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清源辩护——清源决不是托派（谈8964）
作者：李新民
清源在其蓄意杜撰的《试评8964的性质（征求意见稿）》中如是说，“8964的主导成分是有目共睹的，这个主导成分是当时代表自由资产阶级自由派“my”分子，而不是无产阶级。这个“运动”的主要矛盾是在其主导成分自由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之间展开的，尽管其中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其他面矛盾，尽管有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反抗资产阶级统治压迫的矛盾和斗争。”因此，“8964不具有历史的革命性、进步性。”有网友根据清源这篇文章认为，清源的“托派倾向十分严重”。
本人认为，这种判断是非常错误的。清源没有丝毫的“托派倾向”！而是披着马列毛主义外衣招摇撞骗的三中全会派分子，是邓小平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反动集团的忠实走狗。
一、彻底否定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清源在这篇文章的第五部分说，“资产阶级在取得对封建地主阶级的胜利以后，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已经转变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无产阶级是社会的革命阶级、进步阶级，具有历史的进步性。而这时的资产阶级就由原来的革命阶级、进步阶级转变为反动、没落的社会阶级。”又说，“8964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是自由资产阶级试图突破官僚资产阶级的限制而展开的矛盾和斗争，是资产阶级自身的发展和运动趋势，当然也就不具有历史的革命性、进步性。”
如果清源这些理论观点是正确的，符合唯物史观。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中国近三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数百次农民大起义，也“不具有历史的革命性、进步性。”因为在清源之流看来，“封建地主阶级在取得对奴隶主阶级的胜利以后，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已经转变为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资产阶级是社会的革命阶级、进步阶级，具有历史的进步性。而这时的封建地主阶级就由原来的革命阶级、进步阶级转变为反动、没落的社会阶级。”我们换一种方式说，就会更加清晰地看出清源之流这种理论逻辑是如何地无耻了。按照清源上述理论，在封建社会里，只有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才“具有历史的革命性、进步性。”那么，农民阶级既不是革命阶级，更不是无产阶级，因此他们与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既不是资产阶级革命，也不是为了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更没有推动历史向资本主义迈进。因此，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精神奴役的斗争就“不具有历史的革命性、进步性。”这种思想与历朝历代的剥削阶级及其文人诬蔑农民起义军是草寇、山贼或饷马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大清未年的百日变法，虽然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贵族集团的血腥镇压而失败，但这是一次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意味的维新运动。因此我们认为，由光绪和康梁等人主导的维新运动不仅是革命的，也是进步的。如果按照清源上述一系列逻辑，那么光绪皇帝和康梁等人与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贵族集团不仅是封建统治阶级中两个不同的政治派别，而且两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也是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是“试图突破”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贵族集团的“限制而展开的矛盾和斗争”！因此光绪皇帝和康梁等人与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贵族集团的斗争，就“不具有历史的革命性、进步性。”由清源之流这些无耻逻辑演绎出来的这些结论，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吗？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一切反抗剥削、压迫和奴役的斗争都是革命的、进步的。1989年春夏之交，由全国高等院校青年学生发起，迅速波及全国各地大中小城市和部分农村的那场反抗邓小平为首的特色党法西斯统治的政治运动，是资本主义复辟以来全国范围内规模最大的一次工农群众自发地反抗资本主义复辟的群众运动。尽管当时的人们，尤其是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和大庆等地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已经具有了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阶级意识，但是由于没有统一成熟的领导核心，没有认清邓小平为首的特色党法西斯强盗的本质，也没有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邓小平打着改革开放旗号复辟资本主义这一政治纲领，那场轰轰烈烈的群众反抗运动持续两个多月之后，最终被打着马列主义旗号、披着社会主义外衣、戴着共产党桂冠的邓小平资产阶级政府血腥镇压下去。
