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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倒黑白的捏造 险恶叵测的设计》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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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倒黑白的捏造 险恶叵测的设计》

评 邓 小 平 的 改 革 开 放

──许家屯《香港回忆录》读后感

作者:靳草

(初稿于2002年8月修改于2004年9月)



一、前言
二、旧中国是什么样子的
三、新中国建立后的毛泽东时代三十年,是成就辉煌还是发展停滞缓慢
     (一)问题的提出
     (二)关于新中国五十二年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系列统计数据
     (三)对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时代三十年社会发展统计资料的说明
     (四)一个极其容易作出的简单而又清楚的结论
     (五)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
四、怎样认识和评价邓小平改革开放后的各种变化
     (一)关于农业的所谓发展变化
     (二)关于工业与交通运输的所谓发展变化
     (三)关于地区发展方面的所谓变化
     (四)关于科学技术领域里的变化  
     (五)关于上层建筑领域里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恶果
     (六)关于对社会生存环境的大破坏
     (七)关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业的大破坏
     (八)关于中国当前的外交危机和国际地位的弱化
     (九)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的一场大骗局、大复辟、大倒退
五、解读"许家屯现象" --剖析邓小平改革开放得逞的原因  
     (一)从许家屯看干部队伍内"相当大一个多数"怎样跟着修正主义跑
     (二)剥削阶级旧文化的产生及其对人类社会的毒化影响
     (三)现代修正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产生根源
     (四)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贡献
     (五)惨痛的教训,深刻的启示        
六、为彻底清算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粉碎资本主义复辟而斗争
     (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正在继续加剧加快国家和人民的危机
     (二)当前的某些政策调整根本不可能挽救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危机
     (三)彻底清算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粉碎资本主义复辟,是化解当前中国与世界的危机、重新振兴共产主义运动的必由之路
     (四)关于所谓"向左转"问题
     (五)彻底批判"三中全会决议"和"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六)必须与"三中全会派"进行坚决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斗争
(七)高举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旗帜,彻底清算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最后编辑人在途中 最后编辑于 2011-10-06 01:26:06
本主题由 超级版主 whdgmh 于 2012/2/24 10:23:08 执行 主题置顶/取消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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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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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家屯出走美国后的一九九二年,出版了一本《香港回忆录》,但在大陆一直未见到流传。说来也是有幸,半年前,一位老朋友带来此书向我推荐“值得一看”。于是,我就得以“大快朵颐”,欣赏到这篇奇文大作。

  读完此书,通观全文,除了一些有关历史过程梗概的枝叶外,基本上是“似曾相识燕归来”。阅读中,我一直感慨萦怀:此人一九五六年就开始做省委书记,其中有六年是第一书记,一直做了三十多年省部级领导干部,其中二十来年是在毛泽东时代,并且还做了十来年中共中央委员,亲自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许多重大实践,他怎么如此之健忘,他对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怎么是如此之肤浅片面?

  虽然如此,许家屯还是要比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坦率得多。如果说,许家屯参加中国共产党五十多年终归受到些熏陶而多多少少还有些这个党的风味的话,那么,这点坦率即是其一。这样,我们就容易和作者找到一个共同讨论的平台,而不必要花费很多工夫先去弄清他的真实观点和目的。

  许家屯在全书贯穿始终表明的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及其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充分理解与拥护,提出自己对当代中国与世界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问题的观点。这些观点主要有:“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中国资本主义还是太少了,需要有一个‘补课阶段’,需要有更多的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更大胆放手运用资本主义经验的阶段。”他在极力吹捧所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政策后,又“特别要提到”:“必须适当地、有步骤地进行思想上政治上的改革”,以建立起成为“人类共同财富”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也就是说,全面实行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他对“改革开放”诠释的是多么坦率明快透彻啊!大概就是因为这点“坦率”过早地泄露了天机,这本书就有十年之久不得在大陆流传。也大概由于该书宣扬的观点已与当前中国“不可逆转”的现实吻合起来,使其为当前的政策造势,就采用“半明半暗”的惯用手法让其流到大陆上来,虽然晚了一点,但还是终于使我们在阳光下看到了政策制定者的天机。

  与许家屯的坦率相映成趣的是,被他极力推崇钦佩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很有些集大成的“艺术大师”的风范。对于改革开放政策的解释,邓小平说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多次重申“四项基本原则”;多次重申“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我们不能允许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在做出这些信誓旦旦的承诺的同时,他又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概念作出自己的解释,诸如“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等等。他设计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说这样可以“先富带后富”。人们对这些逻辑概念的严重混乱、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提出大量的诘问,他以“摸着石头过河”、“多做少说”、“只做不说”敷衍之,继则发明了一个“不争论”把人们的嘴封上。当在改革开放中,党的腐败和资本主义复辟大行其道,人民按照宪法赋予的神圣权利反对他的政策时,他能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用坦克压,用机枪扫,还说那些被压被扫的都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而对于那些在他的纵容包庇下发展起来的真正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则把他们几乎全部送回美国“老家”继续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至死也没有象许家屯那样“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坦率清楚的说明自己就是要搞资本主义。但是,他1992年在为了把自己的改革开放变得“不可逆转”而进行的最后一次冲刺即“南巡讲话”中,他还是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意图:“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社会主义变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一般来说,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主张这“三个有利于”的。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在具体执行中又不问“姓‘社’姓‘资’”,这在实际上与资本主义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他在同一年中另一次讲话就更加明确:“如果学习和借鉴工业国家的先进管理、先进经验、先进技术,扩大和搞活市场经济是搞资本主义,那我就是最大的走资派。”他言之凿凿地说:“而且是走定了的!”这是戏言吗?不!这是图穷匕首现的招认!

  社会实践的全部效果,是验证政策、言论及其动机的依据。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浴血奋战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又一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从国内到国外,如果谁还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为了“巩固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那么,他不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白痴,就是一个绝无仅有的骗子。社会现实已经做出了权威的结论,已经打了二十多年的“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还是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的口水官司应该划上一个句号了。这就是我的朋友好象有重大发现而向我推荐许家屯《香港回忆录》的原因。读完此书,我深深感到,问题的症结还是在于二十多年前就应该向邓小平们讨论清楚、然而在当时根本无法和他讨论清楚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要通过改革开放来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

    这是无论到什么时候都无法回避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这才是现在应该认认真真补上的一课。
  
    这一课如果不认认真真地补上,我们将根本不可能认清当前中国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危机的实质和原因,我们也将根本不可能找到一个解决当前中国问题和危机的出路。为此,笔者提出如下一些问题,做出一些初步的讨论。
最后编辑人在途中 最后编辑于 2011-10-06 00: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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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旧中国是什么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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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并不是离题甚远、无关紧要的问题。道理极为简单,就是因为新中国是从旧中国过来的。割断历史,就无法认识历史。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的方法是人类认识一切事物的最基本的方法。新、旧中国是历史上相连的两个环节,如果对旧中国认识不清楚,我们将无法说清楚新中国的一切问题。

  那么,旧中国是什么样子的呢?

  具有五千年悠久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和世界上其他各民族大致一样,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发展,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在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背景下,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虽然推翻了腐败的满清王朝,但并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依然处在这三座大山极为反动、腐朽、残酷、落后的统治之下。

  让我们看一看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描写罢:“列强之帝国主义如怒潮骤至,武力的掠夺与经济的压迫,使中国丧失独立,陷于半殖民地之地位。”“自辛亥革命以后,以迄于今,中国之情况,不但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令中国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狱。”“国内军阀暴戾恣睢,自为刀俎,而以人民为鱼肉,一切政治上民权主义之建设,皆无可言。”“所谓民国政府,已为军阀所控制,军阀即利用之,结欢于列强,以求自固。而列强亦即利用之,资以借款,充其军费,使中国内乱纠纷不已,以攫取利权,各占势力范围。”“吾国人政治上生命为之剥夺,即经济上之生命亦为之剥夺无余矣。”“中产阶级频经激变,尤为困苦;小企业家渐趋破产,小手工业家渐致失业,沦为游氓,流为兵匪;农民无力以营本业,以其土地廉价售人,生活日益昂,租税日益重。如是惨状,触目皆是,犹得不谓已濒绝境乎?”

  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奋斗了一生的孙中山先生,抱着事业未竟的遗憾,于1925年撒手西归。两年后的1927年,蒋介石即背叛了革命,由此激起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反抗,开始了十年内战。接着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拥有五千年文明史和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旧中国,始终处于腥风血雨、内忧外患、战乱频仍、支离破碎、天灾人祸、生灵涂炭、水深火热之中。

  旧中国的工业虽然从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侵略开始,经过了100多年畸型发展,但规模非常之小、产量非常之低。以国民经济经过恢复发展已经达到并超过建国前最高产量的1952年的人均量作为比较,不仅在所有品种中全部低于美国同期的几倍、几十倍、几百倍、甚至于2000多倍,而且,大多数主要品种的产量(如钢材、水泥、发电量、石油、布、食糖等)也低于印度同期很多。但就在如此之低的工业生产量中,外国资本还占到约70%,国内资本仅占约30%。而在国内资本中,官僚资本又占统治地位,以1946年为例,占到80%。

  旧中国不仅工业规模产量小得可怜,结构还很畸形。生产资料产值很低(约占30%以下),生活消费资料产值较高(约占70%以上)。工业技术水平十分低下,多半从事一些修理和装配。工业布局极不合理,极少的一点工业几乎全部集中在沿海几个大一点的城市。如1936年,关内工业产值的94%是由上海、青岛、广州、北平、南京、无锡六个城市提供的。广大内地几乎没有近代工业,中等以下城市的所谓工业基本上是一些布坊、染坊、酒坊以及铁匠铺一类的手工业。90%的县城没有电力供应,火车、轮船、汽车等现代运输工具要在沿海、沿江或大中城市才能见到,县城以下的地方交通运输连胶皮轮的车辆都很罕见,一般都是些几乎千百年来一直使用的木轮的,有的还带个铁箍的牛马车、人力车,而最穷的地方和人家连这样的车子也没有,就是肩扛人挑。

  旧中国虽然有史以来就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农业大国,但是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十分落后,生产效率十分低下。一直到建国前,封建生产关系占据主导地位。大约占农户总数4%的地主,占有全国耕地面积的50%,而占农户总数70%的贫雇农仅占15%。生产方式是传统的个体手工劳动,几乎没有任何机械化作业,更没有电力,没有农药,没有化肥,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极低,停留在历史上沿袭下来的靠天吃饭的状态。农业产量很低,如1949年全国粮食总产2162亿斤,平均亩产只有142斤,棉花22斤。全国90%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但粮食还不能自给。

  旧中国社会的生活方式与千百年前也没有多少不同。农村中绝大多数人家是用“黑油灯”,甚至火把照明,一般的中小地主也要穿粗布、也要吃些粗粮、难得常吃细米白面鱼肉,象肥皂、火柴、煤油等日常生活用品是奢侈品,都要进口,是一般的百姓用不起的。经济情况好一些的地主才能住上砖瓦房。广大贫雇农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很多人是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常年吃糠嚥菜,饥寒交迫,在死亡线上挣扎。农民不仅要承受地主富农沉重的剥削压迫,还要受卷入国际市场后已侵入中国的帝国主义的剥削压迫,还要承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抓兵抓丁、苛捐杂税。旧中国的万般苦难,尤以农村为甚。

  旧中国虽然是号称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但是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极为落后。总人口中90%以上是文盲。在农村中,数百上千人的村庄有个小学毕业的,就算个“秀才”了。建国前夕,全国仅有普通高校205所,在校生仅有117000人。旧中国36年中(1912-1947)仅毕业大学生约21万人,每年平均约5800人。因此,旧中国科学技术极其落后,几乎没有象样的科学研究机构。很多有志于科学事业的知识分子也就只好到海外飘零。

  由于三座大山的压迫,也由于教育与科学的落后,整个旧中国的文化是被殖民文化、封建文化、官僚资本主义文化统治着,人们的思想普遍受到这些反动腐朽文化的奴役和愚昧,先进的、革命的思想文化受到极端残酷的封闭、禁锢、镇压,人们的思想普遍受到麻痹和毒害,普遍信神、信鬼、信命运。“三从四德”、“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钱能买鬼推磨”、等等,是人们普遍接受的信条。鲁迅把这种旧中国的反动文化统治比喻成“吃人”,算是入木三分,揭露到骨子里面了。
由于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的落后,医疗卫生事业也极为落后。千百年来,各种瘟疫疯狂肆虐流行,整个社会没有任何有效的系统控制机构、规划、措施,劳动人民没有任何医疗保健条件,象结核病、血吸虫、疟疾、天花、鼠疫、霍乱、黑热病、伤寒、克山病等各种急慢性传染病、地方病根本无法控制,任其疯狂屠戳戗害广大人民。因此,中国人民被殖民者羞辱的称为“东亚病夫”。再加上自然灾害和连年不断的战乱,营养不良,人们特别是劳动人民生命保障能力极为低下,建国前的1949年,全国人均寿命只有35岁,低于美国的68.6岁和印度的41岁。在整个旧中国,哪儿的农村没有“乱葬岗”?哪儿的城市和矿山没有“万人坑”?

  “弱国无外交”。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倍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在国际上没有任何地位。流落在世界各地的同胞们,倍受欺凌,尝尽辛酸。一百多年里,一次又一次的列强侵略,连篇累牍的的或明或暗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协定,记录了旧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的羞辱史。

  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血泪斑斑的历史,至今才刚刚掀过去五十三年。它铭记在还活着的老一辈的记忆中,它镌铸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它刻印在卷帙浩繁的文字遗存之中。仅仅就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我们的祖国,曾经为世界的发展做出了伟大贡献的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国家落后到了尽头!民族祸患到了尽头!人民苦难到了尽头!四万万人民在水深火热的黑暗泥潭中,煎熬着,挣扎着。这就是旧中国的真实写照。
历史是一面镜子。只有懂得历史,才能认识现在;只有懂得历史和现在,才能预见将来。整个现存的物质的和精神的一切,不过是历史嬗变的积存而已。失去了历史的记忆,就是失去了思想和智慧的根基。对历史认识上的片面和歪曲,是以后新的曲折和灾难的根源。“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二十多年来,在中国就有一股势力,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竭尽其能事,力图掩盖、模糊、歪曲这段刚刚过去的历史,搅浑搅乱人民的视听,妄图让人民忘记这段刚刚过去的历史。欲灭其国,先断其史。二十多年来,铺天盖地地充斥于电视、影剧、报刊等各种媒体的,几乎全是这些东西,以至于在青少年教育中的历史课成了最受冷淡漠视的一门课程,就是那股势力通过各种强有力的“看不见的手”所起到的作用。

  笔者在这里简要地概括地描述刚刚过去不久的旧中国的真实面貌,就是重新唤起人们的记忆,为我们各个年龄组的同胞们清楚地认识新中国提供一个必不可少的尺度。没有这个尺度,我们怎么可能说清楚新中国的一切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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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中国建立后的毛泽东时代三十年,是成就辉煌还是发展停滞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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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1949年10月1日,在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全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揭开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崭新的一页。

  新中国建立后,至毛泽东1976年9月9日逝世,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旗,领导全国人民,又经过27年几乎同样艰苦卓绝的奋斗,把一个贫穷落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建设成一个具有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拥有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欣欣向荣、繁荣昌盛的新中国,成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向往的圣地,以不可战胜的英雄主义气概,自立世界民族之林。在毛泽东时代,亿万人民同声高唱的《社会主义好》、《我们走在大路上》就是对于新中国翻天覆地巨大变化的真情描绘。

  对于新中国的成就,不仅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感到由衷的赞扬和自豪,就是包括曾经进行过殊死较量的敌人在内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们也不得不承认甚至于翘起大拇指。例如,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总统、总理、首相、其他官员、学者一致评论:新中国的成就“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世界历史”、“提高了工农的地位”、“是人类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光辉象征”。

  其中,美国学者莫里斯 . 迈斯纳经过大量研究作出了这样的结论: “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亚洲病夫’的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6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难道这不是言之凿凿的铁的事实吗?

  然而,也有完全相反的另一种观点。那些被推翻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势力以及它们的代表,出于没落阶级的本能,对于人民翻身当家作主,对于新中国不管多么巨大的成就,它们都会横看竖看不顺眼,狠得咬牙切齿,加以百般污蔑,寝食不安地盼望着恢复它们失去的天堂。本来,这是很一般的政治常识,不必大惊小怪的。

  但是,有一种完全相反的强烈的观点,却是来自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对旧中国的苦难虽然可能因为生活较为优越而体会不深的、对新中国的成就虽然由于官僚主义作风而不了如指掌但也应该基本了解的、曾经长时间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就至少有七处记载了邓小平关于在1978年底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二十多年里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停滞的观点。

  他于1987年6月12日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说:“中国社会实际上从一九五八年开始至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内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在其他几次讲话中,他说:“从1957年起,我们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不但生产力没有顺利发展,反而受到阻碍。”对于新中国的巨大而辉煌的成就,他也有时不得不承认一点,如他也说“当然,同旧中国相比,还是进步了。”“也搞了一些东西,比如原子弹、氢弹,我们搞成功了,洲际导弹我们也搞成了”,但“总的说来,很长时间处于停滞状态。”“中国耽误了大约二十年的建设时间。”“总的说来没有多大发展。”“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

  在这里,我们不要看轻这几句话。这是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理论和政策的总根据。邓小平就是根据他的这几句结论而设计并开始了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新时代”并给整个世界都带来了极为巨大的影响和变化的“改革开放”!

  反差是如此之大。一方面是美国学者的“毛泽东的那个时代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一方面是邓小平的“发展非常缓慢”、“总的说来,很长时间处于停滞状态”、“总的说来没有多大发展。”然而邓小平并没有拿出任何事实和道理来说明他的结论。但是,就是由于他这几句话,被中国人民推翻的“三座大山”的遗老遗少以及他们在国内外的同伙和继承人,就象抓住了几根救命稻草,开始了对新中国又一轮的攻击、污蔑和谩骂,什么新中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啊、“中华民族的浩劫”啊、“封建专制”啊、“法西斯”啊、“计划经济死路一条”啊,等等。毛泽东时代所发生的所有缺点错误都被无限夸大后利用起来了,连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罪恶也加到新中国头上了。

  那么,真相到底如何呢?让我们来看看具体事实罢。

  在这里附带说明一下:

  1、邓小平关于中国“发展缓慢停滞”的时间概念是不太清晰的,后限是改革开放的开始是肯定的,而前限有时说是1958年,有时说是1957年,有时说是土地改革以后,还有时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但根据改革开放的实践看,实际上是把建国后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路线是彻底否定了的。考虑到毛泽东逝世后的两三年内,中国基本上继承延续了毛泽东时代的路线,邓小平也说他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从1980年搞起来的,因此,本文把建国后三十年与改革开放后的二十二年分别作为对比论述。

  2、由于资料搜集的困难,大部分资料是从建国后恢复到解放前最高水平的1952年开始的。为了对比的方便,也把1957年以及1965年、1976年的有关资料列出。

3、由于统计部门和宣传工具把物价上涨了几十倍因而扩张了的国民生产总值连上涨指数也不扣除就当成了“发展”政绩,做数字游戏,统计数字做假瞒报也很严重,国民生产总值已经完全不能反映国家社会经济的变化,因此本文中尽量采用实物产量的统计。

(二)关于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系列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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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编辑人在途中 最后编辑于 2011-10-06 08: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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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新中国建立后前三十年社会发展统计资料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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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常说统计数字僵硬、枯燥,这是因为仅凭表面数字难以形象全貌全方位地从外到内多层次地活生生真觉实味地认识客观事物。但是,真实可靠的统计数字是社会事物发展结果的即时记载,是准确认识客观事物概貌和框架的依据。因此,我们在认识事物时,不能只看具体数据而不认真弄清它所表达的社会现象的真正含义;不能只看“果”不看“因”,也不能只看结果不看过程;不能孤立地只看一个事物,还要看它和其他事物的联系和影响。

  为此,对新中国建立后前三十年社会发展统计资料作出以下说明。

  1、从表1可以看到,1979年与1952年相比,二十七年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增加了7.45倍,其中农业总产值增加了1.49倍,工业总产值增加了17.34倍。

    从表3、表4、表5中可以看到,1979年与1949年相比,主要工农业产品数量增长倍数分别为:粮食1.9,棉花4.0,油料1.5,原煤18.8,原油884,发电量64.6,钢217,水泥111,木材8.6,化学纤维1632(此项与1957年相比,此前为0),棉纱7.1,硫酸174.0,纯碱15.8,烧碱120.7,农用化肥1774.7;基本建设投资1979年与1950年相比增加了45.2倍。由此可以看到,这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原材料的产量,在短短的三十年中取得几倍、几十倍、几百倍甚至上千倍的增长。

  即使与1957年相比,到1979年,工农业总产值、工业产值、农业产值的增长倍数分别为4.04、6.59、1.0;三种主要农产品的增长倍数分别为粮食0.7、棉花0.34、油料0.53;十三种主要工业产品的增长倍数分别为:原煤3.8、原油71.6、发电量13.6、钢5.4、水泥9.8、木材1.0、化纤1631.5、纱2.1、布1.4、硫酸10.1、纯碱1.9、烧碱8,2、农用化肥69.6。也就是说,在被邓小平结论为“从1957年”起发展受到“阻碍”而“缓慢”“停滞”的二十年中,经济建设发展最主要的项目的产量的增长,基本上是数倍、十数倍,仍然是十分巨大的。

  2、从主要工农业产品的增长倍数中,农业是最小的,这是由农业生产的特点所决定的。我国是农业大国,人口占世界的22%,而耕地只有14.38亿亩,占世界的7%,相当于美国的51%、印度的58%,按人均算只有美国的11%、印度的43.5%。对于生产条件、生产方式和产量千百年来一直停留在中世纪的中国来说,不要说总产、单产翻几番,就是普遍增长一成就绝非易事。而我国要发展农业,就只能走自力更生的路子。在新中国建立后三十年间,粮食总产量在耕种面积缩小的情况下还增加了近两倍,这是一个奇迹,是数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奋斗了整整三十年的结果。毛泽东时代,全党大办农业,全国支援农业,到1979年,从人拉肩扛手抬开始建成水库84000座,堤坝沟河17万公里,其中江堤1万公里,打机井210万眼,再加上大规模修梯田、平整土地,使全国灌溉面积从建国初期低标准的三亿亩增加到七亿亩;建国前的易涝农田3.6亿亩有2.7亿亩得到初步治理;农用大中小拖拉机233.8万台;农用排灌动力达到7122.1万马力;农业用电282.7亿度;农用化肥生产量1065万吨;各种化学农药生产量54万吨;再加上农作物品种的改良、优化,各种先进技术的推广,使得我国基本实现由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变,极大的增强了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彻底改变了旧中国“弱不禁风”、灾害频仍的苦难局面。如果没有这些基本条件的改变,仅靠个人承包、分田单干就能增产增收,岂不是天方夜谭的神话?

  农业发展的周期长,投资大。但农业一旦有了长足的进步,就会给其他各行各业的发展提供各种资源,如人力、资金、原料等。从表2可以看到,建国后三十年间,我国职工队伍增加了8300多万,这一方面说明了工业交通等行业的飞速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这是由于农业的发展已经有了为其他行业提供人力资源的巨大作用。同样,改革开放后,我国每年有数亿农民进城打工,为城市和其他行业提供了大量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廉价的劳动力,这也是改革开放前农业就已经取得成就的结果之一。

  3、煤炭生产的飞速发展是基础原材料行业另一个有巨大战略意义的成就。1979年,我国煤炭产量就达到6.35亿吨,相当于1952年的8.6倍、1949年的20倍。九十年代中期达到最高峰世界第一的12亿多吨,增加的6亿吨是改革开放后提出“国家、集体、个体”一起上,主要是由小煤矿生产的。小煤矿由于缺乏地质勘探、机械、动力、运输、技术方面的能力,其生产也主要是依托大煤矿实现的,因此,小煤矿的发展也是建国后煤炭生产蓄积的潜力的释放。煤炭是工业的粮食,有了煤炭,才能发电、炼钢,才能烧制水泥、陶瓷、玻璃、石灰、砖块等建筑材料,有了煤炭才能制造化肥,才能做饭取暖,才有了各行各业的发展变化。因此,煤炭产量增加的意义与其他各项指标是不同的。必须充分认识煤炭工业发展的意义。对石油、钢铁、电力的发展与其他行业的关系,也是类似的。

  4、表6与表7反映的是教育和科学技术人员的发展变化。经过三十年的努力,我国建立起层次、门类、专业比较齐全的教育体系;1979年对比于1949年,各类在校生总数为8.1倍,其中高等学校8.7倍、中等学校47.5倍、小学6.0倍。全国由解放前90%的文盲状态,成人识字率已达到81%。各类专业科技人员总数达到470.5万,相当于1952年的11.1倍;有了教育文化的发展,才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配套的科学技术体系,成为拥有一定科学技术攻坚能力的国家。这些方面的成就,为提高我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和文化素质,发展科学技术,全面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证。例如:在农业科技方面,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良种化,基本上更新了一代农作物新品种,领先世界的籼型杂交水稻在四亿多亩农田中推广。在工业科技方面,独立研制成功世界上最大的17.5万千瓦低水头发电机组,3000万吨露天采矿成套设备、200吨级电渣重熔炉、五十万伏输变电设备、30万吨合成氨、24万吨尿素成套设备。在国防科技方面,自1964年起相继研制成功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核潜艇,1970年起发射成功人造卫星并于1975年掌握实现成功返回技术,1980年成功试飞“运十”大型喷气式客机。在交通车辆、舰船制造及电子、通讯、计算机等科技方面也发展迅速,有的也进入世界先进水平行列。在医药卫生和生物科技方面,在世界上最早实现了胰岛素的人工合成、最先完成了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的全人工合成;等等。总之,这些成就说明,正是教育文化的发展才使新中国在建立后的三十年中,从一个科学技术极其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各个领域、门类齐全配套、具有一定攻坚能力、其中有些领域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国家。当时,国内外公认,我国科学技术的整体水平比世界先进水平仅落后10至20年。也就是说,新中国仅用了三十年时间就走过西方国家100到300来年的科技发展道路。

  5、从表8看,全国居民的消费水平1979年比于1952年为2.6倍,其中农民、非农业居民分别为2.5倍、2.7倍。如果仅从数字上看,与其他方面相比,增长幅度不太高,但在实际上,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不管是职工还是农民的生活福利条件,从物质到精神生活的水平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巨变。1979年全国职工总人数达到9967万,相当于1952年的6.2倍。在旧社会,普通劳动人民子弟几乎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而在解放后,各类高、中、低等学校基本上是免费的,学生主体都是出身于劳动人民。职工住房都是分配的,医疗也是免费的。从六十年代起,全国县、公社、大队普遍建立三级医疗网,对农民实行合作医疗,解决了农民医疗保健问题。由于全国医疗保健制度的建立健全和发展,在旧中国千百年严重祸害人民的各种急慢性传染病、地方病在短短的三十年中受到控制或消灭。三十年中,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宗旨的体育运动也有了飞速发展,以乒乓球为代表的各项运动项目在国际竞赛中取得名列前茅的成绩,扬眉吐气的彻底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1840年清朝时,我国人口就已达到4.1亿,由于三座大山的压迫,人民生存条件极为恶劣,1949年建国时才达到5.4亿,而三十年后的1979年总人口即达9.6亿,人均寿命也由建国前的35岁提高到1979年的近70岁,接近甚至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6、为了与同时期世界上的发展变化相比较,表10、表11、表12、表13列举了与美国和印度的比较结果。

    按八种工农业主要产品的总产量对比,在1952年,美国只有粮食比中国低一点,其余七种分别相当于中国的2.27倍至703倍,平均111倍;到了1979年,美国已有两种产品(粮食、布)低于中国,其余六种分别相当于中国的1.04倍至8.22倍,平均仅为2.5倍;28年间平均倍数下降了97.7%。与印度相比,1952年印度有两项产品(钢铁、布)总产量超过中国,其余都低于中国,平均为中国的0.7倍,到了1979年,八项产品总产量全部低于中国,平均为中国的0.32倍,平均倍数下降了54.3%。

  按八种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人均产量对比,在1952年,美国全部超过中国为3.1至2264倍,平均345倍,而1979年就仅为中国的1.1至35.5倍,平均11倍,平均倍数下降了96.8%;而印度,在1952年时,有五种产品的人均产量超过中国,而到了1979年,八项产品全部低于中国,与中国相比的平均倍数由1.14倍下降到0.43倍,下降了62.3%。

  按八种工农业主要产品1952年至1979年28年间总产量增长的平均倍数,中国为42.6,美国为0.9,印度为9.4;人均产量增长的平均倍数,中国为24,美国为0.5,印度为5。

  还有比活生生的事实更有说服力的吗?中国在建国后三十年间的经济发展速度,与美国和印度相比,不仅是很快,而且是飞快、极快的了!

  在这里,还有必要把美国与印度发展的客观条件说明一下:耕地面积,中国是美国的51%,是印度的58%;按人均耕地面积比较,美国是中国的9倍,印度是中国的2.3倍;森林覆盖率,美国是28.3%,印度是20.3%,中国是13%;人口,中国是美国的4.5倍,是印度的1.3倍。有人综合计算,美国的人均占有资源量是中国的20倍。了解了这样一些情况,就更能深刻理解中国建国后三十年发展的不平凡的意义。

  由于篇幅有限,也由于缺乏可比性,对于邓小平们吹上了天的所谓“亚洲四小龙”,笔者不在这里拿来作比较。“亚洲四小龙”一直是国际资本主义的小伙计,但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使它们得到发展,与旧中国相比都是彼此彼此。1949年以后的十多年里,他们与新中国相比望尘莫及。六十年代后半期以后,由于美帝国主义在全球改变了对共产主义的战略,利用雄厚的资金和技术,刻意打造了这么几个主要用于对中国和平演变的桥头堡。这不过是帝国主义谋士们玩弄的小魔术而已。但是,邓小平们、许家屯们却将此作为资本主义“还有生命力”、“还有值得学习之处”,喋喋不休地为国际资本主义充当免费的解说推销员。这是无知的上当呢,还是心领神会的演双簧呢?

  7、当我们研究新中国建国后三十年的发展变化时,还必须清楚认识当时的基础条件和国际环境。

  如前面第一部分“旧中国是什么样子的”所介绍的,旧中国给新中国留下的是一穷二白、百业俱废的烂摊子,几乎没有任何遗产可以继承,一切都要从头开始。苏联斯大林时期决定帮助我国建立的156个项目,虽然给予了宝贵的支持,但被赫鲁晓夫在执行的中途即1960年撕毁。此后,我们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建设。

  由于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后建立的,是属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它就必然会受到被推翻的三座大山的残余势力以及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仇视和封杀。五十年代中期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复辟以后,使新中国受到的封杀颠覆威胁更加严峻复杂。抗美援朝、援越抗美、东南沿海反美蒋入侵、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苏修百万大军压境及东北珍宝岛反击战等战事记载了这种险恶的周边局势,使得新中国不得不将国防军事斗争放到突出的战略地位,于是便有全民皆兵、三线建设、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壮举。国防建设固然有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更多的是对各种社会资源的极大的占用和消耗。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全球一盘棋,各国人民的解放都是互相支持的。为了履行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新中国虽然百废初兴,仍然极为慷慨的从道义上精神上物质上财力上甚至不惜一切的牺牲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事业提供了全力以赴的支持。

  新中国三十年的建设成就就是在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下取得的。
最后编辑人在途中 最后编辑于 2011-10-06 08:4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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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个极其容易作出的简单而又清楚的结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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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前述对新中国建国前后基本历史概况的介绍,十分清楚,只要从事实出发而不是象那种“驴虽付汝姜还树生”的无赖,只要有一点点实事求是的精神,只要有一点点爱国主义之心,只要神经正常而不是心理认知障碍,就可以从纵向横向的鲜明对比中得出这样一个小学生式的极其简单容易而又准确的结论:新中国建国后三十年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是快速的、巨大的、辉煌的,不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这铁一般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在中国共产党内,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一直占主导地位的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这铁一般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具有资本主义完全不可比拟的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这铁一般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邓小平年对新中国经济建设“发展停滞缓慢”的结论是颠倒黑白、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捏造,是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污蔑和诽谤。他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总根据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邓小平,作为一个在二十年代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位居被称为“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之列、在旧中国生活了40多年的人,即使他不喜欢做象毛泽东那样的“农村调查”之类的调查研究工作,但他也应该对旧中国的城市、农村、工业、农业、社会制度、精神风貌一类有个基本了解;建国后他长期担任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即使他再迷恋于打桥牌而疏懒于实际工作,他也得基本了解新中国城乡工农业的巨变和成就。他是凭什么证据得出的在改革开放前的二十多年里“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的结论的?他设计的改革开放不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开端的吗?他不是把“实事求是”喊得震天响吗?他得出结论的事实在哪里呢?作为象他这样一个人物,难道当他使用“停滞和徘徊”、“非常缓慢”、“阻碍”、“总的说来没有多大发展”来结论毛泽东时代时,他真的没有搞清这样一些词语的概念和含义吗?至今,我们也没有看到他拿出能够证明自己论断的任何言之有据、言之有理的东西。至今,我们也没有看到他的拥护者追随者拿出任何能够为他辩护、否认前述大量证据的东西。

  是不是因为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而耿耿于怀呢?从各种资料来看,这一点是肯定的,他从不掩盖自己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刻骨之恨。那么,我们按照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主席和广大革命群众对他的批判,他不是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他没有共产主义理想,而是一个党的同路人,是一个解放后就要到站下车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是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使是这样的,他至少也应该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就象他自称的那样“我是人民的儿子”,那么,当他看到一百多年来陷于“腥风血雨、内忧外患、战乱频仍、支离破碎、天灾人祸、生灵涂炭、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时代真正实现了在世界民族之林扬眉吐气地站起来之后,在他终于执掌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之后,在他掌握了毛泽东遗留给他那么巨大的丰厚遗产之后,即使他还有些个人恩怨,他又怎么能把属于中国人民的这些辉煌成就彻底否定呢?为什么连一些民族资产阶级爱国人士、外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学者都能说出来的公道话,他却一字也不承认的呢?

  在这强烈的反差面前,联系到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对国际资本主义的全面投降政策及其对中华民族造成的全面损害,另一个结论也是极其清楚而容易作出的:邓小平不仅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他连一个爱国的民族主义者也不够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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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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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是不是使邓小平耿耿于怀的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确实是后果严重而乏善可陈呢?

