展开的一场斗争”。
    将近一年后的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周恩来在对广州两派代表的谈话中，特地为“北京来信”事件平反，他说：“‘北京来信’那个斗争是受压迫的。是广东革命群众第一次受当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省委的迫害，也是受到陶铸的压迫。”[26]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清华大学蒯大富事件
    一九六六年六月九日，北京新市委派出的以叶林为组长的工作组进入清华大学。
    工作组进校后首先把清华所有都干部赶“上楼”，要求干部人人检查，检查过关后才能“下楼”，并要求干部“层层剥皮”，先揭发基层，后揭发党委，一层一层往上追。
    清华大学工作组打击一大片
    清华大学原有校领导干部十一人（党委书记兼校长一人，党委副书记五人，副校长五人），原有党委副部长、党总支副书记、行政副处长、系副主任以上中层干部一百四十五人。原有教职工党支部副书记、教研组副主任以上的基层干部四百余人。共计干部五百多人。
    自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九日工作组进校宣布“夺权”，代行党委职权后，原有校、系、教研组的党政干部，全部“靠边站”。在学生班上的政治辅导员、党支部书记（乃至支部委员），也不例外。工作组进校后，对待干部的作法，大体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六月九日工作组进校到六月二十三日。工作组对所有干部，全部“撤职罢官”，统统靠边，并赶“上楼”。然后，大搞人人过关检查。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第二个阶段——从六月二十四日到七月十五日。工作组大搞所谓“反蒯”。同时，“反蒯”与干部检查“下楼’，交叉进行，利用干部整群众，煽动干部围攻革命左派，“将功赎罪”。
    第三个阶段——从七月十六日到八月初，工作组撤出为止。工作组大搞所谓对黑帮的“批判”、“斗争”。干部继续检查“下楼”，把一部份干部“挂起来”。
    工作组的具体作法是：
    （一）对干部不作阶级分析，一概排斥、一概打倒
    工作组进校后，六月十一日上午，由副组长杨××召集全校干部大会，宣布工作组来清华“夺权”，并要到会干部“老实交代”。他们还在同学中散播：“蒋南翔坏了，那么从党委、团委到系总支、分团委、党支部也都坏了，各级干部没有一个好的”，“清华是黑窝”，“整个清华的党组织是一个庞大的保皇党”。甚至说：“清华党是黑党”，“清华干部是铁板一块”，“清华干部八年也改造不过来”。工作组不准干部看大字报，不准参加运动和任何会议，让他们完全与群众隔绝，成天在屋子里读《修养》。工作组向干部提出，要多读《修养》一书，对照着写“下楼”检查，说“你们过去之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读这本书读得太少了”。系总支书记、支部书记全由工作组兼任或指派，指派的多是他们心目中的“左派”。七月十二日，机械系临时党总支成立，大会上先由工作组宣布并通过贺鹏飞、胡××、张××转正（贺、胡二人转正提前两个月），然后任命贺鹏飞为副书记，张××、胡××、张××为总支委员。宣布时连张××本人也很“突然”，群众问她，她不承认，以致传为笑话。在自控系，工作组急急忙忙让刘涛提前转正，并指派她任系临时党总支副书记，群众意见纷纷。
    （二）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对一般干部作敌我矛盾处理。数力系党支委以上、教研组主任以上干部五十五人，被工作组打成“黑帮”、“黑线”的三十九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一，该系党总支委员十二人，百分之一百被打成“黑帮”。工作组刚进校，有同学贴出对干部的《十条通令》大字报，工组说这张大字报“长无产阶级志气，灭资产阶级保皇派威风”，并在全校广播，分别在各系宣布、传达到全体干部。其主要内容是：
    （１）必须彻底交代“黑组织”；
    （２）必须交代假起义，交代幕后策划人；
    （３）六月十四日以前向工作组交出“黑名单”；
    （４）没有工作组的许可，都留在宿舍里，随叫随到，等待审问；
    （５）绝对服从工作组的命令；
    （６）不准动工作组同志一根毫毛。
    这样一来，所有干部部被关在屋子里，成天写检查，写思想汇报、活动汇报，交代材料。出校门要请假，连学生辅导员、级主任也不例外。
    另一方面，工作组对于一小撮真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极力保护。蒋南翔在高教部一直未回校。王光美七月二十三日对工化系“十七人小组”（蒯大富同志所在的化９０２班内反蒯的十六名学生组成）讲：“蒋南翔性质还末定”。刘冰（校党委第一副书记），胡×（校党委副书记）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二十八日在北京饭店开市的三级干部会议，何东昌（校党委副书记）则在香山休养，直到七月十八日才返校。刘、胡二人回校后，只斗了一次，对在校的艾知生（校党委副书记）多方保护，由于群情激愤，工作组才草草斗了一下。
    （三）在基层干部中大搞人人检查“下楼”
    凡是干部一律靠边站。群众形容：“游街一大串，斗争会一大片，劳改一大队。”这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不感到孤立。在基层干部中大搞人人检查“下楼”。某某人在六月十八日给刘×指示：关于党员干部“下楼”的问题，让各班同学讨论一下是不是对所有党员干部都要批评，让他们作检讨。于是，叶林等在六月二十日给市委的报告中明确规定：对基层干部（辅导员、支部书记、支部委员）“一般的采取自我检查，群众批评帮助的办法。”机械系有的级主任检查多达四、五次，才勉强过了关，甚至有的团支委、积极分子，也被工作组确定为“下楼”对象。工作组对待基层干部的方针，用他们的话说：“层层剥皮”（层层往上剥，先揭基层，后揭党委）；“先扫外围，后打黑线”；“小鬼揭大鬼”（由下到上）；“顺藤模瓜，内查外调”。工作组在群众中散播：“清华的干部都是‘牛’字号的”（意即牛鬼蛇神），清华下面和上面的干部结成“死党”，甚至说“下面比上面更坏”。干部检查“下楼”时，有几条标准：
    检查错误　交代罪行
    自觉上纲　挖出黑心
    所谓“上纲”就是要上升到“自觉地执行蒋南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自觉反毛泽东思想”、“自觉反党反对党中央”。
    对基层干部检查“下楼”会，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使下，工作组副组长杨××亲自作了布置：“要注意煞威风与攻心战相结合，大会煞威风和小会攻心短兵相接相结合。”他说：对干部不能“宽容”要“尽最大的力量，不漏掉一个坏人”。检查“下楼”的范围，实际上几乎是全部党员。工作组提出：“党员凡是原来盲目执行前市委指示的，要检查”；“党员凡原来盲目执行校党委的指示的，要检查。”例如机械系共二百零二个党员，确定不准“下楼”的五十九人；经过检查“下楼”的一百一十五人；挂起来的二十八人（据七月十二日工作组宣布的数字）。
    这样一来，群众说：清华是“党员不如团员，团员不如群众”。在数力系竟发生这样一件怪事：工作组进校不久，要数力系一个党外“老教授”杜××（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召开数力系的总支委员会，当时杜在会上说：工作组叫你们老实交代。工作组还派了一个党员作杜的秘书，去作记录。
    （四）利用干部整革命群众
    六月二十四日——七月十五日，工作组进行所谓“反蒯”斗争，这时他们又利用干部把矛头对准革命群众。
    ⑴以反工作组对干部“右倾”为名，继续散布“打倒一切”的舆论
    他们提出：“清华大学修正主义是一棵黑树，树干是校党委，树枝是下面所有的干部”，因此，应该“全部打倒”，否则“不能根除”。他们在教师、干部吃饭的食堂门口贴了一幅对联：
    一群混蛋
    氦氖氩氪氙惰性十足
    吃喝玩乐睡不问国事
    ⑵组织所谓“黑帮劳改队”，大刮“劳改风”
    他们把干部份为三类：
    黑帮分子—校一级干部、总支书记、副书记；
    黑线人物—总支委员、支部书记；
    黑帮爪牙—总支办事员、积极分子。
    然后组成三个劳改队：
    第一劳改队（八月二日—十一月初）：参加人为校一级干部、总支书记、系主任；
    第二劳改队（八月二日—十一月初）：参加人为总支副书记、分团委书记；
    第三劳改队（八月底—十月底）：参加人为支部书记、委员。有些政治教师、政治辅导员，也被劳改。
    学校十一个单位中，总支委员以上被劳改的，有九个单位是百分之一百，其他单位都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党委各部、学校各处负责人，被劳改的，在十四个单位中，有九个单位是百分之一百。
    全校五百多名干部中，被劳改的占百分之七十，没有劳改的大多是年老，有病；有的基层干部是群众抵制不让劳改的。
    ⑶对干部体罚
    八月二十五日晚上，前清华“红卫兵”的一些人，在阶梯教室用皮鞭抽打“劳改队”干部，被打的多是党委副部长，总支书记、副书记，半夜叫去，边走边打。有的人脸被打肿，打了以后，又把他们集中关在“生物馆”里面，有两个星期左右才放出来。　　工作组进校后的第二步是恢复正常的秩序，试图把乱揪乱斗的学生们拉回课堂。工作组员下到班级，组织同学们学习文件和社论，提高思想认识。　　但是部分同学不愿再受束缚，常常利用晚上的时间揪斗干部。　　工作组不同意学生们揪斗干部并将干部戴高帽游街的做法。一些工作组组员批评那些搞戴高帽游街的学生觉悟太低，没有政治头脑，是一群乌合之众。　　不久，就有部分同学贴大字报反对工作组的清规戒律和条条框框，说“工作组不可信任”、“工作组大方向错了”。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蒯大富对工作组的大方向提出质疑。
一、工作组往哪里去？
    　　一场严重的斗争又开始了！　　清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作组是九日晚上进校的，当日晚上，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高兴得跳了起来。但是，我们只高兴了几个小时，工作组到校已整整六天了，大批工作队员都干了些什么呢？是否促进了我校文化大革命？是否能把我校文化大革命引向最后胜利？这是每个革命左派，广大师生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下面我们提出一些现象和分析供大家思考。　　一、运动方向问题　　九日晚到十日晨，一夜之间从前顽固的保皇先生们都突然“哗变”纷纷起义，“我们受骗了”的大合唱登台表演了，各系打狗队十、十一日纷纷出去，很多狗被打得落花流水，夹尾而逃。十二日高教部各兄弟院校来声援我们，贴了些大字报，而我们学校大字报的数量急剧下降．到了十三、十四日由于连续开会讨论叶林同志报告，两次到三次，除社教战线上的同志贴出一部分大字报外，清华园内一片冷冷清清，大有运动趋于尾声之势，革命左派非常着急！运动向左转了还是向右转了？　　二、依靠谁　　左派不香、右派不臭，左派没有树立起威信。在依靠谁的问题上，工作组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们来的这几天，就我们班上来说，没有找过左派小组的一个成员谈过一次话。他们的活动很神秘，就现在已经组成的领导班子来看，许多班（包括有广播电台、工化系几个班）不是左派占优势，而原来是保皇派的成员占优势，这是严重的大方向问题。　　三、奇怪的李世权事件　　大家知道在工作组进校两天后，李世权铤而走险竟打出一张极其反动的大字报，我们认为这决不是疯狗跳墙，也决不可能是孤立的偶然事件，这是反动派疯狂反扑的征兆。对于这样一个现刑反革命，我们把他从公寓里拖到阶梯教室开斗争大会，工作组同志百般阻拦不让开，并提出三条：①让大家知道；②让大家都写大字报；③我们一定处理李世权事件。　　我们要问工作组，斗争反革命的大会不让开，却拼命扩大他的影响（反动大字报保留到十二日上午十点、到处转抄）。关起门来自己处理，我们怀疑这是否有问题，我们坚决要求工作组把李世权放出来让全校同学开斗争大会，糊里糊涂过关是不行的。　　四、自控系一张大字报　　自控系张根旺同志在三号楼贴出一张大字报，现抄录如下：工作组一同志说：“你们大学生觉悟太低了，没有一点政治头脑。”“你们可以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做法一点也不高级，不懂党的策略。”说“群众是一群乌合之众，像一群羊一样。”“组织性纪律性太差了，”又说“戴高帽子是国民党作风，农民可以这样做，你们不能这样做，这是无能的表现。”又说“你们这样做，你们中毒太深了，说明你们主席著作学得太差了”。　　我们无法想象这样的话是出自工作队队员之中，他竟对广大革命群众破口大骂，我们要告诉这位同志，你骂我们，我们不在乎，但是你骂我们贫下中农，我们不答应；你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就要和你拼命！　　请工作队领导同志立即核查此事是否属实，如果属实必须马上开除这个工作队员，并向全校作检讨。　　五条大棒　　钻在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为了阻挠文化大革命，常常挥舞着五条大棒：
    一曰“放”。叶林同志报告中曾反复强调要大揭发大批判：口上是这么说了，实际行动上怎么样呢？大字报急剧减少了，前天打出的数张对工作组有怀疑的大字报，被工作组采取的残酷手段压下去了；原按我们估计，在十五日将出现一场关于工作组性质的大辩论，但并没有出现，为什么呢？从我们工化系来看可以得到解答，蒯大富是我班的代表，同时也是班上对工作组怀疑最大的一个，当他把怀疑提给工作组时，工作组立刻对他施加“疲劳战术”，从十三日起早上报告、第一次讨论，下午排队看大字报，晚上八点三十分以前第二次讨论，八点三十分至十一点开代表大会，十四日上午第三次讨论，下午二点三十分至五点开筹备会，五点至八点开代表会，九点至十一点组长会，十五日刚起床早饭没吃，通知说开“紧急会议”，上午准备，下午斗争会，晚上还建议开，同志们：难道这就叫“放”吗？只准你们在台上作报告，不给我们喘息机会来写大字报，同意你们的意见开绿灯，不同意你们意见的开红灯。　　二曰“先立后破”。工作组同志几天来拼命强调，首先要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当然好，但是我们前面说过，有好些地方组织系统严重不纯，你们“立”的是什么东西？我们要开斗争会你们不准，我们抓住大黑帮戴高帽子游街，你们阻拦。我们画漫画、写对联、出杂文、揭露黑帮阴谋，你们说，东讲一句，西讲一句，这叫什么斗争呢？你们破的又是什么呢？先立后破的大棒子你们举起来了。　　三曰反对左派学阀。各系组成打狗队，到处找狗打，你们说这是打击面过大。化901班，刘才堂12号向工作组提出详细建议，14号得到工化系副组长张茜薇回答：“刘才堂，你太主观了！”从前我们冒着人头落地的危险，和保皇党进行斗争，今天我们抬头了，骂他们黑帮，可是我们的广播和叶林同志的报告反复强调“不驾人”斗争游街不允许，连骂黑帮也不允许，我们要问工作组，中央有过不骂人指示没有。反对左派学阀的大棒子你们举起来了。　　四曰“纯学术讨论”。十三号晚八点三十分工化副组长张茜薇同志召开据说是左派会议，会上他说“修正主义最危险，我们要识破他，你们同学尤其是高班同学，中毒太深了，你们要从自己个人的亲身体会来挖修正主义根子，使群众运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第二天天亮，有同学通过自己体会来系统的整理批判清华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保皇党分子的气焰还十分嚣张的情况下，工作组要把我们引到哪里去？这难道不是变相的纯学术批判吗？　　五曰“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工作组领导同志反复说：真理在我们手里，政权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摆事实、讲道理，把理由说充分，他们自然不神气。他们以此阻止我们了开斗争会，不让游街示众，甚至以此来阻拦我们开斗争现行反革命李世权大会，好像那些顽固的保皇派也能和我们一起坐下来进行说理斗争，我们不会上当的，我们知道，在我们向保皇派反击时，他们跟踪监视围攻，开黑名单、摄黑相片，造黑档案，对我们进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从来没有和我们讲道理，更谈不上什么平等，今天我们抬头了，工作组却口口声声要我们同黑帮摆事实讲道理，真理是有阶级性的。我们讲的是无产阶级真理，他们能听得进去吗？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对阶级敌人只有采取专政。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大棒子你们举起来了。　　“错误言论人人有份”“混战一场”这是一个大阴谋，左派是有一些错误的，但他们和右派的反动言论根本不同，而我们工作组同志怎么说呢？“左派中毒太深了”、“太主观了”，没有秩序，右派受骗了，多数是盲目执行者，因此有些左派不得不在那里清除毒素，右派却以为自己是盲目执行者、受骗了，逍遥自在，没事干，岂不是“错误言论人人有份”，“混战一场吗”？这条大棒你们也举起来了。我们十分痛心，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是帮助我们搞文化大革命的，可是，他们却拿起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的五条大棒，在左派头上挥舞，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往哪里去？我们无法设想。　　关于六月十三日大会　　六月十三日清华大学召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对叶林同志的报告提出下面三个问题。　　（1）东风压倒西风问题。在十三日清华园内是否真正是东风压倒西风？清华园内政权是否真正在左派手里？　　（2）关于百分之九十五党团员是要革命的提法上在十日前，滴水不漏，清华大学上层组织能否这样提？它会产生什么后果？　　（3）叶林同志强调说我们要建立良好的革命秩序。是否意味着我们原来的秩序不好。斗争会游街等无纪律。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什么样的秩序叫革命秩序，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是怎样说的？　　大会三个发言者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身份历史表现，工作组调查了没有？据我们所知，教职工在九号前很少几个人反对校党委，他们怎么稀里糊涂上台发言的？那个教师代表竟说出我们“无限信赖工作组”这句极错误的话，更令人气愤的是没有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发言稿工作组审查了没有，我们要求重放大会录音，公布三个发言者的身份。　　回答几个问题　　一、有人说“我们无限信赖工作组！”同志们，你们错了，我们无限信赖的是党中央，无限信赖的是毛主席、是毛泽东思想。在工作组的性质未搞清楚之前，提出这样的口号是不负责任的，不也曾有人说过“我们无限信赖校党委”？事实是怎样呢？是黑帮。我们学校的工作组究竟怎么样，还不能下结论，此时就提出“无限信赖工作组”不能不算是阴谋。任何人都要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经受考验，工作组尤其这样。　　二、有人说：“工作组的成绩很大，刚一来局势就大变。”我们说局势大变不是工作组的成绩，而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威望使黑帮胆寒，是革命左派的斗争，使保皇派们丧魂，他们才不得不“起义”、“投降”。　　我们的决心    我们赶上了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感到很幸福。我们没有经验，这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武器。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谁要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反对谁，不管他威望有多高，不管他是什么人，我们一定要和他斗到底，把他斗垮斗臭！　　同志们，我们正在进行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是非常曲折的、复杂的。我们必须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我们相信就一定能胜利。　　一切愿意革命的人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　　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乘胜前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化　九零二　蒯大富　孟家驹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九日，王光美进入清华大学。
    王光美来到清华，在群众面前公开亮相，说是“少奇同志让我来看大字报”的。她表示愿意参加清华的文化大革命，并成了清华工作组的成员。当晚在工作组的会议上，王光美说：工作组进校十天了，还站不住脚，还控制不住局势。表示不满。
    同日，薄一波与蒯大富对话；
    薄一波谈了一些斗争策略后谈到了工作组的问题，这时后面一个声音喊道：“工作组方向有问题！”　　蒯：不是这样说的，我是说，我们提了许多意见，工作组不给答复。　　薄：这是哪个同学说的，请他进来，你是哪个系的，叫什么名字。　　蒯：我叫蒯大富，工化系。　　薄：为什么工作组方向错了。　　蒯：十五日以前工作组什么工作也没干，我们要游街，工作组都干涉。　　薄：噢！那你说说怎么办，工作组在清华园下了车站在校门口就喊，大家斗啊！这不解决问题，毛主席说：“下车伊始，哇喇哇喇，”你知道吗？　　蒯：我知道，但工作组来了后十五日前不让我们斗人等等……所以大方向错了。　　薄：你是左派？　　蒯：这我自己怎么好说呢。　　薄：革命者应该勇于承认自己是左派。　　蒯：而我以为自己是左派。　　吕：你认为错了，那么错在那儿，你认为的大方向应该是什么？　　薄：这同学说的有道理，你叫什么名字？　　吕：吕述祖（下称吕）　　蒯：我们还有很多理由说明工作组方向有问题，我们信赖党中央毛主席。　　薄：信赖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对的，但毛主席不是孤立的，他有头发，有手，有腿……他作事情是通过这些作的。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政策是通过基层执行贯彻的，我们认为工作组是可信赖的，难道你连毛主席派来的人都不相信？　　蒯：我们是有理由怀疑的。　　吕：你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那时我也希望斗他们，但我觉得是当时自己没跟上形势，斗争会要有“孕育期”，这就是调查研究，调查是毛主席思想关键一点。　　薄：对！来到清华园，说一声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出来，只把右派留在清华园里，用机关枪一扫，这不解决问题，真正革命左派不仅要敢于革命，而且要善于革命。　　蒯：是的！我知道这一点。　　薄：好！蒯大富我给你提三点建议（这三点叫蒯大富重复了两遍）。　　一、 希望你能站在左派群众中来，站在工作组一边去，不要作左派中的左派，如果作左派中的左派，那就是带引号的左派，也就是右派了，一个圆分左半圆和右半圆组成，如果过左了就成了右了。　　二、 希望你能好好学习主席著作和语录，多在用字上下功夫，毛泽东思想不仅对黑帮是照妖镜，对自己的错误思想亦是照妖镜。　　三、 噢！上面两点就已经够了，希望你今天学了语录以后，明天贴一张大字报，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澄清一下错误，不过关于这一点，你是否敢于写，我是怀疑的，你如果不写，就会象他们处境一样尴尬（用手指爬在芦席上听我们讲话的同学），受到大家的围攻，起码他（指吕）就会写大字报攻你。　　蒯：被多数人反对的不一定是错的。　　薄：这话对！但是陆平还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蒯：我觉得这个比喻是不恰当的。　　薄：我认为是恰当的，难道你让我举中国受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围攻的例子吗？恐怕在这儿的同学都不会答应，那他们不都成了修正主义了吗！　　蒯：你叫什么名字？　　薄：这个我懒得说。　　蒯：那你告诉我个姓吧！　　薄：我有我的自由，不一定答。　　蒯：我也有我的自由，但是我刚才把我的名字告诉你，你们应该告诉我。　　薄：好！我走了！至于我的名字，我走后你们就会知道。　　谈话基本结束，另薄又问过蒯大富同志：“六月九号和十号两天清华园形势大不一样，是为什么？”　　蒯：我觉得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　　薄：那么难道九号以前主席思想就没有威力了吗？我认为取得成绩其一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其二是由于工作组进校了。（又当同学谈到我校基础课教研组李世权写的极端反动标语时，薄问）　　薄：他写了什么标语？　　一同学：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　　薄：“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好！好！让他写嘛；你们不懂策略，我就比你们多读一些，应该让他们先放出来……。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一日，蒯大富在一张大字报上写下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
    当天晚上，王光美就在她召集的工化系部分同学座谈会上，拿出蒯大富在大字报上小批的照片向同学们介绍说．“大家要注意，人家要向你们夺权了，这是一场阶级斗争。”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蒯大富给北师大女附中革命左派的一封公开信
    师大女附中坚定的革命左派：
    师大女附中全体革命师生：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好！ 　　针对你们学校的情况，我想和你们讨论几个问题。我的看法如不符合主席思想，请批评指正。　　一、什么是真正的革命左派？　　真正的革命左派应该是把世界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心里始终想着正在战斗、正在流血、正在受苦的世界2／3人民，始终想着中国人民，想着党中央，毛主席，他们天不怕，地不怕，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最高指示；他们是懂策略，善于团结群众。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革命左派。　　革命左派的首要任务是什么？　　毛主席再三教导我们，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夺权斗争。所以说，真正的革命左派脑子里想的是夺权，两眼看的是夺权，双手做的是夺权。我们为无产阶级夺权，为党夺权，决不是搞个人野心，当“大官”。　　你们学校的权，从前在学校领导手里，你们和他们斗，把他们斗垮了。今天工作组接管了你们全部权力。那么，每个真正革命左派都应当考虑，工作组能不能代表我们？能不能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如果代表我们，则我们热烈拥护；　如果不代表我们，则必须再次夺权！这是头等重要问题，切不可糊里糊涂，等闲视之。　　三、工作组是否不可侵犯？　　工作组是帮助革命群众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如果它坚决执行中央精神，以毛泽东思想为最高指示，处处为革命群众撑腰，处处打击黑帮分子和保皇派的气焰，放手发动群众，放手让群众写大字报。这样的工作组就应当拥护。反之，如果工作组象小脚女人，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处处压制“放”，不为左派撑腰，反长右派气焰。这种工作组不能领导，应该轰走。　　“无限信赖工作组”的口号是反动的。　　“不许贴工作组大字报”的口号是反动的。　　毛泽东思想，具体地说，主席的书、《人民日报》最近社论，是我们文化大革命唯一的最高的指示。符合这个，我们照办，违反这个，我们就要反，根本违反．我们就要斗！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是那儿派来的工作组，一定要和他们斗。把它斗垮、斗臭、斗烂，再赶走！ 　　四、文化大革命主要斗争形式是什么？　　是大字报。在大字报上进行说理斗争，我们坚决反对那种不进行说理而泼口大骂的人。这种家伙是保皇派。他们特别害怕大字报，左派不要理他们，你骂你的，我贴我的。真理总会最后战胜错误。我们要大写大字报，不要怕任何围攻。有党和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大不了豁出一条命！ 　　五、工作组不是立场问题，但水平低，他们想搞好，而无能力搞好。这怎办？　　一般不会出这种情况。万一出现。也应该把这样的工作组赶走。不能领导，却抱住权力不放，拖群众运动的腿，这样的工作组要它干吗呢？赶走不更爽快一些吗？　　六、保皇派反对革命派的方式是什么？　　一句话：打着红旗反红旗，压和拉束合，分化瓦解左派力量。具体地说，有五条大棒：①“放”，实际上压制左派放了；②“先立后破”；③反对“左派学阀”（过分强调政策。准备细微；主张合二为一，改良主义）；④“纯学术讨论”（逃避要害问题，引向枝节问题）；⑤“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错误言论人人有份”“混战一场”“揪住左派不放”。对你们学校，每个同学找一找看，有没有这五条大棒。　　主席的话，《人民日报》社论是唯一的最高指示！ 　　违反主席思想的我们就要造反！ 　　提高警惕！提高警惕！！提高警惕啊！！！　　战友们，紧握你们的双手！奋不顾身，勇敢地战斗吧！ 未来的世界属于我们，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 　　致　　革命左派的崇高敬礼　　蒯大富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清华园
    工作组错误估计了形势。王光美说：蒯大富要夺权。薄一波指示工作组：反击。他们认为清华右派学生正在向党夺权，必须加以反击，并且提出了“反蒋(南翔)必先反蒯(大富)”的口号。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出现一批反对蒯大富的大字报。
    一些人围着蒯大富进行辩论。
    六月二十四日下午，当蒯大富提出要在大礼堂进行辩论以后，王光美说：“开辩论会好嘛，人家要向你们夺权了，是敌我性质的问题了，你们也应该说说话了。”从此，就掀起了一场全校性的“反蒯斗争”。
    工作组召开辩论会，辩论中，拥护工作组一方的发言漏洞百出，十分被动。工作组组长叶林自己走上讲台，指责蒯大富要向工作组夺权，是一种反动行为。他要求全校同学表态，要么站在蒯大富一边，要么站在工作组一边。工作组副组长周赤萍也跑上讲台说：“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　　工作组的做法不仅没有孤立蒯大富，相反却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反感，认为蒯大富写的批语和大字报，只是表明他对工作组的不同意见，算不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工作组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势压人，乱扣帽子，不同意工作组将蒯大富打成反革命。同学们纷纷贴大字报反对工作组，有一个班一共30人，有26人贴了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
    下午三时，工作组向群众传达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以北大“6.18事件”为依据所做的6.23报告，从而扭转了被动局面，平息了群众反对工作组的浪潮。从此，清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了长达20天的“反蒯”时期。在“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无限信赖工作组”等口号下，工作组把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了学生群众。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出现了“打倒反革命分子蒯大富”标语、口号。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六日，一些人在校内组织游行示威，拥护工作组。
    蒯大富等人到党中央、国务院、北京市委上访，反映学校的情况。
    六月二十六日，蒯大富给吴浩汀等人的信：
    吴浩汀、李世雄、谢位珍、卞有为、鲍长康、邵凯胜、陈新生、曾文龙等八位同志亲爱的同志们，你们好！　　我在这儿，不得不说几句心里话。　　现在的斗争形势特别艰苦！希望你们绝不要考虑个人，一丝一毫也不能考虑，豁出去！　　在别人把我们当着“反革命分子”的时候，我们绝不能一丝一毫的退缩。在“反革命分子”帽子没有摘掉之前，我们绝不能向什么人承认错误，我们退一寸，他们就要进一丈！他们现在抓不住我们什么把柄，千万不要把关键性的“把柄”送给他们，这样，他们气势更高了，更能蒙蔽群众，就将给文化大革命带来巨大损失！　　我先走访新市委，再走访华北局。如果此二处得不到满意答复，加上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处我们就无处说话。那时，我将采取强硬措施，坚决求见中央高级首长。不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誓死不回学校！　　我建议你们做下面几点：　　1．一点不透露我在干什么。　　2．坚决不发言，不表态，不参加辩论。　　3．谢绝来访。　　4．密切地注视学校动向，随时做详细记录。　　5．好好学习社论，把着毛泽东思想方向！　　6．特别需要警惕！防止出人身事故！　　同志们，斗争最艰苦的时候最需要我们紧密地团结起来。要在革命的车子上坐稳，绝不要摔出去！　　紧紧握住你们的手！　　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鲍阅后，密传我组可靠的人看，　　看完小心保存，不得遗失！　　回去给我。　　衷心地希望你们在这个时候，在这最艰苦的时候，不要离开我！　　蒯大富　　六月二十六下午七点十分　　于新市委接待室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工作组召开大会批判蒯大富等人。
    辩论会上，由于蒯大富发言有理而工作组反驳却无力，王光美坐在甲所收听了大会发言之后，非常生气，说“肺都气炸了”，蒯大富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典型。积极分子为什么跟不上去，不能把他驳倒？要学习农村“四清”的经验，要“亮典型”，“打活靶子”，要把蒯大富作为“典型”、作为“活靶子”来打。既要在理论上把蒯大富批深批透，还要把他的组织活动查清。
    于是打击面迅速扩大，到处追查“蒯式人物”，打击广大革命群众。
    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工作组进行反蒯斗争，多次斗争蒯大富等人，被斗者有一人自杀身亡。
    王光美强调批判大会要开得很有声势，发言人要层层选拔，会前要练兵预演。每次斗争大会之前的预演会，都是王光美亲自主持的，并且亲自动手修改发言稿。在她的导演下，“上纲”愈上愈高，一时，清华园内“反革命”、“反党分子”帽子满天飞，搞得人人自危，造成严重的白色恐怖气氛。但王光美还认为不足，对工作组继续施加压力，竟当着工作组长的面说：“我看你们一个副主任，两个副部长还斗不过一个小小的蒯大富。”
    工作组利用干部急于要“下楼”、“解放”，的心情，鼓动干部“反蒯”，说这是干部“触及灵魂”“将功赎罪”的“大好机会”。曾××是蒯大富的班主任，因“反蒯”需要，工作组就让他提前“下楼”了。有的干部检查多次，工作组都说不行，但“反蒯有功”，就能迅速“下楼”。例如工程物理系过去有个“保蒋”的“打手”，因“反蒯”积极，很快“下了楼”。为了“反蒯”，王光美要干部以实际行动表示支持工作组”，要在与蒯大富“辩论”时，恢复党团组织，要党员表态，“下楼”。如不“反蒯”，就让干部长期“挂着”，无法“下楼”。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蒯大富关于六月二十七日大会声明
    （一）不管怎么样，这次大会起码在客观上是一次政治迫害大会。我希望这是由于工作组调查不周所犯的错误，但愿不是预谋的政治迫害。
    建议大家好好学习《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一文，对照我校目前情况，再认真分析、思考。
    （二）我非常体谅、非常理解大多数师生员工对我采取的态度。如果对待反革命，应该这样。你们现在对我恨之入骨，骂我，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三）昨天晚上大会的发言者（除我以外），采取了捏造事实，无中生有、造谣撒谎、歪曲事实、断章取义，小事化大、乱下结论等各种卑鄙手法。我将逐个澄清。不过这表明了他们是非常软弱的。
    （四）高压政策，本身就是软弱的表现。不过，我再一次表明，对我的效果为零！要我承认我是反革命分子，我永远也办不到！就是上了绞刑架，我也将宣布，我是革命者，是坚决革命到底的！
    （五）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党中央和毛主席在我们身边。我有一千条，一万理由相信，这股黑风将被倒。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终会弄清楚。
    （六）党中央和毛主席在群众中享有极大的、不可动摇的威信。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是无穷的，群众的觉悟水平是很高的。我们的叶林同志，不要错误估计形势。
    （七）再诚恳进叶林同志一言，这样的大会，从根本上来说，是否对文化大革命有利？望您考虑。很可能起着很大的压制作用。
    三思啊，同志们！
    一九六六年六月底开始，工作组实行封校，不准教师学生自由出入学校。
    剥夺蒯大富等人的人身自由。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九日，蒯大富致叶林的信
    叶林同志，你好！
    今天，我想对您说几句话。
    一、说实在的，我压根儿没有想到，"小小的"蒯大富竟有如此"威力"，不得不使工作组要集中全部精力来把他"压"下去。声势之大是空前的，全校写大字报对付一个人，游行、示威，开全校大会，广播等大手段都使上了。这样的声势对蒋南翔都没有使过，不能不使我感到"幸福"。
    殊不知蒯大富"又臭又硬"，死不屈服。你大概有点心虚了吧？如果心中还很踏实，还有手段没拿出来，那很好，我等着。顺便说一句，我将用我使得出的一切手段应战。
    二、你说过："向工作组夺权，这不是向无产阶级夺权吗？""向无产阶级夺权就是反革命行为"，"蒯大富要夺工作组的权"，言下之意，蒯大富就是反革命。在您的启发下，"打倒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口号满天飞。
    我想，您是老革命了。什么是反革命，您一定很清楚。那您凭什么说我是反革命呢？"向工作组夺权"这句话我从未说过，是您强加的。那么凭什么呢？就凭我把毛主席关于政权的思想具体应用到学校来吗？（注）难道就凭我提出"要"考验工作组吗？难道就凭我提出"工作组的大方向有严重的错误"吗？等等，就凭这些我看不能给我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吧。
    何况，你们并没有用大量事实和充份道理来证明你们的"大方向完全正确"，是"毛泽东思想的方向"，反而让那些捏造事实、歪曲事实、胡说八道的人大放厥词，对我进行无耻的攻击，我不能不表示遗憾。
    但愿这是您由于调查不周所犯的错误，而非常不希望是你安排的政治陷害。
    三、叶林同志，请您睁开眼睛看一看，到底都是谁在全力支持你？那些从前是保皇的人，摇身一变为"革命左派"，那些投机革命分子成为你们最得力的助手，甚至原黑帮打手叶X等一群，也大叫大嚷："坚决支持叶林同志！"而那些一直是眼睛最亮的真正左派，对你们提了些正确的意见，你们就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大打出手，施加政治压力，使得他们不得不检讨，交代什么"罪行"。我见过非常痛心！我想，这也是您──真正的革命者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吧。
    四、看看"六·二二"事件以后的情况吧。原来还有不少同志敢于向工作组提意见，而现在由于高压政 策，谁还敢对工作组说半个"不"字呢？你们一来就拼命树立对您和工作组的迷信和盲目崇拜。以后6月27日，大会发言有人喊出"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这样极端反动的口号时，台下鼓掌不算，主席台上竟有多人报以热烈的掌声。我实在难以理解。这种高压政策使人们感觉到一种恐怖氧气。我不禁想起当时校党委的高压政策，使人不敢发言，他们怕交不了账，慌忙命令同学"提意见"。处于目前我们学校这种情况，叶林同志，我真替你担心，如果你不慌报的话，你怎么向北京新市委交账？怎么向党中央毛主席交账？
    五、我希望你好好抓一抓工作组。尽快"统一思想"。已有可靠的迹象表明，在工作组内，有同志支持和同情我们。要抓就抓在前面，抓晚了后，怕到一定时刻，工作组内真正的革命同志，要起来揭发你们领导所犯的严重错误。
    敬爱的叶林同志，时间紧的很哪，赶紧安排好计划，准备下一步吧，我耐心地等待着。不知怎么的，我的信心越来越足。拿起毛选，就像毛主席在身边似的！
    祝你身体好！
    致
    革命敬礼！
    蒯大富1966.06.29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十日，蒯大富贴出《告全校人员书》
    全校革命的师生员工，
    工作队同志们，　　今天，我和大家讨论三个问题。　　1．差不多全校人员都说我是反革命。什么是反革命呢？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才叫反革命。这五“反”我一“反”也沾不上。外面大字报上、广播内容中，叙述我的“罪行”，全是捏造事实、歪曲事实以后强加的。许多同志，见此信以为真，对蒯大富是反革命分子，坚信不移。　　同志们，我要严正指出，如果你是真正革命者的话，如果你真正对党中央毛主席彻底负责的话，把话说绝，如果你还有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良心的话，那末，我衷心地希望你们，（你们也有责任这样做）好好作一番深入地调查研究，按毛泽东思想认真分析。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带着“蒯大富是反革命”的框框去调查也是无济于事的。　　我还请你们中一些人再次走访中央，反映学校详细情况，并把我的大字报抄稿交给中央。我是无限信赖党中央，无限信赖毛主席的。　　孟家驹曾对我说过：“哎！上天无门哪！”我立即反驳他：“胡说八道！在北京如听不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那中国岂不完了？你是怎样无限信赖党中央、无限信赖毛主席的？”中国永远不会完！中国永远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天天听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那么宏亮有力，又是那么亲切！　　一方面，我相信，叶林同志他一定能如实地向新市委和党中央反映清华情况；另一方面，即使万一叶林同志歪曲反映情况的话，那么他也不能一手遮天，倘大清华，岂是叶林同志一手能遮住的？请同志们切不可低估党中央和毛主席在群众中享有的极大的不可动摇的威信。我十分坚定地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定能全盘了解清华情况。蒯大富是什么样的人？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定能作出绝对正确的判断！　　2．同志们，你们注意到目前学校情况没有？现在，在全校范围内大肆制造舆论，一方面，他们公布蒯大富莫须有的“罪行”，另一方面，他们又说，蒯大富“花岗岩脑袋”，“顽固不化”，“又臭又硬”，“反革命分子不会承认自己是反革命的”等等。　　而且，我再一次严正要求，在没有判我是反革命以前，你们要坚决执行北京新市委指示，和履行你们自己的诺言：绝对保证我人身安全！　　3．有同志说：“不管你过去怎么样，起码你在文化大革命中把运动引入歧途，对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 　　我说，何为歧途？望大家慎重考虑！我早说过，在运动中考查工作组性质本身，就是文化大革命一部分。我校目前之所以出现这种局势，完全是工作组所做所为造成的，要工作组负全部责任。如果说，这妨碍了打校党委黑帮，那大家去找运动领导叶林同志算账。我不负任何责任！　　但是，我再一次声明，工作组是否是黑线的组成部分，这要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包括革命的工作组员，在运动中考查！我相信，只要他姓“修”，他就不会说出姓“马”的话来！ 　　同学们，同志们，在这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每个人必须坚定地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　　杀了我一个，　　自有后来人！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六月三十日写成大字报贴出）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日，蒯大富再致叶林的信
    叶林同志，你好！
    上次给你的信大概收到了吧，不过没得到你的回音。也许是工作太忙了。
    今天，我想再对您说几句心里话。
    一、我真佩服您的高压政策过硬，效果也十分惊人。这几天，您大概很高兴吧。除了蒯大富，差不多都被"压"过去了，您还准备怎样对待我呢？
    通过这几天的领教，我很体会您大有几手。虽然你们对付校黑党委没有什么大本事，迟迟不安排作战方案，但是你们对付我的过程中，却显得十分精明，计划安排得特别周密。
    压上加压，再加再压，这大概是您的传家宝吧。
    叶林同志，您现在是否认识到，高压政策对我的效果为零？如果没认识到，希望您能早点拿出更大压力的高压政策，再试一试，看灵不灵。如果您已认识到高压政策不能使蒯大富屈服，那么，你是否考虑换别的一手？
    二、切切提醒您注意，您千万不要这样想：蒯大富事件不了了之，算了吧。
    这场大是大非的辩论是你们挑起的。你们的行动严重地损害了党中央、毛主席和北京新市委的威信。我们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不得不拿起大字报这个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进行应战。然而，你们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对我们施加巨大压力，甚至对我们进行政治迫害，将文化大革命引入歧途。
    你们现在还想对蒯大富事件不了了之，那是办不到的！辩论你们既然挑起来了，那么下面怎样走，就不可能按照你们的意志行事。叶林同志，我要严正告诉您，如果不把蒯大富事件作出真正符合革命利益的处理，想走为上计，这种想法未免太幼稚了。要战斗，咱们就得战斗到底，不决一胜负，誓不收兵。
    三、从6月22日到今天，已经10天了。这几天几乎全是搞蒯大富问题。同学们很着急，都说校党委还打不打了？你们要来找我算账。我说，我不负这个责任，要叶林同志来负这个责任。
    叶林同志，您大概听到很多群众的呼声吧？他们都说要立即判蒯大富是反革命分子，专我的政。只准我规规矩矩，不准我乱说乱动。您准备怎样对待群众的意见呢？是否感到压力很大？
    四、我认为，我对我自己是很了解的。我绝对不承认我是反革命。事实上，你们了也拿不出任何罪状来，我心里很踏实，没有一点空虚的感觉，也不感到有什么压力。这是真的。不知您是否相信？
    五、我作一种大胆的推测：也许您已经认识到，在处理蒯大富事件中，犯了严重错误，而这种错误是由于调查不周，乱下结论所致的。产生的恶果是严重阻碍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发展。
    如果我这种推测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话，那么你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应该满足我下面十条要求：
    1、召开全校大会，公开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并作深刻检讨。
    2、宣布蒯大富不是反革命分子，而是革命者，赔偿我的政治损失。洗刷一切攻击我的大字报，广播6月28日以后所写的所有的大字报全文。
    3、宣布我组原十人及史复有同志不是反革命分子。宣布刘才堂、王铁成、任传仲、张云辉、刘泉及绝大多数曾经支持过我或同情过我的同志不是什么"蒯氏黑打手"，而是革命者，赔偿他们的政治损失。
    4、勒令那些明知内情而蓄意捏造和歪曲事实的人，勒令那些别有用心攻击我的少数人作深刻的交代和检讨并减除广大群众被蒙蔽状态。（大部分群众，我不责怪他们）
    5、撤销工作系副组长张茜薇同志的职务。撤换化九的四个工作队员，换上新的经过严格挑选的工作队员到化九来。
    6、重新严格审查文革领导机构。剔除那些投机革命分子和不坚定分子。
    7、全面总结工作组进校以来的工作。解释六·二二事件、王铁成变"疯"事件及其他事件。
    8、通知附中及外校工作组，希望他们不要对与我有过联系的人，施加政治压力。
    9、在做到上述事情以后，立即转入打校党委黑帮高潮，拟下详细战斗方案，揪出真正黑帮分子，七斗八斗，猛打猛冲，穷追不舍，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10、把我校情况，真实地、详细地、迅速地汇报给新市委及中央，请求请求。
    再说一遍，如果您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话，您就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我上述十条要求中任何一条。
    六、如果我上述的推测，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话，即现在你并不认识到自己有什么过错，还是"毛泽东思想方向"，那么，也很好，您还按原计划进行。我等着应战。不过我提醒您注意一下，那我就不承认您是调查不周所犯的错误，而认为是预谋的。十条要求已公布于大家，不管到哪一天总会全部满足的。
    七、叶林同志，再一次向您表白吧，我的信心更加足。我认为，形势在按照我的估计向前发展。
    您已经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把表面现象当本质。希望您不要一错再错，错上加错，错到底。就比如说群众的觉悟吧。广大群众在你们捏造事实、歪曲事实、强加罪名的情况下，处于被蒙蔽状态。但是，尽管大部分群众受骗，我还是十分坚定地相信，在群众中支持我和同情我的人还相当不少。别看他们没有发言，但到一定时候，他们要说话的，他们会喊出真理的声音！清华园内，真正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多得很！他们决不是什么压力所能压倒的。他们必将为共产主义事业顽强地战斗到底。您不相信吗？咱们走着瞧！
    现在，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已被你们引入歧途，你们已经犯下十分严重的错误。我为了党的利益，为了群众的利益（群众的确迫切要求）我要严正向您提出要求：两天内，对我的两封信作出回答；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对蒯大富事件作出正确的、妥善的处理。如果您不顾党的利益和群众要求，执意按照你们原来意图行事，想达到你们的原来的目的，因而一拖再拖，给文化大革命造成越来越大的损失，那么，我可以老实告诉您，一方面，你们原来的目的永远也达不到，另一方面，群众不会答应你们，我也不会答应你们！咱们把话说在前面，在适当的时候，我将采取强硬措施！到那时，您就可能不可收拾，悔之已迟了！
    望您三思，再三思。
    祝您精神好！
    致
    革命的敬礼
    蒯大富1966.07.02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日，薄一波视察清华大学时与学生们的对话
    薄一波：
    我们本来是不认识的，上次我来就听到一些议论，对工作组有人反对，有人拥护，今天再来看一次，上次有些同学向我反映情况，有一个叫蒯大富，我就和他谈了起来，问他姓什么，叫什么。他说叫蒯大富，我说不好，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名字。当时我问他是不是真正的左派，那天我把他当作真正的左派，以前我一点也不认识蒯大富，毫不知道蒯大富，蒯大富就给我解释：“我的名字代表国家。”我说：“你的野心太大了，太狂妄了。”当时还有其它同学在旁边，他们提出了蒯大富要赶工作队。工作队我就拥护，毛主席、共产党派来的工作队已经夺了蒋南翔的权，你还要反对，那就是……（没听清），他说工作队不好，我说工作队好，蒯大富说：“工作队阻拦我们斗争，现在清华牛鬼蛇神都揪出来了。”还说自己是左派，我问他是你自己定的还是大家定的，他回答不出来，当时就有人说：他不是左派。我说怎么样？大家都反对你，你可能就是牛鬼蛇神，还没有揪出来！
    他不是要夺清华蒋南翔的权，而是要夺工作组的权，工作组是党派来的，因而是夺党的权，现在，我们的国家是共产党的天下，要夺党的权就不对。
    他大字报上写道：“眼睛里看的，脑子里想的都是夺权……”同志们，你们看，我们的社论上是怎么写的？我们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他和我们站得不一样，眼里看的不一样，他是念念不忘要夺权。
    这一次，我们已经夺了权，清华大学以叶林同志为首的工作队一进校就改组前校党委，这还不叫夺权？蒯大富现在总想夺权，夺共产党的权，这叫什么？
    一同学插话：反革命！
    薄：他这个人不错！有点反革命的顽强精神，刚才举手赞成蒯大富的一个人也没有，怀疑的人就是蒯大富。
    当薄看到蒯大富同学给师大女附中信时，薄问大家：“我问你们，工作组能否代表你们，怀疑的请举手。”（当时蒯大富同学举手）薄又说：“他自己对自己怀疑，但他还要坚决顽抗，蒯大富这些人是不足为奇的，自己对自己怀疑，但是他还要坚决顽抗，这种人就是不虚心一点。”
    薄：那天我看到蒯大富说：我不认识你，碰到你也感到不错，告诉你几句话，他这个人不虚心，说我胖老头，我不反对我是老了，胖不是自己要的，其实当时他要问我名字，我说我不愿意告诉他，我很愿意交朋友，我很愿意做你的朋友，如果你承认了错误，写大字报贴出来，下次来时我就可以和你作朋友。
    当时给他提了三条，希望他站到左派同学这一边来，站到工作队这面来，不要在左派中间再搞一个左派，不要作超左派，超左派不光荣，他也不理，他这人不虚心，当然我的话有错，他可以写大字报，我问他记住没有？他说不清楚。我又跟他说了一遍，第三遍他才拿出小本子记了下来，我这次来他没有带这小本子。
    我说左派和右派有个标准，真正的左派是什么？那就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领导，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我说，你这个左派超过了这一点，拥护到了反对的程度那不行。列宁讲过：“极端与极端是相通的”。这不能怪同学，他不懂，当时我给他用手比划了一下（这时薄又用手比划了一下）。当时蒯大富说，我这个左派还要左，那他就到右派里头去了。当时我讲到这儿说：你这个极左派是危险的，是和右派一样的。
    托洛茨基口号是比斯大林的“左”得多，但他是“超左”，是反革命的，什么叫超左派，有左的口号，左的词句来反对革命。
    当时我就（对蒯）讲了三条，最后我说你赞成我的道理吗？当时我要讲几句主席语录，问他有没有，他说没有，我就说：“干革命没武器还行！”我说：“你回去要看看主席语录”，告诉他看第几条第几条，“而且我相信你没勇气。如果你有勇气，明天就贴大字报，承认错误。”当时看蒯大富无话说了。第二天早上他就说哪儿来的胖老头！
    今天为什么还来呢？因为上次我讲过一些话蒯大富给我贴了大字报，今天我有点空就来了。我想再看一个。对蒯大富同学不够礼貌，我看也不要过分地礼貌，蒯大富要挑战，那我们就挑吧！不这样不行。
    工作组进清华只二十四天，我看工作搞的还算不错，好不好？
    一同学插话：很好。
    薄：很好还不能说，但工作组进校还是不错，你们说得好，那我就更高兴了。但蒯大富说还在怀疑，蒯大富说他最能夺权，我说你吹牛，有什么本事？六月十日以前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北大发表了聂元梓大字报，清华怎么样呢？清华处在压制反抗的情况，左派刚一露头，贴了七百多张大字报，牛鬼蛇神就出来反扑了，写了一万张大字报反扑，蒯参加了没有？
    一同学插话：参加了！
    薄：你吹什么牛皮，当时你是保皇派，你夺什么权！你并没有夺黑帮的权，你是保皇派而不是右派！工作队进校后，六月九日进来的，六月十日夺的权，你现在怀疑了，你想夺权了，你想夺共产党的权，六月九日你不夺权，六月十日你要来夺权了，错了一天，英雄坐不成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算什么？大家说。
    一同学插话：反革命。
    薄：大家作了结论，六月九日以后我们夺权了，你倒出来夺权！你这个逻辑倒很清楚，这是什么逻辑。
    一同学插话：反革命逻辑。
    薄：我们工作组作的是对的，工作组一进村就支持左派，站在左派一边，反对保皇派，反对牛鬼蛇神，工作组作的是对的，当然工作组刚进校情况不熟，他们都是从上海东北来的，一进校他们就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教导去作，起来调查研究，不能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蒯大富就抓住这一点说工作组来了以后不马上斗他们，蒯大富之流所说要斗保皇派，实际上要斗我们所说的真正左派，工作组没答应他们的要求，说要调查研究，调查清楚了才能斗。蒯大富不允许，我说这不对，他就说一切牛鬼蛇神都揪出来了，当时我问他，他说都揪出来了还说自己是左派，当时我说：蒯大富同学你可能就是牛鬼蛇神，那天我是开玩笑，但是说对了，我说工作组基本上是好的，但一下子没把局势铺开，工作组是有些缺点，有些人提意见是对工作组的帮助，可你（指蒯）这是反扑。
    我看清华现在的大辩论会很好，现在的局面是好的局面，只准蒯大富写，不准左派起来反击，那是不行的。左派可以起来斗争嘛。同志们不要把蒯大富估计的过高，把他估计的过高是要上当的，他不过是一个到处奔走的小卒子而已，他没本事。我们左派一定要把真正的黑线揪出来，不要把他看的了不起，他刚才跟我说的（指看大字报时和蒯的辩论），就是无理取闹。
    今天我不是以胖老头资格，而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资格讲的。欢迎你们贴我的大字报。蒯大富不赞成，我就高兴。蒯大富不高兴，我就落实了。如果大家都不赞成我，只有蒯大富同意，那我今天就出不了清华园了。
    蒯大富说：信任蒯大富的还有一二百人。
    一同学插话：没有，吹牛。
    薄：一二百没有，五六十总有吧！
    一同学插话，没有。
    薄：十个八个总有吧……（不清楚）请左派同学注意，我有点“保皇派”，对跟蒯大富走的人，包括蒯大富自己，你们要是死命地跟他们走是要上当的。对那些受蒙蔽的人要抓紧作工作，不要跟蒯大富走了。我们都是新中国的人，跟我们来吧！要把他们拉过来，争取他们，如果他承认错误，那是欢迎的，这一条大家是否赞成？这才叫真正的毛泽东思想。对这些人是交枪不杀，这些同志可能认识错误，因而每一个左派同学……（不清）什么叫左派？
    一同学插话：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拥护无产阶级专政。
    薄：五条我都赞成，但还不够，还要团结95％以上的人，要把真正的右派孤立到最少数字，一个二个三个人，这就是我们说1％、2％、3％！最多不要超过5％，把包围圈缩小了就是要最少数。如果蒯大富有勇气承认自己错误，也算“英雄”。我们还团结你，还有我们的教员，教授，职工都是这样。要把95％的人都团结我们这边来，如果左派同学没有这个本领，那我就要批评他们，连这点本事都没有。
    工作队领导是正确的，我们就要作工作，说服教育，可以等待他们。这不是蒯大富的等待，蒯大富是等将来夺权的，这是反革命等待，我们要等他们交枪。
    今天，我给蒯大富抹了黑，但还要作保黑派，从团结愿望出发，经过批评，甚至斗争，再达到新的团结，蒯大富我是对的起你了，把你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对你的斗争才是真正对待矛盾。
    对阶级敌人就不能这样，对阶级敌人要斗争，要专政，要逮捕。
    我看他（蒯）的论点也不是很难驳倒的，他说了一些反面的话，这样欢迎他。如果这里没有蒯大富，我就认识不了你们，你们这里运动搞的好，就是由于你们这里出了蒯大富，这个反面教员是不易多得的。我们要这些人。将来斗他不要给他戴高帽子，也不要揍他，向他这个反面教员学习。这是政治课，白天跟你们讲政治课，多讲马列主义，毛主席的著作，有时还教育不过来，就是要有一些象蒯大富这样的反面教员。
    讲的多了……（不清）今天就讲到这里，两个星期以后再来，欢迎大家贴我的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日晚上，王光美与刘涛谈话：
    一、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
    二、要把蒯大富他们一派搞成少数，批倒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的地位。
    三、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
    一九六六年七月四日，蒯大富发出《绝食抗议非法政治迫害！》的公开信。
    清华大学工作组：　　我现在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现在享有不可侵犯的人身自由权！　　而现在呢？　　我出门，你们跟踪监视；　　我打电话，你们不准；　　今天出新斋门，你们不准；　　上强斋，你们不准！甚至动武，流血！　　我要去中央，你们不准！　　你们要犯法吗？你们要封锁中央吗？　　办不到！一万个办不到；　　现在我提出一个要求；　　誓死明天去中央　　你们可以派人跟着，但没有限制我行动的任何权利。　　如不答应，我于一九六六年七月五日晨六点零分起，绝食抗议这种非法的政治迫害！    蒯大富　　　　一九六六年七月四日二十三点
    一九六六年七月五日，蒯大富给叶林的信
    叶林同志，您好！　　今天，我在绝食过程中给您写这封信，也许，这是最后一次了。　　咱们已经打过多次交道了，彼此之间均有所了解。下面我再对您说几句心里话。　　1．我的前两封信您阅过了吧，有些什么感想呢？我一点不夸张地说，两封信中的内容，句句打中要害，我想，您肯定是深有体会的。　　2．我坚定地相信，您肯定已经认识到在处理蒯大富事件中，犯了严重的错误，给文化大革命造成巨大损失。您准备怎样对待以前所犯的错误？这是考验您是真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下面，我提供四条路供您选择：　　
    当前情况：（我正在绝食，争取去中央）　　①以基本满足我的十条要求为谈判条件。或者干脆全部满足十条要求。这样，您就不失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②答应我去中央反映情况（你们拿不出一条理由来拒绝！）这样，在中央全盘掌握清华情况的前提下，由中央作判决，这种判定是绝对正确的，我口服心服。如果您答应的话，表明您不怕中央，信任中央，也不失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③在我绝食未死之前，您就作出判决，说蒯大富是反革命分子。准许我上诉中央，（您也无有理由拒绝！）此时，您就很难算得上马克思主义者。　　④既不判决，又不准去中央，听我绝食下去，直至死亡，这是最最下策，您大概不否认，只要我因不准去中央绝食而死，此事非同小可！您纵有天大的本事也包不住，中央肯定知道。那时，您就不好办了的，不但根本谈不上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也不只是普通的黑帮分子问题，而是负有人命的大黑帮分子！那时，不只是身败名裂的问题，而且能有更大横祸降临！您不信吗？咱们就试试看！　　目前，摆在您面前的只有这四条道路，何去何从，由您选择。不过。我衷心希望您走第一条路，最起码也走第二条路，尽可能不走第三条路，切不可走第四条路。三思啊，叶林同志！　　3．的的确确您从前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您低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在群众中享有极大的不可动摇的威信，低估了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威力，低估了群众觉悟，因而犯了错误。但愿您能重新估计形势，作出符合党的利益的行动。　　4．我的革命意志是不可动摇的，这点您已知道。我的确是无限信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毛泽东思想是我唯一的最高指示。我这次之所以敢于无限期绝食下去、力争去中央，正是我坚强的革命意志的反映。　　我庄严宣告：如果您不准我去中央，我就下决心绝食到死亡。决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动摇！我对党是赤胆忠心的，为共产主义事业我愿意献出我自己的一切！　　望您能在明天内给我答复。越早对您越有利。（我七月四日晚上吃了三两面条后，从未进食、喝水）如果超过明天，事情将难办一些，如果超过后天，就可能不可收失。
    您是老干部了，经验很丰富，您一定能迅速作出最符合党的利益的处理。我耐心地等着。三思啊，再三思！　　祝好蒯大富　　一九六六年七月五日晚七点三十分    一九六六年七月六日，蒯大富给叶林的信　　叶林同志，您好！　　昨天给您的信收到了吧。我提出的问题，您是怎样考虑的？四条路您到底走哪一条？　　我可能不行了。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一直是夜以继日的干！吃饭少了，睡觉少了，也不锻炼，原来的身体棒，大大地削弱了。在绝食以前，我身体本来相当虚弱，绝食已经五十小时了，在昨天和今天被他们从床上硬拖起来辩论四次。搞得我精疲力尽，大有分崩离析之感觉。据我现在自身体会，我大概熬不过明天！　　因此请您在我还能说话的时候，和我谈一次话。我有很多话要对党中央、毛主席说，要对我的爸爸妈妈说，也有一些对您们说，请您有空千万来，作我死前最后一次谈话吧。如果您太忙，派一个全权代表来，并带一个速记员来，把我的话作为遗书吧。　　祝好　    时间：今晚七点——八点　    蒯大富    一九六六年七月六日下午六点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日，王光美说：只批判少数典型，从而教育了大多数，这样并不矛盾，同时在斗争中提高了，也就解放了一些党员、干部。
    在反蒯斗争中，工作组将700多名学生打成反革命。
    一九六六年七月中旬，中央文革小组派王力、关锋到清华大学调查了解情况，曾经到过蒯大富的宿舍与他进行过长谈。王光美却说：“就这么谈一两次活，也不到群众中做更多的调查研究工作，就能认为他是革命的？”
    在中央文革找蒯大富谈话后不久，王光美就专门找蒯大富班上的其他同学座谈，说蒯大富是错误的，应当批判，煽动这些同学继续“反蒯”。
    后来，中央文革小组领导同志为了帮助王光美认识错误，曾找王光美谈话，但她极力申辩“反蒯”斗争是做得对的。特别是在七月十三日毛主席刚回到北京的那几天，王光美特别注意抓材料，她亲自组织人整理关于蒯大富的材料，一会儿要写大事记，一会儿要写报告，报告亲自改了又改，有了一个初稿，就马上送给刘少奇看。一面又继续再改，企图证明“反蒯斗争”是正确的，“反干扰”是必要的。王光美并说，在定稿之前，还要送给刘少奇看看再印。
    当年的一个清华大学的学生后来说：如果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把王光美的清华经验，推广到全国，无论是对于干部，还是对于群众，对于广大的知识分子，那肯定也是一场灾难，一场悲剧。这个话有些见地。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工作组召开批判黑帮大会。
    此时，蒯大富等人仍遭禁闭。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工作组对蒯大富等人解除禁闭。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左右，王光美回去了，并说她不准备来了。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五日，陈毅对外事口运动的讲话
    这次运动主要解决什么问题，要议论。
    一．运动已开展一个月了，十九号（五月），中央通知已一个多月了。这运动意义很大。文化大革命历史上是没有的，只有毛主席、共产党敢于发动这次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许多问题，是成功的。可以看出牛鬼蛇神不认为头子揪出来了，就不出动了，出动的不少。
    文化大革命马、恩、列没有预料到，历史上没有的。斯大林晚年也没有这样做。这么大规模的，触及到每个人的灵魂。假如斯大林晚年也搞这样一个大革命，彻底革命，就完全可能把赫鲁晓夫揪出来。也有些身居高位，老弱无能了。
    这次大革命对每个干部都是一个考验。用火烧一烧，把毛病烧掉。主要干部有了锻炼，群众有了锻炼，思想改造了，这就是最大的胜利。这就是打美国鬼子，内部没有根子，就是打进来，也会很快打出去。要充分估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
    一种人认为，大敌当前，内部要团结，而毛主席不避讳这个矛盾，而是要充分揭露出来。回避这是虚伪的，消极的，这才是革命的东西。
    二、从运动中暴露的情况看，不仅有他们的死党，还有地富反坏右兴风作浪。所以运动真正的对象就是这些人，就是这些牛鬼蛇神。他们有的钻进党内，钻进机关高校。有的出身地富，有仇恨，对党不满，第一外国语学院的大部分是地富。
    三、我们的干部有一部分脱离群众相当严重，官僚主义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群众不满。因此给牛鬼蛇神一些借口，机会可以利用煽动，兴风作浪。有些同志与黑帮并无牵连，就是因为对黑帮五类分子丧失警惕，加上自己身上的灰尘又多。平时领导还不错，反动分子一煽动他就下台了。客观存在这个问题。如果说有些干部不脱离群众怎么能这样呢？有些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特殊化，不民主。
    这三个问题群众不满，有一股莫名其妙的怨气，所以要觉察到了立即改正。不要因为运动中被整倒就背起包袱。有的人不是黑帮，要保护过关。但这次过了关，不改，以后还会吃亏。有的人停职反省了，认为吃了亏，就是因为你不能领导运动。所以要多看大字报，多与积极分子谈心，多与群众商量，不要运动一过，万事大吉。
    有些单位群众听了牛鬼蛇神的话，对着干部，有的单位造成混乱，这为什么？一个是牛鬼蛇神的煽动，另一个是干部有缺点。
    主席讲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把牛鬼蛇神揪出来，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同时干部要深入群众，联系群众，在运动中改进工作作风。
    我们打了几十年仗，没打过这个仗。多少年不了解的事，一搞运动，都揭出来了，一天等于二十年，这仗值得打。通过运动，全党大大提高一步。
    从外事口九个单位证明，党，毛主席威信高。党一出来讲话，问题澄清，群众过来了，牛鬼蛇神孤立了，打退了。这是毛主席，全党威望高。如果干部没问题，牛鬼蛇神怎能起来呢？
    当前工作：
    1、有些单位提出撤销党组，赶工作组。赶工作组无论如何要顶住，有意见可以提，权在上边。怀疑中央负责同志是错误的，根本不对的，是反革命的。中央揪出来的，证明中央伟大正确，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中央才能揪出来，下边不了解。
    2、对于停职反省和不领导运动的人要和他们谈话，做他们的工作，讲清楚，停职反省不是最后的结论。群众的话讲完了，允许他们答辩。中央可以根据情况做结论。教育他们老老实实交代。不要甩在一边，要帮助他们。他们只有积极参加运动，听毛主席，中央的话，根据外事口的指示办事，具体地说就是根据上级党派来的代表，工作组的指示，积极检查，消极不行，恐慌不行，煽风点火更不行。对在运动中点了名的要做工作。告诉他们从积极方面对待这个问题。允许申辩，有申辩机会。现在不要申辩，妨碍群众运动。有的不值申辩的，连辩也不要辩了。应按毛泽东思想教育群众，领导运动，用这股压力改造自己，逃避不行。
    3、不要整群众，不要整一般干部。这个运动最多只能整科级以上，科级以下只能是牛鬼蛇神。在群众中不要鼓励互相贴大字报。如果要，劝说在小组会上谈。不要压，要说服，一定要贴就贴，要逐步把运动引导到正常化，着手批评科级以上干部，批评在政治上、政策上、思想上、作风上的错误，帮助同志，欢迎他改正错误。只能科级以上的，广大群众就安心了。不能设想，一次运动什么问题都解决。只能达到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提高。对群众讲，要帮助领导改正，不是指那些是牛鬼蛇神的。对牛鬼蛇神与一般有缺点、错误的干部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不能不让批评，也不能一批评就得罢官。但牛鬼蛇神就得罢官。但牛鬼蛇神就不分科级以上以下了。
    4、在运动中要逮捕、停职反省的要严格控制，发现有现行反革命，有严重行为，要采取措施，特殊需要做的，要经过报告，经批准，才能做。从上周看，牛鬼蛇神确实有联合行动，目的是制造混乱，混战一场，挑拨党和群众之间的关系。
    5、现已控制局势的单位（外事口大部分可控制，部分单位还未控制）要跟踪追击，要分析大字报，组织好辩论。大字报要继续写。用大辩论的方式，用层层剥笋的方法，依靠群众，把牛鬼蛇神揪出来。要锻炼群众。如果辩论不下去，停下来学习毛主席著作。阶级斗争复杂尖锐，敌人也搞联合行动。流言蜚语也差不多。工作组不宜多讲话，依靠群众，讲多了他跟你纠缠。大字报已发挥了很大作用。要继续提高。外交部是黑帮可以讨论，什么是黑帮。戴高帽子好得很。要注意党的政策。可精选一些带有路线性、原则性大字报题目进行辩论。一时辩论不下去，停下来学习毛主席著作。工作组不要代替群众。学习毛著从现在开始，从这里开始，要在运动中学，不要等运动后再订了计划学。
    6、外事日常工作还要指定专人负责。运动要搞彻底，搞半年，日常工作要抓，外办自己也要搞。所以八月份外出收回一批搞运动。不能光革人家命，自己也得革命。
    （编者按：从陈毅的这个讲话来看，当时，他对文化大革命、对揪出彭、罗、陆、杨还是拥护的。但是，他对党内高层的路线斗争仍然看不清。因此，他说“怀疑中央负责同志是错误的，根本不对的，是反革命的。”既然彭、罗、陆、杨揪出来了，处在中央领导第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就没有任何责任、就没有任何问题吗？对他们产生怀疑正是路线觉悟提高的表现，有什么不可以呢？
    他对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也看不清，因此，他说“有些单位提出撤销党组，赶工作组。赶工作组无论如何要顶住，有意见可以提，权在上边。”问题的关键在于，工作组在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中起了什么作用？是促进群众运动的开展，还是阻碍群众运动的开展？
    根子还在于，在陈毅的思想上，他认为：端出了彭、罗、陆、杨，中央的问题就解决了，以后就是下面各单位“有他们的死党，还有地富反坏右兴风作浪。所以运动真正的对象就是这些人，就是这些牛鬼蛇神。他们有的钻进党内，钻进机关高校。有的出身地富，有仇恨，对党不满”。虽然，他也在口头上说：“不要整群众，不要整一般干部”“外交部是黑帮可以讨论，什么是黑帮”？但是，在他思想上认为，工作组是部党委派出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部党委，部党委是中央任命的，反对部党委就是反对党中央。）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
    邓小平（主持人）：
    中共中央今天约请在座各位同志、各位朋友，谈谈大家关心的问题，谈谈我们党内发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几个同志的问题。大家已经看了党内的五个文件，大家都关心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现在就请刘主席同大家谈这个问题。
    刘少奇讲话：
    最近，在我们党内斗争中，揭露了几个负责人的问题，从性质上讲，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是严重的事件。这个事件，不仅影响到我们党内，而且影响到党外，影响到我们的国家、我国的人民，可以说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事件。这就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事件，进行地下活动、阴谋活动、反党活动的事件。因此，应当让我们各位党外民主人士，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的负责人，知道一下党内的这个情况。前几天，徐冰同志已经同各位谈了，并将党内的五个文件送各位看了，各位也举行了座谈。今天我就文件中的某些重要方面的情况谈一下。
    不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四个人都是掌握我们党和国家要害部门的负责人，要害都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在党内，在人民中间，都有一定的影响。
    彭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同志不在的时候，实际上他又是付总书记，他还是北京市的市长、市委第一书记，人大、政协他也都有负责的位子，并且也参加了不少国际活动，经常参加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他虽然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却经常参加常委会议。公安、政法，书记处分工由他管，人大常委、公安、政法方面（徐冰：还有统战部）的事务，都归他分管或是插手管的。彭真有些工作能力，但有许多缺点，过去也犯过不少大的错误，他有浓厚的宗派情绪，长期地进行了宗派活动；他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架子；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大懂的，又不大去研究。在历史上他犯过盲动主义的错误，在晋察冀犯过王明路线的错误，两次王明路线错误，他都有份；在解放战争中，在东北，他也犯过错误；全国解放以后，在参加领导的活动中，他在重大问题上，提不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创造性的意见也提不出。对彭真，我们批评过他，毛主席也曾多次地批评过他，我们是要把他培养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他基本上也是信任的。这几年来，他滥用了对他的信任，极力培植他的私人势力，他同毛主席、同我们搞两面派，背着毛主席、党中央进行了不少地下活动，与罗瑞卿、杨尚昆有密切关系，有些地下活动是联合搞的；与陆定一也有密切的联系，例如北大四清，最近在文化大革命上与毛主席对抗，就是和陆定一共同搞的。彭真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际上也是反对的、抵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当前伟大的、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彭真是坚决反对的，他极力把运动拉向右边去，拉到与毛主席思想相反的方向去。对文化大革命，对城乡四清运动，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实际上也都是反对的。这是这几个人的共同点，就是说，当社会主义革命继续深入到当前紧要关头，他们就过不去了，他们就不能不出来，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反抗。彭真在文化大革命中，采取了各种非法手段，玩了那么一些小手腕，这从“大事记”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迫不急待地用非法手段来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方针。这不是偶然的。这件事情上，暴露了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本质。彭真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也是很猖獗的，他极力争夺领导权，反对群众的革命运动，包庇坏人坏事，他对主席亲自主持的“二十三条”，表面赞成，实际抵制，他在河北厅的几次讲话，都不是“二十三条”的精神，相反，他是要按照《前线》发刊词办事，以发刊词来领导运动。有人讲，每年要学习一次发刊词，有人讲，工作队队员要人手一册。这个发刊词，是不讲阶级斗争的。这是彭真的纲领，他要以发刊词来代替“二十三条”。华北局派工作队到北京，参加四清运动，都被他赶走了，有的地方，四清搞得好的，北京市委却去翻案，进行打击、报复。因此，北京市多数单位的四清是搞得不好的。当然还要调查一下，看看究竟有多少是基本好的，多少是基本不好的，但就现在已经发现的，都证明是坏的。北京是个独立王国，老虎屁股摸不得，谁也不能批评，别人是不能插手的，我去插手也不行。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在彭真领导下，北京违反中央政策，违法乱纪的事是不少的。彭真参加了一些国际反修斗争，我和邓小平同志出去，都带他一道去的，是想在斗争中培养他，但他在多次斗争中，我们亲身看到，都是提不出什么意见的。我们中央写了许多反修文章，是康生主持的班子搞的，文章发表以前，我们看过，也都送彭真看，他也是提不出什么意见的。反修斗争，只有一次是由他负责，当团长，参加了布加勒斯特会议，同去的还有康生、伍修权同志。这是一次激烈的斗争会，那时中央每天都有一个电报指示去，抓得很紧，还有其他一些同志的帮助。但是就是在这次会下，他也是表现得不够坚强的，是比较勉强地去进行斗争的。还有一次，由他带队，代表党中央去参加印尼共四十五周年纪念会，他没有履行党中央讨论的任务，却用了绝大部分时间去拜访印尼政府的负责人、拜访苏加诺，对党的活动不积极参加；他在印尼共马列主义学院的演说，内容是好的，但那篇东西，是北京草拟好带去的，我也看过（康生：他也是没有提过一点意见），不是他写的。他在同外宾接触中，有多次讲话是丧失立场的，送外宾礼品，外交部是有规定的，但他代表北京送的礼品，却超过了党中央主席、国家主席和总理，表现了北京的特殊地位。我和周总理合送三千，他却送四千、五千、甚至五千、六千。彭真上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的，他在干部中多次讲，毛主席犯了许多错误。他也反对党内外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全国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各省、市委作出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决定，中央批发了，到今年年初北京市委才不得不也作出了学习决定的通知。彭真不接触群众，不接触实际，喜欢搞个人突出，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反对周总理，也反对陈毅、小平同志，也反对我。在我面前搞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在阶级斗争深入到当前阶段，他就不能不站出来，反对毛主席思想，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都要站出来表演，表现自己，顽固地反映本阶级的利益。这是他们的本质决定的。
    罗瑞卿是军委总参谋长。国防部部长是林彪，但林彪长期生病，经常工作实际上是由他来做的，可是他还是不满足。林彪同志虽然有病，也还管些事，研究一些问题，讲几句话。林彪同志在军队里威望比罗瑞卿高得多，他讲话，大家都照办，这就触犯了罗瑞卿，认为干扰了他。他不愿意让林彪同志“干扰”国防部、总参谋长的工作，因此，林彪讲几句话，他就跳起来了，他要林彪把国防部长的位子让出来；他长期不把国防部的情况向林彪同志报告，别人去向林彪同志汇报，他反对；林彪同志找人谈话，他也反对，甚至采取了恶劣手段反对林彪同志，可以说是虐待一个病人。他还反对党的军事路线，毛主席在军事问题上，有一套完整的路线，林彪同志和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是一致的，并且有些发展，罗瑞卿是反对主席、林彪军事路线的。林彪同志提出突出政治，他反对突出政治，要突出军事、突出技术，或者政治、军事、技术都要突出，有人批评他是折衷主义，实际上就是反对突出政治。他实行的是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此人盛气凌人，锋芒毕露，对老的元帅、老干部，都加以打击，他是专搞一言堂，不听别人的意见；他到处伸手，干涉地方工作；到处突出个人。罗瑞卿问题是在去年十二月揭露出来的，并作了处理，是毛主席亲自处理的。处理以后，在今年二、三月间，召集了几十个人，有地方、军队干部参加的会议，进一步讨论罗瑞卿的问题，他在会上讲了一次话，大家不满意，没有让他过关，此时他就在自己住的三层楼跳楼自杀，受了点伤，没有死，现在住在医院里，本来，自杀要有点技术，应该是头重脚轻，他却是脚先落地，脚坏了点，头部没有伤。（邓小平：就象女跳水运动员那样，跳了一根冰棍）他的这种行动，是对抗情绪，是严重地对抗党，对抗同志们的批评。在这次会议作出决议的过程中，发现了彭真的问题，彭代表中央参加处理罗瑞卿问题，但彭真在作结论时，在关键问题上，包庇了罗瑞卿，这暴露了彭真、罗瑞卿之间的不正常的关系。
    陆定一的问题。首先是从陆的老婆严慰冰反革命案件上的暴露的。严慰冰是严朴的女儿。严朴在大革命时期参加了革命，很早就离开了家，他家是个大地主。抗战时期，严朴的老婆带了女儿到延安找严朴，严朴没有见他们。严朴是个好同志，现在已经死了。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两年前就发现了，当时我们怀疑陆定一是否知道她的反革命活动。这事是交给彭真去处理的，因为这是一个具体案件，我们没有直接去处理。两年以来，严慰冰的反革命活动越来直猖獗，她打入党内，探听林彪同志的行踪，林彪同志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住在那里，这些事我们都不太清楚，但是她都打听得清清楚楚。严慰冰跟着陆定一，参与很多党内机密，知道很多事。几个月前，要彭把严慰冰的材料告诉陆定一。而陆定一回去却把情况全部告诉了严慰冰，并用多种方法来包庇严。最近已把严慰冰这个反革命分子逮捕了。根据各种材料判断，陆定一是知道严的情况的，陆严是合谋的，许多事陆定一如果不告诉严慰冰，严是无法知道的。
    陆定一当中宣部长的时期相当长，我们党的宣传部不宣传毛泽东思想，却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别人宣传毛泽东思想，陆定一也反对。全国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毛泽东思想，取得很大成效，工农兵学哲学，写了许多很好的文章，这些文章关在屋子里是写不出的，没有实际斗争经验，也写不出来。陆定一反对工农兵学哲学，杨献珍也反对，他们对工农兵哲学是看不起的，冷嘲热讽，说什么“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等等。陆定一还反对毛主席著作进课堂，教科书上也是不许写的，长期反对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同彭真一道反对文化大革命，右派写的文章不积压、不审查、也不用批准；对左派的文章就要审查，一审查就没有下文，长期扣压左派写的文章，有的一压好几年，打击左派。他们对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政策，是只许右派放，不许左派放。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上台后，陆定一多次同外国人、中国人谈话中都是大反斯大林，不反赫鲁晓夫。这是这个人的特点。斯大林有缺点错误，但重点不应该反对斯大林，而应该反对赫鲁晓夫；陆定一反对教条主义，不反修正主义；反对宗派主义，不反投降主义；从来是反左不反右。这些问题上，他从来不请示，就是一个人在那里搞。他对康生同志搞的反修文章是不提意见的。作为副总理，对文教口却不大管，但副总理是要当的。
    杨尚昆是党中央办公厅主任，当了二十多年，掌握全党的机密文件，各种重要的事情。近来发现他把党内重要机密、核心机密文件，让不少人抄走了，有几万件，不请示中央就让人家抄走了，到底抄到什么地方去了，不知道，是否出国了，很难讲。现在还查不清楚。杨尚昆历来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毛主席鉴于苏联的经验和外国的经验，多次决定：不论党内、党外、对中国人、对外国人都一律禁用窃听器。搞这些东西党内紧张，党外也紧张，外国人也紧张。（邓小平讲：搞窃听器，尽听一些小话，结果是自己上当，大方向要看清楚，不要靠听小话。）我们到外国去，在室内就讲相反的话，真正的话是不那里讲的。历来党内是禁止用窃听器的，杨尚昆在五八年以前，中央开会杨是公开按装录音机录音，后来禁止了，他就秘密的搞窃听器。五九年毛主席发现了，再一次加以禁止，他还是不听，仍然背着主席搞，我们常委开会、谈话，甚至毛主席坐的火车上他都装了窃听器，我们常委几个人的谈话他都知道。一九六一年又给毛主席发现了。搞这事他一个人搞不了，总还要别人来按装，要有人收听，还要放。事情暴露后，毛主席就要严加追查，是谁搞的，就要开除谁的党籍。这时杨尚昆就把机要室的主任、副主任推出来承担责任，说他自己不知道。最近发现在毛主席办公室按装的窃听器就是杨尚昆指示的，这事就不简单了，就成为政治问题了。这不是一般的纪律问题，是严重违反党纪和国家纲纪的。最近让杨尚昆隔离反省，要他交代这个问题，杨尚昆是犯了罪的。今后有些会议，要公开录音的，都要经过请示，批准；按窃听器是绝对不允许的，任何情况下也一律禁止。
    彭、罗、陆、杨他们的互相关系是不正常的，到底是什么关系，达到何种程度，我们组织了审查委员会，正在进行审查。他们共同特点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都是搞地下活动的。他们的企图不是个人要点什么东西，而是企图根本改变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要按照他们的路线办事，要按他们的面貌改造党，改造全中国，企图在中国实现修正主义政策，也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如果他们的企图得逞，就可能实现政变。
    最近世界上不是政变成风吗？亚非拉地区自六零年以来发生六十多次政变，其中有五十多次搞成功了。有些国家的领导人被杀了，有的被赶走了，有的被推翻了，有的当了傀儡。社会主义国家，赫鲁晓夫就是用政变的形式上台的，波匈事件，保加利亚、捷克等也都是政变性质。
    彭、罗、陆、杨事件是有发生政变的可能的，这是激烈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领导机关的反映。如果他们政变成功，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主席前几年同罗瑞卿、贺龙同志讲，我们国家是否会变颜色，如果发生政变，会不会把我们也抓起来？贺龙同志当时听了傻了。不要以为政变是没有可能的，是有这种可能的。当然如果他们搞政变是不可能成功的，特别是毛主席还健在的时候。这次彭、罗、陆、杨还来不及搞政变，就被揭露了。这次事件的揭露是党和国家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党内发生这类事件不足为奇，是正常的现象。解放后，党内发生大事件有三次：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这次是第三次。历史上也有过。过去发生过，以后还会发生，不发生那才奇怪。是好事还是坏事？我看是好事。少数人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了，可以教育千百万用毛主席思想武装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人民的力量不是削弱了，而是大大的加强了。
    现在党内外，有人觉得发生这类事件不可理解，他们地位相当高，待遇也不错，权力也很大，为什么还要这样做。从个人来说，是可以不搞了，但是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是正常的，不奇怪的，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他们为什么要搞，是他们的阶级要他们搞，他们错误估计了形势，到一定时候，就要站出来。在当前阶级斗争形势下，国内的、国际的反动派要想在中国得势，必须在党的各级领导中找他们的代理人，美国在找，苏联也在找，国内的反动势力也在找。党内一些阶级立场不稳、没有改造好的，钻到党内剥削阶级代表人物，在一定条件下，一定温度之下就要站出来，同我们进行斗争。这是阶级斗争客观规律，是不由自主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不能停止的。有了大陆就可以不要台湾？！中国革命胜利就不要世界革命？！你不搞，人家要搞你，反动派要搞你，非斗不可。苏联赫鲁晓夫不搞世界革命，搞和平共处，美国高兴，但是到最后美国还是不会饶过苏联的。帝国主义之间还要打仗，帝国主义同修正主义就会搞得那么好、那么一致，是不可能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你不搞世界革命，世界的反革命就要搞你。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我们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阶级斗争高潮过去，会有低潮，但以后还会有更大高潮。阶级斗争是不能停止的，一直要到消灭一切阶级，阶级差别也消灭，不然总是没有完，停止不了的。不论你地位高也好，不高也好，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结果只有两个，要么是革命的打倒反革命，要么是反革命打倒革命的。彭、罗、陆、杨事件就是这样，要么是他们推翻毛主席，推翻我们，要么是我们把他们推翻，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我们党内发生这种事解放后有三次。办法只有把他们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用剥笋政策，剥笋政策是大革命时期鲍罗庭提出的，搞国民党右派要一层层剥掉，剩下一个笋心。你不剥他，他就剥你。把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剥掉，这是一个好办法。剥不掉，他就要上台推翻我们，改变政策。一年多前毛主席对地方上、军队的一些同志说，假如党中央搞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修正主义在中央占了优势，你们怎么办？这是一个新问题，当时他们没有准备，不好回答。毛主席说，中央实行马列主义政策，应当拥护，如果实行修正主义政策，你们可以造反。历史上造反的事情多得很，修正主义要把中国统一，是很困难的，不容易的。结果只会有二个，办法只有剥笋政策，剥不掉，搞修正主义，就应当造反。
    有这么一个问题，彭、罗、陆、杨搞政变，如果成功了，要各民主党派出来拥护，你们怎么办？他们占了优势，你们怎么办？这是个难问题。从中国的形势看，大概是这样，各民主党派自己来搞政变是不可能的，谈不上的（陈毅同志插话：章伯钧、罗隆基是想搞政变的，但是没有力量），是没有力量，搞不起来的。但是我们党内有人搞政变，他们搞的政变，合你们的心意，与你们是一个味道，他们要你们拥护是可能的。我劝各位提高警惕，不要上当。你们如果同他们搞在一起，他们被消灭了，你们的结果是同归于尽。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轻易表态的。
    识别他们是马列主义还是修正主义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们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表面上是红旗，他们讲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讲的是社会主义，搞的是资本主义的一套（邓小平说：赫鲁晓夫也是这样，拥护列宁反对斯大林）。识别他们是有些困难的，但是是可以识别的，需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无产阶级立场就是站在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的立场上，不是某一个党派、某一个阶级的利益。站在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的立场上看问题、想问题，就可以识别。如果站在某一个阶级的立场上，特别是资产阶级立场或小资产阶级立场上就可能看不清，识别不清。特别是迎合你们的某些需要，就会被迷惑更看不清了。站在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的立场上，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就可以识别那些违反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的反党分子的面目。因此，彭、罗、陆、杨事件不是说同各位没有关系，不是说同各党派没有关系，你们是赞成还是反对，是拥护还是造反，要不要表示态度，在这个问题上是增加了你们自己的责任。党内发生这个重大事件，各位是很关心的。
    这次大革命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来势很猛，对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文化来了一个很大的冲击，最后是要摧毁，消灭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建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很广泛的革命，不是一下可以做到的，是个长期的斗争过程。但是这是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有了这个大革命运动可以来个突变，来个大的变化。有不少党外朋友担心这个问题。这次文化大革命反对的重点，是反对党内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彭、罗、陆、杨都是党内的，陆平是党内的，蒋南翔也是党内的，清华大学的运动起来后，他压制民主，怎么能压制的了。党外也有这种当权派，不论是幕前、幕后的也必须反对。但是党外的当权派实际上不多，在幕后的恐怕多一点，我们在城乡四清运动中，搞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追到幕后，就是地、富、反、坏、资本家和小业主。党外的当权派是幕前的少，幕后的多，总起来讲为数不多。有些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改变，不知不觉地放了一些毒也要批判，进行帮助，不但是重点，对他们还是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政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世界观要改变，但不能太急。在这次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只要你不对抗群众运动，在运动中认真考虑问题，可能会改变得快一些；有些人的世界观是固定了，不能改变，只要不是系统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作为重点人物批判。批判的方式也要考究一些，要采取帮助的态度，团结的态度，善意的态度。如对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要批判，但不能同批判邓拓、陆平一样。你们关心文化大革命，恐怕主要就是关心这点：怕搞到自己头上，是不是都一样的批判。可能有些中学生、大学生乱搞一气，但他们以后也会懂得的。联系到资产阶级权威的问题，有党内的，也有党外的，翦伯赞、吴晗是党内的，还有是党外的。党内权威统治了学术部门、统治了一个系的情况，要改一改，不要再垄断的。不论中国和外国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文化、旧文化，作为体系是必须彻底攻破；但在这些文化中间，对今天人民斗争有些有益的东西，还应该吸收过来，做为无产阶级的新文化的养料。对中国和外国历史上的一切旧文化，进行研究是必要的，不研究就不了解。但是，必须在彻底批判分析后，才能吸收有用的精华。不彻底批判，对什么要吸收，什么要扬弃就搞不清楚。同时，必须创造性地建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仅仅吸收旧的是不够的，无产阶级还必须有很大的创造。要把旧的吃掉、消化，好的吸收，不好的扬弃。马克思主义就吸收了人类历史上一切好东西，毛泽东思想也是这样。要在马列主义体系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吸收旧文化中有用的东西。无产阶级革命，不仅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而且要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工农之间的差别，城乡之间的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都要消灭。剥削阶级的文化也要消灭，要吸收有用的东西，创造新的东西，搞彻底的革命。当然不是斩断历史，否定一切，这是很长的历史时期的斗争，要同消灭剥削阶级，消灭三个差别，同时并进。京剧现代戏、沙家浜、红灯记、芭蕾舞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就吸收了好的东西，如唱腔，动作，基本功等。芭蕾舞是外国的，是从来不敢动的。中国的两个芭蕾舞就搞的不错，这是开始，是成功的典型，发展前途是无限的，远大的。
    毛泽东思想确确实实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是国内、国际阶级斗争最新的总结。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的发展了马列主义，不论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方面，都把马列主义发展到完整的新阶段，最高的阶段。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是同一个体系，是在马列主义体系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曾经说过，他的思想体系还会有发展，还没有完结。马克思死了，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形成了列宁主义阶段。在列宁以后，毛泽东发展了马列主义思想体系。马列主义有三个阶段，即马克思主义阶段，列宁主义阶段，毛泽东思想阶段。这是世界性的。当然还要继续发展，不是到毛泽东思想阶段就为止了，如果这样，就是机械唯物论。毛主席亲自经历的国际、国内重大事件，比马克思、列宁多得多，斗争激烈多得多，也伟大的多得多。当然马克思、恩格斯是伟大的人物，马克思活了六十四岁，恩格斯活了七十五岁，他们继承了人类一切先进思想，创造性地建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体系，有很高的预见，预见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前途。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亲身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就去世了，没有同毛主席那样亲临前线指挥重大政治战役和军事战役。列宁活了五十四岁，在十月革命后六年就死了，他是了不起的天才，也有很高的预见，他的著作是不朽的。但是，列宁也没有经过同毛主席经历的那样的长期的、激烈的，复杂的多方面的斗争。中国人口比德国多十倍，比俄国多三倍，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是任何一个国家超不过的。我们是经过各种事变，胜利，失败，再到胜利，既打国内的敌人，又打国外的敌人，有公开的斗争和密秘的斗争，同修正主义和半修正主义的斗争。毛主席天才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也总结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斗争学说，这是完全新的理论，它指导着中国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指导着世界革命斗争。
    现在我国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取得了重大成功，证明毛泽东思想一旦为革命群众所掌握，就化为极为巨大的物质力量，这是可以看得到的。中国亿万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正在改变我国人民群众的面貌，就是用毛泽东思想，发展了的马列主义来改变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说工农兵不能学理论、哲学，这完全是书生的话。工农兵写的文章，你们写不出，我也写不出，没有丰富的经验，不经过反复实践，是写不出来的。学了而且要用，要经过多次失败，成功，最后才能成功，写出文章，用毛泽东思想解释一切。山西的解悦是个细纱女工，写了一篇哲学文章，这样的文章工农兵喜欢看，我也喜欢看，文化水平不一定高，小学毕业就可以，不识字也可以，文盲的记忆力就很好，我们是把事情记在本子上，他们是记在脑子里。广大群众的精神面貌，就有可能尽快地改变我们国家和社会的物质面貌。现在是否可以说，少数人垄断文化、理论、知识的时代已经过去。在房子里搞东西，总是要错误百出的。毛主席著作有许多特点，其中一个特点，就是用工农兵的语言，通俗的语言，写出马列主义高水平的理论著作。毛主席说，马列主义的通俗化是个大问题。通俗化是从斯大林开始的，斯大林的文章比较容易看，但是毛主席的通俗化比斯大林更进了一步，把毛主席著作给工人、贫下中农一念，他们一听就懂，不识字也懂，因为是代表他们讲的。（陈毅：毛主席著作没有学生腔。）知识分子故意把文章写的人家不懂，好象人家一懂就水平不高了，这个问题在许多人的思想中还没有解决。很高的理论水平，又能为大家很容易理解，这二者的统一，许多人还没有解决。毛主席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单凭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学习。少数人垄断文化知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掌握文化、理论知识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在全世界普及，但就其规模深度讲，没有象中国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样普遍深入。我们国家的文化、理论将出现一个繁荣的时代，这是可以预料到的。由此再联想到那些讲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是“简单化”、“庸俗化”和“实用主义”的人，会认识到应当把他们打倒。这样，要搞修正主义，要反对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思想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企图篡党，篡军，复辟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得逞了。因此，这是防止修正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根本条件。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延续下去，毛主席著作应该成为全国人民的教科书，成为全国人民的行动指南，全体党员的行动指南。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锐利武器。毛泽东思想能改变中国的面貌，也能改变世界的面貌。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战胜了一切反党分子，也能战胜国内一切反动派，也能战胜国外一切反动派。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什么时候召开，已经延期一次了，上半年是开不成了，文化革命搞的大家抽不出时间来，势必要延期。（康生同志：这是全国最大的民主。）改到什么时候开，人大常委可以讨论，是下半年开，还是明年开？可不可以改成不定期？宪法规定一年开一次，有时多开，有时少开，战争来了也可能几个月开一次，有时几年不能开，这个问题请各党派交换意见，什么时候开现在不定，请从大常委决定。（完）
    小平：
    两件大事，刘主席讲了。彭、罗、陆、杨问题的揭发是党和人民的大事，在某种意义上讲，比高、饶事件，彭、黄、张事件更大。这是正常的现象，是健康的现象，用剥笋的办法，是健康的现象。这样理解，就不会忧心忡忡了。文化革命才开始，连我们自己也还要经历新的改变，高校招生将用选拔与推荐相结合的办法，就是改变。我们还要不断的接触新的事变，都会接触到各阶层，要经常引起内心的斗争和社会斗争，很值得大家研究这些问题。根本观点是要从最大多数人的最高利益来考虑问题。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关于暂不发表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等问题的批语
    少奇、小平同志：
    来电早已收到。经过考虑，那篇讲演现在发表，不合时宜。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过去之后，一定有许多新的经验可以对这篇讲演加以修改，那时再议是否发表不迟。王任重同志也不赞成现在发表。另外，请告伯达、康生、陶铸同志，将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十二条草案，扩成为廿条左右。因为十二条草案中有许多条混淆不清，有若干条，每条可分为两三条，使每一条只说一件事，明白晓畅，读者易懂，较为适宜。希望在一星期内，在北京讨论几次，并草成第二稿，给我送来两份为盼。另外，华东局廿一日给中央报告华东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和部署那些方面，值得参考。