二、工人阶级意识觉醒是1989年春未夏初群众运动的思想基础为了顺利实现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邓小平为首的特色当局不仅需要详细了解工人阶级对他们打着改革开放旗号复辟资本主义的看法，而且更需要及时、准确地掌握工人阶级的生产、生活和思想动态。1982年3月初至4月中旬，以邓小平为首的特色当局组织第一机械工业部、纺织工业部、建筑工程总局等单位成立11个调查组，对鞍山钢铁公司、第一汽车制造厂、南京无线电厂、大连造船厂、上海第十七纺织厂、大同煤矿、大庆油田、郑州铁路局、广州远洋运输公司、北京第三建筑公司和上海第一百货商店等单位工人阶级的生产、生活和思想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第一机械工业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调查组在《关于第一汽车厂职工队伍状况的调查报告》中说：
“有一些中年工人对取消‘四大’公开表示不满，说‘“四大”是毛主席给我们的权力，现在毛主席不在了，“四大”也取消了。’”
还“有的说：‘现在是社会主义的样子，资本主义的路子，封建主义的影子，官僚主义的作风，我们不能再被愚弄了。’”
“有的工人问调查人员：‘工人现在到底是不是主人？’，有位老工人说：‘我们过去是主人，现在不是。’‘谁当厂长谁是主人’，‘工人阶级现在是社会的最底层’，‘工人是活工具，没有社会地位，除了干活啥也没有。”
“有的人说：‘现在有些党员丢掉了大目标，混日子，捞好处，一个心眼搞家庭建设，政治素质太差。’‘彻底查一下，党员中有多少是真搞马列主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
这还仅仅是特色当局的官僚机构于1982年发现的问题，那么到了特色政府的官僚党棍们更加腐败、社会风气更加恶化，官倒之风日益猖獗的1989年，认识到资本主义复辟的人会比1982年更少吗？由此可以看出，经过文化大革命演练的中国工人阶级和北京市民自发地参与1989年那场反抗特色党法西斯统治的群众运动决不是一时心血来潮。
尽管当时只有少部分工人清晰明确地认识到，邓小平集团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但更多的人则凭现实生活中的简单对比和亲身感受，把邓小平几十年来的所作所为和特色政府各级官僚们贪污腐败行为与资本主义复辟联系起来。曾经接受文化大革命洗礼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工人阶级对特色政府各级官僚贪污腐败行为的切齿痛恨，对那些曾经跟随毛泽东打江山的所谓“老革命”、“老干部”们的子女靠着老子的特权、地位和当时的价格双轨制走私、倒买倒卖国家紧缺物质等行为的深恶痛绝，对邓小平提出的唯心主义实用哲学黑猫白猫理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路线的深刻认识，对自己主人翁地位一步步沦丧的质疑和忧虑等等，都标志着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渐渐觉醒。正是工人阶级渐渐觉醒的阶级意识和文化大革命造反精神的鼓舞，使全国各地尤其是北京、上海、天津、西安、沈阳和大庆等地的工农群众，从运动一开始就给予热情的支持和关注。运动前期，北京市民和广大工人群众为绝食请愿的青年学生送水送饭；运动中期，邓小平匪帮调集军队进城准备镇压时，北京上百万工人和市民高呼“反对暴力!反对军管！”等口号设置路障阻止军队进城。这些铁的事实都是我们从当时的电视、报纸中看到的。连邓小平为首的官僚集团都不敢无视的历史事实，政治流氓清源都敢否定，这个邓小平法西斯匪帮的孝子贤孙还有什么不敢否定？
军队毕竟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窃取无产阶级政权的邓小平决不会放弃这个阶级压迫的工具。在广大工人和市民的劝说下，个别士兵受到工农群众革命情绪的感染可以放下手中的武器。但由一个个士兵组合而成的军队，在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压力面前必然会变成开枪放炮的杀人工具。只要上级一个命令，士兵们即使不愿直接向学生和工人开枪，也会为了自己的前途和家人的命运服从命令而开枪杀人。只有政治流氓清源才会相信特色党的高级军官都像38军军长那样违抗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命令。在夜色掩护下，积极支持和参与那场自发反抗邓氏党徒法西斯暴政运动的大批青年学生、工人和北京市民，还是被死心踏地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邓小平集团借“人民子弟兵”之手血腥镇压了，而政治流氓清源所说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则被特色党和资产阶级政府一个个放出国外。