     让我们看一看具体的实际情况吧。

    1、邓小平导编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评价文化大革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以中央的名义结论:文化大革命使“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实际上的事实是怎样的呢?根据笔者掌握的不完全资料,文化大革命中,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工农业生产、科学技术是获得巨大发展的。

  在农业方面,1976年与1965相比,拖拉机、手扶拖拉机产量增长5.7倍和65倍;农业用电增长4.7倍,农用排灌动力机械拥有量增长4.9倍;每亩化肥施用量增长2.1倍。1977年和1965年相比,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41%;全国机电排灌面积和水电站总装机容量分别增长355.6%和643%;1975年全国机井数比1965年增长935.9%;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1976年与1965年相比,成灾面积由53.9%下降到26.7%。1976年比1965年,农业总产值增长51%,粮食总产量增长47%。

  在工业方面,总产值增长172%。主要产品产量的增长幅度分别为:原煤110%,原油610%,发电量200%,钢70%,水泥190%,木材15%,化纤190%,纱51%,布40%,硫酸90%,纯碱30%,烧碱120%,农用化肥200%。

  在基本建设方面,对我国长期发展和增强综合国力意义深远规模宏大的三线建设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开始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期建成的,一大批冶金、煤炭、石油、电力、机器制造、飞机、汽车、航天、电子等工业科研基地和空前艰巨复杂的铁路干线如成昆、湘黔、川黔、焦枝线顺利建成,形成了有较高科研生产能力、有较大规模、门类齐全的战略后方体系。南京长江大桥、丹江口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大港油田、胜利油田、百万吨大庆化肥厂、十万吨级港口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建成的;五万吨级轮船、四千马力内燃机车,三十万千瓦发电机组,八十万倍电子显微镜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出来的。1972年开始从国外引进的26个大型冶金、化工成套设备,为满足国家长期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打下了基础。

  在科学技术方面,大大提高我国科技水平和国际战略地位的"两弹一星"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研制成功的,其他,1970年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同年我国大型喷气式飞机《运十》开始上马研制并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进展顺利而于己于1980研制成功,1973年第一台每秒百万次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1975年第一次回收发射人造卫星成功,同年为世界粮食增产作出重大贡献的籼型杂交水稻通过鉴定,其他我国在基础科学领域里如数学、生物学领域里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成果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取得的。为保障全国农民健康作用极大的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

  中国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历史性跨越,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从1952年的工业占30%农业占60%,到1975年转变为工业占72%农业占28%,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实现的。

    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上的综合生存条件的极大改善,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人民的人均寿命达到了近70岁。

  正因为中国综合国力的空前增强,正因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对美帝国主义针锋相对的斗争而使它们对新中国二十多年的扼杀封锁遭到惨败,在文化大革命中期的1972年,尼克松才不得不屈身来中国言和,不得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得不“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从而导致中美关系的解冻和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恢复。这标志着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欺侮历史的最后的彻底破产。在建国后与我国建交的150个国家(不包括在九十年代后前苏联瓦解后与我国重新建交的15个独联体国家),在毛泽东时代就有115个,其中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有65个,也就是说在毛泽东时代与我国建交的国家,文化大革命前有43.5%,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56.3%。

     难道这些对于中国人民来说都是“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 “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和“浩劫”吗?难道这些发展变化就是“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吗?难道国际上的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争先恐后地与中国建立或恢复邦交是因为中国处在“严重灾难”和“浩劫”的“崩溃的边缘”吗?这不是明明白白的挣着眼说瞎话吗?

  这无数铁的事实说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不仅不是什么“严重灾难”和“浩劫”的“崩溃的边缘”,而是新中国前三十年发展的最高潮,是新中国最辉煌的亮点!

  邓小平把持下编造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既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又无法完全抹掉文化大革命中取得的这些实实在在的成就,就编了个说法:“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的结果。“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到底是与文化大革命进行“共同斗争”呢,还是满怀空前的热情积极参加的呢?邓小平们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文化大革命中取得的无数成就中的哪一件是由于它参加者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共同斗争”以及怎样“进行共同斗争”、怎样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后取得的?邓小平们连一件也举不出来。历史事实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在九亿人民中,只有张志新等极个别人表达了自己的不同观点,就连邓小平虽然内心极端仇恨但也是多次反复表明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拥护。千真万确、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是,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革命知识分子焕发出空前的革命热情,积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使共产主义的集体主义、英雄主义思想大发扬,为建设社会主义忘我劳动,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2、邓小平们否定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的伟大成就另一个重要托词就是1958年的大跃进。他导编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这样“彻底否定大跃进”的:“更由于毛泽东同志……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是“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

  事实真相是这样的吗?让我们看一看部分历史资料的记载。

  就国家大型骨干项目而言,在这一年开工建设的有:刘家峡、白山、丹江口水电站、淮北矿区、武钢炼钢厂、成都无缝钢管厂、金堆城钼业公司、吉林化工公司二期工程、保定胶片厂、京密引水工程、北京十大建筑;

    这一年建成的有兰州炼油厂、兰州化学工业公司、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洛阳轴承厂、汕头感光胶片厂、上海手表厂、上海自行车三厂、北京清河毛纺厂、杭州丝印厂、安徽淠史杭灌区宝成铁路、鹰厦铁路、包兰铁路;

    在1958年以前开始建设或勘探设计筹备,在这一年获得很大进展的有:北京热电厂、平顶山、淮南、徐州矿区、大庆、胜利、新疆油田、四川气田、襄渝铁路、南京长江大桥、鞍钢、首钢、西华山钨矿、四川化工厂、大连化工公司、洛阳拖拉机厂、第一重型机器厂、哈尔滨电机厂、江门甘蔗化工厂、西安纺织城、黑龙江垦区,等等。

  我国在这一年中,试制成功的还有:第一架半导体收音机、第一套电视发送设备、第一台四十马力拖拉机、第一部国产轿车、我国当时最大的炼钢平炉、第一台内燃电动机车、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等等。

  再看一下逐年的国家统计资料,各行业总产值、各项产品产量、各项社会发展指标,1958年都比1957年有较大或很大幅度的增长,其中各个项目的增长率分别为:工农业总产值32.9%,农业总产值5.4%,工业总产值53.9%,职工总人数67.5%,粮食2.5%,棉花20%,油料作物13.7%,原煤1065.1%,原油54.8%,发电量42.5%,钢49.5%,水泥35.6%,木材28.4%,化学纤维1400%,纱49.5%,布27.9%,硫酸17.7%,纯碱27.9%,烧碱38.4%,农用化肥28.5%,高等学校在校生49.7%,中等学校在校生65.2%,小学生34.4%,都大大超过历年平均增长幅度。

  仅仅在一年中,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就取得了那么大的进步和发展,确凿的事实说明,1958年还是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大跃进的一年。

    1985年出版的《现代中国的一百项建设》一书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的具有代表性的”123个骨干工程,仅在1958年一年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共十一年中,开始建设的或建成的或有了重大发展业绩的竟占了72.4%,其中农业、能源、冶金、化工、机械电子、交通占了84.3%。

  这些铁的事实说明,通过否定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进而否定改革开放前二十多年新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巨大成就,也是丝毫也站不住脚的。

  被邓小平捧为“我党第一支笔”、被许多人认为“行文周密、无懈可击”的“大理论家”、对于帮助邓小平制定改革开放政策起了巨大作用的胡乔木,曾经这样评价建国后的毛泽东时代:“1957年……以后,搞一次运动,生产就被破坏一次。”众所周知,1957年以后,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反右、三面红旗大跃进、社会主义教育(四清)、文化大革命……,哪一年不是处在运动之中?按照胡乔木的说法,这二十来年里,经济建设始终处在“被破坏”之中,如果事实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时期,本文中已经大量列举的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的高达几倍、几十倍、几百倍甚至上千倍的增长从何而来?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3、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中的确也出现了许多缺点、失误甚至严重的错误。就是在新中国三十年的其他时期里,缺点和错误也是存在的,即使在建国前的血与火的斗争中,缺点和错误也会存在的。只是,由于人们动机、立场和观点、方法的不同,认识和处理的方法与结果大相径庭。

  马克思主义者对待革命运动过程中自身的缺点和错误则是象对待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实事求是地进行准确的调查研究,加以辩证的科学的分析认识,迅速地纠正,以防造成更大的损失。只有无产阶革命的敌人才对他的缺点和错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无限夸大、混淆真相、颠倒黑白、随时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根据国内外无产阶级专政的新鲜经验,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一个理论和实践的伟大创举。广大人民群众运用四大武器,开展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揭露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荡涤了旧文化的一切污泥浊水。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发生了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派性为突出表现的极左思潮甚至许多大中小规模的武斗,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失控,一些人受到无辜的或者不当的打击和伤害,严重的甚至被打成反革命。当然,这种情况也会给社会生产、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和损失。这些情况主要发生在1967年和1968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各个时期中,估计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被触及而受到各种形式的揭发、批判、斗争,最严重的也有被打成反革命甚至坐监牢的,其中的分布情况是,在各级领导干部中有绝大部分,在一般干部和知识分子中有少部分,在工农群众中有个别人。这些被触及或被斗争的人中间的大部分在文革的各个时期都得到了或解脱、或甄别、或平反。

  出现这些混乱的原因是复杂的,但主要是由于党内的修正主义,其次由于历史传统上的剥削阶级反动腐朽落后思想的影响和人们认识上的盲目性局限性造成的。那些所谓混乱情况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坏人斗好人,另一种是好人斗好人。但在这些混乱中,最主要的始作佣者是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当他们还执掌一定权力时,他们极为蛮横无理地公然制造冤案,把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和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当他们混不下去时,他们又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内战。

  历史传统上的剥削阶级反动腐朽落后思想的影响和人们认识上的盲目性局限性也是造成革命过程中混乱和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建立以后,已经形成了几千年的不断改头换面延续下来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依然存在,并且几乎在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身上发挥作用。这对新的国家政权制度、对共产主义事业是一种表面上好象是无形的而实际上无时无刻都在发挥作用的破坏力量。

  因此,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以及各种剥削阶级在各个领域里的斗争是一种客观存在,你不斗它,它就要斗你,无法避免的、无法掩盖的。只能建立一个制度,使这种斗争不断向革命的进步的正义的方面转化。这种制度就是无产阶级大民主。只要保障人民的四大权利,只要让人民群众讲话,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和广大革命人民总会对反革命和各种错误思想行为包括各种冤假错案进行揭露批判,弘扬真理,恢复真相。通过不断的反复的斗争,才能不断提高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思想觉悟和道德风尚,使整个社会得到改造。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各个时期中,毛泽东和广大无产阶级先进分子、革命群众对于各种错误都进行了抵制、纠正、斗争。在这种正确和错误的反复较量中,犯错误的人得到改造,所有的人得到锻炼,整个社会不断得到净化升华。

  当然,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损失也是不可避免的,自从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哪儿有不付出代价的进步?当然,对这代价和进步要做分析和对比,要把他们放到自身所在的范围内做权衡。

  在当时的七亿五千万人口的社会中,开展对资产阶级、对修正主义、对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旧观念的大揭发大批判,在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图谋复辟而浑水摸鱼的情况下,怎么可能不出现各种错误和损失呢?在其他的时代里,例如在旧社会,在实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如在原苏联、东欧那些国家,还有目前正在资本主义复辟中的中国,各种社会保障的破坏与医疗卫生、劳动安全水平的下降所致的人身生命的损害,各种黑社会、绑架、暗杀、残害,各种社会压迫和社会危机所造成的如自杀一类的生命危害,比文革中少吗?如果做一下认真的调查研究,不知道要比文革中高多少倍。

  资本主义复辟势力污蔑毛泽东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人斗人”,那么,在资本主义复辟下的人身伤害是不是“人斗人”?把几千万下岗工人和几亿农民置于生存危机的所谓“弱势群体”状态,是不是“人斗人”?而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文革中,在实行无产阶级大民主时,广大群众对当权者揭发批判过头不实之处是有的,但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事实基本上都是准确的。虽然有“坏人斗好人”、“好人斗好人”,但是更多的是好人斗坏人;而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都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挨斗受压、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好人伸张正义,比上天还难。

  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进行全面的具体的分析,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还是从近期长远、从国际到国内,全面比较衡量,文化大革命的损失与它的成就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改革开放时期继承的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积蓄的。最重要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长达十年的学习、批判、斗争、实践,由于许多次正反两方面的教育,几千年来长期愚昧禁锢蒙蔽人民群众的以私有观念为核心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受到了一次最强烈的批判和清算,九亿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与十年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对客观世界包括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认识得到极大深化,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意识空前提高,焕发出豪情满怀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化为无比巨大的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例如,在旧社会、特别在农村地区一直占统治地位并一直延续到新社会的旧的封建文化传统思想就是在文革中被扫除的。与之相比,印度的封建种姓制度一直到现在仍然严重存在,一直是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之一。

  这就是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出现了长时间的无政府主义的混乱,但是由于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发生了伟大的革命性变化,各种社会事业包括经济建设仍然得到巨大的发展,社会面貌发生了极大的革命性变化。正是这种变化,使得在后来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那些搞腐败、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人对经过文化大革命提高了思想觉悟的人民群众充满了惧怕,所以才编织了那么多的花样、转了那么大的迂回圈子的主要原因,也是那些搞腐败的人也不得不做做样子反腐败的原因。也是在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修正主义腐蚀破坏下崩溃垮台后,中国仍然屹立在世界上的主要原因,即毛泽东时代留下的雄厚的社会政治经济遗产的作用。

  2、 1958年大跃进的情况与文化大革命有一点类似。在建国后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公私合营、农业合作化等巩固国家政权、向社会主义过渡完成以后,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根据当时国内外的形势,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提出了“三面红旗”(即大跃进、人民公社、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决策。

  当翻了身做了主人的广大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干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党内刮起了十分狂烈的“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这五股狂风泛滥于1958年的7、8、9、10月份,毛泽东于8、9月份开始发现并进行调查研究,从10月起开始力纠,经过一系列工作和会议,一直到1959年才得到遏制和纠正。而后,发生了全国性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1958年“五风”的影响,是其中一部分原因。

  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旧中国留下的一穷二白的极为薄弱的经济基础造成的。这时候虽然已经解放了八、九年,经济发展速度也很高,但是,原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太薄弱了;还打了三年抗美援朝战争。就农业而言,大规模水利建设刚刚开始,机械化、电气化还在计划之中,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以及种子的改良还很不普遍,抗御自然灾害和社会风浪的能力还是很差,总的来说还是靠天吃饭。在整个五十年代以至到文革初期,中国农业虽然有很大发展,但由于重点是改造农业生产基础条件,粮食亩产增加幅度不是很大。中国农业粮食亩产的大幅度增长是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和改革开放的初期,这是由于经过二十来年的奋斗,农业生产基础条件有了极大改善,在这个基础上,又大幅度的增加了化肥的使用。另外,1959至1961年连续发生了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是建国五十年来范围最大、程度最深、持续时间最长的最大自然灾害;以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为标准,1959、1960、1961年三年连续下降的比例分别为12.9%、26.5%、24.4%,是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一个直接因素。正如周恩来1960年10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说:“这样大的灾荒那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

  一九六零年,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对我国撕毁援助协议、停止对我国援建项目,催还债务,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三年困难时期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地位的变化,由于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党的队伍特别是干部队伍中发生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蜕化变质现象。建国前后,毛泽东主席曾经多次发出警告,并也领导过“三反”,一九五七年初也发动过群众帮助党整风,但由于资产阶级右派趁机向社会主义进攻,再加上这时候党内已经开始形成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趁机把反右的矛头指向群众,转移斗争方向,没有能很好的解决党的队伍蜕化变质问题。结果,在大跃进中,在部分干部队伍中刮起了严重的“五风”,欺上压下、多吃多占、打骂群众,胡作非为,十分普遍。当群众生活极为困难时,他们还向党中央封锁下情。毛主席正是在力纠“五风”的过程中,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严重挫折中,深化了对党和干部队伍中蜕化变质现象的认识。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就向全党提出了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其中特别是党内产生资产阶级分子、出修正主义的问题。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三年困难时期的“天灾人祸”因素,其中“人祸”就是党内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蜕化变质造成的。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停产和混乱,情况比大跃进中严重多了,时间也长多了,为什么没有发生群众生活严重困难的情况呢?就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中,经过阶级斗争的锻炼,沉重的打击了党和干部队伍的蜕化变质现象,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空前的重视,干部队伍中没有人再敢象一九五八年那样狂吹“五风”、胡作非为;同时,经过解放后近二十年其中也包括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大规模、高速度的经济建设,已经具备了比五十年代末期坚厚的多的物质基础。

  在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的广大贫下中农承受了最大的困难。对他们来说,在旧社会中常年累月都是这样过的,甚至比这还要更苦得多。共产党领导他们翻了身,对这些暂时的困难,他们能够理解,并没有多少怨言。他们在困难面前的回答是:“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他们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迅速克服了困难,创建了建设社会主义更辉煌的业绩。那些以三年困难时期为借口恶毒攻击毛泽东时代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他们在那时生活要比贫下中农好多了。他们是站在被推翻的三座大山立场上,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倒打一耙,把主要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罪恶,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恶,反扣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在这种歪曲蒙混欺骗宣传下,旧社会的罪恶看不到了,资本主义的罪恶看不到了,好象在这以前的旧中国时代人民的生活要比这时候幸福似的,一控诉就是毛泽东时代的“浩劫”、“黑暗”、“专制”、“法西斯”,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改革开放制造舆论。

  3、现在有很多资料证明,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中的表现并不光彩。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和同在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派出大批工作组把数以万计的普通学生、教师打成反革命,更多的人受到各种各样的迫害,挑动群众斗群众,重演一九五七年利用反击右派之机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干部群众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故伎,是文化大革命中混乱和分裂的最主要的原因。大跃进中,他和“五风”的源头刘少奇在中央领导第一线,他们不仅直接主管宣传部门,对煽动狂吹“五风”负有无法推卸的责任,而且或亲自出马狂吹“五风”,或纵容包庇支持狂吹“五风”、不顾人民死活的领导干部。

  苏联的赫鲁晓夫通过《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背叛无产阶级革命,受到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的彻底批判,变得臭不可闻。

    邓小平不敢如法炮制,就转弯抹角地“摸着石头过河”,公然无视新中国的巨大成就,抓住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中的某些属于支流的而且有些要由他负主要直接责任的问题,瞪着眼说假话,抛出“发展缓慢停滞论”,诬蔑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极左”,公然否定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时代,否定了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创造性发展,为推行反革命复辟的“改革开放”制造根据。这在实质上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没有什么两样,又演绎了一场现代的“指鹿为马”剧,只不过是手段更恶劣,后果更严重罢了。
最后编辑人在途中 最后编辑于 2011-10-06 08:5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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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怎样认识和评价邓小平改革开放后的某些发展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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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邓小平一伙党内资产阶级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步赫鲁晓夫后尘,集新老修正主义之大成,集历代反动统治阶级阴谋手段之大成,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三十年辉煌成就一方面利用、挥霍,一方面造谣、污蔑。他歪曲、混淆、否定、背叛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关于物质与精神、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一系列理论,背叛毛泽东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登峰造极地疯狂地推行“唯生产力论”,鼓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此作为掩盖他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摧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实目的。

  生产力,亦即社会生产力,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为自己创造日益先进、增多的物质文明的能力,是人类不断从必然王国走进自由王国、不断为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的能力之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两个方面。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与之相适应,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领域发生的革命也必然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还没有解决、还激烈存在的情况下,如果陷入了唯生产力论,如果不进行或放松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不在这些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还会产生资本主义复辟,就会出现倒退,就会丧失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成果,就会重新给生产力的发展造成阻碍和危害。

  旧中国以及近当代资本主义世界落后、腐朽、反动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此,一旦摧垮粉碎了这些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束缚,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曾经创造了令资本主义国家望其项背的飞速发展。新中国和前苏联的辉煌成就就是这样取得的。

    前苏联自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上台复辟后,经过近四十年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蚕食、腐蚀、销蚀过程而造成最后一朝复亡、崩溃瓦解,苏联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经历了近四十年逐步衰退的过程。一开始,赫鲁晓夫大力释放斯大林时期积蓄的潜力,还有一定的发展速度;在潜力释放殆尽以后,就接着陷入了长期的停滞不前,最后完全崩溃、全面倒退,从一个在全世界与资本主义抗衡较量几乎势均力敌并且一度占过上风头的超级大国,堕落为帝国主义阵营的小伙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主要旗帜之一就是“唯生产力论”。还有比这更鲜明的解释“唯生产力论”的例证吗?

    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对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坚决的斗争,其中曾经突出批判了赫鲁晓夫的“唯生产力论”,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个批判是完全正确的。邓小平本人也曾参加了这个批判,然而,就象他在参加革命后的其他年代一样,并没有在这场斗争中联系思想实际改造世界观从而把立场站到无产阶级和人民一方面来,他又当了一回“跟着走”“跟着打”的混混子。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批判,他也立下了“永不翻案”的誓言,但是,由于立场和世界观的驱使,一旦大权到手,立即自行其是,以百倍的疯狂,重新打起“唯生产力论”的旗号,以改革开放的名义推行资本主义复辟。在他的政策已经给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严重损害和后果,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一朝复亡的残酷现实面前,他和他所代表的那个集团以及他所选定的接班人,依然故我,毫不醒悟,盲人瞎马地把十三亿人民的中国巨轮继续引向那曾使前苏联复亡的礁滩。

  整整一代人时间跨度的24年过去了,邓小平精心设计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又发生了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初,工人农民们就用他们形象的语言描绘了这种变化:“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各国反动统治阶级则是在对新中国谩骂封杀堵截了整整三十年、失败连连一筹莫展之时,突然“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地发现: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搞起了以资本主义为榜样的改革开放,令他们欣喜若狂,狂吹劲夸,什么“中国龙腾飞了”、什么“中国睡狮醒了”等等。中国的宣传工具则是把这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说成是“获得了真正发展”,邓小平“使中国获得了发展”,而且是“高速发展”。有些时候无法掩盖改革开放前的巨大而辉煌的成就而不得不提一句,则还要再加上一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所谓发展变化罢。
最后编辑人在途中 最后编辑于 2011-10-06 08:5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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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农业的所谓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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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以及国内外资产阶级宣传工具吹嘘的最多的就是在中国农村所谓“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分田到户取得的所谓成功。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媒体千万遍地宣传邓小平的政策怎样使农民富了起来,好象邓小平成了中国农民的“大救星”似的。至今,许多没有做过调查研究而上了当的人,仍然在这个问题上受着蒙蔽。

  从表9可以看出,全国的粮食总产量,在改革开放前的二十八年间增加了15723万吨,平均年增长率为2.5%;改革开放后的二十二年间增加了13147万吨,平均年增长率为1.6%。改革开放后的粮食年平均增长率比改革开放前低36%。

  如前所述,建国后三十年的中国农业,在千百年一直没有显著发展的极为落后的中世纪农业的基础上,几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从完全的肩挑臂拉手提起家,修了84000座大、中、小型水库,17万公里沟河堤坝,1万公里江堤,打了210万眼机井,修梯田平土地新增灌溉面积3亿亩,极大的控制了旱涝灾害的影响,初步改变了靠天吃饭的局面。化肥使用量从无到有,至1979年已经超过1000万吨;各种粮油作物已实现了良种化;机械化、电气化的初步实现大大改善了耕作条件;其他如改良土壤、合理密植、防治病虫害、收获、保管等条件也都已大大改善。

  研究考察改革开放后中国农业基础生产条件的变化,就会发现,农田水利设施基本上还是前三十年建设的。灌溉面积和灌溉动力也基本上没有显著增加。以农用灌溉动力为例,建国后三十年由12.8万马力增加到7122.1万马力,增加了556倍,而改革开放十年后的1989年为7828.1万马力,十年间只增加了28.5%(以后年份统计资料缺)。农业机械拥有量在1985年大中型拖拉机达到85.7万台、1990年小型拖拉机达到698万台以后,即开始出现下降,2001年全国仅生产拖拉机3.8万台。

  稍有农业常识的人都知道,每一粒粮食的生产都是“水、土、肥、种、密、保、管、工”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难道毛泽东时代对农业生产条件的极大改善对改革开放后粮食增产没有意义或意义不大吗?

  改革开放以后对粮食增产的最大影响因素是化肥。自1979年后,农业化肥的生产与使用一直逐年大幅度增长,二十余年里增长约三倍以上。这主要是七十年代中期毛泽东主席批准开始引进的一批大型化肥生产设备相继陆续投产以及大量进口的结果。在水、土、种、密、保等条件具备以后,粮食产量与化肥施用量的增加成正比。但这是有限度的,即在基础条件的增产潜力释放完以后,增加再多的化肥施用量也没有增产效果,反而对土壤有害。因此,八十年代后期,中国粮食总产量在达到接近5亿吨的最高产量后,就出现了徘徊,并在九十年代后期出现了大幅度下降。

  至于属于农产品的油料、棉花、肉类总产量在改革开放后的大幅度增长(分别为3.5倍、1.4倍、5.0倍)则完全是粮食产量的增长效应。因为粮食产量特别是单产大幅度提高以后,解决了吃饭问题,农民就会利用现有的生产条件寻求更多的经济价值。油料、棉花、肉类以及水果等当然是他们投资少见效快的选择项目。这些农产品生产的增长是粮食产量增长的结果,当然也是毛泽东时代建立和积累的农业生产基础条件的结果。

  实际上,在改革开放后,被官方媒体吹的增长最快的最初七年间(1980年至1986年),粮食产量只增长了5898万吨,平均每年增长843万吨。而与这七年紧挨着的前七年,即从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3年开始至改革开放还未正式开始的1979年七年间,粮食总产量就增加了9165万吨,平均每年增长1309万吨,比改革开放分田到户后最初那七年的增长幅度高出56%之多。

  这个事实正好说明,经过文化大革命,激发了亿万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中国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有了极大改善发展后,就开始显示出快速大发展的气势,而邓小平改革开放后初期的某些发展不过是这种发展趋势的惯性而已。其他一些行业在改革开放后的某些发展的原因也是这样的。这与前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上台以后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仍有一定发展速度是类似的。这是历史上的一种“遗产效应”。只是,由于上层建筑领域里倒退变化的破坏作用,这种发展只能呈逐渐衰微弱化之势。

  但是,对这么一个鲜明的对比,邓小平就是一字也不敢提。因为人们一旦知道这个事实就会明白,这毫无疑问是文化大革命的成就。二十多年来,中国媒体一直掩盖封锁这个铁的事实。这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被吹的取得的成就最大的一个“汽球”,他们正是在这一点上制造了一个大骗局。

  同样都是七年的时间段,把1973年至1979年增长9165万吨说成是“缓慢停滞”,把1980年至1986年增长5898万吨说成是“快速发展”,邓小平和他的那些吹鼓手们依据的是一种什么比较理论和方法呢?这是一种什么嘴脸呢?

  邓小平只是说他的分田到户“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那么就按邓小平常常作为“发展停滞缓慢”阶段的开始年份1957年来说罢,如果在这一年重新分田到户,就凭当时的农业生产基础条件,按照当时的粮食亩产水平,每人一亩多地,能获得现在这样的单产和总产吗?简直是天方夜谭!这不是缺乏基本的农村、农业知识的问题,而是一种居心叵测的贪天之功为己有的骗术:把人家的成就说成是自己的,再把人家说成是一钱不值甚至“浩劫灾难”。

  新中国农业的发展成就和其他各行各业一样,是亿万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几十年自力更生艰苦卓绝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硕果。是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全党动员、大办农业、各行各业支援农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所以能够作出一些发展的表面现象的秘诀,就在于中国有一个在毛泽东时代蓄积了巨大遗产和潜力的拥有9亿人口的农村可供榨取和剥夺。因此,把新中国农业的发展归于改革开放的政策,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这就象一棵果树经过辛苦的栽培,就要结果了,或者已经结果了,换了主人,这位新主人就说能吃到果子全是他的功劳,这不是弥天大谎吗?邓小平贪天之功为己有,吹嘘成他的改革开放政策的结果,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这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上,邓小平制造的一个政治大骗局!

  然而,骗局是不能长久的。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来,在邓小平“行业剥削行业、沿海剥削内地、城市剥削农村、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政策下,对农村榨取多多、投入少少,由于资本主义复辟造成的农村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的变化对生产力的破坏,农业生产基础条件也发生严重破坏,即农民所称的“水利老化、农机锈化、土地薄化、种子退化”等一系列变化,虽然毛泽东时代亿万农民三十年肩扛手抬挑灯夜战用血汗建立和积累的已经相当雄厚的基础条件仍然在发挥着作用,使得中国农村暂时不会回到旧中国的一穷二白的地步,但农村、农业、农民面临着破产的威胁,这就是目前国内外媒体已经无法掩盖的日趋严峻的“三农危机”。

  中国的农业现在每年为全社会提供4亿多吨粮食,6300多万吨肉类,2800多万吨食用油料,4300多万吨水产品,每年还为其他行业提供大约1.5亿廉价劳动力,包下了全国几乎全部脏苦累毒差的活计,苦苦地支撑着十三亿中国社会的运转。

  然而,现在的统治者和新资本家们怎样对待农民的呢?各种名堂的摊派、集资、提留、吃拿卡要象一把又一把的刀子架在农民的脖子上;坑农害农,丛出不穷;大批假冒伪劣商品特别是假冒伪劣药品销往农村;把环境污染的祸水引向农村,淮河、沱江的污染震惊中外;合作医疗垮掉了,毛泽东时代农村医疗卫生革命的成果荡然无存,“穷愈病,病愈穷”的恶魔又缠在了农民身上,农村艾滋病、癌症、血吸虫病等新旧传染病和非传染性疾病的流行触目惊心,;《九年义务教育法》被政府带头违犯了,农民孩子上学又变得极为困难,农民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只有城市的十六分之一;城乡资本家勾结起来侵占农民土地,使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失去土地,生活无着;卖淫、嫖娼、吸毒、贩毒、种毒、人口贩卖、黑社会、封建复辟,等等,旧社会的污泥浊水泛滥成灾,甚至大大超过了旧社会;城乡差别之大、农村百姓自杀率之高,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县乡村财政普遍陷入困境危机,有资料显示,这三级财政债务有8000亿之巨。而这些年所谓的“扶贫”,据有关部门资料,全国只有不到10%的扶贫贷款真正到了农户手中,其余的都被各级党政挪用、挥霍、贪污了。喊了十多年的“减轻农民负担”就象喊了十多年的“反腐败”一样,使数亿农民陷入了日益严重的贫困化,陷入了无力自拔的社会最底层。毛泽东时代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正在变成资本主义复辟危机最为集中的泥潭和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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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工业与交通运输的所谓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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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九可以看出,所列出的8项工业交通指标,在改革开放后22年间的平均年增长率全部低于改革开放前的28年,平均低58%。分别被称为工业的“粮食”、“血液”、“大动脉”、“小动脉”的煤炭、石油、铁路营运里程、公路里程在改革开放后的23年中分别增长了75%、55%、19%、38%,平均年增长率分别是2.6%、2.0%、0.9%、1.7%;而毛泽东时代28年间这四项指标分别增长了8.62倍、240.25倍、1.12倍、6.03倍,平均年增长率分别是8.7%、22.5%、2.9%、7.8%,两个时代四项指标平均增长倍数是137倍之差,平均年增长率是5.8倍之差,差距十分巨大,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占我国能源供应量80%的煤炭产量,1979年达到6.35亿吨,约为1952年的十倍。为了生产这些煤炭,建设的中等城市就有30多座。改革开放以后增加的约6亿吨产量,是按照改革开放后祸国殃民的所谓“有水快流”的资源开采政策,主要由个体私营性质的中小型煤炭企业生产的。这些中小型煤矿在地质勘探、机械电力、采掘等方面不得不依托国营大型煤矿,是建国后煤炭行业积蓄的潜力的释放。国家在改革开放前每年对大型国营煤矿投资170多亿人民币,改革开放后逐渐减少,至目前已完全断绝,因此煤炭工业是完全吃毛泽东时代的老本。

  石油工业也是这样,改革开放后23年增加55%的产量完全是毛泽东时代就已经开发的油田增产的。已开发数年的塔里木油田至今未传捷报。南海周边国家二十多年来已形成1800万吨的生产能力,有些国家已由石油进口国变为出口国,而我们国家却整整二十多年没有在南海油田生产出一桶石油。

  我国的铁路建设在建国后的三十年间建设了营运里程近30000公里的100多条干支线,形成了全国运输大动脉的框架;而在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间建设了不到10000公里,其中在九十年代中期京九铁路建成前基本上是改造为主,而京九铁路的相当一部分工程在改革开放前就已经完成了。改革开放后不仅在铁路建设速度方面,在工程的艰难程度上也是根本不能与建国后三十年相比的。象成昆线,隧道与桥梁占到全程的三分之一,而且那时的施工机械化水平很低,远不能与现在相比。公路建设的情况也与铁路相类似。

  总之,在发展经济的最基础的基本建设方面,改革开放后一直在吃毛泽东时代遗产的老本。从经济价值上来说,改革开放后,仅煤炭、石油、铁路、公路四个系统的遗产每年就提供大约上万亿元人民币的效益。

  改革开放后的所谓经济发展是潜力释放型的,搞了一些基本建设,由于受腐败的影响,也是少慢差费,建设的规模、速度、质量、效益根本无法与毛泽东时代相比。据2004年的审计报告,象长江堤防这样维系着中下游数亿人民生命安全的水利工程,竟然有一半以上是“豆腐渣工程”。国家的投资成了“唐僧肉”,肥了官员包工头。例如三峡工程,耗资2500亿人民币,已超过原来预算数倍,工程质量还要清外国人监理。青藏铁路,二十多年前就已修到格尔木了,拖到现在才重新上马。风靡全国的回扣之风就是发端于工程建设部门,早已是公开的秘密。高速公路据说每公里造价仅7000万人民币,实际结算都超过一个亿。又据揭露,一九七八年后的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投资决策失误造成的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约在4000多亿(与之相比,此前二十多年只有1.5亿)。人民用血汗创造的财富就这样被少数人装进了腰包、打了水漂。

  在改革开放后22年间增长速度较快的主要工业产品有这样几种:钢铁4.4倍、电力5.2倍、水泥8.7倍、纯碱6.1倍、硫酸3.9倍、汽车12.5倍、化纤25.4倍,但是它们的年平均增长率仍然大大低于改革开放前的年平均增长率。这些产品都是属于中下游产业的产品。如钢铁,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就已具备建造大型钢铁厂的能力并且极大地发展和改善了增加钢铁产量必需的运输、采矿、煤炭、电力条件;实际上我国的钢铁产量主要还是靠的在改革开放前已经建立的十多个钢铁基地,即使像宝钢这样在改革开放后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钢铁企业也还是在改革开放前就决定并开始建设的。其他几种产品也与钢铁生产相类似。至于家用电器类的如彩电、空调器、冰箱、电话等被当成改革开放成就宣传了许多年的属于下游产品的日用消费品生产,也几乎全是在牺牲了国防工业发展的代价下,由军工企业转产的。这些中下游工业产品以及家电产品在国家综合经济实力中所占的分量,与基础原材料和交通相比差别极大。

  建国后三十年,我国规模宏大、门类齐全、具有一定先进水平的工业交通体系是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王进喜、孟泰这样一大批工人阶级先进代表人物的带领苦干下,数千万工人阶级花费了无数的汗水、鲜血甚至生命,从一穷二白、赤手空拳起家,用锤子、铁镐,一下一下敲出来的。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先是“放权搞活、承包经营”,接下来是不断扩大的亏损、三角债,不仅没有搞活,反而一个个被改得半死不活,有的甚至很快就给搞死了;但他们根本不去总结“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教训,闭上眼睛一个劲的喊“深化改革”,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扭亏增盈解三角债,结果是资不抵债、每况愈下;最后为了掩盖这改革开放的败绩,就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资产重组”为名义,破产倒闭,卖光送光。现在,县以下企业、中小企业几乎已经全部私有化;大型、特大型企业有的也已经破产,还有点油水的也被一个个特权利益集团所把持控制,也正处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在国内统治者的招引下,国外垄断资本正在大举进入,有一定技术水平、可以为外国资本赚钱的企业已经被一个又一个的合资利用,经济殖民化正在随着私有化的基本完成而大规模展开,整个中国正在成为危机重重的国际资本主义的“最后的晚餐”。广大工人阶级由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公重新沦为国内外新老资产阶级的雇佣劳动力,等待着他们的是失业破产、日渐绝对贫困化、重新被甩到死亡线上挣扎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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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关于地区发展方面的所谓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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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设计改革开放又一个“杰作”就是不仅“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还“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部分“幸运地区”就是沿海地区,为此,划定了14个沿海开放城市,包括新造了一个深圳特区。二十多年过去了,在这些划定的沿海地区,还真象魔术般变化起来,鳞次栉比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流光溢彩绚丽耀目的商市,车流如水,灯红酒绿,欢歌宴舞,好一派繁华景象。不仅在沿海地带,就是在中西部地区,如最近有外国人惊叹处在西部待开发地带的城市如成都、重庆之繁华,丝毫不亚于沿海都市。国内外资产阶级媒体对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狂吹猛夸,就是以那些危乎高哉的楼宇,再配以统计局层层造假编制的数字,欺骗世人。这就是邓小平们得以炫耀的“发展”、“腾飞”。

