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民族语言翻译过程中存在的扭曲现象
世界上每个拥有成熟语言体系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但是,这些具有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的民族在进行思想文化交流时,民族语言的翻译决不是一一对应关系。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是,在民族思想文化交流过程中,任何民族都力图把其他民族语言环境下产生的思维用自己的母语表达出来,这种把其他民族的思维努力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的惯性,必然构成扭曲另一个民族原始思维的力量。简单地说,在民族思想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仅仅根据自己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理解另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必然产生扭曲其他民族思维的恶劣倾向。这种民族的、粗陋肤浅的,也可以说是狭隘的、功利的或极端自私的“表现形式”,就是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题纲中不得不指出费尔巴哈在实践问题上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这当然不是马克思鄙视犹太民族,马克思自己就是犹太人。
世界上拥有成熟语言体系的民族的思维中,反映相同思维的概念或词汇并不像数学中的“集合”那样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例如英语中反映“国家”这一思维的概念或词汇就有Country、States、nationality等三种形式,这三种形式的思维反映的内容也有很大差别。在汉语中与英语上述概念相对应的思维形式就只有一个。而在俄语中,практика与汉语相对应的概念就有“做法”、“惯例”和“实践”等等,这一概念与стандарт(标准)放在一起使用时,可以译成“做法”、“操作”或“练习”等等,例如:стандарт практика可译为“标准做法”或“操作标准”;而стандартной практикой因为加了后缀还可译成“惯例”或“标准练习”等等。再比如,俄语“идеализм”这一概念可以译成“唯心主义”,也可以译为“理想主义”。一个民族语言中的同一个词翻译成另一个民族的语言居然有如此巨大的差别,如果不了解这个民族的思维习惯和生活特点以及其他与思维相关的习俗等等,那么仅仅根据词汇的对应关系翻译出来的思想肯定会扭曲另一个民族的思维。这是毫无疑问的。
众所周知,汉语体系中的同意词和近意词是十分丰富的。例如“标准”这一概念的同意词就有规则、准绳、准则、尺度等等,意义与之相近的词汇还有楷模、模范、规范、圭表、程序、圭臬、轨范等等。那么在英语、俄语或其他民族的语言中与汉语“标准”相同或相近的概念具有对应关系的思维又有多少呢?因此,在民族语言的翻译过程中,就必须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和当时当地的言语环境而确定。即使每个民族语言体系中反映相同思维的概念或词汇是一一对应关系,那么把一个民族的语言翻译成另一民族的语言也未必能够完整准确地表达相同的思维。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例如:毛泽东曾向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如果按照词汇的对应关系以及语言和语法规范翻译成英文:那就是Don’t forget class struggle!但是我们通常不采用这种表达方式,而是采用Never forget class struggle!因为“Do not”仅仅表示对某种事物的否定。因此这种翻译方式就不能完整准确地反映毛泽东发出这一号召的全部思想。而“never”这一概念的英文内涵与汉语的“从不”、“永不”、“绝不”、“决不”和“从来”等概念基本上是对应的。因此只有翻译成Never forget class struggle这种形式才能完整准确地反映出毛泽东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一号召的真实思想。
再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向全世界工人阶级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用英文表达时通常采用Workers of all Countries, unite!但是,如果按照各民族语言相同词汇的一一对应关系翻译成汉语时,那就是“所有国家的工人们联合起来!”这种形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导师的真实思想,但依然不太准确和完整。马克思恩格斯这一号召还可以用Proletarians of all countries, unite这种形式来表达,按照字面翻译成汉语就是,“所有国家的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不是能准确完整地反映革命导师的真实思想呢?proletarians 这一英文词汇不正与汉语中“无产者”这一概念相对应的吗?这种表达形式虽然字面上准确了,但proletarians这一概念在欧洲就有可能产生歧意或误解。因为流氓无产者也是“无产者”。十九世纪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欧洲,流氓无产者群体非常庞大,他们通常是寄生在资本主义肌体上的蛀虫,很容易被资产阶级及其反动政府收买过去成为反对和镇压工人运动的主要力量,镇压巴黎公社的力量主要就是这些人。而在中国,因为资本主义不发达,虽然也有流氓无产者这一群体,但无论数量还是力量都是有限的,因此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革命依靠的主要对象是国家机器或者黑社会和反动帮会。而黑社会和反动帮会会员大部分都有一定的职业作掩护,与流氓无产者是有区别的。所以,在中国翻译成“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既可以反映导师们的真实思想,也不会产生什么歧意。因此,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历史时代与他们学说的全部内容来理解他们发出这一号召的思想时,那就只有用Workers of all Countries,unite这种形式来表达才是准确的。
凡是读过马列著作中文译本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直接由马克思恩格斯德文原著翻译成中文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与翻译成中文的列宁著作中援引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某些段落的翻译就不是完全一致的。例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引用的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题纲》第二条是这样翻译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对象的真理性,这完全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力量、此岸性。”(《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二卷第101页)这与同一个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翻译的《关于费尔巴哈的题纲》有很大出入。即使是同一部著作,列宁在不同的地方引用马克思这段话也是不一致的。例如,《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二章列宁引证马克思这段话,与本卷第101页的内容也不一致,按照俄文应该译成“对象的真理同人的思维是否符合”。(《列宁选集》1972年第二版第137页注)
这种情况正说明,对同一思维对象,不同的编译家具有不同的思维习惯,不同的思维习惯又有不同的翻译方式,更何况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呢?列宁和毛泽东等革命导师都是一定民族和一定阶级地位中的人,因此他们也难免受到本民族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列宁虽然懂法语、德语和英语等多种语言,但是他根据其他民族提供的思维材料论述问题时,同样不可避免地受自己民族思维习惯的影响。毛泽东不懂外语(略懂英语),他除了受汉民族思维习惯的影响外,在读导师们的著作时,接触到的都是翻译家们翻译好的内容,那就更不可避免地受到翻译家们“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的影响。这同样是无可置疑的。
上述事实充分证明,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革命导师的著作,决不像翻译文学作品和科学论文那样,仅仅通晓德语、法语、英语和俄语等民族的语言与这些民族的生活习惯和思维特点就够了。它不仅受翻译家所处的民族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也受翻译家的学识、阅历和思维习惯,尤其受他们所在阶级的思想以及世界观等因素的制约,资产阶级研究马克思主义,往往会根据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理解马克思主义,这是毫不奇怪的。如果翻译家不通晓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导师们的思维方式,如果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如果不是完全彻底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如果不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历史和现实事件以及导师们对这些事件的当事人的真实思想或看法,仅仅按照所谓的信、达、雅这样的标准翻译革命导师的著作,导师们的思想就有可能被民族语言的差异性、翻译家们自身的知识、阅历和思维习惯以及他们所在阶级的思想和世界观等因素所扭曲。因此,我们如何从翻译成汉语的马列等导师的著作中准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人的真实思想,如何才能从这些经过别人翻译过来的那些概念中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而不被翻译家们选择使用的概念所束缚,例如关于“实践”和所谓的“标准”问题等等,那就更应该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等人关于“实践”问题的全部思想和认识来理解、诠释和翻译,而不应该根据自己的思维习惯或某些人的政治需要断章取义、随意阉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