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那么，是不是使邓小平耿耿于怀的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确实是后果严重而乏善可陈呢？
让我们看一看具体的实际情况吧。
１、邓小平导编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评价文化大革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以中央的名义结论：文化大革命使“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实际上的事实是怎样的呢？根据笔者掌握的不完全资料，文化大革命中，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工农业生产、科学技术是获得巨大发展的。
在农业方面，１９７６年与１９６５相比，拖拉机、手扶拖拉机产量增长５．７倍和６５倍；农业用电增长４．７倍，农用排灌动力机械拥有量增长４．９倍；每亩化肥施用量增长２．１倍。１９７７年和１９６５年相比，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４１％；全国机电排灌面积和水电站总装机容量分别增长３５５．６％和６４３％；１９７５年全国机井数比１９６５年增长９３５．９％；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１９７６年与１９６５年相比，成灾面积由５３．９％下降到２６．７％。１９７６年比１９６５年，农业总产值增长５１％，粮食总产量增长４７％。
在工业方面，总产值增长１７２％。主要产品产量的增长幅度分别为：原煤１１０％，原油６１０％，发电量２００％，钢７０％，水泥１９０％，木材１５％，化纤１９０％，纱５１％，布４０％，硫酸９０％，纯碱３０％，烧碱１２０％，农用化肥２００％。
在基本建设方面，对我国长期发展和增强综合国力意义深远规模宏大的三线建设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开始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期建成的，一大批冶金、煤炭、石油、电力、机器制造、飞机、汽车、航天、电子等工业科研基地和空前艰巨复杂的铁路干线如成昆、湘黔、川黔、焦枝线顺利建成，形成了有较高科研生产能力、有较大规模、门类齐全的战略后方体系。南京长江大桥、丹江口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大港油田、胜利油田、百万吨大庆化肥厂、十万吨级港口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建成的；五万吨级轮船、四千马力内燃机车，三十万千瓦发电机组，八十万倍电子显微镜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出来的。１９７２年开始从国外引进的２６个大型冶金、化工成套设备，为满足国家长期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打下了基础。
在科学技术方面，大大提高我国科技水平和国际战略地位的"两弹一星"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研制成功的，其他，１９７０年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同年我国大型喷气式飞机《运十》开始上马研制并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进展顺利而于己于１９８０研制成功，１９７３年第一台每秒百万次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１９７５年第一次回收发射人造卫星成功，同年为世界粮食增产作出重大贡献的籼型杂交水稻通过鉴定，其他我国在基础科学领域里如数学、生物学领域里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成果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取得的。为保障全国农民健康作用极大的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
中国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历史性跨越，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从１９５２年的工业占３０％农业占６０％，到１９７５年转变为工业占７２％农业占２８％，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实现的。
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上的综合生存条件的极大改善，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人民的人均寿命达到了近７０岁。
正因为中国综合国力的空前增强，正因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对美帝国主义针锋相对的斗争而使它们对新中国二十多年的扼杀封锁遭到惨败，在文化大革命中期的１９７２年，尼克松才不得不屈身来中国言和，不得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得不“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从而导致中美关系的解冻和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恢复。这标志着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欺侮历史的最后的彻底破产。在建国后与我国建交的１５０个国家（不包括在九十年代后前苏联瓦解后与我国重新建交的１５个独联体国家），在毛泽东时代就有１１５个，其中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有６５个，也就是说在毛泽东时代与我国建交的国家，文化大革命前有４３．５％，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５６．３％。
难道这些对于中国人民来说都是“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 “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和“浩劫”吗？难道这些发展变化就是“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吗？难道国际上的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争先恐后地与中国建立或恢复邦交是因为中国处在“严重灾难”和“浩劫”的“崩溃的边缘”吗？这不是明明白白的挣着眼说瞎话吗？