  沿海和城市地区的所谓发展是以资本主义国家为效仿模式的畸形发展。这种发展首先是为了满足资本榨取劳动的剩余价值的需要,为了维护统治制度的需要,为了满足资本家、官僚以及依附于他们的所谓“白领阶层”奢侈享受、作威作福的需要,而对于国家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则是轻视忽略甚至破坏。这毫不奇怪,剩余价值和丛林法则是统治者的最高追求,是社会运转的驱动力,那么,处在对立面的人民和社会的利益当然要受到损害。这些所谓发展既然是为了统治的需要,当然做的更多的是表面文章,它所造成的是对资源和财富的极大浪费,是对社会生态环境和资源的破坏,是对国家和人民生存和发展的破坏。

  沿海地区的这些所谓发展离不开各种必需的资源,如进行大规模工程建设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的建筑材料以及技术、资金等。这些资源最主要的还是来自广大中西部内陆地区和农村地区。

  广大农村地区在毛泽东时代积蓄的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极为廉价的人力资源和农副产品资源。例如源源不绝的农村劳动力,工资又低,又有一定文化水平,真是价廉物美,使赚足了剩余价值的中外资本家们喜不自禁。在城市常年打工人数一般占这些城市常驻人口的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以上,从事城市里最苦最累最有害而工资又最低廉的工作。正是这支新生的数以亿计的无产者劳动大军,以勉强糊口的低微工资,在严重缺乏劳动保护的条件下,以自己的肉体、血汗和生命支撑着沿海地区的发展。

  建国后三十年,特别是在三线建设时期,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在中西部地区形成了门类齐全、规模宏大并具有相当先进水平的基本建设、现代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研究体系,积蓄了极大的潜力。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后,优先发展沿海地区,这些地区利用国家给予的所谓“优惠政策”狂吸中西部地区的各种资源潜力,就形成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所谓“孔雀东南飞”、“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景象。就拿深圳刚设特区时来说罢,全国每个省市、中央各部委以至地市一级甚至县级的行政、事业、企业单位,都派出所谓能人拿着大把的钱到深圳,名义上是开设“改革开放的窗口”,实际上是各种名堂的淘金,最后,这些投入的资源有多少是为国家和本单位谋得了发展和利益呢?这大概成了无法说得清的一大笔黑帐。各个享有特殊政策的开放城市都有与此类似的情况。

  沿海地区所谓发展变化的另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就是走私。随着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沿海地区走私活动就开始泛滥起来。这种疯狂掠夺国家内陆地区资财的行为象其他腐败行为一样,虽然从来就被认定为犯罪活动,但也一直象腐败一样受到更多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掩护。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媒体早就有揭露,各大商场销售的彩电99%都是走私进来的。其他如汽车、香烟、电脑电讯器材、石油、食用油,以至毒品,等等,一直十分猖獗。近年暴露的厦门、湛江特大走私案动辄数百亿人民币,决不是孤立的,决不是短时间发展起来的,只是到了无法掩盖的地步,或是触动了某些权势集团的利益,才受到了查处。二十多年来的沿海走私到底榨取了国家和人民的资财,又是一笔说不清的黑帐。

  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大中小城市虽然没有沿海地区的优惠政策和有利条件,就象重庆、成都等城市一样,它们获取各种资源的主要途径是利用“权力资本”。这样,驻在地权力机关越大获取这些资源的优势就越大,就越能在城市地区做些所谓发展的表面文章。

  沿海和城市地区得到国外资本的投资,也是取得某些畸形和表面发展的原因之一,但决不是主要原因。这类投资是以获取最高利润的回报为唯一目的的。这些投资对当地的主要回报是税收,而且还有一个时期是免税的。这些外国投资主要在高污染、高能耗、劳动密集型产业。外国垄断资本在赚取高额利润的同时,也给这些地区带来了环境和资源的破坏,并把这些破坏想中西部地区和农村转移。

  总之,沿海和城市地区的所谓发展,最主要是得益于毛泽东时代的遗产,大肆攫取周边和内陆地区的各种资源,而外来资本只是起一种点化作用即发展资本主义和腐败的示范作用,再就是对中华民族长远生存和发展根本利益的破坏作用。

 邓小平设计的这些“窗口”成了一个个流淌国家资源和人民血汗、腐败共产党和社会肌体的疮口,成了国内外资本家疯狂吸吮内地国家各种资源的奶头,成了诱使国家大批企事业单位亏损、破产的黑手,成了外国垄断资本100多年来妄图掠夺中国资源、占领中国市场而用武装侵略所没有达到的梦想成真的桥头堡。

  这些“先富起来”的地区的豪华和奢侈是属于“先富起来”的少数权力与资本新贵们,是这些新贵们攫取挥霍浪费国家和人民财富的淘金地和销金窟。这些“先富起来的地区”和“先富起来的人”无论怎样超级的豪华也丝毫掩盖不住两极分化的残酷现实,丝毫掩盖不住这些魔术般聚集的财富来自被榨取的地区和被榨取的人。与每一个豪华都市相临接的农村都是一片贫穷破败景象。广大中西部地区、广大农村、数以亿计的打工者生存危机就是邓小平让一部分地区和人“先富起来”的直接恶果。就随着这眼花缭乱的所谓发展,本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一切,又悄悄地落到国内国外的大大小小的吸血鬼手中。
最后编辑人在途中 最后编辑于 2011-10-06 00: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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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关于科学技术领域里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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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本文在“旧中国是什么样子的”一部分中介绍的,虽然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华文明曾为世界的发展作出过自己的贡献,但在旧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却是一片凋零、破落景象,几乎没有任何象样的专业科研机构部门,五亿人大国的高等教育每年只培养5800名毕业生,人民群众中90%是文盲,有志于科学技术事业的人只好飘零到海外谋生。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三十年中,科学技术事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请看一下在这个时代的代表性成就:一九五六年造出喷气式战斗机,一九五八年造出了万吨远洋轮船,一九五九年研制成功每秒钟一万次电子计算机,一九六一年研制成功国内第一台激光器,一九六二年造出了一万二千吨水压机,一九六四年成功爆炸原子弹,一九六五年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胰岛素,一九六七年成功爆炸氢弹,一九七零年发射成功人造卫星,一九七五年成功实现人造卫星发射返回,等等。

  在这三十年间完成或基本完成的其他有代表性的成就还有:大批大型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工业成套设备,如三千万吨大型露天矿、二百五十万吨炼油设备、五十万高压输变电、三十万吨合成氨、二十四万吨尿素、二百吨级电渣熔炼炉、六千马力内燃机车、三十万千瓦发电机组、核潜艇、洲际导弹、与当时最先进的波音707技术水平相当的大型喷气运输机《运十》、杂交水稻、在世界上最先合成转移核糖核酸、80万倍电子显微镜、在基础科学领域里以陈景润破解哥德巴赫猜想为代表的一批尖端成果,等等。
  所有这些都表明,经过短短三十年的奋斗,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走完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00到300来年的发展历程,在主要领域达到了仅三、五个最发达国家能达到的世界先进水平。这铁的事实证明了建国后三十年,中国共产党在科学技术领域的方针路线,与在其他领域里一样,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待新中国三十年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与其他领域一样,一方面利用挥霍,一方面抹杀掩盖。他在一些场合不得不勉勉强强承认两弹一星这样的成就,但在另一些场合难以掩盖他对这些成就的仇恨。例如,他对我国自己制造的万吨轮船远洋航行成功说什么:“才一万吨的船,吹什么牛!一九二零年我到法国去留学,坐的就是五万吨的外国邮船。”难道为新中国比外国的水平还低一些的成就自豪就是吹牛吗?新中国在那个时候别说造出了万吨轮,就是造出了五千吨级轮船也是值得自豪的,因为那是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仅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白手起家自己干出来的。正是在邓小平看不顺眼的造船行业,在批判了他和刘少奇一伙的“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爬行哲学后,成为我国各行业中发展最快、成就最大的行业之一,正是靠着这个遗产的作用,在改革开放后,很快进入世界造船三强之一。也是在这个同一次讲话中,他又说:“现在我们开放了,十万吨、二十万吨的船也可以造出来了。”如果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76年8月我国就造出了五万吨级的轮船,难道只是到了他一搞改革开放,十万吨、二十万吨的船就可以造出来了吗?毛泽东时代在造船工业方面积累的遗产在改革开放后释放的同时,同样也受到严重破坏,眼下也和其他行业一样陷入困境之中。联系到邓小平把新中国的农业成就全归功于他的改革开放政策的一系列作为,人们可以看出,这位把“实事求是”喊得震天响的总设计师,是没有丝毫一点实事求是精神的,他所有的只是魔术师变戏法的本领,他是把别人的东西吹成自己的、把倒退的吹成前进的吹牛大师!

  邓小平为了笼络一部分知识分子,利用人们迅速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愿望,在科学技术领域做了很多“设计”:把毛泽东时代污蔑成“发展停滞缓慢”,把改革开放描绘成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他首先把整个知识分子队伍封为“工人阶级一部分”,接着又把科学技术封为“第一生产力”,一些吹鼓手就大喊大叫“科学的春天到了!”果真如此吗?那么,让我们看一看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的现实罢。

  一开始,这“科学的春天”就有些“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姗姗来迟,一直到改革开放八年后的一九八六年,才在邓小平亲自支持下搞了个《863计划》:“选择对中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先进防御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的一些领域作为突破重点,在几个重要的高技术领域跟踪世界先进水平。”自一九八七年三月开始组织实施。如前所述,在改革开放前,这七大领域内的主要项目,我国就已经接近或达到有的甚至已经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如果说建国后三十年的毛泽东时代,从一穷二白起家,发展到前面已经介绍的那样的水平,邓小平还很不满意,他搞改革开放了,无论如何,发展速度至少也应该比那个时代快一点点才能自圆其口。如果发展速度真的比改革开放前快,那么在这七大领域应该是很快的全面达到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四年了,《863计划》也有十六年了,不要说全面了,哪一个领域获得了“突破”而达到并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或是缩短了与世界水平的差距?至今没有听到捷报。
  原来,这个《863计划》根本就没敢使用赶超的字眼,而是用的“跟踪”,那么,这个“跟踪”就不仅没有赶超的必要,而且也没有距离的远近了。

  邓小平能斗胆使出浑身解数彻底否定毛泽东时代,但就没有勇气和能力完全靠自己的真本事做出一两件漂亮事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让人称道。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依靠斯大林时代的遗产还能在上台后的初期在航天航空、导弹核武器等高科技领域继续取得一些实际发展,而邓小平一伙连赫鲁晓夫也不如,在他的《863计划》划定的七大科学技术领域内,有的方面倒退了,有的方面停滞了,与世界的差距很快就又拉大了。

     航空工业方面,我国在一九七零年党中央决定上马,一九八零年研制并试飞成功主要性能与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波音707类似的《运十》大型喷气式运输机,只待继续试飞并批量生产了,但邓小平一伙把在造船业未能实现的“造船不如买船”的遗恨发泄在《运十》上,硬把《运十》说是“四人帮项目”,把《运十》活活地掐死在摇篮里,演绎了一场真正“宁要邓小平的买机,不要四人帮的造机”,使我国在航空工业领域已经赶上来缩短了十五年的差距又完完全全的倒退了回去,使得我国至今连比《运十》低一个档次的大型喷气式运输机仍然造不出来,使得我国的天空飞的干线飞机全是清一色的外国造,使得我国航空工业的市场垄断在外国资本手里。

     在航天方面,我国在六十年代末就已经为载人航天进行准备,在一九七五年就已经实现了卫星发射回收技术而解决了载人飞船上天的关键技术。这时离第一颗卫星上天不过是五年,建国也只有二十六年。现在,二十七年过去了,只是重复了两次模拟载人飞船上天,何时实现载人上天,仍在渲染炒作中,仍是一个谜。本来,我国的运载火箭、导弹核武器等航天技术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发展速度不仅超过了美国,也超过了比美国还快的前苏联,现在,这种发展速度何在呢?即使哪一天终于把载人飞船弄上了天,那还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高速度吗?那还是人民的成就和自豪吗?那不过是统治者利用毛泽东时代的遗产变卖的小资本和把败绩当成绩继续欺骗蒙混人民的障眼法罢了。

  在电子计算机技术方面,改革开放前,我国就已经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有的甚至还超过了,二十多年过去了,跨国垄断公司的电子计算机及元器件产品充斥了我国市场,而我国的生产部门只不过是充当了它们的组装车间而已。就连二十多年前大大落后于我国的印度现在这方面也已大大超过我国了。

  精密机床工业是现代工业的支柱产业。建国后三十年中,国家一直把机床工业列为优先发展的重点行业,基本奠定了我国机械工业的基础。机床行业对机械工业的需要满足率达到80%以上,高精密度机床在制造工艺和品种方面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基础,我们才能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了两弹一星、二汽等一系列超大规模的工程项目。在改革开放后,这个行业也和能源、农业、国防等基础产业一样,成为吃老本的行业之一,相当长时期不受重视,扶持投入大大下降,拉大了和国际水平的差距,形成了恶性循环,以至于目前我国数控机床系统市场的70-90%被国际垄断资本占领和控制。

  在生物科技方面,我国在六七十年代就以世界领先的地位实现了胰岛素、转移核糖核酸的人工合成,培育成功杂交水稻。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国生物科技领域能在世界上数得着的成就还是这几样。现在,这些领先的地位已经不存在了。近几年参加国际上人类基因1%的破译,作为在二十年前就已掌握领先世界的基因合成技术,作为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完成这点工作量的人类基因破译,就象已经掌握了卫星返回技术二十年后又再发射回收几次无人飞船一样,是成绩还是败绩呢?在生物科技领域中最重要的制药行业,国外资本已经在我国取得完全的垄断地位。就是在我国得天独厚的中药制药行业的优势也正在大幅度丧失之中,目前在世界上100亿美元的中药销售额中,我国仅占3%。

  国防科学技术和工业在建国后三十年中,由于国家巩固和生存形势的需要,是我国的先导核心行业,国家在国防科学技术方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获得了极其巨大的发展,也蓄积了最大的能量和潜力。我国在六七十年代就试验成功原子弹、氢弹及其运载火箭,但据《参考消息》多次报道,我国目前只有20枚导弹核武器。这虽然无从考证,但从邓小平早就宣称的“我国的核武器只是象征性的”可以得到印证。我国七十年代就已经研制成功核潜艇、驱逐舰、先进的喷气式战斗机,现在却要依靠大量进口,还达不到目前台海的军事均势。邓小平多次讲要军队“顾全经济建设的大局”,要军队“忍耐”,并且竟然不惜让军队去经商发财经受腐败的洗礼。几乎所有的军工及科研部门都“军转民”了,厂停人散,以至于有的破产连工资都发不出,国防科技怎么可能有什么发展呢?二十年前,我国的空军当时就是曾与美帝空中霸王进行过许多年较量而打出了国威军威的世界三强之一,当时拥有与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相当的4000架战机,而现在只靠着进口的上百架战机维持着空防。象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怎么可能依靠进口武器建立和维持军事优势呢?实际上,国防科技行业是我国受到最大破坏和损害的行业。人们痛心地用“自废武功”、“自毁长城”来比喻这种行为。邓小平根本就不想和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斗,他一上台就推行一条向帝国主义一边倒的投降外交路线。他把过去国家对军队的巨额投资转移用于建立稳固自己的统治,对付老百姓有坦克和机枪就足够了,他根本没有什么心事去发展国防科技。向外国买了几件新武器,与其说增加军事实力,还不如说是为了抚平军队内部的不满。

  在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科学技术队伍受到极大的损害。建国后,在党的领导下,按照毛泽东主席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经过几十年的锻炼,建立了一支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拥有了门类齐全配套的科学技术体系和机构,具备了很强的科学技术攻关能力。但是邓小平改革开放后,在科学技术部门,把与党和人民离心离德思想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的旧学术权威扶起来,又培养一批只专不红甚至既不红也不专而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离心离德甚至仇恨的新学术权威,让这些人把持了科研部门,把科学的殿堂变成了名利场、腐败窝,对科技人员赎买、收买,排斥又红又专的科技人员,正直之士无法施展才华,投机之徒左右逢源营私舞弊,以至科研部门的事业费普遍成了人头费,各种不正之风、学术腐败日益加剧,内耗严重,何来科研攻关?结果,象《运十》总设计师马凤山那样的杰出科学家郁闷而死;有的无可奈何的退休;有的就只好到海外谋生。据媒体多次报道,改革开放后,全国派出留学人员30多万,有三分之二不归。这仅仅是指公派的。实际上,以各种理由、各种名义、各种方式出国的科技人员数目比这个数字要大的多。有很多著名科学家培养的研究生几乎全部出国了。甚至于这种科技人才的流失已经大量发生在有发展潜力的中学生身上。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教育体系成了为帝国主义和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培养人才的摇篮。中国的教育和科技队伍陷入这种状态之中,还谈得上什么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科学技术事业是分不同领域和层次的,如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尖端科学与一般科学,高新技术与普通技术,等。决定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能力和水平的,是基础科学、尖端科学、高新技术的发展水平和能力,以及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尖端科学与一般科学、高新技术与普通技术的协调、平衡、相互转化能力。毛泽东时代,虽然只有短短的的二三十年,我国的基础科学、尖端科学、高新技术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如在理论数学、高能物理、结构化学、地球科学、生物科学等领域,都取得了重大高水平的成果。正是这些成果才使我国在相关领域取得世界先进水平的地位。但在基础科学这类领域,常常不能迅速、直接地转化为生产力与社会成果,它需要国家的支持扶助和科学家的献身精神。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后,为了尽快的变幻出让人们相信和支持他的政策的“发展成果”,竭泽而渔式地转化释放毛泽东时代积蓄的能量和潜力,在应用科学、一般普及性科学的中下游领域大做表面文章,鼓动一些科技人员下海、创收、捞钱,虽然使得一些人盲目幼稚地相信了他,但造成的科研部门的腐败、贫困和内耗却使我国的基础科学、尖端科学和高新技术的发展创新能力受到极大的损害,在科技领域不敢再提全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而降低为“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几年又大喊所谓“发展创新能力”。但是,没有了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没有了共同追求的理想和向心力、凝聚力,没有了一个具有献身精神、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在一个腐化堕落的环境里,就算是增加了一点投入,按照“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金钱万能的信条,就能把一个大国的基础科学、尖端科学发展起来吗?

  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政策理由之一是要所谓发展科学技术事业,实现四个现代化。他无视建国后受到先是美帝、后又有苏修以及追随它们的其他国家二十多年封杀的历史事实,无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粉碎这种封杀打开外交局面的成就,煽动攻击毛泽东时代是“关起门来搞建设”。他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开放,学习他们的先进科学技术。但在国际阶级斗争的形势下,还要不要坚持毛泽东时代自力更生的法宝?怎样处理自力更生和学习引进外国科学技术的关系?外国资本家会卖给我们什么样的技术?我们怎样既学习引进而又不会受到外国的利用和牵制?等等,这些关系到我国科技事业、也关系到我国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他要么放几句空枪,要么根本不予理会。二十多年了,引进合资成了提高科技水平的代名词,自力更生从口号到精神再到具体行动都已经销声匿迹,从花钱买技术到市场换技术,最后买来换来了什么样的技术呢?结果是,《863计划》“跟踪”十六年世界先进水平的结果,是差距越来越大;科研部门和队伍发生的腐败内耗与人才流失使得基础科学和尖端科学的攻关创新能力日益衰落;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关系到我国前途和命运的战略产业日趋陷入困境并逐渐被国外垄断资本或全部或大部或部分挤垮、挤占、控制。举一个普通例子:我国一九五八年就能设计轿车,四十多年后,技术实力不知增强了多少倍,二汽的神龙二厢改三厢竟花了5亿法郎请法国人设计。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例子。二十多年来,曾完全依靠自力更生建立了强大的科技体系、经济体系的中国又拜倒在曾被斗得不得不上门求和的帝国主义的脚下,而成为它们的玩物、附庸。邓小平的所谓通过开放发展科学技术不过是一场赔了夫人又折兵的赊本买卖。当然,也有赚的,首先是国际上的垄断资本主义势力,其次是国内的新老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国内的新资产阶级,为了爬到有产阶级的地位,为了积聚自己的资本,为了自己能捞得一个硬币,就是把国家和人民的金元宝扔出去,它也是不会心痛的。

  总之,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和其他领域里一样,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我国在毛泽东时代与世界先进水平大大缩小的科学技术差距又在迅速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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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关于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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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科学技术方面,由于毛泽东时代的巨大遗产还可以利用,还能够在改革开放初期做出一些所谓发展的表面文章的话,那么,在上层建筑领域则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反革命的资本主义复辟和倒退。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在半个多世纪里的血与火的锻炼中,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结晶毛泽东思想为旗帜的,有数以千万计的烈士为之献出生命,领导亿万人民经过史无前例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而成为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已经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根据地的中国的领导核心,与亿万人民结成血肉鱼水之情而被十亿人民视为生命的源泉一样的伟大光荣正确的无产阶级政党,在理论上、思想上、政治路线上、组织上、作风上发生了举世一致公认、人说人痛、人说人恨、极为严重的背叛马克思主义、向资产阶级政党方向发展的极为严重的腐败蜕化变质。

  邓小平上台以后,耍尽手腕,党同伐异,打击、迫害一批,压制、排挤一批,收买利用一批,腐蚀拉拢一批,让一批又一批不懂、不信甚至反对、仇恨马克思主义的人控制了越来越多的党的各级领导权,推行他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歪理邪说,使党逐步脱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轨道。

  虽然现在某些领导人也把反腐败挂在嘴上,但这是在一九八九年春天以后,由于发生大规模群众反腐败的运动,邓小平虽然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名义残酷地镇压下去,但还是慑于群众的力量,不得不在提法上把以前的所谓“纠正党内不正之风”升格为所谓“反腐败”。但邓小平一伙及其推行的路线就是腐败的根源,所以这种“反腐败”便必然是“贼喊捉贼”的伎俩,所以,邓小平一伙的“反腐败”便成了二十世纪后期中国政治上的一大奇特景观: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而腐败也不断愈演愈烈不断升级,“反腐败”成了共产党腐败变质的掩护和障眼法。就在这“反腐败”中,中国共产党的腐败变质和它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复辟走上了不归之路。

  由于共产党的腐败变质,便直接引发造成了国家政府机关、专政部门、公务部门的腐败变质,各行各业、从上到下,渗透到每一个角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几乎没有一块净土。共产主义不提了,资本主义也不批判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成了一句越来越空洞的、越来越成为百姓笑谈的做秀式的口号,为了减少一点讽刺难堪的尴尬,这句口号的提出者毛泽东在前面加上的“全心全意”、“完全彻底”的八个字早就偷偷的去掉了。曾经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作为行动的标准和镜子的国家干部队伍中,现在流行的是金钱、名利、地位、宗派、阿谀、拍马,流行的是“不捞白不捞”,甚至染指黑社会、欺压残害百姓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至于吃吃喝喝、享受玩乐、奢侈浪费、嫖娼赌博、“灰色收入”也早就是小菜一碟,就连封建社会都是最腐朽最黑暗的买官卖官都发展到了十分普遍的程度。没有了理想、信仰、纪律,就只有金钱物质的利诱与刺激,在这种腐败的气氛下,在农民负担日益加重而陷入普遍贫困、工厂倒闭破产工人下岗的严重局面下,最高当局竟然还以“高薪养廉”连续三年给公务员加工资以达到翻两番,并在国有企业推行所谓“年薪制”,名为“养廉”,实际上是助长怂恿已经搜刮了大量资财的那些“国有资本家”们继续侵吞、加快掠夺国家人民的财富。

  由于推行邓小平一系列反革命修正主义政策的结果,丧失了共同的信仰和理想,党政腐败加剧,大批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帝国主义的走狗篡夺了一定数量的各级政权,党政体制与工农基本群众的对立加剧,重现旧中国的“一盘散沙”,“经济诸侯”正在不断演变为“政治诸侯”;在人民压力下不得不采取的一些调整政策和措施,根本得不到落实;由于长时间政治思想腐蚀和蜕化变质的结果,共产主义思想没有了,爱国主义思想也日渐淡薄;国家面临着严重的行政危机,帝国主义企图分裂中国的民族危机也在开始加剧着。

  由于党政腐败造成的贪污挥霍浪费,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大量流失。十年前就已经揭露每年公款吃喝就高达1000亿以上;中国的轿车都是为官员和富人服务的,公车私用极为严重,前些年有报道这种浪费每年有600亿;官员们出国考察为名的游山玩水、回扣、私分、假单据报销等等,很难统计,肯定也都是天文数字;最近有专家估计,现在每年国民生产总值的七分之一被贪污挥霍了。近几年来,在全国范围内,利用企业的破产、改制、兼并、出售,一些党政干部和企业负责人与国内外资本家勾结起来,丧心病狂的加快私有化的步伐,狮子大口般侵吞国家和人民的资产,并把侵吞的财富逐步转移到国外。

  教育、文化、体育等其他行业也和工农业一样,离开了正确的方向与路线,在毛泽东时代积蓄的能量和潜力释放的差不多以后,也分别陷入危机之中。已如前述,在教育方面,教育产业化使劳动人民子弟受教育的权利逐步被剥夺;农村青少年儿童失学现象大量发生,《九年义务教育法》成了政府带头违法的例证;片面追求文凭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既浪费了宝贵的资源,又滋生了教育的腐败,成为教育界最大的假冒伪劣泡沫;学校腐败愈演愈烈,教师与学术腐败频频曝光;思想教育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爱国主义也显得苍白无力,各种崇洋媚外、腐朽堕落、享受玩乐、极端个人主义甚至暴力色情在学校蔓延;据揭露,有些高校相当一部分大学生陷入色情火坑;中国的学校已经变为为国内外资本主义培养人才的摇篮。近年来高校大量扩招,表面上看是“大发展”,实际上是国家拿不出钱来办教育,就把教育当成产业办,让学校向社会捞钱。在文化领域,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封资修文化泛滥成灾,成为腐蚀化解共产主义思想文化,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的毒化麻醉剂、烟雾迷惘剂。体育也是这样,本来是以增强人民体质为宗旨,也都向资本主义看齐,染上了浓厚的铜臭味,变成了金钱第一的竞技场。

  由于意识形态领域和党政机关的严重腐败变质,社会风气也发生了“一夜回到解放前”的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毛泽东时代三十年新中国,广大干部群众以焦裕禄、雷锋为学习榜样,全社会昂扬向上,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大发扬,人人平等,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消灭了诈骗偷盗吸毒嫖娼,好人扬眉吐气,坏人如过街之鼠,世界人民齐声称颂、趋之若骛。但是邓小平却把这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恨的咬牙切齿诬之为“极左统治”。那么,在他领导下的中国成了什么样子呢?“发财致富”成了几乎每一个人的奋斗目标,“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理所当然的又成了普遍信条,于是尔虞我诈、坑蒙拐骗就泛滥起来,至于偷盗抢劫、车匪路霸、拐卖妇儿、卖淫嫖娼、吸毒种毒制毒贩毒、赌博、愚昧迷信、封建家族统治、残害人命,等等,一切反动腐朽落后的沉渣,凡是旧中国有的,就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恢复泛起,旧中国没有的,也在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创造出来了。而且,整个社会的腐败程度在许多方面大大超过了解放前的旧中国,也超过了现在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而招致国际舆论的揭露;比如赌博,几乎达到普及的程度,政府也带头大搞博彩敛财;再譬如色情,据说现今中国卖淫妇女有数以千万之众,而且数以万计的到了台湾甚至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所造成的和平演变是首先从上层建筑领域开始的,并马上反映到经济领域里来;而经济领域的和平演变和公有制计划经济的不断瓦解又进一步促进了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复辟。经过二十多年的这样一波又一波的相互促进作用,已经造成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客观存在的严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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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关于对社会生存环境的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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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为了欺骗人民相信他的改革开放政策,提出极为片面荒谬的唯生产力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煽动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式的制造所谓“政绩”;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的结果使生产经营领域里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目的,根本不顾对环境和资源、对人类社会长远利益的破坏和损害;由于腐败的结果,政府自身的调控能力大为降低甚或虚设,更严重者与资本家勾结起来共同破坏;这就使得中国的环境、资源、生态、生存条件产生了严重危机并不断恶化,使中国在世界发展历史上付出了最大的代价。

  中国的空气污染已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有些方面高居世界第一。酸雨面积覆盖全国40%地区和三分之二的城市。象深圳因空气污染造成65%的儿童体内铅超标,广州更高达83%。江河湖泊海洋普遍受到严重污染,国家治理目标一再落空。森林的灭绝和植被的破坏造成水土流失和沙尘暴频繁肆虐。近海由于污染已经无鱼可捕。在祸国殃民的“有水快流”政策的鼓动下对各种矿产资源的狂挖滥采所造成的浪费损失和环境的破坏特别惊人并不断被媒体揭露出来。屡禁不止的对地下文物的盗掘也已经泛滥了二十来年了。至于对这些破坏的治理,就象反腐扫黄打黑一样,治理者和对象常常是一个主体或者有着相互勾结的密切联系,越治理越严重。

  已经有人研究结论,中国环境的破坏已超过所谓经济的增长。如太湖污染治理恢复到八十年代初的水平需2000亿人民币。滇池污染治理需80亿,已花了40亿,毫无变化。淮河十年治污耗费了600亿人民币,最后打了水漂,污染反而更严重。这些为了少数人的发财致富而对整个国家、民族以至世界资源和生存条件造成的破坏和负担即使现在马上终止也将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沉重的压在中华民族及其子孙后代的身上。

  医疗卫生方面,公费医疗和合作医疗已经消亡;农村预防保健体制也已经垮台;医疗卫生发展严重畸形,卫生部早就已经又变成了“城市老爷卫生部”,医院已经变为主要为新贵族服务的捞钱创收的产业部门;卫生资源分配极不合理,公共卫生事业发生严重危机;艾滋病迅速蔓延,由于政府多年的掩盖和拖宕,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控制能力,要不了几年,感染率将超过千万以上,据有资料估计,如果这样失控蔓延下去,二十年内将夺去一亿人民的生命,正在成为一场真正的浩劫和国难。曾经在建国后得到控制或消灭的血吸虫病、结核病、疟疾病、性病等正在迅速复燃,环境卫生、食品卫生、职业卫生等全面恶化,防治计划和措施一再落空。非传染性疾病如心血管病、糖尿病、肿瘤病、精神病等都在迅速蔓延,患病率都要比改革开放前高数倍之多。象由于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各种肿瘤在一些地区的流行触目惊心。中国人民的生存危机正在空前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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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关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业的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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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自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她所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就已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而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勇敢地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对其进行了坚决的揭露和斗争,使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危害减少到最低限度,从而使得在中国革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鲜艳的旗帜,使中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的中流砥柱和根据地,毛泽东思想也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发展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继续发展并取得巨大而辉煌的成就的最重要的原因。

  邓小平上台以后,比起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犹过之而无不及,他在国内疯狂复辟资本主义,在国际上向帝国主义百般妥协、勾结、投降,沆瀣一气,釜底抽薪式的逐渐取消了对各国共产主义运动和人民解放运动的支持,公开叛卖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邓小平为了掩盖他的叛卖行径,搞什么“韬光养晦”、“不出头”、“不当头”,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一贯投机革命、关键时刻叛卖革命的可耻嘴脸。一个号称为了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人或组织,当斗争形势出现困难和低潮的关键时刻,采取“不出头”、“不当头”,这就是对革命的妥协和取消;而实际上已经是在“当头”时,却突然采取“不出头”、“不当头”,这就置革命于死地,这就是背叛!然而,邓小平不当革命的“头”,却要当反革命的头。当尼泊尔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为了国家和人民的解放浴血奋战时,中国的这些毛泽东的叛徒们却公然在世界上诬蔑尼泊尔人民是“盗用毛泽东的名字作乱”,并企图和尼泊尔的反动统治者勾结起来镇压那里的人民革命,这就最清楚地解释了邓小平“韬光养晦”、“不出头”、“不当头”的真实含义。

  实际上,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陆续上台,疯狂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就是受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策应和鼓舞,他们是相互呼应的。正是邓小平在中国为否定毛泽东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改革开放政策,成为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的直接原因。从而导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50多年来陷入最低潮的困境。曾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乎陷入绝境的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得以时来运转苟延残喘,又在世界上独霸天下,世界上被压迫人民和民族又陷入被血腥残酷的剥削、镇压、屠杀的境地,整个世界又成了剥削阶级的天堂和被压迫阶级的地狱,整个人类又被资本主义拖入黑暗重重的生存危机之中。

  面对每天世界人民在资本主义的蹂躏下发生的形形色色的残酷而血腥的灾难,对于拜倒在美帝国主义的脚下、积极地充当它们“负责任的”的“战略伙伴”、长期在革命队伍里投机钻营左右逢源便宜占尽的中国党内资产阶级的头目们,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一不小心就戴上了个人类历史上堪称第一的无耻和罪恶的铸铁招牌,怎么也不会脱下来了。


(八) 关于中国当前的外交危机和国际地位的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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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多年前,在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指引下,经过建国后二十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其中包括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那样的彻底灭了美帝国主义威风的伟大战争,中国在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大大增强,成为世界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民族向往的国家,成为他们的旗手和代言人,使得在世界上恶霸傲慢呈强了100多年的美帝国主义也不得不屈尊求和,不得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承诺从台湾撤出军事力量和设施,从而使得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地位,成为当时与美国、苏联抗衡而令它们不得不刮目相看不敢轻举妄动的鼎立三国之一。

  就是靠着这个强大地位的遗产,又加上邓小平以五十年一国两制不变的退让条件,以及对港澳资本家的丰厚优惠政策,实现了对香港、澳门的收回;邓小平一伙吹上了天,好象全成了他的功劳,就象在其他领域里一样,而把毛泽东时代在国际外交的巨大遗产一笔勾销。

  但他们想在台湾收回问题上如法炮制时,事过境迁了,他们在国内复辟资本主义、在国际投降帝国主义的路线造成了国家综合实力与国际地位的下降,他们所崇慕的美国大老板在市场经济里练就的本性不领这个情,不愿意把这根稻草赏给他们,悄悄的收回了曾在毛泽东面前对于台湾问题作出的许诺。头号老大的胃口又涨大了,他们不仅要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他们还要实现100多年前的一个梦,要中国逐渐成为他们的殖民地和附庸国。即使百般让步,帝国主义的老猴一点也不愿赏脸,这就使得邓小平一伙现了眼,凸现了中国在国际外交上的尴尬、虚弱和危机。这就造成了当前举世瞩目的所谓“台湾独立”和“台海危机”。

  虽然靠着对共产主义的叛卖能赢得资产阶级廉价的几声喝彩,但是,向帝国主义献媚必然引起受压迫国家和民族的反对;向各国反动派买好必然引起被压迫人民的仇恨。“金玉其外,败絮其内”的伪装是不可能持久的,改革开放所造成的国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倒退和危机,环境生态和医疗卫生的恶化,并把这些危机和恶化向国外转嫁,是不可能获得世界人民的尊重的,这就使得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下降和孤立。

  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与美帝国主义虽然既勾结又斗争还耍了几个回合,而邓小平一伙与美帝国主义连一个回合也耍不起来了。环顾世界,曾经是朋友遍天下的中国,还有几个朋友呢?对于觊觎我南海领土和资源的几个资本主义的小爬虫,只能干瞪眼,或者哼一声“不满”;靠着吹拍阿奉拉关系的工夫一心想交几个“战略伙伴”,美国用扔导弹撞飞机做回答,破落户的难兄难弟俄罗斯自身难保同床异梦,而其他的“伙伴”们,更是一个又一个的有奶就是娘。既然都是资本主义了,金钱利益才是第一的,还以为靠了美国这个大腕就可以“狐假虎威”,只能是竹蓝子打水一场空。实力靠斗争,成功靠路线;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丢掉了,遗产挥霍浪费的差不多了,又不想斗争,何来国际地位?活生生的事实证明了,放弃了共产主义,爱国主义也遮不住羞,离开了毛泽东正确路线的中国,如果执意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回到五十多年前的旧中国以及眼下的俄罗斯那样积贫积弱的老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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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场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的大骗局、大复辟、大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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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山为壑,沧海桑田;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就在二十多年前,十亿人民十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铜墙铁壁,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蓬勃发展,如日中天,人民欢呼高歌,帝修反胆战心惊。以改革开放的名义补了二十多年资本主义课的现在,十三亿人的中国,遗产耗空,工厂倒闭,农村破产,危机重重,乱象丛生,民怨沸腾;在国际上,敌人奉为上宾,朋友四散消踪,羞辱不尽,忍气吞声。变化何其巨大!这哪里是什么“与时俱进”的“高速发展”?这是在二十世纪的末期,在中华大地上演出的五千年文明史上一幕荒谬透顶的复辟骗局!这是历史的大复辟、大倒退!