三、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是1989年春未夏初反抗运动的主体力量历史上任何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各色人等参与其中，鱼龙混杂都是难以避免的。例如1976年清明节，北京市广大群众自发地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邓小平和胡耀帮等人便借人民群众纪念周恩来这一活动策划了一场反革命暴乱。1981年他们对江青、张春桥等人进行非法审判时，邓小平匪帮还硬说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是江青、张春桥等人的诬蔑和裁脏。1976年的天安门广场事件是这样，1989年春未夏初那场工农群众自发地反抗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群众运动更是这样。始终把邓小平为首的特色党当成毛泽东时代共产党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决不会放弃他们“大展宏图”的机会。他们在那场反抗邓小平法西斯统治的群众运动中上蹿下跳，真正目的就是于利用工农群众对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罪恶和特色政府各级官僚腐化堕落的阶级仇恨，帮助另一个走资派赵紫阳“清君侧”，尽快结束邓小平垂帘听政、欺世罔民的罪恶历史，像俄罗斯那样光明正大地走资本主义道路。
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说，“对方不只是一些是非不分的群众，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不懂得这个问题，就是性质不清楚。”三十多年来，哪些人总是诬蔑人民群众是非不分？那些人对造反派恨之入骨？哪些人最痛恨文化大革命？哪些人最担心邓小平为首的特色党放弃那面骗人的马列主义旗帜？又是哪些人最害怕失去政权被革命群众清算？难道不是死心踏地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邓小平？难道不是以邓小平为首的官僚统治集团？难道不是那些曾经与邓小平一起瓜分毛泽东时代创造巨额财富的三中全会派骨干分子？
邓小平不愧为资产阶级政治家，只有他最善于耍两面派和阴谋诡计隐藏自己，也只有他对当时的形势洞若观火。1983年，特色党召开十二届二中全会时邓小平就强调说：“最危险的是‘三种人’。这些人已经清查和处理了一批，有些已经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有所改正。但却有相当一批立场没有改变而在党内隐藏下来。说他们最危险，是因为：一、他们坚持原来的帮派思想，有一套煽惑性和颠覆性的政治主张；二、他们有狡猾的政治手腕，不利时会伪装自己，骗取信任，时机到来，又会煽风点火，制造新的动乱；三、他们转移、散布和隐蔽在全国许多地方，秘密的派性联系还没有完全消灭；四、他们比较年轻，也比较有文化。他们当中有些人早就扬言十年、二十年后见。总之，他们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党中解决，就会留下祸根，成为定时炸弹。”1987年5月26日，特色党内另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积极分子薄一波在全国整党工作总结会议上再一次重申“清理‘三种人’”的重要意义，并向参加会议的各级官僚党棍通报了特色党自1982年12月以来清理党政领导班子中“三种人”的巨大成绩：“在整党前已进行的几次清查共处理了40万人的基础上，全国（不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又清理出‘三种人’5449名，犯有严重错误的人43074名。”邓小平为首的特色党为什么一个个都对文化大革命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为什么他们一个个都对所谓的“三种人”如此恐惧和仇视？因为当时除了监狱中的江清、张春桥等人和被他们屠杀、关押的所谓“‘四人帮’帮派分子”，只有所谓的“三种人”最有可能识破邓小平、薄一波等人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
尽管当时参与那场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运动的造反派并不像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正确的政治方向，但邓小平那段话的内容足以证明，1989年那场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运动，主体力量正是社会底层的广大人民群众，是全国范围内工农群众自发地反对以邓小平为首的特色党复辟资本主义及其法西斯统治的政治运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反精鼓舞的结果。是革命的，进步的。如果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反精神的鼓舞，没有全国各地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对邓小平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罪恶的仇恨，尤其是没有北京工人阶级与广大市民的参与和支持，单凭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全国各地上蹿下跳地鼓动，决不会发展成1989年春未夏初那场规模宏的反抗邓小平为首的特色党法西斯统治的滚滚洪流。而至邓氏党徒命令军队大开杀戒，资产阶级自由派分子不是落荒而逃，就是被邓氏党徒和特色政府一个个放出国外。
三十多年来，以邓小平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集团为了维护其法西斯统治，始终打着马列主义旗号、披着社会主义外衣、戴着共产党桂冠欺骗工农群众，通过各种手段削弱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1989年那场声势浩大的反对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群众运动也不例外。从运动开始的第一天起，他们一方面故意夸大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危险，把工农群众对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仇恨引导到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身上，另一方面故意歪曲历史，极力淡化直至消除工人阶级在那场政治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但是，从政治流氓清源转帖到文革研究网上的那篇站在资产阶级资产自由派立场上整理出来的所谓《六四大事记》透露出来的少量信息，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出，邓小平为首的特色党于1989年5月19日调集反动军队对北京实行戒严的根本原因是：数百万觉悟起来的工人、市民和大批青年学生加入到反抗特色党法西斯统治的行列。