这无数铁的事实说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不仅不是什么“严重灾难”和“浩劫”的“崩溃的边缘”，而是新中国前三十年发展的最高潮，是新中国最辉煌的亮点！
邓小平把持下编造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既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又无法完全抹掉文化大革命中取得的这些实实在在的成就，就编了个说法：“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的结果。“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到底是与文化大革命进行“共同斗争”呢，还是满怀空前的热情积极参加的呢？邓小平们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文化大革命中取得的无数成就中的哪一件是由于它参加者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共同斗争”以及怎样“进行共同斗争”、怎样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后取得的？邓小平们连一件也举不出来。历史事实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在九亿人民中，只有张志新等极个别人表达了自己的不同观点，就连邓小平虽然内心极端仇恨但也是多次反复表明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拥护。千真万确、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是，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革命知识分子焕发出空前的革命热情，积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使共产主义的集体主义、英雄主义思想大发扬，为建设社会主义忘我劳动，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２、邓小平们否定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的伟大成就另一个重要托词就是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他导编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这样“彻底否定大跃进”的：“更由于毛泽东同志……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是“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
事实真相是这样的吗？让我们看一看部分历史资料的记载。
就国家大型骨干项目而言，在这一年开工建设的有：刘家峡、白山、丹江口水电站、淮北矿区、武钢炼钢厂、成都无缝钢管厂、金堆城钼业公司、吉林化工公司二期工程、保定胶片厂、京密引水工程、北京十大建筑；
这一年建成的有兰州炼油厂、兰州化学工业公司、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洛阳轴承厂、汕头感光胶片厂、上海手表厂、上海自行车三厂、北京清河毛纺厂、杭州丝印厂、安徽淠史杭灌区宝成铁路、鹰厦铁路、包兰铁路；
在１９５８年以前开始建设或勘探设计筹备，在这一年获得很大进展的有：北京热电厂、平顶山、淮南、徐州矿区、大庆、胜利、新疆油田、四川气田、襄渝铁路、南京长江大桥、鞍钢、首钢、西华山钨矿、四川化工厂、大连化工公司、洛阳拖拉机厂、第一重型机器厂、哈尔滨电机厂、江门甘蔗化工厂、西安纺织城、黑龙江垦区，等等。
我国在这一年中，试制成功的还有：第一架半导体收音机、第一套电视发送设备、第一台四十马力拖拉机、第一部国产轿车、我国当时最大的炼钢平炉、第一台内燃电动机车、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等等。
再看一下逐年的国家统计资料，各行业总产值、各项产品产量、各项社会发展指标，１９５８年都比１９５７年有较大或很大幅度的增长，其中各个项目的增长率分别为：工农业总产值３２．９％，农业总产值５．４％，工业总产值５３．９％，职工总人数６７．５％，粮食２．５％，棉花２０％，油料作物１３．７％，原煤１０６５．１％，原油５４．８％，发电量４２．５％，钢４９．５％，水泥３５．６％，木材２８．４％，化学纤维１４００％，纱４９．５％，布２７．９％，硫酸１７．７％，纯碱２７．９％，烧碱３８．４％，农用化肥２８．５％，高等学校在校生４９．７％，中等学校在校生６５．２％，小学生３４．４％，都大大超过历年平均增长幅度。
仅仅在一年中，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就取得了那么大的进步和发展，确凿的事实说明，１９５８年还是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大跃进的一年。
１９８５年出版的《现代中国的一百项建设》一书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的具有代表性的”１２３个骨干工程，仅在１９５８年一年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共十一年中，开始建设的或建成的或有了重大发展业绩的竟占了７２．４％，其中农业、能源、冶金、化工、机械电子、交通占了８４．３％。
这些铁的事实说明，通过否定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进而否定改革开放前二十多年新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巨大成就，也是丝毫也站不住脚的。
被邓小平捧为“我党第一支笔”、被许多人认为“行文周密、无懈可击”的“大理论家”、对于帮助邓小平制定改革开放政策起了巨大作用的胡乔木，曾经这样评价建国后的毛泽东时代：“１９５７年……以后，搞一次运动，生产就被破坏一次。”众所周知，１９５７年以后，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反右、三面红旗大跃进、社会主义教育（四清）、文化大革命……，哪一年不是处在运动之中？按照胡乔木的说法，这二十来年里，经济建设始终处在“被破坏”之中，如果事实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时期，本文中已经大量列举的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的高达几倍、几十倍、几百倍甚至上千倍的增长从何而来？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３、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中的确也出现了许多缺点、失误甚至严重的错误。就是在新中国三十年的其他时期里，缺点和错误也是存在的，即使在建国前的血与火的斗争中，缺点和错误也会存在的。只是，由于人们动机、立场和观点、方法的不同，认识和处理的方法与结果大相径庭。