  邓小平把欺骗演绎到了空前高超、绝伦无比的大师级水平。在邓小平骗术迷雾的掩蔽下,当初一些人认为中国还是世界上高扬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共产主义堡垒,然而,在这个堡垒里,却进行了一场最赤裸裸、最快速度的资本主义大复辟。当初,许多共产党人还以为自己在改革开放中为共产主义献身,而实际上却是在为资本主义复辟做“嫁衣裳”,自己被卖了却还在帮着数钞票。一些人所以能够被欺骗,还在于邓小平充分地利用了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旧习惯的消蚀作用。这些“四旧”无处不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只要把那个“私”字请出来当头,全部“四旧”立即就会复活调动起来。邓小平深谙此妙,当然得心应手。邓小平不过转动了区区一个“私”字,就把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的狼狈不堪的“四旧”激活起来,用巫师般的骗术,演绎了这样一个以改革开放为名、以资本主义复辟为实的荒谬绝伦的丑戏。

  本来“改革开放”就是一个中性词语,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就看赋予它什么样的内涵,即为什么改革开放,改革什么,开放什么,对谁开放,怎样改革开放,等等。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南辕北辙,当初对改革开放的解释,几乎被全部偷梁换柱。为了掩盖这赤裸裸的欺骗,又放出了个“与时俱进”的小儿科玩艺。邓小平们虽然急切的盼望复辟资本主义,但为了充分利用并消解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以足够的耐心、拉开足够长的半径,虽然最后还是180度的大转弯,但已远远离开了原来的出发点。他们与中央情报局对中国和平演变的策略唱“双簧”,以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刻骨仇恨,充分利用了时间差对社会意识的扭曲作用,精心策划导演了这样一场骗局。二十多年过去了,老的老了,死的死了,活着的很多也麻痹糊涂了,而成长起来的许多年轻人由于受媒体千百万遍造谣宣传的诱导,对毛泽东时代的认识全是什么“浩劫灾难”、“挨饿”、“专制”之类,等到“图穷而匕首现”时,毛泽东时代的遗产被全部利用挥霍,又被全部消蚀瓦解,周围已几乎没有可以钳制的力量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尽管我们鄙夷邓小平的骗术和人格,但我们不得不惊叹他的实用主义大师的手腕。邓小平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为了推翻已经建立起来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采用任何手段而无所顾忌。让我们看一看他们用过的权术罢:指鹿为马、瞒天过海、暗渡陈仓、偷梁换柱、声东击西、顺手牵羊、调虎离山、釜底抽薪、大打出手、金蝉脱壳、反客为主、以退为进、威吓利诱、软硬兼施,等等。只是,他们不用这些来对付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而是用来对付马克思主义者、对付无产阶级、对付劳动人民。

  邓小平们是暂时获得成功了,中国和世界上的资产阶级又可以松了一口气弹冠相庆高呼万岁,又可以放心的享受歌舞升平纸醉金迷了。但他们由于阶级的偏见、近视和局限,却总犯一个一犯再犯的旧毛病,老是看不到当代世界的大潮:共产主义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灭亡是不可阻挡的!尽管被邓小平们奉若神明、顶礼膜拜,但不管是从资本主义的大本营,还是在它的各个大小领地,还是在俄罗斯、中国这样的新大陆,到处都是一片危机重重、分崩离析、摇摇欲坠、丑闻不断、岌岌可危的景象。新自由主义的迷幻曲还没有进入佳境,报丧声就四处传来。从1992年日本经济泡沫崩溃开始,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再接二连三地到墨西哥、俄罗斯、北美、西欧、拉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不仅没有象它的膜拜者盼望的那样“化险为夷”,而是迅速的蔓延到全世界。特别是他们的头号老大,还是三十年前的那一套恶霸、魔鬼、强盗的做派,面对重重危机,正在象垂死的疯子一样颠狂挣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全世界范围内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人民斗争正在重新兴起。邓小平一伙纵使谋术绝伦、机关算尽,充其量只不过为世界资本主义挣得一点苟延残喘的机会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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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解读“许家屯现象”
──剖析邓小平改革开放得逞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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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在以改革开放之名行复辟资本主义之实的过程中,虽然不是一帆风顺的,虽然他也受到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反抗,虽然也有过一九八九年那样的全国性自发的群众抗议风暴,但总的来说,是比较容易的。

  与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相比,不要说建国前的二十八年了,就建国后的二十多年而言,就党内外、国内外面临的极其复杂严重的生死存亡的局面相比,就整个党政干部队伍付出的努力与坚辛而言,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他搞倒华国锋很容易;把其他那几位马克思主义色彩浓淡不一的领导人搞倒更容易;至于把已经和他站到一条船上、积极跟着他跑的但又不是黑下一条心跑到底的胡耀帮、赵紫阳搞倒更是几乎没费什么力。如果说毛泽东时代艰辛创业步步如逆水行舟,而他则是潜力释放型的顺势而滑;毛泽东领导下的干部是以王进喜、陈永贵、焦裕禄为榜样的,风餐露宿、殚精竭虑、带头苦干、不讲享受;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则是成克杰式干部丛出不穷,出入豪华轿车、宴啖山珍海味、居所殿堂琼阁、财富百千万亿、子孙富贵荣华。他甚至一直没有言正名顺的当上党的最高领导人,一直是以太上皇“垂帘听政”这种极落后的封建色彩极浓的方式控制中央,而且一直处于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牢骚、谩骂的严重不满之中。

  然而,邓小平还是终于把这场改革开放的丑剧演成了,把几千万烈士抛头颅撒热血、几亿人民六十来年含辛茹苦生死卓绝奋斗锻炼而成的在中国与世界历史上有着辉煌业绩地位的党、国家、军队最后演变成修正主义的“软骨症患者”、资本主义世界的二三流的小伙伴,还真的是太容易了!

  在国外,邓小平得到了整个帝国主义阵营、修正主义阵营的捧场和支持。虽然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后,国外不得不骂几声,那是因为他还打着所谓“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旗号,人家并不是和他“真恼”,做做样子的,没过几天就又心照不宣的风平浪静了。这只是外因,事物的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内因。这内因就是伟大的毛泽东早就预料到的党政军干部队伍中的“相当大的一个多数”跟着跑。这个队伍可是在六十多年的腥风血雨、狂风暴雨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从几十个人的星星之火起家,带领全国人民开天辟地打江山换江山的曾经是坚如磐石的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中坚力量啊!

  人们都已经知道,在“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时,邓小平正在被打翻在地,他能重新立身上马升帐,在当时的中央委员会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其他高中低级干部队伍中,相当一个多数是层层举了手的,而且在以后二十多年里,又有许多次的“举手”。当然,对于这些“举手”的人,包括最上层的人,都是要做具体分析的。但是,这一次又一次的“举手”,都是大是大非问题,“举手”,就是站到了中国修正主义阵营里,就是跟着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正是这一次又一次的“举手”,使得中国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牢牢控制了中国社会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主导权,使阶级斗争的形势朝着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方向一步一步地发展。如果没有这一次又一次的“举手”,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怎么能够推行?何来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复辟巨变?

  当回顾二十多年一步一步的变化过程,面对今天的现实,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邓小平所以能成功他的改革开放“大业”,也是依靠这个队伍完成的啊!也就是说,毛泽东领导这个队伍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国人民,邓小平又依靠着个队伍复辟了资本主义把新三座大山压到了全国人民头上。

  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干部队伍为什么既能跟着毛泽东搞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又能跟着邓小平搞资产阶级复辟的资本主义呢?这就是本文在揭露了邓小平以凭空捏造、指鹿为马的手法全面否定建国后三十年毛泽东时代的伟大成就、以改革开放的名义行复辟资本主义之实后,必须继续探讨的“许家屯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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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许家屯看干部队伍内“相当大一个多数”怎样跟着修正主义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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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家屯在抗日战争初期参加了革命,解放战争后期已经是一位师级领导干部,在淮海战役中还受了伤。解放后,自一九五六年就担任江苏省委书记,并在一九七六年后担任六年省委第一书记。他曾长期分管江苏的工业、农业生产,好象还是有些工作干劲、有些革命热情、有些实际精神的。八十年代初江苏省工农业总产值跃居全国第一,他应该说在那个毛泽东时代还是做出了一些实际贡献的,而不完全象邓小平那样城府很深、“柔中寓刚、棉里藏针”、以桥牌玩乐为嗜好、摇鹅毛扇的那种人。但是,作为一个从旧社会参加革命过来的土生土长的江苏人,他当然应该知道家乡在解放前的贫穷和破败,他更应该知道新中国的辉煌成就。例如,在他任期内,苏北的大规模水利建设、南水北调、南京长江大桥、江苏的社队企业等等,这些对翻天覆地地改变了江苏面貌的巨大成就,他应该是十分清楚的。然而,有过这些亲身经历的他,怎么能够失去记忆和对比呢?他怎么能够赞同邓小平对于中国建国后三十年“发展缓慢停滞”的胡说八道?他凭什么得出“列宁、斯大林的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的结论?他在洋洋数十万言的《香港回忆录》大谈补资本主义的课,却没有一句以事实为依据的关于补资本主义课的必要性的说明。

  根据现在已经知道的材料,还有许家屯《回忆录》中的记述,七十年代末期,在邓小平刚一提出改革开放,在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历史性变化的关键时刻,正在江苏省委任第一书记的许家屯对于当时在中国共产党上层发生的激烈斗争,并不是明显的或暗中的站在邓小平一边的。他当时有一句名言:“两边打枪,中间爬下”,他采取的是一种观望折中的态度。对于当时开始风行全国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他在江苏省也是按兵不动,一直到一九八一年才全面铺开的,显然与安徽省、四川省落后多了。所以,虽然这时江苏省的工农业总产值已跃居全国第一位(当然,这是江苏省在建国后三十年持续高速发展的结果,而不是改革开放的结果),但是“猫论”创始人邓小平却并不喜欢他这位“逮鼠标兵”,邓小平当时器重的是改革开放跟得紧的分别时任四川、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赵紫阳与万里。“春江水暖鸭先知”,这种冷暖之别,许家屯不会没有感觉的。

  在一九八三年春节,邓小平带领全家人到苏州游山玩水,许家屯时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全程陪同。他提出要向邓小平汇报江苏省的工作,邓小平一开始竟不愿意听。大概许家屯下了一些工夫恳请,邓小平同意听了,又限制在只听20分钟。邓小平此时对许家屯的冷淡由此可见。这在许家屯一生中肯定是少有的思想激烈运算的时刻之一,也许,在这之前的几年中,他已开始或者已经完成这个过程了。在这“20分钟”内,许家屯拿出当了二十七年省委书记的全部工夫,竟然让邓小平听了两个多小时,并还在汇报中做出了他的一项重大发明:江苏省这许多年的发展“大部分……几乎全靠市场经济”。邓小平当然听得高兴。但是,许家屯这样卖力投靠的结果,并没有使他得到邓小平的赏识和重用,只是使他的政治生命维持了下去,把他派到香港任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的社长。虽然许家屯对这个职务的重要性作了很多的渲染,并以这个香港分社因他的任职而提为正部省级作证,但他还是抹不掉邓小平对他不信任的阴影。
然而,许家屯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任职还是成了他一生中政治上的重大转折。从此,他就完全加入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阵营,为邓小平的“一国两制”以及把香港的资本主义引入大陆内地积极卖力,在分社内大反“极左”,在香港社会上和英国殖民政府、和各色资产阶级拉关系做交易,每天吃喝玩乐、灯红酒绿、“因祸得福”的享受资本主义的“天堂之乐”。就这样,许家屯完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转变,在思想上政治上彻底拜倒在资本主义的石榴裙下,还根据他对“改革开放”的理解,大力渲染“资本主义补课论”,并在修正主义集团内部斗争中选择了先走一步的“上策”,跑到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继续安享“天堂之乐”去了。

  但是,他还是比邓小平多了点羞耻之心。他回顾自己的历史,感到了极大的反差涂在自己身上难堪和讽刺:“本来想都想不到、更极不愿见到的事,竟成了现实”……“一个五十多年忠诚的共产主义的信徒,‘旅游’到资本主义的美国‘休息’”,颇有些人不是人、鬼不是鬼的感慨。

  然而,人的行动都是由思想支配的。许家屯自封为“五十多年忠诚的共产主义的信徒”,这“忠诚”二字并不是纯粹的,是要打折扣的,至于他加入到邓小平改革开放行列里后,就完全变成假冒伪劣的了。事物的发生、发展总是有因有果有过程的,神差鬼使并不存在。许家屯既以“资本主义补课论”,又以自己在香港的全部行动,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作了最好的诠释。如果说他的《香港回忆录》还有些什么价值的话,那就在这里。

  “许家屯现象”并不是孤立的,就改革开放前的状态而言,中国共产党内的高中低各级领导干部队伍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和许家屯类似的。明察秋毫的毛泽东积自己数十年的观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党真懂马克思主义的不多。”“据我的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的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条路线走。”因此,毛泽东非常担心,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很容易”。毛泽东费尽心血想要努力避免的事,结果仍然不幸而言中。这不能不令人深思、再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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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剥削阶级旧文化的产生及其对人类社会的毒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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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既包括各种社会形态下统治阶级对劳动阶级的剥削、压迫、统治、奴役史,也包括劳动阶级反抗统治阶级剥削、压迫、统治、奴役的斗争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但是,在到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共产主义学说以前的历史,都是奴隶主阶级、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由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的一切文明的全部总和也就由这些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统治的需要而改造、包装、流通、继承、遗传。文化的创造主体是劳动人民,但它的存在、表现、流传形式却是统治阶级的,被打上了统治阶级的深深的烙印,即使象自然科学技术以及饮食、服装这样一些领域里,也都是如此。甚至与统治阶级完全对立的反映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文化,也都要做“无害化处理”后再让它流传。这就决定了历史文化的遗存有精华与糟粕的区分。

  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无论是内容或形式,总是呈混合状态而存在的。文化的精华与糟粕的区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阶级性。文化的精华,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推动历史不断进步发展的科学的成分;文化的糟粕,是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尚未达到更本质层次的表面的幼稚的或被统治阶级为维护自己的利益用偏见和愚昧而蓄意改造包装过的阻碍历史进步的非科学的成分。一切真理都是在当时条件下对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进行分析和区别的产物。共产主义学说就是马克思对历史文化进行科学的分析、批判,剔除糟粕,继承精华,经过综合归纳制作工夫而创造的。

  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三种社会形态的嬗变中,由于它们都是由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私有制社会,由于它们的文化观念的核心都是私有观念,因此,后一种社会都可以对前一种社会的意识形态兼容并蓄加以改造为己所用,相对而言,是比较容易的。

  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它不仅兼容并蓄了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已经大大发展了的以私有观念为核心的各种文化,而且用自己先进的条件经过更加精心巧妙的重构包装,发展到极致。例如在旧中国社会流行的各种思想观念:“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鸟为食亡,人为财死”、“金钱至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升官发财”、“下油锅,站高岗”、“一人当官,鸡犬升天”、“及时行乐”、“出人头地”“人上人”、“高人一等”、“荣华富贵”、“荣宗耀族”、“荫护子孙”等等各种极端个人主义思想被溶进各种文化形式向每一个人宣传灌输。

  上述这些观念,大部分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就有的,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仍然被奉为信条,就是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虽然不得不隐蔽一点甚至潜入地下,仍然被人们当作“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臭豆腐,并因人、因时、因地变幻出一些五彩缤纷的新形式流行。上面这些是在中国曾流行的观念。在世界上其他各国,虽然文字形式上不这么表达,但社会上流行的思想观念是与此类似的。

  就这么一些私有观念,被以各种文化形式,并和人在生理、生活过程中形成的自然观念结合起来,从呱呱坠地开始,一直到死亡离开这个世界,年年、月月、日日、时时、刻刻向全人类灌输,把这些说成是天经地义的天生的人类本能,极力夸大人的动物性生理欲望成分,极力淡化、歪曲、否定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产生提高进步的互助合作的集体主义思想,在人类社会鼓动了一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条件下的按照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进行的生存大竞争,把人类发展中形成的各种文化精华踩在脚下,践踏蹂躏。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历史上各种文化的糟粕都被利用起来,相互勾结、沆瀣一气,把整个社会打造成名副其实“铁屋”和“酱缸”,弥漫笼罩着窒息、麻木、毒化人的灵魂的毒雾,孳生着一代又一代寄生的蛆虫。

  在社会上,人们总可以看到、听到劳动人民所不齿的一类人,诸如“官迷”、“政客”、“掮客”、“财迷”、“色迷”、“赌徒”、“骗子”、“马屁精”、“两面派”、“阴谋家”、“投机之徒”一类五花八门的人物,以及以专门侵害他人和公共利益为能事、已退化为近似于动物本能的一类人,就是那些旧文化的糟粕熏染下的人格化,就是这些人,组成了反动没落的剥削阶级的主体。就是这些披着人皮的人,给人类社会制造了无数的悲剧和祸患;在今天,它又用腐败的臭气熏懵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试图把人类社会引入中世纪的迷茫与黑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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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现代修正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产生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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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人的意识的产生过程是一个客观世界通过神经反射在人的头脑里反映的心理学过程。每一个人在诞生、成长、生活的过程中,都必然会受到周围环境历史文化的影响,并在自己的实践中经过加工改造而形成自己的思想意识。思想意识在人脑里产生以后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不因为产生它的条件的失去而丧失。因此,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旧制度而建立了崭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后,原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旧观念还会继续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而且还会在新社会中与新思想、新文化、新传统、新观念既进行斗争,以混合状态存在于各种文化形式里,在新的制度下人们思想意识的形成过程中继续起作用。所以,列宁说:“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里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

  就象父母是不可选择的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对于周围环境中各种文化的影响,也是不可选择的,只不过是每一个人的反应不同罢了。不仅生活在或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地位上的人受到旧文化的影响,那些受到剥削阶级残酷剥削压迫的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被压迫阶级的人也会受到旧文化的影响。

  2200多年前,我国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农民领袖陈胜发动起义的动机中就有一条“苟富贵”;另两位起义的领袖刘邦和项羽则是被秦始皇銮驾出巡浩浩荡荡的气势所感动,一个说“大丈夫,当如是”,一个说“彼可取而代之”。他们虽然都受到秦王朝的残酷压迫,但他们还都是异床同梦地要实现自己“荣华富贵”的人生目标。在他们这种思想动机下,革命的成功当然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都不过是又转了一次又一次的螺旋或轮回。这是历史的局限,是阶级的局限。

  历史只有发展到了资本主义阶段以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才提出了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的共产主义学说,开始了实现“两个彻底决裂”、“完全彻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样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实践。然而,这必须在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每一个人的自我改造即自我开展的对自身存在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批判清除中实现的。解放全人类不仅是在政治上、经济上从资产阶级桎梏中把每个人解放出来,而且也要把每个人从资产阶级旧文化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意味着,全人类每一个成员都必须经过改造,使一代又一代的人塑造成为共产主义的新人。“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因此,“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应该成为每一个人的自觉行动。否则,每一点残存的私心杂念都会使它的宿主变为新生的资产阶级而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可能。这就象在世界上消灭天花病一样,必须把每一个病毒--即使它只剩下了一株--也要把它从人体中消灭掉,否则,这一株病毒就会把这个人变成天花病人,变为向全世界的传染源,重新在世界上流行。

  作为个体的人之间,是有着极大差异的。这种差异表现在各个方面。这种差异有先天形成的,有后天形成的。人的思想和世界观的差异完全是在后天条件下形成的,就象一切事物的运动过程一样,也完全是内因和外因复杂作用的结果。人的先进思想只能在对落后思想的斗争中产生,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只有首先革好自己的命,才能革好别人的命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者。

  例如中国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虽然出身于旧的营垒,但他却在自身的社会生活实践中更加真切深刻的认识了旧营垒的腐朽、落后和反动,用笔做投枪与旧营垒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在斗争中特别严格的解剖自己改造自己,清除旧文化的影响,实现了从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彻底转变。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说,他的心是与鲁迅相通的。他在一生孜孜不倦的学习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中,在血与火的残酷斗争中,身先士卒,率先垂范,极为严格地要求自己、改造自己。他在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时,坦率的披露自己青少年时曾“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他许多次反复强调自己“不是天才”、“不是生而知之的圣人”、需要“在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的过程中”改造。他找到当代人类社会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以后,就一丝不苟、矢志不渝、完全彻底地付诸实践,自觉地彻底清除了旧文化的各种影响,以自己一生“改造主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壮举而成为当之无愧的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对于邓小平,他同样生长于旧中国,而且也来自更典型的旧营垒,至今没有看到有什么资料说明他怎样与受到的旧文化的影响进行决裂和斗争的,没有看到他是怎样自觉地进行自我改造自我革命的。他在参加革命后1926年的自我总结写道:“我从来就未受到过其他思想的浸入,一直就是相当共产主义的。”他公然掩盖了自己所受到的旧社会、旧文化的影响,从而逃避了思想上的自我解剖与改造。在以后的年代,他一直“跟着走”、“跟着打”混过来了。建国后,他到了中央工作,暴露了他顽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真面目。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和广大革命群众对他进行了批判,他虽然做了几次检讨,事后证明,又说的全部是假话。当他最后爬上权力的巅峰之后,他那个在内心深处被压抑了几十年的私有观念便恶性膨胀起来,“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便迅速付诸行动,自觉地站到资本主义一边,带领中国的新老资产阶级,联合国外的新老资产阶级,向社会主义制度、向共产主义运动、向广大的劳动人民大举进攻,把复辟的愿望变为现实。

  搞修正主义,不管是带头人还是跟着跑的,都是以资产阶级世界观为思想基础的。在旧中国尖锐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国家和个人生死存亡的危机中,许家屯们选择了共产党,但他们不可避免的会受到旧社会无处不在的以私有观念为核心的旧文化的影响。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人,周围环境中虽然增加了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成分,但旧文化的影响也仍然是无处不在的,而且常常是主要的。这样,当他们参加革命时就或多或少的象陈胜、刘邦、项羽那样,掺杂着“苟富贵”、“大丈夫当如是”、“彼可取而代之”之类的思想,而这是与无产阶级即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格格不入的,正是无产阶级要实现两个“彻底决裂”要根除和消灭的东西。在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内,不论在新民主主义还是在社会主义时期,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开展过许多次各种形式的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干部在斗争中实现了世界观的彻底转变。但是,象邓小平一样完全靠欺骗蒙混隐藏了下来,象许家屯一样没有根本解决问题的,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当然,这还要做具体分析,每个人受的旧文化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并且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中的。但是只要外界形势有变化,这些人(几乎是所有的人)一旦丧失警惕,私心杂念就会随时钻出来占领他的思想阵地,他就要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打败仗,他就要搞修正主义,或是跟着修正主义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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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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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继列宁、斯大林之后,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和世界革命的实践相结合、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取得辉煌成就的过程中,发现了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长期性及其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向共产主义胜利过渡的极端重要性。

  他特别看到,党内一些党员和干部受到旧文化和私有观念的影响而又未实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他们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总是拖着一条或粗或细、或长或短、或公开或隐蔽的个人主义的尾巴,而且这尾巴还特别难割掉,在他们的地位随着革命的胜利而有了改变、有了大大小小的权力之后,就非常容易变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有使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危险。这些人尽管戴着共产党的帽子、说着共产党的话语,但他们骨子里、精神上依然散发着旧文化的熏烟味,他们的行动总是露出私有观念的尾巴。这些人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总是站不稳,不是“左”,就是右;一举手,一抬足,总还是旧官僚的模式。他清醒地认识到,邓小平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复辟很容易。

  他总结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上台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资本主义的惨痛教训,总结了我国建国后在党的领导下一系列运动,认为这些运动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他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唯一动力和共产主义是解放全人类的事业的基本原理,提出了以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办法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全社会每一个人都参加到批判资产阶级的运动中来,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彻底揭露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以私有观念为核心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才能达到使全社会成员都得到教育、锻炼和解放,才能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才能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不管谁搞资本主义,都必然要恢复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和压迫,必然要侵害多数人的眼前利益和根本利益。只要人民群众有大民主的权利,就必然会起来反对。这样,搞资本主义的人必然会陷入人民群众反抗的汪洋大海。

  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的科学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最伟大的壮举,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对旧文化的最彻底的批判和清算。理所当然,这样一场大革命也就使陷入灭顶之灾的国内外、党内外及其隐藏潜伏在革命队伍中的以私有观念为核心的旧文化的“病毒”最激烈的反抗,其装扮之巧妙、花样之繁多、发展之曲折、斗争之复杂,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然而,在彻底发动起来的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面前,在激烈起伏的革命大潮中,他们现出了污秽、狼狈、空虚的原形,受到了摧枯拉朽式的扫荡,而人民群众经受了极大的锻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获得了大普及,人们思想文化面貌焕然一新,社会全面发展进步,使十多年前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新中国以蒸蒸日上、繁荣昌盛、不可战胜的地位屹立在地球的东方。

  历史已经证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其规模之宏大、变化之复杂、成果之巨大、意义之深远,在人类文明史上写下了最壮丽的一页,也为人类文明史留下了最丰富、最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通过无产阶级大民主,用当代社会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全体人民群众相结合,真正让人民群众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批判改造旧世界,创造建设新世界,从而找到了一条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可行之路。

  历史上发生的群众性大革命,实际上也都是当时条件下的一次大民主运动。只不过是,这些大革命都是反动统治阶级倒行逆施胡作非为到极点、官逼民反而发生“物极必反”的结果。“物极必反”式的大革命的结果或推翻、或打击、或教育了统治阶级,使他们不得不采取一些社会改良措施,缓和了一些阶级矛盾,不断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在私有制社会条件下,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它与被剥削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虽然每一次大革命后由于剥削阶级的某些让步会使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但由于私有制与阶级对立的存在,无法避免另一次“物极必反”的形成。因此,这些“物极必反”式的大革命的结果常常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也常常造成社会的强烈震荡和破坏,带有历史条件限制的局限性。

  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废除了剥削阶级的统治制度,建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得到了解放。在这个基础上,如果使资产阶级得到彻底改造并防止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就可以避免那种“物极必反”的剧烈震荡,而开“万世之太平”。

  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改造世界能力的增强,已经可以在自然领域采用一些控制措施有计划的预防某些灾难的发生。例如全球范围内已经实现的消灭天花的种牛痘计划一样,使每一个人都得到完全的免疫,使天花病毒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无侵入繁殖之处,从而使其绝种而彻底消灭。那么,为什么不能在社会改造方面采取同类的措施呢?

  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形式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与此类似的一次巨大试验。经过十年激烈复杂的斗争而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充分的证据说明,这是完全可行的一条伟大的光明之路。因此世界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表示了热烈的拥护,甚至那些关心人类命运的资产阶级开明人士也对文化大革命表示了很大的理解和拥护,和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一起经风雨、见世面,接受人民的批判和教育,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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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惨痛的教训,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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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客观事物的对立统一法则使得它的发展轨迹只能是曲折的。对于陷资本主义于灭顶之灾的无产阶级大民主,资产阶级顽固分子及其代表人物是极为敏感的。美帝国主义的战略家们在对中国封锁扼杀,进行了二十多年的生死较量之后,终于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改变战略手段,对中国开始采取缓和关系、等待时机、和平演变的方针。而国内的顽固不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是采用相应的两面派手法蒙混过关,采取了韬晦隐蔽、积蓄力量、以求一逞的策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去世之后,便马上下手,采用了“用B-52的威力打击B-52的力量”的策略,先是假冒毛泽东的指示,发动政变,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一网打尽,随后马上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这实际上是宣布了无产阶级大民主的结束。接着封杀阶级斗争理论,紧接着又以指鹿为马的手法污蔑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把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基本形式“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宣布为非法。这样就在实际上封住了人民的嘴巴,铐住了人民的手脚。

   这样经过了五年的阴谋篡权活动,直到一九八一年最后推出了“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此开始了共产党腐化变质、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本身就说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多么的深入人心,说明了它的伟大而辉煌,以至于复辟派要做那么多手脚,要用五年的时间才能够做到把它“彻底否定”。没有了无产阶级大民主,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就失去了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和自己权利的最有力的武器,资本主义复辟也就畅通无阻大行其道。许家屯这类为数众多的各行各业的高中低级干部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彻底清除而被隐藏掩盖下来的旧思想旧观念便失去了无产阶级大民主最有效的监督和控制,便在邓小平重新祭起的“名利禄”法宝的引诱下迅速复萌膨胀起来。

  但是,这反差也太大了,刚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得臭不可闻的私心杂念怎能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露得了面呢?于是在邓小平的设计下,为了给那些动摇分子下楼的阶梯,也为了防止那些还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的反对,一方面把过去对资产阶级的批判统统诬之为“极左”,动用全部宣传工具、使出全身解数加以所谓批判攻击、彻底否定;一方面利用尚存的党的崇高威信,片面强调所谓“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组织纪律原则;一方面歪曲阉割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首要的全部的任务歪曲成是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一方面鼓动封资修文化重新粉墨登场,制造漫天妖风迷雾,麻痹人们神经,模糊人们的视线。

  于是,一切便被重新颠倒过去,谣言被当作事实,骗术被当作真理,肤浅被当作深邃,邪恶被当作正义,瓦釜被当作黄钟、垃圾被当作瑰宝;一切都被搅混了,无产阶级被当成了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被当成了无产阶级;于是,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反动腐朽思想便沉渣泛起,各种各样的掩盖托词也应运而生,如什么“XX也是人”啊、“政策允许”啊、“服从上级”啊、“无知无罪”啊、“罪不罚众”啊,以及“绿灯抢着走,红灯绕着走”、“彼此彼此随大溜”等等(例如,当有人批评许家屯奢侈吃喝时,他则认为某某“不是还在吃吃喝喝铺张浪费吗?”)。

  在这种气候环境下,一些资产阶级思想最严重的人义不容辞的跟上去,一些人半推半就的下了水,一些人迷迷糊糊的被抬上了船。于是,参加共产党几十年得到的所有思想进步又都退了回去,最后连遮羞布也懒得用了,或者急不可待的来不及用了,一切卑鄙无耻的勾当、丑剧、罪恶便在共产党审判过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殿堂上赤裸裸的上演了。共产主义的殿堂变成了资本主义的交易所。讽刺太大吗?干脆把共产主义的招牌摘下来,换上市场经济的牌子,这样就可以公开化合法化了。于是,不管是自己曾在枪林弹雨血与火中过来的,不管是父兄抛头颅撒过血的,也不管是在庄严的党旗下热泪盈眶的举起了拳头宣了誓的,只不过是就为了自己的职位再高一点、工资奖金多拿一点、住房再大一点、子女安排好一点、个人生活再优越一点……就为了眼前的个人的一点又一点的蝇头小利,而把自己的历史忘得精光,把自己所属的阶级的、集体的、国家的、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根本利益、前途命运、全部都毫不可惜的拿出来做了交易,从而开始了对毛泽东时代遗产的大分赃、大甩卖、大挥霍、大浪费。邓小平带了头,许家屯们便一个接一个的紧跟上,“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不赚白不赚”,国家出本,个人得利。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党内由不正之风到全面腐败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千百万次的无以计数的灵魂与魔鬼、权力与金钱的交易过程。大吃大喝、奢侈享受、讲排场、比阔气、回扣私分、小金库、假单据、贪污受贿、嫖娼豪赌、买官卖官……这种交易的规模象万花筒变戏法一样,从几元几十元到千百万元,迅速扩大飞涨到数十亿上百亿元!