    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红旗》杂志第九期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重新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按语
    为着纪念中国共产党四十五周年的生日，为着推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红旗杂志重新发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在二十四年前发表的。毛泽东同志的这部著作，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是一部划时代的重要文献。它不但对我国“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的基本经验作了科学的总结，也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基本经验作了科学的总结。它最完整地、最全面地、最系统地总结了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最完整、最彻底、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路线。
    二十四年的斗争实践证明，拥护还是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界线，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界线。
    毛泽东同志的这篇讲话，针对以周扬同志为代表的三十年代资产阶级文艺路线作了系统的批判。以周扬为代表的三十年代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在政治上，是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产物；在思想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在组织上，是为了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宗派主义。
    二十四年来，周扬等人始终拒绝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
    解放以来，窃踞文艺界领导的周扬等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顽固地贯彻执行他们那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在这条黑线的控制和影响下，谬论百出，毒草泛滥，把文艺界搞得乌烟瘴气。他们把文艺变成进攻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手段。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指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毛泽东同志还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四年六月指出，文艺界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毛泽东同志这些话，正是针对周扬这些人说的。
    最近几个月，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开了建国十六年来文艺界黑线统治的盖子，把一批又一批的牛鬼蛇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对他们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和斗争。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大是大非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极其激烈、极其尖锐、极其深刻的阶级斗争，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
    现在重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这篇讲话，是十分重要的，是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的。
    《讲话》是指南针。它指导我们在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辨明方向，鉴别香花和毒草，鉴别革命和反革命、真革命和假革命。
    《讲话》是照妖镜。它是彻底摧毁一切牛鬼蛇神的最锐利的武器。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在它的面前，都将原形毕露，无处藏身。
    《讲话》是进军号。它号召广大工农兵群众充当主力军，号召文艺工作者到工农兵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积极参加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反动文化，创造崭新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
    在这场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掌握了这个最锐利的武器，就能战胜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树立彻底革命的无产阶级世界观。
    在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新条件下，在当代无产阶级和各国被压迫人民、各个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新条件下，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四篇光辉著作，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现在我们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部伟大著作重新发表，供广大读者学习。

    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红旗》杂志第九期编辑部社论《彻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迅猛地向前发展。一批一批的牛鬼蛇神被揭露出来，一个一个的反动堡垒被冲垮。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直接支持下，北京市的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的党的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揭露了、推翻了前北京市委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集团。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嘴脸充分地暴露出来了。这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一件大好的重大事件，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领导，贯串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这条黑线的主要点，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实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抗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非常害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顽固地反对和破坏文化大革命。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正是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暴露的。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中共上海市委发动了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吹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同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这就触怒了前北京市委那帮修正主义老爷们。他们肆无忌惮地攻击上海市委，公然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他们把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视作洪水猛兽，运用掌握在他们手里的宣传工具，千方百计地进行抵制和封锁。他们使用种种卑鄙恶毒的手段，压制和打击一切坚持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包庇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黑帮分子。在毛泽东同志批判了前北京市委以后，他们还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抵抗，企图牺牲车马，保存主帅。《前线》和《北京日报》四月十六日的编者按语，就是他们玩弄这种反革命的两面手法的一个集中表现。他们还进行了一系列秘密的、地下的、非法的活动，死守阵地，并且收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材料，准备反扑。这一系列的反党活动，为他们自己的彻底垮台准备了条件。一帮在党内隐藏了很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革命面目，就这样地被识破了。
    第二，反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北京市委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他们几年来一贯反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和发展。他们对抗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针，反对放手发动群众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保护城乡基层的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护地、富、反、坏、右。当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深入发展的时候，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要“刹车”，并且大搞翻案活动，为地、富、反、坏、右撑腰，打击贫下中农和革命的积极分子，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反攻倒算。前北京市委的这条路线，就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
    第三，抛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企图“和平演变”。前北京市委顽固地对抗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指导方针。他们在文化教育、工业、农业、财贸等各项工作中，都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他们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而突出资产阶级政治。他们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就不能不陷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泥坑。他们实行的，实际上就是赫鲁晓夫“全民党”、“全民国家”那一套修正主义的货色。他们的资产阶级本性是很鲜明的。他们在各条战线上，残酷地压制和打击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和革命群众，放手让一切牛鬼蛇神出笼。这一小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在北京市党政机关的一些单位和一些部门，实行“和平演变”，使这些单位和部门的领导权，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篡夺。
    第四，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前北京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实际上力图实行的是资产阶级独裁。他们对广大的工农兵，广大的党的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实行压制和打击，专横独断，丝毫不讲民主。他们的“民主”，是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民主，是一小撮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民主，是一小撮地、富、反、坏、右的民主。他们是一批恶霸，是一批阎罗王。
    第五，为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作舆论准备。前北京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非常重视制造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政权的舆论。他们把《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散布修正主义毒素的工具。他们利用他们能够掌握的报纸、刊物、广播、书籍、讲坛、文学作品、电影、戏剧等等，大肆放毒，腐蚀和毒害全国人民。所有这一切，都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条件的。
    第六，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教育方针，实行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教育方针。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所控制的一些学校不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而是为资产阶级复辟服务。他们不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是培养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对资产阶级分子爱护备至，对广大的革命师生进行排斥和打击。在他们控制下的北京大学，就是一个典型的反动的顽固堡垒。
    第七，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前北京市委一小撮人竭力反对广大工农兵群众和干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他们十分仇视毛泽东思想，一听到毛泽东思想就反对，就咒骂，就暴跳如雷。他们对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进行压制和打击。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尽做坏事，他们最害怕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下，暴露自己的原形。他们最害怕广大群众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威力无穷的武器，来推翻他们的反动统治。
    第八，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前北京市委那些主要负责人为了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实行一套封建帮会的、结党营私的组织路线。前北京市委的主要负责人采用封官许愿、招降纳叛等等卑鄙手段，收买拉拢一帮人，结成死党，充当他们的忠实走狗。
    第九，对党中央实行严密封锁。前北京市委一小撮反党分子，他们把北京市当成一个“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进，谁也过问不得，谁也批评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但他们却要到处伸手。他们是一个阴谋家、野心家的集团。
    第十，打着红旗反红旗。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所以能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隐藏下来，主要是因为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招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挂着毛泽东思想的招牌，反对毛泽东思想。挂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招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挂着共产党的招牌，干着反共的勾当。前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所干的这一套，同赫鲁晓夫维妙维肖。他们就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党中央对前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是逐步有所察觉的。但是，他们修正主义本质的彻底暴露，还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有一定的土壤和气候。毒蛇也要在一定气候条件下才会出洞的。毒蛇一出洞，就立即被毛主席和党中央把它捉住了，就立即被广大的党的干部、广大的群众打倒了。
    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被揭出来，是一件大好事，是党的生活中的正常现象。毛泽东同志早就告诉我们，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斗争，党的生命就停止了。党内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由非对抗性矛盾变成为对抗性矛盾。我们党能够及时地识破和摧毁由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垄断的前北京市委这个反动堡垒，恰好表明我们党是强大有力的，表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是非常英明非常伟大的。
    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它告诉我们，要推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夺回在文化领域里被资产阶级篡夺了的领导权，必须首先揭露、批判、斗争那些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同这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的斗争，是复辟反复辟的斗争，是防止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斗争。
    意气风发的北京市广大工农兵，广大党的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用毛泽东思想把自己武装起来，用毛泽东思想作为战斗的批判的武器。他们正在新的北京市委的领导下，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北京市的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的党团员、广大革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对前北京市委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他们无限地热爱毛主席，拥护党中央。他们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做了很多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北京市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一定能够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把毛主席的话当作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在新的北京市委的领导下，彻底肃清前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在各条战线上取得新的胜利。
    
