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批共产党的叛徒邓小平的反动谬论之十——“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 [复制链接]

转载者按：2003年的文章难免有时空背景的局限性。作者对“党”、对华国锋、对所谓四人帮的认识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但是这并不影响作者批判邓小平的正确性。

                                                     “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

    第十个似是而非，以假乱真的“新马克思主义”特色理论的经典提法与口号是：“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

    邓小平提出这个不伦不类的口号与方针，其目的首先是要从理论上回答改革开放以来他那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论的。是用来说明他所设想的那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别的，就是“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就是邓小平穷其毕生的精力思考的，从马克思到毛泽东都一直没有真正搞清楚的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从而才真正地使社会主义第一次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在党的十五大召开前夕，江泽民和党中央第一次正式提出“邓小平理论”这个理论的政治的重大命题时就指出，邓小平理论的全部主题就是科学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邓小平自己也曾经指出过：“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96页）他认为，他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发动和坚持的改革开放，就是要解决这个重大问题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邓小平就再强调地指出：总结我们党建国后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教训，过去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没有真正搞好，首先就在于“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他同时指出：不仅中国共产党过去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7、138页）。他特别狠狠地批评“斯大林的那个社会主义模式僵化了”。而后到了1988年，他对这个重大主题的研究似乎有了一个很大的进展，因而他在接见一南美洲国家的领导人时又指出：“不过什么叫社会主义的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1页）

    但是我们在这里也必须实事求是地指出，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第一次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著名口号时起，其后历经十多年的时间，他虽然翻来覆去地再强调讲这个重要口号，但又从来没有从理论上去具体地回答这个重要问题，因而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像十二大之后党的第二任总书记赵紫阳所实事求是地指出的：“谁也说清。”一直到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和党的十四大上，邓小平才先后通过他退下来后选定的新接班人党的第三任总书记江泽民最终进行了具体的回答。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邓小平和江泽民这时给予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具体答案就是：“市场社会主义！”那么我们党又应当怎样去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去建设有中国社会主义呢？邓小平和江泽民这时的具体回答就是：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的道路。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所提出的关于市场经济问题的那“51个字”的经典提法与口号，就是专门为此而进行论证的。

    全党同志都还清楚地记得，邓小平这个“51个字”的经典论断和其“市场社会主义”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模式一出笼，就被我国铺天盖地的理论宣传一下子捧上了天。作为一个历史的重要界点，被党中央正式命名和定性的这个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和形成，不但标志着邓小平最终科学地回答了由他自己所设立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理论的与历史的重大课题，而且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最终形成，同时还标志着“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从而被党中央正式地树立起来了，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地上第一次真正高高地升起来了！

    那么，由邓小平第一次所创立的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又应当怎样给其定们呢？虽然党中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都回避了这个问题，而并未直接地作出过相关的结论，但这个任务实际上已经由我国主流派的理论家精英们代表党中央回答了。他们的结论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和创立，从而给马克思主义创立150多年以来的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论画了一个句号。这也就是说，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他们共同坚持了150多年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论，压根儿就是十分荒谬和错误的，因而被邓小平、江泽民在新时期所第一次创立的光焰无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给一举彻底打败了，并最终地画上了句号，从而胜利地结束了它150多岁的空想主义的生命。它同时意味着只是从邓小平和江泽民开始，社会主义才第一次真正地从空想变成了科学。这就是我国那帮精英理论家们所给予的邓小平、江泽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科学定位。

    但是我们必须说，邓小平和江泽民及其追随者那帮主流派的理论精英与政治精英们，你们的这个牛皮吹得也实在太大了！其实党和人民都清楚得很，邓小平和江泽民作为党的重要领导人，其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本来就谈不上，甚至连同最普通最简单的理论逻辑常识都弄不懂，却跳出来冒充马克思主义的大理论家而大发宏论，大吹牛皮，还要把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所坚持的伟大科学理论一齐画上句号，这不有些太狂妄、太不自量力和太无耻了吗？！

   在这里，我们无须从总体上去批驳这些反动牛皮和反动谬论了。我们党内只要稍有一点理论水平的同志就可以看出，邓小平南巡讲话中所提出的那“三句话，51个字”的经典特色论断，无疑是一个狗屁不通的从理论到实践的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谬论。

    首先从理论上来讲，邓小平的这一被捧上天的经典特色论断，在逻辑上的混乱几乎到了不伦不类的荒谬绝伦的地步，可是邓小平自己及其追随者中那帮理论精英与吹鼓手们，却不知羞耻地将其命为一种最伟大的科学理论体系，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伟大的科学理论创造与建树，这怎么可能呢？！