    二十多年过去了,在当前的中国与世界上,令人窒息的腐败环境、人类生存命运和前途的危机,哪一件不是这些肮脏的交易的结果?就这样交易下去,什么样的金山银山掏不空?哪一个破产倒闭的企业没有这种腐败的原因?就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触目惊心的交易中,中国共产党六十来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几千万烈士的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如扬灰飞烟般散失;几十年经济建设的成果,数以万亿计的国家财富、人民血汗,如魔术般被国内外资产阶级囊括手中。

  在这一个个大大小小的交易过程中,许家屯们,曾经有过许多亮点甚至辉煌的共产党员们,任凭一个小而又小、无法再小的私字万般摆弄,把自己曾拥有的共产主义精神、革命斗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在交易中卖光输光,自甘堕落、自甘沉沦、自欺欺人,把自己所有的亮光消蚀完毕,还美其名曰:“潇洒走一回”,极而致之,“过把瘾就死”。最后,一个个人不是人,鬼不是鬼,行尸走肉一般,提前进入棺材等死,连个安魂之处都找不到;有的则完全演变成了蛆虫,孵化出成群的绿头苍蝇,然后又借着这腐败继续繁殖,祸害世界。

  二十多年过去了,发生在许家屯们身上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难道不就是这样一个个真实而荒唐的故事吗?四十一年前,伟大的毛泽东就预见了这一切:“……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随着邓小平修正主义温香烟雾的散灭,那种“危险的情景”终于成为现实,亿万人民瑟缩孑立在资本主义的寒风之中,罪恶滔天的帝国主义又神气了起来,曾经波澜壮阔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于空前困难的绝境。

  如果神圣而伟大的无产阶级大民主依然存在,如果那写进宪法里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武器依然掌握在人民手里,这一切能够发生吗?这一切能够存在吗?一切损公利私的交易都会受到揭露斗争;一切腐败在萌芽苗头状态就会被批判制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继续深入开展,无产阶级专政将进一步得到巩固,人民的觉悟将进一步得到提高,社会将进一步得到彻底改造;邓小平一类在党内外的市场将进一步受到清除和孤立,他纵使有三头六臂七十二变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如他胆敢对毛泽东时代伟大成就进行造谣诬蔑,将很快再一次被彻底揭穿和批判,而不至于在二十多年里被颠倒黑白的重复千万遍欺骗蒙蔽了全社会;许家屯们也不至于人不是人鬼不是鬼的连个安魂之处也找不到;中国广大劳动人民也就不至于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

  不仅不至于如此,如果无产阶级大民主依然存在,中国共产党更加巩固、坚强;广大劳动人民能够继续掌握自己的命运,按照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社会主义建设继续蒸蒸日上,象王进喜为代表的工人阶级苦战三年拿下大庆油田那样,象万吨水压机、核潜艇、大型喷气式飞机《运十》、两弹一星以及人工合成胰岛素、核糖核酸那样,几乎是赤手空拳起家几年工夫一般不超过十年就开发研制成功并达到甚至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照这样的速度,再经过这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工业、农业、国防、科技早就全面达到并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不至于现在国家安全险象环生,靠进口战斗机、潜艇、驱逐舰,还达不到台海的军事均势而内荏色虚,更不要说在美帝国主义面前噤若寒蝉。至于美帝国主义,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人民解放运动的高涨,无法剥削掠夺各国的资源而激化国内矛盾,受到全世界人民内外夹攻,庶几已经崩溃灭亡。至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象现在巴勒斯坦、阿富汗、伊拉克、前苏联国家的人民也就不至于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铁掌下遭受如此蹂躏!只要中国不改变颜色,只要中国保持建国后三十年的发展速度,谁能说这是不可能的呢?
最后编辑人在途中 最后编辑于 2011-10-06 09:0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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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为彻底清算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粉碎资本主义复辟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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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78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为总设计师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整整二十六年了。

  两年前,笔者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和思考,在本文中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质、后果以及得以进行的原因,进行了初步的系统的揭露和批判。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这是毛泽东主席科学总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他又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已经进行了二十六年的改革开放,就是这样一场阶级斗争。历史和现实已经确凿而又鲜明地证明,这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了旧中国被推翻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代表了全世界资产阶级,向中国与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进行的一场反攻倒算,是一场推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资本主义复辟,是一场历史的大倒退。

  邓小平率领中国资产阶级,在二十世纪后期世界舞台上导演的这场大倒退,其方向必然是把毛泽东的新中国拉向水深火热的旧中国,其后果只能是给中国和世界造成危机和灾难。不愿重受剥削压迫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重新起来革命,清算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推动历史继续前进,也就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

  毛泽东主席告诫我们说:“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反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重新扶植起来的、引狼入室笼络过来的国内外资产阶级,就是这样的反动派。而且,实现了复辟的反动派,往往比它们的祖宗更贪婪、更反动、更疯狂、更狠毒。无产阶级对此不能抱有任何一丝一毫的幻想。因此,彻底清算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重新振兴共产主义事业,就是摆在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面前的一项无比艰巨而伟大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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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正在继续加剧加快国家和人民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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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两年来,在国内,由于“十六大”就象前几届一样,完全无视改革开放所造成的党内外和国内外面临的各种极为严重的问题,极力掩盖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继续顽固继承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继续遵从国内外资产阶级的意旨,对党内外持不同意见的马克思主义者继续镇压和迫害,变成了为十三年的败绩进行涂脂抹粉的自我吹嘘,充分地暴露了党内资产阶级的虚弱和无耻,其结果只能是加快资本主义复辟,继续加快加剧了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各种困境和危机。

  人们可以看到,以买官卖官大案为标志的党政腐败更加猖狂,党政官僚搜刮人民财富的速度和手段更加肆无忌惮,欺压人民草菅人命頻頻发生、愈演愈烈,包括劳动、食品、交通、社会治安在内的各种安全危机进一步加剧。工业方面,为掩盖亏损破产而推出的所谓“改制”正在变为对国有资产的赤裸裸的最后的侵吞和分赃;外资继续大量进入,虽然维持了GDP表面上的所谓增长,但是一方面使我国经济进一步为国外垄断资本所控制,另一方面促进经济泡沫生成从而使危机加深。在能源方面吃光了二十多年毛泽东时代遗产的老本,危机正在迅速产生发展着。由于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式的榨取,多年来粮食产量的持续下降使得农业危机进一步加剧;今年开始采取的对农业的“减免”和“补贴”措施表面上使危机有所缓解,但其缓解主要靠的还是毛泽东时代遗产的作用,由于国家其他各种危机的加重,这些措施的强度和作用是极其有限的,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党政腐败官僚和黑心资本家勾结起来疯狂进行的“圈地运动”不仅吞噬破坏着宝贵的土地资源,而且也给三农危机火上加油。由于所谓发展、稳定以及从中化公为私腐败的需要所造成的金融危机更加严重,呆坏帐已达3.8万亿人民币,成为压在全中国人民头上的巨大包袱,然而,就象处理破产企业一样,正在企图仰仗外国垄断资本来控制金融,其结果必然是进一步引狼入室,彻底丧失民族主权。其他如教育、科技、医疗卫生、学术各个领域的腐败和资本主义化所造成的危机,以及危及人民生存的环境生态危机,也在不断被揭露出来,有增无减,不断加剧,令人触目惊心。

  在国际上,虽然不惜最后撕下背叛各国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遮羞布而加入以美帝国主义首的反恐战线,但并没有得到一丝回报;帝国主义和平演变中国、遏制中国、肢解分裂中国的阴谋正在一步一步得逞;台湾独立和台海危机的发展使二十多年对美对台政策彻底破产;中亚石油战略和俄罗斯输油管线的失败使得想从帝国主义掠夺各国资源中分一杯羹的美梦也破灭了。对日本和韩国垄断资本百般献媚换来的是敌意和厌恶,甚至连自以为成了“心上人”的新加坡也竟然跑到台湾去为“台独”撑腰打气。对南海的所谓“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变成了“人家开发,争议依旧”。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正在进一步恶化。连用对秘鲁革命的叛卖换来的对秘鲁铁矿的开采也不得不终止了。

  在世界各地,由于从毛泽东时代的对各国人民的无私援助变为参加帝国主义对各国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中国出国人员的丑闻不断,正在招致各国人民的厌恶和反对,针对中国的各种攻击伤害迅速增加。“败絮其内,金玉其外”的欺骗终究是不能长久的。出卖中国和世界人民利益、“韬光养晦”了二十多年的叛徒们,在国际上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就在这种日益加剧的内忧外患的重重危机中,中国的统治者们,在今年“邓小平100周年”时,还在强打着精神又一次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吹嘘着。只不过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早已经是被严峻的历史和现实撕裂成打不起来的破旗,只有那些升了官发了财的小丑们也许还会心神不定地望他一眼,广大人民早就仇恨唾弃而嗤之以鼻。国内外广泛评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走到了尽头”。据最近《参考消息》报道,国外的资产阶级都在“为中国祈祷”。既然西方的上帝都不能保世界资本主义的平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不过是他们盼望救命的泡沫。反动的没落阶级总是在虚幻中生活,它们不仅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自己。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得以复活、国外资产阶级得以残喘的强心剂,虽然是彻头彻尾的赝品,没有了什么救命作用,它们仍然要把它紧紧地握在手里。
最后编辑人在途中 最后编辑于 2011-10-06 0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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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当前的某些政策调整根本不可能挽救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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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邓小平改革开放所造成的种种恶果和危机,中国的党内资产阶级和依附它们的反动知识分子正在感到不妙。但是,由于他们的阶级本能,他们根本不愿意、也根本不可能去结束这场骗局和闹剧。他们是一定要抱着改革开放的反革命僵尸不放,“驴则付汝,姜还树生”,坚持与人民为敌到底的。那些为虎作仗、跟着党内资产阶级当啦啦队的现代修正主义,又想在这历史的关节当口投上一把机,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或修修补补、或明批暗保、或侍机庖代,以求一呈。

  例如,邓小平“发展”的“道理”硬不下去了,就抛出了个什么“科学发展观”。象淮河治污十年600亿打水漂,长江堤防一半以上“豆腐渣”工程,这些极端腐败无能的现象在各个领域普遍存在,二十多年来一直在不断加剧,从来没有得到真正遏止过。发展到现在,国家资源和各种经济活动都已经控制在资本家和层层腐败的官僚手中,少数人榨取最大利润成了社会运转的驱动力,在这种反动腐朽没落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下面,在这种垂死而又被一剂海洛因刺激而短暂兴奋的资本主义道路上,还能有什么“科学发展”呢?

  再如,今年开始在农村的所谓“减税”、“补贴”,在八亿农民被榨取到绝对贫困化,在一个农村家庭有成员生病、供养一个孩子读书就意味着破产的情况下,每年每人有个数十元、上百元的增收,岂不是杯水车薪?而且,这边粮价还没提高到位,那边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就已经早早地狮子大口上去了。中国农村在改革开放中早已滋生养大了一个骑在农民头上依靠欺压榨取农民而寄生的剥削阶级,一方面依靠它们控制农村,另一方面再拿点小恩小惠进行安抚,这怎么能缓解“三农”的困境和危机呢?

  再如,几十年对美国的投降归顺政策、对台湾反动统治阶级的笼络买好政策、荒唐透顶自毁长城的“国防军事让位于经济建设”的政策,造成了国防军事力量、国际地位的迅速弱化和国家安全的危机。国外资产阶级许多年来猛吹邓小平改革开放怎样使中国综合实力增强的神话,就是诱使中国的统治集团在这条反动愚昧的道路上走下去。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可改变的,从它们产生以来,它们对中国的战略目标就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中国革命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它们的狼子野心,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又使它们的这个野心复活,二十多年来,他们勾结起来已经实现了和平演变中国、遏制中国的目标,现在他们又在实施肢解中国的目标,最后还是要实现它们殖民中国的美梦。

  当前在美帝国主义怂恿扶植下的台湾独立势力得以坐大,中国面临着现实的分裂危险和痛苦,对于十三亿中国人民来说,这是被帝国主义重新瓜分和殖民的民族生存危机。这种危机多年来一直是严重存在并发展的,但统治者们就是视而不见,现在好象突然明白过来了,发现什么“能战方能言和”、“加强国防建设”。中国党内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在改革开放中,与国外资产阶级早就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人的护照、绿卡早就办好了,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是改革开放的主要内容之一,他们哪里还有什么民族观念和爱国之心?实际上,这是在人民群众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对统治集团的倒行逆施表示了极大的不满,矛盾开始激化、表面化,危及了他们的统治和稳定,害怕人民起来造反,也缓和一下军队内部的不满。用于对付帝国主义的国防力量大大减弱了,但是用于镇压人民的专政工具力量大大增强了。可以比较一下用于国防和用于公安武警的投入各增加多少?人员各增加多少?装备水平与国际上相比各相差多少?这一比,就可以看出是把谁当成真正的敌人了。这个统治集团,躺在毛泽东时代用革命战争打败美帝国主义的胜利果实遗产上舒舒服服作威作福了二十多年,现在国难就要临门了,他们还在自欺欺人。

  背叛了毛泽东主席的正确路线,所谓“加强国防建设”,无非是再拿钱从日暮途穷的破落户俄罗斯那里买几件武器,再拿钱运转已经奄奄一息的国防工业生产几件武器;但是,国防军事实力的核心是军心、是民心,军心民心的凝聚靠的是先进阶级的正确路线;“路线正确了,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背叛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背叛了无产阶级,当军队也和地方党政一样,经过了二十多年腐败的洗礼,也流行金钱贿赂、买官卖官、贪图安逸一类腐败风气,军心、民心、官兵关系散漫分离,将军级要害人员都频频地被收买成间谍,有了几件先进武器就能打胜仗吗?甲午海战、国民党的抗日,可谓殷鉴不远;前苏联,国防军事也可谓强大,但还是分崩离析、一朝覆亡。这些例子,是根本不知道呢,还是根本不想知道?

  由于对毛泽东时代政治经济文化遗产已破坏消耗殆尽,国家多方面危机四伏,到处都在伸手要钱。由于背叛了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荡然无存,没有了人民群众“精神变物质”的革命作用,国家做事就等于拿钱。国家的钱就是劳动人民的血汗,现在的国家拿钱无非是再向人民榨取,拆东墙补西墙。八亿农民的三农危机要拿钱,几千万下岗、失业、退休工人要拿钱,治理环境污染要拿钱,艾滋病防治要拿钱……国家拿出人民的血汗钱,各方大大小小的诸侯就象看见了肉的饿狼,层层盘剥,一路截留,几元钱不抵一元钱用,大部分最后还是落到了它们的钱袋里,面对这个无底黑洞,国家能拿出多少钱才能解决各方面的严重危机?

  面对不断加剧的国家和人民的重重危机,自称所谓“第三代”的领导人当政十三年,不仅从来没有采取过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过,反而抛出所谓“三个代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证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就是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了当今时代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第三代”领导人把这些拿出来并不是因为他们还信这个,而是学着邓小平设计改革开放的样子,把一些表面上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拿出来,然后再装进自己的私货、黑货。如果不联系实际,不透过他们制造的假象看本质,就容易上他们的当。他们在实际上,是要按照已经反动腐朽的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去发展经济,是要宣传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的大杂烩的腐朽文化继续去麻醉人民,是要代表被他们扶植起来的请进来的重新喝人民血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这样理解才能与在中国社会中发生的实际情况符合起来。因此,“三个代表”的实质就是掩盖邓小平改革开放给中国和世界造成的罪恶,妄图顽固地继续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

  “十六大”以后,虽然对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做了一些意图缓解的姿态,也有一系列诸如所谓“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善言,但在政策上依然是努力维护和遵循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例如,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日益绝对贫困化的情况下,继续给并不缺钱的公务员连续翻番地加薪,给已经拥有大量特权的企业管理者巨额年薪,对于由于他们的政策造成亏损、破产的国有企业,加速“改制”“拍卖”给国内外资产阶级,甚至对反对“改制”“拍卖”的工人群众不惜进行镇压。再如,教育、医疗卫生的产业化对广大人民的勒索和腐败,日益加剧,依然在疯狂地加速推行。这哪里有一点“顺民”、“为民”的影子?他们所指的“民”究竟是处在雇佣劳动者的“民”,还是拥有巨量资本的“民”?

  在重重危机面前,最近又有什么“提高加强执政能力”的花样出台,并被解释为“掌握和运用国家机器,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法律、行政等各种手段,领导、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本领和水平。”当作为社会主人的广大工农群众都已经沦为资本的雇佣劳动力、重新被资产阶级打入最底层时,当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堕落为资本榨取利润的服务保护器后,所谓“提高加强执政能力”,岂不是提高和加强对工人农民的镇压控制能力吗?欺骗的一招破产了,镇压的一招也救不了资产阶级的命。

  国内外舆论评论说,中国农村改革“走到了尽头”,对台政策“走到了尽头”,对美国关系“走到了尽头”,其实,中国的那个现实政策不是“走到了尽头”?反腐败政策、依靠开放和外资发展经济和科技的政策、社会治安政策、环境保护政策、医疗卫生和教育政策、国防军事政策,等等,都是“死马当成活马医”而“走到了尽头”。就象鲁迅说的:“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古往今来,以此成大事者,绝无有之。”从来的阴谋骗术都是泡沫。在把毛泽东时代的遗产吃光耗尽以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也就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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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彻底清算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化解当前中国与世界的危机、重新振兴共产主义运动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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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和历史上的几代修正主义一样,不管他们怎样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基本原理阉割篡改、讳莫若深,他们都绝对不可能逃出阶级斗争的铁律。他们向幼稚的人们说,毛泽东的那一套都是搞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是“极左”,然而,他们却用二十六年的时间向全中国和全世界演出了一幕最鲜明、最生动、最惊心动魄的资产阶级复辟的阶级斗争活剧!他们用规范典型的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言行映照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光辉!

  他们为了推行改革开放,把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污蔑为什么“浩劫”、“法西斯”、“崩溃”,他们甚至竟能把大批工人失业下岗诬蔑成是计划经济的后果。那么,把各个行业、各个地区、各个单位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代的变化一一地具体地比一比罢,把他们对毛泽东时代的诬蔑戴在他们头上正合适。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才是中华民族的一场真正的“浩劫”,他们镇压人民的行径才是“法西斯”,他们必将走向“崩溃”的可耻结局。他们只有依仗着镇压的权力把人民的嘴封上,才能“造谣一千次就成了真理”,极为无耻地胡说八道。

    透过他们耗费毛泽东时代的遗产和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所营造的表面现象,让我们直面社会上每天都在频频发生的每一件丑恶现象和危机,每一个工人农民和劳动群众的生存危机,一笔又一笔的血债、腐败、事故、丑闻、罪恶,哪一笔不是资本的黑手在操纵?邓小平全力复辟的资本主义到底为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制造了什么发展和福祉?甚至对于他极力扶持起来的占总人口不到5%的新的统治剥削阶级,虽然他们重新享受到了资本主义黑老大那般的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阔佬生活,但也是陷在愚蠢加罪恶的惶惶不可终日的危险之中。虽然中国的统治者可以利用它们紧紧控制的媒体把那个资本的黑手捂得严严实实,但那不过是“皇帝的新衣”,经过了社会主义和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中国人民怎么能不知道那幕后的罪恶?

  就象艾滋病这种从资本主义世界输入的传染病,按照当年毛泽东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卫生路线,采取综合防治措施,是完全可以拒之于国门之外或迅速控制的。正是在毛泽东时代,在我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就把千百年流行的最严重的一系列疾病或消灭或控制。正是邓小平改革开放造成的社会腐败和无能,才把艾滋病引进中国并使其处于根本无法控制状态。如果不能彻底清算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不能重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对各种危机继续处于无能状态,有关报告表明,象目前这样的艾滋病流行失控状态,在未来二十年,中国将有一亿人被艾滋病夺去生命。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灾难景象啊!每一个死亡的艾滋病患者,都是对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控诉!艾滋病的巨大灾难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祸害的一个缩影。正是艾滋病患者进行的拼死斗争,才不得不把掩盖了许多年艾滋病的流行暴露出来,否则,那些腐败的官僚还是要掩盖下去的。各种危机的被揭露也都无一例外,都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持续不断的艰苦斗争的结果。二十多年来,对于改革开放造成的灾难,不要说认真处理杜绝,也更不要说防患于未然了,即使揭露都是极为困难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统治集团要千方百计地维护与他们的既得利益已经铸在了一起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

  现在出现的所谓“政策调整”,正是许多年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来,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革命人民群众以各种形式进行此起彼伏的艰苦反抗斗争的结果。而这个“结果”也不过是嘴皮工夫,表面文章,美妙的欺骗。那些矛盾和危机早就存在和发展着,都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如果早采取措施,根本不会发展到现在这样极为严重的地步,而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的中国,是根本没有这些危机的。所有的政策都是一定阶级利益的体现,当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背叛了本阶级利益时,没有无产阶级的新革命,要这个政党重新出台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策,比公鸡下蛋还难。不重新依靠人民的革命力量粉碎资本主义复辟,不重新走上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一切都是空谈,一切都是欺骗。

  前苏联资本主义复辟造成了国家和人民的巨大灾难,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千方百计地歪曲、隐瞒,但是,一个庞然大国的剧变,在现代条件下,是根本无法封锁的,一系列残状还是陆续透露出来。内战不已、灾乱频仍、分崩离析、黑社会、色情、残害人命、广大工农生活极端贫困化、人口锐减、人均寿命大幅度降低……为什么发展到这一步并且还在这样发展下去?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至今还没有对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过认真的彻底的清算,至今还没有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中国发生的剧变与前苏联的灾难完全是亦步亦趋的同一个模式。惺惺惜惺惺,同命紧相连,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所以要千方百计地歪曲、隐瞒前苏联的实际情况,恰恰暴露了:他们的改革目标和方向是一致的,他们的祸心都是一样黑透了的,他们为了维持资产阶级反动统治集团的利益,他们不仅不管人民的死活,也不顾及国家的安危,就是要走现在前苏联那些国家的道路。这是因为,前苏联那条道路,对人民是地狱,而对资产阶级,则是他们的天堂。

  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代的鲜明对比和日益严峻和触目惊心的现实,证明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是造成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和当前国内外各种危机的祸国殃民害世界的孽根。

  因此,当今的中国,要解决面临的国家存亡的各种危机,要避免最后重蹈前苏联那样的覆辙,就必须彻底清算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重建无产阶级专政。中国也只有重新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才能重新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才能重新对世界人民作出自己的贡献,克服帝国主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各种生存危机。除此以外,没有任何第二条道路可走。
最后编辑人在途中 最后编辑于 2011-10-06 09: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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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关于所谓“向左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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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刚露苗头的所谓“政策调整”相呼应,在这些年出现的所谓“左派”队伍中,有一些人开始望眼欲穿,为之欢呼,称之为“向左转”。怎样认识“向左转”?

  由于所谓“左派”本身就是一个混乱不堪的概念,因为它有不同阶级、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区分,所以这个所谓“向左转”给人们的概念也是不清晰的。对所谓“左派”要进行阶级的、思想政治路线的分析,对所谓“向左转”也要进行阶级的、思想政治路线的分析。

  按照阶级上的广义的“左转”,在当代,应该包括资产阶级内部的“左转”,如资产阶级右派向中间派,中间派向左派转;资产阶级向外部的左转只能是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也应包括无产阶级内部各种偏离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错误流派“向左转”;无产阶级是整个社会上的左派,不存在向阶级外的左转问题,但内部存在着右派和中间派向左转,即转到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思想政治路线和队伍中来。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当前,无产阶级革命的左派,只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三个发展阶段、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特别是包涵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毛泽东思想的共产主义者。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及其政党内部“向左转”,只能是各种形形色色的右倾机会主义即现代修正主义重新回到这个队伍中来,回到这个队伍的思想旗帜下来。在名义上是无产阶级政党而实质上已经完全蜕化变质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内,在一定的条件时机下,也可能发生各种派别的“向左转”,但是顽固代表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利益促进共产党蜕化变质的那个最反动的极右部分,是根本不可能发生“向左转”的,当他们混不下去时,只能是向无产阶级斗争花样的翻新和手段的变化。。

  无产阶级革命派,作为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作为社会发展方向的代表,对于各个阶级和派别的“向左转”都是欢迎的。因为,这些“向左转”都是在不同程度上有利于革命、有利于人民的。

  但是,如前所述,无产阶级革命派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各种所谓“向左转”都是人民革命斗争的结果,是在人民革命斗争的促进和影响下,各个阶级、各个政治派别反复斗争较量的结果。没有人民的革命斗争,任何“向左转”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也是“转”不下去的。只有立足于人民的斗争,才能争取“左转”不断继续深入下去,不断促进量变到质变的转变。

  同时,也必须站在这个出发点上,用阶级分析和路线分析的方法具体地分析每一个“向左转”政策和行动的虚实、方向、多少、意义,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既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要看它们社会实践的各种影响和效果。

  现在一些人所以提出“向左转”的问题,是因为在社会上相当大一个多数的人群中已经公认的在中国共产党内和中国社会上已经发生了长达二十六年的“向右转”。这个“向右转”是在国内外的资产阶级共同合谋通力协作下发生的。这个“向右转”的程度和后果,本文已经作了揭露和分析,其基本事实也是有目共睹、有心共识的。那么,现在对这二十六年的“向右转”,究竟已经揭露分析批判了多少呢?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在多大的广度和深度上认识并觉悟了呢?已经有了多少来自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力量对于“向右转”的有效阻止呢?最关键的是,作为“向右转”已经二十六年的领导人们,要他们“向左转”,要不要对这二十六年“向右转”的恶果有个基本认识呢?在没有个基本认识时,是不是有可能“向左转”呢?这是不是一个基本常识呢?

  如果不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立场出发,不从激烈、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实际出发,对国内和现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实际情况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那么,不仅不能促进“左转”的发生,甚至损害和贻误革命形势的发展,也有可能从外部造成“左转”的延缓甚至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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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彻底批判“三中全会决议”和“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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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六年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所造成的资本主义复辟所以能够暂时得逞,就是因为他持有在他的把持导演下中共中央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制定的“三中全会决议”和“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两个决议》)作为护身符和进攻武器。他凭借这《两个决议》制定一系列政策,欺骗中国与世界,镇压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人民群众,从而一步一步地推行他的改革开放。

  正如本文中前面已经揭露的,《两个决议》无视建国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所取得的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堪称无比辉煌的成就和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用一些片面的、孤立的、表面现象的所谓事实,用不合逻辑的非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分析,用游蛇一般的语言,回避了建国后三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关键和要害问题,公然否定了毛泽东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最重大的发展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了无产阶级大民主,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而把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打翻,开始了和平演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长达二十六年的资本主义复辟。

  二十多年来,《两个决议》象两顶大黑伞,掩盖了建国前后毛泽东时代历史巨变的真相,遮住了真理的阳光;象两把刀子,插入无产阶级革命的心脏;象两具枷锁,拷住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手脚。《两个决议》就是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专政的工具。正是靠着这《两个决议》,中国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才得以肆无忌惮地勾结党外的资产阶级和国外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大地上为所欲为地以改革开放的旗号复辟资本主义,并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置于空前低潮的绝境。从在国内外造成的实际影响来看,《两个决议》不仅是现代修正主义的,而且也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的。

  《两个决议》所以造成极大危害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们具有极大的欺骗性。这两个文件表面上坚持和肯定了社会主义制度,表面上给予了毛泽东思想一定的评价,似乎是继续举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但是,它们在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关键和核心问题上兜圈子做手脚,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其伟大实践文化大革命并置之“死地”,从而得以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引向了前苏联东欧老修正主义们的旧路。

  无产阶级的解放首先是政治上的解放,没有政治上的解放便没有无产阶级的一切。无产阶级在经济领域里的解放只是其在政治上获得解放的必然结果,并为其巩固政治上的解放提供物质基础。由于几千年剥削阶级统治和压迫的结果,资产阶级和各种剥削阶级在社会的各个领域特别是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都存在着非常强大的影响。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必须不停顿地在各个领域特别是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向资产阶级展开全面进攻和专政,才能巩固和发展自己在政治上的解放,一步一步地实现对世界的彻底改造,最后实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向资产阶级的全面进攻和专政必须继续实行在夺取政权斗争过程中的群众路线,直接依靠人民群众,实行无产阶级大民主,打人民战争,才能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才能使整个世界得到改造。

  革命队伍内的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的集中体现。正确的革命路线是引导革命到胜利的指南,是时代的真理。真理是唯一的。偏离了真理的路线就是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路线,是不可能引导革命取得胜利的。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最新发展,就是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路线,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因此,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否定了真理,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运动,就是取消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进攻,必然会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其结果只能是造成丢盔弃甲的资产阶级马上反扑过来,只能是导致资本主义复辟。《两个决议》的要害就在这里。说《两个决议》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的,其原因就在这里。

  由于党内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勾结起来用《两个决议》这两条恶棍在这个“穴位”上把中国共产党打成了“脑死亡”,资产阶级复辟狂才得以霸占了社会主义制度所创造的无比雄厚的遗产,一步一步地施展各种手脚和阴谋诡计,从从容容地利用一定时间差下的社会扭曲作用,把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腐蚀腐败成当前这样连一般资产阶级政党都不如的状态,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和十三亿人民的中国复辟成今天这样空前危机的境地。

  因此,当我们面对当前资本主义复辟的种种危机和灾难,彻底清算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时,必须要彻底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两个决议》。

  近些年来,各方面的同志们从不同的角度开始对《两个决议》进行了批判。本文也以大量确凿的真实历史事实资料对《两个决议》的核心内容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但是,这都还是远远不够的,不仅在于对历史事实揭露的准确全面系统上,还在于思想理论的深度上,更重要的是要把这种揭露和批判推广进行到最基层的广大工人、农民和其他各个阶层中。

  由于《两个决议》在长达二十多年里被千遍万遍地进行“谣言重复一千次就成了真理”式的宣传,至今仍然被党内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奉为圭皋,其流毒遍及各个角落,欺骗了亿万人、特别是那些没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年轻人,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如果对目前中国社会进行一些调查,就会感到《两个决议》为害之烈,流毒之深。所有思想领域里的混乱和迷雾,其总根子就是《两个决议》。不把《两个决议》颠倒的历史真相和掩盖的真理揭露出来,人们继续被蒙蔽欺骗,那么,资产阶级仍将得以继续向无产阶级进攻和破坏。

  因此,继续深入全面地对《两个决议》进行批判,肃清其一切流毒,彻底扫除其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上厚重的灰尘,对于彻底清算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粉碎资本主义复辟,有着极其巨大的意义,毫无疑问地应该是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理论战线上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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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必须与“三中全会派”进行坚决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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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年代以来,虽然前苏联东欧的崩溃和中国这样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而使国内外的资产阶级做起了“历史的终结”的美梦,但是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和危机的爆发,他们的美梦还未入佳境就破灭了。中国和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促进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觉醒。由于中国毛泽东时代政治思想遗产的作用,中国兴起了一股强劲批判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潮和队伍。国内外舆论称之为“左派队伍”。

  在这个“左派队伍”中,有一部分同志坚持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立场上,认真地刻苦地进行调查研究,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总结历史,认识分析批判现实。他们认为,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三个里程碑式的伟大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大民主则是按照这个理论合乎逻辑的最恰当的实践。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所有能够称之为损失和错误的东西产生的原因,一是资产阶级和各种剥削阶级及其影响存在的破坏,二是无产阶级在新的革命实践活动中对客观规律认识的暂时盲目。文化大革命中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是极其伟大的,而其损失则是次要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总结经验教训的宝贵资源。邓小平一伙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所谓“彻底否定”与他们的改革开放是对共产主义事业、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背叛,是对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反攻倒算。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已经造成了中国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空前低潮。当前摆在中国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任务,就是彻底清算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恢复历史的真相,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继续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帜,重新发动人民群众,开展无产阶级大民主,重新向资产阶级发起进攻,重建无产阶级专政,重新振兴共产主义运动。
     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

  但是,在这个“左派队伍”中,还有另外一部分同志。他们赞成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基本原理,他们拥护《两个决议》,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反对无产阶级大民主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认为改革开放是必要的。他们也反对当前中国出现的资本主义复辟,反对私有化和腐败,但他们认为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成就还是有成绩的,那些问题出现在邓小平“南巡”之后。对于当前中国的现实,他们认为应该避免社会大震动,不能搞大民主,应主要或唯一地依靠上层的“向左转”,采用所谓“改良”的渐进式的办法来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他们有的还认为应当调整中国的战略,重走新民主主义道路;要学会驾驭资产阶级,再搞一段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以后再搞社会主义;他们中间甚至还有人要“超越”马克思和毛泽东,另外寻找一套新的所谓“理论体系”,等等。人们可以看到,他们除了对现实不满外,其主要观点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的宣传口径还是基本一致吻合的。因此,人们称这些同志为“三中全会派”。

  对于“三中全会派”的同志们来说,中国当前的现实太不“雅观”了,当年宣传的改革开放的目标是“四项基本原则”下的“四个现代化”,是“改善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结果现在无影无踪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变成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向帝国主义学习搞“外围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腐败和倒退结果比老牌新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还严重的多,最后连民族独立都自身难保,整个社会和国家安全危机重重,除了资本集中地区的现代化高楼大厦、汽车、电器外,整个社会恍惚到了清朝末年似的,有些方面甚至连清朝末年还不如。要如果不是这样子,他们还肯定是改革开放的最坚定、最狂热的鼓吹者、拥护者,就象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样。然而,现实并没有如他们想象的那样发展,他们很不理解,思想很矛盾。他们总是不愿意或不能掌握客观存在的全部事实并去研究其中的联系,他们总是充满了幻想,他们总是喜欢吆喝着人们去欣赏天上漂浮的五颜六色的“气球”而不愿意面对地面上的残酷现实。他们总是不愿意开展在他们看来十分可怕的“过激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他们总是盼望资产阶级能“改好”、“向左转”,给他们一点面子。他们与党内资产阶级有好多好多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利益难以割断。他们总是想躺在改革开放初期单位发的“席梦思”上继续做他们的那个梦。

  马克思主义者与“三中全会派”的矛盾不是革命队伍中一般的思想斗争,而是与现代修正主义新派别的斗争。

  为什么说“三中全会派”是现代修正主义的新派别?