    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红旗》杂志第九期发表社论《信任群众，依靠群众》
    一个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伟大的群众运动，正在全国兴起。千百万革命群众，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以雷霆万钧之力，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展开了尖锐的斗争。牛鬼蛇神陷入了广大群众的汪洋大海包围之中，他们遭到了空前的严重打击。
    发动广大群众，用群众运动的方法，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伟大的创举。
    亿万人民群众起来批判旧世界，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根本特点。
    毛主席告诉我们：“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革命战争是这样，无产阶级的一切事业是这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然也是这样。没有群众运动，就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同样，没有群众运动，也就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过去，我们党进行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革命战争，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正是在毛主席领导下，组织起来的广大人民群众，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旧中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中国。今天，我们党进行触及人的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无论用枪杆子批判旧世界，还是用笔杆子批判旧世界，都必须依靠人民群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群众的革命事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中，都必须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只有动员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出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才能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阔深入地开展，才能把一切牛鬼蛇神暴露出来，把他们打倒，才能真正解决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胜利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
    历史已经证明，广大的革命群众是反动国家机器的埋葬者，是反动社会制度的埋葬者。历史也必将证明，广大的革命群众是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埋葬者。
    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文化革命的积极性。近几年来，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特别是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获得了巨大的成绩。他们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在阶级斗争中，在生产斗争中，在科学实验中，他们用毛主席著作用得很好。在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用毛主席著作也用得很好。他们是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的铜墙铁壁。他们是摧毁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盘踞的思想文化阵地的主力军。如果低估了这一点，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几个月来，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证明：
    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牛鬼蛇神的识别能力最强，他们看得最清，认得最明；
    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牛鬼蛇神战斗得最好，他们瞄得最准，打得最狠；
    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广大人民群众，最善于进行斗争，最善于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驳斥得体无完肤。
    几个月来，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证明：
    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党的正确领导，就是要善于走群众路线，就是要自始至终把放手发动群众作为运动的根本。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是我们党的无限力量的源泉。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是我们党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针。
    是否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这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分水岭，也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同一切修正主义政党的一个根本区别。我们党所以有力量，就在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敢于放手发动群众。只有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头，放手发动群众，才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害怕群众，害怕群众运动，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领导，那就违背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的党的领导原则。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须组织、发展无产阶级左派队伍，并且依靠他们发动群众，团结群众，教育群众。
    全国各地，到处有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是可以信赖的，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核心。
    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最听党的话，最听毛主席的话，他们在革命中最勇敢、最坚决，他们最善于团结多数，他们能够在斗争中起模范作用。他们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锋。
    我们党必须依靠各个地方、各个部门的坚定的左派。不要受级别、资历、年龄等等错误框框的束缚，把坚定的左派组织起来，作为运动的骨干，大胆放手地让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挥带头作用。
    只有依靠坚定的左派，放手发动群众，才能真正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才能辨明真革命和假革命、革命和反革命，才能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运动健康地发展。
    毛主席教导我们，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是党的领导方法的一个根本原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也必须坚持这个原则。
    群众路线是党在一切工作中的根本路线。人民群众是我们一切革命工作的力量源泉。依靠人民群众，我们就能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做好一切工作。离开人民群众，我们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就将一事无成。毛主席说：“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毛泽东思想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
    今天，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在世界人民革命斗争波澜壮阔的大好形势下，我们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
    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
    我们的党，是毛泽东同志亲手缔造和培育的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是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的、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有认真的自我批评精神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是经历了革命历史上最激烈、最艰苦、最长期、最复杂的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党。
    我们党的四十五年的历史，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起来的历史。我们党四十五年来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思想是在我国人民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是在我党和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是在总结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斗争的新经验中，发展起来的；是在总结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经验中，发展起来的；是在吸取苏联赫鲁晓夫集团篡党、篡军、篡政，而把苏联由社会主义制度引向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严重的、痛苦的教训中，发展起来的。
    象毛泽东同志经历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的革命领袖，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一样，在历史上是罕见的。正因为毛泽东同志善于随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来总结各种革命斗争的新经验，所以，毛泽东思想是我国革命各个阶段上唯一正确的指针，是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对一切反动派的强大的革命思想武器。
    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毛泽东思想是在同国内外各种强大敌人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也是在同党内各种机会主义思想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我们党从成立以来的长时期中，贯串着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的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红线。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曾经先后同两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严重的斗争。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经过一九四二年开始的全党的整风运动，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全党的指导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
    刘少奇同志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毛泽东同志“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这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最大的收获与最大的光荣，它将造福于我国民族至遥远的后代。”“并将对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特别是东方各民族的解放事业，作重大的有益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时代。社会主义革命是彻底消灭剥削阶级和私有制的革命，是比民主革命深刻得无可比拟、广泛得无可比拟的革命。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阶级和阶级矛盾仍然存在，虽然阶级斗争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存在着极其复杂、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国内外的阶级敌人极端仇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在国内，被打倒的和正在逐步被消灭的剥削阶级拚命挣扎，拚命反抗。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并且同那些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互相勾结，时刻企图实现反革命复辟。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总是千方百计地阴谋进攻、破坏、瓦解和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种激烈的国内外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我们党内来。
    建国十六年来，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同反党修正主义集团，进行了三次大的斗争。
    第一次大的斗争，是同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
    这场斗争，发生在一九五三年我国大规模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的紧要关头。这时，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高岗、饶漱石这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这些野心家、阴谋家，在国内阶级关系剧烈变化、阶级斗争十分紧张的形势下，再也耐不住了。他们大肆进行阴谋活动，妄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实现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复辟。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同这些反革命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一九五四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和一九五五年党的代表会议上，彻底揭露和粉碎了这个反党联盟。
    由于这个斗争的胜利，全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
    第二次大的斗争，是同另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
    一九五八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这个总路线的鼓舞下，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掀起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新高潮。这是一个新的大跃进。在这个大跃进的过程中，出现了全国农村的人民公社化。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外反动派，对我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对我国人民在党的总路线指导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极端恐慌，极端仇视，联合起来对我们进行疯狂的攻击。在一九五九年党的庐山会议上，一小撮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支持下，向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们抛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企图用来代替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妄想把我国拉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我们的党，在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领导下，一致奋起，给这个反党集团以坚决回击，彻底粉碎了他们的阴谋，保卫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保卫了党的团结，保卫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随之而来的，是我国人民在各个战线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人们看见，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大跃进所播下的种籽，已经结下丰硕的果实。
    一九五九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这场斗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次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 对于我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三次大的斗争，是同最近揭发出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集团的斗争。（⑴⑶）
    这一些反党分子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界里，窃踞重要职务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的活动，比前两次被粉碎的反党集团更隐蔽、更狡猾。他们长期地打着“红旗”反红旗，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挂着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假招牌，干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勾当。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逐步深入，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逐步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就突出起来了。这个反革命集团，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竭力抵制和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抵制和反对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在他们所控制的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出版界以及其他文化界的一些重要阵地上，他们大搞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大量散布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毒素，向毛泽东思想、向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向社会主义制度，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们千方百计地包庇资产阶级右派，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压制广大工农兵群众的革命运动，抗拒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的手伸得很长，要抓党权、要抓军权、要抓政权。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篡党、篡军、篡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演出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政变。
    他们抓笔杆子，就是要为他们的资本主义复辟和反革命政变作舆论准备。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彻底揭露和粉碎这个反革命集团，是毛泽东思想的新的伟大的胜利。这是保证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反革命颠覆的大事，是关系全国人民命运的大事。从广义上说，也是关系世界人民命运的大事。
    十六年来我们党内发生的三次大斗争，是毛泽东思想同反毛泽东思想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毛主席说，“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毛主席还指出，“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
    我们党每经历一次大斗争，清除一小撮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这是完全正常的、合乎规律的现象。每经过这样一场斗争，我们的党就更加团结了，更加巩固了，战斗力就更加坚强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外反动派，梦想从这里面捞取一根稻草，完全是枉费心机。
    十六年来我们党内三次大斗争说明：那些反党集团的一切罪恶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搞反革命政变，为了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如果不把他们的罪恶阴谋揭发出来，他们肯定是要对人民下毒手的。
    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我们几十年流血牺牲打出来的无产阶级江山，人民的江山，就会废于一旦。我国人民就要重新受压迫、受剥削，过牛马的生活。帝国主义就会卷土重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也会骑到我们头上，我国就会重新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
    我们共产党员，革命的无产阶级，一切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们，对于这样的事情，决不能等闲视之，一定要严正对待。
    由于我们的党是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几十年革命的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是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有丰富革命经验的党，我们完全能够识破和揭露这些反党集团，使他们的阴谋不能够得逞。这些反党分子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的阴谋一旦被戳穿，就立即陷入广大人民群众的包围之中，就显出了纸老虎的原形。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反党集团阴谋搞反革命政变的最大障碍。因此，他们总是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毛泽东思想。他们和帝国主义者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一样，一提到毛泽东思想就反感，就骂街，就跳起来，就歇斯底里大发作。谁拥护毛泽东思想，提倡学习毛泽东思想，他们就反对谁、攻击谁，造谣、诬蔑，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他们特别害怕广大工农兵直接掌握毛泽东思想。他们以“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为罪名，来反对广大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他们下禁令、贴封条，就是不让毛泽东思想同广大工农兵群众见面。但是，他们越是禁止，越是封锁，越是反对，广大工农兵越是热爱毛主席著作，越是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著作。
    我们党四十五年的历史经验证明，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是我们党的命根子。反党野心家阴谋篡党、篡军、篡政，就一定要贬低、歪曲、攻击和反对毛泽东思想。为了使我们的党永不变质，使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我们就要永远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作为全党团结和革命的共同思想基础。现在是这样，一百年是这样，一千年也是这样，永远是这样。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是衡量谁是真革命，谁是假革命、反革命，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谁是修正主义的尺度。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谁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是革命的死敌，就是人民的死敌，就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早在二十一年前，刘少奇同志就向全党指出：“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动员全党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抗御的力量。”
    周恩来同志说：“用毛泽东思想把我们的干部和劳动人民武装起来，是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顺利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极其重要的条件，也是克服和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根本方法。”
    林彪同志提出：“我国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必须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毛主席的思想灌输到工人、农民中去，才能改变劳动人民的精神面貌，才能使精神力量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党的最大的优点，就是有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经过了历史的考验的。中国的革命不是由别的思想引导到胜利的，而是由毛泽东思想引导到胜利的。革命胜利以后，也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才获得了这样伟大的成就，并且继续胜利地前进着。”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泽东同志亲手缔造的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人民解放军响应中央军委和林彪同志提出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号召，开展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已经收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的成效。
    全国亿万工农兵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正在蓬勃发展，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宏伟的思想革命运动。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空前普遍化。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正在变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有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几亿人民，有了千百万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才能够把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够使我国由社会主义逐步地过渡到共产主义，才能够使我国对世界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
    全国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知识分子，要紧紧地团结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坚决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陶铸在北京大学革命师生员工庆祝党的生日的大会上的讲话：
    北大全体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
    我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你们表示热烈地祝贺！
    反革命黑帮分子陆平，对党的生日从来不庆祝，他们只庆祝“一二·九”，这是因为他们对党没有感情，他们仇视党。今天，你们获得了解放，你们对党有深厚的阶级感情，你们隆重庆祝党的生日，这很好，你们要永远庆祝下去！使北京大学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最高学府！
    你们打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炮！你们干的好！你们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经验。现在我讲文化革命的个人意见。
    （一）文化革命要达到什么目的？
    北京大学的文化革命，从聂元梓同志的革命大字报贴出后，把全国都带动起来了。你们一个月来，除了六月十八日少数坏分子打架外，运动开展是好的，在全国走的最快，取得成果是大的。运动第一阶段，要彻底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集团。要夺权，要革他们的命。你们揪出了陆平、夺了权。以陆平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被打倒了，但陆平的毒素很多，他的思想要彻底肃清，还是要经过斗争的。撤他的职容易，要清算他的毒，彻底打倒他，挖掉他的根子，我们还没有完全做到。下一段还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打倒了陆平，才能清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影响。给他戴高帽、让他低头、这个容易，要清除他们的影响任务就不那么简单。
    有的同志认为这一段没有前一段热闹、轰轰烈烈、心里有些急。你们斗陆平，不仅是一个陆平一个人的问题，还有彭真的问题，陆定一的问题，我们第一次这样大规模地搞这样大民主，大字报，大辩论，过去是没有的。意义大得很，要很好地总结。这仅仅是开始。要完成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必须全校团结起来，把所有愿意革命的同志团结起来，今后的斗争是很细致，很复杂的。可继续贴大字报，每个同学都要控诉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把它搞臭，不管他们打着红旗及红旗的手段多么狡猾、多么阴险，只要我们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就可以识破他们。他是假革命，他是修正主义分子我们会识破他，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同他们斗争。全校师生都起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开火，使我们党不变颜色，在中国没有他们的基础，这就要比前一段更艰巨，更复杂，要分析批判。喊口号是必要的，戴高帽没多大作用。今后运动味道更大，把校内修正主义根子挖掉，农民锄田地里的草快，你们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之草，就不是那么容易。艰巨性，复杂性还在后头，你们要保持顽强斗志，继续前进。
    全校那么多大字报，你们要收集起来，编排刊印出来，发给同学。大字报里线索很多，从大字报来分析，继续发动群众写大字报，更重要的材料还在后头。要练兵，全校搞批判，各系也搞批判，把修正主义分子，右派分子和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透过现象看本质。
    以后，每年都要搞，揭发、分析、批判是打倒敌人的重要一步。群众运动，就是要运动，要运要动，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可交换观点，互相支援，进行革命串连，这很必要，越搞越有味道。把修正主义分子搞掉，把社会主义巩固起来。从政治、思想、组织上，把陆平搞臭，使他低头认罪，把打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揪出来，让大家起来，贴大字报，大辩论，互相支援，我们中宣部也在开展斗争，敌人还在狡辩。运动要从一般大字报揭露，到进一步揭露，不然，就成了表面大字报，等于没有大字报。
    学校领导烂掉了，首先要夺权。另一部分领导是官僚主义，群众关系不好，也要引火烧身，使问题解决了，群众信任了，再起来领导。第二阶段，是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批判。文化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斗争，把一切剥削阶级思想都打倒，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我们解放十几年了，二八年我在北京，不敢进燕京大学，这是一所十分资产阶级化的学校。
    在全国解放以前，北京的学生还南下宣传，当时傅作义说：我们让大学生吃大米白面，他们还反对，你们让大学生吃高粱米，他们还拥护你们。当时学生爱国热情高，坚决反对国民党，渴望建立一个新中国。解放后，燕大同北大合起来，组成新北大，但是，资产阶级毒瘤还在。学生在校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使无产阶级思想下降。我调查了一个学校，关心政治，思想好的，一年级占8％，二年级占6％，三年级占4％，四年级占2％。工农出身的青年，到大学后，慢慢就变了。资产阶级思想越来越多，想个人成名成家，不劳而获。学翦伯赞那一套，这很引起我们深思。贫下中农、工人供养你们上大学，而资产阶级却把你们当作资产阶级接班人培养，我们不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打倒，就对我们国家变颜色起影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就有他的思想基础。现在苏联领导人，都是建国初期的大学生，他们根本不考虑如何为人民服务，他们为一小撮特权阶层服务，在他们手下，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葬送了！我们要把资产阶级学校变为社会主义学校，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陆定一当了二十一年的宣传部长，还有一个周扬，他们站在反动的立场上，抵制毛泽东思想，宣扬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我们就要革他们的命，我们贴他们大字报，就把他们拉下马了。前中宣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部，是修正主义的宣传部。他们控制一切宣传机器，控制学校，怎么会办成社会主义大学呢？现在的学校是资产阶级的学校，旧的没有得到改造，这一次要大革一次，大家起来彻底革命！
    我们打倒了前中宣部，陆定一也打倒了，把前市委的修正主义者打倒了。高校也改革，广大学生都拥护。我在广东当了十一年省委书记，五年中南局书记，每年大学生的毕业分配工作，都要作几次动员报告，还有许多人有意见，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到工农兵中去锻炼。现在把学校搬到农村，你就认为农村有味道了。
我们认为，首先要破，立就在其中。而彭真说要先立，这是个反动的理论。我没有出几次国，但我看到一些，还是我们国家好。不破就不能立，长江大桥很好，但不把龟山蛇山破了就建立不起来。一切都是这样，不破就不能立，打倒旧的，才能建立新的。原来，在解放前，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自卑。现在，我们感到无比自豪，感到最光荣，因为世界革命导师毛主席就住在北京！马克思、恩格斯破了亚当、斯密，破了黑格尔；列宁破了伯恩斯坦、考茨基；毛主席破了很多“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破了赫鲁晓夫，所以，毛主席是世界革命导师，毛泽东思想就特别伟大。不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无产阶级思想就立不起来。你们要来接班。有些人说文化革命要消灭知识，这是诬蔑！我们消灭资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革命文化才能建立，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过去知识分子高薪制，对他们迷信，哲学家讲哲学，人家越听不懂，他就越高贵！现在劳动人民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掌握了知识，写出了非常好的文章。把高考废除了，劳动人民进大学的机会更多了。当然，剥削阶级出身的学生，如果政治表现好，也可以上大学。德、智、体都好，可以选拔。首先要搞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及格了，才能上大学，不搞阶级斗争，就不能升学。现在的学制太长了。麦贤得初中毕业，他能在战场上脑浆流出，还坚持几个小时的战斗，因为他思想上只有消灭敌人，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这是世界上任何学校都培养不出来的！我们不要上十几年大学，教学要重新来。翦伯赞再也不能上堂讲课了。翦伯赞不写农民领袖，不给他们地位，而给刘邦、刘秀很高地位。戏都是才子佳人，现在我们要看“红灯记”，看革命戏、革命电影。我们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
    我们的文化发达了，世界文化得到了发展，没有这个文化革命社会主义文化就立不起来，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同它相适应的文化是不行的。有的人说，无学无术的人搞有学有术的人。这完全是胡说。我们的学是无产阶级的学，没有资产阶级的学。而陆定一是大学毕业，他有的是资产阶级的学术；我是小学生，对资产阶级的学术不懂，而毛泽东思想我们懂，而陆定一不懂这一条。毛主席的书是最好的，资产阶级读不进去。工农兵写的文章很好。文化革命，就是要没有资产阶级的学术的人来搞。读毛主席的书，一切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主席早就提出的，你可以出来放，我们也就可以除掉你。两个敌对的阶级根本没有言论自由。我们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就没有言论自由，他们杀害我们。我们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分子，也没有他们的言论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都有言论自由。历史上所有的阶级统治都是这样。凡是毒草，我们就批判。资产阶级说我们“言不由衷”，“自食其言”，我们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不给他们言论自由。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批判资产阶级也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戴高帽，因为戴上高帽，就看不到他的表情，他就会在高帽里边打瞌睡。（全场大笑）只有摆事实，讲道理，才能真正打倒。解放前地主资产阶级政权，谁反对他，就要杀头，押进监牢，他们不敢辩论。
    在批判中，要注意区别对待。一般有资产阶级思想，说几句错话，是允许的。五八年以来，没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但有一些错话，也要进行批判，但要以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经过分析、批评、帮助，达到团结他们。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们总以什么“权威”出现，如翦伯赞有什么权威？他只有反共反人民的“权威”，是资产阶级给他们的权威，革命的人民没有封给他什么权威。她自以为自己是权威，以我看，你还是老实点，有多大本事，就拿出来为人民服务好了，不要拿那么一点知识骑在人民头上，装腔作势。你们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打倒了，学校才能面貌一新，现在的大学，都没有突破资产阶级那一套。
    （二）自始至终贯彻放手发动群众。
    我们党就是靠发动群众，用毛泽东思想去团结群众，教育群众。多数人起来了，才能取得革命胜利。放手发动群众是运动搞好的根本。放手了，发动了群众，才能夺资产阶级的权，打倒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才能搞好教学改革。首先要发动左派，依靠他们去团结群众，决不能包办代替。放手发动群众，去团结95％以上的人。反革命是少数，革命者是多数，热爱党中央，热爱毛主席，这是主流，真正死心踏地跟陆平、彭佩云跑的是少数。我们要分化敌人，只有分化了敌人，把最少数死心踏地的坏蛋们孤立起来，才能彻底消灭它。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既不要对犯有一般错误的人抓住不放，更不要让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溜走漏网。原来一些干部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群众关系不好。群众起来了，就要引火烧身，只要他愿意革命，我们要帮助他，批判他，鼓励他革命。集中力量打击那些死心踏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三）重点的问题是组织一个好的左派队伍。
    依靠坚定的左派队伍，他们无限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当然，绝大多数人都是要革命的。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是极少数。左派要作中间人的工作。他们有受影响的，有上当的，我们团结他们，帮助他们，就可以孤立极少数的右派。
    在我们中宣部，也有些右派、中间派，现在都以革命面目出现。现在是左、右派互相点名，这里边有一个真左派假左派的问题。
    左派的条件是：最听党的话，最听毛主席的话。这要有实际表现，要历史地看他。运动前你反对共产党，反对毛泽东思想，运动一开始，你就成了马列主义者，这是不可能的。要看在各项政治运动中的表现。一贯好的，总是好，一贯不好的，一下子变成左派也是不可能的。第二个条件是要对革命最坚定，最勇敢。因为他们掌握真理，他们敢于革命。他们冲锋陷阵，是文化革命的急先锋。第三个条件是能团结多数同志一道革命，不骄傲，不盛气凌人。他们能虚心地听取不同意见，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第四是能起模范作用，带头作用，骨干作用。真正为群众树立样板，不要口头上马列主义，实际上自由主义。
    聂元梓同志的革命大字报贴出后，有的同学也反对，但“保皇派”不是他们。有少数人是真保皇派，多数人是好的，可以团结他们。有些同志还可能是组织性很强的同志，上了当，当然应该进行检查，在那个时候他们看不清，不觉悟，现在觉悟了，我们就欢迎他们革命。
    不要把保皇派的面划的太宽了。“保皇派”是他本人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而挖出了他的主子，他就要保皇；也有的以左派的面目出现，实际是保皇派，使他们的阵容不被瓦解，保存阵地，待机而动。保皇派是少数，但是有。
    什么是黑帮？黑帮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集团或分子。虽然也犯有比较严重的错误，也说过错括，做过错事，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一定损失，但是，只要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就不能叫黑帮。黑帮就是我们的敌人。黑帮分子是一惯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分子。他们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始终如此。如果仅仅是在某个阶段，对某个具体的事件有错误，也要批判，帮助他检查、改进。把这些搞清楚了，经过斗争，团结95％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四）分化孤立敌人。
    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集团或个人，只要他彻底交待，我们允许他革命，可以挽救的，就挽救，只要他们彻底划清界线，脱胎换骨，可以挽救他们。对那些死心踏地，死不回头，顽抗到底的黑帮分子。要孤立他们，彻底打倒他，他带着花岗岩脑袋，我们就要搞臭他，打倒他。当然，还不是肉体消灭，还要留下他，废物利用，当反面教员。
    最后，我要讲的，是要加强党的领导。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要十分强调，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没有考虑的余地，任何反对党的领导的，就是反革命。什么是党的领导？就是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只要他执行党中央的政策，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中央还没有决定撤销他这一级组织，我们就服从他的，毛主席就是通过各级这样的组织去领导；如果他们不执行党中央的政策，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就要反对他。党的领导，就是要宣传、交待党的政策，要组织领导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组织强大的左派队伍，进行革命斗争。不要以任何借口反对党的领导。有些党外的同志比党内的同志表现还好，可以收到文化革命委员会来参加领导。
    对于不够条件的党、团员，我们可以提意见，以后再搞。你们不要把一切党员团员都搞臭了，不能说都是保皇派，你们有几千名党、团员要团结起来，集中火力，向黑帮开火。
    有些人想搞我们的枪枝、档案，这是不行的。我们要严防敌人破坏活动，警惕坏人乘机捣乱。
    同志们，原来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北大犯了错误。我们新中宣部要支持你们革命，要向你们学习。
     （此讲话，是根据王武同志记录整理，未经陶铸同志审阅、核对）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日，毛泽东在文件上批示：“同意你们的意见，应当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
    六月三十日，刘少奇邓小平就文化大革命运动部署问题给毛泽东的信
    目前文化教育方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展开，中央和省市领导必须用很大力量领导这个方面的运动。如果工矿企业、基本建设等基层单位一齐动起来，领导上顾不过来，容易出差错。最近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完成得不算好，特别是钢、钢材、煤的产量开始下降，质量下降的情况尤为突出，事故增多，基建任务原计划上半年完成40－45％，现在只能完成35－36％。因此，在京同志讨论之后，认为文化革命运动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化教育部门、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和二十三条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上海正在进行四清的40万职工的企业，决定以文化革命运动为中心的方法进行，我们已答复同意，看看他们的经验如何，再行推广）。这是一个重要决定，请主席考虑决定。拟了一个通知稿，请审核。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    中发［66］336号
    目前，全国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战线，同其他战线一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广大职工群众热烈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战斗号召，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猛烈开火。一个前所未有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正在兴起。这个大好的革命形势，必将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有力地促进生产建设高潮的发展。一切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部门，必须坚决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同时，必须坚决地贯彻执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加快大小三线的建设，力争提前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
    今年上半年，无论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基本建设，总的形势都是很好的，各项指标和去年同期比较，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最近时期，一部分产品质量下降，事故增多，设备维修计划完成得不好，某些产品（如钢、钢材、木材和煤炭）的产量开始出现下降的情况，某些基本建设项目的施工进度，也开始出现迟缓的现象，外贸方面开始有所下降。对于这些刚刚露头的问题，各级党委必须看得见，抓得起，立即采取措施，加以解决。要大抓生产，特别要注意大抓质量。高温、雨季已经到来，防洪、防汛、防暑工作也急需妥善安排。
    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锋芒，是指向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特别是指向党内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这和四清运动的主要打击目标是一致的。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需要用相当长的时间。目前各地党委需要用很大力量领导正在开展的文化教育方面的革命运动，同时也应注意到工矿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必须保证完成国家任务的特点，因此中央认为，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包括设计、施工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按照各地原来确定的部署，分期分批地有领导地有计划地进行。不要打无准备、无把握的仗，不要全国所有厂矿企业一哄而起。否则，不但不能取得文化大革命的成功，而且会使生产建设遭到损害。
    正在进行四清的单位，要在工作队的领导下，把文化大革命插进去进行。还没有进行四清的单位，可以组织职工群众，集中精力学习主席有关文化革命的著作，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和文章，批判《三家村》，批判经济学界孙冶方等人的修正主义谬论；本单位的重点批判对象，不要急于发动群众批判斗争，要和四清运动一起，由上级派出工作队领导进行。已经结束四清运动的单位，确实达到了搞好运动的六项标准的，可以在本单位党委的领导下，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补课工作；没有达到六项标准特别是领导核心问题没有解决的，要重新派工作队去，从文化大革命入手，把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所有单位，不论属于上述那一种情况，都必须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各级党委必须抓革命、促生产，做到革命和生产建设双胜利。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的单位，要以主要力量抓革命，同时，也要组织一个班子，专门抓生产建设工作。
    这个通知，也适用于财政贸易基层单位以及医院等。
    这个通知下达到各工矿企业、基本建设、财贸、医院的基层党委，必要时可向职工群众口头传达。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日，刘少奇邓小平同乌兰夫的谈话
    刘少奇：今天谈谈乌兰夫同志的问题。看了华北局工作会议的简报，上面反映的都是些重要问题。今天同乌兰夫同志正式谈谈。
    乌兰夫同志同我们很熟了，是很老的同志。中央的各种会议你大都参加了，中央的方针你都知道。内蒙的情况我们知道一些，当然并不知道那样多，情况不十分清楚。比较起来，几个自治区，对内蒙情况了解的多些。
    邓小平：对生产方面的情况知道得多一些，对阶级斗争情况知道得少一些。
    刘少奇：中央对你是信任的，你也知道。培养你，让你参加全国各方面的工作，担负了重要职务，让你当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邓小平：还有民委主任。
    刘少奇：同志们这次揭发了你很多问题，我们觉得很突然。是你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违背了中央的方针、路线。民族问题，中央历来是注意的。但不同于你所提出的民族问题。在内蒙，你强调的是地方民族主义。中央强调的不是你所说的那个反大汉族主义，而是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民族问题，不外是地方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这两者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要反对，都要肃清，特别是要在干部、党员中肃清。解放以来，我们历来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内蒙也是反大汉族主义。全国都反过地方民族主义。新疆、西藏、宁夏回族自治区都搞过，差不多都是反过的，你们内蒙就没有搞过？这些，乌兰夫同志都是知道的。
    邓小平：在朝鲜族中也反对过。
    刘少奇：在全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都批判过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
    地方民族主义并不比大汉族主义好一些。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搞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是压迫阶级、剥削者；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没有搞民族主义的必要。
    剥削阶级首先剥削本民族的劳动者，汉族、蒙族都是这样的。搞地方民族主义就是代表牧主、富牧利益的。如果不想剥削，搞民族主义干什么？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全世界被压迫的人团结起来，不分民族，不分国家。这样可不可以？可以。马克思这个口号，在被压迫、被剥削的基础上是能团结起来的。不是搞民族主义，而是在反对压迫、剥削的共同基础上团结起来。阶级斗争是共同的，只要那个国家有剥削阶级，就有被压迫者、被剥削者。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地方，压迫者、剥削者总是少数，被压迫、被剥削者是多数。所以，毛主席提出是站在百分之九十五一边，还是站在百分之五一边。这是每个共产党员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根本立场问题。
    内蒙古也有压迫者、剥削者，他们首先是压迫、剥削本民族，凡是能剥削的都剥削。大民族主义也是如此，剥削本民族也剥削别人。这是共同的。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基础就是反对压迫者、剥削者。内蒙古就是被压迫者团结起来，靠共产主义吃饭，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靠民族主义吃饭。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可违背的。不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搞阶级斗争，不搞内蒙古的阶级斗争，就没有团结的基础。我们看了你们《实践》的元旦社论，说什么“三个基础”。政治应该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应该是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应该是社会主义文化。还搞什么其它“三个基础”？“三个基础”不通，是错误的。社会主义是共同的，难道内蒙就不是社会主义的共同道路吗？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阶级斗争，也有新旧斗争，新旧斗争了也包含有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总是赞成旧的，站在旧的方面，提“三个基础”就把方向、阶级模糊起来了，什么也没有说清楚。
    我们多年来反大汉族主义，现在有还要反，要在干部中进行教育，注意不犯大汉族主义，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内蒙应该反地方民族主义，搞民族分裂那是不允许的。应该在几年内把地方民族主义作重点反一下。对蒙族人民、蒙族干部和知识分子有好处。地方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不反，就害了他们。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说，究竟吃民族主义的饭，还是吃共产主义的饭？要吃共产主义的饭。搞民族主义有什么饭可吃？吃民族主义饭就站到百分之五那一边去了。汉族中有民族主义，也要注意。在机关中、干部中不认真反地方民族主义，一定要犯错误，事实上现在已经犯了错误。搞地方民族主义，不可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你是不搞阶级斗争的，特别是不在蒙族中搞阶级斗争。
    邓小平：牧区阶级划分问题，内蒙落后于新疆、宁夏、青海、四川，还会落后于西藏。民族地区，除壮族外，不是你们先进！内蒙条件好，有牧区，有森林，还有包钢。不要以为对国家支援就满足了，认为生产上去了，不搞阶级斗争，生产是不巩固，经不起风浪，会退下来的。你们的纲落后了。什么纲？阶级斗争的纲。你不如赛福鼎同志，他还站起来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你现在走的路是包尔汗的路，刘格平的路，扎喜的路，搞独立王国。再走，就走到达赖、班禅的路上去了。有这个危险，你拼命强调地方民族主义，你那里是前线，面对苏修、蒙修，不搞阶级斗争，你要把内蒙引向什么方向？你不从这个地方深挖，是极其危险的。
    刘少奇：牧区不分不斗不划阶级，在刚解放后的一个时期是可以的，新疆那时也没有划。不是没有阶级，不是不要划。到社会主义阶段，就应该划阶级，新疆在土改后就开始划了阶级，有牧主、富牧……。王震同志一到新疆就要划，那当然早些。新疆也是依靠贫苦牧民搞清四清，你们一直没有搞牧区阶级斗争是不对的。牧区并不是不划阶级，不搞阶级斗争，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就要划阶级。
    邓小平：新疆划了，青海划了。搞公社时牧区划不划阶级，你的态度是不明朗的。民委有两派，一派主张划，一派不主张划。你是不主张划的。你的理由是不划阶级也发展了生产。直到去年你还是强调不分、不划阶级能发展生产。其它自治区划了阶级，生产不是更可以发展了吗？划了阶级管的不是更长吗？有的牧主坐上飞机到处逛，钱从哪里来的，还不是剥削来的！老党员乌兰夫变成了牧主、富牧的代表，你是代表资产阶级的，站在蒙古族百分之五的人一边，没有站在蒙古族百分之九十五一边，立场错了！
    刘少奇：新疆牧主有一部分到城市，一部分在牧区。他们捣乱有办法对付。采取赎买政策，给牧主一点定息。赎买，如果他杀了牲畜，或者叛变了，不是什么也没有了吗？
    邓小平：牧区不建立贫苦牧民专政永远解决不了问题，永远是个课题。不要以为生产发展了就掩盖了阶级斗争。
    刘少奇：生产发展不能掩盖阶级斗争，相反要引起阶级斗争。任何制度都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可以使生产迅速发展，大大发展。在民族问题（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在阶级斗争这两个根本问题上，乌兰夫同志犯了错误。四清是搞阶级斗争的，是搞社会主义的。本来各族劳动人民可以在四清这个共同基础上团结起来。你把四清也搞成民族问题，偷梁换柱，把四清性质和重点根本改变了，是根本错误的。过分强调民族主义，不能团结汉族，少数民族也团结不了。因为地方民族主义只能代表百分之五的人的利益。民族问题，在一定时期有革命性，因为有民族压迫。民族遭到侵略，例如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这时候要团结本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日本人走了，蒋介石打我们，阶级矛盾就突出了。当时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还不明显，突出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如果自己本民族不是受压迫，而是侵略别人，煽动起来赞成他，那是法西斯主义。法西斯是利用民族侵略另一个民族。如德国、日本，终究必然失败。如果本民族不是受压迫不是去煽动侵略别国，内部矛盾就要暴露出来。到底大汉族主义压迫了你们没有？内蒙现在不是被压迫的，在国内是平等的。成吉思汗时代对外侵略，那时俄罗斯还是部落社会，成吉思汗可以横行一下，但不久就完了。现在即使是希特勒、日本那样的民族主义也不行。没有希望。内蒙也不可能。现在你保卫民族，没有什么人去侵略压迫你们。小的缺点是有的，批评、改正就算了。有大民族主义，中央历来是批评的。
    用民族问题代替阶级斗争问题，是资产阶级路线，是代表蒙古地主、牧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不是代表蒙古工人、农民、贫苦牧民的利益。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你说阶级问题实质是民族问题，这是资产阶级立场，根本错了。反修斗争过去内蒙提出的早，你说搞得还好，中央还通报了。
    邓小平：去年下半年以来，正是我们揭苏修揭的很厉害，泽登巴尔进一步反华时，你们不提反修了，把反修的旗帜降下来了。
    刘少奇：新疆要驳苏电台，内蒙电台不反驳外蒙电台。修正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剥削阶级思想，地富思想。外蒙对我们广播宣传修正主义，我们也要反广播。揭露外蒙修正主义。最近毛主席在中央会议上几次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一个地方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可以造反。中央是马列主义、搞社会主义，地方就不能造反。强调反大汉族主义，不反修。不反地方民族主义。反对四清，不搞阶级斗争。所谓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就不是以社会主义为基础。你反复强调毛泽东思想的民族观。毛主席的民族观是什么？就是国际主义的民族观，共产主义的民族观，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民族观，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苦人民联合起来的民族观。不是大汉族主义观，不是地方民族主义观。你自己在那里篡改歪曲毛主席思想，强调踏出自己的路来。是什么路？自马列主义以来，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团结起来的路，就是世界上各民族独立平等互助的路，就是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的路。
    乌兰夫：我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
    刘少奇：不是偶然的。
    邓小平：时间很长了。
    乌兰夫：在筹备纪念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这个时期就冒出来了。
    刘少奇：过去没有这样批评过你，批评也许好些。
    邓小平：不是去年起，还早。你长期思想是右倾，站在李维汉一边。一九五三年就开始了。一九五五年平叛，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的平叛，你都是右倾的。但中央一讲话，你就把话插开好，似乎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同意了中央的观点。其实，你并没有放弃自己的错误观点。你同李维汉是一致的。如文字问题，用什么字母，你主张用俄文字，俄文词汇。你说同外蒙把语言文字一致起来是为了影响他们。一九五零年我们就觉得刘格平思想不对头，一九五三年就觉得你也有些不对头。你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不能从筹备“二十周年”算起。如果你要说是从筹备“二十周年”开始的，你就根本接触不到问题的本质。
    刘少奇：一九三五年《宣言》，当时是有革命作用的，是反蒋反日的。察、绥已经特殊化，外蒙性质也不同。你的民族主义是相当系统的。
    乌兰夫：我从延安开始就接受了李维汉的思想。
    邓小平：是啊，没有根，一下子是钻不出来的。
    × ×：你是要把内蒙人民引到何处去？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搞你的一套，而且在组织上有布置。你是打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旗帜，还是打乌兰夫、民族主义的旗帜？
    邓小平：我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到刘格平打自己的旗帜，你懂得我是有所指吗？
    乌兰夫：我懂得了。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检查时，戴了几顶帽子。大家不满意。这次回去，把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好好整一下。这几年发生了不少叛国案件。自从一九五三年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以来，地方民族主义不由自主就冒出来了。
    刘少奇：为什么出那么多案件？就是要搞剥削、搞特殊。
    乌兰夫：这次要好好挖深。
    × ×：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你的思想根深蒂固，又急于打自己的旗帜。
    邓小平：这次你已经被动了。要你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想你会得到启发，但你只讲了五分钟的话，那么浮浅。性质相当严重了。你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未作交代，未作检查，很不主动。在华北局会议上你又躲躲闪闪，不接触实质问题，越来越被动。
    刘少奇：你在中央会议上不采取主动。那是很好的机会。我们都作了自我批评，而你没有。如有，可以替你说话。华北局会议上有一篇好的讲话，也较主动。
    邓小平：在中央会议上，雪峰同志找你谈过两次，谈的相当深。现在不能不采取更多一些人来过问。现在是在一百四十多人中，如果拿到群众中去，群众会把你与彭、罗、陆、杨一样看待。你的组织活动相当多，不是一般政治思想问题，而是打出自己的旗帜。这多危险！中国只有毛主席一面旗帜。杨静仁不搞民族特殊，刘格平打了自己的旗帜。赛福鼎比你共产主义多，他站起来做了一个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报告，主动了。你在组织上做了活动。有相当一批力量。现在还有那么些人，要打你的旗帜。“打游击也干。”你们还能打起来？！你搞代常委，呼市夺权，包头市也要夺权。夺谁的权？你的夫人搞的什么事？你那家乡搞的什么事？相当惊人啊！这些事出在别人身上不奇怪，出在乌兰夫同志身上很奇怪，今天向你交底。
    刘少奇：在同志中间玩小名堂，耍手腕，搞两面派，干部如何看你？你丧失威信了。
    邓小平：再不能搞地下活动了。再搞，搬出来。越搞越糟。老同志嘛，要说老实话。
    × ×：不讲老实话，就要身败名裂。
    乌兰夫：检查不深刻再检查，过去思想不清楚。
    刘少奇：为什么不清楚？是资产阶级利益迷了你的窍！对形势估计不对，对中央也估计得不对。我们信任你，但你搞这么一套，中央要批判。一个时候，总有那么几个人，一捧就昏头昏脑转向了。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问题是站在那一边，站在百分之九十五一边，不仅可以在内蒙，而且还可以做全国工作。你的屁股是坐在少数人的一边。中央对你的认识并不坏，当然也不认为你那样坚强。你不应当只看内蒙，共产党人不看全世界怎么行！没有全国的解放，哪有你内蒙古的解放？！怎么可以把功劳记在你自己的账上。哪里有这个道理！干这些事，对这一系列重大问题搞不清楚，我们感到奇怪。雪峰同志两年前向中央谈了你的问题，也向你谈了，那时没有那么注意。今天向你坦白地谈一次。三干会你应该自我批评，谁知你现在又反三干会。现在改还可以，来得及。
    邓小平：积累那么大一堆问题，相当恶劣了。你要很快转过来。要革命，要下决心，要知道这是相当疼的。
    刘少奇：现在改还可以，来得及。小团体，小集团要立即解散。你要训斥那些人一顿。向他们说，过去我害了你们，你们也害了我。批评那些打着你的旗帜的人。政治上要彻底检讨。说明阶级根源，代表谁的利益。组织上要采取痛快手段，要有几手。就这样人家还要看。不采取彻底办法，人家不相信。彻底了，人家还要看。要搞痛快的。敢和错误决裂。昭盟副参谋长云成烈的活动，要立即处理。
    乌兰夫：代常委已经解散了……。
    邓小平：你这个态度不行的，不深挖不行！要搞得疼一点，不要象彭真那样，也不要象蒋南翔那样。
    刘少奇：凡是打你的旗帜的人，不是好的，别有用意。
    邓小平：奎璧同志你也帮一帮，老同志嘛。
    刘少奇：要走在阶级斗争前边，走在反地方民族主义、反修正主义前边，组织上立即采取措施，训斥那些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真正认真改正错误。就这样人家还要看。
    邓小平：一百多人在此，多开几天会，让同志们帮助帮助。把问题解决了。当然，你必须下决心，关键在你。×××、奎璧、刘春同志可以帮助一下。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山尧］［山尧］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的很凶，简直吹的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的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今后还要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倒霉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
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灭。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倾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编者按：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一日、十二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谈话，看了毛泽东七月八日给江青的信后，建议找林彪谈谈。经毛泽东同意，七月十四日，从上海飞大连与林彪谈话，转达毛泽东的意见。林彪表示接受，答应回京后修改五月十八日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日，吴德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话：
    我代表北京新市委公布一个决定，撤销工作组组长孙友渔的职务，办公室主任闻师功的职务。因为孙友渔，没有贯彻中央的方针，路线，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集中力量斗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是害怕民主，压制民主，拒绝革命同志的批评，打击了革命群众，把锋芒转向革命同学。
    六月廿日早六点，高树奎等十七位同志贴出一张大字报，对工作组提出三点批评，这张大字报是正确的。孙友渔同志没有听取批评，检查自己工作组中的缺点，错误，反而把这些同学和牛鬼蛇神联系在一起，使这些同学受到委屈，实际上是压制民主，拒绝批评。廿二日谭厚兰等同志贴出大字报要求重新估价高树奎等人的大字报，这是正确的。但立即受到孙友渔指使的围攻，对这张大字报仍采取不正确的态度，使谭厚兰同志同样受到委屈，甚至发展到打骂，监视，扣押，被迫写检讨。
    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付革命的同志，这是非法的，上级指出后仍然没有改。今天我指出应立即恢复他们的自由，有一些同学在孙友渔的蒙蔽下，围攻另一部分同学，这两部分同学都是革命的。同学之间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但发生这种不正当的事情，责任不在这些同学身上。还有些同学是受孙友渔错误思想，错误办法的影响，把他们当作党的领导。出现这些现象是可以理解的。责任应由孙友渔来负。我们的工作组不管来的人职位多高，官多大，都应该受到群众的监督，工作组有毛病，都是可以批评的。按中央指示办事，我们就拥护，不按中央指示办事，我们就反对。我们同学有责任提出意见，甚至罢他的官。即使我们新市委在工作中也常出错误，同学发现了也可以批评指出。孙友渔对自己的错误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
    中央很关心文化大革命，也关心师大的文化大革命。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十三号知道后就找师大工作组主要负责同志去汇报，汇报后指出了他的错误。回来后孙友渔思想搞不通，不肯承认错误，没有执行中央指示，一直到现在对一些同学的压迫还没有解除，这就是错上加错。过去，市委也曾对孙友渔的这些做法提出了意见，六月二十八日找孙友渔谈过话，指出问题所在，提出了市委的意见。孙友渔表面接受，实际上并不传达下去，按新市委的指示把这件事办好，而且还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用工作组名义给市委及康生同志写信，其他一些工作组员都不知道。根据以上理由，决定撤除孙友渔工作组组长职务，决定刘作级为工作组党委书记兼组长。
    总之，市委是坚决支持同学革命的。让我们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起来，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把因贴大字报而受压迫的同学解放出来，把受孙友渔错误思想影响的同学解放出来。让我们两部分同学携起手来，向学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开火！ 同学们！我们一定能取得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编者按：这是在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干预下，由北京新市委出面因工作组镇压革命学生而撤销工作组长职务的第一例。）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一日，刘少奇听北京师大一附中工作组汇报时的指示
    那几个人怎么样？（指陈永康，何方方等）姓牛的学生是他们的后台吗？陈，何他们能承认吗？你们没有打他们吧？现在都在学校吗？（工作组：陈，何等人经过我们三次大辩论，已打下了他们的气焰，现在还在学校检查。第二次辩论有一个左派学生打陈一个嘴巴。牛德龙这个学生，害怕辩论，吓得跑回家了，三天没来学校，还扬言要绝食，要以死来威胁我们）给他家讲：不到学校来，我们没办法，这是你们家里的事，我们不管，你们家负责好了，可以不要来了。假若真来了，也还可以。青年人嘛，只要改正错误，交待清楚。改正错误我们还欢迎嘛。如果有错误不改，就跟他辩论，摆事实，讲道理嘛。
    你们要注意，不要打人，不要骂人。特别是对学生，不要压制自由。他们要反就让他们反嘛，要大胆放手采取宽大政策。只要改就行嘛，只要心里改，就可以了。否则口里要改，心里不改，还是改不掉。
    这些人高三毕业了，还得留在你们学校，就交给你们了。反动的，留给你们去改造。他们不能到大学去，到农村又不愿干，留在家里遛达在马路上，不是乱搞没人管嘛。他们有三条路：一个是下乡，一个是在家还留在马路上，一个就是留在你们学校。
    你们没有定他们是反革命分子吧？（工作组：我们宣布他是反对和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你们还可以给他们说，只要你不要再反，就可以了，给他们留个出路嘛。
    工作组，团委不要讲人家是反革命，同学们可以讲，可以骂，我们不能。他们能骂勾德元是黑帮，为什么我们不能骂他是黑帮？不要给戴反革命分子帽子，戴帽子还要经过法律手续嘛。青年人不戴帽子为好，再看看他们嘛。以后可能还要闹的，以后就不怕了。上次搞得你们措手不及呀。现在，你们有经验了，群众也有经验了嘛，争取多数群众，使他们孤立起来。最后让他们再闹嘛，再闹，可以教育群众，这是好事嘛。教师有没有参加他们的？（工作组答：没查出来。）这些假左派是真右派。
    革命委员会可以加进来一、二个教师，进来会有争论，这好嘛，你们不要怕。左派有百分之三十就了不起了，真正的左派，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就可以了。不过左派要团结多数，一不团结，百分之三十就要孤立了，右派力量就大了。右派不会多，百分之几的右派势必是有的，不过有些人你们还没发现，右派有百分之五，这很好嘛。这样中间派有百分之六十多，中间派是大多数，这是合乎情理的，中间派是要变化的，右派也是要分化的。
    没有武器就不能斗嘛，要准备发言呀。初中可以组织他们学毛主席著作嘛，可以学习乙种本，没有事的就组织他们学嘛。
    初一的大多数愿意放假，就放。初二、初三的要在学校闹，就让他们闹嘛。可以派几个好教师去，派高中左派学生去，一个不行，派两三个嘛。对初中学生不要让他们广泛讨论划分左中右，可以组织学乙种本，看谁学得好，看谁用得好。
    现在读乙种本，可以学到政治，学到语文，要学了就做。不要按着顺序学，可以选着学，先学老三篇，还可以学些语录。可以组织他们开些会，但不要开得太多。
    初中学生闹到什么时候才散呢？等到大多数都要求放假了，就放。可以组织学生参观，放手让他们干，但不能自流，自流也不太好。
    初中学生学毛选能学下去吗？（答：可以学，就是念一遍，大家讨论一下，不好深入。）念一遍没有用，要念上多少遍，学了还得用。
    高中学得怎么样？高中就应该带着问题学，根据你们学校的情况带着斗刘超的问题，带着斗假左派的问题来学，要好好地抓。
    你们（对在座的几个学生）一个多月学到的东西多不多？（答：学的东西很多。）一个多月等于多少年。让你们闹半年好不好？半年以后再上课。
    初中还要上课，九月一日上课，你们看行不行，你们有准备没有？初中下半年不上课，对小孩子不利，没有好处。
    将来还要招生，还要毕业，怎么安排，你们要考虑了，如果九月一日上课不行，就拖到十月。到十月可以了，就那么几个问题，讨论来讨论去还是那么几个问题，再讨论就没有味道了。你们要考虑考虑。
    昨天发了通知：招收新生，要选政治上好，学习上好，身体上也好的。三好才能升学。第一条是政治好，再加上学习也好，身体也好。学习好要放在第二。政治上不好不能升学，这是一种压力，这也是一种动力。政治上不好，就要去好好学毛选嘛。政治上反动，政治很坏，功课再好也不能升学，宁可要政治上较好，学习上不好的。政治反动，功课就是五分，也不能升学，肯定的不能升学。政治上不很反动，学习上好的可以考虑。
    小学问题不大，一般都可以升学。初中进高中，小部分可以升学，大部分不能升。要回去算一算。大部分要回乡，这是很大的动力。全区要算一算，恐怕一大半不能升。不能升学怎么办？不升学，又不愿下乡的人，各种学校都不要收，一个也不要，明年还不要收，不准收，这回要宣布。这回可以从已经下乡的青年中招一批，这就是说非要下乡不可嘛。去年，前年没考上高中的一个也不要，包括干部子女。这个事你们要安排一下。这个问题一宣布，初三左派就会多起来了，这有个压力。
    初中准备下半年开学，招生，要准备教员。给学生讲清楚，不会没有教员的，教员是有的。高中毕业学生中，好的，可以抽出来教书。
    斗刘超，可以先搞背靠背的批判斗争。先在班上练习嘛。先在班上练，然后再在年级里练，看哪个讲的最好，然后选那么几个。这可以出人材嘛，我们要搞集体创作嘛。这次斗刘超，发言要争取比上次更好（指同假左派的辩论），要多练几次。练习中，也可以让刘超参加几个班级嘛。一定不能在斗刘超大会上讲不下去。讲话的不是个人意见，可以是班级的意见，把大家的意见整理出来，再讲给群众听，这样教育了大家，也教育了教员。
    要求大家很好调查研究，充分准备，才能讲出好话，才能有教育意义。学生讲得好，工作队可以不讲，同意学生意见就可以了，有讲不全的，可以补充一下。要事先准备好，没有练习不行。
    斗刘超，要积极把教师工作做好，多数学生去准备刘超的材料，少数人可以做教师工作。
    多练习几次，不练习好不开会。越搞越有水平就好，不要越搞越不行，批判斗争刘超，是要教育大家，教育对象是学生和教职员。
    黑帮里的，也不要个个都那么恨他，他们中间还有能用的。如四清运动中的贪污犯，这样的人转变过来很有用，他们去挖贪污犯，比我们还有办法。
    要争取把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反革命分子是消极因素，黑帮分子是消极因素，可不可以变为积极因素呢，变了有利于人民。
    教师工作没做完，要争取多数，实在不好的，历来反动，教书也没本事，原来是三青团，伪军官的要清理。工人中也有不好的，都要清理一下。逃亡地主跑到城市来的，有的还搞不清。教师中要清理的恐怕不多，搞太多了也不利。对于那些可以教育改造的，教书还比较好的，还可以用嘛。
    老教师，教了几十年书，这种人批评一下，改一些，还可以用。这些人没出路，批判一下，还要他教书。他不改，还散毒素，那你们也不要怕，可以批判嘛，自然科学他们可以教。政治教员和辅导员就一定要政治好的。语文教员也要有政治观点的，历史，地理也要政治好的。至于教物理，化学，数学的，可以看，用他对我们有利，还是不用对我们有利？撵走对他不利，对人民也不利。政治可以和语文课结合，就是历史课有问题，不学也不行，要有政治观点才能教。地理倒可以教。
    教师工作相当多，要争取多数，老教师批判一下，还可以教几年书，过几年再退休嘛。还能教几年的不要轰走了，让他走到哪里去呢？还是要吃饭的，又不能饿死他。他们教书还要放毒，放毒你们就消毒嘛，随时放随时消，你们有经验了嘛。
    教职员里还会有几个人（指不能再教书的人），这种人不多了，这几个人怎么办呢？赶走？！赶走你们就轻松了？赶到哪儿去呢？还是留给你们，在你们那里吃饭，放在你们那里改造。就是法院判了几年刑，也还放在你们那儿改造。这些人又不能杀头，不杀头就要吃饭，如果他要杀人放火，就抓起来，其余的一律留学校。他们就是不老实，也不杀人，也不放火，就是放毒，你抓不住，不能杀，这就是个大麻烦。这是有困难，但是要把困难留给自己，方便让给别人。这就是左派的责任。什么叫无产阶级左派，马克思讲：“无产阶级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你们不是无产阶级左派吗？你们的目的不就是解放全人类吗？所谓全人类就包括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这些人不多，这些人不解放，无产阶级自己也就不能最后解放。
    无论资本家也好，地主也好……有一小部分杀了头，还有一小部分坐了牢，大部分不能抓，也不能杀。他们还有子女，你杀了他的爸爸，杀了他的父母，他就有对抗情绪，没有对抗情绪的很少。所以杀了头，问题也没最后解决。解放全人类也包括这些反动派，他们也解放。他们不解放，无产阶级也不放心，还只能说无产阶级占优势。你们的斗争进行的很激烈，实际是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
    解放以来，我们国家发展了生产力……做了许多大事嘛……能不能把阶级斗争停下来？不行，你不斗，他要斗。坏分子只占百分之几，可是造反的能量大得很。七个人就要把你勾德元赶走嘛。你们几乎站不住脚，所以阶级斗争不能停，要一直斗下去，斗个几十年，几百年，一直到共产主义消灭阶级为止。你停他不停，你不注意他注意，他天天在那里斗。所以我们不能不斗，我们不注意阶级斗争，就是让资产阶级斗。无产阶级不斗，势必就会搞成资本主义复辟。斗了，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就可以争取过来，团结过来，那百分之五的，让他留在社会上问题不大。
    对三类也是大部分争取，对四类也要争取起义。老教师批判一下还可以让他教书嘛，只有几个不能教书，留在学校给他事做。
    下半年初中要上课，初中高中要招生。初中毕业不必考那么多，这可以根据情况做结论嘛。不要照过去那个格式，什么毕业考试啦，什么招生啦，等等。
    这次运动，高中搞到年底，怎么搞法？先斗争黑帮，学习毛主席著作，清理这些坏人，清出来留到学校。然后是批判“权威”。还要搞清经济，把学校经济清理一下嘛，没有贪污分子？我就不相信，查一查。一个学生每年花了多少钱，了解了解嘛，你们现在一点也不知道，糊里糊涂的。以后的经济要向学生公布，要制定一套财务制度，要节约，教师学生都要节约。
    最后搞一段教学改革，学制改革。这恐怕搞不完，开始了就好。教学改革怎么搞？没考虑过？中学六年就是净读书，没别的事。小学读六年，中学也读六年，结果什么事也不懂。不会做工，不会务农，不会做生意，也不会当服务员……这个制度还是老制度，解放以后也改了改。说是改，实际上没有改。高中毕业就那么聪明？既不会做工，也不会种地。高中毕业只有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工人，看不起农民，也看不起服务员。到底是教好了，还是教坏了？这事国家要负责任，教育要负责任，领导的人要负责任。你们是高三的学生了，你们会做工吗？你会种地吗？你会做生意吗？扫马路呢，扫马路学过几天还可以。搞阶级斗争这次才开始学。既不会搞阶级斗争，又不会搞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读这么多年书，实际是不聪明的。
    你们的知识，实际上没有工人多，没有农民多，没什么可骄傲的。考上大学又是五年，大学毕业什么也不会，还得重新学，医科大学毕业的不能看病，要实习几年才能看。护士学校出来好一些。护士不能当医生，医生又不会当护士，这怎么行？用什么办法改？这个问题是个困难问题。我们国家的事，没那么容易，不是一喊就能搞好的。这个问题先不要在群众中讨论了，领导的人要慢慢想这个问题。
    这次文化革命不彻底改革教育制度，那就不好了。要彻底改革，反对的人一定多。首先教员反对，因为学生劳动，教员也要劳动，恐怕是这样的。怎么安排呢？可以和工厂挂钩，让他们让出两小时来。听北京市委的万里讲，北京工人有八十万，学校，机关中有劳动能力的人也是八十万，一半一半。那八十万做工，那八十万读书或办公，这就不好。如果这八十万人，拿一半时间去劳动，八小时工作就可改成六小时工作。如果能真正行得通，工人一定会欢迎你们。绝大多数人能读书了，你们跟工人，农民结合起来了，这样工人、农民、学生（包括家属）的面貌，就可以来一个很大的变化。
    你们可以学做饭、买油、买菜，晓得怎么买法。大师傅相当累，让他们也读书，大师傅会很喜欢你们。当然有读的好的，有读不好的，你们不也是这样吗？反对我们的人也得想一想，就可以使他们不反对了嘛。这些问题都是设想，现在也没有办法，你们大家想一想，看有什么办法。
    还可以考虑把学校分成两部分，把一半或一小半搬到乡村去。搬去一半就不错了，搬到北京附近的乡村，两三个小时就到了，教师在这里上完课，再到那里上课。在这里上两天，再坐上火车到那里上两天。到农村去，学生就要劳动，那里劳动的门路就多了。可以跟农民结合，或者到山区开一些荒，最好和农民一道种地。没有房子怎么办？到那里去自己盖，农村盖房子简单，有土和木头就可以了。看看这样行不行。这样子一年可能办不到，准备一两年。在那里半年或者大半年读书，同时学习庄稼是怎么种的。那里有阶级斗争，还可受到阶级斗争锻炼。只要你们认真劳动，又能虚心学习，农民就欢迎你们。你们不认真劳动，态度又不好，农民就不欢迎你们了。
    搬一半到农村去了，不是就空出一半房子了吗？就开工厂，安机器。再有一部分同学可以搞服务行业，扫马路，当营业员。有一时期不是要背粪桶吗？可以背背粪桶。商店忙的时候，你们去搞几个钟头就好了。电车上去卖票也好，人大会堂不是有服务员吗？还有些人可以跟工厂挂钩。首先可以搞学校里的服务行业，自己做饭嘛，读书读了十二年，不会烧饭，烧菜，让你们烧就都吃生饭。校工的工作让学生做，就不要请校工了嘛。一出门就有马路，商店，电车，不是什么事都有干的了吗？一天里有三，四个钟头，你们去劳动，服务员就可以有三、四个钟头学习，这不是很好吗？你们懂得了如何作许多工作，他们又读书了，可以快点提高嘛。
    我看卖票的都是些年轻人，至少是小学毕业，要让他们读点书嘛，你们就专门读书，他们就专门工作，这不好。让他们也读点书嘛，就许你们读？什么事都做，有好处嘛，这不是现在考虑的问题，斗了黑帮，“权威”之后，清了经济之后，要搞教改，才能解决这问题。你们是师大附中，要跟师大商量好，师大附中是实验性质的，你们不搞新学制，不搞教改，哪里搞？你说，你不搬出去一部分，办工厂就得重新盖房子。一部分当工人，一部分当农民，一天有三、四个钟头上课，三、四个钟头劳动，两个钟头自修，这样对青年最好，对体力，脑力都好。马克思讲过脑力体力轮流休息。文化革命后期，要搞这个。讲起来大家都赞成，消灭三大差别谁不赞成？实际做起来，不赞成的就多了。家里有不赞成的，教师里也有不赞成的，学生里也有不赞成的。这也是阶级斗争嘛，这是无产阶级教育制度和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斗争。
    这样学六年，虽然一天只几小时，出来就可以当工人了。晓得怎么开拖拉机，怎么种地，怎么做生意，知识就是多方面的了。神经衰弱，近视眼就没有了。不要你做八小时工作，而只是三，四小时，要认真做，努力做，当一个普通劳动者。这样毕业以后，可以升大学，不升学可以当工人，当农民。高中毕业以后，不当工人，农民，当干部行不行？当干部也行，搞阶级斗争嘛，这总比读十二年书，什么也不会强的多。如果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推广开来，全日制中学就不吃香了，全日制学校的毕业生就不能升大学了。现在要实验一下，没有经验嘛，几千年没有搞过，中国没有搞过，外国也没有搞过。你们搞个经验给我，有些什么问题和经验，怎么改法，还要和各方面协作，你们区委跟各方面讲通了，城市里就好办了。农村还不那么好办。你们师范大学就是研究教育的，你们不实验，什么地方实验？首先让几个学校搞。不搞试点不能推广。首先在
    师大几个附中试验，你们受师大领导，要和师大讲通。
    你们在运动中基本上站住脚了，这时候要小心，要听学生的意见。学生可能出大字报，有的意见对，不管哪派提的，凡是讲得对的，你就接受。你也得改，要不然还是站不住脚。犯了错误，还是要赶你们的。真是那样，我也保不住你们。
    （有人提出要派工作组兼任支部书记，恢复党组织问题时）可以派工作组同志兼支部书记，召开党员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吸收非党员教师和学生参加。我不是党员就不能开你们的会？可以参加嘛，参加会就有发言权。不许三十几个党员单独开会，开秘密会干什么，参加会的群众，至少要为党员人数的一倍，至少一个看一个。为什么怕恢复党的活动呢？要立即恢复。参加会的这些人有发言权，支部会讨论什么问题，要让群众知道，搞秘密活动是不行的，只许公开，不许秘密，这就不怕了。做个错误决定也好，大家可以反对嘛。支委开会也不许开秘密的。
    团委开会也要吸收非团委委员参加，不能搞秘密活动。学校里没有党组织，不是很正常的。到底什么人好，什么人不好，可以从开会看出来。属于争取的人，也让参加。就是刘超参加，那也好嘛。就用这个办法，不是怕他搞秘密活动吗？团委，支委也找点非团员参加，就是不许乱搞，这样大家就放心了，你们通不通啊？同意不同意？那你们很好通啊。允许人家没想到办法嘛！你不是也没有想到办法吗？有人主张斗完刘超再恢复支部活动，这不好嘛。没有支部书记应该工作组派人去干。只要有一条，不是开秘密会就不怕了。以后可以这样，可以经常这样，这样他就难做坏事了。支委会也要吸收非党员参加，不然他们也会做坏事的。
    别的学校，工作组强的也可以成立临时支委会，也可以这样做嘛。
    * * *
    （刘少奇问到区里工作怎样，区里汇报了工作，提到批判资产阶级“权威”后，要拿出一段时间专门清思想，同时清经济。）清政治就是清思想，思想是贯串整个运动的，斗陈永康是清思想嘛，斗刘超也是清思想嘛，清经济也要清思想。
    （讲到恢复党团组织问题）开几次党员会，自己批评，自己整风嘛！
    （有些工作组不强，抓不起来）教职员比较复杂，你们斗不过他，他们斗争经验多，社会经验多，你们斗不赢他，斗不赢只好打败仗。
    （三级干部会解决什么问题，是不是主要解决领导核心的问题？）领导核心，主要是教职员的问题。教员在这里交待，大部分教员可以在这里交待。左派在这里提意见，听了教员的交待再回去报告嘛。学生里大部分背靠背，一部分面对面，两边通消息。教员里多数人可以解放，可以分几批解放。大多数要解放，最后留下一批不能解放的。要拿回去斗的，也先在这里斗。老教员也在这里批判一下，把教职员的问题解决。谁是不能回去的，谁是回去也不能教书的，谁是还能用，但是问题多的，可以向学生先讲清楚。不鼓掌嘛，你可以做工作，以后再看表现，这也是个压力，学生看着你嘛。人哪能一下就做结论，你们年轻人经验少。看他几个月，几年，不好再斗，好就留下嘛。
    学校里要开斗争会，工作组不强的，上级可以派人去领导嘛。主要是解决教职员问题。学校里要留工作组的人。不能都集中。多数群众还在学校嘛。好的教师也要和同学见面，好的教员也要来开会，教员里也会分化嘛。支部会也在那里开，支部改组也在那里改组。
    教师，他不怕工作组，也不怕教师，就怕学生。学生一鼓掌就高兴了，就高兴得了不得。搞一个月压力很大，没有压力不行。有了这个压力还不赶快加劲，没了压力就不好办了，压力太大也不行，太大就压扁了。这个压力已经保持一个月了，再保持一个月，大部分教师就要解放。对教师要宽大处理，要从宽，一、二、三类都要从宽。当然仅仅从宽也不行，还要有从严的。不然三类不会低头。刘超当校长不行了，支部书记呢？搞一个从严的，开除党籍，三级干部会上，要拿出一个从宽的，一个从严的，你走这条路，他走那条路，大家就要想一想了。好的解放一批回去，还可以有一部分参加斗三、四类，他们可以回去宣传，争取多数。假若三类都从宽，他们是不会改的，搞一个从严的就会改，只有宽，没有严，也就没有宽，好的坏的都从严就没有宽，也没有严了嘛。没有宽就没有严，没有严就没有宽，主要是从宽，多数人从宽，极少数从严。
    （有人说：有教师去检查，不深刻，不老实，被轰出来了。）轰出来这好嘛，这就是从严。这是个细致工作，做思想工作。开三干会集中起来，二个星期，二十天就搞个差不多。他们吃了饭没事嘛，光开会，两礼拜，时间就相当多了，还可以休息一天。如果两个礼拜不够，可以搞二十天嘛。最好两个礼拜把大多数解放。然后还可以搞第二批。可以开大会，开小会，还可以分组开会，两个礼拜到二十天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剩下少数人也可以基本解决问题。一批，两批就解决了。解决了第一批，就有经验了。没有经验就很难办。
    （编者按：这时，刘少奇仍然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反右派”。）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四日，陈伯达康生等关于北京广播学院文化革命的谈话
    北京广播学院从七月五日到七月十五日，对“一切权利归文化革命委员会”这种提法，展开了一场大辩论。七月十四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接见了丁莱夫和工作组长李哲夫、王殿举。
    康生开门见山问：广播学院是一派学生同另一派学生之间的斗争，还是工作组同一派学生之间的斗争？……你们这里有些学生提出“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这口号对不对？是不是反党的？
    李哲夫、王殿说：新市委和国务院有人说这个口号是错误的。
    康老问：“国务院是谁答复的？新市委是谁答复的？”
    康生问：现被围的是什么人？工作组站在哪一边？
    李、王说：被围的人，多数是首先发动进攻党委的人，工作组站在多数派一边。
    康生生气地说：“过去左派，现被当成反党的！”
    丁莱夫解释：“这个问题我表示过两次意见……”
    陈伯达说：“这样一个办法好吗？一部分群众围攻一部分群众不好。这样如何搞大辩论。要走上轨道，脑子放灵些。不对的话可以收回。组织群众打击一部分群众是不正当的。这不是正常的！对外文委二十九个积极分子，被打成反革命。到处说是中央谈的，假盗中央名义。”
    康生说：“你们回去立刻出一个大字报，说明你们工作组不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给我们贴大字报不能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陈伯达重复说：“反对工作组就说是反对党中央，这是错误的。要保护少数。”
    康生说：保护左派。工作组有权保护他们。
    陈伯达说：“对群众什么态度，是根本的立场问题。群众中多数、少数是经常发生变化的。不要以势压人，专横武断。工作组一定正确？就不能提一点意见？群众就不能说一句错话？工作组首先当群众的学生，然后才能当群众的先生。一去就武断，这如何能搞好运动呢？首先听听群众的意见。我们是学生，我们要重新学习。”“你们随便开刀可不成。不要认为多数拥护就正确。不要拿工作组到处压人，组织一部分群众，打另一部分群众，要解围。工作组要声明是广播事业局的工作组。回去宣布：向群众学习。”“这个问题上（指广播学院关于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问题的辩论），你们有错误。你们要承认。共产党毛主席开始也是少数，正确的有时可能是少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是列宁提出来的。《一切权力归农会》是写进毛选的。”
    康生说：“‘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谁说是反动的口号？”
    丁莱夫说：“是张彦说的。”
    康生说：“你们为什么对张彦那么感兴趣？他是犯了错误撤了职的。”
    陈伯达说：“《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不能说这是反革命口号。这是群众革命运动中创造出来的。文革小组权力，就是帮助群众嘛！党领导革命委员会，党组织要经过运动考验，要受群众监督，不能骑在人民头上。”“工作组要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工作组不能不让人怀疑。不能自己封，要人家封。自己也要声明，领导也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工作组的错误，就是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派头大极了，说几句话也不行。说一点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不对。党信任群众，工作组不相信群众。现在打的都是反革命？是否这样多？……广播学院有那么多？防止中了敌人的反问计，造成混乱。”“现在许多工作组不会领导，不把自己当成劳动者。”
    康生说：“你们要解围，不能再打击报复！丁莱夫，不罢你们的官，就要犯错误。过去你们给戴的高帽子都不算！所有过去戴的帽子都不算！不得再斗，不能受监视。如果有监视，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工作组要表明态度，不要在群众中搞阴谋。你们有上方宝剑，所有被监视围攻的一律释放。要向全体同志宣布，不许监视，不许盯梢，如果这样就是犯法的。不要对这些人实行专政。不管是谁这样办，工作组要坚决反对！你们工作组在群众中有反感的，要公开撤掉。”
    陈伯达说：“回去出安民告示，说工作组是广播局党委派来的。来此学习的，同群众在一起，坚决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对工作组有意见，可以贴大字报。现在有苗头，有些工作组有意无意地领导学生斗学生，所谓排除干扰这是错误的。”
    康生说：“重要问题是打击目标对不对。（广播学院）第一批起来闹革命的，受到围攻，受到打击。他们可能有错，个别人也可能别有用心，这一大批人遭受打击，这不是简单的问题。一派学生对那一派学生的斗争，实质是工作组直接或间接去领导斗争。你们工作组矛头是打击了第一批革命的人。”
    陈伯达说：“广播学院与某些学院情况有相同的。运动开展得很猛。工作组对文化大革命没有准备。对中央方针政策了解很差，5月16日《通知》，有必要很好地学习。从四清立即到学校，不懂得文化大革命。怎么办？只有向毛主席著作学习。学习毛主席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工作组要考虑一下，已处在什么地位。副局长、政治部主任（指李哲夫）去广播学院，站在这样一个地位，非犯错误不可。张彦他不是把自己放在群众之中，所以犯错误被撤职。”“这次你们运动主人是谁？是广大群众还是工作组？这一千四百余人（指广院同学）有什么权力，他们欢迎你们去，很热烈地欢迎。工作组考虑没有，在一定的时候，他们可以罢免你们，让你们滚蛋！这个权力归他们，不归你们。人大常委委员长可以罢，你组长副组长就不可以罢吗？！”“群众有权对工作组批评，大鸣大放嘛。大字报说得不对，仍有权批评你，监督你。党领导群众，又受群众监督。工作组进入学校，要经党和群众教育工作组组员。要承认群众有此权力。”“另外，学生斗学生，大、中学都发生。形式上是学生斗学生，实际是工作组同一部分学生结合起来，斗另一部分起来的学生。结果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放松了。不少地方如此，你们广播学院就是一个。……”
    最后，陈伯达、康生给丁莱夫和广播学院工作组下达三点指示：
    （一）“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个口号不是反革命的。他们（指广院革命群众）这样提是为了把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前发展，不能说一提这口号即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二）广播学院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是应该的，不是反动的。这样对革命是有利的。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并不是不要党。
    （三）一切高帽子取消。说明我们（指中央文革）认为那个方法是不对的。要停止那样围攻、监视、盯梢，一律取消，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都是不对的。
    陈伯达说：“丁莱夫还企图替自己辩解。一百余人斗争一人，还不残酷？！哪怕反革命也不能用此方法，这不是对反革命的办法。发生这些事情，还不知道，或知道很晚，这是失职。”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四日，陈毅、陈伯达、康生在对外文委的讲话
    陈毅讲话：
    同志们：
    一、文委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一个多月了，现在正式宣布李昌同志停职反省，这是代表中央做出的决定，不是我个人的决定。三月份李昌出国，在运动开始时李昌还在国外。我们打电报要他回来参加文委的文化大革命。在这期间文委的干部和群众要求李昌同志作检讨，也贴了不少大字报，有的同志是直接反映的。工作组同志把意见反映到中央和外办。我们考虑李昌这样的老党员、老干部，本应敢于引火烧身，希望他引火烧身，尽管问题很多没马上停职反省，但他没有这样做。这是中央决定的，不是我个人的决定。
    李昌同志，家是大地主。有两千多顷地，有血债。他母亲是个血债累累的地主婆，他通过湖南省委某人包庇了这些，丧失了立场，相当严重。我们考虑李昌同志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有关系。在领导文委运动中有严重错误。他领导文委这段运动有没有毛泽东思想呢？他的外交路线是否合乎中央和毛主席的路线呢？要考虑这个问题。是我的建议，中央批准的。不包庇的，群众有意见我同意的。作检讨由领导决定。要检讨需要时间。不是群众要斗就斗，不然党的领导到哪里去了？群众有群众的看法，党有党的看法。贴大字报不能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贴两张大字报就定案是不对的，我们完全要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李昌究竟是个什么人物我不想多讲，我不划框框。我向群众学习。希望你们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
    二、宣布杨纯同志调回北医参加文化大革命。如果大家认为不合适，在文委参加一段运动也可以。看看大家的意见，这是得到中央同意的，现在有很多说法，李昌迟迟不停职反省；杨纯有人包庇。主要是慎重起见，没有谁包庇，谁也包庇不了。杨纯跟彭真、刘仁的关系要作深刻检查。不能隐瞒。我们不搞逼、供、信。对李昌同志问题和杨纯同志问题都要摆事实讲道理。29号回来发现张彦问题，考虑是否把杨纯调回北医，当时没决定，但要看大家意见。
    三、宣布把张彦同志为首的工作组全部撤回外办。这是中央同意的。派工作组是我决定的，是合法的，中央点头的。他们在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撤回以张彦为首的工作组，中央同意，我也同意，这是经过多次慎重考虑的。我们不是一般的群众、干部，什么问题都可以贴大字报。中央依靠群众，把群众意见经过研究作出决定。我是中央工作人员，也是国务院工作人员，要不我就自由了。我以普通党员的身份来投入斗争，来贴大字报。现在我一张也没有贴。我赞同贴大字报。文委、外办、外交部的大字报总的是好的，是代表革命意志的。外事口有两万多人，贴了十六万张大字报，代表伟大的革命热情。把工作中严重问题揭露了，我们欢迎。张彦同志没经中央同意宣布文委发生了反革命事件，有29人是反革命事件的骨干。这同中央文化大革命精神不符合。应由群众揭发，不要打击。我宣布：（1）张彦同志的宣布一概取消，文委没有反革命事件。（2）没经外办和我的同意宣布29人是反革命骨干，是错误的。没有反革命事件也没有反革命骨干。工作组我个人不能随便派也不能随便撤。主要是这两条，还有其它错误：（1）违反中央文化大革命指示；（2）压制群众革命运动。
    有人提陈总怎么没有责任？张彦以我的名义，扛着我的大旗，都没得到我的同意。张彦同志有以上两大错误，搞政治迫害、逼、供、信，都没跟我讲。28日开斗争会也没得到我的同意。有人对我提出怀疑我不见怪，我在这里不作辩护和回答。我在全国各地讲了30多次话，是不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我心中有数。象我这样一个党的负责干部，群众能给提意见是件好事。只有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才能做到。美帝国主义办不到。修正主义也办不到。我不是发火，是喜欢动感情。我今年六十五岁，在火热的斗争中锻炼自己感到光荣。有人不是这样，要人说好话，这不是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真金不怕火炼。外交部贴了五十多张大字报，我一字不改地交给中央审查。远的不说，我是一九五八年到外交部工作的。在工作中，在部分问题的处理上是有缺点的，有错误的。大家提的意见有几张很有帮助，有几张我不同意。说外交部是反革命我不同意。说我们有路线错误我也不同意。有人说你在这里为自己辩护，那么你们也可以贴大字报。外交部还没有贴到我最主要的错误，今天不讲，在适当的场合作自我批评。作为中央委员、外交部长任意地泄漏中央机密这是犯错误的。
    有人说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你去陪外宾。我是请示周总理的。1958年周总理曾说过：外交部授权有限，重大问题要请示。尼伯尔王太子是我和周总理请的。他是尼伯尔的接班人，未来的国王。以我的名义请不好。决定周总理请我接待。后来总理不在，由我陪他到鞍钢，他很高兴。我走时交代：（1）9个外事口要放。提高大字报质量，揭工作中错误，肃清彭、罗、陆、杨的影响。工作中有缺点不要定性。对我也不要定性不然会阻碍运动。对贴大字报的人不要说别人是别有用心；（2）别搞逼、供、信。要揭、要交待。李昌问题严重，我说李昌停职反省也不要定性质，他有最大的回答权力。我走时告诉张彦有重大问题请示李富春、周总理，回来请示周总理，有重要问题，打电话到沈阳找我也可以。搞政治迫害，逼、供、信李富春同志一定不同意。张彦的错误是严重的，应该进行自我批评。现在不处分，我们不搞政治迫害。一个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要教育改造，要看长期工作表现。我不扣大帽子，700多人反映意见，我也可以发表意见。工作组同志也有错误，有的错误大，有的错误小，主要张彦负责。否则影响党的团结、伟大。
    四、决定由罗贵波等二十一人组成新工作组到文委参加文化大革命。我们考虑到由外办派还是由文委派，最后决定由外交部派。不要发生错觉，罗贵波是四十多年的老干部，他以共产党员的标准做了检讨。中央认为很好。他们不是圣人，他们有错误有可能撤回去，也可能很好。他们没和群众一起商量。张彦犯错误撤回去，不一定别人就没有问题了。29人中可能有的是好人。文委形势很好，有可能搞彻底，有光明前途。第一个不行撤回去，第二个不行再撤回去。张彦违反了中央方针、我的指示。运动的重点是处长级以上的干部，而不是党员群众和非党群众。不是他们没有问题，他们可以经过运动改正。
    今天我很乐观。在这次伟大的运动中看到了群众的伟大。把坏的东西都揭出来，只有新中国，只有党中央、毛主席才能做到。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李昌身上，结果落空了。李昌在哈工大问题很大。哈工大打电话要他回去，我们没同意。他回去文委就搞不了了。工作组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正确。我们不要错误，可以在工作中弥补和改正。张奚若、丁西林等党外人士不要他们做检讨，群众也会批判。起码有两个重点批判。李昌是资产阶级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作风很严重。文委的机构怎么办？是否需要那么大的机构，一千七百多人。为什么要把文委变成第二外交部？那么多人没事干就要闹事。外交部、文委，对我来说是大难问题，对外友协为什么要二百人，我看20人挂个牌子就行了。李昌在文委工作是有成绩的，不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这个机关搞了不少工作，外国人也说了好话。不要一概否定。我不是划框框，而是为使运动走上正轨，更轰轰烈烈。
    陈伯达讲话：
    陈毅、陶铸、康生等同志要我来听听会，根本没有想到在此讲话。我不会讲话，更不会讲中国话，我说中国话很困难，我拥护陈毅同志刚才的讲话和采取的措施。决定李昌停职反省，我赞成；撤走张彦的工作组，我赞成。这些措施都是很适当的。
    文委我从未来过，有人说我是反革命事件的后台老板，贴了我一百多张大字报，我为什麽到文委来看大字报呢？因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收到了文委的信件，对工作组有意见，有人还打电话，所以我和陶铸来看了，否则就是官僚主义。我来的时候脑子是一张白纸，有一张大字报宣布五十一人的反革命政变说有后台，我想指的是我，我回去仍然是一张白纸。
    陈毅同志今天要我来开会，我是不是反革命事件的后台老板，没有表白的必要。文委文化大革命有反复是好事，陈毅同志说有可能搞得比较好，因为这样有各种经验。世界上走的路是曲折的，革命不可能象列宁格勒大街那样直。五九年毛主席到苏联去，我们坐车子经过列宁格勒大街，觉得不怎麽直，也还是曲折的。天安门前的大街也有高低。文化革命有反复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的，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的。以后有没有反复呢？我不敢肯定，但是大的反复可能不会有，中的、小的还会有。对新的工作组来说，首先要根据主席的教导，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张彦来了不接近群众是错误的，脱离群众，以当官做老爷的态度来搞文化大革命是必然要失败的，会被群众所抛弃。张彦所做的是毫无道理的蛮干。毛主席在延安时说过，要分清什麽是共产党的作风，什麽是国民党的作风……
    康生讲话；
    文委的文化革命运动，特别是张彦工作组的工作，与周总理研究过，感到很有问题，有很大错误。周总理，陈副总理委托我和陶铸来了解情况，我们从各方面进行了解，证明总理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张彦的错误是严重的，张彦的工作违反了党的方针路线，违反了陈副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文委党组，张彦的错误的根本原因是根本没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著作，指示，讲话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针。凡是按照主席思想办事，工作就能胜利；违反了，就要犯错误。文委的工作和张彦的错误，再一次证明了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陶铸同志和我把调查的情况向中央汇报。刚才陈毅同志宣布的四项决定，前天总理报告了主席，毛主席同意。文委的情况陈总讲了，陈伯达同志讲的是党的重要政策，我完全同意。我现在谈一段主席的话，请同志们对照检查自己。主席在六四年提出了共产主义接班人的五条原则，九评中又把这五条写入。
    一，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今年三月份毛主席问我们。你们有多少马列主义？有百分之多少的马列主义？我们也要问同志们，你们究竟有多少马列主义？不管是犯错误的，没犯错误的，不管是党委同志，党员还是工作组同志，都要好好想想这个问题！我看李昌的马列主义少得很。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是反马列主义。在以前也许你们有，但在文化革命中很少或没有。张彦同志对党的政策，没有很好研究，违反了最高指示。为什麽犯错误？就是毛泽东思想没有去挂帅。以后工作是否能做好，要看他是否能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文委工作有成绩，但毛泽东思想挂帅单簿或没有挂帅。能否完成这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能否清除毒害，就要看能否突出毛泽东思想。
    二，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所有的人好好想一想，是为中国革命，还是为修正主义。大多数是为人民服务的，但是想一想是全心全意还是半心半意，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李昌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张彦和工作组在文委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张彦为什麽对贴大字报的群众进行压制和迫害！
    三，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这一条正是张彦同志所犯错误的主要原因。你们是否团结了群众？向你们提意见，贴大字报的，我不承认都是好人，群众中有各种不同的阶级，有个别的可能是牛鬼蛇神。大多数人怀疑杨纯，工作组，写大字报的绝大多数是好人。要孤立坏人，但把坏疑工作组的当成反革命，不允许！这在中央机关发生是十分恶劣的！你们团结了多少人？拍马屁的人，彭真就是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是个野心家。我看了一张《质问李昌从古巴回来后到彭真那里去干了什麽？》的大字报，表现了工人阶级的警觉。李昌，你和彭真关系很深，是赖不掉的，须向群众交待！一个工人揭发周一萍到那里去了，党组干部到那里去了，陈忠径是我的老部下，过去是箅入胡宗南内部干革命工作的，有贡献。我找陈忠径谈话，结果使我非常失望，他在这次运动中没有贴过一张大字报，动动摇摇做投机，态度不明，毫无原则。我们不否认你过去有成绩，但是不能原谅你在这样激烈的斗争中不表态，怎麽能算是共产党员呢？
    四，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张彦要把这一条对照一下，当然不是说你是赫鲁晓夫，但是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中提到的那种不读书，不看报，专横独裁的帽子可以戴在你的头上。《人民日报》说团结群众，依靠群众，可你却怀疑群众，打击群众，以势压人。因为你是外办第五副主任。谁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主人？群众，群众有资格罢免你。我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可以罢免，难道你一个工作组组长都不能罢免吗？要让群众贴大字报，甚至贴错了也没关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张彦是以上级和领导的资格来的，眼睛向上看，不是向下看。实行民主集中制很重要，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彭真说总理、陈副总理、康生是中南海的三颗定时炸弹，长久以来收集我们的材料。北师大有人说康生要搞暴动，也有人说陶铸在广西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应该让群众说，应该让群众审查，检验，群众怀疑是可以的。象张彦那样就要犯错误。
    五，他们必须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於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李昌和张彦完全违反了这一条，完全没有自我批评精神，没有改正错误的决心，想蒙混过关。张彦和我谈话，我以为他觉悟了，结果大失所望。我七十多岁了，他倒象一百五十岁。我很盼望同志们有自我批评精神。
这五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我们讲一万句话还不如主席讲一句话。
    （编者按：这是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报经毛泽东同意，国务院系统因工作组镇压群众而撤消的第一个工作组。）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社论《学习最高指示 执行最高指示 宣传最高指示 捍卫最高指示：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总政治部发出了在全军开展宣传和学习刘英俊同志的活动的通知。总政治部指出，刘英俊同志用实际行动响应了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最高指示的号召，他是最高指示的模范执行者，是全军同志学习的榜样。总政治部的通知中还说：“当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党中央号召我们：一定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中央军委和林彪同志号召我们大抓突出政治五项原则的落实。在全军开展宣传和学习刘英俊同志的活动，对于更好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军委和林彪同志的这些指示，推动我军干部战士更加积极地参加文化大革命，促进我军的革命化建设和加强战备，都有很大的意义。”
    解放十六年来，在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一直是十分激烈的。目前轰轰烈烈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它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推进到更加深入和广阔的阶段。这个斗争，归根到底，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阴谋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这是一场极其尖锐、极其复杂的阶级斗争。
我军是党和毛主席缔造和领导的工人农民的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同广大工农群众一道，站在斗争的最前列，积极参加斗争，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切挑战。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军的每个同志，都应当成为象刘英俊那样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我们要象他那样，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要象他那样，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全心全意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要象他那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最高指示，敢想、敢说，有勇、有谋，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切牛鬼蛇神猛烈开火，做文化革命的闯将，做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战斗员。
    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刘英俊成长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根本原因。学习刘英俊，最根本的，是学习他自觉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
    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真理，是在伟大的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天才地继承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长期的、复杂的、激烈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质，就是要批判，要斗争，要革命。只有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才能真正领会毛泽东思想，掌握毛泽东思想。
    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最大最好的课堂。毛主席的书，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坚决遵循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就能够在文化大革命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就能够在斗争中站稳立场，分清敌我，彻底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就能够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无产阶级觉悟和政治思想水平，胜利地进行这场斗争。我们一定要在这场斗争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带着问题学，结合实际学，经常学，反复学。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才能战胜敌人。只有在同敌人的斗争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才能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
    今年下半年，全军要继续大抓突出政治五项原则的落实。这是我军建设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大事。只有坚决贯彻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建军路线，肃清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影响，才能保证我军在革命化建设的道路上飞跃前进，从根本上做好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准备。
突出政治五项原则的落实，是一个反复教育、反复斗争的过程。我们必须在突出政治五项原则落实的过程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反对和克服单纯军事观点等不良倾向。
    刘英俊作为一个年青的战士，能够坚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持突出政治的方向，坚决同单纯军事观点作斗争，这是十分可贵的，是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如果我们每个同志都能够象刘英俊那样，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突出政治五项原则的落实，就有了可靠的保证，这也就是最好、最根本的战备。
全军同志们，我们要热烈响应总政治部的号召，掀起向毛主席的好战士刘英俊学习的热潮，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在突出政治五项原则的落实中，在执行战备和其他各项任务中，学习最高指示，执行最高指示，宣传最高指示，捍卫最高指示！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进入一个更深入、更广阔阶段。
    一九五二年的三反五反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无产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同资产阶级和它在党内外的代表，进行大斗争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斗争的特点，是在广大群众中，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反动人物为了自己发财，千方百计地盗窃国家财产，不惜千百万人倾家荡产的真面貌。
    在三反五反斗争的基础上，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党比较顺利地进行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这是斗争的第二个阶段。
    斗争的第三个阶段，是一九五七年党发动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这个斗争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企图篡夺我们国家的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实行他们所谓“轮流坐庄”、建立反革命专政的阴谋。
    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以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采取了比较隐蔽的方法，待机而动。在我们暂时经济困难的期间，他们同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结合起来，互相呼应，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城乡企图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大反复”。党进行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以及采取的一系列的保卫党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策和措施，使资产阶级右派和它在党内外的代表人物的企图归于失败，并且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和文化教育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是斗争的第四个阶段。
    斗争的第五个阶段，是以一九六三年党提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开端，一直到最近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号召。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刚刚开始，但已经显出了它的伟大的、深远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无产阶级的思想，无产阶级的学术，无产阶级的文艺，在广大的范围内，进入了文化的阵地。解放初期，我们把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除了公开反革命的以外，都包下来。党的政策是要让他们为祖国工作，让他们在工作中逐步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但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在旧知识分子中是根深蒂固的。他们同旧社会的基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对他们说来，是一个换头脑的问题，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是很不容易的。
    在旧知识分子头脑里面，当无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去占领的时候，他们原有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习惯，还在继续起作用，并且在政治生活以及其它方面总是要顽固地表现自己，力求扩散他们的影响。他们总是企图按照地主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
    反动政权已经被打倒，地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已经被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分子力求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思想领域的斗争上。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习惯征服群众，迷惑人心，达到地主资产阶级复辟的目的。
    所以，归根到底，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制度同一切剥削制度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是一方面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另一方面要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斗争。
    毛泽东同志在十年前就英明地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依靠群众的觉悟，依靠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方法，逐步解决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在意识形态上谁战胜谁的问题。
    我们在社会主义各个战线上越是胜利，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越是发展越是巩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和冲突，就越来越突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个时候排在我们的重要议程上，问题就在这里。这是客观的规律。要避免这种矛盾和冲突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要取得最后胜利，就必须随时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
    任何事物都处在矛盾中间，斗争中间，变化中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要批判，要斗争，要革命。斗争就是生活，你不斗它，它就斗你。丧失革命警惕性，对阶级敌人，对阶级异己分子，不进行坚决的斗争，就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我们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干部，每个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们，都应当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更好地掌握无产阶级意识，发展共产主义思想，提高共产主义的自觉性，树立共产主义的雄心壮志。不要固步自封，而要善于从斗争中进行学习，从斗争中吸取教训。这样，我们就能够在社会主义这个新阶段上，战无不胜地前进。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七日，关锋在历史所宣布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三项决定：
    第一、郦家驹立即停职反省。
    第二、所有被关被斗的群众一律放出，一律停止斗争。
    第三、在未弄清事实之前，尹达同志暂时不要到历史研究所去，不要同历史研究所任何工作人员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关锋在历史研究所全体大会上的讲话：
    康生、伯达同志委托我们来宣布这三条决定，同时要我们找有关同志谈一谈。下午我们找了付崇兰、王恩宇等十位同志谈了话，刚才又同东光等七八位同志谈了话，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了解一些情况。
    从昨天我们了解到历史所运动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因此我们昨天来看了大字报。康老、伯达同志了解了情况，立即指示我们前来处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尹达同志。下面我讲一点意见，是个人意见，可能是错误的，大家可以批评，回头他们几个人也可以纠正。
    据我们了解，历史所运动存在着很大问题。很多做法是违背中央指示的。我们指的是领导，而不是群众。从五月份，付崇兰、王恩宇等许多同志，贴了许多大字报，揭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侯外庐，他们做得很对，做得很好！当了第一批闯将。他们出来揭发、批判钻进党内来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侯外庐，他们做得很对。可是到了六月三日，以郦家驹领衔出了一张"反击"大字报，还称侯外庐为同志，说侯外庐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要批判，但有人想"夺权"，说运动中出现了一股逆流，把矛头针对第一批揭发侯外庐的同志。这张大字报是完全错误的。在郦家驹贴出大字报前，尹达同志回来讲了一次话，这次讲话有很大的错误。"六·三"下午郦家驹贴了这张大字报以后，又贴出了批判付崇兰、王恩宇的大字报，以后付崇兰、王恩宇等有些同志到中央去告状，康老、伯达看了非常注意，伯达同志立即找尹达同志谈话，批评了尹达，批评得很尖锐，说他不对，绝不能压制群众，叫尹达同志回来公开检讨。我和穆欣同志也在座。尹达同志表示同意，但是后来并没有公开检讨，只与付崇兰、王恩宇等少数人谈了话，说他们不是反党。他回去后，伯达同志问，你公开检讨了没有？尹达同志说没有，只在少数人中谈了谈，伯达同志说，这不对，你一定要回去公开检讨。后来我们知道郦家驹这个人很成问题，人家叫他"二所长"。为什么撤他职，等会儿再讲。我们为了爱护尹达同志起见，伯达同志为了尹达同志免于被动，建议尹达同志回来撤郦家驹的职，尹达同志同意了。昨天下午我们了解，并没有撤郦家驹的职，后来我们听说问题已经解决了，因结一致把矛头指向侯外庐了。昨天我们才了解，并不是那么一回事，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不但没解决，还制造了"六·二○"反革命事件。从大字报上可以看出，第一批揭发侯外庐的积极分子被说成反党阴谋家，或说成反党阴谋家利用的工具，大会小会斗争；逼供信；将王恩宇关起来，罪名说他要到大使馆区去自杀。当然，有自杀念头是错误的，我们应该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的伟大，相信广大群众。但王恩宇同志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产生这个念头，并没有将绳子勒在脖子上嘛！危言耸听，说他要叛国，要往大使馆跑了，做法非常恶劣，这些账主要是郦家驹的，还采取关起来、盯梢监视，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这是国民党的作风，这是不允许的。
    刚才我们几个人商量，把被关被斗的同志一律放出，逼供信的材料一律还给本人处理，不算数。甚至他们上告中央次数也要追查，问：多少次呀？（答：十四次）把他们写给工作组的控告信公布出来批判，将他们给中央写的材料印发公开批判。这是非法的，任何人都有给中央、给毛主席写信的权利，任何人不得扣压，不得追查。
    前阶段在郦家驹以及东光同志，在有那么几个同志错误的领导下，方向搞得是不对头的。不管他们心里怎么想，实际是包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侯外庐的。人家贴大字报，揭发侯外庐，就说人家有野心，"六·二○"以后就斗了二十七天，把侯外庐放在一边，你们说要斗争，为什么不斗争侯外庐呀？而斗王恩宇同志、付崇兰同志等，并击揭发侯外庐的积极分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再一条制造"六·二○"反革命事件。这是不是说历史所的群众不好呢？不是的。我们相信历史所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郦家驹，你不要以为你有什么多数，那是虚假的多数。今天张老收到一封匿名信，这写信的人不是被斗的人写的，而是参加斗争的人，被迫派去盯梢的，他说越是感到斗争"胜利"，就越是感到有怀疑，越怀疑就越是感到付崇兰、王恩宇不是反党。好多人心里想的不是那一套，并不相信你们那一套，郦家驹、东光你们以为是多数，在你们控制下，很多人不得不那么走。绝大多数的同志是会和侯外庐以及其它牛鬼蛇神作坚决斗争的，有的人是不明真相，上了当，有的人是心里有话不敢讲。现在一方面那些被斗的群众，一律停止斗争，不准斗争他们，真正解放。你们不是说要解放吗？现在就一律解放。另一方面，上了当的同志，一般的同志，在郦家驹、东光等人操纵下，在他们错误的指挥下，贴了付崇兰、王恩宇大字报的人不要作检讨，这笔账不算在群众的头上，应该算在历史所领导的头上，首先是郦家驹的头上，责任主要在郦家驹头上，不怪群众，不怪大家。被斗的，在郦家驹以及支持操纵下很多斗了人的，两方面不要有任何隔阂，谁也不要怪谁，应该团结起来，应该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首先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侯外庐斗倒、斗垮、斗臭。
    郦家驹为什么停职反省呢？几条就够了，不用多说。一条是"六·三"反击，打击揭发侯外庐的一些革命同志；一条是制造"六·二○"反革命事件，破坏文化大革命。还有一条，郦家驹本人家里是大地主，有说四千亩的，有说两千亩，而且他二十多岁时，本人亲自收过租，在大军渡江时，转移过财产，变卖成黄金，这样一个人是不能重用的。自然我们不是唯成分论，没有经过大的运动锻炼，其它运动的表现不讲，就讲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表现，就是完全站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对面，抵制运动的地主立场方面，敌对立场。
    东光同志，你们好好想一想，究竟谁领导谁，是郦家驹领导你们，还是你们领导郦家驹。为什么群众给你们提意见就不得了了，太岁头上动土了，群众的意见不一定都对，事实不一定都完全符合，这有什么关系呢？！你是正确的，怕什么呢？！难道你们贴大字报的每条事实都核实好了吗？！你们要求每件事实都那么准确，那谁也不敢贴大字报了。动不动就拿反党帽子扣人家，群众提了意见就不得了啦。有的同志贴史绍宾的大字报，说史绍宾的文章是一棵大毒草，你们抓住人家，说是反党。唉呀，史绍宾呀，你们有什么了不起呀？！那篇文章（按：是指《人民日报》上的《坚持历史科学的革命方向》一文）最近没有看过，以前看过，就是有不少错误嘛！没提反党反社会主义嘛！群众就是高明一点。不让人家说个不字。我们几个同志和尹达同志都很熟悉，最近在一起工作，说老实话很想帮助尹达同志，但是怎么帮助呢？能包庇吗？不能。伯达同志就尖锐地批评了他，坚决叫尹达同志公开检讨，这就是帮助。同志式的帮助。"六·三"反击和尹达有关，应该作检讨。这是同志式的帮助，让他摆脱这种局面。让他撤郦家驹的职也是如此，为了让他摆脱被动的局面嘛！但是以后知道尹达同志并没有这样作。有的同志很拥护尹达同志，怎么拥护？要用党的原则，应该在党的立场，党的利益，党的关系上。有的人说，听尹达的话，就是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这是非常错误的，是群众讲的也要解释、纠正嘛！同志们要记住，只有毛主席的话，才是最高指示！必须了解"毛主席著作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这句话的深刻意义。尹达在"六·二○"以后起了什么作用，一定要查清楚，也一定能查清楚。伯达同志说，文化革命小组一定不包庇任何的成员。正确的就是正确的，错误的就是错误的。有几分就是几分，不管你当了多大的官，什么员！不能说对的是对的，错的也是对的。共产党没有这个道理，要实事求是，有多大错误就是多大错误。现在不要尹达回所和历史所工作人员发生直接、间接的联系，这也是为了弄清事实，让尹达同志自己想问题，有多少就是多少。伯达同志在这里讲过，尹达同志你是否当保皇派，如果你做了保皇派，我不能做保皇派的保皇派。这话说得很尖锐、很深刻。历史研究所的文化革命运动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一定能搞好。看来要重新发动群众，不准挑动群众斗争群众，不能改群众搞逼供信，集中抓侯外庐之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人物，还有工作组帮助大家的，我们相信一定能搞好。
    我的话可能有很多是错误的，大家可以批评，写信、写大字报都可以。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同中央负责人的谈话：
    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巴黎公社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写不出来的。
    大字报写得好。
    我向大家讲，青年是文化革命的大军，要把他们充分发动起来。
    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实际却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
    团中央应该站在学生运动这边，可是他们站在镇压学生运动那边。
    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
    借口“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去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允许，这是方向性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得稀巴烂！
    我们相信群众，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现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
    反对，特别是资产阶级“权威”思想，这就是破。如果没有这个破，社会主义的立，就立不起来；要做到一斗、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
    坐办公室听汇报不行。只有依靠群众，相信群众，闹到底。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党政领导、党员负责同志，应当有这个准备。现在要把革命闹到底，从这方面锻炼自己，改造自己，这样才能赶上。不然，就只有靠在外面。
    有的同志斗别人很凶，斗自己不行，这样自己永远过不了关。
    靠你们引火烧身，煽风点火，敢不敢？因为是烧到自己头上。同志们这样回答：准备好，不行就自己罢自己的官。生为共产党员，死为共产党员。坐沙发、吹风扇的生活不行。
    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
    有的学校给学生戴反革命帽子。（外办的张彦跑到外面给人扣了二十几个反革命帽子。）这样就把群众放到对立面去了。不怕坏人，究竟坏人有多少？广大的学生大多数是好人。
    （有人提出乱的时候，打乱档案怎么办？）怕什么？坏人来证明是坏人，好人你怕什么？要将“怕”字换成一个“敢”字。要最后证明社会主义关是不是过。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关于撤工作组的讲话
    开两天会，讲了一些文化大革命的工作，主要讲工作组要撤，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前几天讲工作组不行，前市委烂了，中宣部烂了，文化部烂了，高教部也烂了，《人民日报》也不好。“六·一”公布大字报就考虑到非如此不可。文化革命就得靠他们去做，不靠他们靠谁？你去，不了解情况，两个月也不了解，半年也不了解，一年也不行。如翦伯赞写了那么多书，你能看？能批判？只有他们能了解情况。我去也不行，只有依靠革命师生。现在总是怕字当头，总是怕乱。现在停课又管饭吃，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只有依靠他们搞。照目前办法搞下去，两个月冷冷清清，搞到何年何月？昨天说，你们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呢？一起阻碍作用，二不会。一不会斗，二不会改。我也不行。现在无非是搞革命，一是斗坏人，二是革思想。文化大革命，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权威，陆平有多大斗头？李达有多大斗头？翦伯赞出那么多书，你能斗了他？群众写对联讲他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搞他你们行？我不行，各省也不行。什么教学改革，我也不懂，只有依靠群众，然后集中起来。
    工作组改成联络员或是叫顾问，你们讲顾问权大，那还叫联络员。工作组一个多月，起阻碍革命的作用，实际上是帮了反革命。有的工作组是坐山观虎斗，看着学生斗学生。西安交大限制人家打电话、打电报，限制人家上北京。要在文件上写上，可打电话，可打电报，可派人到中央。党章早就有了嘛！南京新华日报被包围，我看可以包围，三天不出报，有什么了不起？你不革命就牵引到你头上来。为什么不准包围省市委、报馆、国务院？好人来了，你们不见，你们不出去，我去见。你们又派小干部，自己不出去，我出去。总之，是怕字当头，怕革命，怕动刀动枪，都不下去，不到有乱的地方看看。李雪峰、吴德你们不去看，天天忙具体事务，没有感性知识，如何指导？南京大学三次大辩论，我看不错。所有到会的人都要到出乱子的地方去。有人怕讲话，叫讲话就讲几句：我们是来学习的，是来支持你们革命的，召之即来，随叫随到，以后再来。
    你叫革命的师生一点毛病没有？搞一、二个月一点感性知识都没有？你去就是叫围吗？广播学院、北师大打人问题，有人怕挨打，叫工作组保护自己。没有死人嘛！左派挨打受锻炼。总之，工作组是一不能斗，二不能改。半年不行，一年也不行。只有本单位的人才能斗，才能改。斗就是破，改就是立。教科书年年编不出来，我看可以去繁就简，错误的去掉，加来不及了，加要加中央社论和通知，那个是方向、指南，不能当了教条。如：处理广播学院打人，哪本书上有？哪个将军打仗还翻书？现在这个阶段要把方向转过来。
    文化革命委员会，要包括左、中、右，右派也要有几个。如翦伯赞可以被右派用，也可被左派用，是个活字典，但不能集中，象中华书局那样。可搞个训练班，活字典，只要不是民愤极大的。代表会，革命委员会都要有个对立面，常委就不能要了。
    除你（李雪峰），那个市委，人员不要多，多了他们就要“革命”。打电话，出表报。我这里就一个人嘛，很好嘛。现在部长很多人都有秘书，统统去掉。我到延安前就没有。市委机关可搞个收发。你夫人（不知指谁）不要当秘书了，下去劳动嘛。国务院的部有的可改为科，庞大机关，历来没有用。
    有些人不想想，一不上课，二管饭吃，三要闹事，闹事就是革命。工作组出来后，有些要复辟，复辟也不要紧，我们有的部长就那么可靠？有些部、报馆是谁掌握呀！我回北京四天后还倾向保现成的，许多工作组就是阻碍运动，如清华、北大，文件要马上写上。行凶、杀人、放火、放毒的才叫反革命。骂人、写反动标语的不能抓。有人写“拥护党中央，打倒毛泽东”，你抓他干什么？他还拥护党中央嘛！历史反革命留下用，表现不好的斗嘛！不准打人，叫他们放嘛！贴几张大字报、几条反动标语，怕什么？！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论《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
    毛泽东同志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工作，也是同样的。
    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工作做得好的单位，就是因为那里的负责人，他们能够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放手发动群众，大胆地鼓励群众贴大字报，进行大鸣大放，大辩论，领导群众投入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战斗中去。
    这些好的负责人，能够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
    他们能够多听，多看，多想，多倾听群众的意见。
    他们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敢于引火烧身。
    他们对群众贴大字报揭露和批判自己，采取欢迎态度，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风格。
    这样，他们就获得了群众的信任，获得了在工作上的主动权、发言权和领导权，就能够把运动领导好。
    但是，也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并不是这样。他们象叶公好龙一样，口头上也讲群众路线，等到群众起来了，他们却害怕了。他们怕这怕那，怕群众的革命烈火烧到自己身上来，怕群众抓住自己的一些小辫子。其实，这些犯了一般错误的同志，只要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诚恳地认真地进行自我批评，虚心地接受群众的批评，并且在行动上有改正错误的决心和表现，群众是会谅解他们的，也是会欢迎他们的。
    另有少数人，对群众摆出做官当老爷的架式，把自己摆在群众之上。群众的意见，他们根本听不进。群众贴了他们几张大字报，他们就受不了。他们甚至找种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对群众进行打击报复。他们这样做，就不可能领导文化革命，日子就混不下去，结果就会被群众所抛弃。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
    共产党员绝不能够用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对待群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对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进行革命。共产党员如果不虚心向群众学习，对群众摆出一副官架子，这哪里有什么共产党员的气味呢？这根本不是共产党的作风，而是国民党的作风。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就说过，要分清什么是共产党的作风，什么是国民党的作风。我们共产党的作风，就是密切联系群众，向群众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要象天天洗脸、天天扫地一样，经常进行自我批评。国民党的作风，就是脱离群众，骑在群众头上，欺压群众。
    毛泽东同志说：共产党员绝不能保存国民党的作风，绝不能保存官僚主义灰尘和军阀主义灰尘。
    对于什么是共产党的作风，什么是国民党的作风，大多数共产党员是分得清的。但是，有些人有时候分得清，有时候又分不清；或者在一些问题上分得清，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又分不清。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竟然分不清共产党作风和国民党作风的界限，那是最危险的，那就站错了队，站到革命群众运动的对立面的位置上去了。
    任何革命的道路都不是笔直的，平坦的，总是有曲折的，有高高低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样一场极其尖锐、极其复杂、极其深刻的阶级斗争，在运动中产生一些缺点和错误，出现一些曲折，这是难免的现象。问题是要力求把领导运动的工作做得更好些，使运动发展得更健康些，力争少一些错误，少一些曲折。
    能不能够做得更好些呢？完全能够。那就是要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党的群众路线，坚持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之迅猛，对不少人说来，是缺乏思想准备的。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在这场大革命中，在群众斗争的烈火中经受考验。他们应当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是人民群众的忠实的勤务员，证明自己是确确实实地把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当作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会见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的讲话
    今天各大区的书记和文革小组的成员都到了，会议的任务是搞好文件。主要是改变派工作组的作法，由学校革命师生及中间状态的一些人组成学校文化革命小组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学校的事只有他们懂得，工作组不懂。有些工作组搞了些乱事。学校文化大革命无非是斗和改，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我们能斗能改吗？象翦伯赞写了那么多书，你还没有读，怎么斗？怎么改？学校的事，“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所以要依靠学校内部的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我也不行，你也不行，省委也不行。要斗要改都得依靠本校、本单位，不能依靠工作组。工作组能否改成为联络员？改成顾问权力太大，或者叫观察员。工作组阻碍革命，也有不阻碍革命的。工作组阻碍革命势必变成反革命。西安交大不让人家打电话，不让人家派人到中央，为什么怕人到中央？让他们来包围国务院。文件要写上，可以打电话，也可以派人。那样怕能行吗？所以西安、南京报馆被围三天，吓得魂不附体，就那么怕？你们这些人呀，你们不革命，就革到自己头上来了。有的地方不准围报馆，不准到省委，不准到国务院，为什么这么怕？到了国务院，接待的又是无名小将，说不清，为什么这样？你们不出面，我就出面。说来说去，怕字当头，怕反革命、怕动刀枪。哪有那么多反革命？这几天康生、陈伯达、江青都下去了，到学校看大字报。没有感性知识怎么行？都不下去，天天忙于日常事务，停了日常事务也要下去，取得感性知识。南京做得比较好，没有阻挡学生到中央来。（康生插话：南京搞了三次大辩论：第一次辩论新华日报是不是革命的；第二次辩论江苏省委是不是革命的，辩论的结果江苏省委还是革命的；第三次辩论匡亚明是否戴高帽子游街。）在学校，革命的是多数，不革命的是少数。匡亚明是不是要戴高帽子游街，辩论的结果自然就清楚了。
    开会期间，到会的同志要到北大、广播学院去看大字报，要到出问题最多的地方去看一看。今天要搞文件，就不去了。你们看大字报时，就说是来学习的，来支持你们闹革命的，去那里点火，支持革命师生，不是听反革命右倾话的。搞了两个月，一点感性知识也没有，官僚主义，去了会被学生包围，要他们包围，你和他们几个人谈话，就会被包围起来。广播学院被打一百多人。我们这个时代就有这个好处，左派挨右派打，锻炼左派。派去工作组六个月不行，一年也不行，还是那里人行。一是斗，二是改，斗就是破，改就是立。教材半年改过来不行，要首先删繁就简，错误的、重复的砍掉三分之一到一半。（王××插话：砍掉三分之二，学毛主席语录。）政治教材，中央指示、报纸社论是群众的指南，不能当做教条。打人的问题，通知上没写也不行，这是方向、是指南，赶快把方针定下来，改过来。要依靠学校的革命师生和左派，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就是有右派参加也不要紧，有用的，可以当反面教员。右派也不要集中起来。北京市委不要那么多人，人多了就要打电话，发号施令。秘书统统砍掉。我在前委的时候有个秘书叫项北，以后撤退的时候，就没有秘书了。有个收发文件的就够了。（康生插话：主席谈了四件事：一是改组北京市委，照办了。二是改组中宣部，也照办了。三是取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也照办了。四是有一些部改成科，没有办。）是啊！部长管事的可以不改，称部长、司长、处长。不管事的就改，改成冶金科、煤炭科（有人插话：北大进行四次大辩论。“六·一八”事件是否是反革命事件，有人说是，因为里边有流氓；有的说不是，工作组有错误。附中有四十多人要提出撤销工作组长张承先的职务。）有许多工作组阻碍运动，包括张承先在内。不要随便捕人。什么叫现行反革命？无非是杀人、放火、放毒，这些人可以捕，写反动标语的暂时不捕，树立个对立面，斗了再说。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二日，陈伯达、江青等人到北京大学看大字报，约十一点在燕南园召集部分同学座谈，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并作简短讲话。
    江青说：党中央万岁！北大同学革命万岁！同学们，我没有多少话可讲。我代表毛主席来看你们，听了你们的意见，看了你们的大字报，情况不太清楚，没有什么可讲的，请伯达同志讲讲。
    陈伯达说：我没有什么话好讲，因为情况不太了解。我是来调查研究，根据毛主席工作方针，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组要走群众路线。要听大家的意见，你们看到昨天《人民日报》社论没有。还是这个态度。毛主席说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多听多看多想，多倾听群众意见，你们有很多不同意见，有不同的意见不要紧，这是很好的现象，还是要回去辩论，把问题弄清楚。我就说这些。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补充通知
    中发［66］373号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党委、党组，军委总政治部：
    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全国范围内广阔深入地发展，形势很好。全国生产建设的形势也很好。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乘文化大革命的东风，把生产建设更进一步促上去，做到革命和生产建设双胜利，在文化大革命的部署上，应当根据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情况，分别先后缓急，有领导有计划、分期分批地进行。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已于七月二日发出《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现在，再作如下的补充通知：
    一、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地专以上的党政机关一律要开展文化大革命。县以下的党政机关，农林水利方面的基层单位以及城市的基层组织（如公安派出所、街道居民组织等）的文化大革命，同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财政贸易方面的基层单位一样，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有领导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进行。
    省级商业部门的各个专业公司的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单独开展，还是结合四清进行，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决定。
    目前在工矿企业参加劳动实习的大专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可以全部调回，参加原学校的文化大革命。
    二、正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党政机关，必须集中力量把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同时，要指定必要的人员，组织一个班子，抓生产、抓建设、抓业务、抓科研（这些人员也要轮流参加文化大革命）；要经常掌握情况，作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保证今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完成，争取超额完成，并且从现在起就抓紧明年国民经济计划的编制工作，以保证年度计划之间的衔接。
    当前，要抓紧夏季粮、油的收购，丰收地区应当在坚决不购过头粮的原则下，力争多收购一些，以丰补歉。城乡都要抓紧计划用粮、节约用粮，要很好地安排农民生活，力争少销和不销；城市也要严格控制销售，反对浪费。
    三、一线、二线和三线地区的基本建设单位文化大革命，应当在积极贯彻执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的原则下，按照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分别先后，妥善安排。一线和二线地区基本建设单位开展运动的时间，可以早一些。大小三线地区的建设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战略任务，为了抢时间，加快建设进度，这些地区的建设单位，特别是国防尖端项目和民用骨干项目的建设单位，开展运动的时间，要在保证建设任务按时完成的前提下，根据任务的紧迫程度和主管部门能否派出工作组的情况，进行安排，有的可以早一些，有的可以晚一些。中央各部派到三线地区担任指挥工作的负责干部（包括总工程师），应当坚守岗位，继续执行工作任务。个别人员必须调回参加运动，应当派相当的负责干部去顶替。
    四、设计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一般应当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分期分批地进行。正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设计单位，在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必须保证完成设计任务，按照国家计划的要求，按时交付设计图纸，保证设计质量。正在现场进行设计工作的人员，仍应留在原地坚持工作。对原单位有意见的，可以写大、小字报送回原单位，必要时，可以派代表回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问题特别严重的人员，经过有关领导部门的批准，可以调回原单位参加运动。如果被调回的人员担负着重要的设计任务，原单位要选派适当的人员去顶替他的工作。
    五、科学研究单位，应当同其他文教部门一样，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点。但考虑到许多科学研究单位，担负着当前生产建设和国防尖端技术迫切需要解决的科研课题，必须保证按计划完成任务，因此，这些单位的运动，在步骤安排上应与一般的文教部门有所不同。凡是本单位领导力量较强，或者上级部门已经派去较强工作组的，可以开展运动，如果本单位领导力量不强，而上级又派不出工作组的，可以暂不开展运动，先安排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和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开展运动的单位，对于新产品、新材料、新技术的研究课题和中间试验项目，以及新产品、新材料的审批试制任务，必须按期完成。承担其他单位协作任务的人员，不要调动，应当继续按照原定的计划进行科研试制工作。外出的人员对本单位有意见的，可以向本单位送大、小字报，揭发问题。这些单位，某些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和非急需的科学情报工作，必要时可以推迟进行，而先进行文化大革命。
    六、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群众对某些商标、图案和商品，提出许多改革意见。关于商标、图案和商品的改革问题，应当区别出口商品和内销商品。出口商品，除了有明显的反动政治内容的，必须立即改变以外，目前一般不要变动；以后的改革，也要充分考虑到国外市场的需要。内销商品，应当积极地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改革，努力争取在商品和图案方面反映社会主义的新风貌；至于商品的品种，则不要轻易取消。现在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除了商标、图案有明显的反动政治内容的以外，应当继续在市场出售。
    七、暂时不进行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的单位，应当认真组织群众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著作，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和文章。开展和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同时，还可以有领导地采取适当方式，对正在开展运动的上级领导机关提意见，送大、小字报，揭发问题。这对于搞好上级领导机关的运动是很有帮助的。
    八、这个补充通知发到县团级，并且可以向有关的基层党委和职工群众口头传达。在传达的时候，必须分析前一阶段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肯定运动的伟大成绩。同时，要说明，把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分期分批进行的必要性，使大家认识，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更彻底；把文化大革命作为动力，更好地贯彻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加快大、小三线建设，搞好生产。不论开展运动的单位和暂时不开展运动的单位，都要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把毛主席的书当作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要号召广大群众，象刘英俊同志那样，努力学习最高指示，忠实执行最高指示，热情宣传最高指示，勇敢捍卫最高指示，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高阶级觉悟，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搞好生产建设和各项业务工作，做到革命同生产建设双胜利。
             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晚，陈伯达、江青在北京大学看大字报并讲话。
    江青说：一片大好形势，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好的，干劲是好的，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这边。革命是个大熔炉，最能锻炼人了，谁不革命谁就走开，革命的跟我们站在一块。
    陈伯达说：我讲点个人意见：对于“六·一八”这个事情，说是个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是错误的。这是我个人给大家讲这么一点。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是曲折的。是会有一些反复的，这个，比如你们就有些反复，“六·一八”以前和以后，以及到最近这几天，是一反复。是不是？斗争总会胜利！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讲话
    同学们！你们坐下来，不是要听毛主席的话吗？坐下来要有好的秩序，现在不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吗？我指挥不动你们！
    今天早晨我看了一个半小时的大字报，你们的大字报贴在外面，我只能趁你们睡着的时候，天亮了，你们起来了，就不让我看了。我不能坐在办公室里乱发议论，我要来看，然後向毛主席汇报。
    我把你们学校当作试点，我要来连看三天，你们每天让我看一个半小时。到六点三刻大家到礼堂去，我和你们讲几句话，你们不要打电话给其他人，这也是保密。不是我怕见人，我们还是不“自由”的，我又不能化妆，丁国钰也来到调查小组加强工作，大家要听毛主席的话。最后，我建议一起唱个歌<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好不好？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到北京广播学院看大字报并讲话。
    江青说：你们之间有分歧应互相谅解。你们之间的意见是可以统一的。你们之间不会有很大的冲突，不许采取围攻，迫害。现在有的同学不被谅解，以后是可以谅解的。但是，不要采取这种迫害手段。有人把我们的子弟看成特务一样，搞围攻、盯梢、迫害我们的子弟，我很气愤，我反对！这只能怪背后的人。
    你们大门关得紧紧的，门口贴着条说什么什么人不准进来！你们广播学院的大门比中南海还要紧，比进中南海还要难。我要来放火，我要提出强烈抗议！如果你们不改，我就把你们的红门涂成黑门！
    康生说：在广播学院文化革命运动中间，谁是主人？你们有什么权力？比如说，工作组来了，你们有没有欢迎的权力？你们有没有贴大字报的权力？你们有没有批评他们的权力？你们有没有罢免他们的权力？你们怕不怕这个权力？别人说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是黑帮，怕不怕？“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个口号对不对？毛主席说过：“一切权力归农会”。也是不要党的领导？我赞成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
    陈伯达：听了大家的发言，撤回广播局派来的工作组，由你们这里的同学、革命师生员工自己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你们的上级机关、党委派联络员、观察员，他们只有听取意见，了解情况，如实反映情况，而不是站在你们的头上。
你们的班、系、校的各单位，大家充分讨论文化革命委员会名单，酝酿后，采取适当方式进行选举。不要性急，要大家通得过的名单。当选的人如果他不好，不称职，可以罢免撤换。党信任你们，信任群众。你们一定能把这个工作做好。
文化革命是革灵魂的命，革资产阶级灵魂的命，革一切剥削阶级灵魂的命，只有群众自己起来才能革得好，不是外面可以包办代替的。文化大革命中，相信你们能自己教育自己，互相教育，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使中国不出修正主义，不让修正主义当权，使我们的国家不变颜色，永远是红色的。
    有的同志提出来“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是不是不要党的领导？这些人是不是黑帮？提出这个口号，不是反革命的口号，是革命的口号。四十多年前，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就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农会”，难道这个口号是反革命的吗？现在见之于宪法了。这个宪法是在毛主席直接主持下起草的。宪法中提出“一切权力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难道这个提法是反动的吗？难道说这种提法有错误吗？是不是宪法这样规定就否认了党的领导呢？如果是这样看，就是错误的。毛主席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把党的领导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立起来，是错误的。我们现在提出的是在文化革命运动中的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或“小组”，是讲文化革命中的一切权力。文化革命委员会不能代替党组织，取消党的领导。如果这个党委不能领导文化革命委员会，那就证明这个党委是有错误的，或是资产阶级的，或是被修正主义篡夺了领导权的。
    文化革命运动中有这样一种情况：有人说反对他的领导就是反对中央，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他们用这样的公式给革命群众扣大帽子，实行高压政策。
任何一个党员、党组织，要在文化革命运动中起作用，就应该象主席说的，要站在群众之中，而绝不应该站在群众之上。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关锋写信给江青
    我认为，目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出现一个逆流。刘少奇、邓小平等扑灭革命火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为攻击对象。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讲话
    同志们！同学们！
    今天我很满意，很感谢你们，你们很守秩序。你们写了很多大字报，让我看了俩个小时。我从大字报中学习到不少东西。昨天看了两个小时，今天看了两个小时，你们懂得用毛泽东思想来分析、比较、研究事情了。我第一次来你们这里。我为什麽要选择你们这个地方呢？因为你们学校在东郊，没有旁的学校，我要有机会去八大学院，消息就保不住，两个小时都保证不了。我既来了，就要抓下去。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将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我是来支持你们革命的！（热烈鼓掌）不管你对革命认识有多少，多一些，少一些，或犯了一些错误，不要紧，只要你们革命。我也犯过一些路线错误，但是仍是做党的国家工作。
    工作每前进一步，都要检查，看有没有错误，有了就要改。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精神力量就会变为物质力量。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符合人民利益的，工作就会搞好。
    总之，一句话，只要革命，总会有前途的！（热烈鼓掌）
    你们回家的都回来了，我就和你们在这里见面。你们还没早餐，我找个捷径，还是来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朱德、康生、江青在北京大学全校辩论会上的讲话。
    朱德讲话
    横扫旧的习惯势力，要夺权，必须横扫一切旧的习惯势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总是利用这种势力，孤立革命左派，保护自己，而旧的习惯势力也恰恰起着保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恶劣作用，陆平黑帮，张承先都是利用这种习惯势力欺骗群众，组织对左派的围攻。
    我们要打倒折衷主义。折中主义是冒充辩证法，其实抽掉了辩证法的革命灵魂。这个月的事实证明，折衷主义影响很广，在需要夺权的时候有人站出来摆成绩大讲“一分为二”，实际上是“合二而一”，反对夺权。折衷主义是机会主义，不敢造反，忘记了革命中心问题──夺权问题。
    我们要打倒奴隶主义。奴隶主义不分敌我，对敌人也讲服从，讲拥护，不敢反对，被那套资产阶级专政的“组织”、“纪律”死死地束缚了。奴隶主义也是机会主义，被奴隶主义俘虏的没有革命人民的思想了。他总觉造反无理，不敢造反，安分守已，成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奴隶。旧的习惯势力往往影响很多人。因此左派往往处于一时的孤立地位，成少数派，革命派决不向旧的习惯势力让步，革命派不要怕暂时的孤立，形势对他们暂时不利的情况，他们顶得住，用自己不倦的斗争，排除万难，争取群众。被暂时的少数与多数所迷惑放弃原则立场，就意味着向旧的习惯势力让步，这样习惯势力，一百年也肃清不了。
    打倒折衷主义！
    打倒奴隶主义！
    打倒旧的习惯势力！
    康生讲话：
    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来看你们，问你们好。我们受毛主席的委托，向你们问候。现在我介绍一下来的几个同志。
副组长：江青、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姚文元、戚本禹。
文革小组办公室：曹轶欧。
    江青讲话：
    同志们，毛主席要我们做你们的小学生，就是说，做革命派的学生。革命派的同学，教职员工如果需要我们来，我们召之即来。我们小组如果有什麽不正确的，也可以写大字报，也可以直接写信给毛主席，也可以直接去见他。我们是革命派的勤务员，革命的跟我们一快走，不革命的走出去。我听说你们有几派不同的意见，现在请他们来讲讲。我们听听。
    康生讲话：
    江青同志讲了，毛主席叫我们来向你们学习，这不是谦虚，因为主席说过了，一切革命的正确的领导都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文化大革命靠谁做呢？北大的文化大革命，不是靠我们，首先是靠你们，同学们，教员们。因此，我们想在这一伟大的文化革命中，运动中，学习、学习、再学习。
    我听说，同志们在若干问题上有不同意见，这是很好的现象，是正常的现象，是健康的现象，真理通过辩论更加清楚了。比如“六·一八”，有人说所谓“六·一八”事件是革命的，有人说是反革命的，还有人说既不是革命的，也不是反革命的。比如对工作组，有人把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说成是党中央派来的，毛主席派来的，你们别听那一套！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有派。你们的工作组是北京新市委派来的。从六月一日到现在两个月了，工作组怎麽样？听说有各种意见，有的讲是好的，有的讲有一些错误，有的讲有路线性的错误，有的讲是路线错误。敞开思想讲，什麽话都可以讲，不要有顾虑。有的讲工作组在这儿好，有的讲工作组不在这里的好。文化革命是靠你们来搞呢？还是靠工作组一手包办？文化革命怎麽做法？陆平，彭佩云怎麽斗？翦伯赞、冯定之类怎麽斗？怎麽做法可以辩论、研究。希望听听你们的意见。
    文化大革命你们是主人，不是我们，也不是工作组，这正是毛主席首先要叫我们告诉你们的重要的任务。我的话不多讲。我们下车伊始，不能哇啦哇啦讲，你们不是批评张承先的报告讲了四个钟头吗？要“精兵简政”嘛！我的话就讲到这里。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陈伯达等在北京大学参加辩论会并讲话
    会议由江青主持。康生、陈伯达、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关峰、戚本禹、穆欣等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及李雪峰等参加会议。
    江青讲话
    文化革命小组成员都来了！
    我们的小组长陈伯达同志，我们的顾问康生同志，副小组长王任重同志，副小组长刘志坚同志，副小组长张春桥同志，组员：王力、关锋、姚文元、穆欣、戚本禹、郑季翘，还有三个组员没有来，他们有工作。
    我们今天来继续昨天的调查，继续听你们的发言，有同学递条子让我讲讲，希望有不同意见的人都能说说，这很对。什麽意见都听，我们不抓你们的辫子，希望你们百花齐放，最后，达到在毛泽东思想上万众一心。有同学递条子说“让陆平、彭佩云滚蛋！”我们的意见是让他们听着！让他们靠边站着！现在请同学们发言。
    （同学发言略）
    有同学递条子说毛主席今天来看大字报。我从早到晚忙着看文件，接见，还没有见到他呢。我了解，他没有来。但是同学们的每个条子，每个意见他都看的。你们看我不是装了一包吗？
    有同学递条子说“首长同志们”，我们不是什麽首长，我们是来向大家学习的，这个条子是错的。他说：“你们对不同意见为何不鼓掌？”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观点，我们同意的就鼓掌，不同意就可以不鼓掌嘛！为什麽非要我们都鼓掌呢？再说我们都是学生，是来学习的。就你们看书也得一页一页地翻，你们有的观点我们还没有听清楚，我们也得慢慢学嘛！所以，有时候就不鼓掌了。
    （北大同志发言，略）
    刚才我跟要发言的同志商量，是不是今天发言就到这里，我们是日以继夜地干，他们也是日以继夜地工作，大家都要早点休息。（时已二十三点十分）我讲几点事实好不好？（答：好）
    我来北大四次了，但张承先是怎样一个人，我们还没有见过，他也不来见我们。刚才他给我们来了一封信，是打字的，也没有签字，我们认为这是不对的，不妥当，不严肃的。
    有同学问“六·一八”事件是什麽事件？陈伯达同志已经代表我们说了，“六·一八”事件是革命事件！
    二十一日我和陈伯达同志来找聂元梓同志了解情况，这时候有个叫徐庆的同学也来要反映情况，后来又来了五位同学说……（以下有关北大的具体问题从略）
    江青：同志们写条子叫陆平、彭佩云滚蛋，我们的意见是叫他们听着。
    刘昆林：（法律系）控诉工作组对他们的迫害（因激动没讲完）。
    刘青华：《彻底批判以张承先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钱》（技术物理122）并控诉技术物理系工作组讨他的迫害。
    康生：有人送条子给我，叫我说一下，叫各种意见上台来讲，我们一万多人可以达到千言万语，可以达到万花齐放，达到万众一心。
    江青：有人建议今天的辩论会应将专题出一下，我们今天就辩论《张承先进校后所犯的是不是路线性的错误》，赶走他还是不赶走他。同志们讲活要短，不要长篇大论。下面是聂元梓同志讲话，她昨天很谦虚，很想听一听大家讲活，放在下面好不好？（好！）反对聂元梓的贺晓明、雷于平可以上台来讲，哲二有五个同学想发言，可以派一个代表，把你们鲜明的观点精炼地摆出来。
    孔立明：（工作组组员、秘书处）张承先是不革命的，应该赶。
    江青：一个写血书的同学，叫耿佩茱，叫她优先上台讲话。
    康生：一个同志写血书说《我有苦、我要诉》。
    耿佩荣：（东语系越四）揭发工作组在“六·一八”向题上对她极为错误的处理。结论是张承先是怕死鬼，是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我们要踢开他。（讲完时，台上首长热烈鼓掌，耿佩荣走下台时，首长们招手目送）。
    宋晓明：（西语系法一）（《舍得一身剐，敢把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张承先拉下马》的作者）我说错了他，他要是革命家，决不会躺倒不干，如果他是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那我就骂对了。
    申叔南：（生物系一年级）成绩是主流，犯了错误正在改。
    崔建昆：（地球物理系二年级）不同意罢官论，对千篇一律一边倒批驳。坐下学文件必要。错误是由于没有经验，结论是：成绩是主流，还是有缺点的。
    牛忠林：（法律系）反对上述意见，（指申、崔）控诉工作组对法律系工农子弟，和革命干部子弟的迫害。结论是：张承先不是我们的领导，让他滚蛋。（读《告北大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子女的公开信》）
    江青：有人建议把工作组领导介绍一下。（不同意）
    李扬扬：（文五、四）代表贺晓明等31名革命干部子女讲话，全面评价工作组。1.反对说成是路线性错误，是严重的右倾思想。2.《功与过》。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举得不高，不是没举，更不能说是反对，突出政治不够。3.“初步发动了群众，还存在严重问题，不能说是镇压运动”。工作组在权夺得好。4.斗陆平问题，他是犯了战略步骤上的错误，一直拖延是由于客观原因。毛“关于‘六·一八’是群众自发的革命运动”。5.“工作组错误的性质”。是严重右倾，不是路线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延安不是西安，是革命的不是反革命的，是革命党，不是保皇党。6.错误的根源，认识与实践的必然差距。是新兵出现了老问题。
    江青：郭来舜、刘昆林要与李扬扬辩论（好！）
    石小阳：（物理系）不能将陆平与张承先同志一起相提并论。
    康生：有人写条子写“首长”，我们是你们的小学生，不是你们的首长。问我们为什么不对双方的意见都鼓掌。我们有自己的观点，叫我们都鼓掌是不行的，我们对双方都鼓掌，岂不成了中庸主义了吗？
    江青：我每次来，你们写条子，意见书，他（指毛主席）都一件件地看了（全场沸腾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经久不息）我们认为正确的就鼓掌，不正确的就不鼓掌。）
    郭来舜：（东语日二）反对李扬扬的讲话，要求罢张承先的官。
    彭小蒙：（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发起人之一）反对李扬扬的讲话，坚决要求罢张承先、张德华、沈宁的官。（彭小蒙讲完后台上热烈鼓掌，彭要走下台，江青同志又把她拉回来，热烈握手，久久不放，继之热烈拥抱亲吻。然后又与诸领导人一一握手）。
    哲二代表董小结：提两个建议。1．保留工作组；2．成立以聂元梓为首的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文化大革命。
    江青：今天发言到此为止，因为我们工作小组也在日以继夜地工作，伯达同志昨天上夜没睡觉，今天又来了！（场上群众激动不已）有人说我们偏听偏信，我来讲一些事实。
    关于“六·一八”是革命事件，陈伯达同志已代表我们小组发表了意见，这是革命事件。（场上再度沸腾）我到北大有四次了，我们认为了解得不够全面，张承先是什么样的人，我没见过。他不见我们，刚才他写了封信给我，也不签名，也不是亲笔。这是极不严肃，极不郑重其事的。21号我到了北大，找了聂元梓、郭兴福（东语系朝鲜科）谈了一个钟头，有5个同学在外面听着，后来这五个要找我谈话，说聂元梓、郭兴福不能在座。我说，刚才他们讲话，你们听了，现在你们讲不让他们听，这民主吗？最后聂元梓、郭兴福二同志只好退席。他们代表31人就是今天李扬扬代表的29人。20日张承先给他们开了会。我觉得他们是受欺骗、受蒙蔽。还以为张承先是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他们是上了当。
    下面我来讲讲张承先的干部路线。在他的干部名单里有个叫张少华的。这个人我是知道的。她是核心小组领导人物。她的母亲张文秋是一个全国通报的政治骗子手。她欺骗了中文系五年级同学。我不知道她用什么办法没到外地搞社教留在北京了。跟着郝克明反攻倒算。我的一个孩子有病，一个护士同志发扬了高度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护理我的孩子，后来张文秋、张少华他们赶走了护士，跟他（指生病的孩子──笔者）结婚！气得说不出话）还有一个郝斌，是现代史（历史系）支部书记，也成了积极分子，这个人到乡下搞社教2个月搞不起来，跟地主右派勾搭。李讷（江青同志的女儿，原我校历史系学生──笔者）给和另外一些人提意见，前市委派人攻李讷，这就是前北京市委的反攻倒算！李讷毕业后，我叫她作自我批评，对郝斌讲清楚，郝斌嚣张得很，李讷作检讨时他竟不见，他们说我的孩子态度不好，我容忍了好几年了，
    要不要我说一说（要！）那天谈话的五位同志贺晓明、雷于平，我讲得对不对？贺晓明来了没有？我们的子弟不能盛气凌人。我们的子弟如果不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工农子弟可以批评，但不能笼统地对待。我痛心，这是张承先搞的鬼名堂！这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革命同志们，教师们，四年来我们受尽了气，我是受他们害的，本来我没有病，我的心脏病就是被他们逼出来的，我讲不下去了，现在请陈伯达同志讲几句话。
    陈伯达讲话
    我的普通话讲的不好，我请一位翻译。
    今天会上听到了各种不同意见，并且很激烈，很尖锐，这是种正常的现象，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关于对待工作组的态度问题，这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在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个问题上，争论这么激烈不是偶然的，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我们赞成许多同志的意见，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是一个阻碍文化大革命大路上的障碍物。我们应撤掉这个障碍物。这里好象有一些同志替工作组辩护，替张承先辩护，给他擦胭脂，不过除了一些别有用心的可以不说，在我们同学中，对工作组有一些迷信，就是说得像没有工作组，同学就不能进行革命了，实际上这个工作组是你们的盖子，我建议北京新市委把这个盖子揭开。
    我们有许多人还受到旧社会的影响，受了旧社会习惯势力，受了资产阶级剥削思想的影响，好像革命当然要有一个工作组，没有工作组就革不下去。要破坏这种旧的习惯势力。
    在工作组的问题上，我重复毛主席经常说过的一句话“破除迷信，破除习惯势力”。那你们怎麽办呢？（答：可以）有没有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呢？（答：有）任何革命都不能包办代替的，都不能由外来的力量包办代替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革在我们脑子里还存在残余资产阶级灵魂的命。正如毛主席所说：“这个革命是触及灵魂的大革命，要自己动手来革这个资产阶级灵魂，革一切剥削阶级灵魂。”
    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商量了一下，大家觉得在这次文化革命运动中，产生这样一些新事物，新东西，新问题，象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有许多地方还成立了文化革命代表会议。这种组织形式才是由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管理自己，由群众起来革命的。
    我们第一个建议是：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第二个建议是：在你们这里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革委员会，在全校成立文化革命总委员会，或者叫文化革命代表会议。
    这个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革总委员会，文革代表会议是文革的最高权力机关，这些成员不是由谁来指定，要由群众来选举，应该在群众里面充分酝酿候选人名单，酝酿它多少次，多少天，不要忙，酝酿以后可以把名单贴出来，大家再无记名投票。我同意这种做法。我们成员都是你们勤务员，要为大家服务的，不是骑在大家头上的这样看看有没有把握把你们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我想你们一定能搞好的。你们在选举时要注意有广泛的代表性，要倾听各种不同意见，在教师职工中应该有他们的代表。这些成员，代表选举了以后，是不是要一辈子当下去呢？不是的。今天发现了他们不称职的，可以随时撤换，由群众来撤换，由群众重新选举别的人代替他。
    这两个建议如果你们赞成的话，那么你们可以考虑，有许多具体问题，要看档案，电台，武装的一切管理制度，这方面的人在没有改选以前，要负责到底，要受群众监督，其中有打问号的人，也可以提出来，请文革委员会考虑。成立了文革委员会之后，是不是你们就没有饭吃？要学会管理生活，现在管理你们自己伙食，行政事务工作的，还是不动，希望他们还是做好，以后要做得更好，将来文革委员会成立以后，可以考虑成立生活管理委员会或者小组，他们不是代替，而是监督。
    我们这些只是建议，第一是向北京市委建议，第二是向你们建议。这些假如走得通，假如你们对工作组有不同看法，还可以继续辩论。我这样说是不是偏袒了呢？是不是不公平呀？是不是你们有同学递条子说我们没有执行毛主席关于调查研究的指示呀？可以不可以呀？
    现在关于“六·一八”事件还在争论，有人说“六·一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是错误的。反过来说，“六·一八”事件是一件群众的革命事件。有很多同学说得对。我们党的标志是党中央的领导，是毛主席的领导，这是重要的，谁代表党的领导呢？党中央。同学们说“六·一八”就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根据毛主席领导的精神，群众起来斗牛鬼蛇神的。我想这种说法是妥当的。
    我们文化革命小组要讲的就讲完了。很对不起，我不会讲普通话。
    康生讲话
    同志们！昨天我提出三个问题供同学们讨论，听同学们的意见：
    第一个问题，“六·一八”事件，同学们怎样看法？我们听了各方面的意见，我们小组组长也谈了我们的意见。第二个问题，请同学们考虑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是什麽性质的错误，到底怎样？要呢，还是不要呢？这个问题我们也听了多方面的意见，我们的小组长也谈了我们的意见和建议。第三个问题，北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我们表示了我们的建议，我赞同我们小组长的建议，不晓得同志们怎麽样？同志们，我们是一个建议，再重复一次，是个建议，不是命令，不是指示，不是强加于你们，一切赞同不赞同的权利不归我们，而在于你们大家。
    昨天我们问过，也调查过，在文化革命中，谁是主人呢？我听到两种意见：大多数说革命师生是主人，也就是说你们是主人；也有人说工作组是主人。
    今天有很多条子，说很注意我们的一言一行，一笑一鼓掌，似乎我们一鼓掌，问题完了。不是的，同志们，问题在你们，鼓掌不鼓掌有看你们，对不对要通过你们的头脑来考虑。你们不要看我们的态度，这样很危险，要是我们鼓错了，那你们不是也错了吗？
    有的为张承先工作组定调子。张承先到北大五十多天来，挂帅真正教育同志使同志们认识到北大的文化革命要由北大的革命师生来搞，他们没有进行教育，这一点是很大的错误。这一点，就是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走群众路线。
    第二个，五十多天中，北大整个学校连个文化革命委员会也没有组织起来，各系有的也是在工作组包办代替下进行工作的，不是真正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因此，他在路线上，思想上，组织上都犯了严重的错误。
    刚才有个叫李扬扬的同学讲了话，我很注意。好象我们北大离开了张承先就不能革命了，好象张承先是个“诸葛亮”，你们都是“阿斗”。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你们不是天天唱《国际歌》吗？想想《国际歌》是怎麽说的？要依靠自己救自己！为什麽在文化革命中不依靠自己救自己，而是依靠别人呢？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是口头讲的，是要依靠行动来体现的。张承先口头上讲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实际上是违反毛泽东思想。无数的事实，北大运动的事实证明了掌握毛泽东思想，按毛主席指示办事，那就能达到目的，达到胜利；若是违反了毛泽东思想，主席指示，就会犯错误，遭受挫折，遭受失败。
    因此，同志们，你们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时，必须紧紧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红旗，相信自己，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我们的一切事业就会前进，就会胜利。共产党员好在哪里？好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联系群众，团结群众。离开群众就不是好的，就没有我们的一切。斯大林讲过，群众是我们的母亲。毛主席讲，群众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希望党员，团员，革命干部子弟必须掌握住放手发动群众，必须掌握好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把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同志们，我们讲依靠你们，依靠革命委员会。有的同志也这样讲，你是不是不要党的领导了？陆平不是垮台了吗？那怎麽办呢？你们北大是不是独立王国呢？还是接受新市委的领导，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呢？真正接受党的领导，就要真正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如果不执行，就是张承先在这里也没有党的领导。
    再一次重申一下，这是一个建议，有不同意见，大家可以讲，还可以千言万语地讲，你们可以百花齐放嘛！真理越辩越清楚，经过辩论达到万众一心，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的万众一心。
    同志们，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会议也好，你们的工作方向是什麽呢？我们提一个建议，请你们读一读毛主席的接班人的五条。这五条，它不仅是接班人的五条，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那里讲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要掌握毛泽东思想；那里讲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而不能自私自利为资产阶级服务；那里讲要团结大多数，不仅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还要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甚至反对过自己并且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那里讲要执行民主集中制，实行民主；那里讲要有批评，自我批评的精神。这一切都是你们今后工作的最重要的指针。我相信你们会在党的领导下，在新方针的领导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取得彻底胜利，关键在于你们自己和能否把真正的革命力量组织起来。北大的情况是你们了解呢？还是工作组了解，张承先了解呢？陆平、彭佩云是你们了解呢？还是工作组、张承先了解呢？陆平、彭佩云所材料是你们揭发呢，还是靠张承先几个人整理材料呢？
    五十多天以来，没有广泛地发动你们揭发，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斗陆平要靠你们大家，怎样斗陆平、彭佩云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斗了他们，下一步干什麽？要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权威，要斗翦伯赞、斗冯定。翦伯赞、冯定的情况是你们了解呢，还是张承先了解呢？是你们看的翦伯赞的书多呢？还是张承先看得多呢？
    把资产阶级权威斗倒了，那下一步干什麽呢？整个计划想过没有？下一步就要搞建议改革。学制怎麽样？课程怎麽样？专业怎麽样？教科书怎麽样？这些东西都要靠你们了。是不是我随便说的呢？不敢。现在我解答几个问题。
    有一个同学写了一个条子，没有签名，不赞成我们在会上质问张承先。条子上问我们：“你们是干什麽的？你们有头脑没有？逼供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这是有损于文化革命的，有损于毛泽东思想的。我警告你们，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会脱离群众的。”他还要我谈谈我的看法。我们的看法很简单，我坚决反对这种看法。张承先在这里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我们不能问问吗？难道这就叫逼吗？为什麽他们把人逼死，你们不说一句话，而我们一问就是逼呢？（江青：有胆量的就站出来说嘛，我们不怕！）同学们让我把话说完，一个逼，一个供，我们问他应不应该答复我们？（应该！）这叫什麽“供”？还有一个“信”，我们恰恰不相信他哩！他上次检查你们信不过，这次检查还是通不过，我看你们不相信他嘛！他才是喜欢我们相信他，我们就不信。当然，写这条子的有两种人：一种思想糊涂；一种是不赞成我们，想保护张承先。你糊涂，别让我们糊涂！你出去讲讲。一种是想保护张承先，也可以，也允许嘛！这么多人还不允许有几个保留他们错误的？他们保留意见也就好嘛，这是教员，是你们的反面教员，世界上没有清一色的。你们会打麻将吗？有方子，有条子，有一万、二万、三万，世界上没有清一色的方子，总是一分为二的。他的意见是片面的，错误的，我们坚决反对。但也有好处，他是反面教员，我一念这条子，你们大家不是兴奋了吗？有好处的，从这点上讲，你们可以知道为什麽大右派章乃器、章伯钧还请他们吃饭，住房，还留在那里，如师大教授黄药眠还留在那里吃饭、睡觉、聊大天。那是我们花钱请的教员。所以，同学，你观点糊涂就上来讲，观点不糊涂就给我们上课，今天不愿讲，明天讲。
    另一张条子问师大工作组组长孙友渔利用一张大字报镇压左派，镇压革命的事。也是六月二十日，师大的王运良同学贴了一张大字报说彭真要在北大、人大驻军，问郭影秋晓得不？题目是《郭影秋是什麽人？》孙立刻作了报告，有四十个字说这个同学煽动人民和解放军的关系，对这个同学进行打击。孙友渔利用这张大字报镇压革命。我说过在北大，人大驻军，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不是说二月兵变是千真万确的，这件事调查的结果军委晓得，华北局晓得，不一定是彭真搞的。决不否认以下两件事：
    一、彭真是否要搞政变呢？中央文件上说，彭真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是要搞政变的。中央文件上说彭真是修正主义分子，是反革命分子，在时机成熟时就要搞反革命政变，搞反革命复辟的。至于什麽时候搞，我不知道，只是说是时机成熟时搞，没有说今年二月搞。
    二、彭真是否要夺军权？搞政变不抓军权不行，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彭真勾结×××就是要抓军权……，因此，我们答复这个问题：1，彭真是否要搞政变？要，什麽时候？还不知道。2，彭真是否要抓军队？要，已经和×××勾结起来。在北大、人大是否要驻军？军委、军区知道，现在还没有调查清楚，不知道是否要搞政变。
    孙友渔利用这张大字报镇压革命，同学们怀疑是可以理解的，为什麽孙友渔要利用这个来围攻同学呢？这件事实有，我没有说二月兵变，看来彭真二月兵变还没有准备好。
    再有，同志们问我，工农革命干部子女是不是要建立组织？我很理解同志们的心情，要在北大贯彻阶级路线，这种心情是好的，是要贯彻阶级路线。过去陆平黑帮反对阶级路线。第一，我很理解同志，们在陆平黑帮统治下受迫害，受打击，现在明白了要团结起来，不再受政治上的打击，这种心情完全是对的，我完全理解。第二，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革命的左派队伍如何实行阶级路线，许多学校还不清楚。学校里是否有阶级组织呢？有！是共产党，是共青团。共产党你能说不是阶级的组织？这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共青团也不是资本主义青年团嘛。问题在于前市委统治下，党团组织有很多问题，北大校党委，团委，都瘫痪了，但不能因为瘫痪了，就要另建阶级组织，我们的任务是彻底改造这个党团组织。是否需要再建立一个阶级组织呢？江青同志已经说过阶级队伍要通过党团组织来表现，不需另搞一套了，而且那样会被孤立起来的，使团结受到损害。
    真正革命的工人，农民，干部子女怎麽办？我建议好好学习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的五条。第一条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要成为一个很好的领会毛泽东思想的党团员，好统治。第二条是能真正地全心全意为中国，世界大多数人服务，离开了绝大多数人，就不能叫真正的革命者。第三条，我们工人，贫下中农子弟，要注意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团结他们向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向彭真式的人物，向陆平、彭佩云黑帮作斗争。左派工人、贫下中农，特别是革命干部子弟要警惕，时时刻刻不要脱离群众。毛主席在给清华红卫兵的信里就讲到这个问题，要团结绝大多数人，是不是？我希望同志们能团结大多数人，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左派，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我很欣赏李杨杨在发言中的一句话，她说：要真正站在群众之中，而不是站在群众之外，现在的任务不是成立贫协，而是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这是党中央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
    李雪峰讲话
    同学们，同学们，我首先声明我完全赞同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的讲话，我认为他们的讲话对同学们的辩论会作了严密的分析，他们用毛泽东思想分析了当前存在的问题，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作出的结论是正确的。他们总结了运动中群众创造的新形式：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会议，这是一个创造性的结果，这样的结果由他们总结了，这是科学的总结，今后将要把这些总结写进我们的文件里。其次，谈一谈工作队的问题。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是坏的工作组，主要是他们阻碍了运动的发展，妨碍了运动的发展。他没有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反而采取种种清规戒，束缚了群众的手足，五十天没斗陆平，彭佩云，没打击黑帮。实践证明是坏工作组，既然是坏的就要罢官撤职。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对工作对敢于批评，也是个新的经验。派工作组原是老传统，这次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派工作组是不适当的。伯达同志，康老不仅批评了北大工作组，他总结了全市工作组的经验。同志们问，坏的工作组你们负不负责任？我们有错误，我们用人不当。一个人怎样，要在实践中考验，即使在历史上做过工作，也要在新的情况下考验？江青同志掌握的材料比我们多，有些我也是才听到的，我们发现慢，斗争慢，拖延下来，我们犯了官僚主义错误。党中央，毛主席没派工作组，这是新市委的责任。当时的情况是，中央决定我来北京当书记，刚来就是批判斗争前市委，就是后来写的前市委的十大罪状。<红旗>第九期彻底地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当时，我们破中求立，但遇到这种情况时，只有我和吴德同志两个“空军”司令，习惯势力就起了作用，立刻想到派工作组，到处求援，求各部，各地方。当然前市委还有一些工作组，但那些单位又要求派工作组，如一个外国语学院，原是前市委的工作组，要求派新的工作组，那几个同志给我们提的意见很好。对于你们那里的情况我一无所知，只有面向群众，我们有责任了解，我们有老框框，到处要人。当然外地的人我们一般不知道，这是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摆脱日常事务工作，到前线来，犯了忙忙碌碌的官僚主义，群众来信很多，也处理不完，当然都处理也没那么容易。当时到市委来的，一天达到三千人，也包括学生，这样说并不是要求原谅我们，官僚就是官僚，我们没有象江青、陈伯达、康老一样到群众中来，难道我们比他们还忙吗？
    关于五月廿五日的报告（按：五月廿五日聂元梓等同志贴出来第一张大字报，李雪峰当时到北大作了一个报告），五月廿五日新市委还没有成立，就我一个人，当时我讲了两条，一条是内外有别，一条是不要上街，当时有点怕乱子，经验证明，当时主观想法是不对的。第二天六月三日，新市委宣布成立，六月四日那几天敲罗打鼓，声援北大，还不是上街吗？关于批评新市委，六月四日我说过“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我说一般不能这样讲，当时讲是因为在中央决定我来组织北京新市委时，六月廿日市委大楼出现大字报，党中央叫我来当市委书记，他们要赶我走，所以我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批评新市委可以，我们说过大字报可以贴，将来也可以贴，当时讲这样的话是有特定的环境，我又是一个光杆司令。
    关于“六·一八”事件，革命师生斗争了黑帮分子，但张承先颠倒黑白，说是反革命事件，也有的地方叫“六·一八”事件。北大派了工作组后，各地纷纷报警，又要我派工作组，当时大学有，中学有，工厂也有，当然有的地方报的是假的，当时有点乱，后来开了会，叫领导引火烧身，结果很多单位没有传达到引火烧身这句话……
    六月廿日前后，工作组报告的多起来了，北大也是其中一个，开始发现班与班，系与系不能互通情况，二十三日开了会，总结了经验，要互相支援。六月一日后，到北大声援的不是很多的，我总结了经验，互相支援是必不可少的。过去我们在学校，城市也搞过，现在一当领导就忘了。北大工作组没有发扬四大，廿日以后，个别地方发现了这种情况，以后别的同志讲过应该注意，以后改了。七月十日报告没有改变这样冷冷清清的局面，陈xx的大字报贴出来了，来得快，我是见事迟，转得慢，是犯了官僚主义，思想方法上的错误，工作组现在看来不管好坏都不行。究竟谁了解情况？还是学生。黑帮分子的脑袋上又没有刻着字，搞教育改革，学术批判都要依靠群众。刚才康老的讲话不仅总结了北大的经验，也总结了全市的经验，今后怎麽办不说了。工作队不一定三天都走完，郊区社教还要搞，等同学们将高等学校的文化革命搞完，还要去帮忙。那时你们更有斗争经验，就不会犯官僚主义的错误了。
    北京是首都，要看北京工作如何，对支持越南也作了一个好的开端，检阅，这是国庆演习，证明了北京人民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我们不仅搞文化，也搞武化，大搞军事训练，当兵保卫首都，把北京搞成坚强的地区。
    聂元梓讲话：
    我怀着对党中央对毛主席的无限感激来讲话。从北大长期的尖锐的、激烈的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中，我深深体会到没有党中央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的一切，我们50多天来，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尖锐斗争中，再一次证明了没有党中央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的一切，今天康生、陈伯达同志都讲了话，提了建议，我完全拥护他们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江青戚本禹在北京轻工业学院会见反工作组的学生代表时的谈话
    江青：
    这里都是自己人，谁也不会传出去。你们来的信，我们都看了，你们这样做，是热爱党中央和毛主席！我们有你们这样的接班人，中国不会变颜色。向你们说两点：
    （1）你们是受迫害的，他们那样做，只有反革命才干得出来。要是再对你们进行迫害，就是现行反革命。他们对你们是怎么迫害的？你们回去准备材料，准备控诉。
    （2）不应该死，应挺起腰杆革命，你们要是死了，问题就搞不清楚了。与其自杀，不如干革命，让敌人给一刀，这样还光荣。
    你们学校是要夺权的！工作队、党委可以不信任嘛，反对工作队、常委，不一定是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党中央和毛主席根本没派过这样的工作队，一个也没派过。
    这样的工作队光撤了还不行，还要斗它。
    你们来时，他们知道不知道？要是知道了，他们又要布置了，又想溜了。你们回去后要串联，要准备材料，简单扼要，要击中要害。
    你们敢不敢控诉？（答：敢！）我们给你们撑腰！我们要排着队去。你们讲话后，我们还要讲话。
    你们要注意斗争策略，你们之间的分歧是工作队挑起的。不要把群众放在后边，不要光靠你们几个人。不要互相斗争，要争取中间群众。工作队员也会起义。同学说了一两句话错话，做了一两件错事，没关系。那些大人物说了些错话不算，为什么要对同学抓小辫子呢！
    戚本禹：
    前一个工作队包庇黑帮，被他们赶走了。后一个还是这样。他们说开门整顿十天，实际想蒙混过关。邓是个不小的官儿呢，可这个人糊里糊涂，连话也说不清楚。上次做了报告，想把责任推到同学身上。上次我在那儿看大字报，点名的全是学生，有几十个，实际上都是他们指挥的。
    江青：
    你们回去，把精确数字统计上来。他们不是要找“后台”吗？我做你们的“后台”。毛主席给你们撑腰！
    戚本禹：
    你们学校还有“党委领导万万岁”大字报，连这样的党委也保卫？！连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院党委也要保卫？！
    江青：
    你们回去要好好干，你们是主人嘛！