我们把所谓的《六四大事记》中有关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自发地组织起来参与那场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群众运动的信息摘录如下：1989年……
A）5月初开始，报纸、电视公开报道学生的活动，外地高校学生大量进入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参加首都学生的示威活动。天津5000多名学生骑自行车到北京。声援学生的游行队伍越来越大，接连几天都是一两百万人的大游行，除了学生，工人以外，还有国务院和中共中央的部门。
B）5月17日，北京声援学生的群众游行规模空前，全国除北京以外还有27个城市的170所高校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的绝食学生。赵紫阳、李鹏、姚依林、胡启立，乔石、杨尚昆、薄一波到邓小平家开会，邓小平表示，已经没有路可退了，只有戒严，动用解放军平息动乱。
C）5月18日，广场上绝食的学生已有几百名被送往医院。北京出现几十万人大游行，产业工人居多，同一天，外地上街游行的学生超过了50万。
D）19日晚上决定对北京实施戒严。但是，从5月19日宣布戒严时起，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百万群众堵军车的情况，执行戒严的部队被群众堵在三环线以外，不能进城执行戒严任务。市民自发去堵截军队，高呼口号：“反对暴力!反对军管！”
E）5月20日，学生由绝食改为静坐，提出了“还我紫阳”的口号，搞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希望能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罢免李鹏的职务。群众大规模游行，口号有“李鹏强奸民意”、“小平下台，回家打牌”、“坚持民主、自由、人权、法制四项基本原则”、“一人掌权、集体负责、群众遭殃”等。地铁出口都被学生组织的“敢死队”和成千的市民围住，防止军队从里面出来。天安门广场已经断水，市民们源源不断地把水送到广场。当晚广场上，“工人敢死队”、“市民敢死队”、“工人纠察队”、“市民纠察队”等队伍排列整齐开进了广场。
F）5月22日，丰台区大井附近群众和武警发生冲突，武警试图驱散围军车的群众，双方都有动手。下午“首都工人自治会”的横标出现在广场上。
G）5月23-25日，游行继续，口号变成：“反对军管”“戒严军管，动乱之源”，“罢免李鹏”等。
如果仅仅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街游行、在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邓小平和他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决不会像惊弓之鸟那样恐惧，更不会调集几十万人的兵力来镇压。事实让善良的人们更加难以想象，夹杂着血腥味的硝烟还没有彻底散尽，留在国内的大量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如厉以宁、张维迎、杜导正之流，便被特色党和特色政府重新启用并委以重任，而积极支持和参与那场群众自发反抗运动的广大青年学生和北京等地的工人则被邓氏党徒杀的杀，关的关。这些难道就是政治流氓清源说的“主导成分是当时代表自由资产阶级自由派‘my’分子”？是“自由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类似于前苏联的代表自由资产阶级的叶利钦与代表官僚资产阶级的戈尔巴乔夫之间的矛盾”？世界上还有比政治流氓清源更无耻、更下流的人吗？
从所谓的《六四大事记》透露出来的其他信息可以清楚地看出，资产阶级自由派分子极力夸耀自己在运动前后的功劳和作用，很少提到工人阶级的反抗。而以邓小平为首的特色党和特色政府则极力淡化工人阶级的作用和影响。甚至在戒严之后，“北京市政府”还“组织郊区农民游行，喊‘制止动乱’、‘拥护李鹏’的口号，和学生游行唱对台戏。”用分裂工农联盟的卑鄙手段破坏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自发反抗邓小平复
辟资本主义的群众运动。这一手法与窃取无产阶级革命政权的走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挑起群众斗群众的手法是何等相似！
四、鼓吹自由主义思想的资产阶级分子是少数自由主义思想由来已久，但决非西方资产阶级所特有的舶来品。明朝中后期的思想家李贽就初步具有了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李贽生于公元1527年，卒于公元1602年。这一时期正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蓬勃发展，为资产阶级革命大造舆论时期，也是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时期。李贽提出的“泛爱众、真平等”、“人本无贵贱之分”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提倡个性解放、平等、自由、博爱等人文主义思想毫无二致。因此毛泽东说，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也会一步步发展到资本主义。之后的黄宗羲、龚自珍、魏源、严复直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对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做了贡献。