  修正主义是“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正”,是在工人运动内部、革命队伍内部、共产党内部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相对立的思想上政治路线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派别,是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影响的产物。如果让修正主义得了势、掌握了主动权,在无产阶级尚未夺取政权时,它就会把工人运动、革命队伍、共产党蜕化为资产阶级的附庸而脱离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它就会使这个政权蜕化变质资产阶级的政权,复辟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修正主义也是发展变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到现在,它的完整体系是以三个阶段、三个里程碑为标志的。自从修正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以来,发展到现在,它们既有一贯的传统,也都有新的花样。毛泽东主席当年领导开展的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就主要是因为它们在国内否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在国际上推行投降帝国主义和“三和一少”的路线。自从毛泽东主席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后,现代修正主义也就增加了一个新的显著标志,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因此,当前现代修正主义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是一个在当代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在当代,对于那些所谓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只要他不承认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管他说得天花乱坠,就是现代修正主义。

     八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内现代修正主义领导集团纷纷扬扬地宣传了一阵子所谓“四项基本原则”,表面上看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路线,其本质是用来对抗和抵消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没有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四项基本原则”不过是四个空泡。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所谓“反和平演变”为什么成为一场闹剧?就是因为它的推动人一方面拥护《两个决议》,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另一方面又反对什么“和平演变”,这也就是举起左手打自己的右脸,又举起右手打自己的左脸,用修正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岂不是演成闹剧?当时,很多人上了这个当。事实证明,那一场“反和平演变”和宣扬的所谓“四项基本原则”所能起到的唯一的社会效果就是帮助邓小平欺骗麻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掩护了邓小平的资本主义复辟。然而,到现在很多人仍然不认识到这个问题,还在为他们那时的“壮举”被扼杀愤愤不平,至今还不认真总结原因和教训,还在炫耀他们的所谓“革命”和“正确”,还要再用修正主义反对已成现实的资本主义复辟。 现在,无产阶级已经开始觉醒了,“三中全会派”还要故伎重演。我们必须与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绝不能让他们得逞。让他们得逞,就等于取消了无产阶级革命,就等于维护并继续加剧已经实现的资本主义复辟。

  溯其根源,“三中全会派”形成于三中全会上,那时和以后,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内占了压倒多数的统治地位。当时,这个拥护三中全会的“三中全会派”实际上由两部分势力组成,一部分是毛泽东主席曾经为之定了性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资产阶级,他们虽然还打着共产党的旗号,但他们已经从无产阶级队伍中完全“异化”出去,他们是帝国主义和国内外资产阶级最忠实的代理人;另一部分就是所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人,即我们现在所称呼的这个“三中全会派”。而国内外广泛称呼的“老左派”,其大部分是“三中全会派”。1989年以后,“老左派”中一部分人力图把所谓改革开放扭上他们自认为是“正确方向”的轨道,但只是一个短暂的“水花”,很快就被邓小平一个“南巡讲话”无情地摔到一隅,只能在了了几本杂志上嘟嘟囔囔去了。以至于到了“十六大”之前,人家不费吹灰之力,就又把这几个杂志封上。在这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内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一个特点是党内资产阶级一直占主导地位,而作为修正主义的“三中全会派”始终是其陪衬。修正主义从来只能充当资产阶级的俘虏和玩物,它们和资产阶级是根本斗不出什么名堂的。

  由于国内外尖锐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影响,“三中全会派”一直处在不断的分化过程中。在国内外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的腐蚀拉拢下,相当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进一步蜕化变质为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分子甚至严重经济犯罪分子、刑事犯罪分子、所谓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派和“民运分子”、卖国贼、帝国主义间谍等,一部分被摔到了小资产阶级队伍中;还有一部分经过艰苦的社会实践和思想斗争,有了新的觉悟,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上来,如《论毛泽东的晚年》和《我的退党声明》的作者等同志;还有更多的同志处在这个革命转变的过程中。

  在近些年出现的所谓“新左派”中,其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是“三中全会派”的一翼。他们绝大部分是在改革开放后从高等院校毕业的年轻人。他们受到邓小平改革开放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造谣欺骗宣传教育的影响,他们对于旧中国和新中国的发展变化缺乏深刻认识,他们或轻或重地存在着脱离工农、脱离实际的倾向,他们不承认或不愿意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当今中国与世界的现实。他们有的很拥护毛泽东,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给以很多正面评价,但他们却不能掌握毛泽东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精髓,在他们看来,毛泽东是“民族主义的”,文化大革命是“平民阶层”与“精英阶层”的斗争,他们对革命的曲折发展不能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认识。由于改革开放中反动文化宣传教育的毒害,他们有些人思想中塞着好多的封资修的破烂货和脏东西。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怎么理解和掌握,甚至还对之产生怀疑,有的则进行批判攻击,想重新创建自己的所谓“理论体系”。

  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严峻现实是,“三中全会派”所顽固推行的现代修正主义路线和他们对毛泽东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歪曲宣传依然在严重欺骗、蒙蔽着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依然在掩护着正在加速的资本主义复辟。例如彻底否定建国后毛泽东时代包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两个决议》并没有受到彻底批判,依然被许许多多不明真相的人奉为圭皋。那些顽固坚持《两个决议》的人仍然在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攻击社会主义,攻击文化大革命,他们把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却因为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而受到党内资产阶级残酷迫害的同志仍然污蔑为“文革余孽”、“文革思维”、“文革遗风”,他们甚至依然学着邓小平的一贯做派,向奋起揭露历史真相、批判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者挥舞棍棒。很显然,不与他们做坚决斗争,我们就不可能彻底清算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不可能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而且,当实现了复辟的资产阶级混不下去时,这些人就会出来以“改良”的面目收拾残局,变个花样,继续他们的修正主义事业,继续充当资本主义的卫道士,就象前苏联东欧那些国家的假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一样。因此,我们在彻底批判《两个决议》的同时,也必须与“三中全会派”进行坚决的思想政治路线的斗争。

  同时,我们也希望,那些正处在与《两个决议》和“三中全会派”决裂过程中的同志们,如果真的是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真的是为了不愧对几千万烈士悲惨壮烈的牺牲、为了保卫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为了继续进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就应该痛下决心,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彻底决裂,与资产阶级的拉拢与利诱彻底决裂,与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路线上彻底一刀两断,冲出那个“象牙塔”和“安乐窝”,横下一条心,把那个连着心根子的又小又臭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尾巴彻底割断,彻底站到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来,彻底回到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旗帜下来。

  特别是那些老同志,历史是无情的,时间是无情的,物质运动的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想一想自己跟着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奋斗的辉煌历史,值得去为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资本主义复辟殉葬吗?许多曾经为革命作出了贡献的人晚节不保、已经蒙着耻辱死去了,现在还活着的如果没有一点称得上继续革命的行动,凭什么到马克思和毛泽东那里去报到呢?

  还有那些年轻的“新左派”朋友们,作为年轻一代中最先觉悟的革命者,你们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批判、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关心,是值得称颂的。你们当中一部分同志,下定决心,脚踏实地,学习毛泽东的光辉榜样,深入工农、深入实际,刻苦调查研究,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刻苦学习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高举共产主义的大旗,深刻地揭露批判资本主义复辟,正在斗争中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为你们鼓掌和欢呼!同时,我们也希望那些正在犹豫、迷惘、彷徨的朋友们,珍惜你们已经取得的成绩,义无反顾地继续前进,学习青年毛泽东,下定决心,不怕痛苦,勇于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彻底砸碎现代修正主义加给自己的各种精神枷锁,在实践中刻苦地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大道上迅跑!
最后编辑人在途中 最后编辑于 2011-10-06 09: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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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高举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旗帜,彻底清算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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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球的东方,在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大地上,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中,从二十世纪后期到二十一世纪初期,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邓小平为总设计师的改革开放,以尖锐对立、互为反向的两个运动,正在演绎着一场揭示和决定人类前途命运的波澜壮阔的实验。

     在当今世界上,到底谁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谁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今世界现实相结合的真理?什么是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到底是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是邓小平为总设计师的改革开放?面对当今世界上正在愈演愈烈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生死大搏斗和由此派生、蔓延、加剧的人类灾难,诸如战争和核战争威胁、侵略和戮杀、剥削和压榨而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以及社会安全恶化、艾滋病和其他流行病失控环境污染和气候异常一类的生态恶化、浪费奢侈导致的资源过度消耗和匮乏,等等,这一系列在资本主义制度蹂躏下造成的愈演愈烈的人类危机,全球60亿人口中的每一个人都无法置之度外。每一个热爱人类、对社会有责任感的人,都不能不认真思考。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真理,逼得唯心主义的骗子也不得不拿它来作招牌。然而,骗子们“砂子调黄瓜,只知其脆,不知其碜”,它们疏忽了,决定这个命题成立的前提是“实践”,而这个全社会的实践不是它们能够一手遮天的。

  那么,作为这种检验前提的显示历史和现实真相的“实践”到底是什么?

  笔者有幸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了半个多世纪来在中国与世界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尽自己所能,不揣浅陋,努力调查和了解掌握这些变化,把从旧中国到新中国、再到改革开放时期社会变化的比较全面的事实资料揭露出来,对当前中国社会的危机,作了初步的探讨和分析,努力提供关于“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实践”的内涵。

  笔者希望在本文中告诉人们,拨开资产阶级由于阶级的偏见所散布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迷雾,历史和现实的鲜明对比已经作出了最权威的结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推翻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获得解放的指路明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并进一步向共产主义光辉前程成功实现过渡的指路明灯。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则是对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反动,是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反动,是资产阶级复辟之路,是人民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之路,是祸国殃民害世界之路,是共产主义事业的一条绝路、死路,也是人类社会的一条绝路、死路。

  图穷匕首现,结果已经大路朝天,一切欺骗都已经败露了,一切都不容置疑了。痛定思定,摆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面前的就是一条路,要么就是象过去的几千年一样,让剥削阶级压榨、吸血、宰割而死亡,永无翻身之日或为它们而殉葬;要么就是象刚刚过去几十年前的毛泽东时代那样,团结起来,向资产阶级重新发起猛烈的进攻,重建自己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专政;150多年国际共运的历史,目前每一天中国和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在证明,二者必择其一,第三条道路是绝对没有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是世界的唯一创造者,他们选择后一条道路,当然也就是天经地义的。

  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和国际共运的空前低潮都是由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直接造成的,要完成重建无产阶级专政、重新振兴共产主义事业的任务,理所当然地必须首先彻底清算邓小平改革开放,粉碎资本主义复辟。不首先做好这件事,一切都是空谈。而且,要把这种清算贯彻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始终,要在清算中认真全面深入地总结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和教训,以推动共产主义运动高潮的到来。

  既然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对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直接反动,所造成的资本主义复辟是违背这个伟大理论的恶果,那么,我们当然也就必须以这个理论为武器,才能彻底清算改革开放,粉碎资本主义复辟。

  由于中国是毛泽东思想的故乡,中国无产阶级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直接对立面,那么,彻底清算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任务也就历史地责无旁贷的落在了中国无产阶级身上。

  展望当前中国和世界上阶级斗争的总形势,共产主义运动还是处在低潮时期。然而,低潮将尽高潮涌,大地微微暖气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正处在新觉醒中。资产阶级往往有更高的敏感性和警惕性,它们面对无产阶级的新觉醒,一方面正在谋划更阴险的欺骗,一方面加紧毫不手软的镇压,一方面加紧对人民血汗资源的榨取,正在迫不及待地想加紧完成他们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一道程序,在无产阶级彻底醒悟之前“把生米做成熟饭”。

  纵观历史,被压迫被剥削阶级总是要在反动的统治阶级胡作非为到极点,把社会折腾到彻底“糊锅着火”,水深火热、生灵涂炭,一天一时一刻也活不下去了,才起来革命,即所谓“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物极必反。那么,是不是不到这一步,就不能革命和改变吗?要知道,在这个过程中,整个社会受到的损失,最后还都是要广大劳动人民、要全社会人群承担的啊!“物极必反”是自然界的规律,但是,人类从自然界中发展出来,她拥有高度发达的精神财富,拥有在对客观世界科学认识基础上的主观能动性,拥有改造世界的巨大能力,她完全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防止危害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危机的发生和发展。整个人类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人类史也已经反复证明她有力量推翻不超过社会总人口5%的那个反动统治阶级,并对它们实行专政。那么,如果能够巩固这个专政,就可以防止剥削压迫阶级的“物极必反”,就可以防止反动统治阶级的倒行逆施胡作非为给社会给人类造成更大的灾祸。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实验,它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显示了一条令人鼓舞的光明之路。邓小平所加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诬蔑统统是不实之词。在这个较量中出现的反复,只是说明资产级还有力量,特别是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也说明无产阶级在新的革命斗争中的暂时盲目。无产阶级只要认真总结这次反复的沉痛教训,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觉悟,继续发挥自己伟大的革命的主观能动性,就一定能重新战胜资产阶级,尽快迅速地粉碎资本主义复辟,把共产主义运动继续推向前进。

  这并不是一个很难理解的道理。反动的统治阶级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小布什三年前就公开承认:“时间不在我们这一边。”因此,他要对全世界人民实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力争占领更多的阵地和资源,以便维护资产阶级的苟延残喘。各国反动派也在按照小布什的意旨同样办理。“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在中国与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你死我活、生死存亡的一场阶级大搏斗,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不是有人宣传什么“改良和革命赛跑”吗?不,这是反革命和革命赛跑!从历史上看,什么样的“改良”能使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斗争烟消云散?曾经有过的所谓“改良”有几个是成功的?改良只能是小资产阶级畏惧阶级斗争的一种幻想,是资产阶级反动知识分子为了维护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统治所演的“双簧戏”,是资产阶级掩盖与无产阶级斗争的烟幕。它所造成的后果,无不是酝酿着下一轮更加激烈化、白热化的阶级大搏斗。

  从来的革命都是只争朝夕的。这是因为,每一个阶级的自觉的代表人物,在和生死对立的另一阶级斗争时,为了战胜对方,从来都懂得本阶级力量的聚合和作用,都要追求力量和效果的最大化。这是阶级斗争的需要,这是常识。但是,只争朝夕并不是不遵守客观事实的规律。革命还是要一步一步走,虽然它不可能是整齐划一的。

  毛泽东主席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这是对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科学总结。中国近代的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都是这样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是这样的,他先在意识形态、思想理论领域,利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手段,掩盖历史事实真相、贩卖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先把党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搞乱,然后以售其奸。例如在他惊心策划下的所谓“真理标准讨论”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等,通过这些手段把水搅混,在混水中首先从最高层内部篡夺政权,占领无产阶级司令部,从而控制整个上层建筑,然后在经济领域里一步一步化公为私,最后实现经济基础的全面的资本主义复辟。

  中国无产阶级彻底清算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粉碎资本主义复辟,也要先做意识形态和舆论方面的工作。这不是什么秘密。只不过是,因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舆论是为少数人谋取私利,是为剥削和压迫打掩护作欺骗,是与劳动人民的利益相对立的,他们只能是靠谣言加歪理惑众,因而不能掌握群众;而无产阶级由于代表了历史前进方向,他没有自己的私利,他追求的是全人类的解放,因此,他的革命的意识形态和舆论,是全面深刻彻底地揭露历史的真相,并用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观察和分析,因而从根本上是能为广大劳动人民理解接受的。这就是反革命舆论的先天不足和革命舆论的得天独厚之处。无产阶级在和资产阶级做斗争时,要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因势利导,掌握思想理论战线的革命主动权。

  为了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根本利益和长远目标,为了新的一轮共产主义革命的高潮能够在它的未来进程中取得最大的成就,每一个自觉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都应该在目前阶段,特别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工作,特别重视思想理论的总结、批判和宣传工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勇敢地攻破并占领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的舆论阵地。这是为着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亟待努力做好的工作。

  要刻苦学习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在学习中努力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首先是必须要做到在斗争实践中不断与资产阶级思想彻底决裂,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不断加深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观点和方法。要在实践中学习,并用于指导革命实践,再通过实践不断加深理解和掌握。与此同时,凡是有利于战胜资产阶级的各种知识都要虚心学习,并且下决心学好。无产阶级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全部精神财富武装起来,一定要做到比敌人技高一筹,才能战胜资产阶级。

  要认真做好调查研究。要在深入实际、深入工农群众中做好调查研究;又要在调查研究中不断深入实际、深入工农群众。凡是与要做的革命工作有关的各个方面的情况,要分清先后缓急,刻苦地过细地一丝不苟地做好调查研究,要努力争取达到百分之百掌握调查问题的全部情况,并且不断深入下去,这样才能把要做的事做好。为了揭露历史真相,为了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就一定要把近代史和现代史,从国家到各地区各单位,从各个历史时期,认真调查清楚,并把调查结果总结分析,告诉全体人民。为了在现实的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要把当前社会的方方面面的情况调查清楚,真正做到了如指掌,才能掌握斗争的主动权。一切科学事业都是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的。人类的认识发展史就是调查研究史。为了正确地认识我们这个世界,除了进行老老实实认认真真的调查研究,再也没有任何别的方法和道路。无产阶级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指引下改造世界的伟大事业,当然也必须以最严密、最全面、最科学的调查研究为基础。

  要高举批判的大旗,批判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批判帝国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批判现实斗争中出现的各种错误思想。这种批判,必须是充分联系实际的,充分摆事实讲道理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要把批判与学习、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和各项现实工作结合起来,成为扫荡和清除资产阶级及其反动思想影响的有力武器,不断把革命引向深入。

  要随时做好总结分析工作。每做一件事,每完成一项任务,每经过一个阶段和时期,都要进行科学的总结分析。当前的总结分析应包括两方面,对中国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对眼下工作斗争的总结分析。总结分析应该包括充分的、严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达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团结队伍的目的。我们只能在不断的科学的总结分析中聪明起来,成熟起来。总结分析不好,必然还要重犯过去的错误,也必然会犯新的错误。

  最后,要响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的伟大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赤手空拳的无产阶级在和武装到牙齿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唯一力量来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大串联,就是贯彻马克思和恩格斯伟大号召的创造。无产阶级联合,必须首先是思想的联合。革命大串联,是深入工农兵群众并和他们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必由之路,是广泛深入社会实际和各个阶层、进行思想交流、发现同志和朋友、分清敌我友、实现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必由之路。要把大串联和学习、调查研究、批判、总结分析紧密结合起来。这是滴水穿石的工夫,这是涓流汇海的工夫。要从自己身边做起,逐步扩大,由近及远,要一直串联到凡是有人群的各个角落,直到敌人的营垒和心脏。

  在这不断扩大深入的革命大串联中,彻底清算邓小平改革开放、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必将不断深入,陷资产阶级于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的无产阶级大民主、人民创造历史的革命新潮流必将形成!

  它起于青苹之末,源乎滥觞之涓,而汇聚成震荡五洲之风雷、翻腾四海之云水!

  在觉悟和联合起来了的人民面前,所有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制造的各种欺骗必将一个一个地被戳穿,所有那些精心打造的资产阶级反革命镇压机器和手段,统统不过是一堆废物。

  让不识时务的维护剥削阶级旧制度的可怜虫们得意猖狂于一时罢,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新觉醒和更加波澜壮阔的革命潮流是不可阻挡的!人类解放的历史车轮必将把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碾得粉碎!

  让我们高举双手,迎接全人类解放的时代的到来!

              初稿于2002年8月8日,二稿于2004年9月6日


  主要参考著作与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
  伟大祖国三十年,人民日报出版社,1984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新华出版社,1982年。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
  喻权域:论“三个时间差”,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
  高梁:挺起中国的脊梁-全球化的冲击和中国的战略产业,石油工业出版社,2001年。
  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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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无产者,  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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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蟹纸证裆的阶级性质,是资产阶级证裆?还是修正主义证裆?如果是前者,其裆内怎能有修正主义呢?如果是后者,那么河蟹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矛盾就成了”人民内部矛盾“了。
-------现在的执政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  还是修正主义的政党?   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 看看社会现实不就明白了吗?!  但是, 还是有很多人糊涂, 有的人是真糊涂, 而另一些人则不然。

在国内, 举目四望, 这30年来改革开放中大量暴露的社会黑暗本质矛盾问题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工人下岗失业、农民失地破产不是大量存在吗?  私有化、官有化的剥削压迫制度不是普遍存在吗?连资本家都可以入党了, 贪污腐化、黄赌毒黑社会不是到处都有吗? 黑煤窑、包身工、各种有毒食品、隐秘杀手转基因等等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 曾经的社会主义早已不存在, 这已经是现实。那么,是社会现实能够说明社会性质呢,还是口号和空洞理论能够说明社会性质呢?

在国际上, 这个早己蜕变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假共产党”积极寻求国际帝国主义的支持并与中小资本主义国家联姻。一方面表现在特色党自觉主动地退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通过出卖同志和朋友迫不及待地投入帝国主义阵营。另一方面表现在他们日益加紧与帝国主义勾结,共同欺负、压迫和掠夺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工人阶级。向一些国家的统治阶级出售军火,帮助他们镇压当地人民群众的反抗,把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和反对帝国主义霸权组织当成国际恐怖组织并积极跟在美帝国主义屁股后面反恐,都是特色党与国际帝国主义勾结,并打着联合国的旗号镇压世界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丑恶行径, 而且也像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一样成为压迫、奴役、掠夺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的帝国主义分子,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最凶恶、最阴险、最残忍的敌人。那么,是国内外事实能够说明这个特色党的性质呢,还是口号和空洞理论能够说明这个特色党的性质呢?

问题是一些人自己是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所以思想容易右, 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却硬是不承认社会主义早己不存在了, 不承认马列主义的政党早己蜕变为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他们自己也说了仍然承认这个“共产党”, 这就够了, 一切都清楚了。 他们就是从思想到行动都自觉自愿完全依附在这个早己蜕变的“假共产党”身上, 舍不得离开, 更谈不上决裂。 所以, 对待他们为何不仅要频繁向这个“假共产党”上书进谏,还要“述真情 求生存”这一现象, 也就不感到奇怪了。

至于修正主义, 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一股小资产阶级思潮。离开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一范畴去讨论修正主义就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

因此, 如果把这个早己自觉主动地退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代表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的资产阶级政党(即这个“假共产党”)仍然视为“党内修正主义集团”,那么, 实质上是把这个血腥镇压本国工农群众、出卖同志和朋友并自觉主动地退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投入帝国主义阵营的资产阶级政党圈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框架内,这岂不意味着,这个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共同敌人所做的一切罪恶活动,都是从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有这种认识的人,有的可能是真糊涂, 而另一些人客观事实上是在用形式上的马列主义掩盖着他们实质上的修正主义。

对待特色党究竟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还是修正主义的政党这一事物性质的认识和态度,大量事实证明, 象魏巍、李成瑞等很多老干部, 无论是阶级立场还是思维逻辑依然与特色党有着某种藕断丝连的情感,他们所谓的“彻底决裂”不过是一种欺骗和假像。他们才是打着马列旗号却干着歪曲马列真理、干扰与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正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三中全会派)!  至于象马门列夫、清源等这样的人, 还包括一些老造反们,不过是拜倒在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脚下的跟班小喽罗罢了!

目前在国内思想领域, 各门各派的荒诞谬论充斥于市, 尤其是所谓自称"毛左派"的思想问题最为严重, 其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谬论流毒甚广, 危害极大, 不萧清其思想根源之毒瘤不足以重新唤起革命。
最后编辑人在途中 最后编辑于 2011-10-12 03: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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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邓小平私卖台湾主权史实的补充材料

             吕加平  2008年1月18日

       天津南开大学赵学功教授在所著的《巨大的转变:战后美国对东亚的政策》一书中,对于中美建交的全过程,以及邓小平私自同意美国在中美建交后可以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而使中国丧失对台主权之事有比较系统的介绍,现摘要叙述如下:

       一、1977年4月下旬,美国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和国安会成员奥克森伯格领导的一个部际小组完成了一份名为“总统审阅备忘录24号”的对华政策报告,该报告认为,如果美中关系正常化迟迟不能完成,美中之间的文化、经济关系都将停顿和倒退,中国也将会对美国政府关于正常化的承诺持怀疑态度。报告强调,如果华盛顿不能将美中关系推进一步,中苏关系则有可能改善;而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对美苏关系的改善也可能会起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围绕该24号备忘录,美国行政当局内部展开了激烈争论。国防部、国安会和中情局都赞成与中国进一步改善关系,以加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同苏联抗争。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和国防部长布朗向卡特总统建议,在美中关系正常化之前就应考虑采取一些“军事措施”,加强美中双边安全关系,例如交换武官,允许中国获得美国和西欧的“两用”(民用和军用)技术和装备,以及默许盟国向中国出售军事装备和寻找其他安全合作的形式等。

       美国国务院则持相反立场,国务卿万斯认为,对于苏联来说,“没有比发展美中安全更充满敌意了”。最终万斯的意见占了上风,美国决定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缓慢行事”,而对苏联则奉行缓和政策(该书第277-278页)。

       但是在美国对苏缓和之时,苏联却借机大力发展军事力量,扩充自己的实力,并开始加紧推行进攻性的全球战略,在亚洲、非洲、中东地区同美国展开激烈争夺,使美国在这些地区的利益受到严重威胁,美苏缓和出现逆转。在此情形下,为改善美国被动的战略处境,卡特政府终于下决心加快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1978年3月,卡特不顾万斯等人的反对,派布热津斯基访华,以推动美中关系正常化进程,“这表明美国的战略三角政策起了重大变化”(第281页)。

       1978年5月20日布热津斯基访华,在与中方会谈中他急切地表示美国接受中国提出的“断交、废约、撤军”建交三原则,以早日实现关系正常化。为此他还表示愿意放宽巴黎统筹会的限制,以利于中国转让先进技术,允诺提供包括红外扫描设备在内的先进技术,并帮助中国从其西欧盟国购买武器,以推进中美正常化进程。与此同时,他又按照卡特总统在5月17日的授权,向中国提出关系正常化的两项基本条件,即“一是我们将公开声明我们相信台湾问题将得到和平解决,请对方不要加以批驳。二是我们应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他宣布美国已授权其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同中国就实现两国正常化问题进行具体会谈。6月20日,卡特、万斯、布朗、布热津斯基等在白宫召开秘密会议,决定争取12月15日同中国建交,由伍德科克支持谈判,每10天谈一次。1978年7月初,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开始,7月14日,美方在谈判中仍然提出“我们应能向台湾出售武器”(第283页)。

       中方谈判代表原由外交部长黄华担任,但中美会谈到第5次时黄华因病缺席,谈判改由新任命的代外长韩念龙代替。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中美第5次会谈作出指示:看来美方想加快正常化,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时机,最重要的是不要错过时机。12月4日中美第6次会谈,韩念龙代外长对美国要继续对台售武表示断然拒绝,并表示中国人民何时用何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这不是中美间讨论的问题。而邓小平则在12月15日会见伍德科克时明确指出: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政府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
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不符合两国关系正常化原则,不利于解决台湾问题(第287页)。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发表将在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的公报,但在凌晨,即在中美建交公报发表前7个小时,美国驻台湾“大使”安克志将美台“断交”的消息告诉了台湾方面,同时他向台湾表示:美台“断交”以后,除了“共同防御条约”之外的现有双边条约将继续有效;美国政府将继续有选择地出售“防御性”武器给台湾。接着卡特总统致电蒋经国以示安慰,称本人愿重申:“美国在为维持台湾居民的和平、繁荣和福址而建立新安排方面将随时准备进行充分的合作”(第300页)。

        12月23日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一天,美国国务院马上向台湾方面作出了如下几点保证:1)美国仍然认为台湾有“国际身份”和“国际人格”;2)美国没有承认中共对台湾的主权;3)美国继续在台湾保持外交以外的合作关系,仍是对台湾的“重要承认”;4)美国与台湾关系的基础,仍是原有的58项条约(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以外的数目),美国将另以立法替代,只作形式上的改变;5)美国将以新的交流形式来取代原有的外交代表机构(第300-301页)。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邓小平访美,他向美方表示:“在向台湾出售武器方面希望美国政府慎重一些”(第292页)。

        二、从以上简要摘抄的这些史实材料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1、在中美建交前由于美国在对苏对华三角关系上出现战略政策侧重的偏差,致使苏联军事实力大增,并加大了对美国的争夺,使美国在许多地区的利益受到了严重威胁。这种美苏缓和的逆转,迫使美国又只得按照24号备忘录而急于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以利用中国牵制苏联。所以这个时候中国完全处于主动地位,美国则处于被动状态,形成中国不急美国急的局面,中国完全可以等一等,不急于同美建交,逼迫美国放弃建交后对台售武的条件。而美国之所以一再提出要在建交后继续对台售武,正如赵学功的这本书中说的,这是美方的策略,即先摸清中方是否拒绝,然后再亮出自己的底牌。美方准备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项基本条件,但同时也想让中方接受美国包括台湾问题必须和平解决、美国在建交后应能继续向台售武等三个条件(该书第285-286页)。
        这时如果中国坚持以美国放弃对台售武作为中美建交的绝对条件,并向苏联作出一些改善关系的小姿态,美国迫于苏联争夺的压力和担心中苏靠拢,必定会答应中方条件,放弃对台售武条件而同中国建交,台湾问题也就可以解决了。但是邓小平在这最后的关键时刻却抛弃了这一原则和最佳机会,在美国没有放弃对台售武的情况下,迫不及待地答应美国条件而同意中美建交,从而反过来变成了美国主动中国被动、美国不急中国急的局面;

       2、邓小平和伍德科克在12月15日下午会谈时,根据伍德科克所著书中揭示,他在最后一刻突然改变原来竭力反对美国对台售武的立场,甚至放弃了原先双方已经约定好了的搁置方案,不可思议地私下同意了美国在建交后可以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要求。对于这个史实,作为美国问题和中美关系研究专家的赵学功教授来说,他肯定看过伍德科克著作的英文原版《长城—六位总统和中国》一书的,因此他肯定知道此事,但他在书中却完全不提,这可能是他知道这件事情太为敏感重大,不敢直接引用提及。但随后他却又在后面的叙述中对邓小平同意美国建交后可以对台售武之事给予了有力的反证:1)美国驻台“大使”安克志在中美宣布建交前7小时向台湾表示,美台“断交”后除了“共同防御条约”以外的现有双边条约将继续有效,并继续对台售武;2)卡特总统很快表示仍然要同台湾进行充分合作;3)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后不到24小时的12月23日,美国国务院立即向台湾作出了6点保证,不仅仍然承认台湾是个具有“国际身份”和“国际人格”的“国家”,而且坚定宣布,尽管中美已经已经宣布建交,但美国并没有承认中共对台湾的主权;虽然废除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但却同台湾继续保留除该条约以外的58项条约,而且将以新的立法替代而只作形式上的改变。因此也就完全证明,邓小平在12月15日同伍德科克会谈时对同意美国在建交后可以继续对台售武而放弃中国对台主权一事,是确实存在的,美国不仅没有承认中国对台主权,不仅可以继续对台售武,而且还继续实施原有的58项美台条约。

        由此可见,中美宣布建交后美台之间实际上其“交”并未真断,其“约”并未真废,所谓“断交”、“废约”,只是表面说说的一纸空文。中美建交公报原来是邓小平同美国人签订的用新形式“割让”台湾的新不平等条约,这个条约甚至比李鸿章当年同日本签订割让台湾的“马关条约”还要卑劣无耻得多。因为李鸿章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本以后受清政府之命去签订的,是国家失败后的政府官方行为,而邓小平则是在中国对美国外交攻势步步逼进、节节取胜的大好形势下,瞒过所有他的上级和中央领导人,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全体代表,也就是瞒过了整个党和国家,以他一人僭越窃权私下里同美国人偷偷签订的个人行骗行为,因此他比李鸿章更卖国、更可恶。而美国国务院之所以会在12月23日,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刚刚结束后就马上对台湾作此6点保证,也正是因为看到了他们在对台售武的隐瞒上帮了邓小平的大忙,已使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以反对“两个凡是”为由的篡党夺权完全得逞,所以已经并不怕说出来了,可以以此去安定台湾的人心了。然而这却也使邓小平利用同意美国对台售武的主权出卖,换取在美国支持下篡党夺权、改变党的基本路线的罪行,昭然若揭。

       3、更令人气愤和痛恨的是,邓小平在随后的访美时竟然提醒美国:“在向台湾出售武器方面希望美国政府要慎重些”。这句话一则进一步证明他是完全知道美国在建交后是可以继续对台售武的,这也更加证实美国对台售武是经他同意的;另则他这是在承认美国拥有对台售武权力即拥有对台主权前提下,对于如何对台售武不被人觉察而在向美国出主意,教方法。他要美国对此事慎重对待而不要太公开张扬,以便一边继续对台售武,一边又可以继续把真相隐瞒下去,依然行骗而不被人发觉。他和美国人这种里通外国、私下交易、继续骗人的合伙勾结,完全是一个在私自出卖中国对台主权以后又在为买主继续危害中国出谋划策、卖国求荣的活脱脱汉奸形象,丑陋可鄙的卖国贼咀脸。

       特此补充以上史实资料。在这里我非常感谢包括赵学功教授在内的许多外交史学专家学者,他们给我提供了可以使我更好地做到“文责自负”的有力事实证据,使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得以剥去,从而使招摇撞骗达30年之久的邓小平卖国篡权案真相得到进一步的证实,更使采用骗术谎言编织和捏造出来的邓小平虚拟神话被彻底戳破而轰然倒塌,灰飞烟灭,顷刻之间变成了一堆不齿于中国人民的臭狗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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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加平声明:以上关于邓小平卖国篡权的“三信二文”,为本人所写,并文责自负,请广泛传阅,让更多的人知道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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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在中美建交谈判期间的暗盘交易

        范机  2007年12月

        一、卡特澄清了历史公案

       12月5日,在中国举行的中美建交二十八周年纪念会上,中美建交时任美国总统的卡特在会上宣读了他当时的日记, 记载中美1979年建交时邓小平默许美国对台售武: "邓小平同意,中国不会公开反对我们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宣言,他也明白我们将在共同防御条约终止后继续向台湾出售防卫性武器。""他们在公开场合不会赞同美国向台售武,但是私底下他们知道武器还是会卖给台湾的。"

               二、邓小平默许美国对台湾售武

       一件在国际外交史上如此重要大事的真相,是不容乱说的。如果卡特更改了当时的情况,中国方面为了对历史、对国人交代,是绝对不能不加驳斥的。何况,中美建交事件是中国当时的头等大事,所有的资料都应该保存齐全,要替邓小平和当时当政者辩护也很容易以公布当时官方的资料、备忘录来澄清。邓小平的决定应该是代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决定,他是如何作出决定、又是如何向政治局交代的?当时的谈判主要代表:黄华、柴泽民也一定要同中央报告和接受中央的指示,他们不可能对售武这么大的议题自作主张。他们应该有备忘录留下。何况,中方当事人柴泽民过去也曾接受过访问但语焉不详。此时不出面更待何时?

        但中国方面,不仅没有反驳卡特的论断,而且在12月5日发布此一消息时,将其中有关邓小平同意售武的讲话部分,全部舍去。但是,当时在场的外国记者却都发出了报道:卡特宣读了当时的日记,点明了邓小平默许售武。如此,中国新华社在一天后12月6日又发了一则消息:“卡特日记中记录的中美建交决策经过”“披露了建交过程中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及曲折经历”。但在这一相当长的文章中,并没有登出什么“细节及曲折经历”。

        将两种报道对照(编者按:参考本期“卡特:中美建交时中国默许对台售武”文章),立即可以看出,新华社的报道是转移视线的障眼法,旨在掩饰邓小平的默许。卡特的讲话是应中国外交协会的邀请,而且是在北京发表的。他当然知道这个问题的敏感性,不会在中国的首都、对中国主人如此不敬,栽诬邓小平。相反的,他选择这个时候这个地点这个场合用他当时的日记来宣布此一历史公案,目的就是要表明他所说的可信性,也就是对此一历史定案。就卡特的角度来考虑,一方面他自己年岁日增,总要找一个时机来交代;另一方面,他也不想让中国因此难堪,所以他的态度相当低调,只念日记,没有发挥。

         三、伍德科克早已说出中美谈判的详细内幕

        其实,披露中美建交最后谈判过程的,卡特并不是第一个。中美建交谈判最后的美方谈判人是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美国纽约时报前驻北京主任PatrickTyler早在1999年所出版的“长城-六任总统和中国(AGreatWall-SixPresidentsAndChina)”一书上,就专门报道作者访问伍德科克所写出真正是“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及曲折经历”的中美建交谈判内幕。这本书的部分内容,后来过了几年,中国以各种方式披露,但是,真正关键的,有关邓小平让步的经过却全部删除了。以下为有关内容(按:根据中国所流传的部分,并补充原书被删除的部分):
 
        12月14日,柴泽民去白宫与布热津斯基商量建交后内阁级官员访华的程序问题。当柴起身准备离开时,布热津斯基问他北京方面的进展情况他是否知道。柴说,看来一切进展都极为顺利,特别是在美国同意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以后。布热津斯基听了这话后,一面竭力掩盖自己的惊奇,一面迅速提出了异议。他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双方达成一致的意见是:废除共同防御条约延迟一年完成,在此一年内,原已达成售武协议继续执行。一年后,还要继续向台湾出售有限量的武器。他的话让柴泽民大吃一惊。柴说,双方达成的协议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布热津斯基赶紧给伍德科克发报,问他是否肯定中国人理解卡特继续向台湾人出售武器的决心。伍给白宫回话说,任何人只要仔细地读一下记录就会发现,在一年的期限结束后,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点在建交协议中是“含蓄的”。卡特明确地对布热津斯基说,现在的办法只有一个。邓必须理解,如果总统不能向国会保证美国继续支持台湾的安全,那么建交一事就办不成。向台湾的武器出售将是有限的和防御性的,但卡特必须让国会知道他保留了这个权力。
  
       伍德科克收到白宫来的这份电报时,心一下子沉了下去。电报指示他立即求见邓小平,以确保中国领导人既理解又同意美国保留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的权力。伍德科克不禁暗自叫苦。离宣布两国重建外交关系的时间还有15个小时,建交公报都已敲定,现在要到中国人那里去直言不讳地对他们说:你们早已明确表示决不接受的事,美国人还要干。
  
       12月15日下午4点,伍德科克和罗伊按捺住沮丧的心情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的台阶。邓已在那里等他们了。伍德科克把话摆明了,还明确表示他是奉命行事。邓小平的脸色已经预示着一场风暴。他拍着坐椅的扶手。“我们不能同意!我们绝对永远不会同意,我们绝对反对……”他说。这是不可能的!是不能允许的!伍德科克和罗伊坐在那里一声不吭地听着邓怒气冲冲地说着,心里都在想:按期宣布建交这件事算完了!
  