    我们看到，邓小平那“三个句话，51个字”的特色论断中，共涉及到两大系列六个属性不同的具体概念：计划、计划调节与计划经济；市场、市场调节与市场经济。很显然，这两大系列的六个概念分明都不具备有同一性，然而就在同一篇文章中的同一段论述中，邓小平却十分荒谬地把这六个不同属性的概念混为一谈，并且任意地从概念的一种涵义随意地跳到另一涵义上，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理论概论在逻辑上的同一律的要求。邓小平自己或者根本就不懂得形式逻辑中同一律的要求，或者是在那里玩弄其政治上的伎俩，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并且这种做法在哲学上政治上讲都已经不是一个逻辑混乱的简单问题了，而是一种典型的诡辩与偷换概念的错误与伎俩。作为常识，我们都应当知道，“市场”的概念，它所指的还仅仅是交易的场所，而并没有别的意义，比如城乡间的各类集市、各类百货大楼、各类超市、各类专业经销门店、各类批发贸易交易中心、以及各类股票证券交易中心，等等，都是市场；而“市场调节”所指的则完全是一种调节市场供求关系以及社会生产的手段了；“市场经济”则指的又完全是一种建立在特定所有制基础之上的经济运行体制与经济管理体制，它所反映的已经是一种经济关系总和的概念，因而完全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体系的概念了，它们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同样地，“计划”、“计划调节”和“计划经济”也根本不是同一属性的概念，也是不能混同为一回事的。可是邓小平却把这两大系列六个根本不同属性的概念混同为一回事，并且又把它们都归结为一种经济调节的手段，从而便十分神奇地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这里走向了一致和趋同。邓小平、江泽民及其追随他们的那帮主流派的理论家精英们，他们也都十分清楚地知道，他们所鼓吹、所领导推进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要建立的当然是市场经济体制即市场经济的制度体系，而并不是什么市场手段；他们所领导建设的和全力发展的同样也是市场经济，其真实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抹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从而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来取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一句话，就是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计划和市场，本来是个很古老的概念了，从有私有制和国家以来，就有计划和市场了。从奴隶社会开始，那时的社会就已经有市场的存在了，那时的国家就开始制定自己的国家计划了。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时期就更不用说了。但是，作为一种国家社会经济形态的市场经济，则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历史阶段的事了。作为一种国家社会经济形态的计划经济，则是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历史阶段的事了。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已经是一种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形态了，已经是一种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到与经济运行体制制度总和性质的概念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它已经是一种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的形态了，已经是一种反映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与经济运行体制制度总和性质的概念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讲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都是在这种意义上讲的。列宁在1906年5月写的一篇《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的文章中，就曾十分深刻地指出：“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列宁全集》第13卷第124页）列宁的这段话，是在批判当时国家杜马中的“劳动派”，即他称之为的“小市民社会主义者”起草的主张把“所有的人变成平均化的‘业主’”即“小经济”的土地法案时讲的。列宁在这里，就是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资本力量和货币权力为基础的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的；而把建立在“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归工人阶级所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经济，则称之为“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列宁无疑是很正确的，作为理论常识和社会常识，经济运行体制和管理体制在根本上都是由所有制关系决定的，不同的所有制关系决定了不同的经济运行体制与管理体制，正像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体制与管理体制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那样，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则决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体制与管理体制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邓小平和江泽民完全离开所有制关系，完全离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在所有制关系上的根本不同与对立，却在那里孤立地谈论什么经济体制和经济管理体制，并要使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走向趋同，都去实行同一性质的市场经济运行体制与管理体制，这不仅是十分荒谬的，而且是十分反动的。邓小平和江泽民的目的，其实质就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漂亮口号下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来取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就是他们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根本战略目标。在世界历史上，社会主义制度同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是从来没有过的，邓小平和江泽民大讲这种结合完全是用来骗人的，他们在实际上所推行的也只能是私有化同市场化的结合，此外是不会有第二种可能的！

    其次，从社会实践上来讲，我国从1979年以来所推行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所大力推进的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已经使我国一步一步地从市场化走向了私有化和资本主义化。

    党的十五大特别是十六大以后，党中央进一步在全国范围里大力推进“国退民进”加“MBO”式的大规模的私有化，企图通过我国社会经济制度向全面私有化的根本转型，来实现同市场经济的全面结合，进一步把他们从根本上消灭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目标变成现实。从世界范围里看问题，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不仅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实践，而且南斯拉夫市场化改革的实践和苏联东欧原社会主义各国市场化改革的实践，其结果都变成了市场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全都搞的是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结合，而没有一个国家搞的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结合。这都充分地证明，所谓市场社会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根本上都是从社会主义一步一步地向着资本主义的和平过渡或演变，一旦这种过渡和演变全面地完成了，改革也就结束了。因而，历史的逻辑同样证明，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只会有市场资本主义的存在，而绝对不会有什么市场社会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存在。

    党和人民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二十多年来，我国所进行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第一步就把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济全面摧垮了；第二步又把城市国营经济也从根本上摧垮了，使我国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中长期积累起来的数万亿的国有资产私有化，把中国绝大多数国有资产和千百万工人阶级劳动者双双出卖给中外资本家，并且把中国工人阶级全部地打成了打工仔，十分残忍地夺走了亿万工人劳动者的“铁饭碗”，使千百万工人下岗失业，同时，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地上，一个一个血汗工厂遍布人国，使千万、亿万计的工人阶级重又沦为雇佣奴隶，重又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这种血淋淋的铁的事实面前，党和人民还能够继续地允许他们用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及其市场化改革的口号来骗人吗？！还不应当把邓小平、江泽民所制造的这种祸国殃民的反动理论丢进历史的垃圾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