    《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最近又一次在长江的滚滚波涛中破浪前进，畅游一小时零五分，游程近三十华里。象十年前一样，“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喜讯传来，全国振奋！
    亿万人民怀着最亲切最激动的心情，为毛主席的健康同声欢呼，衷心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
    毛主席身体这样健康，精力这样充沛，这是全中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最大幸福！
    万里长江，汹涌澎湃，后浪推前浪，一浪高一浪。它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象征着中国革命的历史。
    毛主席说：“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在有阶级的社会里，阶级斗争的风浪是永不停息的。它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
    毛主席最喜欢在波涛滚滚的大江大海里游泳，他总是鼓励人们到江河湖海里去锻炼，去锻炼身体，锻炼意志和勇敢，去同大自然搏斗。
毛主席在领导我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中，总是号召人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要革命，就必须有大无畏的战斗精神。
    毛主席说：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
几十年来，在中国人民革命的征途上，我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大风大浪，绕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暗礁，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凶恶的敌人。当年那些骑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什么蒋介石匪帮，什么日本军国主义，什么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何等的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英雄的中国人民面前，它们统统“不在话下”，统统被击败了。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同样充满着阶级斗争的风浪。被推翻了的阶级敌人和一切牛鬼蛇神，配合国际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华逆流，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黑风恶浪。它们妄图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恢复他们失去了的“天堂”。我国人民在党和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勇进军中，已经或正在把这些反革命复辟的阴谋一个一个地揭露和粉碎。
    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从来就不是在风平浪静中前进的，从来就是充满着艰难险阻的。每经过一次惊涛骇浪，中国人民的革命意志就更加坚强了，革命力量就更加壮大了，革命经验就更加丰富了。
    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七亿人民，是大无畏的英雄人民。我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帝国主义，不怕修正主义，不怕反动派，不怕一切牛鬼蛇神，不怕任何艰难困苦。什么人间奇迹，我们都可以创造出来。
    要革命，就必须掌握阶级斗争的规律。
    毛主席说：“学游泳有个规律，摸到了规律就容易学会。”革命也有规律，掌握了它的规律，才能有驾驭整个阶级斗争发展变化的能力。毛主席在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说：“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达到彼岸。指导战争的规律，就是战争的游泳术。”学游泳，不下水不行。光在岸上研究这样那样的游泳术，是一辈子也学不会的。干革命也是一样，必须参加阶级斗争的实践，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掌握革命的规律，学会阶级斗争的游泳术。
    毛泽东思想是斗争的哲学。只有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才能真正掌握毛泽东思想。
    要革命，就必须紧密地联系广大群众。
    毛主席时时刻刻都同人民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人民群众吹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欢呼：“人民万岁！”我国七亿人民最紧密地团结在伟大的革命领袖毛主席的周围，最坚决地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下进行战斗，我们就无敌于天下。
    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都必须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经受锻炼。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花朵，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是没有生命力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一定要经风雨，见世面，经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见群众斗争的大世面。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只有在群众斗争中，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才能健康地成长起来。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是动员人、教育人、改造人的巨大力量。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就是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同志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吸取和总结了我国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活生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正确的指针，是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
    我们一定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们要学习毛主席的伟大革命理论，也要学习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永远跟着毛主席，永远跟着党，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康生江青陈伯达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话。
    康生说：
    程今吾是彭真、陆定一黑帮的亲信，
    今年二月，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策划在北大、人大，每个学校驻一营军队，这是千真万确的。他们在北大看过房子，这件事含有极大的阴谋的。这点北大的……同志亲自参加过他们会议，陆平是给他们修过房子的……人大郭影秋完全知道，而且在人大也看过房子的。
江青说：斗争矛头不是对准黑帮分子，对准地、富、反、坏、右，而是对着革命的师生，这是错误的。
陈伯达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查档案这个问题的发生是有道理的。现在来查这些人的出身，这些人的历史，就是什么家庭出身，过去干了些什么事。修正主义者有它的社会基础。北京大学的陆平黑帮，你可以把他们的家庭、社会关系列一张表出来就可以清楚了，原来是这些人在这里掌权。为什么陆平这个黑帮要排挤工人、贫下中农子弟，照顾地、富、反、坏、右子弟？就是因为他们有社会基础，有了这个社会关系。所以，查黑帮的档案是很有道理的。查档案要有一定的手续，你们文化革命委员会可以订出条例，按照正确的手续、条例查档案。武器要保管好，有一些重要的技术资料要保管好，不要随便动。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讲话：
    同学们，同志们！
    我第一次来时见了你们一部分人，第二次见了你们全校师生员工，我讲了三件事，今天我就扼要地重复一下：
    一、我谢谢你们给我自由和机会看了三天大字报，今天又给我机会听了你们的发言。
    二、我是来向你们学习的，重新温习了毛主席亲手制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三、我是来支持你们革命的！支持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凡是原意革命的就有前途。
    当然在运动中，在这过程中，在主观上革命的，不一定不犯错误，同样，能够革命还是有前途的。今天再补充两点：
    四、只看看大字报，听听几位同学的讲话还是不够的，还要分别谈话，交换意见。我通过表面现象，看到了一些本质问题。……六条那样的提出是不对的，毛主席没有那样说，中央及陈毅没有授权张彦那样说，张彦这样宣布是错误的。今天所做的仅是我工作的开始，我还不能多说，我想把这里当作典型。
    五、确实在你们当中，大致有两类意见，但决不单只两类意见（一、三、五类，二、四类）其实一、三、五中间也不一样，二、四中间也不一样，任何东西都是一分为二的。百分之百的对是没有的，我就不保险，但毛主席的话是经过周密思考研究提出来的。我们都承认他是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代没有一个超过毛主席的。
    你们拟定每系推出两个代表，也不太好，一个多数，一个少数，或许还有三类，要允许少数人的代表讲话。一个系如果少数只有两个人，那就不好推举代表，但是其他代表应该把他们的意见反映出来。
    我今天下午不能来，我的事情都订满了，我准备看你们的笔记，明天上午来继续听。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江青、陶铸对北京市海淀区中学生的讲话
江青说：对工作组的成员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他们有多数是好同志，但不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做了不妥当的事情，错误的事情，成了运动的绊脚石。对待这样的同志，我们要说理，说服他们，我们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没有什麽了不起嘛，以后不打就是嘛，对于工作组中另一部分犯了严重错误的或是混进我们党里的资产阶级当权派，要斗争他，要说理。你们说对不对？（对！）人的错误思想打是打不掉的，但革命风暴中出现打人的事情不是坏事。毛主席说过：“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今后不要再打人了。”
陶铸说：我们建议大家串联，班与班，系与系，甚至到外校去串联。群众运动就是要运，要动。说不运，不动，几个人蹲在屋子里，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是不行的。学生运动历来是各校串联，互相通气。
（编者按：这说明，发动学生大串连是陶铸提出来的。）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清华大学召开群众大会，王任重、关锋在大会上讲话。
    王任重说：有人说北大有股风，什么风我不知道，北大七月二十六日的会议我参加了，陈伯达、江青、康生、雪峰同志的讲话是代表中央方针，代表毛泽东思想的，我本人完全同意他们的讲话，当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清华和北大的情况是否一样，我不知道，但是从方针来说，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彻底闹革命，这个方针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关锋说：回答一张条子。我先把条子念一下：“王任重、李雪峰同志：我们工作组说，北大会只适合于北大，请示了新市委后，我校不放录音。而且领导人讲话要取得本人同意才能放，可是我愿意放，我认为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很有普遍意义。二物系一同学”。 工作组请示了新市委没有？新市委如何答复的？我不知道。我不是李雪峰，我是关锋。我回答下面一句，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同意放他们的讲话录音，当然，什么地方不愿放也可以，如果你们愿意放那就要求工作组拿来放吧！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蒯大富贴出致“保蒯派”的信：
    　　刘泉、张云辉、孟家驹等一切曾经支持过我和同情过我的同志们：　　我十分坚定地相信，你们中绝大多数人是革命派，是无限信赖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但不排斥极少数人是别有用心的家伙！）六月二十五日以前，你们曾经给工作组贴过大真字报，提过意见，发表些议论，就飞来横天大祸，“立场”问题几乎都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你们不得不“低头认罪”、反复“交待”、“检讨”问题，还不得“下楼”，你们高亢的革命精神完全被压抑了。　　但是，乌云遮不住太阳，党中央和毛主席派人来给我们撑腰，工作组一手没有把天遮住！北京大学又吹来了革命的东风，清华园内一片大好形势，让我们站起来，挺直腰板顽强地战斗！为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拿出我们青春的生命吧！　　我知道，你们中不少人对我很是怀疑，你们怕我是反革命分子，怕上我的当，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这种革命警惕性是可贵的。但是，你们从你们自己亲身经历还不了解吗？工作组对保蒯派采取的什么手段你们体会还不深吗？你们暂时低头了，他们还死揪住你们不放，何况我从未低头，他们更是对我恨之入骨，使尽了种种卑鄙毒辣的手段。左边澄清事实的大字报可见一斑。　　是时候了，是清算工作组所犯严重错误的时候了。我们应该用我们亲身经历来揭露工作组在前一阶段在大方向上严重问题，他们不引火烧身，我们放火烧他们身！我昨天编辑了一个语录集，你们好好看一看，向刘英俊同志学习，为勇敢捍卫最高指示，无所畏惧地前进吧！　　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　　蒯大富　　　　七月二十八日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蒯大富贴出《澄清几件事实》的大字报：
    　　现在全校大多数师生员工把我当成“反革命分子”，我已多次声明，我一点不责怪大家。在工作组让人造谣、捏造事实、歪曲事实的情况下，以及大家处在高压政策下，谁敢说蒯大富不是反革命分子呢？所以虽然直到今天我并不承认，（也永远不会承认）但我由于被剥夺发言权，不能澄清事实，大家的受骗状态仍得不到解除。现在我重新获得发言权，先解释主要的吧。　　一、关于我“反对毛泽东思想”。　　这一条是最引人痛恨的。为什么你说“毛主席的话不一定是真理”，“毛主席的话也有错。”这一点在6．27大会上曾解释过。（记录稿别有用心地记错了！）我班同学文龙和我争论主席的话是不是句句是绝对真理，我说：“不一定”，事实也正是这样的，主席的话大多数是相对真理即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内成立，但是上面两句话，我从来没说过，有人故意捏造的。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永远是正确的。虽然我水平很低，但我竭力想把主席思想当着自己行动的最高指示。　　二、关于我“怀疑新市委、怀疑雪峰同志”。　　这一点是我班X同学捏造，我已辟谣，我是非常信任新市委的，尤其信任雪峰同志，我写了多次信给新市委和雪峰同志，要求他们帮助我。这一点有案可查。　　三、关于我“要考验党”。　　这是歪曲，在辩论小会上我说：现在全国各地人民正在用毛泽东思想考验他们领导（指基层领导！）这是符合主席思想的，我们的考验是从爱护观点出发的是从保卫党中央出发的。但是他们歪曲成“我要考验党，考验党中央”然后再批驳一通。实在可笑。　　四、关于“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我从未提过这个口号。在六月六日我说：“在目前情况下（按当时已经揭出大量蒋南翔的问题），宁可错怀疑九十九个，不放过一个象蒋南翔这样的黑帮，放过一个高等学校黑帮可不得了。”他们断章取义，先说成“宁可怀疑九十九个，也不能放过一个”，后说成“怀疑一切”，又说成“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甚至说成“宁错杀一千，也不能放过一个”，随心所欲到无以复加地步。　　我说，我们怀疑是有根据的前提下怀疑，而且不是怀疑一切，我们信任党，信任群众，我已经说过多遍。但是有些人就是强加歪曲。　　五、关于“我绝食”。　　我是绝食了五十小时，（七月四日至七月六日）在七月四日晚，我向工作组提出我明天要去中央，工作组不让去，我说你们想封锁中央吗？你们为什么不让去？工作组说：“不让去就是不让去，你得听我们的”，我说“我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工作组说：“把他赶出去！”立即上来几个纠察队员，强行拉我出屋，我抵抗不行，还被拖出屋（右手指被他们指甲划破两块，流了血）。最后，他们把我关在屋里，不让出门，我盛怒之下，绝食抗议这种非法政治迫害，可是工作组老爷们真是狠心，在我绝食期间，他们不但对我要去中央事不闻不问，每天上午、下午还组织人和我“辩论”，我不能起来，就拖我起来，想必欲置于我死地而后快。另一方面，他们对外面严密封锁消息，不让同学知道。想让我不明不白死去。我想不行，他们不怕我死，怕我活下去，我偏要活下去，就用退兵之计停止绝食。工作组怕之极，并且强加罪名，说“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反党”、“叛国”等大帽子接踵而来，更不能容忍的是，在七月七日我腹部较痛、头疼不能下床的情况下，他们硬拖我到讲台上去受“审判”、我无力抵抗，只好听其摆布。　　我绝食的过程，是受迫害的过程，而绝非是我“反党”的过程。　　六、关于我的大字报。　　我在六月十六日出一份《工作组往哪里去？》的大字报（注意！工作组的大字报选集内容不全，别有用心删去一部分），二十三日{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大字报，以及六月二十八日后六份大字报。信件有我给师大女附中同学的公开信，给鲍长康的一封信，现在请同学们拿出来分析，看它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尤其是给师大女附中同学的一封信如谁有底稿，请重抄出来（我没有！），这些大字报、信件上那些是反党的呢？实在无法想象！　　澄清事实暂时澄清到这里。以后将陆续澄清，谁有问题请写在右边白纸上，编号、问题、班级和姓名，我将陆续用大字报，或小字报，或走访去回答大家所提的一切问题。　　蒯大富　　七月二十八日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蒯大富贴出《对学校从前几点异常现象的看法》的大字报：
    从工作组进校后，发生了许多件异常的现象，我认为，一切现象都是可知的，正如宇宙是可知的一样。但不是一切现象都能立刻能得到正确解释的。往往要经过多次反复。用毛泽东思想来鉴别一切，考查一切。下面我对几点异常现象谈谈自己的看法，不一定正确，供大家参考。　　一、六月二十四日以前为什么不组织斗校一级黑帮？我认为这不仅仅是准备不足的问题，据当时揭露的大宇报内容来看，五次大会开不完，但是就是迟迟不斗，同学多次要求，工作组不闻不问，我认为工作组可能与黑帮有牵联、甚至是一家人。　　二、六月二十二日事件的答案是什么？以工作组秘书崔×代替王光美同志参加我班讨论。后经追问，二十二日答案是“听电话听错了，把联络组秘书要求，听成王光美同志要求！”二十四日。张茜薇说：“是我联想的。自相矛盾，不可理解，至今还想不了了之，但是这是办不到的。我认为，这是想方设法搞无产阶级革命派材料准备组织反扑。　　三、六月二十四大会上原说六月二十五日继续开，后为什么又不开？有许多同学抱怨工作组不相信群众，不敢放手让同学来辩论。同志们，工作组心有苦哀，实在不敢在六月二十五日继续开。因为大家知道，六月二十四日大会形势对我们大有利。尽管大会主席团要不民主手法，叶林同志施加政治压力，但大多数革命同学还是支持我们的。二十五日又出来许多锋芒毕露的大字报，围攻的大字报虽然数量多，但质量极差。而且六月二十二日事件工作组实在想不出妙法向同学解释，于是利用职权，强行勒令推迟，这种出尔反尔的行动引起部分同学不满，但没有关系，我可以施加政治压力，全校出大字报围攻，把蒯大富的性质说得越严重越好，学校广播台大肆造谣；各班开斗争会，你给工作组提出怀疑就给你扣上立场问题，以至反党、反革命的大帽子。工作组甚至组织大群人向蒯大富游行示“威”。经过三天准备，学校形势对工作组大为有利，于是他们得意洋洋就召开了名为辩论实为政治迫害大会。　　四、六月底到七月中旬为什么封校？不封不行。因为斗争矛头已指向同学，严重违避中央精神，让外面知道，特别是中央知道不好办。　　五、为什么不让我去中央？答案同上，因为中央知道这件事，实在难于交帐。　　
    六、为什么工作组老是为自己定调子了什么“代表毛泽东思想方向”什么“我们代表党的，代表无产阶级的”等等。说实在的，自己不定就没有人来定，自己定了后，有些人不加分析就照搬，“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无限信赖作组”、“伟大的工作组”等等一起出来。　　七、为什么剥夺我等人二十天左右的人身自由？因为工作组怕见真理，怕见事实真象，不敢让我们出澄清事实的大字报。　　八、为什么七月二十一日又统统放掉？不放不行，因为中央同志要求，随便关人犯法的，这一点叶林同志知道。　　九、为什么原准备继续批判蒯大富，又突然转向校党委，使同学措手不及？因为中央同志要求，怕交不了帐，北大形势也逼得紧，无耐忍痛把校党委抬出打，好应付门面。　　十、为什么罗征启、饶尉慈、邢家鲤、方惠坚、陈圣信等人能慷慨激昂指出黑帮罪行而艾、刘、胡、何等顽抗而不在乎？稍有政治头脑的人就会想到罗、饶、邢、方、陈流根本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期内有那么大转变。我想，很可能是工作组要“牺牲将帅保车马”的阴谋。　　十一、为什么工作组能掀起打“保蒯派”高潮？因为①施加高压是空前的。②原校保过皇的人极多，他们对于反蒯极卖力，人人争当勇士，想捞一把，来个“依然X我”。而在这种高压政策下，一切工作组说了算，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③因为高干子弟全力支持工作组。　　十二、为什么昨天一天就刮起一股革命风？内因是同学们的革命热情不是什么高压压住的，他们要革命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外因是北大形势的影响，大的有全国形势的影响。　　十三、为什么工作组不闻不问？不，工作组在紧张活动，不信你看看周围许多工作队员同志，只是暂时不能发言。　　十四、为什么又突然提出选文革代表？这可能是一个大阴谋！他们想借此束住群众手脚，来个假选举，依然是他们那一套机构。以“最高权力机关”自居，原状原封不动，在工作组性质未搞清楚以前，千万别选举，选举则上当！　　对上述几个异常现象我提出自己的看法，完全不一定正确。但事物本质只要一个，总会搞清楚的。只是时间问题。　　蒯大富　　七月二十八日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蒯大富贴出《三致叶林同志》的大字报：
    敬爱的叶林同志，您好！　　大概您这两天很高兴吧。因为您多次欢迎的大字报昨天一天就贴满了清华园，真是喜出望外。向您热烈祝贺！　　我在被关禁闭时，曾写过两封信您。其中有一封上说。“咱们在下一局棋，而这局棋远远没有结束。您还是要认真地下下去。不要以为大局已定，胜利在握了。”看来，这局棋还远未结束。不过棋局稍有些变动。下一步您怎样走呢？我们全体同学拭目以待。　　您还记得吧，我曾在公开信上向您提出十条要求，今天，我再次向您提出那十条要求，（内容原则上不动，具体的稍更改）希望您能答应我。　　这股风来得可真猛，我差点儿无法应付。不知您怎么样。想来，您是老革命，老党员，老干部了，这种风浪经过，一定会成竹在胸，下出一着好棋来，但是，时不等人哪，还是果断些好。　　我们是老相识了。因此，我为您打算，望您不要再施加政治压力，估计压不下去。同学们革命热情很高，我很高兴，我想您一定也很高兴吧。您是马克思主义者，有很高理论水平，您一定认识到在前一阶段犯了较严重的错误。错误既然犯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向同学们公开坦白、检讨，改掉就行了，咱们还是一起干革命。但是如果你们迟迟不表态，同学们可不答应，中央也不答应，快一些吧！同学们对你们寄以热忱的希望，望你们迅速行动起来，重新革命，我也满怀信心等着你们拿出果敢的革命行动。祝您身体好。致革命敬礼蒯大富七月二十八日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蒯大富贴出《向党、向全校革命师生承认和检讨错误》的大字报：
    毛主席多次教导我们，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要为革命坚持真理，更要为鞋命修正错误，近几天来，许多同志对我提了许多中恳的批评，我非常感谢。在这里，我向全校革命师生检查我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所说过的错话，做过的错事。　　1、在四月十六日以后，我是原黑党委手下所谓“批判三家村小组”里的一员干将。我当时对他们面目认识不清，怀着对“三家村”的仇恨，夜以继日地进行批判，星期天也不休息。为他们捞取了一定的政治资本，帮助黑帮转移视线。五月八日后，我虽然发现他们有些问题，（比如，批判邓拓只从人生观上批判，热心于大文章，大兵团作战，事倍功半），但我从爱护观点出发，提了意见，使他们带有更大的欺骗性。六月三日还写了一张围攻热零零二革命左派的大字报。六月七日大会上，我由于轻信了广播台同志所提供的材料，虽然直观上想反校党委，但客观却帮了他们的忙。　　2、校党委被揪出来以后，我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　　随着前北京市委改组，北京各高校揪出很多黑帮后，我深深感到这太触目惊心了。随之而来，我想，清华党委真过硬，在六月九日前竟没有一个辅导员以上的干部出来揭发，真可谓“铁板一样”。于是，我就说，党的两个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方针在全国范围内总说是完全适合的，但具体到清华园这样一个大黑窟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做不到的，把毛泽东思想在清华园的威力估计不足，产生了敌情扩大化的形势估计。　　3、一些过左的行动。　　由于对形势估计有错误，所以带来我们执行党的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方针有问题。对于我班从前保过皇的人虽然是把他们看作是百分之九十五范围内的，但在团结的过程中，强调斗争多了些，而且耐心的帮助和等待不够，不利于一道团结起来打黑帮。而对于黑帮们，我就想迅速地七斗八斗、斗臭、斗倒，对工作组迟迟不斗，表示不满。　　4、对王铁成的认识犯过严重错误。　　六月十九日当我得知王铁成变“疯”并被工作组看押不让出校门时，我就怀疑对王铁成进行政治迫害。王铁成十四日贴出的大字报虽然我不同意他的观点与结论，但我总觉得他的革命精神是可嘉的。六月二十日，走访数力系文革，得到一些关于王铁成情况。六月二十三日我见到他，谈了一个多钟头（仅仅见过一次）他澄清一些谣言。并发表他是怎样热爱党中央和毛主席。他表示支持我，于是我觉得王铁成是受过迫害的革命同同志。他业务能力很强，善讲话，回到宿舍时，我对我组同学说过；“王铁成现在遭迫害，将来抬头时，可以做负责干部”但我对王铁成没有做过其他调查。直到七月十日批判王铁成大会上，得知他家是漏划地主出身，干过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他自己承认的），我才知道我轻信了他。他不是一个革命左派。而是一个有很多反动观点的。是反革命但是否就定案，是否就应该扣押专政，我是有不同意见的。只要我们做法得当，铁成还可能被改造过来。　　从王铁成事件我得到深刻教训，就是说怀疑工作组的“保蒯派”人物不是百分之百是左派，而有些是别有用心的家伙。　　5、采取绝食斗争是错误的。　　虽然工作组无理不让我去中央，并强行拖我出屋关起来，但我采取绝食斗争的方法是严重错误的。表现我过于性急，但对党中央的威望估计不足，对形势有些悲观。但后来当我发现工作组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我就停止绝食，反其道而行，非要活下去不可。我树立一个坚强信心，不管到哪天，党中央总会了解我们学校全部情况的，也一定能对我作出最正确的结论。于是，我准备长期斗争，原准备七个月，想不到一个月不到，中央首长就下来了，我就意外地被释放了。　　
    6、我犯错误的原因　　一句话，我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并没有得到完全改造，在政治上，我由于本阶级经济地位的不稳而导致政治上左右摇摆。经常犯革命急性病，或有时表现出悲观主义。在思想上有片面性和表面性，对情况不作深入的调查而经常下一些符合自己愿望的然而是不正确的结论。在组织上，有宗派主义倾向。过多信任同意自己观点的人，而不作分析；而对反对自己观点的人则表示不信任，听不进他们的话。　　我还有很多的个人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在一个多月的斗争中我经常表现出个人考虑，比如自己的前途，家庭影响等等。在尖锐斗争面前表现不敢放手斗，有时我还想“露一手”出出风头。在取得局部胜利时，往往骄傲起来，看不起同志。　　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不足。我自己有很多幼稚的想法，以为一切都会顺利，而且往往以感情代替党的政策，给党的事业造成很多损失。　　我第一次检查就到这里。我请求全校革命师生热忱地帮助我认识错误和纠正错误，监督我的言行，随时提出批评，我保证知错必改，并好好学习主席著作，争取以后少犯些错误（看来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　　我也希望那些现在反对我的，但真正要革命的同志，也请你们提出意见。如果你们自己有错也希望能改正。自己人打自己人，不打不相识。我希望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三大任务：一斗、二批、三改。　　如果大家对我有意见有要求，请写在下面白纸上。凡是实事求是的批评、忠恳地提出问题，善意的询问，我都将以充分解答。恶意的指责，我区别对待。必要时回答你们问题。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蒯大富贴出《站住！叶林，把帐算清再走》的大字报：
    一声春雷起大地！党中央发布命令，撤销高等院校工作组。好啊，一千个好，一万个好！我们从心庭里喊出：“毛主席万岁！我们永远跟您老人家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但是，我要正告叶林，你从这项决定中捞不到一丝一毫的便宜，你不要以为，唉呀，我正下不了台，这下可好了，撤销就撤销，卷起铺盖走吧。这是妄想！永远办不到！　　原来，我对你抱有很大希望，虽然你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但我总以为你是老党员、老干部、老革命，受党教育多年，一定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下决心改掉。所以，我一再委曲求全，忍让，再忍让。在我写铪你的六封信中，把我的心里话全掏给你，遵照主席教导，帮助你认识和改正错误，并以最大耐心等待着你拿出行动来。　　但是，你，叶林，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把我的忍让当着软弱的表现，你不但丝毫不承认犯了什么错误，反而变本加厉，倒打一耙，一而再，再而三要我们检查错误，低头认罪，交出幕后策划者。　　昨天大会上，你的发言，最后表明：你是下决心不承认错误，准备和广大革命师生对抗到底，和党中央对抗到底！　　那么好吧，你自己硬要走上绝路，我们也无法挽留。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有原则的，决不会让你任意横行下去。你说你自己仅仅是“缺点和错误”的问题，仅仅是走群众路线“不彻底”的问题，呸，谁听你这一套！你定调子定得够多的？事到如今还想用定调子来束缚住我们，太幼稚了一些吧。　　既然你不要脸，那我们也不留情，揭一揭你在文化大革命所干的勾当吧。　　一、顽强地抗拒和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以叶林为首的清华工作组非常害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到清华，看到全校师生员工高涨的革命热情，慌了手脚，大泼冷水，压制群众革命，你们使尽种种毒辣卑鄙的手段，残酷地打击和镇压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革命派。清华工作组是谣言制造厂，叶林是这个厂的总经理，只要对破坏文化大革命有利，什么谣言都能造出来、你们还制造六月二十二日事件，收大字报底稿造假档案，大搞无产阶级左派材料，组织反扑。无产阶级左派刚一说话，贴了几张大字报，你们就暴跳如雷，谩骂恐吓，横加罪名，组织围攻，轮番作战，进行政治陷害，甚至被非法剥夺人身自由权。　　二、盗窃党的名义，大肆制造对叶林和工作组的迷信和盲目崇拜。　　他们以“当然党的领导”出现，拼命无耻地吹嘘自己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代表无产阶级的”。谁要提意见，谁要怀疑他们，他们就扣你大帽子。“反党”，“夺无产阶级权”，“反革命”大帽子满天飞。甚至说“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一切工作组说了算，谁也不能吭一声，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前一阶段清华园内一片恐怖气氛。　　三、不走群众路线，做官当老爷，国民党作风十足。　　工作组一进校，哇拉哇拉，这也不能动，那也不能动，一手包办，“选”出文革，坐在楼上等着汇报，不进行三同，来去小汽车。发号施令，盲目指挥。只听得进奉承话，听不进批评话。对群众提的大量意见从来不闻不问。一句话，不想当学生，只想当先生……只想做官当老爷。——十足的国民党作风。　　四、反对活学活用主席著作　　清华工作组十分害怕我们广大师生掌握主席思想，来识破他们原形。因此极力抵制和反对学主席著作。到校十多天，从我班来讲，从未组织过一次学习毛主席著作或社论。他们怕主席思想怕得要死，“革命根本的问题是政权问题”是主席思想。“应该考验和监督基层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是主席思想。我写给师大女附中同学的信是基本符合主席思想的。可是叶林见此就害怕，就骂街，就跳起来，就歇斯底里大发作。我学毛主席著作或念语录，他们骂我“打着‘红旗’反红旗”，而他们的政治迫害大会却是什么“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大会”。关键性的好社论，如《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们或者迟迟不播，或者放在次要节目里播送。迟迟不传达中央首长的讲话。　　五、抛弃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观点，大搞改良主义。　　处在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面前，工作组惊慌失措，大叫“过火了”，“打击面太大”，“无秩序”，“像一群羊”。他们不让对大黑帮分子七斗八斗，对各种的错误思想进行尖锐的批判，而片面强调“准备”、“细致”、“团结”，企图搞改良主义，合二为一。　　第六，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　　清华工作组，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对真正革命左派实行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他们不要国法，随便关押同学。他们依靠从前在反校党委时保皇过硬的同学，捏造事实，强加罪名．打击左派同学。在高压政策下使广大左派同学不敢吭声，抬不起头来。他们丝毫不讲民主，专横独断，大搞“一言堂”。　　第七、招降纳叛，结党营私。　　以叶林为首的清华工作组虽然对革命左派咬牙切齿，但他们对前校党委黑帮却亲如一家。他们开始借“从下往上”的名义大整辅导员，最多整一整系党总支。企图牺牲小卒，保卫将帅车马。后来．干脆把斗争矛头直指革命左派，狠狠整了二十多天。只是由于向党中央交不了帐，向广大同学交不了帐，才不得不忍痛抬出大黑帮让同学打，他们还耍“牺牲将帅，保住车马”的阴谋。他们让黑帮党委纷纷登台“揭发”，这些黑帮们个个精神抖擞，英勇不减当年，慷慨激昂，大骂原黑帮党委。企图借此大捞政治本，埋伏下来准备将来东山再起，来个反攻倒算。工作组还卑鄙地使用许愿的方法拉拢一批人，为他们当打手伙计、造谣专家。支持我吗？给你干部当。你给我提意见吗？罢你的官！就是实行这样一条组织路线。　　第八、封锁对抗中央，大搞“独立王国”。　　工作组知道；他们所干见不得人的勾当，让中央知道了不得了。于是他们不顾党纪．不让左派同志去中央反映情况，甚至非法没收同学给党中央写的信。他们对中央阳奉阴违。工作组还经常封锁校门，人家来支持我们革命，他们不让进。也不让我们去支持外校革命。他们步前校党委后尘，大搞“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进，谁也过问不得．谁也批评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以便关起门来实行资产阶段专政。　　第九、打着“红旗”反红旗。　　清华工作组领导，叶林等人，言行不一。说得好听，做起来一塌糊涂。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说要发动群众，可是拼命压制群众斗争。他们说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可是见了毛泽东思想就怕得要死，他们说欢迎同学给工作组贴大字报。可是叶公好龙，一见给工作组的大字报就冷汗直流，脸色发白。一句话，他们披上毛泽东思想的外衣，拼命反对毛泽东思想。　　够了，甭多举了，难道以上这些仅仅是“缺点和错误”问题吗？不！以叶林为首的清华工作组，以他们的行动，给我校文化大革命造成巨大的、不可饶恕的损失。　　清华工作组是一块不折不扣绊脚石。他们比起北大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是过之无不及。　　这样的工作组要它干嘛呢？赶走不更爽快一些吗？党中央关于撤销高等院校工作组的决定，说到了我们心里。但是走也不那么容易，得把帐还清才能走。　　为此，我严正向叶林提三点要求：　　一、必须彻底坦白，深刻检讨你自己和工作组在前一段时期所犯的极其严重的错误。在全校大会上，回答革命师生提出的一切问题。　　二、必须由你自己亲自宣布绝大部分“保蒯派”同志是革命左派，打击他们是完全错误的，非法的。尤其是被你们扣压的同志。　　三、必须由工作组自己出来澄清自己造的谣言。　　叶林，你在全校大会上曾宣判我是“假左派”，真右派，“保皇派”。我坚决要求你承认这个判断是非法的、胡说八道的、别有用心的。并且，要你重新如实地向全校同学反映我的情况，而不许造谣歪曲。　　以上要求，叶林必须完全满足，除了你被党中央判决劳动改造，那和你没有事。但是，你要想滑过去，想还去做领导，告诉你，办不到。你一天不答应，我一天和你没有完。中国永远是无产阶级专政，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还要和你把这笔帐算清！　　有人说，你想翻案！我说，这个“案”翻定了。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给我撑腰．难道还有革命者算不清的帐吗？　　雷蓉、王小平二同志的大字报重新点燃了清华园内革命的大火，一股被压抑的革命力量抬头了，叶林纵有天大本事也压不下去了。让我们欢呼清华园内一片大好形势！　　我坚信，清华园内坚定的革命左派多得很，他们对党最忠诚、最肯学习主席思想，斗争中最勇敢，最聪明，他们不迷信，无框框，实事求是，敢闯敢干。他们是一切牛鬼蛇神的死对头。　　让我们团结起来，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把一切牛鬼蛇神迅速暴露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下！　　再一次正告叶林，站住，把帐算清再走！清华大学化　　902蒯大富七月二十九日　　　关锋同志：请你把我这份大字报转给党中央。并请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人下来，依靠清华广大革命师生，严格审查清华工作组、叶林同志和我本人。致　　敬礼蒯大富七月二十九月