       邓说,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蒋经国怎么还会到谈判桌上来?如果他不到谈判桌上来,中国将不得不用武力收复台湾。那对美国有利吗?美国大量地向台湾出售武器,使台湾的领导人永远不愿到谈判桌上来,美国怎么还能说它是赞成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呢?那只能导致战争。邓问伍德科克,你认为应该怎么办。
  
        在这个节骨眼上,伍德科克的回答已越出了白宫指示的范围。他对邓说,重要的是先使两国关系正常化,因为其他事情都将会改变。会一个过度时期,那时他们能解决争议。由于华盛顿承认北京是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那么在建交后的过渡期里,不仅美中关系,而且中国和台湾的关系都会改变。

        伍德科克一再重复这一点:关系正常化后的变化会多大,以及那时解决问题会多容易。

   (按:以上是中国版本部分、所有版本大同小异,对原书作了修改,还多少不失原意。但以下是中国所有版本都删除的部分,实际就是邓小平让步的过程。)

        他们已经谈话并喊叫了一个小时。当伍德科克讲完话,邓对他凝视了一下,耸耸肩,举起手,只吐了一个字:"好。"

              中国领导人说他保留重提售武问题权,他接着加上一个要求,希望这个要求会限制他所被迫在晚上11点钟同意的结果所带来的损害:如果美国将来售武台湾,他希望能保证是秘密成交。

        伍德科克说他会将邓的要求立即传会华府。之后邓站起来,离开了房间。

        。。。。。。。。

        当布热津斯基12月15日早上到达办公室时,伍德科克的电传已经在他办公桌上。他惊异伍德科克的技术,也希望这就够了。无论如何,他立即采取了新的立场,将之拿到卡特那去。

        早上8点4分,柴泽民坐在布热津斯基之前,尚不知成交与否。总统将在12小时内上电视。

        布热津斯基对中方代表解释北京谈判的经过,以及邓小平要求今后美国售武秘密进行。

        布热津斯基将再度让邓小平失望。他说道:卡特政府不可能同意“秘密”售武台湾。这也不实际。台湾会公布,华府无法控制。

        布热津斯基向柴表示:但美国政府会小心处理。白宫不会主动宣布售武事项。如果“被人问到(售武)时“,美国政府会说在协防条约解除后以不危及该地区的和平前景为前提会继续一段时间对台有选择、防御性质的售武”;如果还“被人问到(双方了解)时”,美国政府是注意到了北京对售武的反对,但会补充说,无论如何,双方已同意正常化的继续前进。

        布热津斯基敦促柴保证尽快通知邓,以免在正常化即将宣布时产生公开的争议。布热津斯基是在恳求中方接受目前的协议,虽然其中有不完全和争执。

        邓让他们紧张了一整天。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中方撤出协议,将会有无尽的反责。布热津斯基将会下台,万斯和霍尔布克肯定会做到此点。但直到电视广播时刻还没有回复,他们晓得邓又吞下了他们的苦药。

        之后卡特出现在摄像机前,像尼克松一样,震动了世界。

        四、邓小平的一错、再错、三错

        伍德科克的叙述,同卡特此次的讲话是互相印证的。将两者联合起来,邓小平在售武问题上的最后让步,是没有丝毫疑问的。问题是,这个步让得多大?

       邓小平在建交谈判上,连续犯了三个大错:
       一错在默许美国对台售武;
       二错是隐瞒真相;
       三错则是竟然向美方要求帮忙隐瞒。

       三个错误一个比一个致命。

       1.默许售武的丧权
       首先,让我们看在建交谈判中默许售武是什么意思?不知情的人,或替邓小平辩护的人会说:只要协防条约废除了,美国和台湾没有正式的、公开的条约,我们抵死不公开承认有这回事,就不是主权的出让。也许邓小平就是这样想的,也是这么做的。试问,谈判就只两方,对方同你谈成交的条件,你听完了后,把耳朵捂起来说,就当我没有听见,现在我们成交,但是我保留以后的抗议权,这岂不是自己骗自己的掩耳盗铃嘛!

       售武就是美国卖军火给台湾对付中国,当然还是美国协防台湾,干涉中国内政。建交的谈判内容就是要美国放弃插手台湾,放弃协防条约就是中国坚持的重要条件之一。那有一边建交、一边继续售武的道理!默许售武实际就是将原来公开的协防条约变成地下。但地下的比地上更坏。地上的美蒋协防条约是对付中国的条约,中国当然是反对的;但默许地下协防,就是中美双方彼此知情下,中国参与其中却对外装着不知道而已。自己的主权自己可以坚持时却放弃坚持,只在口头上加上一句我保留抗议权,推翻了中国一向在台湾问题上不能放弃丝毫主权的坚定立场。任何一个旁观者都会说,对台的主权是你自己让出的,美国的干预是你允许的!这次卡特讲话后,美国之音不就在对中国的广播中向中国听众提出这样的问题:现在中国应该不要再谴责美国对台售武了。

       2.从解决台湾问题到逃避台湾问题
       既然你已经默许了,当然有决定默许的理由。这个理由是什么呢?有没有说服力?而且你是代表整个国家谈判,总要对党、对国人交代吧。又没有打败仗,又没有国家生死攸关的危机,有什么理由能够同出让主权相交换的呢?邓小平一错再错,便想隐瞒。买卖武器这么大的事情怎么隐瞒?为了维持自己的面子,想出一个幼稚的骗人伎俩,也反映出邓小平这个人的虚假和不负责任。在外交谈判上如此儿戏,居然是全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实在有辱国格。别人还会看得起你吗?想要隐瞒骗人就表示你根本不会去解决问题,而只是能混则混、掩盖问题。这就使得从建交的第一天开始,中国就不是在解决台湾问题,而是在台湾问题上蒙混。蒙混其实就是二十八年来中国对待台湾问题的总方针。从邓开始,永远不面对自己闯下的大祸,反过来,却永远是被动,永远是说冠冕堂皇的假话,被美国耍弄、被台湾将军。

       3.谈判后的骨牌效应:与台湾关系法
       更致命的是,邓小平居然会求美国替他保密。变成了美国人来帮邓小平维持面子。美国人也一眼看穿了邓的虚弱可欺。你邓小平既然要掩饰自己的第一个丧权行为,就必然也会掩饰以后第二、第三个丧权行为。以丧权来掩饰丧权。美国人吃定了邓。毫不停留,再接再厉,插手台湾的动作就更大了,这就是国会通过的“台湾关系法(TaiwanRelationAct)”。

        以下是中国外交部自己关于台湾关系法的叙述:
  
       “《与台湾关系法》是美国总统卡特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签署生效的一项立法。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时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一月二十六日卡特总统提出《与台湾关系法》议案,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分别于三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予以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声称:
        “美国作出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是以台湾的前途将以和平方式决定这种期望为基础的;凡是企图以和平以外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题的努力,都将会威胁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引起美国的严重关注。”并提出要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使之“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

        这个法案继续将台湾当作“国家”对待,违反了中美两国建交时双方同意的原则以及美方的承诺,是对中国内政的公然干涉。”

        当时所有注目中美建交的人,都对台湾关系法的出笼感到吃惊。那里刚一建交,就通过一个保护台湾的国内法,这怎么对中国交代?那里会有这样的事,总统同意了建交,而国会却搞另一套。而且如果仅是国会唱反调,卡特可以否决。否则中国怎么能容忍呢?奇怪的是,卡特签字立法了,中国除了表示“严重抗议”外,并没有任何行动,更无论撤回建交了。“台湾关系法”的通过,比售武还严重太多,等于说回到了上海公报之前,将台湾作为国内法律下的被保护者,是公然干涉中国内政了。但是对照已经揭露的中美建交内幕,当然,美国这样做一点也不奇怪,因为美方已经看准了邓小平又会吃这颗苦药的。这个药确实厉害无比,中美建交本来是美国以彻底放弃干预台湾为前提的,现在却成为中国束手听任美国干预台湾了。

       之后,邓小平同美国又搞出一个“联合公报”,即1982年的所谓“八一七售武公报”,就又是一次企图掩饰(见附文的分析);而同时的对台湾当局呼吁“国共和谈”,当然没有任何结果。

        五、中美建交是台湾局势变化的分水岭

          现在,我们再来回顾台湾局势的变化,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中美建交是台湾问题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中国节节逼近,收回台湾形势大好,指日可期;在此之后,台湾问题,一泻千里,难以收拾。

         今天,人们只看到台湾问题的难解,多半不会想到,原来的情况刚好相反,如果不是邓的让步,台湾问题早已解决。在这里,让我们了解一下中国当时对台湾问题的部署和解决之道。

         六、毛泽东、周恩来时期台湾问题的大好形势

         凡是经历过20世纪70年代的中外人士,大概都不会忘记,当时中国在外交上的攻势,真可谓排山倒海、势不可挡。从70年的乒乓外交开始,直到76年毛泽东去世为止,中国在美苏争霸之下,进军国际外交战场,过关斩将,确乎是“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国的外交出击,其中一个重大战略目标,就是解决台湾问题。

        中国当时曾向关心台湾的人士说明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和部署,分国际、国内和岛内三个方面。

        1.国内的准备
        首先,立足于自己,国内的准备是最基本的。在台湾问题的解决上,还是一个实力的对比。国内有实力,在国际上有利于逼美国退出;在对台湾谈判上也容易使国民党就范。两岸人民的交通正在打开,国力上、军事上积极部署, “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已经在全国宣传。这些都是准备。

        2.国际上美国从台湾的撤出
        在国际上,关键是美国的彻底放手。只要美国彻底放手了,国际这个环节就攻下了。美国当时陷在越战中不能自拔;又面临苏联霸权的扩张,没有力量再与中国为敌。为重建美中关系,它必须放弃原来的反华政策,撒手台湾。但对中国来说,美国的撒手必须彻底,任何的不彻底,就留下了漏洞,美国就会又插手。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就是要达到一次彻底解决。不能分两次成交。

        3.台湾岛内两个寄希望: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寄希望于国民党当局
        一旦国际干预清除,台湾已经变成中国内部问题时,中国对台湾回归的条件是可以很大松动的。为了减少流血,必须同当权的国民党谈,这就是“寄希望于台湾当局“;但毛泽东的政治路线从来是走群众路线的,台湾的未来,最根本的是依靠台湾人民,这就是”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人民对祖国向心,台湾问题的解决才会顺利。
        对台的总方针是:立足于武力,争取和平解决。中国当时同香港、台湾和海外来的华人都一再提起两个模式:一个是打下来的天津方式;一个是和平解决的北平方式。在谈到北平解放时,还特别提到,当时傅作义的决定,他身边的人,包括他女儿,都是左倾亲共的,起了一定的作用。希望爱国华人争取北平方式。

         中美谈判是突破焦点

         国际、国内和岛内的发展是互动的,一方的进展会促使其他方面的进展。当时最可能是国际的突破,即美国放手台湾。只要美国的手去掉了。就是中国和台湾谈判的时候了。没有美国保护的台湾,本身可以选择的道路不多,此时就是相当于全国解放的最后一役。此时,中国的实力和在国际上的地位,台湾解决的大局一定,就是谈条件了。中国在国际上对台湾一直没有松口,称为中国的一省。主要是驱除任何国际搞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等分离花招。

         自1972年2月的中美上海公报发布开始,到1978年为止,双方的谈判到最后只差一点,形成胶着。

         中国的条件是:美国必须彻底撒手台湾,承认中国所一贯声明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 "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体现以上条件的美国具体做法是:同国民党断交、从台湾全部撤军、废除对台协防条约。

        这就是当时所谓的“断交、废约、撤军”建交三条件。这三个条件都有了,中美关系就可正常化。

        美国方面的态度是,如果完全照中方的条件,美国总统会被指责为出卖台湾,因此需要有不出卖台湾的表示方式。也就是说,只要找到一个让美国可以交代的方式,两国就可正常化了。

         根据美国方面已经解密的有关双方谈判的备忘录和谈判记载上,特别是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有关文件上,都是这种讲法。他们对中国的说辞是,美国要向美国内部交代不是放弃台湾,所以要中国作出某种保证。但中方认为对台湾解决是中国内部的事情,美国不能过问。

         双方在这一点上僵持不下。

          谈判中间美国方面用了各种方式去试探中国是否有妥协余地,美方要求中国发表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声明就是一种试探。但毛泽东、周恩来是何许人物,怎么会轻易上当?一出口就不能收回,放弃武力,台湾当局有恃无恐,怎会妥协?何况美国怎么有资格要中国保证台湾的前途,这不仅是干涉内政,而且是干涉未来内政。当然,美国的“交代”是藉口,诈骗中国是目的。

         美国的另一个手法是以苏联威胁中国,好像中国为对付苏联必须依靠美国不可!毛泽东看出了美国的意图,晓得美国是玩的以中国压苏联、以苏联压中国的两面手法,两面谈判两面占便宜。所以中国一再指出:苏联是声东击西,在蒙古的布军是假象,西进欧洲是目的。

         为了让美国了解中国是看穿了美方的伎俩,不要再无谓的打“苏联牌”和在台湾问题上留尾巴,到了1974年以后,中国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表示怀疑美国谈判的动机。邓小平的再起,就是来担任这个恶人角色来对付基辛格的纠缠战术的。所以,美国人都晓得基辛格将邓小平称为:“讨嫌的小个子(ThatLittleNastyMan)”,这个形容就是产生在74-75年的谈判期间。

         局面的打开,只能是美国取消耍鬼,老老实实接受中国的条件,否则,就继续拖,双方不建交。这点,中国也考虑到了,有可能美国不松手,那就让美国继续背台湾的包袱。中国可以等。
  
         中国不急美国急。中国所以不急是很有道理的。台湾已经被美国占住了这么久,现在是美国有求于中国,谈不妥再多拖有什么关系?但要解决就要干净,不留尾巴。机会只此一次,建交以后再要美国让步就难了。美国在国际上的运作、特别是同苏联的争霸,同中国的关系差别极大,还有中国门户打开下分经济前景建交与否差别而美国因为台湾也这样耗下去,就太不会打算盘了。何况,美国没有长远的政治,全是短期的考虑,同中国建交不仅是历史成就,只在现实选举上就有极大利益。

        美国方面也研究过中国的谈判方式,知道中国一旦说出底线后,就不再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如果不是水门事件的下台,尼克松是肯定会在任内同意建交的。后来,尼克松下台、福特上台后,基辛格还是希望能成交的。等到换了民主党卡特上台,总统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是强烈反苏派,所以他也是积极推动建交的。正是由于急的是美国,所以只要中国不退,它必须要让。形势对中国大大有利。

        正是由于中国立场的坚定,美国在各种试探无用下,是必然让步的。所以,建交之事,呼之欲出,当时双方都在为建交作准备,随时都可能实现。从1975年开始,中国在对香港、台湾和海外的华人谈到台湾问题时,重点就是两个方式(北平方式和天津方式)和两个寄希望(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其实就是预期谈判的突破,准备进行下一步的逼迫台湾当局走到谈判桌来,解决台湾问题就提到日程表上了。

         七、邓小平上台后的大倒退

         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就是这个当初同美国谈判强硬的邓小平,在当权后推翻了中国原来的整个部署。邓的方针,就是反毛泽东路线政策而行之。他的算盘很简单,就是全面倒向美国。把美国的一套引进来取代毛泽东的一套。邓小平本是赌徒,亲美就是他的赌注。他一上台,形势就反过来了,建交谈判本来是中国不急美国急,现在变成中国急不及待了,邓小平为了建交不惜任何代价。正是在这个转变下,形成了建交背后的暗盘交易。

        一着之差,全盘皆输。从此之后,台湾问题在国际、国内、台湾岛内三方面大倒退。

        在国内,邓小平在台湾问题上的所有说法和做法,全是骗中国人的,中国基本把台湾问题搁置。除了作生意外一概不问。

        在台湾,蒋经国有美国保护下,怎会谈出结果!经过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三代下来,就把台湾越来越推向台独了。台湾已成为叫将中国的棋子。

        在国际上,美国的介入台湾是步步深入。在二十八年后的今天,台湾不但没有被美国抛弃,而且去中国化越来越厉害,台独势力越来越嚣张,美国不但没有“放弃”台湾,而且在国内居然立台湾关系法保护台湾,对台湾售武也越来越先进,并又一次将台湾加入所谓的“区域导弹防卫系统(TMD)”的军事联防,取代当年的“协防条约”。在台湾问题上,今天中国主权倒退已超过了承认“台湾关系法”我们不是看到,今天在陈水扁搞“入联公投”将中国“反分裂法”的军时,中国官方的希望,全部寄托在美国能够制住陈水扁嘛!
        这岂不是中国在恳求美国干预台湾了!

        且看今天台湾问题的严重程度,台湾前后形势的变化之大,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谁为为之?孰令致之。祸首就是邓小平。邓对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作了大出卖。

         八、当局该停止自欺欺人了

        卡特的讲话,澄清了中美建交的历史公案,把邓小平的私下出卖和盘抖出来了。这至少有一个好处,中国不能再装蒜了,必须要面对28年的恶果改弦更张有所作为了。可是,今天的当政者,大概麻木不仁了。居然还在向自己的国人隐瞒。我们只能寄以忠告:在国家民族利益上,历史是会作出裁判的。只要还有一点民族心,这个蒜不能再装下去了。亡羊补牢、犹为未完。只有面对,才能解决。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只要民族心激发了,邓祸是可以制止的,台湾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中国人民也一定要同邓小平算祸国殃民的总帐。

        2007年12月


        附文:

        中国政府所说的“三个公报原则”到底什么回事

        范机

        就中国方面而言,关于美国售武台湾一事,从来都是讳莫如深、语焉不详。我们听到的官方声明总是所谓美国应该不要从“三个公报的原则”倒退。似乎这三个公报就证明了中国有理、美国耍赖。其实,美国当局和所有明眼的旁观者都心照不宣:这引用三个公报的声明方式,不过是中国的下台说辞,并不是说给美国听的,而是唬弄自己国家的老百姓的。

        现在,我们知道邓小平在建交中的暗盘交易后,再分析一下这三个公报,就可以看出三者并提是根本不通的,其实是国际上的一个笑柄。

        三个公报是指1972年2月28日上海“中美联合公报”、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公报”和1982年8月17日有关售武的“中美联合公报”。这是三个性质不同的公报,效用也不一样。

        第一个,上海公报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起步意向书,由于双方在其他许多方面的看法并不一致,这也是国际上发表“联合公报”采用各说各话的方式表明态度。

        “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上海公报的历史意义是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于此宣告破产,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双方就这个立场起步走向正常化。

        但意向书并不是条约,只是“诚意(GoodWill)”,所有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障碍都扫除后,才是最后建交的条约。

        第二个公报,即1978年12月15日拟定,1979年1月1日对外发布的“中美建交公报”,则不是意向书而是一个正式的建交公告,表示所有有关条件已经取得同意。当然,建交公告,以及相关的了解,就取代了原来的上海公报的意向书,是正式的承诺了,双方的承诺应该直接列在公报上或以备忘录、外交照会等方式形成书面文件。当然,建交公报一出,就取代了上海公报。但是,在建交公告中,美国并没有作出任何明确的表态,只有“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却出现了“重申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的字样。这是明显的有意暧昧。因为上海公报的所以双方各表立场,就是因为当时就台湾问题上还很有差距。奇怪得很,怎么在建交公报上又“重申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这一致同意的是什么原则呢?既然在上海公报上已经可以将一致通过的原则写出,为什么这个最正式的建交公报不把原则明白写出来,却要绕个弯子呢?这就好像是双方谈生意,在签正式合同时,不列出同意的条件,却列出一条:“本合同重伸意向书所一致同意的原则”。意向书只是意向,并不具体,谁能说清意向书中什么是一致同意的原则?这在商场上大概不可能会发生,否则合同不成其为合同,留下是不尽的抵赖、扯皮那还做什么生意!具体事项在合同上写不清楚的,也一定是定义分明的合同附件,诚意不是条约,这是最起码的常识。

        上海公报中明文列出双方共同的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

        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这个原则,可以再写一遍,为什么不重述,却还要将在因建交完成而过时的“上海公报”文件重提?当然是有意的暧昧。为什么双方都会同意暧昧呢?当然不是疏忽,而是可以各说各话。

        先看美国方面,这个“原则”可以暗示为中美有联盟对付苏联,可以对正在进行的美苏“缓和(Detent)”谈判提高美方要价。但对中国而言,这个理由就不成立,而且列于上海公报上的字句是中国的提法,为什么不再写一遍呢?暧昧的目的是可以把建交公报和上海公报连在一起,可以任意解释,推卸责任。给人的印象是在建交公报中所没写的,都在上海公报上同意了。不知情者,如果不仔细对照上海公报,很容易误认所谓的上海公报共同原则,可能就是过去中国在国际上一向坚持的原则:“台湾是中国的一省,任何外国势力不能干涉中国内政”。无论如何,不以“建交公报”取代上海公报,而搞一个暗语,就很不正常了。以后,中国在同美国交涉台湾问题时,一定会将上海公报也扯进来,这正是中国当初有意暧昧的道理。

        再看第三个所谓的售武公报。这个公报签定的1982年已经是民主党卡特政府下台、共和党里根政府上台。里根一向支持台湾的共和党内的反共强硬派,如果卡特政府没有作出让步,里根政府是不可能让步的。但为什么又有出一个公报的必要呢?当时的背景是美国对台的售武正继续升级,这使原先邓小平向党内的交代站不住脚,中国方面需要澄清。另一方面,则是中美正在建立所谓的“战略伙伴”,美国在中国境内装置了对付苏联卫星侦察接收站,美国要拉拢中国。这个公报从发表到内容都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只是美国给邓小平的一个下台阶梯。

        但这个公报的公布,揭开了两个底细。

        第一,原来中美建交公报中的所说的“上海公报一致原则”并不是什么有关台湾问题的原则,而只是中国一向声明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试问这简单的一句话,却要写成“上海公报的一致原则”让人不知所云,显然是一个障眼法,对美国无关痛痒,对邓小平却可以向国内随意解释。

        这三个公报连在一起,不仅不伦不类,而且节节倒退。反观中国却在政府声明明中像念经一样地每次“三个公报”,可笑复可耻。

        现在,卡特的话已说明,中国以“三个公报原则”自欺欺人可以休矣!

         200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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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特:中美建交时中国默许对台售武

        BBC2007年12月05日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说,中美1979年建交时,中国默许美国继续对台出售武器。

        对台出售武器近年来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议题。

        在1976至1980年中美建交期间担任美国总统的吉米•卡特在纪念中美建交28周年的一个仪式上,宣读了当年的日记。

        他说,"邓小平同意,中国不会公开反对我们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的宣言,他也明白我们将在共同防御条约终止后继续向台湾出售防卫性武器。"

              "他们在公开场合不会赞同美国向台售武,但是私底下他们知道武器还是会卖给台湾的。"

             卡特说:"如果中国不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中国要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发展将非常困难。"

             卡特还提到,有许多人永远不会原谅他对台湾朋友的背叛,但是他说自己不决定后悔,因为美国继续与台湾保持经济关系,"公平地"对待台湾人民。

        据中国方面的统计,从1982年至2003年,美国对台军售金额高达400多亿美元,美台军事交易平均年逾30亿美元。

        中国政府就此多次对美国提出抗议和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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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建交回顾

        1977年初,卡特执政后,曾于1977年8月和1978年5月分别派国务卿万斯和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就中美关系正常化进行磋商。

        根据中美双方达成的协议,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美国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撤出军队,并终止美国和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

        中美在1978年12月16日发表了建交联合公报并从1979年1月1日,互相承认、建立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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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C中文网报道

        中美建交28周年纪念会在京举行

        2007年12月05日18:56  来源:人民网 北京12月5日电 (记者 李文云)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纪念会,庆祝中美建交28周年。全国政协副主席、中美友协会长徐匡迪,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前总统卡特,美国驻华大使雷德出席大会并发表讲话。
  
        他们在讲话中表示,中美双方领导人的明智和远见以及两国民间人士的不懈努力,推动了两国关系正常化。中美建交对中美两国、对亚洲和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28年来,两国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了亚太地区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中美关系的发展仍然任重道远,双方还需要努力增进相互了解。

       卡特在讲话中表示,在他担任总统期间,美中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美方明确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希望将来各届美国政府能够永久执行这一政策。这不仅有利于中国,也将为美国和整个世界造福。

       卡特在讲话后还就中美关系问题回答了与会者的提问。

     纪念会举行之前,徐匡迪会见了卡特一行。对外友协副会长李小林主持了今天的纪念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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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特日记中记录的中美建交决策经过

        谭晶晶 白洁 刊发时间:2007-12-07 07:21:23 光明日报   

        28年前,中美建交秘密谈判缘何绕开美国国会?建交公报文本如何敲定?建交前夜苏联有何反应?访美期间邓小平缘何让美国人感动落泪?……在近日举行的中美建交28周年研讨会上,83岁高龄的美国前总统卡特当众念出了他的白宫日记部分内容,披露了建交过程中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及曲折经历。

        在1977年至1981年的四年

        白宫生涯里,卡特一直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这些日记此前从未对外公开。

      “愿为建交决定承担所有政治责任”
  
        卡特的中国缘始于1949年,当时他作为美国海军军官首次来华,并在中国度过了25岁生日,而那一天恰好是新中国诞生的日子。
  
         1972年,毛泽东主席与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横跨太平洋的握手,打破了中美冻结20余年的坚冰。然而,尚未来得及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尼克松就因“水门事件”提前下台。继任总统福特由于各种原因也未能实现中美关系的新突破。
  
         1977年,卡特入主白宫,就任第39任美国总统。他对两国关系的停滞状况颇感失望,决心在任内彻底改变美中隔阂的局面。

         在当年7月7日的日记里,卡特这样记录了建交前自己承受的巨大压力:“伍德科克(后出任美国首任驻华大使)和国务卿万斯来到白宫,我告诉他们要与中国正式建交的决定。伍德科克一周以后就要去北京,我对他说,与中国建交是可行的,我要向所有美国人民说明这一点,并愿为这一决定承担所有政治责任。”

         绕开国会的秘密谈判
  
         1978年初,中美领导人就建交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秘密谈判。出于保密考虑,卡特避开国会,甚至都没有让国务院插手,所有的信息都直接从白宫发往中国。

         他在1978年8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国务卿万斯起誓要保守秘密。我决定不让国务院知道谈判细节,免得国会和公众知道以后会提出强烈反对……大部分发给邓小平的建议和答复都是我和布热津斯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亲自起草,从白宫直接发给他。”

       卡特认为,与中国建交是其作为美国总统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最英明、最正确的决定。

       台湾问题达成妥协 敲定建交公报
  
         1978年8月23日的日记里,卡特写道:“今天,我派去访问中国的国务卿万斯给我发来电报,说中国外长黄华告诉他,明天邓小平要见他。建交谈判进展异常缓慢,中国国内并没有公开此事……”

         事实上,中美双方如何在售台武器问题上达成妥协成为建交的最关键问题。卡特在1978年9月和12月的两篇日记里这样记录了台湾问题上的进展:“今天我见了柴泽民(后出任中国首任驻美大使),他向我重申了中国政府的官方立场。”
  
        “我和副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布热津斯基一直讨论到深夜,我们让伍德科克与中方加快进度,尽快敲定建交公报文本的措辞,尽早宣布建交决定。……中方也发来了他们的文本,我立马转给身在中东的万斯,让他迅速作出回应。……我还和国防部长哈罗德仔细研究了有关对台军售和撤军等的措辞。……一切进展很顺利。”
  
        1978年12月14日,卡特在日记中写道:“就在我和邓小平的笔下,两国关系走入了一个崭新时代。”勃列日涅夫非常不满

       两国敲定了建交的所有细节之后,卡特政府决定立即将此决定通报苏联及欧洲盟友。

        “我半夜给蒋经国打了电话,告诉了他美方的决定,又分别给福特、尼克松通话,和尼克松聊了很久……”卡特在日记中写道。“12月27日,我收到了勃列日涅夫的来信,苏联对中国非常不满,几近抓狂。他几乎以命令的口吻要求我们不要向中国出售防御性武器。我决定先放一放,过几天再给他回复。”“我们的目的是要与中国和苏联都建立友好关系,帮助他们弥合分歧。”
  
         日记中还记录了卡特与布热津斯基开的一个小玩笑,令人捧腹:“我告诉布热津斯基中方取消了建交的决定,他差点当场晕倒,我赶紧告诉他我是开玩笑的。”

       邓小平在24小时之内就作出了访美决定
  
         1978年12月14日,卡特向邓小平发出访美邀请。令他意外的是,邓小平在24小时之内即刻作出访美决定。接下来,卡特政府为迎接这位贵宾做了精心准备,卡特的日记里对此有如下记载:“今天是新年第一天,我们在为邓小平访美积极准备。我决定在肯尼迪中心为他举行盛大宴会,这样可以让更多人到现场参加。……我还准备安排他去休斯敦看看,但得先听听州长和市长有何建议,我不想让邓小平在美国期间有任何尴尬。”
  
        “1月25日,我接受了一家中国电视台的采访。我对着镜头告诉亿万中国观众:美中长达30年的隔阂已经消除,美中建交为两国加强经贸、文化、科技等各领域合作提供了契机,为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了贡献。……这是我有史以来面对观众最多的一次电视演说。”

      “1月26日,我带了数本介绍中国的书来到戴维营。”两天后,邓小平抵达华盛顿。
  
         1979年1月28日,中国农历大年初一。邓小平选择了这一天开始对美国进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访问。
  
        “他个子不高,但坚韧、睿智、坦率、有胆识、风度翩翩、自信、友善,这些品质都非常吸引我,我很愿意和他交流。”卡特在日记中如此描述对邓小平的第一印象。
  
        在肯尼迪中心,卡特为邓小平安排了一场盛大的演出,最后一个节目是约200名美国儿童用中文合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听罢,邓小平与夫人卓琳走上舞台,热情拥抱和亲吻了这些美国孩子,此举让许多美国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邓小平受到了美国人民最热烈的欢迎。我们还签了很多协议。他极富幽默感,我很喜欢他。”卡特在日记里说。

      总统任期内未能访华是最大遗憾
  
        卡特担任美国总统的4年任期里,因故始终未能到访中国,这也成了他任内的最大遗憾。为弥补这个遗憾,卸任后他先后8次访华,与许多中国领导人结下了深厚友谊。

        28年前,卡特在白宫欢迎邓小平时说:“我听说,在这新年之际,你们向慈善的神灵打开了所有的门窗。这是忘记家庭争吵的时刻,也是团聚与和解的时刻。对于我们两国来说,今天是团聚和开始新的历程的时刻,是久已关闭的窗户重新打开的时刻。”随后,两位领导人并肩走进白宫,在阳台上向人们挥手致意。
  
        这个经典历史瞬间被镜头永久记录下来。28年后的今天,当两国纪念建交28周年之际,这幅照片重新展示在世人面前,依旧让人为之震撼。(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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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特在北京出席中美建交纪念大会 记者: 华盛顿

        华盛顿
        2007年12月5日

        卡特在中美建交纪念大会上
        美国前总统卡特在北京出席了中国庆祝中、美建交28周年的纪念大会。卡特总统宣读了他当年的日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国默认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内容。

        据中国媒体报导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星期三下午在北京举行纪念大会,庆祝中美建交28周年。

        *新华社通稿未提到台湾*

              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前总统卡特和美国驻华大使雷德出席了纪念大会。全国政协副主席、中美友协会长徐匡迪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中、美建交28年以来,两国建设性合作关系取得了进展,促进了亚太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他呼吁中美双方应该进一步加强战略互信。

       在新华社为纪念中美建交28周年庆祝大会发的通稿中,没有提到台湾。

       *西方媒体的报导重点是卡特宣读日记片段*

             而外国通讯社在报导这条新闻的时候,重点都放在卡特在纪念仪式上宣读了当年的日记片断,上面提到了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以及中国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默认。

        法新社发自北京的电讯说,前美国总统卡特星期三说,当美国和中国29年前重新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北京私下里认可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卡特:中国当年默认美国对台军售*

              在北京的一个纪念仪式上,卡特宣读了他当年的日记,其中部分内容牵涉到他和邓小平的谈判。卡特说:“邓小平同意,中国不会公开反对我们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的宣言,他也明白我们将在共同防御条约终止后继续向台湾出售防卫性武器。”

        卡特宣读了他1978年12月14号日记的部分内容。卡特说:“在公开场合他们(中国)不会赞同这项行动(美国对台军售),但是私下里他们理解这是会被做的(指武器还是会卖给台湾)。”

        对台军售一直是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议题。

        *卡特:不后悔与台湾断交的决定*

              卡特政府执政期间,美国于1978年12月与中国签署了中美建交公报。与此同时,美国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很多美国保守派人士都批评卡特抛弃了老朋友台湾。据英国BBC报导,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中美建交的仪式上,前美国总统卡特承认,可能有许多人永远不会原谅他对台湾朋友的背叛,但是他说,他对自己的这一决定并不后悔,因为美国继续与台湾保持经济关系,并且“公平地”对待台湾人民。

        就在美国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联合公报于1979年1月1日正式生效不到三个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于1979年3月28日和29日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同年4月10日经卡特总统签署后生效。《与台湾关系法》表明,美国严重关切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运来决定台湾前途的任何努力,承诺将“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被中国官方媒体称为“台独的护身符”。

        据中国媒体报导,从1982年至2003年,美国对台军售金额高达400多亿美元,美台军事交易平均年逾30亿美元。

        中国政府就此多次对美国提出抗议和交涉。法新社报导说,就在上个月,中国拒绝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小鹰号停靠香港的事件,使得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再次浮出水面。

        根据中美双方达成的协议,美国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撤出军队,并终止美国和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

        中美在1978年12月16日发表了建交联合公报并从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建立外交关系。

        从那之后,太平洋沿岸的这两个大国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往来蒸蒸日上,而两国的政治关系却由于台湾问题裹足不前。

        *卡特:美中建交后中国步入一个崭新时代*

              卡特是1976年到1980年担任美国总统的。卡特说,邓小平在中美建交的三天之后,就宣布中国开始实行开放和改革的政策,从此中国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经济腾飞。

        卡特说:“随着我和邓小平用手中的笔签下名字,中国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中国再也没有在改善中国人的生活水准和为世界经济作出贡献的道路上停下过脚步。”

        卡特说:“如果没有和美国关系的正常化,中国很难把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因为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需要减少来自前苏联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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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应否继续谴责美国对台售武
        美国之音2007年12月8日

        美国前总统卡特日前首次透露,中美建交时,中国默许美国继续对台出售武器。卡特说,邓小平了解到要完成建交,中方便要私下认可美方会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究竟卡特今次有否帮助外界了解美国多年来坚持对台售武的立场?中国今后应否再指责美国? 四位听众就此交流意见。

        广东湛江听众林先生分析,中美当年建交时双方实力差距悬殊,中国相对落后,且与前苏联关系转坏;中国为了急于建交,私下接受美国继续对台售武,是容易理解的。他续称,卡特今次揭露了部份日记内容,导致中国丢脸。

        林先生说,对台售武存在了两难局面。一方面,美国售武鼓励了过往的李登辉与现在的陈水扁抗衡中国,导致两岸谈判完全停顿;但同时,台湾有实际防卫需要,尽量保持两岸军力平衡,才可以确保在两岸谈判中有对等的地位。