马克思主义者对待革命运动过程中自身的缺点和错误则是象对待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实事求是地进行准确的调查研究，加以辩证的科学的分析认识，迅速地纠正，以防造成更大的损失。只有无产阶革命的敌人才对他的缺点和错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无限夸大、混淆真相、颠倒黑白、随时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根据国内外无产阶级专政的新鲜经验，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一个理论和实践的伟大创举。广大人民群众运用四大武器，开展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揭露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荡涤了旧文化的一切污泥浊水。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发生了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派性为突出表现的极左思潮甚至许多大中小规模的武斗，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失控，一些人受到无辜的或者不当的打击和伤害，严重的甚至被打成反革命。当然，这种情况也会给社会生产、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和损失。这些情况主要发生在１９６７年和１９６８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各个时期中，估计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被触及而受到各种形式的揭发、批判、斗争，最严重的也有被打成反革命甚至坐监牢的，其中的分布情况是，在各级领导干部中有绝大部分，在一般干部和知识分子中有少部分，在工农群众中有个别人。这些被触及或被斗争的人中间的大部分在文革的各个时期都得到了或解脱、或甄别、或平反。
出现这些混乱的原因是复杂的，但主要是由于党内的修正主义，其次由于历史传统上的剥削阶级反动腐朽落后思想的影响和人们认识上的盲目性局限性造成的。那些所谓混乱情况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坏人斗好人，另一种是好人斗好人。但在这些混乱中，最主要的始作佣者是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当他们还执掌一定权力时，他们极为蛮横无理地公然制造冤案，把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和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当他们混不下去时，他们又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内战。
历史传统上的剥削阶级反动腐朽落后思想的影响和人们认识上的盲目性局限性也是造成革命过程中混乱和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建立以后，已经形成了几千年的不断改头换面延续下来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依然存在，并且几乎在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身上发挥作用。这对新的国家政权制度、对共产主义事业是一种表面上好象是无形的而实际上无时无刻都在发挥作用的破坏力量。
因此，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以及各种剥削阶级在各个领域里的斗争是一种客观存在，你不斗它，它就要斗你，无法避免的、无法掩盖的。只能建立一个制度，使这种斗争不断向革命的进步的正义的方面转化。这种制度就是无产阶级大民主。只要保障人民的四大权利，只要让人民群众讲话，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和广大革命人民总会对反革命和各种错误思想行为包括各种冤假错案进行揭露批判，弘扬真理，恢复真相。通过不断的反复的斗争，才能不断提高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思想觉悟和道德风尚，使整个社会得到改造。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各个时期中，毛泽东和广大无产阶级先进分子、革命群众对于各种错误都进行了抵制、纠正、斗争。在这种正确和错误的反复较量中，犯错误的人得到改造，所有的人得到锻炼，整个社会不断得到净化升华。
当然，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损失也是不可避免的，自从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哪儿有不付出代价的进步？当然，对这代价和进步要做分析和对比，要把他们放到自身所在的范围内做权衡。
在当时的七亿五千万人口的社会中，开展对资产阶级、对修正主义、对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旧观念的大揭发大批判，在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图谋复辟而浑水摸鱼的情况下，怎么可能不出现各种错误和损失呢？在其他的时代里，例如在旧社会，在实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如在原苏联、东欧那些国家，还有目前正在资本主义复辟中的中国，各种社会保障的破坏与医疗卫生、劳动安全水平的下降所致的人身生命的损害，各种黑社会、绑架、暗杀、残害，各种社会压迫和社会危机所造成的如自杀一类的生命危害，比文革中少吗？如果做一下认真的调查研究，不知道要比文革中高多少倍。