    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江青朱德康生在北京大学的讲话
    江青讲话：
    我感到北大的革命火焰已经高高地升起来了，要揭穿张承先，张德华之流的挑拨离间的罪行。你们要分清是非，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立场上团结起来。不要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把这场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也一定能取得胜利。
    至於革命干部子弟，他们有何罪？他们有缺点，有错误是难免的，他们上了当，他们是我们的好儿女。张承先，张德华欺骗了他们。你们欢迎不欢迎他们归队呀？至於工作队员，我希望你们对他们要一分为二，不都是坏人，大多数是好人。我收到他们很多信，特别是海军同志的来信，他们痛哭流涕，说上头压着他们，他们没有办法。对这样的同志，就采取不同的态度。至於张承先，张德华死不悔改，坚决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应该斗倒，斗臭，批倒批臭。大量事实证明他们不是来革命的，而是来镇压你们革命的，到今天还不老实，要他们交待，继续检查，什么时候你们不想听他们那一套了，就让他们走。
    我刚才收到你们的条子，说要成立工人、贫下中农、革干子弟的什麽协会，我建议凡是工农出身的子弟、革干子弟，坚决参加你们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不要再搞什么分裂活动，上人家的当了。我们怀疑又有什麽坏人在叫你们上当了，他们对聂元梓这样的左派有很多的流言蜚语，进行挑拨离间，难道他们就不会对你们这样做吗？
    阶级斗争是复杂的，革命道路是不平坦的，要识别他们是什麽东西，揪出他们的后台老板来。聂元梓同志给我和康生同志一封信，有一要求，我念一念：“康生同志、江青同志：我要求工作组二组和海军同志留下来继续担任北大的保卫工作。因为这些工作，目前我们一时很难接下来，他们全部撤走，会给工作带来损失。敬礼！聂元梓”
    革命的同学们，教职工们，你们信得过他们吗？（信得过）好，那我们就建议把他们留下来。我的话讲完了。
    朱德讲话
    我是来向你们学习的，支援你们的。你们两月来的革命斗争，阶级斗争，是残酷的阶级斗争，也是夺取政权。两个月来夺取政权的这个反复，你们胜利了。这是北大师生的光荣胜利。你们夺下了北大的政权，也只有你们才能接收。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办事主要靠主体，主体是学生，其他人是为你们服务的。无产阶级专政十七年来还没有无产阶级的学校，怎么办？头一次靠我们夺过来，以后怎麽办好，是你们的事。你们是接班人，接学校的班，今後世世代代传下去。这是你们的事业，要好好办下去，相信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思想比过去强。以后学校毕业了不同以前的，专做官做皇帝，以后任何事情都得做，军的事要做，工的、农的事都做，同整个无产阶级专政联系起来，共同向前进。我希望你们大家更加努力，更加办好。
    康生讲话；
    几次到北大来使我得到很大教育。从六月一日到现在，我们看到北大文化大革命虽然受到了挫折，但是，又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两个月中经过了很残酷的阶级斗争。五月廿五日聂元梓等七位同志贴出了革命的大字报，这是个重要的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另外一方面，我们在六月廿日看到一份<北大简报>，也看到张承先在北大工作二十天来的<工作简报>，这两个文件是镇压革命的文件，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文件，残酷的阶级斗争，集中表现在一个革命的文件和两个反革命的文件中，希望同志们好好分析研究。在这些文件中，为什么说“五·二五”大字报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呢？大字报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如果从姚文元的文章发表算起，即从去年十一月十日算起，到今年六月一日为止整整七个月减十天，整整二百天。二百天的历史很短，但是当中经过的阶级斗争是非常激烈的。从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展开了一系列的阶级斗争，当中经过中央书记处十几次革命的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通过了一个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你们党团员都看过了吧，称为“五·一六通知”，有许多干部知道中央指示，因此在二百天的斗争中产生北大“五·二五”大字报决不是偶然的。五月廿五日大字报揭露了陆平，彭佩云黑帮，实际上是揭发了彭真、陆定一这个黑帮。但是，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当时北大在陆平，彭佩云黑帮的统治下，通过他们的一些亲信爪牙，蒙蔽同学们，造谣说大字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七点以前，广大革命师生欢迎这张大字报；七点后，陆平布置后加以围攻。五月廿五日后受到陆平反革命的还击。
    五月廿五日大字报点起了广大革命师生的革命火火焰，陆平想扑灭。但我们伟大的英明的领袖毛主席六月一日看到了这张大字报，就采取了措施。一日下午四点打电话给我，要我立即广播这张大字报，并且明天登报。我接到这个通知，感到聂元梓解放了；当时我、杨克明、张恩慈等同志也感到解放了。因为我们也受到压抑，我们支持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由于毛主席英明领导，晚上八点钟一广播，整个北京城就爆炸了。中央广播电台半小时内收到北大九十多个电话，有的赞成，有的怀疑，有的指责说：“谁叫你们广播的？”……他们是不了解的，以后就清楚了。同学们说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你们常讲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主席看到了大字报，看到了从群众中来的大字报，马上广播又回到群众中去，一夜就点起了文化革命的火焰。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什麽叫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就是要支持革命，赞成革命。
    巴黎公社不是马克思发动的，但是发动后马克思就热烈支持，点燃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焰。现在我们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北大“五·二五”大字报，毛主席使它点燃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火焰，掀起了全国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什麽性质呢？这是廿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这是北大全体革命师生的一种光荣，也是我们党在毛主席领导下点起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焰。这个革命，不仅关系我国的前途命运，而且对世界革命具有重大意义。我们革命师生要珍惜这个光荣，要爱护这个光荣。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坚强地团结起来。
    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不仅存在于一般的阶级社会，不仅存在于经济范畴内，在政治范畴内，而且存在在思想范畴内。我们从北大这次斗争中，看到了我们经历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这就是北大的广大革命师生同张承先，张德华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我上次出了个题目，我问：张承先到底是什麽样的错误？当时有的说路线错误，有的说路线性错误，有的说右倾思想。今天你们答复了，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回答的完全正确。
    什么是右倾机会主义呢？不单是阻碍革命，不仅仅是个绊脚石，绊脚石躺在那里不动，绕一个弯就过去了。而张承先不但阻碍革命，而且利用职权和工作组的名义，跑到北大来镇压革命。这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是代表资产阶级来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他来北大实行什么？“六·一八”以后，实际实行的是白色恐怖。今晚，西语系揭发有个女同学服安眠药自杀，这我们一点也不知道。要张承先你回答一下，（张承先答：开始不知道，后来知道了。）你为什麽不报告？（张答：这是个严重的错误，在这个问题上，我有罪，有罪。）
    同学们，你们从这件事得到了什么教训？他对陆平、彭佩云这样关怀备至，对革命同学自杀了也不汇报，他站在什么立场上去了。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他们这些镇压群众的活动，也集中的表现在北大六月廿日的简报上，这个简报实际上说：“六·一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还有一个报告叫什麽<北大廿天工作经验>，完全站在反革命立场上，把革命群众说成是反革命。"六·一八"后，根据他的指示，班与班、系与系，不准联系，校外更不准联系，工人农民支援也不准进入校门。过去陆平不敢实现的事情，他却实现了。虽然有的同志直接受压迫，有的受蒙蔽，也是间接受迫害。今晚雷俞平，李仰杨自我检查讲得很好，我十分欢迎。他们有个时期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赞成留下工作组，这是要由张承先负责的。是间接受迫害的，同学们应当原谅他们，这样才能在毛主席教导下，坚强地团结起来，团结得像一个人。
    江青同志说得对，对工作组要个分为二，把张承先，张德华同工作组的好同志分别开来，这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张承先，张德华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罪过，必须彻底交待，马马虎虎过关是不行的，不仅对群众是通不过的，对他自己也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张承先你要把自己廿日的汇报和简报好好地看看，把你们镇压革命的文件，同聂元梓的革命大字报对照一下，这对他有好处，对我们大家也有好处。说实在的，我在北大的阶级斗争中深受教育，是活生生的阶级教育，是活生生的毛泽东思想教育。虽然我们运动出现曲折，但可以接受教训，坏事可以变成好事。
    师大工作组组长孙友渔，利用一张大字报镇压革命群众，革命左派。六月廿日有个同学叫王运良，贴了张大字报，听说彭真要在北大，人大驻军，就问郭影秋知道不知道，题为《郭影秋是什麽人？》只有两行字。孙友渔立即作报告，五千字中有四千字说他是挑拨人民和解放军的关系，这样要流血，对这个同学打击。结果挑动同学打击同学，打击左派，甚至流血。从这个问题上说，人大，北大要驻军是千真万确的。北大团委丁监写了一个材料，郭影秋也是知道的。我不是说二月兵变也是千真万确的。至於驻兵的目的，是要调查，调查的结果，邓小平同志在人大说军委和华北局都知道。彭真是否有阴谋，不一定。一，彭真要搞政变，中央文件上有。彭真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就是要搞政变的。这种修正主义分子的反革命分子，时机成熟就要搞政变，要搞资产阶级专政。什麽时候搞，我不知道，只说时机成熟，没说今年二月搞。二，彭真是否真的抓军队，搞政变不抓军权不行，“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彭真和罗瑞卿勾结，就是要通过罗瑞卿抓军队。
    因此，我们答复这个问题：（1）彭真是否要搞政变？要。什麽时候？还不知道。（2）彭真是否要抓军权？要。已经和罗瑞卿勾结起来。在北大，人大是否要有驻军？军委、军知道，现在还没有调查清楚，不知道是否要搞政变。孙友渔利用这件事镇压革命。同学们怀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为什麽孙友渔要拿这个来围攻革命同学呢？这件事实有，我没有说二月兵变，看来彭真二月兵变还没有准备好。

    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蒯大富贴出《当前必须解决的八个重大问题》的大字报：
    处在目前我校形势，我们觉得下列八个问题，是必须马上解决的。现提出来，供全校革命左派以及一切要革命的师生员工、工作组员们认真考虑：　　1．目前这场关于工作组的大辩论能不能半途而废？要不要进行到底？如果不进行到底将发生什么严重后果？　　2．工作组的大方向错了没有？（包括六月二十四日以前和以后），它是属于哪一类的？矛盾性质是什么？是否能完全排斥敌我矛盾？　　3。有人说，工作组现在在搞阴谋。他们名亡实存，阴魂不散。他们以退为攻，假惺惺地道歉，先来舍基层保大头，大头保住后再来保基层，他们想转移视线，急刹车，想使个金蝉脱壳计，滑过去。……事情果真是这样吗？望大家结合我校目前情况分析。　　4．工作组能不能合成一个整体？为什么工作组员现在不敢说话？他们受到什么压力？怎样解除？怎样使他们敢于为革命而坚持真理？即：怎样揭开工作组的盖子？　　5．教职员工大多数不敢说话，这是什么原因？怎样解除他们的压力，使他们革命？　　6．现筹委会是否合法？能不能由他们提代表大会候选人名单？他们是不可缺少的机构？还是绊脚石？有无必要剥夺筹委会的政治权利，让它只负责事务性工作？以后通过充分酝酿再选举？　　7．从前有大批左派遭到迫害，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要不要进行控诉？　　8．现在有不少人为革命左派翻案，为革命的大字报翻案，为革命书籍翻案，为革命会议与革命串联翻案。一句话为清华师生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翻案。大家看，这种翻案有无必要？它反映什么性质的问题？　　同志们，我们要对革命彻底负责，对党中央和毛主席彻底负责。坚决彻底革命，决不搞改良主义！　　一切要革命的人们，慎重考虑我们以上八个问题，用大字报提出你们的看法吧。蒯大富八月四日中午
    
    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晚，李雪峰主持召开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辩论大会
    李雪峰同志讲话
    同志们：
    今天我们开这个会，由新市委主持，请同志们发表各种意见，特别是批评工作组和新市委的意见，欢迎递条子，热烈欢迎批评，贴大字报。两个月来，新市委领导文化革命运动，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缺乏彻底革命的精神，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虽然也谈了放手发动群众这句话，但是群众起来了，就怕，怕这怕那，怕字当头，一句话，怕群众大民主。这不是叶公好龙吗？这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我们说过北大“六·一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我们说过“右派”学生、左派学生争夺领导权，因而发生学生斗学生的事；我们说过“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这是原则性错误。不论哪个时候都是原则性错误。因为新市委可以批评，也可以反对。新市委还有个错误是派工作组，而且在相当长时间内没有认识到，使同学长期迷信工作组，觉得没有工作组不行。这是不信任群众，这样不能搞好文化大革命，这个责任应由新市委负责。至於清华大学的工作组有什麽错误，应由你们批评，应听你们的意见，他们应该欢迎批评。
    今天大会先由叶林同志检讨，再由同学们发言，是不是可以？（众：可以）同学们发言后由周总理讲话，（全场欢呼）还有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讲话。（全场欢呼）刚才有好些同志递条子，要求把中央首长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介绍一下，现在我来一个一个地介绍：这是周总理，（全场欢呼）那边那位是董必武同志，董老，（全场欢呼）这边第二位是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欢呼）那边第二位是李富春同志，（欢呼）这一位，边上这一位是中央书记处书记陶铸同志。（欢呼）下面我介绍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我首先把组长，副组长说一遍。组长陈伯达同志（欢呼）顾问康生同志，（欢呼）他没有来 ，他到北大去了。今天北大也开同样的大会。副组长江青同志，（欢呼）她也到北大去了。还有副组长张春桥同志，他也到那边去了，今天在这里的有副组长王任重同志，刘志坚同志，下面是文革小组成员：这边第二排是王力同志，那边倒数第二个戴眼镜的是关锋同志。这个是张平化同志，这是穆欣同志，杨植霖同志，刘文真同志。其他的都是外地来参观的同志，不另介绍了。
    周恩来在辩论大会上讲话：
    同学们，同志们，朋友们：
    我作为一个中央工作人员来参加你们的大会，是想老老实实地来向你们学习的，是来坚决支持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你们的政治立场和思想作风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就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们在内只要愿意继续革命，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这场文化大革命，在这场火热的阶级斗争中来考验自己，检查自己。正是因为这样，我首先讲讲今天这个大会。党中央常委会，毛主席要我来过问一下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件工作对我既光荣，又艰巨，因为我对清华大学可以说毫不熟悉，没有接触，仓促上阵，搞不好也会像工作组一样，也要撤回的。确实在开各种会当中，又像廿九日，卅日一样，廿九日找工作组开会，卅日找工作组同志，找同学谈话，看文件，看抄来的大字报，到今天才六天，我对清华的详细情况当然一无所知。可是对工作组的方向摸了一下。我是同意李雪峰同志讲的，我们派工作组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也就在客观上给各个学校的工作组带来根本性的困难，因为当时各学校（北京的）对于前北京市委领导下的党政领导机构不信任，对党中央指定的新北京市委敲罗打鼓地欢迎，要求新市委对各个学校派工作组。我们仓促决定，仓促上阵，没有仔细地考虑工作组的根本任务是什么，当前的政策是什么，应很好地交待，甚至整个北京市派到各学校，机关的工作组加起来近一万人，是从各个战线，各个方面，从全国各地调来的，没经过充分讨论，向他们交待政策，也没有交待任务，这就给工作组本身造成很大困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派到各校的工作组带着行政机关的老办法，有的还带着行政命令，包办代替，不走群众路线，不跟大家商量。所以，既使是很好的工作组，也很难取得很大的成绩。把方向搞错了，就是说不执行毛主席指示的在学校进行三大任务：要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倒反动学术权威，改革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教学方法，不是领导全校革命师生员工集中力量向这个主功方向战斗，而是转过来，工作组在群众中找岔子。找毛病，发现问题，就领导一部分同学斗另一部分同学，必然引到严重的错误方向上去。而今天这个会上的表现正好说明了这个问题。所以，有同学递条子上来，问今天这个会的布置是不是有很大的阴谋。我向你们回答，我是过问了这个事的，没有阴谋。可是会上的情况反映了大家还是互相对立，争论不休。这是把工作组引向错误方向的结果表现出来了。我在七天以前，到另外一个学校去，第二外国语学院，那里的工作组犯了更严重的错误，也批判了工作组，双方同学对立争吵，隔阂很深，互相争吵了两三个礼拜了，吵得眼都红了，我走了以后，看来还要继续吵。这是工作组引导错误的。结果。我劝大家应该把矛头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在学生中打架破坏同志的关系。在主席斗批改的方针下，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新的团结。他们都赞成了，但是一个星期后，在一个宿舍里硬是不说话，在饭堂里也是瞪眼睛。这个情况今晚在清华也看到了，是最好的客观表现。我们台上的许多同志不满意这种情况，可是客观是这样。在会上的发言次序可能有错误，前一个，后一个还是对立的，如果有错误，这是我到清华来第一次犯错误，可是我没有这个意思。对蒯大富、刘泉同志的案件，我是主张解放的，平反的。对抱有反对态度的同志，我想说服他们，但他们还是要讲，讲一讲也好，听一听。今天全国来参观的同志很多，听一听嘛，看看理由，到底站得住，站不住。但不管怎么样，总是证明工作组，在根据新市委召开的中央文革几个同志在人民大会堂讲的，这个时期的方向引导错了，不只清华，整个工作组方向错了。即使初期有必要，客观需要派工作组，也应该很快地发现派工作组在客观是阻碍学校文化革命的发展。各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要依靠学校的革命师生自己当家作主人，依靠群众闹革命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理。因此，我们应把责任引到自己身上，我们检讨。工作组应该检讨，更不应把责任推到同学和革命的教职员工身上。
    现在我来讲一讲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学校革命靠你们，应该肃清错误根源，应该做彻底的革命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的战士。是毛主席的战友，学生，不应该有这样的错误。我们大家都知道人民群众是文化大革命的主人，依靠人民革命才能成功。中国革命的历史是如此，世界革命的历史也是如此，在我们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是这样，解放后十几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是如此。基本上的精神、路线就是要放手反动群众。我们的宪法规定了嘛，允许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毛主席在宪法制定以后，常常跟我们说，要进一步纠正领导上犯机会主义，官僚主义错误，革命人民还要有请愿，罢工，罢市，罢课的自由。我们自己是不断革命论者，当然在社会主义阶段，领导上有错误，允许人民公开批评，大字报，小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形式是比较文明的，文明不怕乱。刚才清华附中红卫兵年轻的同学说得对，就是要敢于在需要的时候，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领导，革命群众有革命造反的权利。刚才清华附中红卫兵《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起了带头作用，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以老实说，我应该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毛主席看了你们的《两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很称赞你们的革命勇气和革命首创精神。同学们，他们有大无畏的精神！把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阻碍革命运动的工作组，有什么不可以？如果工作组阻碍运动的发展，压制群众运动，甚至镇压群众，那就有权利把他们赶走。学校革命的主人，很清楚，是革命的学生，教职员工。而工作组来了，如果起个战士的作用，那还许可，可是我们在工作组派来后，又加了一些限制，生怕群众运动搞乱了！这都是旧的观念，甚至是资产阶级的观念在作怪。正如主席常常批评文明的那样前怕狼，后怕虎，对群众运动不是热情支持，而是泼冷水，限制这个，限制那个，一句话，怕乱，怕字当头。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推行的那种修正主义秩序搞垮，只有把旧的修正主义秩序斗垮，才能建立革命的新秩序。这种怕乱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是想维持资产阶级的旧秩序，是想维护当官做老爷的旧秩序，不是文明需要的革命的秩序。
    我在这里应该说，凡是党中央过去的指示和新市委决定中阻碍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应该重新审查；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指示的，我们就应该把它废除。我们应该承认在北京工作的常委同志有错误。这一点，一说你们就懂了。向学校甚至机关派工作组，不是好办法，在客观是起了阻碍群众运动发展的作用。它只是代替旧的党的领导，依靠的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灌输的方法，而不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它的缺点，有的地方想了，想得不周到，一直到主席亲自抓这个问题，才认识到工作组应该撤回。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年轻一代，特别是大中学校的学生，革命的教职员工有机会自己起来革命，自己当家作主，其实中国学生运动的传统，远的不说，清朝末年，就是在北洋军阀时五十年前的“五四运动”和三十年前的“一二·九”运动，都出在北京，而且都在大学生之中。我们在主席台上的都是两代学生。我们那时幼稚得很，比你们幼稚。我们那时敢於闹革命，闹抗日运动，为什么在今天，在毛泽东时代，在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反而不相信你们这一代呢？这不是对你们的信心不足吗？不是对形势估计错了吗？对工作组估计过高吗？这是为了使我们更有信心，打破中国局面。不错，拿清华来说，在蒋南翔领导下，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清华园。但是没有什麽了不起，只要你们两万多革命师生，教职员工团结起来齐心协力，进行斗批改三大任务，相信清华的革命志气会比现在高涨，矛盾不会像现在这样多。革命的师生互相作对，互相不相信，互相争论。根据我所知，在一个班不说话，在一个屋子里也不说话。今天在会上发言的两派都是一班的，就是相对立的。这证明工作组处理这件事做错了，说是反革命事件就更错了。同学中有争论，这是内部问题。不应当用二十三天的时间，甚至更长，二十四天半，在同学中挑起这样大的对立，把同学内部的问题引向敌我矛盾，限制自由，监视，压制，盘问，围攻，轮番斗争，直至按手印，造成绝食等等。这领导上要负主要责任，我不相信这个扣子解不开，我和两边同学谈了，就是因为没有把这个问题谈通，所以今天大会上还是有这种情绪的反映。党中央，毛主席派我来清华做一点解释工作，我想这件事不做好，我不回去。当然，我刚才说了，我们上面要负起这个责任，没有向工作组交待好任务和政策，……以致造成北京市几乎无例外的工作组与一部分同学对立，引起一部分同学与另一部分同学斗争，转移了主功方向，整个方向错了，这是上面的责任。具体到清华，对蒯大富、刘泉同志的问题，及各系扩大了围攻，斗争同学的问题，工作组要负主要责任，叶林同志要负更主要的责任，叶林应向大家，向受了委屈，受了不平等待遇，甚至划押，盘问的这些同学赔礼道歉。刚才说的这些事，应结束这些争论，结束这种对立。当然，我不是说原则问题不要争论了，而是说同学之间的敌对状态，互相攻击的这种情况应该改变，及时地把主要矛盾转向斗黑帮。叶林同志是初步检查，同学们对他们的检查不满意，觉得检查不够深刻，可以继续开这种辩论会来进行讨论。今天会上宣告解决的问题不要再用这种方式争论了。今天就有新清华的新革命精神，主要转到斗批改方向去，要进行这三大任误。首先对工作组的错误进行辩论，批评是需要的，应说明，伍百多工作组同志总的是好的，是革命的，是愿意为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效力的。是老革命，好心肠，没做好事，给文化革命带来损失。我们上面要负责。明天下午我们要单独找他们开会，更彻底地说一下这个问题，使他们不背包袱，心情愉快地，真心诚意地接受你们的批评。总的方向是领导小组负责任，叶林同志负主要责任，如果各系、各年级，对系、班的工作组开中小会批评也可以。什麽时候，哪一部分检讨完了，搞完了，建立了革命的友谊，相互达到团结一致的结果，就可以离开了。五百多人不是浩浩荡荡一道来的，也可以分批离去。如果你们发现问题，要他们回来，我想他们会高高兴兴回来的。只要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对任何错误，批评都是无所畏惧的，只要是善意地批评，一定会接受，愿意改正。在这里我还向工作组说几句，你们留在学校里还要和同学接触，不应象过去那样，把自己和中央，市委等同起来，要遵守纪律，不要在会上这样宣布，回宿舍，饭堂又嘀嘀咕咕，下次还是这样对立起来。这就是工作组的影响。要承认这一点，对这一点，应向工作组同志郑重要求他们这样做。现在清华园的同学，教职员工，凡是要革命的都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究竟谁能经得起考验，经得起这样的锻炼，就在这半年的实践中证明，有现在不同观点，究竟谁是左，谁是右，谁是中，不能自己定，这不能由自己封为好汉，也不能由上面赐给，只能由他在斗争中说明自己是哪一种。你们都很年轻，中学，大学同学二十岁左右，不能不犯错误，只要不是执迷不悟，左点，右点，青年人是允许的。
    列宁这样说过，毛主席也这样说过。当然犯错误要懂得改正，而且要多次改正，不会一下子就做对了。青年不可能，我们自己也是从青年过来的，当然比你们更幼稚，犯的错误更多。只要决心革命，有了错误知道了就改，跟毛主席走，跟不紧，就改，再跟，再改，我们这样一直跟了四、五十年嘛，我们还经常勉励自己，做毛主席的好战友，好学生，我们还要保持晚节，不要因为老革命，有四、五十年革命历史，就不会犯错误。我们党的老同志，董必武同志可以作证，董老在五一年会议上说，我们老一辈是从旧社会过来的。遇到新事物往往脱口而出的话，猛一想常常是错的。要是冷静想一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想一下，就比较接近正确。这是具有四十五年党龄的八十岁的老同志，我们全党的老同志还这样说。我比董老晚二十年，我要很好地向他学习，你们更要向他学习，你们这样年轻，就保险不会犯错误吗？我相信你们读毛主席著作读得比我们多，记得比我熟，常常你抓这一句，我抓那一句就吵起来了，但是你们用得那样准吗？就没有一点旧习气？就没有旧思想，旧风俗，旧文化，旧习惯的影响吗？就家庭出身好的，劳动人民出身的仔细研究一下也有剥削阶级思想影响。这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功，进行社会调查，阶级分析，常常要从自己家庭开始。我经常拿我的封建家庭来解剖，今天不能讲了，以后到你们这里来讲一次。有人问，今天为什麽不把蒋南翔拿出来批判，今天主要是结束工作组检查，不要把题目混淆了。工作组批评好，更有力量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听说你们清华组织了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子弟协会，并起草了章程。上午在中央书记处，文革小组开会谈了，党在学校的政策不是这样。相信你们这样想会有一定的考虑，更相信你们会按毛泽东思想，按中央政策办事，因为这样才能按党的要求争取团结。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干部。这个政策在清华园也不例外……。当然这不是一下子能达到的。只有通过斗批改才能达到。
    今天只能回答这些，希望以后大会，中会，小会常开。工作组不负责任了，临时筹委会还不是自下而上推选的，但是总得有人办事！最后一位同学代表几位同学发言，进行了自我检查，如果你们认为可以，就让他们暂时工作几天，给他们一个考验机会，做给你们看看，不行就改选嘛！而且他们要马上筹办自下而上的选举，正式成立筹委会，总之要有人管事。清华园这么大，两万多人的事，还总要有人做，应该信任他们，考验他们，并且还要进行正式选举。所以，我这次来清华是老老实实做学生的，来学习的，也是来煽风点火，煽社会主义的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过去清华受蒋南翔控制，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提倡旧清华精神，革命的精神受到压制。现在你们解放了，你们自己当家作主了。从今天起，就可以说清华大学新生了！我愿意跟你们一起在清华大学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炬，进行斗批改三大任务，同时要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
    今天仅仅是叶林同志检查，其他人还要讲可以在中会、小会上讲，以后应满足这个要求，或登台发言，或书面发言。刚才说过，这些错误必须也只能由工作组和上级负责，至於学校本身革委会的同学 他们不能负责，他们是在工作组指示下办事的。本来任何同学应该独立思考，自觉地进行工作，可是在工作组这样的领导下，他们是被动的，最後一位同学说他们是自觉执行的，讲自觉也对，他们自觉相信党的领导，相信毛主席，相信工作组是会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因为……又忙于事务，连思考的时间也没有。据我们所知，你们每天有两小时学习毛著的时间，可他们上面的同志到现在，到十二点以后才有时间学习，这是实际情况。他们应该严格要求自己，自我批评，促使他们进一步做好工作。同学们对他们一方面给以善意批评，另一方面给予应有的原谅，这样才能达到团结，推动大家进步。
    董必武同志讲话
    同学们，同志们：
    周恩来同志代表我们对清华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的意见已经讲了，我本来没有什麽话可讲了，有许多同学递条子关心我的年龄，要我早点休息，我不愿休息。为什麽呢？因为这个文化大革命，我几十年没有见过，我是来学习的。我参加这个运动，我不是老了，我是年轻了一个甲子！（热烈鼓掌）
    我和你们一道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对我来说，脑子里的旧思想不是比你们少，而是比你们多些。当然在旧思想方面，跟毛主席走了几十年，搞掉了一些，但是还有好多没有搞掉，现在应该搞掉。毛主席思想多一点，就把旧思想挤掉一点。脑筋是物质，物质旧，装进一点东西就可以挤掉一点东西，多一点毛泽东思想就可以把旧思想挤一点出来。
    我祝你们彻底斗倒斗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祝你们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所谓“权威”，我祝你们建立一个大体满意，不是彻底满意，彻底满意不可能，（董老说到这里笑了）只是大体满意的教育制度。我的话完了。（全场热烈高呼“祝董老身体健康！”长时间鼓掌）
    陈伯达同志讲话
    