        广州听众谢先生亦认为卡特的有关说法可信,当年中美建交有私下默契不足为奇。他说,美国当年需要在保证台湾和平局势得以延续的情况下才会与中国建交;要保障台湾的军力,正是要继续出售武器。

        谢先生续称,当年中国面对着外交困境,除了与前苏联关系恶劣外,亦正与越南开战,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接受卡特提出的继续对台售武条件,是形势所迫而已。他认为,对台售武是次要议题,台湾很难抵抗中国武力侵犯,一旦将来两岸开战,中国正式的主要对手,亦只是美国。

         惠州听众杨先生分析,中华民国向来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当年邓小平深知,纵使中、美建交,美国一定会继续对台售武,维护台湾自卫能力。他续说,中国过往多年来指责美国,卡特一直保持沉默,至今才说出真相,显示了他有修养的一面。

         来自阳江的听众曾先生说,对台售武与否,是次要问题。他说,当年中美建交,不仅损害了台湾人民利益;亦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他解释,中美建交只会让中国共产党得益,因为中共在国际社会越得到忍受性,在国内便越欺负人民,中国人民没有能力反抗。

         曾先生批评,美国与中国建交,也是出于私利,拉拢中国对抗前苏联。他说,美国不顾中国践踏民主人权价值观,与其建交;但同时孤立同样独裁的古巴与北韩政权,附带双重标准,是虚伪与言行不一的表现。

         他重申,台湾独立与否,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应由2300万台湾人民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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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台湾关系法》全文和相关评论

       美国《与台湾关系法》(1979年4月10日)

     (经美国国会通过并由卡特总统于1979年4月10日签署成为法律)      
  
         本法是为了帮助维护西太平洋的和平、安全和稳定,并通过授权继续美国人民同台湾人民之间的商务、文化和其他关系,以促进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为了其他目的。      

       美利坚合众国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集会制订。      
       简称      
       第1条本法可称作《与台湾关系法》。      
       调查结果与政策宣言      
  
         第2条(甲)鉴于总统已结束美国和它在1979年1月1日前承认为中华民国的台湾治理当局的政府关系,国会认为有必要制定本法——
      (一)维护西太平洋的和平、安全和稳定。
        (二)通过授权继续美国人民同台湾人民之间的商务、文化和其他关系,以促进美国的外交政策。

      (乙)美国的政策是——
      (一)保持并促进美国人民同台湾人民,以及同中国大陆人民和西太平洋地区所有其他人民之间的广泛、密切和友好的商务、文化和其他关系;      
        (二)宣布该地区的和平和稳定符合美国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并为国际上所关切;
        (三)表明美国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基于台湾的前途将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这样的期望;     
        (四)认为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运来决定台湾前途的任何努力,是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安全威胁,并为美国严重关切之事;
        (五)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以及
        (六)使美国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      
  
        (丙)本法中任何条款都不应违背美国对人权的关心,特别是对大约1800万全体台湾居民的人权的关心。兹重申,维护并促进全体台湾人民的人权是美国的目标。

       美国对台湾政策的执行      
  
         第3条(甲)为促进本法第2条规定的政策,美国将向台湾提供使其能保持足够自卫能力所需数量的防御物资和防御服务。      
        (乙)总统和国会应完全根据他们对台湾的需要的判断并依照法律程度来决定这类防御物资和服务的性质和数量。对台湾防御需要作出的这类决定应包括美国军事当局为了向总统和国会提出建议所作出的估计。      
  
        (丙)兹指示总统将对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威胁并由此而产生的对美国利益所造成的任何危险迅速通知国会。总统和国会应依照宪法程序决定美国应付任何这类危险的适当行动。

       法律的适用和国际协定      
  
         第4条(甲)外交关系或承认之不存在不应影响美国法律对台湾的适用,美国法律适用于台湾应与1979年1月1日以前相同。
      (乙)本条(甲)款应包括但不限于下述情况:
        (一)凡当美国法律提及或涉及外国和其他民族、国家、政府或类似实体时,上述各词含义中应包括台湾,此类法律亦应适用于台湾。      
  
        (二)凡当美国法律授权或根据美国法律同外国或同其他民族、国家、政府或类似的实体实施计划、办理交易或进行其他往来时,也授权总统或美国政府的任何机构根据本法第6条并依照有关的美国法律同台湾实施同样的计划,办理同样的交易和进行其他往来(包括但不限于通过同台湾的商业实体订立合同为美国提供服务)。      
  
        (三)(甲)迄今或今后台湾根据美国法律所取得的或与台湾有关的任何权利或义务(包括但不限于涉及合同、债务或任何财产利益的权利或义务),都不应因同台湾之间不存在外交关系和承认而被废除、侵害、修改、否认或受到其他任何影响。      
  
        (乙)根据美国法律在一切情况下,包括在美国各级法院提出诉讼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事丝毫不应影响台湾当局于1978年12月31日或以前所拥有或持有的、或在此以后获取或赚得的对各种有形无形的财产和其他有价值的东西的所有权或其他权利或利益。

        (四)当美国法律的适用取决于现在或过去适用于台湾的法律或者对这种法律的遵守时,台湾人民所实施的法律应被认为是在这种情况下适用的法律。      
  
        (五)在任何行政或司法程序中,本法的任何内容,总统在外交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动,台湾人民和美国之间不存在外交关系、或不被美国承认的事实和伴随的各种情况,都不应被解释为美国政府的任何机构、委员会或部门可据以按照1954年原子能法和1978年防止核扩散法作出事实判定或法律裁决,以拒绝向台湾进行核输出的出口许可证申请或吊销现有的这种出口许可证。

        (六)就移民归化法而言,对台湾得按该法第202条(2)款第一句所规定的方式处理。

        (七)台湾根据美国法律,在美国法院起诉或被控告的资格不应因不存在外交关系或承认而被废除、侵害、修改、否认或受到其他任何影响。

      (八)根据美国法律有关保持外交关系或承认的任何明确的或暗含的要求均不适用于台湾。      
  
        (丙)在一切情况下,包括在美国的各级法院提出诉讼时,国会批准美国同到1979年1月1日止被它承认为中华民国的台湾治理当局所签订的并在1978年12月31日有效的一切条约和其他国际协定(包括多边公约)依然继续有效,除非和直到按照法律予以终止。      
  
        (丁)本法的任何内容不得解释为支持把台湾从任何国际金融机构或任何其他国际组织中排斥或驱逐出去的依据。

      海外私人投资公司
  
        第5条(甲)在本法颁布之时起的三年期间,1961年的援外法第231条未标明的第二段中的第二款关于人口平均收入为一千美元的限制性规定,不应使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就有关在台湾的投资项目确定是否需要提供保险、再保险、贷款或保证的活动受到限制。     
   
       (乙)除本条款(甲)款的规定外,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对在台湾的投资项目提供保险、再保险、贷款或保证时,应采用适用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同样标准。      

     美国在台湾协会      
  
       第6条(甲)总统或美国政府的任何机构同台湾进行的计划、交易和其他往来,应按照总统所指示的方式和范围,或者通过(一)美国在台湾协会(以下简称:“协会”) ——按照哥伦比亚特区法律注册的非营利性团体,或(二)总统可能指定的类似的继承的非政府实体,去办理和进行。      
  
      (乙)凡当美国法律授权或要求依照美国法律,总统或美国政府的任何机构商定、履行、实行或保持有关台湾的协定或交易时,此种协定或交易的商定、履行和实施应遵照总统批示的方式和范围由协会或通过协会进行。      
  
      (丙)凡哥伦比亚特区的或该协会在该处注册或经营的州或州属行政分区的任何法律、规章、条例或法令妨碍或以其他形式干涉该协会按照本法履行职责时,应认为本法优先于这种法律、规章、条例或法令。

      协会对在台美国公民提供的服务      

      第7条(甲)协会得授权其在台湾的任何雇员——      
  
       (一)办理或接受任何人的宣誓、证词、誓词或作证书,并履行法律所要求或授权任何公证人在美国境内能履行的任何公证手续;

     (二)担任已死亡的美国公民的私人财产的临时保管人;      
  
       (三)从事其他行为来协助和保护美国人的利益,如总统指定的美国法律授权在美国之外为领事目的而从事的行为。      
  
       (乙)根据本条授权的协会雇员所从事的行为在美国国内应是有效的,并具有同等效力,如同按照美国法律授权从事这些行为的任何其他人所做的一样。      

        协会的免税地位      
  
        第8条(甲)协会及其财产和收入在现在或今后都免予向合众国纳税(但本法第十一条(甲)(三)款所要求的根据与联邦保险拨款法有关的1954年国内税收法第21章所规定的征税除外),也免予向任何一州或地方税务当局纳税。      
  
       (乙)就1954年国内税收法而言,协会应被视作该法第170条(乙)(一)(子)、第170条(丙)、第2055条(甲)、第2106条(甲)(二)(子)、第2522条(甲)和第2522条(乙)中所描述的那种组织。      
  
        向协会提供资产和服务以及自协会获取服务      
  
        第9条(甲)兹授权美国政府的任何机构,按照总统可能提出的条件,向协会出售、借贷或出租资产(包括其中的利益),并为协会的工作提供行政和技术支授与服务。偿付给本款上述机构的费用应归入该机构当前可使用的拨款之内。      
  
       (乙)兹授权美国政府的任何机构,按照总统可能提出的条件,获得和接受协会的服务。凡总统断定这些机构获得取协会的服务有助于实现本法宗旨时,获得此项服务,可不顾及总统以行政命令规定的通常适用于这些机构获取服务时的那法法律。      
  
      (丙)凡根据本法为协会提供款项的美国政府任何机构应同协会作出安排,使美国总审计长能够检查协会的帐目和记录,并有机会对协会的业务开支进行审计。      
  
        台湾机构      
  
        第10条(甲)总统或美国政府任何机构经美国法律授权或要求依照法律向台湾提供或接受台湾的任何工作通讯、保证、许诺或其他行动时,此等行动应按照总统指示的方式和范围提供给台湾设立的一个机构,或从这样的机构接受,这种机构须经总统断定按台湾人民实行的法律具有必要的权力代表台湾按照本法提供保证和采取其他行动。     
   
       (乙)请总统为台湾设立的机构提供与1979年1月1日以前被承认为中华民国的台湾治理当局在美国曾开办的机构的数目相同的办事处和人员。      
  
       (丙)在台湾给予协会及其有关人员类似的特权与豁免时,兹授权总统对台湾机构及其有关人员给予为有效执行其职务所必需的特权和豁免(须附以适当的条件和义务)。     
  
        受雇于协会的政府人员的分离     

        第11条(甲)
  
       (一)按照总统批示的条件,美国政府任何机构得将其官员或雇员之受雇于协会者在一特定时间内从政府公职中分离出去。      
       (二)根据(一)款因受雇于协会而脱离原机构的任何官员或雇员,有权在受雇期结束时重返原机构(或继承机构)担任适当职务,并享有如同未脱离一般的相应权利、特权和福利,但须服从总统可能规定的期限和其他条件。      
  
       (三)有权根据(二)款重返原机构复职的官员或雇员,在继续受雇于协会且服务无中断时,应继续参加该员为协会雇用前所参加的福利计划,包括因公死亡、受伤或生病的赔偿抚恤,健康及人寿保险,年度假、病假及其他法定休假,以及美国法律规定的任何制度下的退休待遇,但受雇于协会作为参加此类计划的依据的程度,以在受雇于协会期间应为此种参与付出的雇员工资扣除雇坟拨款均按时交存于该计划或制度的基金或储蓄所者为限。这类官员或雇员在被批准受雇于协会期间,在重返原机构复职以前死亡或退休时,为享受在美国政府任何机构服务应获得的退休或抚恤福利的目的,应视为担任政府公职中的死亡或自政府公职退休。      
  
       (四)在制定本法前,任何获准停薪离职而进入协会工作的美国政府机构的官员或雇员,应在服务期间享受本条所规定的福利。      
       (乙)为了享受退休和其他福利的目的,在台湾雇用外籍人员的任何美国政府机构得将这些外籍人员连同他们积累的津贴、福利和权利移交给协会而不中断其服务期,包括让他们继续参加美国法律为雇员退休所建立的福利制度,这种制度是这些人员在转移到协会以前就参加的。但受雇于协会使其能享受退休福利的程度,以在受雇于协会期间应为此种参与付出的雇员工资扣除和雇主拨款均按时交存于该计划的基金或储蓄所者为限。  
      
       (丙)协会的雇员不是合众国的雇员,他们在代表协会的时候,免受美国法规第18号第207条的限制。      
  
       (丁)(一)就1954年国内税收法第911条和第913条而言,协会付给它的雇员的款项不应被作为赚得收入对待。协会雇员得到的款项不应包括在其总收入之内,并免于赋税,如果这笔款项与美国政府的文官和雇员按该法第912条免税的津贴和福利收入的款项相等的话。      
       (二)除本条(甲)(三)款的规定外,在受协会雇佣期间所作的服务不应构成国内税收法第21章和社会保险法第二号所述的雇佣。

      汇报要求      
  
        第12条(甲)国务卿应将协会参加为一方的任何协定的文本递交国会。但是如果总统认为,立即将某一项协定公布于众会有损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则不应把这样的协定递交国会,而应在适当保密要求下递交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和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保密要求只有在总统通知时才能解除。

     (乙)在(甲)款中所堤“协定 ”一词包括:      
    (一)协会与台湾治理当局或台湾设立的机构之间缔结的任何协定。      
    (二)协会与美国政府任何机构之间缔结的任何协定。      
  
      (丙)由协会自己或通过它达成或将要达成的协定和交易,需遵守同样的向国会报告、由国会审查和批准的规定和程序,如同这些协定和交易是由协会所代表行事的美国政府机构自己达成或通过它达成的一样。      
  
      (丁)从本法生效之日起的两年内,国务卿将每6个月向众议院议长和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递交一份报告,叙述和回顾美国与台湾之间的经济关系,指出对政党商业关系的任何干预。

        规章和条例

        第13 条兹授权总统制订他认为合适的规章和条例,以贯彻本法的宗旨。在本法生效之日起的3年内,应将这些规章和条例迅速递交众议院议长和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但此种行动并不解除本法所加于协会的责任。

        国会的监督

      第14条(甲)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和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以及国会其他有关委员会应监督——
    (一)本法各项条款的执行情况;      
    (二)协会的工作程序;      
    (三)美国和台湾之间继续保持关系的法律和技术方面;以及
    (四)美国有关东亚的安全和合作政策的执行情况。
    (乙)上述各委员会应酌情向各自的议院汇报它们监督的结果。
  
        定义

      第15条为本法的目的— —      
  
       (一)“美国法律”一词,包括美国或其任何行政分区的任何法规、规章、条例、法令、命令或法院的判决。      
  
       (二)按照上下文的需要,“台湾”一词包括台湾岛和澎湖列岛,这些岛上的居民,依照在这些岛上实施的法律建立或组织的公司、其他实体和协会,以及美国在1979年1月1日前承认为中华民国的台湾治理当局和任何继承的治理当局(包括行政分区、机构和所属的执行机构)。

      拨款的授权
  
        第16条除了为实施本法规定而提供的其他款项以外,兹授权在1980年财政年度拨给国务卿为实施本法规定所必需的款项。这些款项在用尽之前业经授权随时可以提取。

      条款的可分离性
  
        第17条如果本法的任何条款或者它对任何人或情况的适用被认为无效,这将不影响本法的其余部分及其对任何其他人或情况的适用。

        生效日期

      第 18条本法自1979年1月1日起生效。          
  
       1979年4月10日批准。

  
       《与台湾关系法》是美国总统卡特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签署生效的一项立法。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时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一月二十六日卡特总统提出《与台湾关系法》议案,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分别于三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予以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声称:“美国作出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是以台湾的前途将以和平方式决定这种期望为基础的;凡是企图以和平以外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都将会威胁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引起美国的严重关注。”并提出要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使之“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这个法案继续将台湾当作“国家”对待,违反了中美两国建交时双方同意的原则以及美方的承诺,是对中国内政的公然干涉。
(中国外交部网站)

        美国国会通过所谓《与台湾关系法》的政治意图何在?

        中美建交不过三个月,美国国会竟通过了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并经美国总统签署生效。这个《与台湾关系法》,以美国国内立法的形式,作出了许多违反中美建交公报和国际法原则的规定,严重损害中国人民的权益。应该看到,美国确有人至今不愿看到中国的统一,仍在制造种种借口,施加种种影响,阻挠台湾问题的解决。美国政府根据这个关系法,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和干涉中国内政,阻挠海峡两岸的统一。1994年9月,美国政府调整对台政策,作了种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事,特别严重的是出尔反尔地允许李登辉于1995年6月访美,改变了美国历届政府禁止台湾领导人访美的政策,严重地损害了中美关系。

        事实说明,美国仍然把台湾视为“不沉的航空母舰”,将台湾问题作为手中的一张牌牵制中国的发展壮大。应该指出,“不沉的航空母舰”政策,是冷战时代的产物。现在冷战已经结束,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坚持冷战时代的政策,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和亚太地区人民和平与发展的愿望。美国政府应尽早放弃这种不合时宜的政策。只有这样,才符合美国人民和亚太地区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  


        《与台湾关系法》:中美关系25年风波频现的根源

         2004年04月09日17:18 国际先驱导报
  
         2004年4月10日是美国《与台湾关系法》正式签署25周年。从25年前美国总统卡特签署这一法案开始到今天,美台关系在美国与中国大陆关系的框架下风云起伏。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到21世纪制衡中国和平崛起,《与台湾关系法》见证了中国大陆、台湾与美国关系25年来的变迁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记者周见仁报道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时  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1979年3月28日和29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1979年4月10日经由卡特总统签署后成为法律。该法共有18条和数十款。
  
        这一法案最初来源于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卡特政府为了提醒和维护美国在台利益的考虑。在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之后,美国国会提出了调整美台关系的肯尼迪-科莱斯顿提案,在这个基础上,卡特政府仿照日本模式1979年1月26日就美台关系作立法调整而提出了《台湾综合法案》。据介绍,这个法案是提醒中国大陆重视美国在台安全利益。在国会讨论时,参众两院分别提出修正案,加进了所谓保证台湾安全的条款以及“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和“维护并促进全体台湾人民的人权”等条款,并且实质上继续把台湾当作国家。因此,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直接违反了中美建交公报。
  
       《与台湾关系法》从外委会出台,在美国亲台势力的代表戈德华特和罗伯特•多尔、外交委员会的赫尔姆斯等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这份法案的起草过程中,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丘奇的领导下,美国参众两院频频召开听证会,国务卿万斯、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等人都出席作证。当时正是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之际,美国国内的保守势力一度因为冷战思维而担心中国的强大势必影响美国在亚洲的利益。甚至有参议员提出了更为激烈的法案,但是遭到了部分有识之士的抵制。1979年前3个月美国参众两院就召开了数十次听证会和讨论会,以至于部分美国议员形容这是“台湾的三个月”。

     《与台湾关系法》当年在参众两院通过之后,因为其中的一些条款直接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相抵触,美国政府官员曾经劝说卡特予以否决。但是由于其在参众两院的高通过率,卡特考虑到政策风险和美国在台商业利益,因此予以签发。当年美国国务院和白宫办公厅詹姆斯•弗雷等人的备忘录都曾经提及,这一法案有可能被认为“与承认一个中国的立场有严重冲突,因此总统的解释是十分重要的”。然而无论是什么解释,都无法掩盖其本质。同年4月28日,中国外交部照会美国,正式表明中国政府反对美台法案的原则立场,希望美国政府切实遵守建交协议的原则,不做任何损害两国关系事。这之后,美国《与台湾关系法》开始实施,中美关系因为这个法案,在25年中频频出现风波。

     《与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冷战思维生出的“怪胎”
  
        2004年4月5日,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商业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的成员萨姆•布朗巴克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讲,纪念《与台湾关系法》25周年。布朗巴克声称,“《与台湾关系法》在冷战时期很好地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它经历了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变化,并且维持了美国政策的基础。许多事情都在发生变化,但是随着保卫民主依然是我们的目标,美台关系需要《与台湾关系法》来保证台湾的民主政治走向明天。天佑你们,天佑台湾。”
  
        《与台湾关系法》主要是保证美国在台湾的利益,就连天佑,也只顾美国和台湾,在美台关系中,美国丝毫不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对中国大陆的承诺放在心上。这就是25年来美国《与台湾关系法》的核心和实质,说的更直接一些,就是通过立法基础,“合法地”武装台湾,对抗所谓的“共产党中国”,持续制造海峡两岸对立的局面,以维持美国在亚洲的利益。作为典型冷战思维的产物,《与台湾关系法》也是美国府院政治相互制衡的一个产物。[全文]

        朱显龙:美对台军售不断突破底线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就开始实施武装台湾对抗中国大陆的战略。因此,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以“军援”等方式将一些武器装备“赠予”或卖给台湾。美国甚至还在台湾驻扎军队,部署武器。1979年中美建交、美台断交之后,美国对台军事援助改为《中美建交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前提下的对台军售。[全文]

         台湾人被迫远走他乡 中产阶级是受害主体

        台湾一份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有58%的台湾主管级人员在未来一年内有赴大陆工作的意愿。而在选前预期泛蓝获胜的台湾人中,该比例提高了26%。“3•20”后,台湾社会陷入前所未见的混乱,使得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决定远走他乡。[全文]

        靠美国解决台湾问题无出路 国防现代化是根本
  
       近年来,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始终面临着变与不变的压力,美国政府的“新三句”政策,客观上使大陆在台湾的“萨拉米香肠战术”面前力不从心,因此想依靠美国解决台湾问题,没有出路。[全文]

        国际先驱导报评论:“自由”台湾不自在
  
       直到目前,台湾的这场选举闹剧依然没有完。从陈水扁“枪伤”到选情突变,以至于广场上示威,“立院”内打架,有人破口大骂,有人上吊自杀。这样的“险象环生”确实许多人开始并没有预料到。
       台湾这两年来总是标榜着民主、自由,民进党上台被陈水扁称作为“民主的胜利”,“两岸政府必须尊重人民自由意志的选择”。台湾当局大打“民主”和“自由”牌,其目的无疑是想给“台独”罩上一道“尊重民意”的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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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以下文章为有关中美建交最后谈判的实录。前半是中国的删节版本,后半是根据原书,将被删节主要部分的复原)

        中美建交谈判美方内情揭秘        帕特里克•泰勒

        http://news.tom.com 2005年09月07日17时38分  来源om 科技  

        编者按:原纽约时报驻北京首席记者帕特里克•泰勒的新著《长城:六位美国总统与中国》最近由美国世纪基金出版社出版。书中有一部分披露了中美建交前,美政府内部筹划建交事宜的内情。从中可以看出,美方一度已经准备接受中方在对台售武问题上的严正立场,继而又以模棱两可的手法企图蒙混过关,最后以说了不算、言而无信的作为继续对台售武至今,在两国关系中埋下了祸根。
  
        1972年,中美两国领导人以政治家的胆略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尼克松总统后来与中国领导人有过秘密协议,要在他任内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但他因水门事件而辞职,未能在第二任内实现美中建交的目标。卡特在竞选总统时就承诺要继续推进美中关系正常化进程,与台湾断交,承认北京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入主白宫后,他把美中建交列为最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之一。

      万斯访华空手归
  
        万斯国务卿上任不久,刚从密执安大学调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起草了一份备忘录交给布热津斯基,建议总统授权国务卿,在适当时机重申一下尼克松-福特时期作出过的建交承诺。卡特同意他们的意见。但当这份备忘录送到国务卿万斯手上时,他发火了。万斯认为,向中国人提出具体保证的条件还不成熟。他要求把那份备忘录撤回,并把已发出去的复印件全部收回销毁。他警告这位国家安全顾问不要未经国务院审核就把外交政策建议提交总统。当时华盛顿圈内盛传布热津斯基与万斯不和。每天一早,布热津斯基是第一个向总统简报国际局势的人。万斯却只能在每天下班后,就外交政策进展情况及需要作出的决定给总统送一份备忘录。
  
        到了1977年6月,第24号总统备忘录提到:沿用日本模式(即与台湾断交、废除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符合美国的利益。7月底,卡特准备派万斯去中国,向中方和盘托出美方的考虑,其中包括要中方承诺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以及撤军后,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如果中国人接受这些条件,美方就同意实现关系正常化。万斯认为要价太高,谈判将很艰难。
  
        8月21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万斯。当万斯提到要在台湾保留一个美国领事馆或联络处时,邓小平当即打断他的话,斩钉截铁地说:“不行!”万斯在北京呆了三天,空手而归。几天后,邓小平在会见访华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两位发行人苏兹贝格和格雷厄姆时,开门见山地说,美国国务卿的访华是一大失败,因为万斯从福特政府所作的承诺后退,中国对此不能接受。
  
        9月底,万斯召集他的对华政策班子开会,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说,美国要从中国人那里获得不对台使用武力的保证,就好比要林肯向英国人保证他不以武力收复南部邦联,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伍德科克还认为,卡特总统有权行使宪法赋于他的外交政策权力,保证台湾的安全,包括向台湾出售武器,但这一点用不着拿到谈判桌上来讲。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称这是“伍德科克模式”。万斯对此未置可否,只让伍在华盛顿等他的指示。到了10月底,伍才接到万斯的指示,但其中并没有说明对华关系正常化到底准备如何进行,只说政府将不再坚持在台湾保留联络处。

      布氏访华初告捷
  
        11月初,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共进午餐。席间,李坚持说美国的对华态度是错误的,整个亚洲都期待卡特政府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在回白宫的路上,布热津斯基问奥克森伯格:你能让中国人给我发个邀请吗?几天后,即将离任的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在美国副总统为他饯行的宴席上,当着万斯的面大声对布说:“我现在正式邀请你访问北京。”黄镇的话让万斯惊呆了,他以为卡特总统已经接受他的建议,会让副总统蒙代尔去中国。布热津斯基立即彬彬有礼地接受了邀请。
  
        5月初,布热津斯基向卡特汇报了下一步要干的事:“要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必须关闭在台湾的官方机构,中止共同防御条约,撤出我们在那里的军事人员和装备。”布承认,要让中国人接受美国提出的两点要求——以和平方式统一台湾和美国保留在必要时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权利——是很困难的。解决办法是美国单方面发表声明,强调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性。而中国可以说,在其他方式不起作用的情况下,他们保留武力统一台湾的权力。也就是以各说各话的方式来解决。然后美中双方发表建交公报,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美国在是否会以武力支持它在台湾的利益这个问题上要模糊处理。
  
        1978年5月初,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布热津斯基。布对邓小平说,卡特总统希望立即进行秘密谈判,争取年底前达成两国关系正常化协议。邓认为美国早就该行动了,问题在于美方怎样下决心完成这件大事。布说,美国确实有些国内的问题和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需要解决,而这都是一些复杂和困难的问题,有些甚至是非常感情化的东西。这就是美国为什么需要找到某种模式,以便在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上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接着布热津斯基开始触及最敏感的问题:美国要在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的同时,保留向台湾出售有限量的防御性武器。他当时使用了晦涩绕口的句子,似乎是既想提出这件事,又想让对方不太明白。邓同意让黄华和伍德科克就关系正常化问题开始秘密谈判。

      邓小平坚持美停止对台售武
  
        1978年8月,中国驻美联络处新主任柴泽民上任。卡特在白宫与柴见面时提出:没有哪一位美国总统能够不在保证台湾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关系正常化后,美国必须继续向台湾出售有限的防御性武器设备。
  
        10月2日,黄华外长请万斯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晚宴。席间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万斯才提到那个最敏感的话题。他的话刚一出口,黄华立即作出了反应:中美建交后,中国绝对不能接受美国保留与台湾的任何安全关系,中国坚决反对美台安全条约废除后美还向台湾出售武器。黄华警告说,如果卡特总统坚持这一建交条件,中方可能取消谈判。
  
        10月11日,卡特召集负责中国问题的官员开会,布热津斯基设法不让万斯出席。卡特问,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是否真会出现僵局?年底前能否达成建交协议?伍德科克认为,与一个主权国家谈判美国向它的一个省出售武器的权力,这根本就没法谈。他建议先起草一份建交公报交中方。这事就在国务卿没参与的情况下敲定了。
  
        11月2日,伍在北京把建交公报草案交给了黄华外长。草案写道:美国和中国同意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北京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并建议将建交时间定于1979年1月1日。12月初,副外长韩念龙以代理外交部长的身份召伍到外交部,交给伍一份对等的建交公报草案,上面的时间也是 1979年1月1日。这就是说,双方锁定在年底前达成建交协议。韩还向伍德科克转达了中方的一个重要让步:如果美国发表声明,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中方不会反对。“伍德科克模式”要成功了。当伍正要起身离开时,韩对他说:邓小平很快将会见你。
  
        消息传到华盛顿,布热津斯基非常高兴,他立即把柴泽民请到白宫。他想告诉柴泽民的是:卡特总统将在两国关系正常化后邀请华国锋或邓小平尽早访美。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很快也将达成,这样一来,勃列日涅夫很可能会在1月份访问华盛顿。布说,他希望邓小平能赶在勃列日涅夫之前访美。
  
        12月12日上午10点,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伍德科克时,伍将美方起草的最新版本建交公报交给邓,并说,为了避免国会反对,美方要求将废除共同防御条约一事推迟一年进行。邓问:那么美方是否同意在这一年里不再向台湾作出新的售武承诺?邓要伍明白中方为什么坚决反对美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美向台湾出售任何武器,都会破坏中国的统一大业,只会增加台海两岸发生冲突的危险。
  
        邓会见伍的第二天早上,布对奥克森伯格说:“关系正常化就要实现。总统想在星期五晚上宣布。你去起草一个声明,到时候由总统在电视上宣读。”这时已经是星期二了,可国务院那头还被蒙在鼓里。直到晚上10:30,霍尔布鲁克经过努力才在白宫看到了布热津斯基准备发给邓的信函。他发现,邓要求美国不再向台湾作出新的售武承诺,布的回函接受了这项要求。建交公报草案或附件中没有明确提到美国保留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的权利。同时,美国还同意在暂时保留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一年过渡时间里不再对台作出新的售武承诺。霍提出:如果把这份不明确保留售台武器权力的文件发出去,国会肯定要造反。但布热津斯基没理他的茬。
  
        第二天,伍德科克就把白宫发去的函电面呈邓小平。对美方的快速反应,邓小平似乎感到意外。伍的解释是:卡特担心正式建交前消息被泄露出去,他希望由他首先向全国人民宣布。卡特同时还邀请邓小平访问美国。

      美国人变卦
  
        12月14日,柴泽民去白宫与布热津斯基商量建交后内阁级官员访华的程序问题。当柴起身准备离开时,布热津斯基问他北京方面的进展情况他是否知道。柴说,看来一切进展都极为顺利,特别是在美国同意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以后。布热津斯基听了这话后,一面竭力掩盖自己的惊奇,一面迅速提出了异议。他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双方达成一致的意见是:废除共同防御条约延迟一年完成,在此一年内,原已达成售武协议继续执行。一年后,还要继续向台湾出售有限量的武器。他的话让柴泽民大吃一惊。柴说,双方达成的协议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布热津斯基赶紧给伍德科克发报,问他是否肯定中国人理解卡特继续向台湾人出售武器的决心。伍给白宫回话说,任何人只要仔细地读一下记录就会发现,在一年的期限结束后,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点在建交协议中是“含蓄的”。卡特明确地对布热津斯基说,现在的办法只有一个。邓必须理解,如果总统不能向国会保证美国继续支持台湾的安全,那么建交一事就办不成。向台湾的武器出售将是有限的和防御性的,但卡特必须让国会知道他保留了这个权力。
  
        伍德科克收到白宫来的这份电报时,心一下子沉了下去。电报指示他立即求见邓小平,以确保中国领导人既理解又同意美国保留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的权力。伍德科克不禁暗自叫苦。离宣布两国重建外交关系的时间还有15个小时,建交公报都已敲定,现在要到中国人那里去直言不讳地对他们说:你们早已明确表示决不接受的事,美国人还要干。
  
        12月15日下午4点,伍德科克和罗伊按捺住沮丧的心情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的台阶。邓已在那里等他们了。伍德科克把话摆明了,还明确表示他是奉命行事。邓小平的脸色已经预示着一场风暴。他拍着坐椅的扶手。“我们不能同意!我们绝对永远不会同意,我们绝对反对……”他说。这是不可能的!是不能允许的!伍德科克和罗伊坐在那里一声不吭地听着邓怒气冲冲地说着,心里都在想:按期宣布建交这件事算完了!
  
        邓说,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蒋经国怎么还会到谈判桌上来?如果他不到谈判桌上来,中国将不得不用武力收复台湾。那对美国有利吗?美国大量地向台湾出售武器,使台湾的领导人永远不愿到谈判桌上来,美国怎么还能说它是赞成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呢?那只能导致战争。邓问伍德科克,你认为应该怎么办。
  
        在这个节骨眼上,伍德科克的回答已越出了白宫指示的范围。他对邓说,重要的是先使两国关系正常化,因为其他事情都将会改变。会一个过度时期,那时他们能解决争议。
        由于华盛顿承认北京是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那么在建交后的过渡期里,不仅美中关系,而且中国和台湾的关系都会改变。

        伍德科克一再重复这一点:关系正常化后的变化会多大,以及那时解决问题会多容易。

       (按:以上是中国版本部分、所有版本大同小异,对原书作了修改,还多少不失原意。但以下是中国所有版本都删除的部分,实际就是邓小平让步的过程。)

        他们已经谈话并喊叫了一个小时。当伍德科克讲完话,邓对他凝视了一下,耸耸肩,举起手,只吐了一个字:"好。"

              中国领导人说他保留重提售武问题权,他接着加上一个要求,希望这个要求会限制他所被迫在晚上11点钟同意的结果所带来的损害:如果美国将来售武台湾,他希望能保证是秘密成交。

        伍德科克说他会将邓的要求立即传会华府。之后邓站起来,离开了房间。
        。。。

         当布热津斯基12月15日早上到达办公室时,伍德科克的电传已经在他办公桌上。他惊异伍德科克的技术,也希望这就够了。无论如何,他立即采取了新的立场,将之拿到卡特那去。

        早上8点4分,柴泽民坐在布热津斯基之前,尚不知成交与否。总统将在12小时内上电视。
        布热津斯基对中方代表解释北京谈判的经过,以及邓小平要求今后美国售武秘密进行。

        布热津斯基将再度让邓小平失望。他说道:卡特政府不可能同意“秘密”售武台湾。这也不实际。台湾会公布,华府无法控制。

        布热津斯基向柴表示:但美国政府会小心处理。白宫不会主动宣布售武事项。如果“被人问到(售武)时“,美国政府会说在协防条约解除后以不危及该地区的和平前景为前提会继续一段时间对台有选择、防御性质的售武”;如果还“被人问到(双方了解)时”,美国政府是注意到了北京对售武的反对,但会补充说,无论如何,双方已同意正常化的继续前进。

       布热津斯基敦促柴保证尽快通知邓,以免在正常化即将宣布时产生公开的争议。布热津斯基是在恳求中方接受目前的协议,虽然其中有不完全和争执。

        邓让他们紧张了一整天。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中方撤出协议,将会有无尽的反责。布热津斯基将会下台,万斯和霍尔布克肯定会做到此点。但直到电视广播时刻还没有回复,他们晓得邓又吞下了他们的苦药。

       之后卡特出现在摄像机前,像尼克松一样,震动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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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私卖台湾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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