二十世纪后半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的中国，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资本主义复辟之后，把叛徒华国锋踢下台的邓小平等人肆无忌惮地修正、歪曲直至背离马克思主义，彻底否定毛泽东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路线，必然导致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自由泛滥。因此，特色党内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的真正根源是邓小平早就提出的黑猫白猫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方厉之、刘宾雁、王若望、魏京生和鲍彤等极少数自由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仅是邓小平为首的特色党一手培养和扶植起来的反毛反马克思主义积极分子，也是邓小平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忠实继承者和捍卫者。他们不仅积极支持和拥护邓小平主导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与《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且大部分都和邓小平一样，是混进共产党队伍内部，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分子。正因为如此，以邓小平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在举起屠刀，对参与那场反抗运动的青年学生、工农群众和广大市民大开杀戒时才为他们网开一面，让他们到美国继续进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宣传。所谓惺惺相惜，唇亡齿寒！邓小平为首的特色党对他们的阶级兄弟够宽厚仁义了！否则的话，方厉之、刘宾雁、王若望以及魏京生等人就是插上两对翅膀，也飞不出国门。
当年，本人在某大学读书时，只读到过被称为“黑马”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刘晓波撰写的《与李泽厚对话》；这篇用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对李泽厚（正统右派学者）的传统美学观点提出质疑的文章，不仅语言粗糙，而且思维逻辑也非常混乱。看过资产阶级自由派分子苏晓康和王鲁湘拍摄的充斥着历史虚无主义的电视剧《河殇》，从来没有听说过宣传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方厉之。1989年前后，尽管马克思主义已经被民族主义思想所取代，共产主义理想也不是像毛泽东时代那么清晰明确，但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强大的政治遗产还存在，因此大部分青年学生依然认为当时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共产党还是当年毛泽东时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很多人相信这个早就蜕化变质的“共产党”能够清除自身的腐败走上正途。否则，参与那场反抗运动的青年学生既不会打出反腐败、反官倒的旗号期望特色政府改良，也不会高举毛泽东、周恩来的画像表明自己的立场，北京工人阶级和广大市民既不会支持绝食、静坐的青年学生，更不会直接参与那场反抗运动。
1983年10月，特色党《关于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中指出，目前党内“存在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一些党员和党员干部还没有从过去‘左’倾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们歪曲四项基本原则，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持抵触态度，有的甚至阳奉阴违、公开抗拒；一种是一些党员和党员干部经不起历史挫折的考验和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他们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背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种‘左’和右的错误倾向，都是同党的性质、纲领和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不相容的。”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格拉时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八年多的经历证明，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成功的，总的情况是好的，但不是说没有干扰。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来说，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那么到1989年4月不过两年时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怎么可能一下子成为邓小平和特色党的头等大患呢？1989年5月19日戒严之前的事实说明，真正让邓小平和他为首特色党心有余悸的始终是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左”和文革造反派与广大工农群众。这也是邓小平为首的特色党及其继承者到死都不敢放心地抛弃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的真正原因。阴险狡诈的邓小平只有贼喊捉贼，打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幌子把真正威胁其法西斯统治的文革造反派和积极参加那次反抗运动的工农群众屠杀掉。