    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热烈拥护周恩来同志今天发表的一篇很好的革命讲话。（鼓掌）让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前进！（鼓掌）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热烈鼓掌）
    邓小平同志讲话
    陈伯同志讲了三句话。我也讲三句话。（笑声）第一句话，我不是来讲话的，我是来学习的，向你们取经。（笑声）第二句话，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周恩来同志在这里讲的很好的讲话。（鼓掌）第三句话要说的，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常委同志决定派工作组，是完全错误的，阻碍了群众运动。
    我相信清华的文化大革命，广大师生会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自己的智慧，能够纠正前一阶段由于工作组所犯的挫折和错误，把清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搞得更彻底！（鼓掌）
    清华的革命师生员工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北京市委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
    邓小平在会上说：
    同志们：
    我以中央工作者的名义讲几句话。现在市委宣布从大专学校撤走工作组，必须说明，在北京新市委成立以后，以新市委名义向大专学校派工作组是中央同意的。当时旧市委垮了，新市委工作人员很少，各大中学校革命学生和教师起来闹革命，纷纷要求新市委派人领导运动，新市委只好向各方面求援。学校的工作组，一种在是新市委直接派的；一种是在新市委要求下，由河北省以及四清工作队抽调的干部，临时集合起来，由新市委派出的；另一种是在新市委要求下，由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各部门派出的。
    现在市委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撤销工作组，这是因为经验证明，工作组的形式，不适合于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的要求，必须加以改变。
    自从中央宣布改组旧市委，报上公布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北京市大中学校掀起了伟大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声势浩大，猛烈地冲击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冲击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冲击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冲击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这是很可喜的现象。在这样大的群众的自觉的革命运动中，不可能是温文尔雅的，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以我们大学中学革命师生的觉悟程度和思想水平来说，是不难解决的。我们对待这样新出现的问题，采取了派工作组的办法，我们这个决定是比较仓促的；还有的决定，例如中学集训，军训等问题的决定，也是比较仓促的。有的同志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确是这样，而工作组到各校又是非常仓促的，没有经过充分的研究和讨论。我们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在市委工作的同志，自己对这样史无前例的运动也没有经验，也没有在一些方面给工作组作具体交待。工作组的同志按老一套的工作方法去指导运动，有些不好的工作组还违背我们党历来对群众运动的方针，自己搞一套，瞎指挥，乱闹一通。结果在一个多月中，把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有的学校甚至搞得很糟糕，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也是一个很大的经验。基本的教训是对广大革命师生的革命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估计过低，对于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引导群众自我教育，自我锻炼，自我革命的伟大意义估记不足，从而推动和带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下面实行广泛民主的伟大意义认识不足。这一个多月是一个曲折，要从这一段反面经验中得到益处，使我们更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从中掌握毛泽东思想，无限信任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虚心向群众学习，善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先做群众的学生，然後才能领导群众运动。我们在中央工作的同志要从中得到教训，市委工作的同志要从中得到教训，工作组的同志也要从中得到教训。
    再重复说一说工作组的问题。工作组有的是好的，有的是比较好的，但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有的是犯有严重错误的。他们在压制群众，打击革命左派和不同意见的人，严重违反了党的方针政策，把运动引到错误的方向上去，阻碍了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引起了广大师生的不满，以至要求撤换他们，这是完全可以的。工作组的大多数同志在主观上是想把事情搞好的，领导上对他们的帮助也不够，上面已经讲了；加上没有搞过这样的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大多数同志没有学会运用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仓促上阵，用过去在工厂，农村中工作的经验，有的甚至凭自己的想法去领导运动，所以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有些责任要由上面来负担。工作组不少同志受到群众的批评是完全应该的。工作组的一切好的同志都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应该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批评，得到群众的帮助，这对他们在今後的工作中学会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是很有好处的。
    现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撤销大中学校的工作组很必要，市委根据中央的指示作出这个决定。这个决定的根据是按照毛泽东思想的教导，人民群众是世界的创造者，只有依靠和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才能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三大革命运动搞好，才能保证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巩固，才能保证在我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工作组撤销后，北京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能恢复运动开始时的轰轰烈烈的局面。
    在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一斗，二批，三改。斗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权威”；改革教育制度，改革教育方针，方法。这三大任务不但工作组担当不了，市委和中央工作的同志也担当不了，只有依靠大中学校的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来实现。因为你们了解情况，你们有能力，有本领来担当起这个任务。中央完全相信，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能够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和自觉性用群众自己革命的组织形式革命师生员工代表会议，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动员师生员工自己闹革命，也就能够通过运动，包括教育犯错误的人。来实现毛主席和党中央制定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的大多数的方针和政策。
    我们相信，只有依靠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才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好。在运动中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毛病，但是我们相信，群众能够依靠自己的智慧，依靠自己的创造力，及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奋勇前进，夺取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革命的师生员工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万岁！
    周恩来在会上讲话
    同志们、同学们：
    刚才小平同志已经代表我们中央工作同志讲了话。我现在根据他讲的话补充几句，特别是站在做政府工作的这方面，更重要的是，我这个礼拜下去，向群众们学到一些东西，所以想讲几句。
    这两个月来，我们全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在毛主席号召下，在我们报纸上社论的鼓舞下，群众干文化大革命的劲儿很高，特别是我们北京，在我们最接进的地方出现了高潮。但是刚才小平同志说了，就是运动起来两个月了，有些曲折，就是说，开始是轰轰烈烈，中间有点冷冷清清的现象，也有些地方转为各个学校或各个机关内部群众斗群众这样的现象，那么，现在又在转，又转到新的高潮。
    那么为什麽会出现曲折呢？依我看，我们做领导工作，不论是中央的，在地方的。在政府里的，我们对形势的估计有错误，就是对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还是估计不足。第二点是我们解决问题的认识上的错误。在北京，过去旧的北京市委，旧高教部的领导，旧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领导，都犯了严重的，也就是大家所说的黑线性的错误。这就是一种罪行了，不单是普通的错误喽！这些部门的领导直接地影响了我们的文教工作，首先是北京市的文教工作，教育工作，如学校哇，许多大学，中学甚至小学，各个文化团体单位。
    群众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下起来了，他们就要问自己机关里，学校里的党的领导是否也是黑线，黑帮，起码他要怀疑，都不信任了。所以六月上旬北京新市委成立以后，大家一方面敲锣打鼓，欢呼新市委的成立，改组；另一方面要求新市委派工作组，帮助他们搞文化大革命，不相信原来的领导，原机关的领导，这是很自然的，他们的要求合情合理。问题在于我们做领导的，要想一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如何解决群众的要求。我们仓促地决定了，迫不及待地到处派工作组。工作组是从另外的机关另外的地方调来，仓促上阵的，他们没有经验，特别是从政府各行政部门调来的工作组更是习惯于老一套，自上而下，命令式地做工作，不是象我们报纸上号召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来做工作，这样，新的工作组去，开始同学们不论大学，中学都是热情欢迎，但不久情况就变了，从隔阂走到对立。那么，一个情况，刚才小平同志讲了，也有的工作组是好的，但工作组大多数同志主观上是好的，主观上不是想这样做，但他们的工作方法是老一套，这就是大家所说的“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要求，尽管工作组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但是效果就是这样冷冷清清，或造成了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学校和学校的联系也隔开了，那势必就冷冷清清了。这套方法完全不适合这种轰轰烈烈的革命师生的革命运动的要求。
    在这种形势下当然出现了些问题。有些问题在群众运动中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对这种现象也把形势估计夸大了，就是怕乱，怕群众。群众斗群众，互相批评，因为青年批评起来，斗争和辩论的界限很难分，斗争中必然有批评，有时候卷起袖子，站起来了，马上紧张了，搞不好就打起来了。这种现象我们以前也有过，我们也是从青年来的。当年，但是比起你们，我们惭愧得很了。那个时候搞学生运动幼稚得很。因为你们是在毛泽东时代，你们进步多喽！
    当然，凡是学生，老师都不可能那么按框框办事，创造性就在这里创造出来了，按框框就不可能。对当时出现这种形势，个别事件有坏人挑拨，但整个问题的解决方法的选择不当，造成这种形势。因此，出现了问题，就是怕乱，造成这种形势，使北京各大中学校的运动就更走向冷冷清清了，有点停顿了，把我们斗争的主要目标也转移了。这么一个形势，这就是六月下半月到七月上半月。
    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对形势如何估计呢？那就要按毛主席的教导，第一，我们应该求教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读毛主席的书，翻一翻群众运动应该怎麽做，如何走群众路线，如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套求教于毛主席的书还不够，解决的最重要，最直接的一环是到群众中去，自己去实践，这才能看出问题。到群众中去学习，这才是真正的群众路线。这是几十年来的革命真理嘛！这是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亲自给我们做了最伟大的典范，示范嘛！我们怎麽能忘记呢？所以只有我们做领导工作的都到群众中去，去实践，去学习，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别的办法是没有的。一到群众中去，就会看出来了，的确有的地方从轰轰烈烈变为冷冷清清了；有的斗争转移了方向，主要的斗争方向改变了，斗争了群众；有的斗争停止了，甚至有的同学很不满意，这个是很自然的喽！所以一去看就会知道。第二，再看看工作组的工作方法，照老办法，老一套去做工作，依靠自上而下行政命令的方法，不是接进群众的方式，不是启发群众，不是依靠群众，不是启发帮助群众，叫他们自己作主，就看出来了嘛！就是说，只要去接触，就可以看出问题，就可以发现问题。那么看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认识了然後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解决这个问题。另外我们的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就清楚了。在高校依靠革命的师生员工，首先是革命的学生，他们做主人，由他们来斗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学校的当权派，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那种人，把他们斗倒，接着，我们就要批判学校里反动学术权威。那些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要斗那些人。再进一步，我们就要改革我们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针方法，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教育革命和教学改革。这是我们在学校中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大任务。我们的矛头要指向这些，要在破中来立。
    那么这个任务依靠谁来完成呢？只能依靠各校的革命师生，首先是革命的学生。只有你们才知道，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从上面去的人只能帮助你们。其它没有能力。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教员中谁是反动的学术权威？如何在我们的各个学校来施行我们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就是如毛主席所说的，要把我们的学生培养成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样一个教育，总之也就是德，智，体全面发展，政治挂帅，首先是思想领先的这样的劳动者。这些只有你们大中学校的同学，革命的教员学生懂得。人民大学七个同学给中央和毛主席的信，写得很清楚……，怎样实行半工半读，只有你们清楚。用什麽组织方式来作，你们已经创造了，就是你们作的，成立的各级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小组，或者开全校的群众大会或各系的代表大会。这种组织形式你们已经创造出来了，当然不是那处每个学校都创造出来了，但雏形已经有了。这就是大中学校的革命师生作主人的组织形式。这种形式一看就证明了，那点小毛病，或个别的乱子那是影响不了我们的大局的。不信。这月二十二日那天，天安门前六十万人的示威游行满有秩序地走出来，你们大中学校的多数同学还不是整整齐齐，威威武武地，浩浩荡荡地走向天安门吗？那不就是一通知就行动起来了吗？那样的革命秩序就在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经验就证明了你们的革命师生员工中绝大多数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你们是适应毛主席的战略的号召，备战要求的。所有这些事情都要到群众中去学习。我们中央的同志，首先是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陶铸同志和其他同志到群众中去，他们去体验，我们现在跟着去学习。但是在中央负责同志未下去时，我代表我们全体中央的同志向你们提出个要求：给我们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和自由。我们要求自由。我想台上的同志会赞成我这个要求……因为我们下去一下，面孔熟一些，就围起来，看大字报也不自由，谈话机会也困难。所以今天我向你们提出要求，你们回学校去说，中央同志下来时给我们自由，给我们方便嘛！一句话，当然我们要跟你们谈话，大会谈，小会谈，也要参加你们的讨论。上千上万人围起来，就没法谈了。尤其到大学区，电话一打，一下子几万人来了，那这样我们的革命秩序就乱了，这样就容易挤伤人。现在的办法，我们只有在你们睡觉的时候，我们偷偷地去看大字报，这样不好嘛！这样就只能看你们写的，不能听你们说的了，这个感性知识还只是一半，还不完全，还很不完全。林彪同志说要抓活思想嘛，不直接接触，怎麽能抓活的思想呢？建议你们回去传达我们这个要求，大家注意一点。（热烈鼓掌）
    好，谢谢你们的支持！今後我们首先是下去学习，学习，再学习。跟着就是支持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学习你们的斗争经验，学习你们的创造，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创造，刚才讲了，北京市委根据中央指示，提出你们所创造出来的办法，这就是在各个院校成立了革命师生员工的委员会和代表会议，各级代表大会，成立各级文化革命委员会，分会和文化革命小组，根据你们各校具体情况来解决。有的学校现在已经有了，还不完全，有很多地方还没有。过去有的学校的各级文化革命委员会常常是指派的，不是完全选举的，当然有的经过群众讨论以后，充分地酝酿，又讨论又酝酿，然後自己选出来的。如果没有过经充分的讨论，酝酿，现在可以进行筹备工作，现在可以成立筹委会，负责成立全校的代表大会，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分会，文化革命小组。因为学校有好多事要办，要靠文化革命委员会来管，你们自己是主人，所以筹备工作，市委重要决定也说了，要由你们自己解决。（鼓掌）经过筹备，把各级文化革命委员会，分会，文化革命小组成立了，全校的组织就解决了嘛！革命领导解决了，进一步筹备全市的大专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会议，产生它的领导机构。这要很快进行，这样不难嘛！今天市委要各校派积极分子来开会，不是很快就选出来了吗？当然有的推选的比较仓促一点，有的已经成熟了，很快就推选出来。你们各院校成立了，全市的也不难。只有全市成立了领导机构，常设机构，才能领导全市的文化大革命。有的学校党委，总支，群众信任，还可以领导，通过学校党团组织领导。中央工作的同志，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同志，北京市的领导同志，要到学校去接触，到学校去学习。只有学到东西，支持你们，才能说得上对你们有帮助。如果下去，我们不可能去那么多学校，北京市六十多所大专院校，三百多所中等学校，还有半工半读学校，一共五百多所，最好都能去学习，但不见得都能去。
    但是如果发现了问题，你们还可以找市委，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或中央和国务院接待室解决。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回答你们的问题，或通过必要手段帮助你们解决问题。这样能上下通气，互相支持，从群众中得到经验。有很多外地来北京取经验的嘛！北京是将进五十年前中国共产党诞生前的“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嘛！那时是反动统治，现在是毛泽东时代，是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无产阶级专政的首都，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作得更好！应该上下通气，互相支持，互相学习。所以你们把工作做好是对我们的帮助，你们做好，得出经验，全国来学习，也是对全国的支持，帮助。换言之，你们有了学习毛主席著作，文化革命经验，也是对全世界人民做出了重大贡献嘛！（热烈鼓掌）各校师生员工作了主人，工作组撤离要留下学习，主要的首先向你们学习，如果工作组做错了事应该向你们交待，你们提出批评，他们听，应该向你们学习我们不熟悉的新的东西的经验。他们不熟悉的，犯错误免不了，犯了错误可以改正，改正就是好同志。绝大多数是好同志，经过几次接触，可以互相了解。清华最多，接近五百人嘛！这是不少的接触，经过这个接触，虽然有错的地方，但是老年，壮年，青年建立了革命的联系，革命的友谊嘛！（鼓掌）这样才不会忘记工作组的工作，工作组的同志也很辛苦嘛！我相信革命师生懂得这个道理，一说就懂了！如果原单位工作组的同志，有的问题没有交待清楚，要他们回去就回去，这是个学习经验，锻炼的机会。不管是政府的或军队的，不能他们年纪大就不听你们的，那不对！你们是主人，他们跑到学校搞出乱子，应该到学校交待。还有，有些地方派了调查组，联络组，那么他们只能是调查，联络，仅仅是联络，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们不能指手划脚，乱说乱道。所有现在机关中派了工作组，他们不属于这个范围，我们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
    总之，这一个新的事情，新的运动，我们过去都不熟悉，我们离青年时代远，要到你们中间去学习，取得新的经验，老革命做新工作就年轻了，革命工作就能做得更好！（鼓掌）只有这样才能算得上毛主席的战友和学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热烈鼓掌）
    刘少奇在大会上的讲话
    我同意刚才邓小平、周恩来同志他们两位的讲话。在党中央包括我在内热烈支持北京高等，中等各校革命的同学，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党中央的总的方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革命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也不知道，主要的要靠你们革，要靠各学校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在革命实际中间来学会革命。我们当年参加革命的时候也是这样，也是青年，也学得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比你们学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少得多，比你们更加幼稚，更不晓得怎么革命，只有革命的热情，就革了，在革命中干，革命中学，经过一些曲折，后来就慢慢地慢慢地学会一些了。犯了一些错误就改正，再犯错误再改正，就会革命了。我们过去遇到的事情，你们以后不会遇到的，因为以后的革命不是我们以前的革命。这是在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革命，要重新学习，你们要学习，我们也要重新学习。
    怎么革命？只能讲一句话，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广大的群众，依靠革命的同学们，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团结广大群众，放手发动他们进行革命。只能讲这个办法，更具体的办法你们同学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现在你们知道的比我们多，我们向你们学习。你们现在有饭吃，吃饱了也不上课。中央决定半年不上课。半年又吃饭又不上课干什么呢？干革命！就是要你们闹革命！如何闹，在这半年里，你们可能取得很大进步，我们也要跟着你们学习一些。我相信，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一定能够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特别是遇到具体问题的时候，向毛主席著作请教，希望你们真正地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希望你们在这次运动中更多地熟悉，更多地掌握毛泽东思想，更努力地学习。
    刚才邓小平讲，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是什么？第一个斗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这只是一小撮，不是很多的，有一些人犯了错误是可以改正的。第二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第三个，进行教育革命，改革教育制度，改革教学方法，教学方针。这三件事我们都不熟悉，我们都不能做，更主要的是靠我们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团结广大的群众，你们来做才能搞好，请你们做。
    刚才李雪峰、邓小平、周恩来同志已经讲了，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中央同意的。现在工作组这个形式不适合于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出工作组。如果你们让他们走他们就走，不让他们走，你们要提意见就提意见。要批判就批判，批判够了，没什么批的了，他们也检讨了，你们也觉得他们可以走了，就走。因为过去这段时间，他们和你们在一起，做的好的，做的错的，也是和你们一道，你们都看见了，看得很清楚，他们在运动中间的错误，缺点是由你们做结论，当然他个人的历史情况，你们不太清楚，那你们也没有办法做了，你们就不能做了。
    现在你们高等学校，中等学校以你们为主，你们是主人，工作组留在你们那里是听你们的意见，听取你们的批评。你们要选举你们相信的人，选举革命师生员工代表大会，革命委员会。怎么选呢？你们大家讨论、酝酿，酝酿成熟后，选举出来，那么这样，因为你们当了主人，以后学校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你们去组织起来进行。党中央的同志如果能帮助你们的话，尽量帮助你们，支持你们，现在我只能向你们学习。一句话，包括我在内，我们只能向你们学习，只能听取你们的意见，不能提出什么意见来帮助你们，因为我不了解情况，首先向你们学，学习了一个时候，过后有什么问题，有些什么经验，那时我们可以提。你们的责任更大了！也只有你们能够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如果把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了，对全国有意义，对将来有更大的意义，对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也有更大意义。刚才周恩来同志要求给我们自由，我也有这个要求，如果你们给我们自由，我们领导同志就跟你们一道，听取你们的意见。但是我们不能到处发表长篇大论，演说，不可能，我不懂。今天我可以向你们提点经验，请你们考虑，斟酌，由你们决定。
    你们运动中要保护少数，意见不同的要保护，因为以后有各种不同的意见，要讨论，有时候要辩论，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刚才周恩来同志讲了，辩论会和斗争会很难分，不要把辩论会变成斗争会，辩论会上发生各种可能，那么你今天是多数，明天可能变成少数，你在这个问题上是多数，在另外问题上可能是少数，不正确的意见是少数，正确的意见也可能是少数，我已有这样的经验。有些意见我讲的并没错嘛，也是少数，毛主席也是这样，很长的时间是少数，保护少数这个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运动才能正常。怎么保护少数？对少数有不同意的人，少数犯了错误做了错事的人，讲了各种话的人，不能限制他们的自由，更不能打他们，一打就不好了。他们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即使是错误的，也可以保留，正确的当然不要去成天和他们辩论，使他们不能休息，不能吃饭，不能睡觉，这不得了了，更可以保留了，不要强迫他们改变自己的观点，强迫他们承认错误。他们也可以参加辩论，也可以不参加辩论。大家骂他，辩论什么都来了，什么没有分寸的话很多，青年嘛，我知道的，不同的意见是有的，溜嘛，凡是不愿讲的意见可以不讲，各种意见都可以讲，不限制他们的自由，不要打他们，不要成天跟他们辩论，使他们不能休息，他们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他们也可以参加辩论，也可以不参加。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要保护少数？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好人，当然也可能保护少数坏人，少数的坏人贴大字报，写反革命大字报，写反动标语，发表反动言论，也要保护，也只是写了几张大字报，贴了些标语，说错了几句话，做了些错事，和右派，反革命不一样，要多教育，保护一些时候，让他多搞些活动再做结论。清华大学一个学生，写了这么一个口号──“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同学们就揍他。这是反革命标语，一揍他，揍垮他了，只好拿去拘留，这是保护性拘留，如果你们保护他自由让他活动，不揍他，让他多写点反动标语，多发表点反动言论，不妨碍大局嘛！过后再作结论。保护一个时候，保护一个月，根据群众的认识，群众的要求，这样做结论不会错，这样不会冤枉好人。不要怕乱，经过辩论可以弄清楚，让他们自由，让他们活动，可以抓住线索，有好处，怕保护了坏人，主要为了保护好人，也可能保护坏人，保护一下，保护一个月不要紧。我们无产阶级天下是不会垮台的。同志们是能够识别的，这样可以使同志们知道什么是反革命，那天，我在清华大学看大字报，你们那个薛恐，那个思想反动得很。让她活动，让她讲话，让她写大字报，在运动中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假革命，写反动标语，进行反革命活动，总的来讲不是坏事，是好事，让他们进行活动。只有杀人的，放火的，在食物里下毒的，在饮具里放毒确有危险的，把这些危险的抓起来，除此以外不抓，让他们活动，活动一个时期，最后做结论，你还没定案就不能向他施行专政，到了时候，定案后，就向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让他活动，怎么能定案呢？定案怎么定，当然要大家讨论，还应有一定的手续，一般应运动后期做结论，在做结论以前，暂时保护一下，让他们活动一个时期。我就是一点建议，是否同意你们考虑，请你们做决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革命的同学万岁！
革命的师生员工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江青陈伯达在撤消北京轻工业学院工作队大会上的讲话
    江青说：刚才汪延群同学所说的这样的事情，（汪延群同学念了孙宝鼎，怦国桂，苗宗奇三位同学写的血书）是不是政治迫害呀？可以容忍吗？我们要说理，我们不动手，叫他们站到前边来！我们来了，我们坚决站到你们这边，坚决站到革命派这一边！
他们这种做法是违犯党纪国法的。他们迫害三个青年人写了绝命书，还要说他们是反革命分子。这有没有共产党员的道德品质？工作队长叫万东哲（中共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副主任，北京轻工业学院工作队队长兼党委书记），刚才汪延群同学在这儿读这三份绝命书的时候，他笑嘻嘻的，你们要不要认识他？我们不要武力，你们要认识他。
    革命的同学们，革命的教师们，革命的职工们！你们这儿的政治迫害我早就知道了。革命的主力应该是广大的革命的同学，革命的教职员，你们不应该上他们的当！他们挑拨离间，挑起一批学生来斗另一批学生，这是非常不能容忍的事情，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没有一天停止，这是不能容忍的！
    严重违犯党纪国法的人，应该有所交待，你们说对不对？革命的师生应该团结起来，认清是非，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文化大革命的一切坏家伙作斗争！
    陈伯达说：
    按照中央的指示，所有的工作组撤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由群众自己来搞，群众自己来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
    现在大家对工作组提出了很多的意见，工作组撤销了，就算了吗？就已经了事了吗？他们犯了很多错误，迫害了很多同学，能够了事了吗？他们没受过教育，没受过群众的教育。工作组撤了，人要留下，受群众的教育，听听你们的意见。能够在这里改正错误的就在这里改正错误。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社论《先当群众的学生 后当群众的先生》
    毛泽东同志说，“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种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是我们共产党员的榜样。
领导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的每个工作人员，都要拜群众为师，向群众求救，当群众的小学生。凡是这样做的，就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群众就发动得比较充分，运动就发展得比较健康。
    如果不先当群众的小学生，而以“钦差大臣”自居，“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地发议论，主观地定调子，划框框，那就会束缚群众的手脚，损害群众的积极性。如果不先当群众的小学生，而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发号施令，就会两眼模糊，分不清是非，分不清敌我，抓不住要害的问题。
    这样，就不能正确地领导运动，就会阻碍运动。因此，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
    当群众的小学生，就要以满腔的革命热情，眼睛向下，恭恭敬敬地向群众请教。要象毛泽东同志经常说的那样，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先做群众的学生，然后再做群众的先生。能不能这样做，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方法问题，而是一个根本立场、根本态度问题，是革命者的世界观问题。
    我们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必须首先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观点。不少同志在口头上也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可是一到实际工作中却又忘记了，又不承认了。掌握毛泽东同志这个思想，这是一个换脑筋的问题。这件事本身就是思想上的大革命。
    当群众的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不是只听一部分人的意见，而是要听各个方面和各种不同的意见。既要听多数人的意见，也要听少数人的意见。
    当群众的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不是只听赞成自己的意见，也要听反对自己的意见。一般说来，对于赞成自己的意见，总是容易入耳的。对于反对自己的意见，就不大听得进去。其实，听听反对的意见，对于全面地判断情况，往往是必要的。
向群众学习，不仅要多听，多看，还要多想，多动一动脑筋。就是说，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对群众提供的多方面的材料和意见进行分析，做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整理、提高的功夫，从中发现问题，抓住事物的本质。这样，就能把群众中原来分散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有条理的系统的正确的领导意见，然后再回到群众中去加以实施。
    我们要认识，只有群众的实践，才是我们党制定政策的基础和检验政策的标准。离开了群众，我们就一事无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新问题、新事物不断出现。各级党组织和领导人只有自始至终当群众的学生，才能永远站在群众运动的前面，领导运动朝着毛泽东同志指引的方向前进。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江青康生陶铸陈伯达在中国科学院万人大会上的讲话
    江青说：
    我们是一个大国，所以我们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我们又是一个弱国，解放前一百多年来一直是弱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国家。因此，自卑心理是很严重的。帝国主义说我们是“东亚病夫”，是“低能儿”，对于这一点我们要坚决驳斥他们，粉碎他们！
    过去，那些资产阶级权威把世界上第一流水平的事，都让外国人去搞。认为只有外国人才能搞出来。你们知道，去年上海青年工作者用人工合成了胰岛素，又叫人造蛋白。这东西发明后，就被资产阶级权威贬低了，说：“这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发明”。他们不承认这项发明。后来连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家也承认这项发明有很高的水平，经过斗争，今年才公布了。 在这里，我向青年科学工作者致敬！向工农出身的科学工作者致敬！
    陶铸说：
    我作为宣传部的一个工作人员，表示一下态度，全力支持这个运动。如果我们不支持，就同陆定一那个宣传部一样了，大家还可以把它砸烂，因为它是修正主义的；假如我们不坚决执行毛泽东思想，也可以打烂。应该打烂，如果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麽能进行到底？这是我们的态度。
    讲两个具体问题：
    一个是工作组的问题：那时许多单位要求派工作组，中央决议派工作组，很多地方都派了，特别是宣传，文化，教育机关。现在文教部门如<人民日报>，新华社都有工作组，科学院也有。因为派了工作组，影响了运动，责任我们负。看来不派工作组好。《人民日报》不派不行，不派，出不了报。像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可以不派工作组，工作组阻碍了运动的发展，这个责任我们负。至於工作组在学部的工作有些缺点，有些错误，是由于旧框框产生的。有的从四清前线回来，不适应目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有些人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不好。因此，接受同志们的意见，把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工作组撤销。撤销后，不能马上走，你们也不会同意他们马上走，留在你们那里，听取你们的意见，接受你们的批评，你们认为可以走了再走。
    第二个问题：张际春同志是工作组的组长，是学部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现在的文革小组二十三人，有四人是指定的。其中有张际春，有潘老。看来不好，是改良主义的。以后一个也不要指定。二十三人全部选举。从现在起撤销张际春的小组长职务。你们的要求，我们同意，还有什麽手续？没有什麽手续了。张际春是我们派去的，原来是宣传部的一个副部长，动机还是好的，因潘老年纪大了，派他去帮助潘老，但效果不好。张际春同志在社会科学部所犯的错误，你们可以继续提意见，要留在你们那里，听听你们的意见，接受你们的批评，向你们检讨。有些方面，我们帮助不够，因为张际春是我们派去的，这个我们也要负责。哪些由张际春负责，哪些由我们负责，将来我们还要到你们那儿去，开两千多人的大会，再讲。你们讲罢官嘛！这也是算个小官，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嘛！
    陈伯达说：
    全世界的文化是从东方开始的，从东方转到西方，现在绕了一个圈，又回到东方来了，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没落了。东方的文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新文化，在东方起来了。世界的文化转了一个圈，来了一个往返，先东方后西方，现在又回到东方了。在东方起来的这个新文化比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高得多。这个新文化的创造者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人民群众，中国无产阶级。中国几百年来是个落後的国家，如刚才江青同志说的，中国人被看成是"东亚病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了，我们有很大变化，有很大成功，现在成了世界上的强国，包括美国和赫鲁晓夫在内，谁也不能否认。有人估计，再过二十年，中国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许不要二十年，只要按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努力，中国就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的影响是各方面的，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不巩固的问题，同时影响到科学技术的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差不多是同每个人都联系着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科学界，对我们自己来说，最主要的是破除迷信，破除对古人的迷信，破除对洋人的迷信。
    破除迷信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不破除迷信，科学就不能发展。过去，在西方资产阶级刚起来的时候，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启蒙学派，他们否认封建主义的文化，经过残酷的斗争，去破除封建的文化。在几百年以前，凡是圣经上没有说过的话，谁也不能说，谁说了，旧势力，反动势力就起来说：“这个亚里斯多没有说过呀！你胡说八道！发疯了！”几百年以前，欧洲资产阶级要建立他们的剥削制度，反对封建制度是经过残酷斗争的。资产阶级要搞工业，就需要科学，需要与封建文化不同的文化。十九世纪以来，资产阶级走上反动，变成保守派，变成一切反动势力的保护者。中国的，亚非拉美的，主要是中国的资产阶级起来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是非常软弱的阶级，有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进行了一些斗争。如孙中山就进行过一些斗争。还有改良主义谭嗣同也进行过一些斗争，但他们的思想还跳不出老框框，孔夫子的老框框。“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是资产阶级的口号，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四川人吴虞提出的，後来他也不干了，他抽起鸦片烟了，也不再“打倒孔家店”了。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无产阶级起来之后，很快就走向反动了。解放后还有一些象冯友兰这样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在一九六二年搞了个“朝圣会议”，到孔夫子的家乡搞了一个纪念孔夫子的讨论会。可见破除孔夫子的迷信也不是一见容易的事。几千年来，不是孔夫子说过的话，不敢说。资产阶级起来的时候，讲“打倒孔家店”。从解放到现在像冯友兰这样的资产阶级哲学家，还想保护孔家店，这是保皇派。"朝圣会议"不是简单的事情，它是一个标志，这就说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保皇派。
    破除封建主义迷信，这个担子中国的资产阶级挑不起来，这个任务只能由中国的无产阶级挑起来，这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一个任务，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对破除封建主义的迷信做得还不够。
    中国无产阶级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破除对洋人的迷信。资产阶级是封建主义的崇拜者，另一方面，当洋奴，做外国人的奴才，他们很以为当洋奴是很光荣的事情。鲁迅曾嘲笑他们说：“月亮都是外国的好。”中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相信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有伟大的创造性。所以，现在是破除对古人，对洋人的迷信。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有伟大创造性的人民，解放后十七年来，这种创造性使中国变成了伟大的世界强国，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都感到意外。
    现在我们距离人民的要求，毛主席的要求还很远，毛主席要求我们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我们现在不但赶上，而且有超过的苗头。现在应该把这一点看成最大的任务，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才能实现。是从“超”字着眼呢，还是从“赶”字着眼呢？我赞成从“超”字着眼。中国有句古话：“取法乎中，反得其下；取法乎上，反得其中。”我赞成超字派，从超字着眼，很快就能赶上，只从赶字着眼，就很难超过。对吗？我们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促进赶超精神，首先从“超”字着眼。按毛主席的指示，大破大立，敢想敢超，就敢於与修正主义斗争，就能创造西方和苏修所不能创造的光辉灿烂的新文化，就能取得胜利。在科学方面，我们不能超过所有的古人、洋人吗？
    在社会科学上，毛主席就解决了马克思、列宁没有解决的问题，或者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无产解决怎样才能取得胜利？马克思、恩格思、列宁、斯大林接触过这个问题，但没有解决，或没有完满的解决，完满解决的是毛主席。现在看来，毛主席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是个普遍真理，不仅在中国，在亚非拉美，而且在整个欧洲、美洲各国，包括美国在内也适合。先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后进城市。无产解决革命的最根本问题，就是要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农民革命战争。
    巴黎公社的经验是城市暴动的经验，後来武器发展了，新式武器发展了，城市暴动就有问题了。恩格斯在当代就对城市暴动提出过疑问，以后修正主义产生了。修正主义说：“武器发展了，不好搞暴动了，街垒战不好搞了，城市暴动不好搞了，所以要搞合法的议会斗争，和平过渡。”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社会民主党就是这样欺骗群众的，现在修正主义也是这样。现在亚非拉美人民首先起来，把欧美变成孤岛，然後欧美各国的无产解决再进行农民革命战争，看来这是可能的。
    当法共还是革命党的时候，希特勒战胜了法国，法共在农村就组织了游击队，但是後来不去武装夺取政权，没有坚持下来，这是个历史的错误。他们把农村发展起来的武装完全交给了资产阶级，换得了副总统、副总理和议员等，这都是靠不住的。资产阶级要踢就踢开了。当议员有汽车，别墅，这样慢慢把一些人腐化了，使他们变节。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毛主席的名言，是主席对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发展。对此，修正主义的党否认，半修正主义的党也否认。其实，农村有广阔的天地，城市比较狭窄，可以到农村广阔天地去活动。“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主席的这些理论，在中国得到了证明，在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得到了胜利。革命最根本的问题，马。恩，列。斯没有解决的问题，毛主席解决。在马列主义社会科学方面，毛主席站在最前面。
    无产阶级取胜了。怎麽办？有没有阶级斗争？毛主席这个问题上作了伟大的贡献。现在有些修正主义的国家，半修正主义国家否认阶级斗争，其实那里的阶级斗争很厉害，越否认，越厉害。在哲学问题上，毛主席把辩证法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过去我们说辩证法三规律；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後来斯大林给变成四条。毛主席说，不论质量互变也好，否定之否定也好，都是对立的统一，不论怎麽说，都是对立面的斗争。辩证法只能一元化，不能多元化。自然界。社会充满了矛盾，都是这个矛盾解决了，又有新的矛盾出现，没有没有矛盾的世界，也没有矛盾的社会。有时是具体的矛盾，我们可能提不出来，但矛盾永远存在。
    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过去，将来都是这样，永远如此。毛主席最全面，最系统，最完整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毛主席在这方面给我们哲学社会科学树立了一个伟大的榜样。我们是否可能在自然科学方面也超过欧美呢？完全可能。我们要相信人民群众伟大的创造性，这是我们在科学上的一个伟大革命。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把理论同实际，理论同劳动，理论同群众结合起来我们就能突破一切难关，战胜一切困难。象毛主席告诉我们的，不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不能乱来，都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中国的一句老话，毛主席把它变成马列主义的语言，用来解释我们的科学态度。
    在无产解决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相信群众，我们要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超过其它国家，把我国变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有没有这样的无产阶级雄心大志？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证明我们有这种可能性。
    这场斗争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是痛苦的，在他们的脑子里发生了新与旧的冲突，脑子里的旧的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都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冲突，有矛盾。在这个矛盾的冲突中，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掌握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世界观。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关系到我国的命运，世界的前途。每个人应该革自己的命。毛主席说，这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革了资产阶级，剥削阶级，个人主义的东西，才能胸怀全国，放眼世界。这不应该是一句空话，现在懂得了这个群众性的口号有深刻的意义。没有毛泽东思想，没有群众，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是做不到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刘少奇在北京建工学院辩论会上的讲话
    我对这里情况不了解，因此没有发言权。但是，我是来了解你们情况的。今天会议准备的不够，有同志讲是搞突然袭击，匆忙开这个会。错误的话是我的，这是我的错误。开这个会主要听听你们的意见，今天看来，同志们有不同意见，意见至少有两种。至少有两种不同意见，可能有三种不同意见。有没有第四种意见？有不同意见也好。看来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组负责，我们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责任。派工作组是党中央同意的，市委跟上来了。因此看来，主要精神不派好些，派工作组不对。工作组在你们学校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你们清楚，我们还不清楚。有党中央、新市委的错误，谁的就谁负责。
    明天晚上有时间我还来，找你们不同意见的人谈话，有两种不同意见，找两方谈，有三种意见就三方谈。请你们准备一下，看哪些人参加？我也要提些问题，看哪些同志把你们意见讲完，看什么时候再开这个会？这个会不要叫辩论会，叫讨论会，叫讨论会好不好？有不同意见讨论么，有错误改正错的，对的坚持，错了改正，团结起来。如果我能够帮助大家做些团结工作，我就很高兴了。同学们希望我们听取你们不同意见，不论明天、后天，三、四次我都愿意。感谢同学们对我的信任。请同学们给我自由。今天见了没见够再见见，不能围住我们。你们还有行动不自由的吗？有就不对了。请你们不同意见的白天准备，明天晚上我来。不过，我还要留个后路，如明天晚上不行，就后天晚上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依靠你们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才能搞好。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学生是主人。工作组已撤销，停止职务，工作组不住在学校里面，有的听说还去活动。有没有？如有，就不对。你们叫他们什么时候回来，他们就什么时候回来。工作组留下好？走好？是不是你们要留多少就留多少。同学叫工作组干什么听你们意见，让他们听你们的批评，决不许他们发表议论、意见，对什么人也没有这个权力。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没做多少好事，现在让他们为你们服务，给你们扫地，给你们开饭、洗碗，给你们贴大字报，字写的好的，给你们写大字报，写的不好的不让他们写。工作组要不要住在你们宿舍？为同学服务是光荣的，别看参加体力劳动耻笑，这是资产阶级观点。工作组过去给你们做好事不够，现在给你们服服务吧，做做好事。工作组同志在不在？你们要不要这样办？要参加体力劳动，看你们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不会做就慢慢学。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邓小平陶铸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话
    邓小平讲话
    同志们：
    今晚我和陶铸同志，市委的负责同志，市委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同志，市委大学文革委员会主任吴德同志，副主任陶鲁笳同志，他们都到人大来参加这个会。
    我们都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来向你们学习的。大家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提出来的，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毛主席自一九六二年提出形势，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保证我们国家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一直走向共产主义，防止象赫鲁晓夫那样的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在我国复辟。我国的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都是教育全体人民，都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巩固社会主义建设，避免资本主义的复辟的危险。
    这样的文化大革命，是件新事情，我们也没有经验。同志们听了七月廿九日全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我的讲话，周恩来，刘少奇同志的讲话，我们确实是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在文化革命中，搞了一个派工作组，派工作组看来在开始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我们应该很快感到这是障碍文化大革命。群众是有能力，有政治思想水平，是能够自己进行革命的。我们发觉迟了，在这一方面，中央的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大家提出批评完全应该，你们应该经常提意见，提批评，帮助市委，中央的同志和各级领导更好地领导革命。我现在重说一下，工作组是新市委根据中央指示派的，在北京的中央负责同志负主要责任。现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决定撤销工作组，就是相信同志们的自觉革命，相信广大革命群众能够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这样的基础上决定的。工作组的情况也不同，工作组仓促上阵，我们没有向他们交待好方针，政策，工作方法等，这是我们的责任。对于他们的错误，他们自己要检查，同志们可以实事求是地批判和揭发。
    今天会上提出了郭影秋同志的问题，今天这个辩论会开得很好，给我很大教育，使我更加相信党中央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工作组这种形式是阻碍群众自觉革命的。今天不管哪一方的发言，都有相当高的水平，不管对的错的，经过思考辩论，最後一定能搞清楚问题的。工作组撤销以后，摆在革命师生面前有两个问题：一是敢於革命，一是善於革命。我感到很高兴，绝大多数师生是要革命的，是善於革命的。现在没有工作组了，大家自觉地进行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一点我没有经验，希望同志们努力创造出经验来，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次文化大革命不容易，正象<人民日报>社论所说的，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任务就是主席说的：一斗，二批，三改。一斗，斗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当权派；二批，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所谓学术"权威"；三改，改革教育制度，教育方针和教育方法。今天发言只是在斗字上，只是在这个阶段。是不是只解决郭影秋的问题？同志们要思考研究。斗也好，批也好，要选中目标，选得好，选得准，才能打得狠。人民大学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央帮不了你们的忙，市委也帮不了你们的忙，要靠你们自己。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比斗资产阶级当权派更困难。改革教育制度，方针，方法也不比批容易，你们面前摆着艰巨的工作，要看你们去做，需要你们创造经验。你们创造了，我们学习。我们中央领导同志把群众经验加以概括，去领导全面。我们没有别的本事，离开你们，我们什麽也做不成。我们相信同志们。有不同意见是很自然的，绝大多数同志是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每一个人都表示要拥护毛主席，党中央，毛泽东思想，这就是共同点，这就是革命的共同点。我们相信同志们一定能创造出经验来，敢於革命，善於革命。
    关于郭影秋的问题。对于郭影秋同志，刘少奇同志在七月廿九的万人大会上也说过，对一个干部多少年的评价，历史的评价，你们不能作。你们学校是评价他的重要部分，中央领导同志认真地考虑了郭影秋同志的问题，在人大的问题，你们有发言权，你们要充分地揭发批判，你们还要辩论下去。辩论会不一定很大，大小结合，恐怕很有必要，同志们考虑一下。第一阶段是斗，第二阶段是批，第三阶段是改。没有工作组，党委马上恢复是不合适的，现在需要的是学校师生员工成立一个领导机构。正如市委决定所说的，应由全体师生员工代表会议产生全校文革委员会，系要有文革委员会或领导小组，班也要有小组。听说你们还没有产生文革委员会。（对！）我和陶铸，吴德陶铸商量了一下，为了更好地进行文化大革命，先成立筹委会。筹委会意见不一致不要紧，采取协商的办法是正常的必要的，没这个办法是不行的。还有个办法，无记名投票，选得不合适可以再改嘛！总之，要比较快地成立员工筹委会，积极准备召集学校师生员工代表大会，再选文革委员会，领导运动。这样对运动有利，使运动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便于总结经验。没有这么一个东西，天天辩过来，辩过去，拖长了也不好，提这个建议供同志们参考。
    此外，其它的问题我还要讲一讲。刚才纸条上问“二月兵变”的问题，我们已查清了，没有这回事。那是因为当时有些军队要驻扎到北京，用一些民房，军队领导考虑学校不方便，军队和学生混在一起不好。在这里我郑重告诉你们，我们军队彭真调不动。这件事澄清了，以后就没必要提这件事了。以后辩论，这件事就不算个事了，就这样。
    
    陶铸同志讲话
    同学们：
    刚才小平同志讲了话。现在夜深了，快到一点了，我就不讲太多了。因为我的话不好懂，我在北大讲话只有百分之二、三十听得懂，所以就不多讲了。
    今天我们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到各大学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问好。
    我的讲话是有中心的，不是应付。毛主席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过去干过许多革命，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小平同志就是老革命，土地改革搞过几个省，搞三反，五反，五七年反右，四清蹲过点，但文化大革命没有搞过，也不知道如何搞，毛主席提出一斗，二批，三改，这些我们都不会。比如斗吧，人民大学到底斗谁？谁是当权派？没定下来。我来中宣部才两个月，也不知道情况，只有你们知道，你们今天的辩论是“斗”的开始，是选择目标，就是认清真正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不容易的。要让大家辩论。你们不把目标选好，如何打得准呢？这个问题只有你们有发言权。郭影秋同志我根本不认识，最进才见过一面，对郭影秋这个问题，你们清楚。在学校里到底干了些什麽？要充分地揭，大胆地揭，最後是什麽就是什麽，是黑帮就要解决的打。现在市委撤销他的职务，一方面是因为他在市委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另外方面也是支持你们揭发他的问题。有的同志认为我们的态度不太明朗，我们的态度是明朗的，我们支持你们打黑帮，我们的鼓掌是上台鼓下台不鼓，这是我们商量好了的。现在是要你们揭，要调查研究，不要看我们的眼色行事。如果工作组对你们进行政治迫害，我们就坚决支持你们反对迫害。今天这种现象还没有，现在是很好的形势，用毛泽东思想就能判断，靠毛泽东思想斗争，只要你们作结论，将来你们辩清楚了，我们就大鼓掌。我们完全是摆事实讲道理。把目标选中了，打倒了，就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你们一清二楚，谁讲得好，谁讲得不好；谁放了毒，谁没有放毒，你们最清楚。人民大学到底怎麽办？我刚来不久，听说人大是“老大难”，这决不能怪你们。如何把人大变成一所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学校。我们没有什麽本事，只有向你们学习。
    关于辩论问题。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就能确保我们国家不变颜色，会对全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放手反动群众，搞大民主，彻底粉碎资产阶级，也就是要批判旧世界，用新风俗，新习惯，代替旧的，不把旧的彻底打破，就不能建立新的。工作组撤走以后，我们要更好地进行大辩论。今天的辩论会是一个好的辩论会，不同意见可以讲，我想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有采取这个方法。今天你们旗鼓相当，不用我再讲了。要保护少数，少数不一定正确，但要保护，否则，多数就会很快地将他们压下去，这样就辩论不起来了。不能把辩论会开成斗争会。大家要摆事实讲道理，真的说不成假的，假的说不成真的；黑帮说不成左派，左派说不成黑帮。在郭影秋这个问题上，大家是可以取得一致的意见的。保护少数，什麽叫保护少数？就是要让人家说话，不要轰。今天有的同志担子很大，轰也要讲。我让人轰了后就讲不下去了。在这一点上，我也要向你们学习。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不要强迫人家作检查。一围攻，人家就讲不下去了，心里也不舒服。
    建议迅速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由于工作组不起作用了，学校文化革命完全归于你们。听说今天开了一天会，你们可以协商嘛！过去民主党派可以搞政协，你们怎麽不能协商呢？绝大多数同学，教员会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的。如果没有领导机关，明天大家开会再协商，把代表选出来，把革命担子挑起。搞临时的，不行再推翻。苏联不是搞过二月革命，又搞过十月革命吗？二月革命也有好的方面，它是反封建的。
    人大有人问，为什麽是“老大难”问题，因为人大办事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学校。
    有人问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这个问题我不解释，大家用主席思想去分析，从主席著作中完全可以找到答案。
    还有外交学院的同学，希望让陈毅同志去帮助文化大革命，我一定传达到。农大同学希望谭震林同志去帮助文化大革命，我一定传达到。工业学院的同学要求我们去，我们答应去一次。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刘少奇对北京建工学院“八一团”代表的讲话
    辩论会看事实怎样，有人材料知道很多，他也不揭，他也不斗，他们的话是站不住的。他们抓人很多，要抓根，谁冒点头很短，一打就缩回去了！你等他完全露出来就好了，这就可打倒了，他不完全出来是打不倒的。有些人刚刚出来点就回去了。
    工作组有什么错误？是什么错误？是什么性质？
    两点意见：
    （一）学校成分不好的不少，对这些人要采取正确的政策，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
    （二）对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应采取什么态度，他们可以改正错误，要给出路，给重新做人的出路。
    马克思讲过：无产阶级必须解放全人类，只有全人类的解放，无产阶级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全人类指无产阶级劳动者，还包括剥削阶级子女，还包括没有枪毙的，给他们饭吃，还种地或劳动使思想变化，改造他们，劳动改造是有变化的。对不枪毙的人还算人，你要枪毙他，他就不反（原文如此），你就改造他。他要不改造，就永不能解放。这包括帝国主义、地主、坏分子、右派分子。地主阶级枪毙了一部分，现在还有他们的家属，他儿子的父亲被杀了，他儿子有杀父之仇，他要报仇，就不能解放。解放全人类，包括那些不被枪毙的犯人，无产阶级还要镇压坏人，无产阶级不专政，就不能解放自己。把所有犯人都枪毙，杀父之仇就更多了。
    有些家庭出身不好，他们有些人反党反社会主义，有些人也可能不反，反的是一小撮。你们要团结，不管人家怎样跟踪你们，你骂我，我不骂你，你造谣我有认识，团结多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有人“八一团”也不加入，“革命团”也不加入，要听听他们的意见。
    昨天不开大会不行，不开大会就围起来了，今天说不完，明天还可以谈，摆事实，讲道理。讲几点意见：
    有党员，有团员，党团支部，总支书记，总支委员组织改选，改组原支委，原支书你们不喜欢可以改选，如暂时成立不起来，可成立临时的，你们可罢官，选不出来，成立临时支委。院党委要改组，开全院党员大会，要改选。能选出来就选出来，选不出来暂时慢些，把旧的院党委、院团委罢了，选出临时的院党委，院团委，选不出来也不急，等一时再由你们选，院党委能改选就改选解散。
    以后支部开会不要秘密，还有非党员。党员开会不开秘密会，吸收非党员参加，由院文革决定，一半一半，比如两个党员吸收两个非党员参加，他们议论怎么办？要采取多数，不要把党员搞成黑帮，搞成反党。他们多数是好的，秘密会（指党员秘密会）由市委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刘少奇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对“革命团”代表的讲话
    我提个问题，党总支，党支部是否要联系群众，联系非党员，非团员？你们党员开会，可以让他们参加，总支委员也不要开秘密会，团总支、团支部、团委会亦可以让非团员参加，这样他们放心了。文化大革命是大家的事，要一起商量。
    你们“革命团”党员多，他们“八一团”团员多，不要搞得党员、团员对立起来。党的支部委员会是否改选一下？改选嘛，你们自己罢，要罢官可以，选举时，有赞成的，有不赞成的，如果相持不下，可以临时找个召集人。非党员认为不好的人，你让他（她）当委员，结果全体党员丧失信心。选不出来，临时找个召集人，今天你召集，明天他召集，这样群众就不会有意见了。首先是党和非党团结起来，团和非团团结起来。群众不满意一、二个委员，党会丧失威信，处理党员在最后嘛！谁最后入党，看最后决定，是不是省得他们罢你的官，说你们保皇。你们保什么皇呢？保个党总支书记、总支委员怎么叫保皇呢？校党委你们不信任他，你们就罢嘛！统统罢掉，统统罢了，好人呢？罢了再选嘛！信得过再选出来，信一个出来一个。你们不罢他，群众有意见，党就处于被动，你们这么一做就好了。以后除了市委通知让党员开秘密会的可以开，市委没有通知就不开。
    （插：群众都来了，该怎么办？）
    他们都来，来多了不好，可以加倍，二十个党员再加二十，他们可以轮着来，反正我们没有什么秘密，这样就不被动了，就不会有意见了。
    我到你们学院，你们只知道来个负责同志，你们不知道是谁，他们也不知道是谁。我来了，你们才知道，你们认识我吗？这个问题不要争了，不要发生误会，这里没问题，没有阴谋。
    你们要求两个合并，你们首先提出来，好嘛！我们赞同。你们说，范兴慧不是左派，又不肯定她是右派，你们就团结吗？她也是你们的团结对象。（李雪峰：她贴大字报也可以，新市委的可以贴，黑的说不成白的，白的说不成黑的。）她们写大字报你们可以反驳，也可以象你们说的不反驳。让她说够了，她就不说了，范兴慧是你们的团结对象，你们不让她写，禁止不了。他贴，我不贴，你们可以让她嘛！你们党员要比他们高点。
    工作组的问题，你讲讲。（指李雪峰。雪峰：两方面的人都来了再讲吧，他们那边人不在。）你们不满意×××的讲话，他的话不完全符合事实。你们提出罢官，这要求有点大，他们的错误就这么大。范兴慧是不是左派，以后还得看，市委同志讲范兴慧是左派，可能不对了，运动中，运动后，左派是有变化的，开始的左派，中间有可能就不是了；中间的左派，后期有可能就不是了。这个运动中是左派，另一个运动中就可能不是了。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到大风大浪中锻炼，不够左派怎么办呢？努力嘛！学习毛主席著作。这一点上不是左派，另一点上可能是左派，市委同志讲了这话，你们不同意，这再争就没有什么味道了。你们不喜欢他，他就不来了，干脆换一个吧，是吧？（雪峰：他已经不来了。）讲错一句话，可以嘛！改嘛！我来了，没有作准备，又没有讲话稿，讲错一、二句，你们批评。
    你们说范兴慧不是左派，又不是右派，我们可以团结嘛！即使范兴慧真是右派，你们亦可以团结！五七年有些大右派，现在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搞专政。五七年右派，他们想改了，就摘掉帽子嘛！是不是？摘了，他又来了，我们就再出嘛！抓起来容易，扣起来容易。你们听了我讲要保护少数，主要是保护好人，可能保护了坏人，保护一下吧！短时间，一个月、二个月、三个月，一年也可以，材料够了，就做结论，作结果。有的就抓起来。大部分还是不逮捕，反革命分子定了，你们监督改造他，一般右派不抓，让他吃完饭做事，他还要讲话，让他讲嘛！他讲话亦没人听，有人听也不要紧，怕什么？所以抓起来容易，扣帽子容易，改造他难。党的基本原则，就是团结一切可能争取团结的人。除开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外，有些犯了错误但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还让他改过嘛！你说不准吗？有的改得不好，有的改得很少，再看看嘛！马克思讲过一句话，无产阶级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全人类不解放就不能解放自己。全人类是谁呢？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嘛！地富反坏右算不算人呢？（插：算人，不算人民。）算人类呀！不是动物，地富反坏右抓起来也得改造呀！你们把他们的子女改造好了，自己才能获得解放。枪毙了还有子女呀！他们的子女要报仇啊！有杀父之仇，儿子报不了，孙子还得报，过去不是枪毙了一批人吗？
    就有资产阶级权威生活比我们好，改造就改造这些人，变坏人为好人，这也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这是国内任务，国外也是，这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改造一切坏人，改造一切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枪毙人容易，可是他们死了还有子女，子女不高兴，你们学校有出身不好的，有地主的、有资本家的、也有干部不好的，他们的子女不要歧视他们。对之反动言论要提高警惕，不要歧视，歧视他们有反感，今天只能提这么一个问题，以后的任务，就由你们了，不团结他们，他们就请示建筑部、市委、中央。
    资产阶级权威允许你们批，加上比较坏的教员，斗、批、改全靠你们。你们可能犯些错误。青年人不犯错误怎么能行呢？让你们有错误就改，就行嘛！有人问我有什么经验，错了就改就是经验。你们会想出办法的，需要党中央、市委帮助一下，帮助不了，你们自己搞。当然了，斗争当权派也好，教改也好，都要有准备，也不是什么都准备好了再干，斗争中有准备嘛！一边斗，一边准备，准备好了再斗，斗一次不行再斗一次，慢慢地就好了。教改，你们看的书那么多，你们把书分下去，大家看，大家批，教育革命也是这样。边改边学习，不打无准备之仗。但是什么事亦不一定都准备好了再打，斗争中学斗争。这是你们知道的，我讲这么几点。我是不是讲错了，可以批评。不要是我讲的就不能批评，允许人讲错话，特别是你们青年同学，不仅是你们青年同学，我们亦不能。有的话改来改去改了几十年，还有问题。基本上对，大方向对就行了，好了吗？
    
    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刘少奇对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工作组的讲话
    你们犯了错误，是什么性质，主要讲思想，你们理解到什么程度？我问了他们（指“八一团”代表），××，×××他们说你们是方向问题，立场问题的错误。你们考虑光说方向，立场问题够不够？中央现在还有人在考虑有没有路线问题，过去你们对×××，×××不好，抓了“游鱼”，你们走不了，我去也没有办法。
    你们这样检查是过不了关的。现在的问题错误要讲够，×××准你们出来。你们得走掉。
    要认错，不得再推了。抓了多少条“游鱼”？
    革别人的命行，自己革命就不行呀！“六·一五”事件，抓“游鱼”，改组三个班，只能否定，不能肯定等等。你们是听了党员，党组织的话嘛！这些人的话听不得嘛！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你们还是依靠党组织系统搞，你们可以改组吗，如改组也选不出来，临时召集嘛。
    将来要开大会，你们要检查，市委要替你们担责任，中央也要替市委担责任，你们不要往上推了。
    活动不能怪你们，问题是有一批人拥护你，另有一批人不拥护你，还是走开好；工作组的错误性质，是运动的方向是对的，还是错的？是个别的错误，具体工作的错误，还是方向错了？是站在运动前边？是站在旁边？是站在对面反对群众？开始校党委在运动的对立面，反对群众运动。北大大字报公布了，害怕了。怕的结果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反对。指手划脚，基本上是站在对立面反对运动。校党委垮了工作组掌权，你们是支援运动的能不能给群众一些帮助？不给帮助跟着干也行嘛！你们不是的。你们成了新的统治者，站在当权派的地位，怕把运动搞坏，就怕运动不按你们的想法搞。你做主人还是群众，是赞成是帮助。工作组当权不是采取支持的态度，还是有点架子。现在学生比你们聪明，办法多，又是多数，像你们这样有点当官做老爷，你们有架子，就是我领导你们，照我的办，不照办就是“游鱼”啦！干扰啦！开始时市委、国务院也规定了内外有别等办法，现在看也不行，如不上街游行，大字报不上街等给你们一些不好的影响。现在看来不派工作组好一些，这些中央负责，没有快撤，最后才定。工作组有时阻碍群众，甚至是镇压群众运动，学生是搞当权派，批判、教育改革，你们不会做，我们不会做。工作组没有必要，看来工作组站在群众方面，帮助的很少，个别有作得好的。一般是反对群众运动的。不让学生闹事，那么，学生不上课放假作什么？一般工作组都是想按我们的办，不是跟群众闹，鼓励群众闹。特别是怕反革命，怕反革命闹事，怕反革命上台，公安局也不要怕，看看反革命上台也好吗！反革命上台有什么不好？他们在前市委，中央军委上台了吆？反革命上了台有好处，给彭真上台这么多年也没有什么吗！用两年也就解决了。让反革命搞几天不好么？如果反革命闹事上台，而且群众拥护他，而且不用很久群众就会看出来，暂时群众分裂几天也不怕。如果反革命冒头，你就打回去，蛇一露头，你就打，结果一个也抓不住了。蛇出洞了就好打了。不要一出头就压下去。
    最近主席讲：“造反有理”，原来统治者造反有理，有些人造别人的反有理，一上台，人家造他的反就没理了。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造共产党的反就没理了。如果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那就要造反嘛！现在学校及文教机关阵地是在资产阶级手里，在那里党没有领导权，即使党委领导，他执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根本的问题是反对别人可以，反对我则不行。人家造我的反，我们不让人家反，怕大民主。我（指工作组）有错可以揭，你开除我的党籍，撤我的职，赞成他引导好他，可以不造反，因此引火烧身，炮打司令部是正确的。如果是好人，反错了，还是好人。如果不让人家造反，非把你反掉不可，工作组不让人家造反嘛！不能反，不能赶，部长、校长、书记都有这个问题。不怕就好，越怕越怕，结果做的坏事就越多。你们不做事倒好一些，两个月倒可以学点东西，你工作越积极错误越大。还有一个怕反革命上台，两个人闹就是反革命来了，不是反革命也成了反革命，把×××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嘛，对反动学生批判嘛。要让他们活动，直到夺取领导权，让他们统治一个时期整了共产党员就暴露了。怕大民主，怕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秩序，革命群众运动的秩序不是以我们主观的框框为主的，群众起来要建立他们的秩序。×批评你们，我问过×××，××他们说你们是方向问题，立场问题。是不是呢？是的！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怕破坏资产阶级的秩序，修正主义的秩序，陆平，原市委不是么！工作组的秩序也是那一套，不比他们好，和他们差不多，凡破坏（秩序）的，你们就阻碍，以至于镇压，你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感情，对维护你们秩序的很感兴趣，有的学生党员说你们的方向对，你们的立场思想感情和“革命团”一样，他们的思想感情，立场和过去党委，总支的立场感情一样的。我们告诉党员学生主动团结这一派（“八一团”），彻底改选，选不出来搞临时总支，不开秘密会。总支委员会通通滚开，就是这些人影响你们吗！虽然他们一千多人（指当时“革命团”）一冲就垮。群众和党员一齐开会，没有秘密会，否则群众斗他们，怀疑他们（党员、干部）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可以造反了，也可以造自己的反，造新市委的反了。修正主义还统治了中央办公厅，真反革命用反革命口号，用右派口号不可能，他们用的左的口号，左的面的，出现这样（情况）很难识别，不让他们统治一个时期很难识别。现在×以左的面目出现。××被整，党员感情流露怕整自己，我说你们自己罢官好不好？市委说×是左派，你们说是右派，我问过“革命团”×是左派？他们说不是，右派也不是，至少是个中间派嘛！应团结她嘛！发动党员，团员是对的，发动起来要革命，破坏原来的旧秩序。不这样恐怕党员将来有当保皇派的，党员多数是好的，搞好可能还是党团员当领袖，“革命团”不对，“革命团”以后在斗批改时还可能是主要力量。也有可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这个人到底是好还是坏，很难说，如果是右派上台更凶。
    ×××是站在运动前边，她要闹事，你不让她闹，闹事不怕，可以讨论是文斗还是武斗，由群众决定，你（指工作组）十五日上午讲话是鼓励他们的，下午讲话就不好，这个问题应在群众中讨论，主张武斗的人在大会上让他讲话，他的面孔不就暴露了嘛！要把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风格打倒，不能靠打，要批透。农民是斗了地主的，青年感情这是好现象，他赞成戴高帽子，打一打他们威风也好吗！你们的感情不对头呀！你们有的领导同志是地主出身，你们也有旧思想、旧习惯、旧作风可能是自觉不自觉作的，我们许多同志过不了这个关。这次文化大革命要触及灵魂。历代统治者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从北洋军阀到蒋介石。我们共产党人也不知不觉地镇压了学生运动，我们这样做，肯定要失败的。
    群众讨论你们的检查过不去嘛！迫害事实客观就是镇压群众运动，你们对×××和×××的感情不对，你们思想就是有个立场问题，就是怕大民主。主席讲话没有大民主，党就会变成法西斯党，迟早要霸王别姬。在大民主面前你们害怕，实际是你们没有民主集中制，只有集中没有民主，你们勒令停止选举，采取指定的办法，实际是法西斯的统治，民主集中制，我看毛主席号召群众起来，就可以实行民主集中制，怕民主的必垮台，没有这样的群众运动，这样的民主制度就搞不好。你对×××同志的态度不好，就是他的年纪轻，资格没有你老，你敢和他顶，我的资格比你老你不敢和我顶，×××同志说你几句就不行吗？你有架子，不是采取小学生的态度，这是不行的，必垮台不可，你也是解放军，你的作风不好，我讲的是根本问题，你不通，也是检讨不好的，要当勤务员，鲁迅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她们就是孺子嘛，你要当他们的牛。如果通了，让×××看一下，我也准备讲几句话，你的检讨不好，我也不好讲话了，大会只能再来一次。
    