资本主义复辟势力污蔑毛泽东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人斗人”，那么，在资本主义复辟下的人身伤害是不是“人斗人”？把几千万下岗工人和几亿农民置于生存危机的所谓“弱势群体”状态，是不是“人斗人”？而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文革中，在实行无产阶级大民主时，广大群众对当权者揭发批判过头不实之处是有的，但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事实基本上都是准确的。虽然有“坏人斗好人”、“好人斗好人”，但是更多的是好人斗坏人；而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都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挨斗受压、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好人伸张正义，比上天还难。
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进行全面的具体的分析，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还是从近期长远、从国际到国内，全面比较衡量，文化大革命的损失与它的成就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改革开放时期继承的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积蓄的。最重要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长达十年的学习、批判、斗争、实践，由于许多次正反两方面的教育，几千年来长期愚昧禁锢蒙蔽人民群众的以私有观念为核心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受到了一次最强烈的批判和清算，九亿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与十年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对客观世界包括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认识得到极大深化，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意识空前提高，焕发出豪情满怀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化为无比巨大的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例如，在旧社会、特别在农村地区一直占统治地位并一直延续到新社会的旧的封建文化传统思想就是在文革中被扫除的。与之相比，印度的封建种姓制度一直到现在仍然严重存在，一直是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之一。
这就是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出现了长时间的无政府主义的混乱，但是由于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发生了伟大的革命性变化，各种社会事业包括经济建设仍然得到巨大的发展，社会面貌发生了极大的革命性变化。正是这种变化，使得在后来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那些搞腐败、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人对经过文化大革命提高了思想觉悟的人民群众充满了惧怕，所以才编织了那么多的花样、转了那么大的迂回圈子的主要原因，也是那些搞腐败的人也不得不做做样子反腐败的原因。也是在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修正主义腐蚀破坏下崩溃垮台后，中国仍然屹立在世界上的主要原因，即毛泽东时代留下的雄厚的社会政治经济遗产的作用。
２、 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情况与文化大革命有一点类似。在建国后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公私合营、农业合作化等巩固国家政权、向社会主义过渡完成以后，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根据当时国内外的形势，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提出了“三面红旗”（即大跃进、人民公社、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决策。
当翻了身做了主人的广大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干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党内刮起了十分狂烈的“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这五股狂风泛滥于１９５８年的７、８、９、１０月份，毛泽东于８、９月份开始发现并进行调查研究，从１０月起开始力纠，经过一系列工作和会议，一直到１９５９年才得到遏制和纠正。而后，发生了全国性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１９５８年“五风”的影响，是其中一部分原因。
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旧中国留下的一穷二白的极为薄弱的经济基础造成的。这时候虽然已经解放了八、九年，经济发展速度也很高，但是，原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太薄弱了；还打了三年抗美援朝战争。就农业而言，大规模水利建设刚刚开始，机械化、电气化还在计划之中，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以及种子的改良还很不普遍，抗御自然灾害和社会风浪的能力还是很差，总的来说还是靠天吃饭。在整个五十年代以至到文革初期，中国农业虽然有很大发展，但由于重点是改造农业生产基础条件，粮食亩产增加幅度不是很大。中国农业粮食亩产的大幅度增长是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和改革开放的初期，这是由于经过二十来年的奋斗，农业生产基础条件有了极大改善，在这个基础上，又大幅度的增加了化肥的使用。另外，１９５９至１９６１年连续发生了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是建国五十年来范围最大、程度最深、持续时间最长的最大自然灾害；以１９５７年全国粮食产量为标准，１９５９、１９６０、１９６１年三年连续下降的比例分别为１２．９％、２６．５％、２４．４％，是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一个直接因素。正如周恩来１９６０年１０月２９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说：“这样大的灾荒那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