以上事实充分证明，方厉之、刘宾雁、王若望、魏京生和鲍彤等鼓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追随他们的青年学生都不过是极少数，而相信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工人农民则为数更少。方厉之、刘宾雁、王若望、魏京生和鲍彤等人的出名完全归功于邓小平集团和特色政府的故意炒作，是为了把全国人民反对邓小平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仇恨引导到他们可以接受的轨道上。根据参与那次运动的人回忆，那些被邓小平和特色政府放出国外所谓学生领袖，基本上都是被资产阶级自由派分子掌握的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特意推出来的，在青年学生当中并没有什么威信可言。
邓小平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统治集团抛出方厉之、刘宾雁、王若望、魏京生和鲍彤等极少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如邓小平以清除精神污染不力搞掉胡耀邦，以分裂党的罪名抛出赵紫阳一样，实质上是树立一个“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的靶子。其目的，一方面是为其出兵镇压那场工农群众自发地反抗资本主义复辟的群众运动寻找一个天然合理的正当借口，在国际国内保住他既彻底反“左”，在反“右”方面也毫不含糊的铁腕政治家形象。另一方面是为了继续欺骗特色党内的普通党员和全国广大工农群众，让那些还没有认识到他们反革命面目的人们相信，他们才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统继承者，他们搞的是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不然的话，以邓小平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既无法在国际国内掩盖们们法西斯强盗的血腥面目，也无法继续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披着社会主义外衣，戴着共产党的桂冠对全国种族人民进行欺骗，邓小平企图彻底地复辟资本主义的美梦也会因此而破灭。只有政治流氓清源至今依然与邓小平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保持政治、思想和行动上的高度一致，并和邓氏党徒一个腔调诬蔑那场工农群众自发反抗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群众运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
五、清源歪曲历史的阶级本质披着马列毛主义外衣的政治流氓清源，不只一次地否定铁的事实，歪曲历史！例如，清源曾经一再宣扬河南南街村继承了毛泽东遗产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公然否定南街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剥削。公然否定魏巍在2008年国际帝国主义在特色帝国举办的、旨在庆祝邓小平等人在中国成功复辟资本主义的奥运会上的资产阶级立场。说魏巍对“四人帮”“这个错误认识是在肯定‘四人帮’的基础上错误的将文革的‘三分错误’归于‘四人帮’。”公然否定魏巍反对文化大革命、诬蔑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历史事实；而魏巍弟子肖衍庆在2008年12月的发表的《极左的纪念是危险的》中关于魏魏对文化大革命和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态度则是这样说的，“我认为他在《人生感悟》里说：“对领袖的判断：其基本点在于看其是否忠于劳苦大众和马列主义原理。对任何伟大人物都没有必要也没有任何权力要求完美、无缺，不出一点失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出了两个少有的坏人和‘否定一切’的‘四人帮’。他个人也有误信、误判，这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我们对此不可讳言，但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应当肯定，不应否定。”说“李成瑞饿死1700万，不是3000万”，公然否定李成瑞自己都愿意为大跃进时期“超线性死亡人口为2158万，约为2200万”这一数据承担责任等历史事实，为“大跃进饿死3000万人”这一谣言提供理论根据的李成瑞辩护；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还不惜把自己的籍贯改为河南郾城。说澄宇从2006年就“完全是一个与qz网、wy对着干、站在批‘和谐’第一线的战士”，公然伪造历史，把惯于投机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肖衍庆塑造成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等等。事实上，澄宇于2008年12月14日还在WY举办纪念毛主席诞辰115周年的讲座上讲“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民主的伟大实践”。