    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刘少奇接见北京建工学院工作组领导的讲话
    工作组领导运动的方向，是站在前面领导，鼓舞群众前进，还是指手划脚？院党委站在群众运动对面反对群众运动，抵制运动，势必被运动冲垮。工作组当权，不是采取支持的态度，还是有点束束手。
    现在青年人超过我们。
    工作组又被冲垮了。有点做官当老爷，“一定要照我的办！”工作组看来不派好一些。工作组阻碍运动，许多事情工作组都不会做。一般地讲反对群众运动，不让他们闹事，让他们干什么？工作队是带着框框办事。
    暂时群众分裂一下也不要紧，怕反革命出台，蛇出了洞就好打了。刚出了个反革命，你就一锤子，就打不倒。
    “造反有理”，历来统治者就怕造反。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不能造反。如果变成修正主义也要造反。如果不让人家反，非把你反掉不行。还是引火烧身，让群众的火焰烧到自己身上来。不许群众运动造我们的反，都有这个问题。你立场方向是资产阶级的，阻碍以至镇压，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改组支部，群众和党员一齐开会，不开秘密会，恢复活动。可以造新市委的反，当然可以造你工作组的反，让他统治一个时期。通通罢官好不好？破坏原来旧秩序。
    六月十五日事件可以提交群众讨论，是文斗？武斗？进行辩论。社会主义关没有过（主要指我们）学生运动镇压不了的，怕大民主没有民主集中制。没有很大的群众运动，党内民主就搞不好。
    实事求是（检查），可以大会、小会。两面（做工作）：工作队员和受工作队影响的群众。俯首甘为孺子牛，说服工作队员。
    
    一九六六八月四日，陈毅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群众大会的讲话
    好不好，我来开始讲话了（鼓掌）。
    亲爱的革命同学们，和革命的教师们，革命的员工们，工人同志，我们第二外语学院全体同志：
    我今天到你们学校我本来是看大字报的，来读大字报，用大字报来学习，广泛来听听你们的意见。我们今天最主要的问题，我们学院里究竟有没有黑帮，有彭罗陆杨的党组没有？有没有？有就清除，保持我们学校党的纯洁，作一个革命的学校。有黑帮是会捣乱的，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我们全国都要肃清这个东西，各机关也要肃清，我们院里也要肃清。第二个就是要斗争资产阶级当权派。即使不是黑帮和彭罗陆杨没有什么关系，资产阶级的思想，资产阶级的路线当权的，还在我们学校掌握权利的人，这一些反动的学术专家、学术权威，同时吆，最后我们在斗争中找到我们办大专院校的革命办法，把我们的学校办成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机关革命化，学校革命化，教学改革，我们的目的大概就是这个。
    毛主席号召我们搞文化大革命，中央也同意了，因此我们停课半年，要解决这个很重大的问题，啊，一切都要围绕这个最中心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来考虑，来行动。围绕这个东西，我们能够解决附带的许多问题或临时产生的问题，对我们也很重要。需要加以解决，但不要把我们的主要目标丢掉，把次要的问题提到第一位。毛主席在《矛盾论》里讲了吆，主要矛盾是本质问题，抓住主要矛盾嘛！在主要矛盾的周围，可以产生许多偶然的现象，临时的现象，次要矛盾吆！我们也要加以注意吆，也要加以解决，主要的矛盾解决了吆，矛盾也带动而解决了。这个见解是根据毛泽东思想发表的，但对不对呢？由同学们来评论。你们学习毛选比我学得好，你们学得好。我这个意见对不对，可以批判的。我总是想，在我们外语学院、外交学院，第二外语学院是归我领导的，他们都共同的是这个问题，也有些其他学院没有的，但主要是这些问题。北大也是这个问题，清华也是这个问题，南京大学、交通大学、广州大学、成都大学恐怕还是这个问题，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周总理在你们这里呆了五天，周总理通知我要我来，要我跟他一起来，我没有来，因为确实事情忙，不能来陪他，今天我还是要来，抽出时间要来，不止来一次，我要来第二次，第三次（鼓掌），我过去来少了，过去你们开学我来讲了一次话，以后就没有来，这是犯错误，向你们承认错误。（鼓掌）你要办这个学校，又不到这个学校，你怎么能办得好呢？应该多来，周总理来了五次，我至少起码要来六次（长时间鼓掌）。还是重复了那一句话，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刘主席、邓小平讲的要给他们自由，不要包围，这要这个……我跟你们各位同学讲，我倒是很喜欢热闹的（笑），但总还得有个秩序，怕踩坏了人，有小朋友，有小娃娃，他也挤着来看，踩坏了人，有教授把表挤掉了。（笑）后来，又找到了，给了他。我们就不敢来了，不好来，引起损失，不能办事。我们来应看大字报，等以后运动结束了，我们正式开课了，我还是愿意来到班上来找几个同学谈话，教员谈话，或职员工人谈话，你们要把我当成一个同学吆，平等待人嘛（鼓掌）。你们把我当成一个领导人，当成一个负责同志，我们很感谢，热情欢迎，我们很感谢，但这个东西热烈过分就不太好了，弄得我不敢来了。五九年我们到城隍庙，我当上海市长，没到城隍庙去过，到城隍庙去看看，一发现就包围了。在那里斗争了六个小时，硬走不掉，一定要讲话，我只好讲话，最后从后门跑了（笑）。几万人堆在那里，一下子堆了三万人，完全是好意，完全是好事变成坏事了。那天还挤坏了人，有人掉了东西，这是个问题哩！周总理、刘主席、毛主席负总责的同志，他们更困难，根本不能在人群中被发现，一发现就走不了，但是领导人不能够接近群众，但无法接近群众，一接近群众就走不了，这个错误又不是他的，是我们犯的，是不是呀！是我们犯的，他很想接近我们，很想和我们谈谈，所以我说要平等待人，你们认为我们是负责人对我们表示有好感，看到我们要谈谈，要给我们自由，让我们到处可以……问题哪儿也不能去。我现在连东安市场也不能去，王府井百货公司也不能去（笑），中山公园、颐和园，我们就要下午去，晚上去，礼拜天是绝对不能去的。自由就很少了，了解人民的痛苦，了解工作中的缺点很受影响，自由往来。自由去，这个比较好，到那个地方，一两个人都可以坐下来谈谈，谈了就走，以后还可以再去。农村里看看，工厂里看看，学校里看看，医院里看看，了解很多问题，就可以跟毛主席反映，可以和周总理反映嘛！我下次来就不要欢迎了，也不要围着来了，不是围攻（笑），不要围得来，要有秩序，你们自由办自己的事，读毛主席的书，你们写大字报，你们讨论，开讨论会，最好你们班上讨论，我悄悄坐在旁边，我听，听完了我就走，最好了，使我用脑筋，好听你们原来辩论的情况。这对我是有很好的教育意义的嘛！了解你们的思想感情，了解你们争论的性质嘛！要我帮助你们，我这样才能帮助，提供一点贡献，情况不了解就到这大讲一通，这个是张彦的作风（笑），非犯错误不可。张彦这个错误很严重，这个要你们来批判，我也参加这个批判。今天我不准备讲这个问题，严重的错误，他是不是牛鬼蛇神，现在还很难讲。我说他的作风就是不调查研究，又不向大家求教，又不接近群众，又不了解情况就上台乱吹（笑），这没有不犯错误的。
    有的人说：你是不是说过包庇张彦这句话了，这个我怎么好包庇他呢？（笑）他这么大的错误，我包庇他？他到处整人，我就要被整掉，我跟你干？我不干那（笑）。他讲我的旗号，这个人的处理，要你们揭露、批判，看你们的意见，我们就处理了。不征求你们的意见是不对的。他在那个地方犯了错误，就应该在那里检讨，他在你们这里检讨，他在对外文委也要去作检查。到外办还要作检查，作了检讨以后，这个处理的意见，征求你们的同意，然后报中央解决。当然不能再作外办副主任了，当然不能作了，不能作外事政治部主任，当然不能作了。究竟将来怎么处理，下放劳动还是怎样。但总而言之，总要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正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他犯了大错误，不能包庇他，但也要看他这个人将近三十年了，在共产党里边三十年工作了，这次犯了大错误，也要看三十年，也要估计在内，不仅追查这次的错误，还有过去三十年也要清算一下。也要看他三十年也还作了些工作，不能一棍子打死。思想是敌对的，思想是敌我矛盾，完全资产阶级当权派作风，国民党当官作老爷的作风，主观主义比泰山还要大，还要高（笑），高傲自满，横行霸道，到处整人，这个不能减轻他的错误。几十年来也不能说他完全没作工作，这个问题我有责任。主要责任是我对这个人相信过份了，不应该这么相信他。给他那么大的权，我和他的关系是七、八年，58年、59年到外办作主任和他在一起，那时还不错，他蒙过我的，说明我眼不亮。但是你们这里同学，他一来作报告，你们就看出来了，你们比我高明（笑），学习，我要向你们学习。
    他也没常来，他也从来没有跟我谈那么大一套，言行毕露，裸体跳舞，没有过呀！他从来都是很恭顺、听话、跑腿呀，要他办些事情也不错，我讲这个经验，希望你们同学们要特别重视我这个话，你们总有一天被选拔到领导岗位，不管你是什么同学，你总有一天要领导一个单位，领导一个支部，领导一个公社、一个连队，领导一个小小的机关，十年、二十年之后，你们领导一个县，领导一个专区，你们要领导一个部队，三十年之后你们还要到最高领导岗位是有可能的。你们青年人有广大的前途，你们要牢记我这个话。张彦是很重要的教训。对周围左右的人不能够疏忽，那样相信他，要上当的。我讲这个是很沉痛的。同学们，要取得教训，不是愤恨他呀！恨得要死呀！这个用处不大，要化这个愤慨为力量，要取得这个教训。我这个外交部长有很多副部长、部长助理，外办还有几个副主任，因为我对张彦犯了错误对他们都不相信，这个也不行。一个张彦，一个人发生了，所有的人都发生了，所有的人都不相信了，只靠我一个人，我自己一个人单帮，我也没有办法（笑）。你还是要相信同志，要取得教训，就是以后要对同志进行考查，起码什么地方作报告，要把他的报告提纲拿来看一看，领导职责没有按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来执行这个领导职责，这个很重要。你们青年学生不感觉这个问题，你们没有这个问题，你们一旦当了支部书记，多少你们就要觉察这个问题。支部书记，你也有几个支部委员，他乱讲话，他给你闯出乱子、你支部书记没有责任啊？当了总支书记这个问题就升级了。一个系主任，你周围的几个人，你没有管好，我没有资格来教训你们，但我们可以把我多年来我有一点经验可以供你们参考，讲给你们听。
    张彦这个人，又没有什么知识，又不懂什么事，到处整人，不知为什么，哪一个给他的权，典型的国民党官老爷的作风。张彦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社会现象，也是个人现象，着重是个人现象。姓张名彦，这个人犯了错误，这个错误的性质有的同学就问，希望你们在这里批判，我不来定调子，定调子过早，让大家广泛发表意见。错误当然是真正阻碍文化运动的，打击民主的，有很多地方是政治陷害，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官僚主义作风都可以进行批评，都可以研究怎么样，大家来批判我不多讲了。我着重讲这个问题，这是个个人现象，发生在张彦个人身上，他们出身怎么样，工作的经历，这个人参加革命很顺利，一直一帆风顺就爬这么高，这很有原因的。在过去斗争中间，受过挫折，挨过整可能就好些。你们这次文化运动两个月，你们挨过整的我劝你们千万不要呕气，整一整很有好处，尽管他整错了，你是有道理的，他们不该整你，但整一整也有好处，什么道理？你记着这一条，你就不至于随便去乱整人了（鼓掌）。这不是很好吗？毛主席讲要取得教训，张彦这个过去没有被整过，专门整人，胆子越来越大，所以这次犯大错误，要罢官，还要劳动改造（笑声），在你们这里看到一个条子，有个同学写信给我，很气愤，搞我的逼供信、陷害我，我作了四次检讨都下不了台，我就劝这个同学，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这是很好的一次教训，你是有理由的，但是你挨了整，千万的，这个，这个……所以说我这个人，别的什么本事没有，毛选没有你们读的好，因为你们有时间读，我们确实没有时间读，确实不是撒谎，一天的时间排得满满的，只能抽空看一看，抽一段看一看。有系统地读，几乎没有这个可能，时间排得太满了。你们比我们强，有时间读，我这个人跟其他领导同志一样，经验倒多，可以给你们讲点经验，也许对你们有帮助。你说挨打、受压迫、不公道的待遇，最多还是毛主席，你说我们全党没有哪一个有毛主席受的委屈大、挨的错误斗争大，1921～1935年整整十五年都是挨斗争的，遭斗争又罢官，宣布是机会主义、宣布他是枪杆子主义、宣布他是农民意识，留党查看嘛！罢官嘛！就是沉得住气，他能够取得教训。这个十五年内，他都是正确的，都是人家斗争他，有好多次我都参加了，我是犯错误的，有两次我是犯错误的，也是斗争了毛主席（笑），毛主席也并不见怪，还是用我这个人，还跟我合作，不记这个仇。如果毛主席他还记这个仇，他不能够成为伟大的领袖，这个地方要有宽宏大量。对立很大，伤了感情。对立很久，几十年不讲话，几十年不忘记，这不够共产主义风格，一个同志他犯错误嘛！他没搞清楚，他就斗争了你嘛！为什么不准许他考虑呢？看清楚再跟你道歉，不道歉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们还可以合作，共同打败美帝国主义嘛！共同来搞文化大革命嘛！共同来斗争当权派！为什么要记这个仇啊！那一个人不犯错误呢？毛主席就这么讲，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主要是犯就能改正。我们就看不出毛主席在什么地方犯过错误，在总路线政治上、战略上、组织上，总路线几十年完全是正确的，所以他能成为全中国人民的领袖，成为世界人民的领袖，更重要的还有一条，就是不记旧仇，不念旧恶，跟拥护他的人团结得很好，跟历来正确的人团结得很好，就是跟犯过错误的同志他也跟他团结，完全不是从这个人出发。我个人受了委屈，我个人挨了打，从这么一点出发，从阶级利益出发，这个人整了我是错误的，这个问题讲清楚了，就不见怪了，从整个阶级利益我们要团结起来，跟敌人斗争。他在整我这个问题上犯过错误的，但是只要能够有觉悟，他在对敌人斗争这个问题上很有用，我们就要支持他。我这个人也不是自我吹嘘，我希望你们不要到外边去传。你们这些年轻人，记忆能力很清楚，笔来得快，一讲话你们就记下来，录音到处去放。我在这儿的录音不要到外面去放，了解水平也不大同，各个有各人的感情，一传就好影响就不大、坏影响很多（笑），讲话也很困难，不是我在这里自我吹嘘，我这个人过去整过很多人的，人家也整过我很多次的，我讲这个问题是有经验的。今天对你们青年同学，因为你们讲这个问题缺乏得很多了，所以我讲一讲，有助于你们挨整的人也就大量一点，思想也就通了一点。整别人的人，也懂得这是很不好了，取得一次教训。我们团结起来了，这不是折衷主义，不是劝你们无原则地团结，这是有两原则的。我希望你们不要记，也不要传出去，我只限在你们这儿讲。这些属于我们党内的高级会议，我没有理由来宣布。过去人家整了我五年，讲我是AB团，讲我是反共团的总团长。那时我作省委书记，作军区司令兼政治委员。你们现在挨整，张彦把你们整了，这个不算，哎呀！这不能算挨整（笑）。
    你要真正讲讲我革命这一段历史，那个讲起来，所以你们包围我，我还是欢迎，你就是围住我，我满不在乎，你可以围住我四十小时，三十八小时，五十二小时，那没关系，无非是不给饭吃，不给觉睡。过去我们受的围攻我讲起来很伤心，拉出去就枪毙了。根本没有道理，根本不讲道理，那个错误领导，那个错误领导正是这样，（不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酷刑拷打，我不愿意讲，整了五年，后来才证明了不是啊！是革命的。我也并没有要求那些人来给我道歉，要给我作决定，给我平反。蒋介石不打，把中央一占，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敌人来解决的，敌人来作结论的。我们那个时候继续斗争，拿起枪杆子跟蒋介石干，证明了这个人不错，不是反革命。外交部就有大字报，说我是反革命，我就满不在乎，我在三十年前，人家就叫我反革命了。现在讲太迟了。他们就坚决要围攻，我说无论如何不要去围攻他，围攻他干什么？这个不但得围攻，这张大字报完全是错误的，不是去围攻他，所以我对这些并不记仇，也许有些反对我，斗争我的人，也许继续在我领导之下工作，我就没有报复他，他们有些同志还说对不起，那时候我犯了错误，我说，这个事情过去了，不要提了，能犯这个错误也是有原因的，不能怪你，也许我们自己也有缺点，我们自己也讲过错误的话，因为我那时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我就不相信有AB团。我说革命的队伍里都是好同志，有个右倾观念，就这样引起他们的怀疑。这个人奇怪呀，总是讲没有AB团，……（听不清）一见有右倾观点就把他处理一家伙，就处理到我头上了，你有什么办法？所以，我们在毛主席的教导下，我们当时对这样的问题，也不那么去追究了，也不去影响到我们同志之间的革命的团结。
    还有一次，我们到一个队伍里编队伍，一去编队伍就把我们抓起来了，你们今天进学校欢迎这是另一回事。把手捆起来，把我的手表、衣服、帽子都分掉了，就吊到一个棚子里。说是蒋介石派来的特务，你要招派你来干什么来的？你不招就杀你的头。那时就一直搞了四天四夜，第五天才放，不给吃饭，不给水喝，两个手脚捆起来就丢在草地上，就那样睡觉，我那时候认为过几天就要完蛋了，被枪毙掉了，说不清，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一开口就讲你是反革命。你怎么能跑到西安、跑到南昌、跑到兰州、自由地跑起来，你不是反革命是什么？我说我是党派来的，来解编新四军的，新四军在前线抗日。“我不相信”。我说我有介绍信，“介绍信是伪造的”。你也没有办法啊！我明明是党派来的，他不相信，怀疑啊！你有什么办法？从早上起一直骂到吃午饭，吃完午饭就去休息了。吃了午饭、睡了午觉、他精神好了又来骂你（众笑），又骂你，又不能开口，不能反他，那有什么办法，拉屎拉尿，四根枪把你逼着，绳子吊着。你跑我把你打死，那时哪敢跑，跑就把你打掉。这就是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哈哈……当时，我想革命呀，干革命得到这样一个下场，也有很大的感慨。流眼泪也流不下来。
    后来第三天，大概他们骂得很疲倦了。我说在你的面前，我还是让你怀疑，你这个怀疑是有道理的，我不能说，你这个怀疑一点根据也没有，你可以怀疑，怀疑我是国民党派来的，怀疑我是背叛了，是叛徒，或者跟国民党当土匪也可以，但你肯定了就是不对的。你可以派人到延安去找毛主席，还可以到江西中央局去，到那里去证实，我是派来的，还是怎么样……你讲的硬你是个大反革命，一个烟盖帽，一下打过来，结果没有，也没有打到这里，就是个大窟窿（大笑）。我说你动武是不对的，野蛮是不行的，要讲道理，共产党打共产党，这个不对。“你是共产党？你是反革命”我说你这么样有什么办法，拉出去枪毙吧！我不怕死，我革命就准备革到自己头上的。我来革命，我原先就准备把自己的命革掉。我从来没有这个投机取巧，光革人家的命，我那时有一个道理，他一直攻了我三天了，我说你要懂得现在爆发了。现在问题要转新形势、新政策，就是停止土地改革，停止这个苏维埃政府，取消了，土地革命暂时停止。土地革命暂时停止，我们和国民党合作，先解决民族矛盾，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壮大我们自己。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时候，可能我们就取得政权。合作是策略。你要考虑这个问题，你如果不合作，日本人打进来，我们后方打他，就说我们是汉奸，群众不了解，全国人民的愿望是要打日本、停止内战。我们不打日本、搞内战，但是全国人民不了解，我们党不能发展。说道理，那个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到了第三天，围攻的火力就弱了，“你还有道理”，讲了这么一句话。我说有很大的道理，就是有点道理（笑），我是中央局派来的，是毛泽东同志派来的。“啊！什么中央，什么中央局，什么毛泽东？我不承认，那个来我这儿都要抓起来。”我后来看来整你三天三夜都是让步的，一直很让步不行，我要抓住辫子，我说：你搞我三天三夜，我总以为你是反革命，我都忍受了，我都不讲话，我总想说服你，你终于暴露了本来面目，中央你不承认，毛主席派来你要抓起来，究竟你是革命还是反革命？一反攻，哎，他这个反革命倒来问我，（笑）我就转到主动。我就说同志呀！你作为一个省委书记，共产党的负责人，讲话总没有点政治意义，有点组织观点，怎么乱讲呀？你怀疑是有各种理由，你怀疑毛主席是没有理由的，你怎么领导我这个人，我就挖苦他，“你不象省委书记”，“好，你拉出去枪毙！”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作结论，根本你的立场发生问题，你拉出去枪毙，我不怕死，我好汉不怕死，怕死就不是好汉，我是共产党员，拉出去问题很简单，你根本就想在这山上当土匪，假借共产党名义当土匪、杀人放火、无所不为，根本没有一点政策，我坚决反对，这个同志这样一搞，他本质很好，过早了弄错啊，满硬啊（笑）我说你又不是不认识我，井冈山上我认识你，你也认识我的，为什么一到这里就把我抓起来，要枪毙，要杀头的，骂祖宗，骂爷娘，乱搞一通，完全是不对的，不让我讲话嘛！“我们可以谈一谈，我不跟你谈，我是对共产党谈党的政策，你是根本反动的，我为什么跟你谈，谈也谈不通，对牛弹琴，你要枪毙就枪毙，我干革命干了20年，我不怕死呀！我也就挖苦他，我身上打好几处伤了，你身上一个伤也没有，他又发脾气了“啊！你这个态度很坏，我就要杀你。”我说：“你就没有权力杀我”，你为什么杀我？我是共产党员，你杀我，你是反革命！（笑），我相信你要是共产党员，你就没有权力杀我，你是陈毅，为什么不认识你，我们在井冈山当赤卫队拿枪杆子，你们当老爷的在上面讲演，作大报告，我还听了很多，我可以认识你，今天把你揪住了，就由我来处理了。我说：“你处理我没有权，你应该在我领导之下”（笑）。这一搞，他就泄气了，首先改变态度了，把所有游击队都喊过来，要我讲形势，作形势报告，待遇就改了，当晚就给我饭吃了。我说：“这个样不行，手也捆着，脚也捆着，怎么作形势报告呀？共产党作形势报告没有这么个报告法。”他说这个犯错误，犯错误我给你讲，哈哈……解决了。
    这个同志现在还在，是很好的同志，阶级斗争的考验是个很好的同志，一见到我总是要道歉，我说没有这个必要，阶级斗争，你犯这个错误，我也犯过这个错误，乱斗乱打，乱斗一场，他那个队编成新四军一个团，这个团很能作战，是新四军的一个主力，这个团在我的领导下，在我直接领导下，那些指挥员、连长、排长，拿绳捆我的，押起来，拳打脚踢，鞭子抽的，这些同志很好的，见了我，司令呀，总对不起。几十年前这件事，再犯错误把你枪毙了，给党造成损失，我说这个不在乎，这个没关系，我过去也乱斗人，乱捉人，也犯过这样的错误的，犯的错误比你们多，今天我们主要是抗日，我们打蒋介石，你们那个时候是执行命令，你们是执行命令怎么能怪你们呢？我说我那次没作很好的准备，没有先派人来商量好，突然跑进来引起你们的怀疑，我接受错误，我应该先有准备，先把文件送来给你们看，先派一个什么人进来了解情况，先跟你们的游击队代表会一面，使他们不怀疑了再来，这就避免了这一场误会，革命斗争中间，毛主席讲革命不是绣花，革命不是文质彬彬，革命之间会出现这种错误，那种错误的，革命的主流是正确的，过去我斗争人家噢，把人家搞得吃不过饭、睡不得觉、这也有过，我也给人家道过谦，或者人家错误没有那么大，我就拿来一整，戴了很多帽子，把他们工作取消、撤销、降级，我们搞这些东西的，但是我有这两次经验，我以后对这个问题比较谨慎了。今天这个问题多少有点积极意义，我多少年不愿讲的。有一次在民主党派大会上，周总理点了我的名，他说，象我们的陈毅同志，这样的负责干部，过去也遭过误会，给别人也打仗，要我讲，我简单地讲了几句，我不愿意在这暴露共产党的弱点，我们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这是革命斗争中产生的偶然现象，没有什么奇怪。所以我们这里有人被斗了，我劝你们要从我们整个阶级利益团结大多数，团结那个乱斗的同志，要有一种雅量，一个革命者要有宽宏大量，宰相肚里可以撑船、要学习毛主席，你们不要到外边去传，传了引起错觉。今天这个中共中央委员里有很多人反对过毛主席，不少，有很多人坚决拥护毛主席，一直是正确的，有不少人是屡次犯错误反对毛主席，但毛主席还和他们团结，他有这个雅量。你们不是读古文，泰山不拒土，才能称其高，渤海不拒细流，才能称其深。所有灰尘都留在泰山，泰山不拒绝，聚起来，泰山就高了。长江大河、对于小河流，它都容纳。你要到我这儿来跟我合作，我们一直奔向大海所以长江的流越来越大。
    毛主席连李宗仁这样的人，李宗仁难道是好人，完全是牛鬼蛇神。他杀的共产党还少吗？他杀的共产党不是一个，杀的共产党是几万，几十万。现在他来了，还要给他一定的安排。主要是对打击美帝国主义有作用，对解放台湾有作用。毛主席说叫“废物利用嘛！”（笑）我们说你们学毛选。读语录，你们摘录这个东西，你们比我们高明，比我们记得熟，我要向你们学习。但是讲经验，你们确实不如我们。你犯错误没有我多、这句话没有什么毛病吧？这句话不是黑话，是白话，不是，是红话，讲话容易被人家抓住，抓住就下不了台。嘿，我总是希望给人家讲经验，讲经验我还是可以讲。你们如果不拒绝，我将来有机会，可以多来讲经验。（鼓掌）
    那么我还要劝一劝你们斗争大家的同志，你们明斗错了，还讲自己有理，这个不好，这个不好。反妖风斗了许多人，斗的不对的就要给人家道歉。我们斗错了，证明这个妖风是张彦搞起来的。张彦犯了错误，我们被他蒙骗了，我们觉悟了，我们把你斗错了，握手谅解了。被斗的人把错误放在张彦身上，不要去怪这些同志。你们这些同志。我千万告诉你们，你们几十年还要合作呀！你们革命是不是革到晚上就不革了？（笑）你们几十年在战场上要见面的呀！要同患难共生死。美国人打进来，你们大家都要拿起枪杆子打仗的呀！应该比兄弟还要亲，比姐妹还要亲爱（鼓掌）。为什么人家斗错了，就那样不能谅解？为什么把人家斗错了，就连一句话也不讲？不能使人信服。
    当然妖风也要分析，这个话我是不是讲错了，我还要讲。讲错了，你可以给我批判，马上贴我的大字报，我可以承认错的。妖风是张彦煽起来的，但是张彦他来扫这个妖风，你说他一点根据没有？我要替张彦说几句话，这绝不是包庇张彦。在外事系统里面，二外语学院、外语学院、对外文委、对外文化出版局，外交部还少一点，这几个单位，就有那么一些什么攻击毛主席，攻击刘少奇同志，攻击周总理，攻击林彪同志，攻击邓小平同志的话，有这么一些人，反映到我这里来了。我就说不要去追查，这些话是不好的，也许是一个同学，头脑发烧，乱讲那么几句，这是他一个错误。不要去追查，将来他自然知道他错了。讲错了一句话，就说他是反革命，这不好。也许他还有什么人。不是他讲的，是人家这么讲，他作了义务宣传员。是不是要追查呢？现在不要追查，运动一深入，自然会搞出来的，是不是有地富反坏右在里面搞流言蜚语？也有可能。讲了些什么话？我今天不作义务宣传员，我今天不讲，因为那些话没必要给他们作义务宣传员。你们外语学院全体两三千人，我来给他作，把反革命的话我在这里照样重复一遍，我有什么必要？我是共产党员，你这个人很奇怪，你在这里宣传，这是大问题。所以说我们这些挨斗的同志是不是你们确实讲错了一句话，两句话，人家抓辫子，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考虑一下，人家更信服。
    少奇同志的录音你们听过吗？说清华出了个标语：“打倒毛主席，拥护党中央。”这样的标语当然是反革命的，当然是属于妖风。所以各人有各人的账。我讲错了话我承认。你作错了事你承认。我受了委屈，我自己宽宏大量，不要求人家给我道歉。但是，这个委屈是我搞错了，我就应该给人家道歉。这才叫政治家的风度。什么叫政治家？政治家不是很简单的，不是从个人感情、个人利益出发，而是从整个阶级、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看到大的、主要的，不纠缠在枝节问题上。我有这个问题，讲得比较很充分。我还是把本质问题讲出去，是不是能够解你们二外语学院的同志们之间的对立情绪，我认为没有把握。把握不在我，在你们大家把握。你们还可以对立一个礼拜，还可以对立二个礼拜，还可以对立一个月，甚至你们继续，甚至你们终身都记这个仇。一到美国人打进来。大家去打仗，你们就不记这个仇了。所以我不悲观，并不悲观，将来总有一天会解决。听了我这个报告，听了我这个老革命。多少年革命中间，不断犯错误的，还来讲了十分忠恳的话，你们愿意听，我想你们自己可以解决问题。我不是人家打了我五年AB团，最后遭了冤枉，人家把我捆起来。要杀我的头，搞了我五天五夜，还有很多，人家整我十年，就说我反对毛主席。十年来我一句话不讲，最后证明我是对的。毛主席对我讲：“陈毅同志，作为政治家，要有最大的忍耐。”要有最大的忍耐，这个对我教育意义很大。我经常记住这句话，要最大忍耐。人家整了你，人家对不起你嘛。人家罢了你的官，人家处理你的问题不公正吗？要忍耐，要看到大局嘛。为了小小的一点事情不能忍耐，一触即跳，眼睛里面卡不住一点点小灰尘，这个人不能成大器。青年同学啊，这样的人不能成大器。什么事一触即跳，什么事就冲动，轰轰隆隆洋油桶，这个人不能成大器。毛主席，你看一直在压抑。1921～1935年能够很大忍耐，打入冷宫，什么事情都能办，不让他管事，我们不好去拜访他。鬼都不上门，冷冷清清。毛主席最大忍耐，毛主席反对赫鲁晓夫，到61年、62年才反对，作了最大的忍耐，希望赫鲁晓夫改变苏联的修正主义，直到他公开反华才反击。
    我讲我这个例子是不足为训的，主要是毛主席的例子。他被制止发言，被斗争了十五年，毛主席在三五年遵义会议──上台，全党拥护，众望所归，如果他十五年不忍耐，搞一些其他活动，遵义会议上不了台。上了台人家还是不服他的气。所以使人很服气。我这样反对过他两次，犯了两次大错误，反对他的人，我现在心里很服气，今天毛主席上台，我们欢呼，中国人有句老话：“不念旧恶”，孔夫子讲的这句话很有道理。今天要我们绝大多数团结起来，才能把第二外国语学院办好（鼓掌），把一部分同志除外，办不好这个学校。当然，今天这个左派，讲老实话，什么人是左派，什么人是真左派，什么人还不够左派，现在很难定。我老实讲，就是光有这个左派，也把这个外国语学院办不好，还要有这个大多数的同学。光是有大多数同学，还要跟教员团结。教员大多数是好的。我要替教员讲一句话，教员有少数专家学术“权威”是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但这些人，只要他们改正错误，我们要团结他。光有学生、教员、员工不团结，不团结也不好，不给你做饭吃，我看你怎么办。我说呀，院里面管事务工作的，炊事员同志，他们有权可以给你们饭吃，可以不给你饭吃。他们一天到晚辛辛苦苦，这么大的热天气，难道他们的命就是苦呀！一天就要搞这劳动呀！我来参加斗争，我来贴大字报，我就不做饭吃，这怎么行？这要讲良心话。旧话叫良心话，新话讲毛泽东思想，讲马列主义。但是我们主流是好的、健康的、正确的、轰轰烈烈的。张彦这么一来，就把它搞得冷冷清清。搞逼、供、信，搞政治迫害，乱斗，这是错误的。逆流是张彦搞起来的，犯了错误，破坏文化大革命，主要就是这些，这是主要的逆流，逆流中包括张彦的，另外还有一些人运动初期是不是有些行动，不是那么正常的，也还是应该允许人家批评，是红绳黑线的斗争。工作中没有犯错误，我们这里哪一个是百分之百的圣人啊！社会主义的武则天，究竟是什么人，这个女同志想当武则天并不好哇。就是那个教育局，那个工作组把这个反映了。我说这个值不得重视，这个人头发烧了，说错了，乱喊乱叫，这句话当然是错误的。这样就给人家作个结论，说人家怎么样。年轻同志嘛，就楼上楼下，什么戴高帽子啊！喊啊！叫啊！自己也没有头脑，丧失冷静，一喊，这个，这个……冷静一点，就一个同学或工作组鉴定一下，这句话是不是对的，这样不好，对运动不利，算了吆，我们就是不让同学斗同学。主要的是院领导，主要是系领导，党委的同志以下的教师就不要斗了。教师的权威、专家，权威首先有浓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但还得给改造了以后，承认错误以后，还是跟他们合作，这样一个政策比较好。这个问题要由你们来定，我是建议。打击面不大，同学斗同学斗不出个结果，保护少数是完全正确的原则。但还要补充一个，刘主席的指示我完全赞成。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你不尊重大多数人意见，所有少数人，七亿人口就有七亿个少数。有一个人不同意就不能办事，那怎么办？尊重大多数，同时要保护少数，保护少数要尊重大多数。少奇同志讲得很正确，在人民大会堂。我说，我来补充一点，不是我来反对少奇同志。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都是我的先生。毛主席更是我老师的老师，最好的老师。保护少数，我的意见我不放弃。不放弃怎么办呢？外语学院二千多人，有一个人不同意，就不能办事，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永远不开课，永远这么革命下去。
    有人说我是不是讲过“包庇张彦”这个话。我讲过这个话，我讲过“我就要包庇张彦”，我讲过这句，我讲过的话，我不推给人家，不过我在什么情况下？我是在运动初期讲的。运动初期就是讲了很多攻击中央同志、攻击我们中央首长，各单位都有。就是我们外事单位也有吆！我叫张彦去查，你们工作组查一查，但不要追，不要去斗。可能是有些同学，有时有些愤慨，冒叫一声，那就不足为凭了，这就不要作为一个大问题来谈了。也可能是有人有意识散布的。现在不能说外国语学院，有一个教授，就是现在还乱说，他就是有意识，我就说他有意识去散布。有证据，有些同学讲出来。但现在还没有斗他，要他交代。不交代就过一个时候再说，不要去组织围攻。因为在那时候就攻击张彦，我说“我就要包庇张彦”，张彦还没有犯，23日、24日，张彦犯错误是从22日开始的，24日在这里第一次犯错误，最后发展到最高峰──6月30日在对外文委报告犯错误。这个我就不包庇了。我是支持工作组的，22日、24日、30日以前，我是支持工作组的，我说工作组不撤退，你们要反对工作组，我决不撤退。我要工作组顶住，我就包庇工作组。你说我包庇，我就包庇，将来犯了错误我可以检查。那现在证明这个工作组犯了错误，我就检讨。我使用工作组，使用错了。我派工作组犯了错误。但中央给我们承担了责任，说派工作组是中央同意的。是中央派的责任中央是比较轻了，主要责任还是我这个具体领导，是我派的。工作组也要一分为二，工作组组长责任更大，工作组组员责任就比较轻了。工作组长由你们决定，你们要他回来作检讨。检讨不够再检讨，检讨不够再检讨，检讨十天半个月满可以（掌声），由你们作去。我决不包庇他。我现在包庇他就不对了，工作组员就是一般同志，要犯错误也是一般性的错误，恐怕不必把它提得这么高，这个由你们决定，我只能建议。现在第一期工作组发生的问题，同学们，什么问题啊！他们立即回到外办，外交部立即就变成了群众，他们又要到那里去搞斗争。在工作组，他拿权斗人家，他回到那里呢？他就有斗人家的资格了。形势变化很快，一个人立场没撤除。工作组搞这个材料，搞那个材料。找这个谈话，找那个谈话，他说了就算话啊！他这次作检讨，回去了。一回去了，他变成一个普通干部，他就要贴大字报，要贴人家的大字报。
    工作组撤回去了。我前天找所有的工作组开了个会。我说你们这些同志，你们的工作组搞错了，你们回去要作检讨。检讨完了，你们就回到单位。希望你们还是有勇气发动革命。你们要向那些青年学生学习，勇于揭露错误，勇于冲锋陷阵。你们不要因为在学校里在工作组犯了错误，我回到机关，哎呀，我就谨慎一点，我不要又犯一个错误，我大字报也不贴，意见也不讲，在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悄悄地就过去了，那样不好，在工作组里也可能受到谴责的。一个他回机关，他变成个英雄，很勇敢，一个他变成一个典型的中间派，也不哼，也不哼气，不表示态度。讲赞成我都赞成，你们大家反对，我都反对，随大流，也可能变成一个右派。因为他正在作检讨，你们也检讨不出他什么东西。因为他在这里只有一个月、两个月，他的问题，还在那个原单位。他在那个原单位，工作了十年、二十年，他的错误言语，反党事实，工作的成就在那里才能够解决。他是个好同志，在这个地方是个考验，他要回去作最后的考验。
    我今天问题很多，我觉得有一点意见。就是周总理在这里搞了五天，你们这里几个方面不同意见的人，团结起来，恢复感情。很好地酝酿一个，选一个，认为现在的这个革委会、筹委会不好，或者不适宜了，选一个能真正代表你们革委会，使我们的运动走上正轨。我看你们革委会成立了，马上就叫张彦和他工作组全体到这儿来参加革命，来检讨。你们一通知，打个报告，我马上就叫他来。叫他早上到他就早上到，叫他晚上来他就晚上来（掌声）。不过，我们要求对犯错误的同志根据毛泽东思想，还是讲道理。讲道理让他有发表意见的权利，让他有辩护的权利。因为现在这个人的威风已经打下去了。我已两次见到他了，见到我就大哭。我说你哭，我说你哭也没有多大用处，你光哭也没用。你坦白，老实承认错误，办法就在这个地方，希望还是有的。回来的时候，检讨的时候，革命委员会有组织、有计划地让他把话讲完。
    关于包庇的那个话，我已经给你们说明了那是在运动初期，他还没有犯错误。当初有些人要当工作组刚刚到就要把它赶走。我说这个不行。我们就是要包庇他。斗争中那个火力针锋相对，是讲这个话的。现在看起来，张彦犯错误，已经暴露出来，我就不包庇他了。我再包庇就是错误的了。那时候，讲这个话也不好。所以这个犯错误呀！同志们，怎么办？只好承认错误，没有办法，有什么办法呀？（笑）
    另外有人说，停职反省六个，以后停职反省十二个，这个问题是我们争论之间的一个问题。我在这个地方简单地讲几句话，是六月十三日周总理从外地回来，找我去，还找了其他同志去，他传达毛主席对文化工作的指示，是在周总理家里，在客厅里。我去了，张彦也去了，还有其他人。张彦说，他在十三日五点钟他讲了准备在二外院把张天恩等同志六人停职反省，向我请示了的，说我和周总理点了头的。后来周总理说记不起来了。问我，我也记不起来了。周总理那天还在你们这里讲话，讲了这个事情。后来张彦，他又说他确实讲过，确实我们点过头的。他准备到文委、二外语学院、外办作检讨，把这个事实查对一下。他说是那天五点钟到七点钟开始讲了二外的情况，他准备停职反省六个人，请示总理，请示我，点了头的。我们说我们记不得了。那么他现在是一个犯错误的人了，我们不能说他是犯错误的人，我们就压他，说他是造谣。他核对事实的权力没有，我们核对。就抓了一些参加会议的同志，参加会议的同志说他是讲过，是讲过二外的问题。但讲没讲停职反省六个人呢？他们记不起了。你们没点头，他们也没有注意。你们的头是怎么……哈哈……这个问题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么，我就去看我的日记。我这个日记，对我如果犯了什么错误还可以查对。我查到六月十三日上面记：周总理从外地回来，找我们到新华厅谈，传达毛主席指示，就是这个。就没有讲张彦汇报“二外”就没有这个，就没有讲停职反省六个人，那天，七点半结束了，就到邓小平同志那里去，就没有这个，本本还在。那么第二天记了，14日11点钟找张彦同志到我的家，他详细地讲了你们这里开大会，停职反省12人，张天恩等同志，他们自封为红线，展开了斗争。二外开得很好，这个记得很详细。十三日就没有记，这个案子查不清楚，当然不能拿这个日记本子说张彦撤谎。首先，我看这个问题要交给你们解决，张天恩六个停职反省，停职对不对？（众说12个）又加六个。不要急，你们这么性子急，不好，我还没有讲完吆，他又加六个，12个究竟停得对不对？要不要翻案？由你们决定，是不是？如果有一个人不对，你们就翻一个，两个不对，两个停得不对，就翻两个。三个不对我们就给他翻三个。你们认为12个都停得不对，由你们大多数决定。今天，张天恩他们这些同志有权利为自己辩护，这也是保护少数的问题。张彦他就没有多数，他俩公婆，他俩夫妇，恐怕他俩夫妇也有矛盾，他们孤立到最后一个人。所以还是要给他这个权利，给他查对事实的权利，这就是真正的民主，大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不拿一个多数来压人。准许犯错误，毛主席说这个话，你们把这句话记得是不错的，很深刻。要准许犯错误，要准许改正错误，要准许革命，要准许重新做人。
    我不是说你们这些同志就是不准许犯错误，一犯了错误就不得了，要把他整个死，张彦就是不准许人家犯错误的，一犯错误就整得人家要死，现在他老人家犯了错误，怎么办？（笑）所以物极必反呢，这个暴力就很快的，你看看，特别是在二外作的报告，这个报告我全部都看了，60几页我全部看了，那付神气呀，好大呀！这是个国民党官老爷的神气，这个可以给你们每人一本，刚才有人提出来（鼓掌），很典型的一个报告，非常典型错误的一个报告，多读几遍，把它作为反面镜子，对我们很有好处，我倒不是在这里找张彦的错误，错误很多，性质很严重，耍态度、当官作老爷，整群众、整同志，把运动方向搞错，我特别欣赏。我也不要象他那样搞，我从这点取一点经，我以后不要象他那样搞。象他那样搞，总有一天要落到他那个下场，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天塌不下来，只要你承认错误，广大干部、广大群众、毛主席和中央总是谅解的。
    我讲到这里，回去还有事，我就走了。我下次还要来，我至少要比周总理多来几次，我才对得起同志们（鼓掌）我来要看大字报，要找老师，找被斗的同学谈话，也要找12个人讲话、当家作主是你们，我总想能够有点帮助，什么思想水平，学习毛主席著作，这个问题不如你们，但是犯错误比你们多，这一点就有资格讲话，这点有点本钱，讲点经验，还有很多同学，我着重交代。他们写了信，我都看了。每一个同志的信我没有一一回答，这我确实很忙，有些问题我是一定要回答的，但是这里没有时间，我讲到这里，那么批准我离开了吧。好不好？（鼓掌）你们还是酝酿一整套，成立代表大会，系革委会把这些套成立起来，大会套小会，小会套大会，开始斗争当权派、黑帮，你们认为时间抽得出来，叫张彦和他整个工作组来检讨，就检讨，争取时间，今天揭露他，帮助他，你们通知我，我就叫他来。他在你们这里过了关，还有对外文委，还有外办，然后我们才能给他下结论。还是要把革委会这个问题，在革委会的领导下，这个革委会要包括各方面人，纯粹是左派也是不完全的，左派是定义，现在各有各的看法。我认为我是左派，你是什么左派呀？你犯了那么多错误，你斗过我，你不是左派，我挨过了，我是左派，我又没挨过斗，我也没斗过人，我就是中间派，哈哈，哈哈，不要在这些问题上争，主要是选一个有工作能力的，能代表大多数的，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有人要我讲国际形势，有人要我讲当前的问题，将来有机会、时间，我尽量发表我的见解，即使是错误的，我也还是要勇敢地讲出来。同学们之间不要有界限，特别是我，很关心是你们这些同志之间有隔阂、有对立情绪，伤了感情，我主要是来解决你们的几点意见，由你们去解决，走上朝气蓬勃非常健康的道路。你们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其他学校完全可以到你们这里来学习，现在好几个学校根本开会都开不成，这个当主席，那个把他推下来，他想当主席，比你们这里对立更厉害，选票根本不集中，没有一个多数票的，集中不起来。学校革委会成立不起来，那个没有什么奇怪，大革命，我们长期革命，经常遇到各种情况，总会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这就是消除对立情绪，不是搞折衷主义、搞调和路线。不是这样，我们还需要革命的伟大的团结，我不是替牛鬼蛇神替张彦开脱，今天我讲了话，可能讲得有些是好的，也可能讲得一些话是错误的，你们可以贴大字报，可以揭露，我们总要把自己放在群众监督之下，经常到群众中去，和大家一道，我们工作可能改得好一些。我长期不来，就是一个错误。领导人家，长期不来征求人家的意见，这必然犯错误。好了，检讨也没有办法，检讨到明天上午，会还是要结束的。好啦，就结束了。（鼓掌）

    一九六六年八月六日，江青王任重康生对北京中学生的讲话
    江青讲话：
    我听说你们为一付对联争执不下。我们觉得这样改比较妥当：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
    看一个人，第一要看阶级立场，这是本质问题。第二不要唯成份论，这是指某个阶级的个别分子背叛原来的阶级说的，第三重在政治思想表现，不是表面。那付对联。我不完全同意。道理也讲了，很简单，那种封建术语不能代表新的思想，。我觉得应该少在枝节问题上消耗精力，大敌当前，要对付敌人，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干得很好的！
    康生讲话：
    几个月的运动中，我们年老的人，从你们年青人那里受到很大的教育。同志们的一切革命行动，都是为了坚持毛泽东的阶级路线。你们的一切辩论，一切争论，基本的本质的问题是要不要阶级路线的问题，不是对联这个字或那个字改不改的问题。为什麽同志们这样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是有道理的。过去在彭真。陆定一黑帮统治下实行一条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这条路线是与毛主席的阶级路线相对抗的。同志们提出要坚决地战斗，为无产阶级路线而奋斗，完全是对的。这就是一个伟大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无论大学教育，中学教育，要不要阶级路线这个问题，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你们到处奔走，到处呼吁，到处串联，就是为了这条阶级路线──毛泽东阶级路线而斗争。我对你们很钦佩。
    其次，在过去彭真、陆定一黑帮的反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下，在各类学校里，工人子弟，贫下中农子弟，革命干部子弟，绝大多数受歧视，受迫害，同志们是深受这种迫害的。同志们提出问题来表示抗议，提出坚决反对对于工人子弟，贫下中农子弟的这种迫害的抗议，提出要造反，这是很对的。
    第三，我从同志们的活动中，从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的活动中，感到有个问题。这个问题反映了过去我们共青团工作中有许多毛病，甚至有严重错误。我们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看到有些学校团委瘫痪了，看到北大团委瘫痪了，看到团中央有些人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镇压革命这一方面。彭小猛同志在北大控诉了张承先，是完全对的，是有道理的。同志们起来革命，人大的和其它学校的红卫兵提出要改造共青团，我看这一要求是正确的。我赞成今天晚上要开辩论会。今後如何把我们的共青团改造成真正的毛泽东的共青团，我希望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应该成为改造我们共青团的重要骨干。过去的青年组织涣散，我看有点像“全民团”，就是说有些青年团阶级路线不明显。我希望你们坚持无产阶级路线的红卫兵和"红旗"战斗小组，应该把你们坚持阶级路线的精神彻底贯彻到青年团中间去。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要在文化革命中当先锋，当前要把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同改造你们青年团的任务相互配合，很好地结合起来。你们的任务是很重大的，也是很光荣的。
    同志们，坚持我们的无产阶级阶级路线，坚持毛泽东的阶级路线，但是同时我们应该坚持和贯彻毛主席的阶级政策。阶级路线与阶级政策是分不开的。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坚定地贯彻阶级路线，同时我们要更善於用革命的阶级政策。这个阶级政策，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们，同我们共同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离开了我们这样的政策，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能进行到底。因此，我们希望同志们要拿出很大的，很多的，很深入的力量，去研究毛主席接班人的五项原则指示。我应该说一句，要拿出百倍的，千倍的，万倍的力量，而不要因为研究对联，妨碍了我们研究毛主席的五项原则指示。
    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的头一个条件，要成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就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的拥护者。什麽是马列主义，什麽是毛泽东思想呢？就是要革命，要阶级斗争。同时我们要知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在哪里呢？在善於分析。对每件事情要分析，善於把问题一分为二地来看，就是说辩证地看问题。
    我很欣赏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大附中红卫兵的紧急呼吁书，这些呼吁书是什麽呢？这是毛泽东思想的，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也就是一分为二的思想的。
    毛主席的五条原则的第二条叫做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人民服务，这样一个革命者，他不是为一小撮资产阶级服务，也不是为一小撮宗派主义的小集团服务，是为绝大多数的人民服务，也就是为绝大多数劳动人民服务，不是半心半意而是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这是我们的第二条。
    第三条，真正的左派，真正的毛泽东时代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他们必须善於团结绝大多绝大多数人。同志们。怎样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权？领导权就是要领导绝大多数人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如果没有绝大多数人，领导权就要落空。团结绝大多数人就是要善於团结不同意见的人。对我们的意见他不同意，我们怎样说服，等待，团结他们，甚至他们的意见是错误的，我们也要争取团结他们，不是看到他们的意见与我们不同，看到他们的意见错误就不管他。只有这样，才能逐渐地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团结在我们共青团周围，团结在党的周围，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周围，彻底斗垮黑帮，彻底斗垮资产阶级权威，彻底把教育制度进行革命。
    第四条，就是要有民主作风。没有民主作风就没有真正的群众路线，没有民主作风就不可能团结绝大多数人。这一条，青年同志们要特别注意，要倾听不同意见，不要认为一种意见与我们不同就不愿意听，甚至那种意见是不对的，我们也要听，不对的意见更可以证明我们的意见是对的。要让少数有不同意见的人讲话，要尊重他们的意见，倾听他们的意见，真正实行民主。同志们要记住民主作风和群众路线是分不开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政策的一条原则。
    第五条，就是要善於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点青年同志们要学会。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不容易的，讲起来容易，遇到现实斗争，就不一定能实现的，但它恰恰是推动我们前进的动力，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党的生命就会停止，同时革命就会停止。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就不能真正地很好地进行，我们的观点，路线就不能正确地很好地贯彻下去。
    最後，我同同志们讲，我很赞成拥护你们坚定的阶级路线和阶级观点。同时我也希望同志们要善於去研究，实现这种阶级路线的毛泽东思想的阶级政策。这方面同志们还要多加努力，要把阶级路线同我们的阶级政策密切结合起来。政策是路线的生命，没有政策，我们的路线就不能实现。希望同志们真正把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
    看到同志们朝气勃勃的革命热情，我是很高兴的。我常说，你们这种豪迈气概有一千丈。陈伯达同志给我改了一下说，你们的革命豪杰气概有一万丈。我赞成，我说你们是豪杰气概万丈的青年。
    你们碰到什麽呢？碰到有些工作组是官气十足，是钦差大臣。你们豪迈万丈的青年遇到官气十足的钦差大臣，当然当中发生了矛盾。这些矛盾有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也有的是敌我矛盾，总起来讲是阶级斗争的矛盾。在这一点上，我感谢同志们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育，我也希望同志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真正变成毛泽东时代的红色的革命战士，变成真正的毛泽东时代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变成为正确的，伟大的，光荣的，在毛泽东思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接班人。这是我们对同志们的希望，也是对同志们的要求。
    
    一九六六年八月六日，张春桥接见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大学来京同学时的谈话
    八月六日下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小组成员穆欣受周总理的委托，接见了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及河北大学来京参观的全体同学代表，举行了座谈会。
    张春桥问：是哪几个大学来的？（众答：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大学。）什麽时候到的？（众答：昨天上午十一点。于是，张春桥同志和穆欣同志向代表们互相作了介绍。）
    张春桥说：我们不大了解大家要求谈些什麽？各校不同，都是带着什麽问题来的？
    一个同学说：我们看到北大搞得轰轰烈烈，我们回去以后，究竟应当怎麽做？
    张春桥问：你们看到了哪几个学校？（众答：北大，清华，还有师大）那你们跟我差不多。我是在上海工作的，到这里来开会，文化革命小组开会。我也是看了这几个学校。你们在天津有些什麽问题？
    一个同学说：北大的形势跟天津不一样，北大的道路是不是我们要走的道路？
    张春桥问：你们那里和北大怎麽不一样？（众答：我们那里由学校组织开大会批斗，和北大不一样。北大一次会就斗好几个，我们那里是由革委会组织的……）
    张春桥问：你们的革委会是怎麽选的？（南开大学一个同学讲了自己对革委会的看法。以下又有南大，天大，河大不少同学提了很多问题，递了很多条子。然後，由张春桥同志作了解答。）
    同学们，我想这样，大家到北京来，是来学习的，我们到北京也是来学习的，是一个任务。北京是党中央所在地，而且文化机关比较多，大专学校比较多。这个地方的同学在毛主席身边，他们受到党的教育很多，有很多好的经验，我们来这里交流经验是应该的。我虽然不是北京的，但今天是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来的，所以对同学们表示欢迎。同学们要求总理接见，总理和中央领导同志工作很忙，今天来不了，打电话给我，委托我们来和同学们见面，所以我还要代表总理对同志们表示欢迎。
    先介绍一下我们看到的北京的情况。
    文化革命并不是从现在开始的，如果说是从讨论《海瑞罢官》开始的话，从去年十一月十日发表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发展到批判“三家村”，一直到六月一日北大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广播。这期间，经过了二百天，这二百天里，全国都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大家对国内阶级斗争，特别是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认识更深刻了。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并不是偶然的，它对全国来说不是偶然的。而大字报由聂元梓写出去，可能是偶然的。她不出，别人也会出的。毛主席看了大字报，立即就批了，让中央广播电台广播了。可见，文化革命的烈火是毛主席亲自点燃起来的。从六月一日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开始，北京大学在六月十八日发生了一个事件，即所谓“六·一八”事件。为什麽会发生这个事件呢？因为工作组进来以后，没有领导革命师生进行文化大革命，没有领导群众斗黑帮，而是执行了一条错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运动不是斗陆平，到十日，连个斗争计划也没有，反而订了许多清规戒律，如你们刚才提出的那些情况，这里都有。例如：班级之间不准串联呀，门口也不准随便进呀，校系之间不准往来呀，兄弟院校，工农兵来声援还不让进去等等，同学们耐不住了，自己起来革命，就出了个“六·一八”事件，打了一批黑帮分子。学生里面有没有不太好的呢？有。但那天打人的多数是好的，而张承先却说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那天打了人，戴了高帽子，当然也有一些不太好的同学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如撕破女同学的衣服。张承先借口说，这不是流氓行为是什麽？是反革命事件！六月十八日以前，运动开展的轰轰烈烈。但六月十八日以后，却转过去镇压革命学生，把参加“六·一八”事件的革命学生当反革命来镇压。工作组本来应该领导同学起来斗黑帮，但他们却来斗革命的学生，完全把方向弄反了，影响很大。此后，接连在北京出现了“六·二零”事件，“六·二三”事件，“六·三零”事件……经过调查，都不是反革命事件，是革命事件，性质很清楚了。为什麽有这个事件发生呢？最主要的是工作组不革命，别人起来革命。有的同学打了人，思想负担很重。我们不提倡打人，但已经打了，怎样？只好解放这些学生。当时两派学生斗起来了，其实两派学生都是革命的。被打成“六·一八”反革命的革命同学自己就说嘛，打我们的同学也是为了捍卫党的利益，是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原来对我们没有认识清楚，当成了反革命。这是工作组挑唆的，我们要解放两方面的学生。好人打了坏人活该，好人打了好人是误会，我们不提倡打人，意思是以后不要再打人了。这是第一句话。至於你们怎麽办，你们自己讨论。戴高帽子，我们也不提倡，戴不戴由你们讨论，青年人就是要革命的，他们最富有创造性。他们现在还没有地位，也不是权威；不怕罢官，也不会罢官，因为你们还没有当官，顶多是挨斗，戴高帽子。我看戴戴有好处，挨斗也有好处，这样可以锻炼毅力。平时说是忠于毛泽东思想，轮到自己头上就不行了。你们不想给别人戴高帽子吗？人家也能给你们戴，不怕！
    （有些同学递条子问：扩音器可不可以供同学辩论使用？）我看可以。文化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关。罢官都可以，连校长都可以罢，何况扩音器呢？（天大有的同学提倡：既然工作组撤出，有的单位也有派出帮助革命的学生，调回来怎麽办？）派了学生帮助教职员革命，文化革命委员会有权决定，派人可以嘛！不是外边派来的，是你们内部的人嘛！
    关于怎麽斗？斗谁？由学生民主辩论决定。要解放思想，不要有那么多框框。北大一万五千人的大辩论会都可以开嘛！南大可能多一些，（众答：不多，五千余人）也可以开嘛！
    学生在文化革命委员会中应该占多数，教员就恐怕难教育，他们不大懂得革命，他们的地位跟你们不一样，他们不理解同学。学生不起来，恐怕革命难以搞彻底。
    同学们要求八月十三日主席到你们那里去参加庆祝活动，或者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去，我们可以负责转达。有的同志还要求中央领导同志到你们那里去，现在中央同志正忙于北京的事情，先把北京的问题解决了，取得经验，当然愿意到处去一去。请相信我们能转达就行了。
    关于文化革命委员会，教师和学生的人选，中央没有规定过比例。河北省委怎样规定的，我们不大清楚，你们看怎麽办，可以讨论一下。这个规定是不是可以容许在革命中随时改变，有不同意见可以写大字报，不行就变动嘛！关于代表，绝大多数同学不同意，当然可以撤换。
    （有人问：北京各院校的形势所以是这样，是不是因为北京市委烂了？）这个说法恐怕也不大妥当吧！在上海有些人也提倡上海市委在文化革命中是正确的，所以在上海市委领导下的校党委也应该是正确的。这种论调是错误的。第一，上海市委虽然是正确的，但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第二，更重要的是，即使上海市委是正确的，也不能保证你就没有问题。如果是这样。中央。主席是正确的，那前北京市委怎麽烂了呢？党委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作用，就一定起来革命，如果不革命，就有人来革命。（穆欣同志说：你们还没有闹革命，你们闹嘛！）上面还有很多框框压着你们，现在你们希望我们出来说话，替你们把盖子揭开，我觉得这个办法不好，我希望还是你们出来。中央指示很清楚，你们是主人。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的革命师生，你们是主人，你们起来革命嘛！我们头脑里也不是那么干净，有错误就改。如果你们学校的领导愿意革命，检查错误，也可以一起革命嘛！如果不革命就可以轰嘛，就闹革命嘛！
    （有的同学提出，河北省委，天津市委不来参加学校的斗争会和文化革命运动。）据我了解，子厚同志正在北京开会。省委的一些领导同志，工作一直很忙。如果你们认为有必要，可以贴他一张大字报。
    （有的同学提出：刘子厚同志指示我校斗娄平的时候，让娄平和主席团并排坐着，大家不同意。）我们见到刘子厚我们传达，如果见不到，可以送他一张大字报。
    （有人问：批斗怎麽结合，辩论怎麽结合？）这个问题我不想谈，你们讨论，看看怎麽进行。
    （一个同学提出：北大发动群众的方法是适合全国的，回去是否可以讲？）当然可以。你提出这个问题，反映你们还有框框，还没有起来革命，还没有！你们自己组织起来。你们就说，我们大了，我们现在是大学，不是幼儿园，用不着给我们安排座位。
    （有些同学提出：学校曾经提出中央和省市委的一些领导人，报上没点名。）贴在哪里都可以。一些框框规定，中央从来不知道，不知是从哪儿来的？如果你们对我的讲话有意见，回去可以提。我们在下面的时候常说，如果对我们有意见，都可以写大字报。关于“内外有别”是国务院外办说过，现在没有必要了。总理讲过了嘛，不要用这个约束大家。外国人来，叫他们看好了。无非是我们的大字报，我们在搞革命。
    （有人提出：学校一些党政负责人，不带头写大字报，理由是领导上写了好象是作了结论了。）等你们起来了，他就作不成结论了，谁也作不了结论。别说是党委书记说了不算结论，中央一级同志讲话，不是也有递条子的吗？我们也不强加于人，你还是劝劝他们吧，你说了也不算定了，也不算结论，我们还不一定同意呢！叫他说嘛！你不说话，怎麽站在前头领导我们呢？他说写大字报不是时候，我们说，现在是时候了，叫他贴大字报，我们服从真理，不怕压制，我建议你们在这里辩论一番，交换意见，我告诉你们，提这个问题的领导干部，一定有鬼。
    有些人是不是左派，还要看看。有些人是左派，大家已经看到了，象毛主席，大家已经是公认了。但还有些左派，一部分人不承认，要展开辩论。认识一个人要看一个过程。我们党认定毛主席是领袖，是经过多少年的斗争的。过去也有些人自称领袖，象陈独秀，王明之流，但是大家不承认。我们一些自己认为是左派的同志，还要采取谦虚的态度。是不是左派，要看我们的（行动）。这样有益于取得群众的信任，绝不能自己称王称霸。
    （天大有人问：如果有人骂左派，贴大字报说你是“蠢驴”等等怎麽办？）那你也给他写大字报，你们千万不要说自己是左派。你们要团结多数。
    （天大有人问：调查材料时，受到人事部门，组织部门阻扰怎麽办？）革命委员会真正把权力抓在手里，是可以调查的。问题是现在还没有动脑子，你们还要想一想，怎麽闹革命，权不在你们手里！又有委员会，又有代表，他们不代表你们，你们可以选一个委员会嘛！（穆欣同志插话：印把子还没有在你们手里）如果你们不知道革命怎麽闹法，你们还是研究一下。中国共产党从十二个人的代表会一直到进北京，新中国成立。革命怎麽闹法，不能叫领导小组出主意。
    给你戴了高帽子，你还革命不革命？是共产党，共青团员，开除了你的党籍，团籍，你还干不干革命？有人提出对市委有意见，你们既然可以到北京来，就不可以到天津市委吗？你们对市委就毫无办法？我这可有点煽风点火了。
    我今天谈的是一个精神，具体的话我不保险，具体的事情，我还不大了解。总之，从领导上说要放手反动群众，怕这怕那，统统是错误的。从同学来说，你们自己要做主人，自己起来闹革命，自己解放自己。你们不是都会唱《国际歌》？《国际歌》的基本精神，就是号召群众起来自己解救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党中央，毛主席的方针是明确的，党中央和毛主席站在你们一边。你们有个最大的支持着，就是毛主席！你们提了很多问题，你们只要掌握了这个精神，在革命实践当中，在向困难斗争当中，去想办法。智慧是在革命斗争中出来的，一个人的聪明也是在革命实践斗争中产生的，有了困难，要想办法解决，没有什麽可怕的。只要有障碍，我们革命前进中的资本主义的东西，封建主义的东西，都要彻底揭露批判！统统打倒。没有任何人阻碍了我们。只要有这种革命精神，办法就可以想出来。你们想的办法会比我们讲的办法更好。我给你们想的办法不一定好，一革命，办法就有了。
    最後，请代我们向学校的革命师生问候！

    一九六六年八月，林彪关于工作组问题的讲话
    派工作组本身是方向路线性错误，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工作组在某些负责人的错误领导下，一般地贯彻了“排除干扰”、“捉游鱼”，挑动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的错误路线。
    工作组有几种情况：少数对上边这条路线有所抵制，但也给运动增加了种种清规戒律，束缚了群众的手脚，程度不同的犯了右倾的错误。
    另一种是忠实地执行了这条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
    最甚的是发展了这条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疯狂地镇压革命群众，有意把一些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这些人是政治扒手，这些工作组当权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分子，他们与所在单位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勾搭搭，采取联合行动，制造种种事件。对这些必须进行坚决斗争，对其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要彻底批判。
    有些虽然撤了工作组，但其错误并未加以彻底批判，甚至由于某些人的阴谋，根本未加批判，那里的群众还未真正发动起来，打成“反革命”的同志还未平反，这些必须立即从根本上改变。
    是不是每个工作组成员都是不革命的，是反革命的？每个工作组都有右派分子？要进行阶级分析。从总体看多数还是革命的，不同程度的犯了错误，极少数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反革命分子，是不是黑帮分子要听听那些受害者的控诉，要看本单位群众的揭发，由那里群众决定。派工作组及工作组所执行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必须批判，一切流毒必须彻底肃清。
    
