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列甫 • 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把这位伟大艺术家的名字同他显然不了解的、显然避开的革命联在一起，初看起来，会觉得奇怪和勉强。分明不能正确反映现象的东西，怎么能叫做镜子呢？然而我国的革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在直接进行革命、参加革命的群众当中，有许多社会分子也显然没有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也避开了事变进程向他们提出的真正历史的任务。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末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
俄国的合法报刊满版都是祝贺托尔斯泰八十寿辰的文章、书信和简讯，可是很少注意从俄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这个观点去分析他的作品。所有这些报刊都充满着伪善，简直令人作呕。伪善有官方的和自由派的两种。前一种是卖身投靠的下流作家露骨的伪善，他们昨天还奉命攻击列•托尔斯泰，今天又奉命在托尔斯泰身上寻找爱国主义，力求在欧洲面前遵守礼节。这班下流作家写文章得到代价，是人人都知道的；他们欺骗不了任何人。自由派的伪善则微妙得多，因而也有害得多、危险得多。请听《言论报》上那些立宪民主党的吹鼓手吧，他们对托尔斯泰的同情似乎是最充分和最热烈的了。其实，有关这位“伟大的寻神者”的那种故意装腔作势的言论和冠冕堂皇的空谈不过是十足的虚伪，因为俄国的自由派既不相信托尔斯泰的上帝，也不赞成托尔斯泰对现行制度的批判。他们攀附这个极有声望的名字，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是为了扮演全民反对派领袖的角色。他们用声嘶力竭的叫嚣来淹没人们要求对下列问题作直截了当答复的呼声：“托尔斯泰主义”的显著矛盾是由什么造成的，这些矛盾表现了我国革命中的哪些缺陷和弱点？
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学说、学派中的矛盾的确是显著的。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另一方面，是一个发狂地笃信基督的地主。一方面，他对社会上的撒谎和虚伪作了非常有力的、直率的、真诚的抗议；另一方面，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即是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所谓俄国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当众捶着自己的胸膛说：“我卑鄙，我下流，可是我在进行道德上的自我修养；我再也不吃肉了，我现在只吃米粉团子。”一方面，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暴露了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间极其深刻的矛盾；另一方面，狂信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卑鄙龌龊的东西之一，即宗教，力求让有道德信念的僧侣代替有官职的僧侣，这就是说，培养一种最精巧的因而是特别恶劣的僧侣主义。真可以说：
俄罗斯母亲啊，
你又贫穷又富饶，
你又强大又软弱！
托尔斯泰处在这样的矛盾中，绝对不能了解工人运动和工人运动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而且也绝对不能了解俄国的革命，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托尔斯泰的观点和学说中的矛盾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几年俄国实现生活所处的矛盾条件的表现。昨天刚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宗法式的农村，简直在遭受资本和国库的洗劫。农民经济和农民生活的旧基础，那些确实保持了许多世纪的旧基础，在异常迅速地毁坏着。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不应该从现代工人运动和现代社会主义的角度去评价（这样评价当然是必要的，然而是不够的），而应该从那种对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的抗议，对群众破产和丧失土地的抗议（俄国有宗法式的农村，就一定会有这种抗议）的角度去评价。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所以国内外的那些偏偏想把他学说中最弱的一面变成一种教义的“托尔斯泰主义者”是十分可怜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我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镜子。一方面，几百年来农奴制的压迫和改革以后几十年来的加速破产，积下了无数的仇恨、愤怒和拼命的决心。要求彻底铲除官办的教会，打倒地主和地主政府，消灭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形式和占有制度，扫清土地，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的社会生活来代替警察式的阶级国家，这种要求象一条红线贯串着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每一个步骤，而且毫无疑问，托尔斯泰作品的思想内容，与其说符合于抽象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这有时被人们看作是他的观点“体系”），不如说更符合于农民的这种愿望。