清源对历史事实随意诠释，任意打扮。这决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思想或认识问题。
毛泽东曾经指出，在阶级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烙印。根据这一论断，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阶级社会中的任何一次政治运动，如果没有革命性和进步性，必然具有反动性与腐朽性，二者必居其一，决不存在任何超阶级的政治运动。三十多年来，三中全会派的骨干分子从邓力群、陈云、魏巍、马宾直到他们的走卒范复拜、肖衍庆和范清源等人，大耍反革命两而派。一方面，他们打着马列毛主义旗号招摇撞骗，掩盖其复辟资本主义帮凶的丑恶面目，另一方面歪曲历史，凭空捏造事实，欺骗青年学生和年轻工友们，为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现在，三中全会派的走卒清源又在其蓄意杜撰的《试评8964的性质（征求意见稿）》中，不仅继续按照邓小平为首的特色党的一惯训令编造谎言，说1989年春未夏初那场工农群众自发地反抗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运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泛滥的结果，其“主导成分是当时代表自由资产阶级自由派‘my’分子”，是“自由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类似于前苏联的代表自由资产阶级的叶利钦与代表官僚资产阶级的戈尔巴乔夫之间的矛盾。”而且还公然打着马列毛主义旗号诬蔑1989年那场工农群众自发反抗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运动“不具有历史的革命性、进步性。”为邓小平为首的特色党和特色政府血腥镇压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的反抗提供理论根据。
以上事实证明，清源蓄意歪曲历史，自觉地，诚心诚意地为三中全会派欺骗青年学生和年轻工友效尽犬马之力，为官僚资产阶级维护其统治服务是一惯的，是由其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决定的。现在，清源又如此露骨地帮助邓小平为首的特色党掩盖他们血腥镇压群众运动辩护。这一事实再次证明，清源不仅是披着马列毛主义外衣招摇撞骗的三中全会派分子，是邓小平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反动集团的忠实走狗，更是一个寡廉鲜耻的政治流氓。就是这样一个打着马列毛主义旗号到处招摇撞骗的政治流氓，居然还一再被标榜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某些人、某些网站吹捧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不只是对无数革命先烈们的侮辱，也是对马列毛主义革命理论的亵渎！
二○一二年六月十七日
附：1982年关于第一汽车厂职工队伍状况的调查报告 作者：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
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会同全国总工会，与1982年3月初至4月中旬，就当前我国工人阶级状况组织了一次调查。参加调查的有原冶金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四机械工业部、第六机械工业部、纺织工业部、煤炭部、石油部、铁道部、交通部、商业部、建筑工程总局。由上述11个部局牵头组成11个调查组，选择了鞍山钢铁公司、第一汽车制造厂、南京无线电厂、大连造船厂、上海第十七纺织厂、大同煤矿、大庆油田、郑州铁路局、广州远洋运输公司、北京第三建筑公司 和上海第一百货商店作为重点调查单位，对这些单位职工队伍的状况进行了调查，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一个调查组，对江苏和上海等几个有代表性的大中工业城市的工人阶级状况做了面上的考察。
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
《当前我国工人阶级状况调查资料汇编》(1)
关于第一汽车厂职工队伍状况的调查报告
第一机械工业部，全国总工会联合调查组
一、职工现状
1、总数增长
1958年为18719人，现在46617人，另外还有集体企业和知情厂职工16000人。
2、青年比例大
1966年以后入厂的青年职工占总数的56.5%，其中工人占60.5%。而老年职工的比例分别为12.7%和16.6%，中年职工的比例分别为17.4%和22.8%。
3、学生增加
和1959年相比，来自工人的比例由32.2%下降为20.7%，来自农民的比例由13.8%下降为4.6%，学生由44.8%上升为66.1%。
4、有亲属姻亲关系的职工比例增加
占职工总数的61.5%
5、工程技术人员比例下降
和1956年相比，由12.4%下降为5.8%，工人由74.8%上升为76.4%，管理人员从13.0%上升到17.8%。
6、女工比例大
和1956年相比，从占工人总数的16.5%上升到25.6%，1976年入厂工人中女工比例达到31.8%。
7、技术水平有所提高
平均工资等级为3.29，比1956年的3.88略低，但是普遍存在低级工干高级工的现象。
8、收入有所增加
1981年全厂职工平均年收入为948.2元，而1977年为664.6元，这主要是由于提高了工资和实行奖金津贴制度。全厂职工家庭，比较富裕的占12.6%，中等水平的为41.2%，能够维持的占39.1%，生活困难的占7.1% [1] 。