    一九六六年八月七日，陈伯达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大字报拥护毛主席的大字报
    陈伯达
    完全拥护毛主席八月五日写的一张大字报。一个共产党员在大的政治斗争关键忘记了群众，忘记了阶级分析，看不见阶级大变动的新动态，进行镇压群众，就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同无产阶级政党的方针政策，背道而驰。这样做，不是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引向胜利，而恰恰会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引向失败，引向资本主义复辟。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把党的领导从最近一两个月的错误路线引向到无产阶级的正确路线上来，这是党的伟大胜利，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同时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马克思曾经说过：社会主义革命可能由德国首先发动，而由法国来完成。但没有实现。列宁也设想过，社会主义革命可能由俄国首先发动，而由德国、法国、美国来完成，但也没有实现。现在的历史可否说明社会主义革命由俄国首先发动，而由中国来实现呢？看现在修正主义苏联篡军、篡政、把苏联引向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那里从革命走向反动，走向对列宁斯大林的背叛。难道这不象人们所说的国际希望在中国吗？
    看种种因素，最关键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确实是这样。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我们这样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不能使我们新中国在世界上建设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模范国家。
    现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扫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在我们社会主义道路上的障碍，让毛泽东思想能够为最广泛的群众所掌握，再而变成更宏伟的力量。我们相信能够做到这样，中国的伟大成就将进一步象翻山倒海地激醒全世界。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
　　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
    （一）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
    （二）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的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三）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实际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四）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斜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的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作法是正确的，那些作法是不正确的。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当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搞成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八、干部问题
　　干部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
    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
　　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十、教学改革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在各类学校中，必须彻底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
　　在进行文化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必须把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同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结合起来。
　　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
　　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
　　文革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
　　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给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的思想。
　　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十五、部队
　　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各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各级党委，要遵守毛主席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林彪关于干部路线问题的谈话
    八月十日上午，林彪说：
    军队的干部中，有些人太落后，又不改正错误的要罢官。我们不能有腐败的干部政策。
    看干部，首先要看他是拥护毛主席的，还是反对毛主席的；是不是突出政治；革命干劲是不是高。要看到主流和支流。
    要注意，不要迷失政治方向。拥护毛主席的，突出政治的，是头号的大好。不然的话，就是头号的大坏。其他都是中好中坏，小好小坏。到底那一条是第一位，那一第是第二位，这是两种干部政策。一种是注意小节，不注意大节；一种是也注意小节，主要是注意大节。有的干部小节不那么好，但是拥护毛主席，突出政治，有革命干劲。还有一种干部，小节毛病不多，没有什么男女关系问题，人缘也好，是和事老，他也不偷鸡摸狗的，但是他反对毛主席，反对突出政治，如果用这种干部，我们的军队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军队。我们的干部政策，要注意大节。
    干部政策就是不要和事老。所谓人缘很好，就是工作中怕得罪人，我们不要选这种干部。我们要拥护毛主席的，突出政治的，有革命干劲的好干部。这是方向性的问题，我们的军队按照这样作是一种面貌，否则就是另一种面貌。
    对于小节，有错误的人，为了用他，就要批评他，就要帮助他。玉不琢不成器，能认真改造，就大大地欢迎。要按主席的五条标准办，要用他，就要批评他，这是对他的信任。用他，他就一定要改，不改，就无法用。要把好人，能办事的人，拿到领导机关来。
    今后我们的干部政策应该是，谁反对毛主席，就罢谁的官；谁反对突出政治，就罢谁的官。不管他有天大的本事。这是我的话，请你们向军委常委报告，看看有什么意见。这个要到军队中去讲，这是方向性的问题，要把这个精神贯彻下去。
    两种政策，两种路线。一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有革命干劲；一种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突出政治，单纯军事观点、技术观点，谨小慎微。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军队变成萎靡不振的军队。对犯错误的干部，能教育的要教育，能争取的要争取，不可救药的罢官。
    干部政策要注意，请杨成武同志注意一下这个方向的问题，请好好和立清（即徐立清同志）谈谈。现在我们解放军地位那么高，干部不要再出乱子。军队干部中再出反对毛主席的人，是最大的耻辱，要坚决按主席指示的五条接班人的原则和我们讲的具体意见来办。
    委托×××同志好好把《解放军报》搞好。《解放军报》搞好了，部队突出政治了，抓好了这一主要环节，全面工作就带动了，主席思想就挂帅了。
    去年冬天，我提出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时，梁必业加进了几句话，他提出政治落实到战备，这是错误的，战备不能和政治相提并论。
    八月十日下午，林彪说：
    干部有几种。一种干部，他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拥护毛主席，突出政治，有革命干劲，但是小节有毛病，有缺点。一种干部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反对毛主席，不突出政治，没有革命干劲，但是小节方面没有什么问题。这两种人之中，应用那一种？要提拔第一种人，不用第二种人。对第二种人教育不改的、不可救药的，要罢官，大大的罢官。这样做，就使我们军队有朝气，有强大的战斗力，不能把我们的军队变成庸俗的腐败的军队，不能把我们的军队变成北洋军阀的军队，当然，第一种人中间小节方面有毛病的，也要批评，要他改变，批评他是为了用他，信任他。
    还有一种干部是全材，大节也好，小节也好，当然很好，但是全材是不多的。
    要通过这次运动，全面地审查干部，该升级的要升级，该罢官的要罢。我们军队干部如果再出现反对毛主席的，就是最大的耻辱。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十期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个文件，是在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下，科学地总结了近几个月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的经验而制定出来的。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这个决定一定会把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这个决定正确地分析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形势和任务，制定了党在这场大革命中的方针和政策。
    决定说，“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毛泽东同志在十年前我国基本上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就英明地指出，“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在我们党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逐步解决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在意识形态方面谁战胜谁的问题。
    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夺取领导权的斗争。
    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场文化大革命，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一方面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方面要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这是一场极其激烈、极其尖锐、极其深刻的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是我国防止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阴谋和实行“和平演变”的斗争。这是关系我们伟大祖国前途的斗争。
    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正如决定中所指出的，第一，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第三，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现在，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片大好形势。它反映着我国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欣欣向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各阶级，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动。在群众运动真正起来的地方，轰轰烈烈，势如破竹。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投入了革命的洪流，一个一个的资产阶级反动堡垒被冲垮。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主流。但是，应当看到，运动的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许多地方和单位，还处在似动未动或者比较冷冷清清的状态，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有完全揭开，或者根本没有揭开。有些地方和单位，出现了曲折，出现了反复。那里的负责人，或派到那里的工作组的负责人，犯了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这些负责人，对贴大字报批评他们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的那一个负责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围攻革命左派，压制革命的群众运动。当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经过曲折和反复，运动就走上了更加热烈更加健康的道路。
    我们党的任务，就是要敢于领导这场大革命，善于领导这场大革命。党的领导的决定性的关键，就是“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同对待其他革命运动的态度一样，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是能不能领导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标志。
    这个决定贯串着的精神，就是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不要怕出乱子。那些“怕”字归结到一点，就是怕群众。任何人如果不去掉“怕”字，就不能领导这个革命运动，甚至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起来革命。要让群众在革命斗争中，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做法是正确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确的。革命秩序，是不能够用预先划什么框框的办法制造的，而要依靠群众根据自己斗争的经验来建立。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有一些同志忘记了这一点。他们总是迷信自己高明，而不相信群众高明。其实，只有广大的群众，才真正高明。群众能教给我们许多事情。我们必须听从他们，学习并了解他们的经验、愿望、批评，集中起来，确定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总和，再作为政策交还给他们。如果不向群众请教，任何领导人就什么知识也没有。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涌现出了许多新事物，象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等，都不是任何人凭空想出来，硬加在群众头上的，而是群众在文化革命运动中自动地创造出来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总结了群众的经验，在这个决定中肯定了它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这些新事物的出现，最初并不被人重视，甚至遭到压制和攻击。
    对待新事物采取什么态度，也就是对待群众的态度，对待革命的态度，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态度。
    毛主席精辟地指出，“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这种人难道我们遇见得还少吗？这些只会循着常规走路的人们，老是对于人民的积极性估计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现，他们总是不赞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输，做一点自我批评。第二种新事物出现，他们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以后各种新事物出现，都按照这个格式处理。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
    有一些同志存在着很大的危险，就是热心于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他们比起那些无名小卒，那些敢闯的小将，在政治思想水平上落后了一大截。但是，他们把自己看作是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他们只习惯于包办代替，习惯于发号施令，习惯于使群众冷冷清清。他们往往从脱离群众、害怕群众发展到反对群众、压制群众。他们往往在革命的风暴面前吓得发抖，不知所措，而当他们惊魂稍定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要把革命运动拉向后转。他们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压迫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经验已经证明，各单位的文化革命工作，要靠那里的群众自己来进行，不能由上级机关包办。在一般情况下，不要由上级机关派工作组。上级机关派出联系的人员，都不要有“钦差大臣”的派头，不要“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听到一面之辞，就先入为主。要诚诚恳恳地接触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多看，多问，多听，多想。
    在这样空前规模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中，怎样才能实现党的领导呢？那就要各级党的组织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行动指南，认真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决抵制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同广大群众共命运，同呼吸，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有的同志把党的领导同放手发动群众对立起来，这是很错误的。
    要正确地放手发动群众，就要把党的政策交给群众。这个决定的公布，使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各项政策，都直接同群众见了面，这就更有利于放手发动群众。
    在运动中，要让群众彻底揭露那些还没有暴露、或者还没有充分暴露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彻底批判他们，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这就要求首先抓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力求抓得准，揭得透。
    群众完全懂得，要积极地争取那些动摇不定的、认不清楚大是大非的中间派。当然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在本单位贴大字报，可能点了他们一些名，这是难免的。只要不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同时，也允许他们贴大字报为自己辩护，那就不会伤害他们，并且会促使他们进步。我们相信，在运动的过程中，会有一些中间派变成左派。
    依靠左派同广泛发动群众，更是一致的。只有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左派，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在斗争中，要不断提高左派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帮助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一定要有一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非常革命化、非常战斗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即坚强的左派队伍，才能取得这场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林彪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的讲话
    昨天，主席要我和同志们见面，认识一下。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同志们经过紧张的劳动，你们的工作碰到了困难，有很大的困难。运动开始蓬蓬勃勃、轰轰烈烈，中间泼冷水，泼下去了。毛主席又把局面扭转过来了，不然，文化大革命就会夭折、中断，资产阶级就会占优势，我们就要打败仗。现在重整旗鼓再进攻，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改变人的灵魂，把旧思想打垮。
    思想改造、思想斗争是长期的，但中间应有大战役，大战役和小战役结合，正规战和游击战结合，总攻击与战术斗争结合，这次是大战役，是总攻击。今后若干时期，还要出现大战役，大战役和小战役结合打到底。资产阶级思想存在一天，我们就要战斗一天，这个任务不是简单的，不是临时任务，不是短时期能够结束的。十六条讲：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不是临时的，要长期存在，这种提法是正确的，正确的估计到斗争的长期性。这是一个长期任务，要连续打几仗，不是一个战役性的总攻击就能解决问题。战术性的战斗，每个时候，每个地方，每个问题上都有的。
    修正主义国家不可能把文化革命作为专题，作为大事。我们毛主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专题，作为大事，作为一个战略任务，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创举，是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的。几千年剥削阶级的统治，旧思想深入人心，影响是很不简单的，不是一下子所能解决的。
    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改造人的灵魂，很不简单。没收资本家的财产容易，改造人的思想、改造人的灵魂是不容易的，需要经过大震动，象这次是氢弹、原子弹，震动人心。要在运动中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打倒，要使他们威风扫地，要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大家动脑筋，在灵魂上大震动，彻底打垮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建立无产阶级权威。在这种基础上再改变一种缓和的形式，进行经常工作。质变的形式和量变的形式，革命的形式和进化的形式交替进行，相互渗透。毛主席是统帅，你们是作战员，进行全国的大战斗，任务很大。
    社会主义革命如何革法，是一个大问题。反帝反封建我们熟悉，社会主义革命是新问题，触及每个人的灵魂，彻底废除私有制度，消灭三大差别，非一朝一夕之事。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即使我们现在所说的三大差别消灭了或减少了，也一定会出现新差别，新矛盾。
    我们不是单纯从思想着手，一方面从物质着手，发展生产，提高技术；一方面从精神上着手，改造人的思想。生产力主要因素是人。发挥人的因素，就要改变私有观念，提高人们对社会的责任感。这事，一句话可以说完，做起来要经过反复，经过无数次斗争、批判、表扬，在整个思想战线上进行大的斗争，才可能把人改变过来。斗争通过许多低级阶段，达到高级阶段。两条战线：物质战线，精神战线。我们文化革命小组，就是搞这条精神战线的。我们从两条战线向前进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在两条战线上前进的总火车头，我们象火车一样在两条轨道上前进。不要象修正主义国家只搞物质，那就必然倒退，必然复辟，非出修正主义不可。我们一切工作要由毛泽东思想领先。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这一精神战线抓住不放，要把这场战斗顽强打到底。脑袋里打了胜仗，物质上才能打胜仗。这绝非小事，是大事。
    你们这些同志，这几个月起了作用，今后还要起更大的作用。当然泼冷水泼下去了，靠毛主席扭转过来了。不然大山压下来顶不住，大石头挡住通不过。
    我是打仗的，对毛泽东思想拼命想学、想用，但是了解很少。毛主席说：破旧的思想，用新的思想来代替。新的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我们要大学大立毛泽东思想，因为它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最高水平的马列主义，是能改造人的思想的马列主义。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才能有统一的行动。七亿人口的大国家，没有统一的思想，还是一盘散沙。张三一篇，李四一篇，不能统一全国的思想，只有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才能把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起来。苏联没有把列宁主义思想灌输到人民中去，没有统一的无产阶级思想，是大错特错，必然向资本主义倒退。我们不要再犯这个错误，要把人民的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统一起来，变成全党的指南，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中国封建统治用孔孟之道来巩固了它的政权，资产阶级有他们的思想体系巩固他们的政权。我们要用代表我们无产阶级利益、人民利益的新思想体系，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体系，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用毛泽东思想体系，来驳倒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毛泽东思想体系代替他们的思想体系。
    我们文化革命小组，我们全党，一定要把主席思想传播开去。在部队里百试百效，那里学的好，就出好人好事，战斗力加强，工作就搞得好。那里学得不好，工作就减弱。现在要把毛泽东思想变成全国人民的财富，大破旧的思想，打掉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威风，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就是树立毛泽东思想。在部队中这样做，大见效果。拿到全国人民中，也大见效果。过去中宣部不让印毛选、语录，他们是大错特错的。陆定一、周扬还有下面许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不想革命，也不让别人革命，他名义上是共产党员，实际上是反共分子，名义上是革命者，实际上是反革命分子。不少人不能正确地评价主席思想，认识主席思想的伟大。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最伟大的天才，有最高的革命责任感，最现实的革命精神。毛泽东思想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是无产阶级最高的理论，是世界上无产阶级最高水平的著作，是我们有史以来最高水准的著作。我们不以此为武器，为动力，不重视，就要犯大错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些人不重视这一点，就是很大的错误，如同苏联人民丢掉列宁主义一样。
    要使我国强盛起来，繁荣起来，毛泽东思想是最根本的因素，这样干下去，干几年，就会有很大效果，如果几十年，一百年，就可以站到世界最前列。如果搞的不好，就可能后退，从先进变成落后。我们要很自觉很有意识地掌握这个武器。现在鱼目和珍珠混在一起，必须把鱼目和珍珠分开，把珍珠给工农群众，免得人民见不到文化，见不到光明。鱼目混珠，让他们自己挑选有困难，我们现在要告诉他们，毛泽东思想就是珍珠，大家要负起这个责任。
    总之，一句话，大破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要把我国变成强盛的国家，要搞物质建设，又搞精神建设，并且用精神建设带动物质建设，而在人民群众中广泛传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就是我们进行的精神建设。这种精神建设，如同总的火车头带动火车在轨道上前进。
    要贯彻执行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还有很大的阻力，很多斗争。这是阶级阻力。阶级斗争，阶级碰到阶级，反动阶级有很多代表人物。要前进就要战斗。每一步的前进，就要经过一场战斗。每一步的前进，都要粉碎阻力，才能继续前进。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在北京举行。
    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进行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出席了会议。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同志，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首都高等院校革命师生的代表，列席了会议。
    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全会讨论和批准了一九六二年九月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关于国内和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
    国内
    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当时的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再一次强调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这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南。近四年来，我国人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指引下，展开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人民公社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全国到处是一片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正在出现新的全面跃进的局面。
    我国的国民经济正在持续地健康地向前发展。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已经胜利实现。从今年起，开始实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在工业战线上，不但产品的数量，而且品种，质量，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在农业战线上，连续四年获得了好收成。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三次核试验的成功，集中表现了我国科学技术和工业发展的新水平。
    近几年来，在全国的农村、城市和军队，广泛地展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现在，一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我国兴起。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活学活用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开创了劳动人民直接掌握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纪元。
    全会完全同意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完全同意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两个文件，是在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是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在农村和城市，应该继续按照这两个文件，结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四清”运动，也就是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
    全会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近四年提出的一系列英明决策。这些决策主要的是：
    关于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发扬群众路线的革命传统的问题，
    关于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
    关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号召，
    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
    关于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问题，
    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体系和布局的问题，
    关于全党抓军事，实行全民皆兵的号召，
    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规划和部署的问题，
    关于人民解放军和工厂、农村、学校、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都应该成为一个革命化的大学校的号召。
    全会强调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当前我国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全会认为，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关键在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就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要敢于革命，善于革命。不要怕出乱子。反对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包庇右派，打击左派、压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制造许多框框，束缚群众的手脚。反对做官当老爷，站在群众头上瞎指挥。
    要热烈支持革命的左派，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全会认为，毛泽东同志在近四年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问题，大大加快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胜利，对于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防止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我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积极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保证我国将来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国际
    八届十一中全会认为，当前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形势是大好的。当前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各种政治力量正在经历着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尽管国际形势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曲折和反复，但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总趋势，是改变不了的。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对革命群众的残酷镇压、疯狂进攻和收买欺骗，都不能挽救他们灭亡的命运，相反，只能进一步地促进各国人民的革命觉醒。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所进行的反人民反革命的活动，正在促进各国人民的革命活动。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貌似强大，实际上是很虚弱的。从长远看来，他们都是纸老虎。
    苏共新领导集团，继承赫鲁晓夫的衣钵，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他们的路线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维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在社会主义世界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苏共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伟大的列宁，背叛了伟大的十月革命的道路，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事业，背叛了伟大的苏联人民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利益。他们咒骂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其实，他们所攻击的恰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正在联合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结成一个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反中国的新神圣同盟。可是，这种反革命的神圣同盟，是注定要破产的，现在已经陷于分崩离析。
    全会认为，近几年来，我们党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所进行的全面的公开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是一个纲领性文献。在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下制定的这个文件，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九篇评论，《评莫斯科三月会议》，以及林彪同志《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文章等等，对当代世界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分析，是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全会认为，要反对帝国主义，就必须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决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对于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必须划清界限，坚决揭露他们工贼的真面目，不可能同他们搞什么“联合行动”。
    全会指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全会热烈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正义斗争，支持全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全会最强烈地谴责美帝国主义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罪行。全会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的《告全国同胞书》，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打到底，直到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最后胜利。全会完全同意我党中央和我国政府同越南方面商定的关于援越抗美的一切已经采取的措施和将要采取的行动。
    全会强烈谴责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在越南抗美斗争的问题上，执行假支持、真出卖的反革命两面政策。
    全会认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共同敌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美帝国主义，必须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奉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中，进行分裂、破坏和颠覆活动，积极为美帝国主义效劳。他们当然不包括在这个统一战线之内。
    我们一定要联合世界上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人们，把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进行到底。
    我们一定要同全世界一切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道，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把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推向前进。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八届十一中全会强调指出，全党全国大学毛泽东同志著作，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全会认为，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展开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进一步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是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我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最可靠、最根本的保证。对毛泽东同志著作，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普遍适用的，应当进一步在全党全国推广。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我们的党，是毛泽东同志缔造和培育的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我们的党，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有认真的自我批评精神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我们的党，是经历了历史上最激烈、最艰苦、最长期、最复杂的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国家是伟大的国家。我们的军队是伟大的军队。我们坚信，在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军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和障碍，一定能够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一定不辜负世界革命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八届十一中全会号召全国工人、人民公社社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师生、科学技术人员，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诸方面来的阻力，克服困难，克服缺点，克服错误，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我们一定要有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敢于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我们一定要把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建设好，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一定要百倍地提高警惕，防止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的突然袭击。如果它们胆敢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七亿中国人民，就一定要打断侵略者的脊骨，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它们消灭掉。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关于第九次大会的问题，恐怕要准备一下。第九次大会什么时候召集的问题，要准备一下。已经多年了，八大二次会议到后年就十年了。现在要开九次大会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现在要准备，建议委托中央政治局同它的常委会来筹备这件事，好不好？
    至于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过去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跟革命教师是抵抗的，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但是，究竟这个决定能不能实行，还是要靠我们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各级领导去做。比如讲依靠群众吧，群众路线，还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依靠，一种是不依靠；一种是实行群众路线，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都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这样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的保证。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议以及公报的实行。
    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林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已经胜利地结束了。这一次会议，从头到尾都是主席亲自领导的。今天，主席又在会议上对我们作了极为宝贵的指示。这次会议解决了重大的问题。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革命进行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了这一个革命，使之停顿下来，中断下来，倒退下来。在这种危险的时候，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文化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打垮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除了物质的发展外，精神上、思想上得到健康的发展。今天又把组织机构解决了，保证了我们今后工作能够更加落实。
    现在如果是没有别的问题，就宣布散会。（鼓掌）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
    今天开会议论一下中央全会的传达问题，工作部署问题，文化革命问题，干部问题。我先讲两个问题。
    一个是文化革命问题。
    前天晚上我同主席谈军队的文化革命问题，主席叫我向大家讲一讲，供地方工作参考。
    现在军队里师级以下的单位，只搞正面教育，宣传文化革命的意义，学习文件，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批判和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军级以上机关，则发动群众搞大民主，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搞文化革命，大体上准备搞三个月。同时，在运动中解决机关的精简问题。过去我们提倡四轻四重，主要的是机关轻，连队重。但是，机关还是很大。主席说，地方上也要注意这件事。
    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思想革命，就是大破一切旧思想，树立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的头脑，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业务，带动经济建设，带动各项工作。
    从思想的形成过程来说，是从客观到主观，从实际到思想。从办事情的过程来说，倒过来，是从主观到客观，从思想到实际。在实践中，又不断地丰富了主观，丰富了思想。要做好工作，首先要搞思想革命，即先搞主观世界，动员人的积极性。主席说的思想领先，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必须认真搞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苏联没有搞，所以革命失败了。我们就要搞。要大搞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用无产阶级思想代替孔孟之道，代替资产阶级思想，代替一切旧思想。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反革命复辟，防止反革命颠覆。这方面的工作一削弱，资产阶级复辟和颠覆的可能性就要增加。
    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革一切旧思想的命，就是改造人的灵魂，就是要做到人的思想革命化。只有在人的灵魂改造、人的思想革命化的基础上，才能保证充分发挥人的革命积极性，才能使人变成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不然，就会使人变成低级的人，没有道德的人，庸俗的人，唯利是图的人，变成苏联社会出现的那种追逐名利、道德败坏的人。
    没有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道德，就必然是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道德。我们应当大破旧思想、旧道德，大立新思想、新道德。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措施。
    我们许多同志，容易埋头于粮、棉、油，还有钢铁、煤炭的指标，而忽视政治思想。其实粮、棉、油、钢铁、煤炭，怎么才能上去呢？只有把人的思想面貌改变过来。每行每业，如果都由我们想办法，不行，我们没有那么多办法。我们应该抓政治思想革命，从思想解决问题。把群众从思想上武装起来，动员起来，群众起来了，就会有办法了，亿万人思想革命化了，一切办法都会有了。这是我们党领导我们国家由弱到强，由落后到先进的根本办法。
    毛主席说，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是一个伟大的唯物辩证法真理。这个真理既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又符合自然、社会发展的规律。掌握了自然、社会发展的规律，就是掌握了正确的思想，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把思想传播给群众，就能把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把毛泽东思想这一个伟大的精神力量转化的物质力量，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根本保证。否则，我们就会变成修正主义。我们一定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打倒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发挥群众的智慧，把人的精神面貌改变过来。
    思想革命不是一个大运动能彻底解决的，但是必须要有一个大运动，才能把资产阶级的威风打倒，才能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权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具体的做法是坚决按照十六条办事，字字句句都要按中央的决定去做。
    这次文化大革命触及每个人的灵魂，党政军、工农商学兵，三里五界都是我们斗争的领域，十六条是我们具体的行动纲领。
    不要重复压制群众、围剿左派的错误。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坚定地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冲破一切阻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要走过场，干脆大闹几个月，弄得人们睡不着觉。这一次一定要大搞，这是破旧立新的重大战略措施。
    第二个问题，是军队的干部问题。
    这个问题我有些想法，报告过主席，主席也同意，叫我来向大家讲讲。
    对待毛泽东思想有两种人：
    一种人拼命学毛泽东思想。有的人学得好，挨打击。因为那时候管思想的最高机关中宣部，陆定一那一帮人，上边还有根子，反对学毛泽东思想，他们污蔑学毛著像吃宣威火腿，天天吃就腻了。污蔑立竿见影，说没有太阳，就见不到影子。甚至恶毒攻击，胡说什么现在学毛著好的人将来打起仗来，都是汉奸叛徒。这些黑帮对毛泽东思想充满了敌视，仇恨。
    一种人不学毛泽东思想，处于落后或中间状态。
    对待政治思想工作，也有两种人：
    一种人重视政治思想工作。
    一种人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甚至捣乱。
    我们的干部在对待工作问题上，也有两种人：
    一种人有干劲，工作有成绩，但是性情急躁，得罪人不少，运动中大字报最多，过不了关，大家群起而攻之，要求罢他的官。
    一种是老好人，什么事情也不做，什么斗争也不参加，谁也不得罪，人事关系搞得好好的，选举的时候能够得全票，运动中贴他的大字报也很少。
    所以我们对干部，要来个全面考察，全面排队，全面调整。我们根据主席讲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原则，提出了三条办法，主席同意了。
    第一条，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
    第二条，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捣乱的，同文化大革命捣乱的，罢官。
    第三条，有没有革命干劲。完全没有干劲的，罢官。
    这三条，同主席的五条原则是完全一致的。我们要按主席的五条和这三条，特别是第一条，作为识别、选拔和使用干部的标准。
    这次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的调整。那些犯了错误甚至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只要他们接受教育，坚决悔改，还可以在今后工作中继续考验他们。至于那些不可救药的，就坚决罢官。不这样，就打不破死气沉沉的局面，一旦有事要搞颠覆活动的就是他们。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我们的政权究竟是掌握在什么人手上？是掌握在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手上，还是掌握在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手上？这是一个严重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经不起战争的考验。经不起反革命颠覆的考验。只有组织机构革命化了，我们的党才能经受得住一切考验。在干部问题上，只搞思想革命化，不搞组织革命化不行。该升的升，该降的降，该留的留，特别是关键的岗位上，不能埋下颠覆的种子。不然，在组织上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
    组织问题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之一，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一切方针路线就不能贯彻。毛主席常讲：出主意，用干部。一个是办什么事，一个是什么人去办，这两个缺一不可。“人存事兴，人亡事废”。用干部就是组织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一定要用可靠的人，要用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现在人多得很，为什么不用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很多，青年学生中就有很多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现在团中央的许多人，不如十七、八岁的青少年。为什么不用青少年？当然，有些人也可以照顾使用，但是他们不能成为工作中的骨干。
    政权是革命的根本问题，组织问题就是政权问题。
    历史唯物论的根本原理就是历史是人创造的。人是最重要的物质，人是一切物质中发展起来的最高物质，人是能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是同大自然斗争的力量，也是进行阶级斗争的力量。历史是人创造的，没有人就没有历史。历史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而人，劳动人民，是社会生产力的第一要素。没有人，没有劳动人民，就谈不上社会生产力和它的发展。所以，历史就是劳动人民的历史。
    在阶级社会里，人是阶级的人。爱什么，恨什么，都是有阶级性的。所以我们要重视人的政治思想工作，不发挥人的积极性，是不能推动历史的发展的。
    修正主义国家不重视，也不可能重视人的政治思想工作，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我们要极度重视人的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主要是发动群众的力量和智慧，解放生产力，依靠群众去创造历史。否则，单纯军事观点，单纯技术观点，单纯业务观点，不发动群众，只自己单干，那就是少数人创造历史，不是群众创造历史。把我们整个机构来个革命化，才能更好地发挥群众力量，才能更好地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斗争，才能轰轰烈烈地、干劲十足地做好各项工作。政权如果不掌握在革命分子手里，就会蜕化变质。
    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但是要力求减少错误，依靠主席，依靠常委同志，全体同志，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以主席为轴心，我们做磨盘，一切按主席指示办事，不能有另外做法，不能有两个方针、两个司令部，不能以想当然代替主席的想法，不能唱对台戏，要一元化，紧跟主席。主席处理问题，有全盘考虑，高瞻远瞩，还有他的想法，有很多想法我们是不了解的。我们对主席的指示要坚持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主席的指示。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群众的智慧。就是依靠领袖和依靠群众。要相信主席的天才、相信主席的英明、相信主席的智慧。一切请示主席，一切遵照主席的指示办事。大事不干扰，小事不麻烦。我们就是这样去做，有时也免不了要犯错误，跟不上主席思想。怎么办？办法就是朝犯夕改，不坚持错误，随时修正错误。主席是世界的天才，我们同他比较差别很大，错了赶快改。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但是，现在主席和中央既已决定了，我只好顺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
    主要问题是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坚决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社论，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运动；提倡文斗，不要武斗。
    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十万人大会，把凶手抓出来，惊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团中央改组，原想开会改组，现在看不准，过几个月再说。急急忙忙做出决定，吃了很多亏。急急忙忙派工作组，急急忙忙斗右派，急急忙忙开十万人大会，急急忙忙发呼吁书，急急忙忙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为什么反对不得？我出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有些问题要快些决定，如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文化大革命。他上街就上街，写大字报上街有什么要紧？外国人照像就照像，无非是照我们的落后面，让帝国主义讲我们的坏话有什么要紧？！

    二、研究资料
    
    众说纷纭解玄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研究评析

                              ·何云峰·

    
    毛泽东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在武汉写给江青的信，语言隐晦，内容深奥，内涵
丰富，意味深长，历来是史家们研究“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思想活动必不可
少的重要文献。自从它公布以来，人们对它的理解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作者
就２０多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此信的研究成果，作一简要综述。不当之处，还望学界
同仁批评指正。

    
    一．研究概况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之前，对毛泽东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致江青的信的研
究，几乎是一片空白，之后，对毛泽东这封信的研究逐渐起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研究开始出现深入的趋势。但总的来看，还是远远不够，突出表现在研究毛泽东
致江青信的专题论文太少，只有几篇，主要包括
    金春明的《一篇奇特的自我解剖》

    胡为雄的《自我解剖的奇特还是自我信心的显溢》
    许全兴的《毛泽东在接班人问题上的踌躇》
    辛鸣的《过分清醒的现实主义》
    刘林元的《决战前的忧虑和不安心态的坦露》等。
    其它的研究成果散见于一些研究论著或者相关论文中，其中，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
    李君如的《毛泽东与当代中国》、
    陈东林的《毛泽东诗史》、
    陈明显的《晚年毛泽东》、
    逄先知和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
    等论著都对毛泽东的这封信进行了比较具体的分析和研究。对于毛
泽东信中的某些论断、提法进行研究的就更多了，在此不一一赘述。

    
    尽管研究成果不是很集中，但学者们对毛泽东这封信的重视却是共同的。
    王年一在他的大作《大动乱的年代》中，极为看重毛泽东致江青的信。他声称：如果说《五七指示》代表了毛泽东“立”的主张，那么可以说致江青的信代表了毛泽东“破”的意见；如果说《五七指示》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则回答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这两个纲领性的文献是姊妹篇，是打开“文化大革命”之锁的两把钥匙〔１〕。
    胡哲峰、孙彦编著的《毛泽东谈毛泽东》也认为，毛泽东的这封信，纵论２０世纪中国的过去，评述眼下中国左、中、右各派，又预言他去世后中国的未来，是一篇道出了“毛泽东战略”的不同寻常的信。这封信连同《五七指示》和《五一六通知》，是研究毛泽东晚年心境和性格的三个重要材料〔２〕。
    许全兴教授认为，毛泽东的这封信，内容丰富，文辞优美，生动幽默，诙谐含蓄，富有哲理，耐人品味，是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最后十年的思想与实践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文件之一〔３〕。

    
    同时，学者们也都认为：毛泽东的这封信，研究起来有很大的难度。正如金春明教授所说：在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中，内容深奥离奇，表述曲折晦涩，评价众说纷纭的，恐怕没有超过“文化大革命”之初他给江青的那封信的了〔４〕。尽管如此，学者们还是知难而上，在这一研究领域不断地开拓着，取得了若干重要研究成果。

    
    二．关于信的写作背景和有关情况

    
    关于信的写作背景，学者们的叙述大同小异。学者们一般都认为：此信是毛泽东在湖南韶山滴水洞沉思后的结果。在毛泽东身边长期负责警卫工作的张耀祠在１９９６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记述：“毛主席在滴水洞，任何外人都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外，就是思考问题。他有时拿着书躺在床上看，有时又像烦躁不安。按照主席的习惯，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来散步，或者散步时间很短。我们一般没有什么事，是不会去打扰主席的。”张耀祠还提到，信中的一些话，如“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等，毛泽东在滴水洞时都说过。对于林彪吹捧他的一些话，毛泽东看了非常不自在，说：我的话真有那么管用吗？〔５〕这些材料，都印证了学者们的上述看法。但有学者进一步提出，这封信的基本内容是毛泽东在滴水洞时草拟的，后在武汉稍加修改，加上头尾，重抄一遍，于７月８日发出的〔６〕。张耀祠的回忆录否定了这一说法。张耀祠说：“在滴水洞里，我没有看见他写下什么东西。其他工作人员也都没有见到。”〔５〕在这一问题上，绝大多数学者的共识是：毛泽东给江青的信构思于滴水洞，写于武汉。

    
    关于这封信写出以后的一些情况，各方就说法不一了。
    党史专家谭宗级在《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崛起及其覆灭》中披露：林彪得知毛泽东致江青信的内容后很紧张，叫叶群在各种场合一再表白，说什么林彪是“好心”呀，主席这一批语，别人要“利用”呀，“主席喜欢的人才这样批评”呀，等等。毛泽东为了安定林彪，说只要今后改正这种作法，可以把他的信烧掉，信的内容不再下达。烧信时专门找叶群到场。当时戚本禹认为，毛主席写的东西都是宝贝，烧了真可惜。他向周总理表露了这种心情。总理说，不要紧，我那里有一个抄件，我叫陶铸抄了一份。以后，批林整风中印发出来的信就是照抄件翻印的〔７〕。《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在写到毛泽东这封信的时候曾在注释中引用了谭宗级的这段记述。

  
    中央党校的张志明博士认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所引的这段描述与史实有些出入。他具体记述了事情的经过：“毛泽东写信后，他的机要秘书徐业夫誊清了一份，毛泽东看后改了几个宇，交徐业夫存档，而把原信寄给了江青。当时，周恩来正好陪外宾来武汉见毛泽东。其间，毛泽东让周恩来和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看了这封信。周恩来看到毛泽东对林彪‘五一八讲话’的不安后，表示自己愿意主动找林彪谈谈这件事。周恩来找林彪谈了这封信及毛泽东的不安后，林彪确实感到焦虑和紧张，并表示以后不再那样讲了。江青后来让林彪看了毛泽东寄给她的那封信，为解除林彪的疑虑，江青当着林彪的面烧毁了该信。原件虽然已不存在，但徐业夫誊清并经毛泽东修改的信还在。因此，林彪摔死以后，在１９７２年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中央政治局作为会议的重要文件印发这封信，当然就很方便了。这里不存在文件的历史真实性的问题。”〔８〕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则作了如下记述：“信写好后，给正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过。以后，由周恩来把信带到上海交给江青。毛泽东还委托周到大连去，向林彪讲了信中的内容。”〔９〕这里纠正了张志明对毛泽东把原信寄给江青的说法。
    另据金春明的说法，为了让林彪放心，江青在北京当着叶群而非林彪的面烧毁了毛泽东给她的这封亲笔信〔４〕。这与谭宗级的说法一致，而与张志明的说法不同。此外，金春明还提供了当事人周恩来在１９７２年５月２１日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权威说法：“主席写这封信是在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在武汉写的。我是７月１１日到的武汉。那时见了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４〕

    
    综合各方说法，有几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第一，当时看到过毛泽东这封信的人有徐业夫、王任重、周恩来和江青，林彪即使没看到信，至少也知道信的内容；第二，信的原件已经销毁，抄件还在，保存在中央档案中，上面还有毛泽东修改的笔迹；第三，这封信正式公布是在林彪垮台以后。１９７２年批林整风时，这封信作为党内文件印发，信的内容才广为人知。１９９８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全文收录了毛泽东的这封信，并在文末注明“根据修改件刊印”。
    近年来，有学者据此对毛泽东的这封信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毛泽东的这封信有可能是事后之伪作，即使信真的存在，这封信在林彪垮台后公布时也已经被作了大量修改，搞得面目全非了。这种质疑是没有充分根据的。根据上面众多的权威记述，所谓“修改件”，当是指“徐业夫誊清并经毛泽东改过的信”，毛泽东仅仅是改了一些抄错的字而已，并非是随着形势的变化所作的内容上的大变动。应当肯定地说，这封信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不存在伪造的问题。

    
    三．关于信的动机和主旨

    
    毛泽东致江青信的动机和主旨，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也是人们争论最多的热点话题。江青及其党羽在批林整风时宣称毛泽东写这封信旨在揭露林彪的反动本质，认为毛泽东在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刚出笼时就已看出其“不讲马克思主义，不讲党的领导，专讲个人，讲宫廷政变，不讲阶级斗争，不讲人民群众，鼓吹唯心史观，抹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动本质”〔４〕。
    绝大多数研究者都不同意这种说法。
    金春明教授指出，毛泽东虽然对林彪的过分赞誉之词有些“不安”，对林彪讲话的某些内容也不完全赞成，但从总体上看，对林彪是信赖和依靠的，他把林彪视为帮助自己打鬼的朋友，即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基本依靠力量。所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的目的，绝不可能是为了揭露林彪。
    刘林元教授指出，毛泽东也是凡人，他不可能洞察一切。他当时只是提出了对林彪讲话中“一些提法”的不安，如此而已。只是在林彪垮台以后，林彪的阴谋公开败露，毛泽东才认识到“林彪是反对我的”。同任何人一样，毛泽东也只能是在实践中获得新的认识的。

    
    在否定了“揭露林彪说”之后，学者们对信的主旨展开了争鸣。在讨论中主要
出现了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可称为“自我解剖说”，提出者是金春明教授。他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信的侧重点似在于毛泽东的自我解剖。毛泽东通过“虎气”为主“猴气”为次的自喻，中心似为了说明，自己虽然不是天生的英雄，有时也不那么自信，常感到“盛名难副”，但既然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和斗争形势的需要，已经使自己坐在“大王”的位置上，自己反复解剖自己，认为还是有虎气的，而且“是为主”，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条件是具备的。因此，对于发动和领导这场“文化大革命”，自认还是能够胜任的〔４〕。

    
    第二种观点可称为“备忘录说”。提出者是许全兴教授。他认为，这封信的中心点是林彪，整个信是围绕着毛泽东对林彪讲话感到不安而铺陈下去的，毛泽东的自我解剖也是为了说明林彪的那些提法不妥。这封信是毛泽东为选林彪做接班人而写的一个“备忘录”，表明他对林彪不完全放心；事实上，这封信在“九·一三”事件后，也确实起了“备忘录”的作用〔３〕。

    
    第三种观点可称为“阶级斗争说”。辛鸣在《过分清醒的现实主义》一文中认为，毛泽东这封信的着眼点是而且只能是四个字：“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或许正是这封信最好的注解。毛泽东居安思危，从歌舞升平的气氛中嗅出了火药味，这便是“牛鬼蛇神”和“右派”们对无产阶级革命成果的反对与破坏。在毛泽东看来，这些“牛鬼蛇神”和“右派”正是新时期资产阶级的代表。为了保证无产阶级革命成果的长治久安，毛泽东开始着手实施他的宏图大略。这封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它可以说是一颗蕴涵着超高能量的思想原子弹。它被赋予了“阶级斗争”的主旨，并成为进行“一次全国性演习”的导火索〔１０〕。

    
    第四种观点可称为“不安心态说”。刘林元教授在《决战前的忧虑和不安心态的坦露》一文中认为，自我解剖和评论林彪讲话都不是信的主旨。信的主旨是毛泽东对“文革”中与刘少奇公开摊牌的结局的不安，担心“文革”失败，并由对“文革”前途的忧虑，继而引申到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途的忧虑。总之，这封信表露了毛泽东在“决战”前的不安心绪。这方面虽然着墨不是很多，但却很浓很重，是最有感染力的部分。信的后半部分，作者强调前途的光明和本人的信心。但正是这种强调，衬托了作者对前进道路曲折反复的忧虑和不安。阅完全信，人们会感受到作者当时被一种忧虑和不安的心情笼罩着〔６〕。

    
    对于毛泽东为什么选择给江青写信这种特殊方式来阐述如此重大的政治问题，研究者也各有推测。
    胡为雄认为，毛泽东这样做是为了“向江青论述自己发明的社会一乱一治的政治哲学，遥控着江青这个被自己扶起来的‘文革’旗手如何进行下一步动作，去全面点燃‘文革’烈火，完成‘在全党全国基本上打倒右派’的任务
”〔１１〕。
    许全兴则反驳说，倘若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此信应当秘而不宣，不能示人，不但不能公之于世，也不能给周恩来、王任重看，显然，这与事实相悖。许全兴认为，毛泽东此举有着复杂的隐衷：他一方面决心让林彪取代刘少奇做他的接班人；另一方面又对林彪存有疑虑，有点不放心，心情有些矛盾。这种微妙心理，毛泽东在当时无法向人明言，但又感到需要让后人知道，所以他在正式公开选定林彪做接班人之前，通过给江青写信的方式，曲折、隐晦、含蓄地表达他的复杂心态。毛泽东这样做的动机也是复杂的：一是为了万一以后林彪真的成了修正主义者，出了事，可以取得后人的某种谅解（毛泽东１９７２年公开此信就含有此目的，表明他还是有一点先见之明的）；二是为了让江青了解他在林彪问题上的全面看法，希望江青对林彪要留心一点〔３〕。

    
    刘林元也认为，毛泽东给江青写此信确有告诫江青之意，但他与许全兴的理解又有不同。刘认为，毛泽东在信中做自我解剖，用意在于告诫江青要有自知之明，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江青当时已开始显露峥嵘了，她作为“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代表毛泽东控制这个组织，即将在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重任在肩，毛泽东自然要嘱托。毛泽东对自己的亲属向来要求严格，不准骄躁，他深知江青的弱点，因此在信中讲了戒骄戒躁的话，既合情理，也属必要〔６〕。

    
    张耀祠的看法综合了以上意见。他认为，毛泽东信中涉及的问题当时都不便于公开讲，江青那时是“中央文革小组”领导成员，给她写信是让她对政治问题敏感一些，做到心中有数，同时也提醒江青注意自身的缺陷〔５〕。

    
    王年一指出，毛泽东与远非中央领导人的江青谈论党内如此重大的问题，极不正常〔１〕。
    金春明也认为，毛泽东本来应当和党的其他领导人、那些曾经同生死、共患难的老战友们商谈这些重大政治问题的决策和设想，他却选择了向江青这个特殊人物倾吐心声，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毛泽东之所以会采取这种方式，是因为在当时毛泽东已经同他的老战友们有了隔阂。当然同时也包含着要江青去担负某些特殊使命之意〔４〕。

    
    有人认为，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谈论如此重大的政治问题，只把自己的内心隐秘讲给江青听，表明毛泽东对江青是非常信任的，对于林彪则存有疑虑。而陈东林则认为，毛泽东写信给江青，并不是因为他把江青视为真正的知音，也不是如后人解释的那样，看出了林彪的反骨。他实在是心中有话，不吐不快〔１２〕。

综上所述，搞清楚毛泽东对林彪的真实态度，是正确理解此信的动机和主旨的关键。学者们围绕信的动机和主旨发生争论，主要是因为对于当时毛泽东对林彪的真实态度如何，在认识上存在分歧。

    
    四．对信中若干论断的不同理解

    
    （一）“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对于毛泽东信中“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论断，最为重视的当属王年一。他认为“天下大乱”是毛泽东为发动“文革”所采取的基本方针，是毛泽东致江青信的核心和要害〔１〕。“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回答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是打开“文化大革命”之锁的钥匙。１９５７年以后，在全党对社会主义社会中许多问题的认识都不成熟的情况下，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逐渐产生了在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上的“左”倾主张（还没有定型，实际上是空想），因而愈来愈对总的说来实际上不同意他的“左”倾主张的中央第一线不满，甚至认为中央第一线搞了“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司令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既是要搞掉中央第一
线，也是要彻底改变社会面貌，建设他所憧憬的社会主义。要达此目的，毛泽东觉得惟有诉诸群众，惟有大乱一场，“天下大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基本方针。因此，王年一强调，如果对毛泽东所说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缺乏应有的注意，就说不清楚“文化大革命”错误发展的脉络〔１３〕。

    
    在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中，“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也被视为毛泽东这封信中所包含的“最重要的结论”。该书指出，毛泽东经过反复思考后认为，中国现在正处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重要关头，这是涉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其他任何事都不能同它相比。只有下最大决心，花极大力量，甚至不惜以打乱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为代价，才能摧毁中国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不如此，不足以解决问题。因而，在毛泽东看来，“乱”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即便在“大乱”中会造成种种损失，但从全局来看，付出这样的代价也是值得的。总之，在毛泽东心目中，“天下大乱”是“达到天下大治”的必经之路〔９〕。

金春明、席宣在《“文化大革命”简史》中指出：在毛泽东看来，为了在全党全国基本上打倒右派，打倒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的党和国家的大多数领导干部，已经不能采取通常的做法，也不能依靠党的各级组织，而只能直接依靠广大群众，造
成天下大乱的形势，使大大小小的修正主义分子无所逃遁，方能达到天下大治的目标，所以他赞美乱，鼓吹乱，支持乱。
    如何评价毛泽东“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思想？
    不少研究者对这一思想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导致“文革”中出现“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局面的渊薮；
    但也有人认为，毛泽东这一思想本身没有问题，毛泽东向来以辩证的态度来看待社会的治与乱。他青年时代就注重研究历史，认为“治乱迭乘”乃“自然之例也”，乱“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同时，不怕乱恰恰反映了毛泽东独特的性格和气质。
    许全兴从哲学的角度肯定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他指出，在历史上所谓乱，正是社会矛盾激化的表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契机〔１４〕。
    张宇燕博士也肯定了“由大乱达到大治”的历史合理性，但其观点比较独特。他是受到美国著名学者奥尔森（Mancur  olson)的启发，从打碎垄断性既得利益集团的角度认识这一问题的。他举法国为例：法国今天是世界第四大经济强国，并且长期处于世界最发达国家的行列。然而也恰恰是这个国家，几乎是连续不断地经历种种“动荡”：从１７８９年的大革命开始，接着便是十几年的拿破仑战争，再就是１８４８年的欧洲革命，随后是普法战争，２０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哪一次也没少了法国，１９６８年全球性的学生运动法国也属于闹得最欢的国家之一。社会动荡频繁居然同经济成长健康并驾齐驱，何故？在动荡环境之中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有效发挥”其不良功能便是答案〔１５〕。

    
    有学者还分析了毛泽东“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落空的原因有二：一是“文化大革命”混淆了敌我关系，本来是乱敌人，结果却乱了自己；二是林彪、江青等野心家、阴谋家对“文化大革命”的利用，当他们的夺权阴谋没有实现的时候，是决不会结束这个大乱的〔１６〕。

    
    在毛泽东致江青的信中，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相关的还有“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运动的思想。
    对此，学术界总体上持否定意见。党史专家廖盖隆指出，这纯粹是一种武断、臆断，是阶级斗争的循环论和宿命论，是一种历史的唯心论〔１７〕。

    
    胡为雄则认为，毛泽东的这种看法不是空穴来风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与“过七、八年又来一次”是毛泽东总结建国后的政治经验而提炼出来的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规律”。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高岗和彭德怀“自己跳出来”，时间间隔约为七八年；而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６年，恰又间隔了七年，这次“为自己阶级本性所决定”的“牛鬼蛇神”刘少奇等人又要“跳出来”了。毛泽东正是由此为发动“文革”找到了历史的和现实的依据〔１１〕。
    张宇燕博士提出了一种另类的观点，他将毛泽东的这一论断视为“对业已出现、或正露端倪的某种分利联盟所采取的医治与预防措施”。“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带来了众多有害于社会的后遗症。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它还同时为本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中国献上了一份颇为贵重、但又常被人忽视的‘礼物’：尽管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依旧很强，但原有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集团’则或是土崩瓦解，或是受到严重损害。毋庸置疑，本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且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经济改革是有众多根源的，而其中相当重要的原因之一，应当就是当时的中国几乎不存在具有极强垄断性的既得利益集团。至于‘七、八年’这个时间单位，据我猜测，或许是毛泽东老人家在深悟了中国历史及现状后总结出来的分利联盟之建立通常需要的时间。”〔１５〕

    
    （二）“虎气”与“猴气”

    
    对于毛泽东信中“虎气”与“猴气”的自喻，人们的理解各不相同。
    有人认为
这一比喻充满了辩证法，反映了毛泽东多元化的个性：“他既是一个通晓古今的学者，又像农民一样平易近人；十分幽默风趣，可又非常严肃认真；既坦率，又精明；既单纯，又复杂；既猛烈，又温和；既进取，又腼腆；极为敏感而又迟钝，谦恭而又高傲；细致周到，明察秋毫，可又衣着随便，不修边幅；具有成就大业的耐性，而一旦需要当机立断，又决不坐失分秒……”〔１８〕
    许纪霖则从毛泽东文化性格的角度指出：“这虎气似乎大半来自法家，类似秦始皇那样的雄壮、浑重、豪放，一股凛然的帝王之气。那猴气则多少源于道家，有着老庄一般的超凡脱俗、即兴随意、浪漫洒脱。”〔１９〕
    陈晋赞同许纪霖的理解，同时又作了重要的补充，认为猴气主要是立足于在野者身份说的，包括灵活性，策略性，进退自如，不搬教条，不信权威，好怀疑，好挑战，好反抗等等；而虎气似乎是立足于自上而下的角度，立足于建设一种新秩序的角度，从一个侧面反映毛泽东刚健有为、努力进取的人格精神〔２０〕。陈晋还联系毛泽东爱读《西游记》、钟爱美猴王孙悟空这一尽人皆知的事实，作出大胆推断：当毛泽东说自己的性格中有些猴气的时候，很有可能从孙悟空的性格中受到了某种启发。因此，不妨把猴气理解为“不满现状，崇尚创造；不拘成规，追求变动；不搬教条，注重灵活；不求刻板庄重，习惯洒脱机趣”
〔２０〕。

金春明认为，要准确把握毛泽东自我解剖的真正涵义，必须结合“文革”发动之初的具体形势。他指出，虎气可以解释为“大无畏的造反者的勇气，敢于独树一帜的反潮流精神，藐视一切敌人的革命家胆略，机断专行的领导者魄力”；猴气则与上述精神相反〔４〕。
    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金春明所理解的“虎气”内涵中的大部分内容，在陈晋那里都属于“猴气”的范畴。两人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之所以会有如此分歧，原因在于陈晋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借题发挥的性质，是借用毛泽东“虎气”与“猴气”的自喻来描述毛泽东的复杂个性；而金春明则充分注意到“虎气”与“猴气”在信中的语境，即毛泽东强调自己不是折中主义，虎气为主猴气为次，这种语境决定了毛泽东的侧重点在于虎气。在“文革”风暴来临之际强调虎气，可见虎气是指造反精神和大无畏气概。尽管孙悟空是猴，但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在当时的毛泽东看来却是虎气而非猴气。

    
    胡为雄对虎气与猴气的解释可谓别具一格。他认为应当把虎气理解为马列主义
思想，把猴气理解为非马列主义思想，即遗存的封建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因素。对毛泽东所说的“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胡为雄作了独特的文化阐释，认为其深层涵义是指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文化环境中无法产生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之虎，而只有毛泽东这样的东方“猴子”通过学习马列，逐步锻炼成长为领导中共革命的“大王”。毛泽东说自己身上“虎气”为主，是指马列主义在自己的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而“猴气”为次，是指自己还有未曾尽脱的非马列主义思想，所以还要继续不断的学习和改造。毛泽东此说意图在于表明他并非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更谈不上超过马克思，林彪的一些提法显然是过头了，使他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感觉〔１１〕。

    
    当然，更多的人还是认为毛泽东“虎气”与“猴气”的自喻是承接上文“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而来，虎气是指自信的一面，猴气是指不自信的一面。
    许全兴教授在遵从这一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细化为三层涵义：从直接的字面上看是为了表明自谦，说明不同意林彪的那些提法，同时也告诫江青多想自己的弱点和不足，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深层涵义是为了剖析自己的气质与个性，坦露自己性格中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更深一层的涵义则在于简洁含蓄地表达他对政治形势和接班人的看法：既对搞“文革”、打倒右派有信心，又对党和国家的前途不很自信，担心死后右派当权；既决心选定林彪做接班人，又对自己的抉择不很自信，对林彪存有疑虑，以致准备将来被人打得粉碎〔３〕。

  
     （三）“为了打鬼，借助钟馗”

    
    “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这是毛泽东信中颇费思量、值得反复玩味的一句话。这个鬼究竟指的是谁？
    金春明认为，这个鬼也就是信中讲的牛鬼蛇神、右派，是要打倒和横扫的对象。虽然当时还没有具体点明，但不久大家就都明白了，是指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及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与鬼相对的是朋友，在这界限分明的营垒中，林彪是自己方面的头号朋友。因此，毛泽东为了打鬼的需要，是自觉自愿地当钟馗，为朋友们打鬼充当神灵和护身符〔４〕。

    金春明的理解也代表了多数人的看法，因此长时间内少有异议。

    
    不过，也有人虽然同意金春明对打鬼的解释，但认为毛泽东对林彪这样的朋友并不是绝对放心的，他充当钟馗的心理要复杂得多。
    许全兴具体分析了毛泽东那种难以言状的心理：为了打鬼，他甘当钟馗，而一旦鬼打倒，林彪又会怎样对他呢？毛泽东认为，他在林彪眼里不过是个打鬼的工具。毛泽东的这一认识反映了他对林彪唱赞美之词的动机有看法。中国有句古话，“拍马是为了骑马”，颂扬过分就成了阿谀。像毛泽东这样熟谙中国历史、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政治家能不从林彪过分的颂扬中感觉到某些异样的东西吗？能不对林彪把他当作打鬼的工具而有所警惕吗〔３〕？

    
    还有人对“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中的“鬼”作了不同的解释。
    张聿温认为，这里的鬼是指“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毛泽东怀疑林彪是为了打倒“彭罗陆杨”，才借助他这个“钟馗”，林彪是在利用他〔２１〕。

    
    刘志男则推测这里的“鬼”是特指邓小平的。刘志男根据有关材料认为，毛泽东在“文革”发动之初，曾经考虑让邓小平配合林彪共同接班，并没有打算将邓小平和刘少奇一齐搞掉。但林彪和毛泽东的想法不一致，他认为邓小平是他接班的一个重要障碍，一心要整倒邓小平。邓小平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在林彪、罗荣桓发生意见分歧时，赞成罗荣桓的意见，并且批转了“陆定一控制的”中宣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的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对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存在的简单化、庸俗化倾向提出批评。所以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除指责“彭、罗、
陆、杨”之外，还点出“很多党内的坏家伙，他们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们是反党分子”，这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了邓小平。毛泽东感觉到林彪别有所指，因此在此处用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猜”字。虽然林彪并未点名攻击邓小平，毛泽东也只是在“猜”，但毛泽东却明显地怀疑“他们”与自己存在着“本意”上的不同：毛想倒刘保邓，他们却既要倒刘，也要倒邓。毛泽东怀疑他们是打着维护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幌子而另有所图，企图给邓小平加上“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罪名从而彻底打倒邓，也就是说，是想把毛泽东当钟馗借以打倒他们想要打倒的“鬼
”——邓小平。总之，毛泽东的一个“猜”字，道出了对林彪等人为了打“他们”的“鬼”的做法的疑惑〔２２〕。

    
    许全兴、张聿温和刘志男的观点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认为毛泽东怀疑林彪搞个人崇拜的动机不纯，有可能只是把自己当作政治上排斥异己的工具。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的作者对“打鬼”作了正面的解释，指出：“为了打鬼”，是指为了“横扫牛鬼蛇神”，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不使中国“改变颜色”〔９〕。据此推断，书作者显然是认为，毛泽东肯定林彪搞个人崇拜的本意、动机是好的，是“为了打鬼”，只是觉得林彪搞个人崇拜搞得有些过头了，有些提法提得太高了，“简直吹得神乎其神”，令他“总感觉不安”。虽然毛泽东从心底里不同意林彪的那些“提法”，但为了“打鬼”，他不能公开给左派朋友们泼冷水，因此不惜一生中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尽管他也意识到这样做的后果可能会是“吹得越高，跌得越重”，但毛泽东下了决心：为了“打鬼”，即使“跌得粉碎”也在所不惜。可见，在《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
９７６）》的作者看来，毛泽东并不怀疑林彪摘个人崇拜的动机，他只是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一些过头提法有些不满意罢了。

    
    （四）“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

    毛泽东在信中表示，他对林彪“五一八”讲话中的“一些提法”“总感觉不安
”。那么，他究竟是对林彪的哪些提法感觉不安？为什么感觉不安？学者们对此也是见仁见智。
    王年一认为，毛泽东的不安既是针对林彪的“吹”，也是针对林彪关于政变的提法〔１〕。
    李君如认为，毛泽东既对林彪专讲“政变”经不甚满意，也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提法甚感不安〔２３〕。

    
    刘林元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毛泽东对于林彪讲政变问题并没有不安。就信本身看，看不出毛泽东有批评林彪关于政变的讲法的意思。９月２２日的中央“
指示”对林彪讲话中关于政变的主要观点、讲法全都作了肯定，并作了很高的评价。由此可见毛泽东是赞同林彪的讲法的，没有根据说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对林彪有批评之意，没有根据说林彪关于政变的“提法”令毛泽东不安。
    有的同志认为林彪
讲政变讲得毛骨悚然，令毛泽东“不安”，因而就发挥开了：毛泽东看了林彪的政变经，会不会怀疑这个专讲政变经的人以后也会对他搞政变呢？刘林元指出，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可以肯定地讲，毛泽东当时决不会怀疑林彪会对他搞政变，否则，后面毛泽东、林彪亲密合作的历史就无法解释了〔６〕。

    
    刘林元指出，真正令毛泽东“不安”的是林彪讲话中关于他个人和他的著作的一些过分的提法。毛泽东在信中说到：“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毛泽东当时是需要搞个人崇拜的，但他对林彪的过分渲染又感到不安，特别是要把这个讲话发到全党，毛当然要深深地思虑一番。思考的结果，尽管他“不安”，为了“打鬼”的需要，“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只好违心地接受。参照９月２２日的“指示”，根据后来毛泽东的态度，我们有理由肯定，为毛泽东所“不安”的是：关于毛泽东是“天才”的提法（不仅是跟马、列并列的天才，而且是超过马、列的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夸张说法；还有“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这些违背科学的过分夸张的提法，在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２日中央指示中并没有提出来加以肯定（这跟评价林彪讲话中关于“政变”的提法不一样），毛泽东后来几次明确表示了他对这些“提法”的反对意见〔６〕。

    
    刘志男则认为，毛泽东的“不安”还包含着他本人没有明言的内容，即怀疑林彪的讲话话中有话，别有所指，不仅将攻击的矛头指向刘少奇，而且进一步指向他仍打算重用的邓小平。毛泽东担心批发“我的朋友的讲话”可能会使邓小平处于被动的地位。但为了除去“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毛泽东需要林彪的支持，所以虽然他对林彪的“一些提法”“总感觉不安”，但又说“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这里的“重大问题”，在刘志男看来，不仅包括鼓吹个人崇拜，似乎还应当包括批判邓小平〔２２〕。

    
    当然，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不安”还是对林彪讲话中一些过誉之词的不安。刘林元的分析或许代表了多数研究者的看法。

    
    对于毛泽东致江青信的研究和解读，是学者们公认的高难度课题。研究时既要注意认真研读文本，又要注意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抛开文本语境作断章取义的解释，脱离历史背景作牵强附会的理解，都是不足取的。到目前为止，围绕此信的研究虽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研究的深化奠定了基础，但真正有深度和说服力的研究成果还是寥寥无几，人们期待着这样的成果早日问世。


    【参考文献】

    〔１〕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

    〔２〕胡哲峰，孙彦《毛泽东谈毛泽东》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２０００
。

    〔３〕许全兴《毛泽东在接班人问题上的踌躇》　毛泽东思想研究，１９９０，（３）：８５－９０。

    〔４〕金春明《一篇奇特的自我解剖》　党校论坛，１９８９，（５）：５４－５
８。

    〔５〕张耀祠《张耀祠回忆毛泽东》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６。

    〔６〕刘林元《决战前的忧虑和不安心态的坦露》　南京社会科学，１９９５，（１１）：２４－３１。

    〔７〕谭宗级《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崛起及其覆灭》　教学参考：全国党校系统中共
党史学术讨论会专题报告和发言汇编》（下辑），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图书资料室，
１９８０。

    〔８〕张志明。《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１９６６－１９８２）》若干史实辨证。当代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８，（４）：１１２－１２４。

    〔９〕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北京：中央文
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０〕辛鸣《过分清醒的现实主义》　毛泽东思想论坛，１９９４，　（２）：
７９－８１。

    〔１１〕胡为雄《自我解剖的奇特还是自我信心的显溢》　党校论坛，１９８９，
（８）：４５－４９。

    〔１２〕陈东林《毛泽东诗史》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７。  
    〔１３〕王年一《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党史通讯，１９８７，　（４）：
１８－２９。

    〔１４〕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
９９５。

    〔１５〕张宇燕《奥尔森和他的集体行动理论》　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公共论丛
，１９９５，（１）：１７５－１７９。

    〔１６〕陈明显《晚年毛泽东》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７〕廖盖隆《历史的经验和我们的发展道路》　教学参考：全国党校系统中共
党史学术讨论会专题报告和发言汇编（上辑），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图书资料室，１
９８０。

    〔１８〕陈登才《毛泽东的领导艺术》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
    〔１９〕许纪霖《毛泽东：一个成功者和失败者》　书林，１９８８，（９）：２
－６。

    〔２０〕陈晋《毛泽东之魂》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２１〕张聿温《“文革”中毛泽东和林彪的分歧与裂痕》　党史博览，２００４
，（４）：４－８。

    〔２２〕刘志男《关于建国后至中共九大期间“接班人”问题的历史考察》　当代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１，（６）：２２－３８。

    〔２３〕李君如《毛泽东与当代中国》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科版　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2007年3月12日初稿
    2011年7月20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