另一方面，追求新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农民，是用很不自觉的、宗法式的、宗教狂的态度来看待下列问题的：这种社会生活应当是什么样子，要用什么样的斗争才能给自己争得自由，在这个斗争中他们能有什么样的领导者，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农民革命的利益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为什么要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就必须用暴力推翻沙皇政权？农民过去的全部生活教会他们憎恨老爷和官吏，但是没有教会而且也不能教会他们到什么地方去寻找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在我国革命中，有一小部分农民是真正进行斗争的，并且也为了这个目的多少组织起来了；有极小一部分人曾经拿起武器来打自己的敌人，消灭沙皇的奴仆和地主的庇护者。大部分农民则是哭泣、祈祷、空谈和梦想，写请愿书和派“请愿代表”，——这一切完全符合列甫•尼古拉也维奇•托尔斯泰的精神。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有这种事情的，象托尔斯泰那样不问政治，象托尔斯泰那样逃避政治，对政治不感兴趣，对政治不了解，使得只有少数农民跟着觉悟的革命的无产阶级走，大多数农民则变成了无原则的、卑躬屈节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俘虏；这些被称为立宪民主党人的知识分子，从劳动派的集会中出来跑到斯托雷平的前厅哀告央求，讨价还价，讲和妥协，答应和解，最后还是被士兵的皮靴踢了出来。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我国农民起义的弱点和缺陷的一面镜子，是宗法式农村的软弱和“善于经营的农夫”迟钝胆小的反映。
就拿1905—1906年的士兵起义来说吧。我们革命中的这些战士的社会成分是农民和无产阶级兼而有之；无产阶级占少数。因此军队中的运动，丝毫没有表现出象在一挥手之间就变成了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无产阶级所表现的那种全俄团结一致的精神和对党的认识。另一方面，认为士兵起义失败的原因是缺乏军官的领导，这种见解是再错误没有的了。相反地，从民意党时期以来，革命的巨大进步正好表现在：拿起武器反对上司的是那些以自己的独立活动使自由派地主和自由派军官们丧魂落魄的“愚昧的畜生”。士兵们对农民的事情充满着同情；只要一提起土地，他们的眼睛就会突然发亮。军队中的权力不止一次落到了士兵群众的手里，但是他们几乎没有坚决地利用这种权力；士兵们动摇了；过了几天，甚至过了几个小时，他们杀了某个可恨的军官，就把其余拘禁起来的军官释放了，同当局进行谈判，然后站着给人枪毙，躺下来给人鞭笞，重新套上枷锁，——这一切都完全符合列甫•尼古拉也维奇•托尔斯泰的精神！
托尔斯泰反映了强烈的仇恨、已经成熟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摆脱过去的愿望；同时也反映了幻想的不成熟、政治素养的缺乏和革命的软弱性。历史经济条件既说明发生群众革命斗争的必然性，也说明他们缺乏进行斗争的准备，象托尔斯泰那样不抵抗邪恶；而这种不抵抗是第一次革命运动失败的极重要的原因。
常言道：打了败仗的军队会好好地学习。当然，把革命阶级比作军队，只有在极有限的意义上是正确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无时无刻不在改变和加强那些推动千百万农民进行革命民主主义斗争的条件，这些农民由于仇恨农奴主-地主和他们的政府而团结起来了。就在农民中间，交换的增长、市场统治和货币权力的加强，正在日益排除宗法式的古旧东西和宗法式的托尔斯泰式的思想。但是，最初几年的革命和最初几次群众革命斗争的失败，毫无疑问得到了一种收获，即群众以前那种软弱性和散漫性遭受了致使的打击。分界线更加清楚了。各阶级、各政党彼此划清了界限。在斯托雷平的教训影响之下，在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坚持不渝的鼓动之下，不仅从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中，甚至从民主主义的农民群众中，也必然会涌现出锻炼得愈来愈好、重犯我国托尔斯泰主义历史罪过愈来愈少的战士！
（自《列宁选集》1978年5月版第2卷第369—3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