老年工生活困难的占4.3%，青年工占5.7%，中年工占12.9% [2] 。
9、老工人的劳动积极性
90%以上坚持提前上班到岗，70%坚持出满勤、干满点。张振江，总厂优秀党员、省市劳动模范、锻造分厂机修工人，1976年以来献工13000多个小时，从来不拿加班费，抢修设备150多台，制造设备3台，工科关键设备15台，为国家节约资金120多万元。
二、思想状况
1、积极性下降
合理化建议比五十年代少。1957年职工有18645人，合理化建议4266项，人均0.23项，1981年职工46617人，合理化建议2318项，人均0.05项。
参加业余学习的人减少。1956年参加业余学习人次为156%，而1981年为10.5%。
2、资产阶级思想滋长
有的中年工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采取冷淡态度，失去政治热情，埋头技术。
有的青年工人思想空虚，作风散漫，有些人生哲学是“人生一世，吃喝二字，青春不乐，一辈子白活。”青年工人中犯罪率上升，1981年犯罪的257人中，75.9%是青年工。
有的科研设计人员在争房子、耍牌子、顾孩子、捞票子。有的人接受组织安排任务讲价钱，个人写书搞翻译却劲头十足。有的连搞试验都要收小费。一些人在研究工作中愿意单干，不愿合作，愿当主角，不愿当配角。
个别干部营私舞弊收礼受贿，影响很大。1981年厂纪律委员会受理案件57起，其中涉及领导违法乱纪的占48%。极少数干部以权谋私，有的干部为自己子女要房，有的干部把自己子女安排到有技术、又清闲的岗位。
3、对三中全会后政策的看法
有老工人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就是让大部分人穷下去。”一部分老工人说：“现在干不动了，没人管了，是拉完磨杀驴。”。
有一些中年工人对取消“四大”公开表示不满，说“‘四大’是毛主席给我们的权力，现在毛主席不在了，‘四大’也取消了。”，还有说“如果再搞运动，有的干部非给打死不可。”
青年工人有人说“长知识的时候停课闹革命，拿着小红书四处串联，到北京见到毛主席，后来一个号令被赶到农村，一去四五年，有权有势的人早回来了，我们只好在广阔天地里接受改造，现在只好干这又脏又累被人看不起的活。”有的说：“现在是社会主义的样子，资本主义的路子，封建主义的影子，官僚主义的作风，我们不能再被愚弄了。”
有知识分子说“现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老知识分子落实在钱上，中年知识分子落实在纸上，小知识分子落实在嘴上，还是风声大、雨点小，看不见，摸不着。”。技术人员几乎无人借阅政治方面的书籍，有的说：“先专后红经济实惠，先红后专一事无成。 ”“说一千，道一万，还是业务保险，政治危险。”
就三中全会以来13项方针政策对1723人进行书面调查，赞成的为79.6%，不赞成的为2.2%。赞成打击经济犯罪的有93.4%，赞成取消“四大”的只有59.3%。有人说取消“四大”是“中央不相信群众”；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是“倒退到初级社以前了”，“不如土改以后的互助组”；开放贸易市场是“富了农民小兄弟，穷了工人老大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让大部分人穷下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是“把知识分子捧上了天”，“过去是‘臭老九’，现在是‘香老大 ’”。有的甚至说：“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结论还为时过早”，“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是事出有因，不能把这个‘因’也抹了”，“对毛泽东同志的结论是抽象的，反对是具体的，历次运动也没有现在这样埋汰毛主席的”。
工人和知识分子都觉得分房吃亏，总厂规定，大学生毕业算三年房龄，工人不干，大学生认为算三年房龄自己也吃亏。评定工程师后，工人认为工程师给予分房照顾，是卡了他们。
4、对工人地位的看法
有的工人问调查人员：“工人现在到底是不是主人？”，有位老工人说：“我们过去是主任，现在不是。”，“谁当厂长谁是主任”，“工人阶级现在是社会的最底层”，“工人是活工具，没有社会地位，除了干活啥也没有。”
给出的几个建议：1、恢复干部参加劳动和领导干部、技术专业人员与工人三结合制度；2、扣奖罚款办法要适当，而且要干部、群众“一视同仁”，不可单用于工人；3、职代会不能流于形式走过场；4、坚持班组民主管理制度。
5、对干部党员的看法
群众议论最多的是少数干部特殊化和个别分管分房干部的营私舞弊。调查当中，我们到处听见“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呼声，群众来访也多是这类问题。
有的人说：“现在有些党员丢掉了大目标，混日子，捞好处，一个心眼搞家庭建设，政治素质太差。”“次奥查一下，党员中有多少是真搞马列主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
根据1723人的书面调查，认为当前主要弊病是干部特殊化的有1224人，占71%，比例最大。有的说：“少数干部的不正之风，引起了大片不满，如再迁就就不得了。”“目前，党风不改变，国家的前途，‘四化’的前途就没有希望。看到一些党的干部搞不正之风，干劲都没了，对‘四化’也失去了信心。”“干部自身不正，没法教育人，谁听他的？好话说千遍，不如好事做一件。”一位科长说：“社会风气和党风，关心这件事的人极多，中央抓了一下还是有效的，但是不正之风给群众的烙印太深了！解决党风，首先要领导干部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我们在基层工作，最困难的也是这件事，嘴不硬，没说服力。”
[1] 比较富裕指家庭人均月收入超过45元，中等水平指人均月收入30-45元，能够维持指人均月收入18-29元，生活困难指人均月收入低于18元
[2] 老年工指1957年前入厂，中年工指1957-1965年入厂，青年工指1966年以后入厂。