一九六零年，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对我国撕毁援助协议、停止对我国援建项目，催还债务，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三年困难时期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地位的变化，由于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党的队伍特别是干部队伍中发生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蜕化变质现象。建国前后，毛泽东主席曾经多次发出警告，并也领导过“三反”，一九五七年初也发动过群众帮助党整风，但由于资产阶级右派趁机向社会主义进攻，再加上这时候党内已经开始形成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趁机把反右的矛头指向群众，转移斗争方向，没有能很好的解决党的队伍蜕化变质问题。结果，在大跃进中，在部分干部队伍中刮起了严重的“五风”，欺上压下、多吃多占、打骂群众，胡作非为，十分普遍。当群众生活极为困难时，他们还向党中央封锁下情。毛主席正是在力纠“五风”的过程中，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严重挫折中，深化了对党和干部队伍中蜕化变质现象的认识。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就向全党提出了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其中特别是党内产生资产阶级分子、出修正主义的问题。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三年困难时期的“天灾人祸”因素，其中“人祸”就是党内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蜕化变质造成的。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停产和混乱，情况比大跃进中严重多了，时间也长多了，为什么没有发生群众生活严重困难的情况呢？就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中，经过阶级斗争的锻炼，沉重的打击了党和干部队伍的蜕化变质现象，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空前的重视，干部队伍中没有人再敢象一九五八年那样狂吹“五风”、胡作非为；同时，经过解放后近二十年其中也包括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时期的大规模、高速度的经济建设，已经具备了比五十年代末期坚厚的多的物质基础。
在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的广大贫下中农承受了最大的困难。对他们来说，在旧社会中常年累月都是这样过的，甚至比这还要更苦得多。共产党领导他们翻了身，对这些暂时的困难，他们能够理解，并没有多少怨言。他们在困难面前的回答是：“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他们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迅速克服了困难，创建了建设社会主义更辉煌的业绩。那些以三年困难时期为借口恶毒攻击毛泽东时代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他们在那时生活要比贫下中农好多了。他们是站在被推翻的三座大山立场上，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倒打一耙，把主要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罪恶，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恶，反扣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在这种歪曲蒙混欺骗宣传下，旧社会的罪恶看不到了，资本主义的罪恶看不到了，好象在这以前的旧中国时代人民的生活要比这时候幸福似的，一控诉就是毛泽东时代的“浩劫”、“黑暗”、“专制”、“法西斯”，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改革开放制造舆论。
３、现在有很多资料证明，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中的表现并不光彩。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和同在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派出大批工作组把数以万计的普通学生、教师打成反革命，更多的人受到各种各样的迫害，挑动群众斗群众，重演一九五七年利用反击右派之机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干部群众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故伎，是文化大革命中混乱和分裂的最主要的原因。大跃进中，他和“五风”的源头刘少奇在中央领导第一线，他们不仅直接主管宣传部门，对煽动狂吹“五风”负有无法推卸的责任，而且或亲自出马狂吹“五风”，或纵容包庇支持狂吹“五风”、不顾人民死活的领导干部。
苏联的赫鲁晓夫通过《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背叛无产阶级革命，受到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的彻底批判，变得臭不可闻。
邓小平不敢如法炮制，就转弯抹角地“摸着石头过河”，公然无视新中国的巨大成就，抓住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中的某些属于支流的而且有些要由他负主要直接责任的问题，瞪着眼说假话，抛出“发展缓慢停滞论”，诬蔑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极左”，公然否定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时代，否定了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创造性发展，为推行反革命复辟的“改革开放”制造根据。这在实质上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没有什么两样，又演绎了一场现代的“指鹿为马”剧，只不过是手段更恶劣，后果更严重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